寫作歷史人物傳記，理當保持自己的學術品味和學術標準。即使是各種已出版的資料集、年譜、回憶錄，並非都可直接當第一手史料來利用。就算較具權威地位的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的毛澤東文集文稿、年譜傳記，引用時也要謹慎和採取考據態度


　　老高按：俄羅斯世界盃足球賽衝擊正常日程，我這個偽球迷也禁不住誘惑，放縱了幾天“外行看熱鬧”——四年才一次嘛！
　　下面接着轉載楊奎松評潘佐夫《毛澤東傳》一文的下半部分。明天再來刊登潘佐夫對楊奎松的反批評。看“潘楊之爭”雙方在學術綠茵場上如何打防守反擊吧！


　　評潘佐夫的《毛澤東傳》——兼談潘書中若干史實錯誤（下）

　　楊奎松，《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3期，注釋從略。

　　（續前）6、對若干史實錯誤的辨正

　　上文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潘書的歷史敘述，與學界在許多重要史實研究上所取得的進展相比，是有距離的。一部研究型的歷史人物傳記，尤其是強調自身具有史料價值的歷史人物傳記，無論如何應該重視與已有研究成果進行對話。忽略對話，只滿足於個別材料的引用和新觀點、新說法的提出，勢必會因研究上的脫節，造成許多史實上的或史料解讀上的錯誤。
　　為說明潘書中這類錯誤的嚴重性，我在下面選取了該書第三篇至第六篇中10個較大的問題稍加辨正與說明。對這幾篇中一些一望而知的錯誤，我亦擇要以表格形式列出，唯不再做具體分析。

　　（1）第三編第二章講毛澤東在中共三大上對國共合作政策的態度傾向時，作者運用史料的方法頗讓人奇怪。長期以來，很少專業研究者不知道三大會議發言等第一手史料，僅見於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當年的工作筆記和報告書信。作者在書中也多次引用馬林檔案，但在談到毛在中共三大上的表現及態度問題時，卻放着馬林檔案基本不用，主要轉述張國燾幾十年後回憶錄中的說法以為敘史的根據。
　　作者依據張國燾回憶在書中寫道，毛澤東在會上和他及蔡和森一樣，都對共產國際要求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政策規定持不同意見，反對馬林和陳獨秀等輕視中國無產階級的力量。只是毛的態度不如蔡和張那麼堅定。作者引述張回憶錄中的說法稱，大會決議投票通過後，毛“以輕鬆的語調表示接受大會多數的決定”，蔡則“沉重的說……服從多數的決定”，張最堅定，聲明“保留原有意見”。作者據此描述稱，毛在會上一會兒“支持張國燾和蔡和森”，一會兒對在中國發展群眾性政黨和工人運動“抱悲觀態度”；一會兒認為“中共不應只看見局處廣州一隅的國民黨”，一會兒表示“我們不應該害怕加入（國民黨）”；剛剛還投票反對大會決議草案，決議通過後馬上又宣布“接受多數人的決定”。（第172—173頁）
　　馬林在筆記中又是怎麼記述中共三大上的會議發言及如何向共產國際報告的呢？馬林寫道，會上對共產國際黨內合作持異議的主要是蔡和森和張國燾二人。蔡堅持獨立發展工人運動，張國燾堅稱“發展共產黨的唯一途徑是獨立行動，而不是在國民黨內活動”。同樣從事過工人運動的毛澤東和本身就是工人出身的王荷波、鄧培等代表卻明確講，中國工人只“關心改善生活條件的問題”，充其量擁有民族主義情感。毛並告訴馬林：“他對（湖南）工會組織已拿不出任何辦法，所以十分悲觀。”毛在發言中還明確表示，他不認為國民黨是資產階級的黨，是“小資產階級控制了國民黨。我相信目前小資產階級能夠領導。這就是我們加入國民黨的原因……我們不應該害怕加入國民黨”。正因為如此，毛在中共三大會議召開期間就按照馬林的口徑，寫了專文發表在會後出版的中共中央機關報上，公開呼籲全國中小商人聯合起來，“領袖全國國民”，以掀起國民革命。
　　這也正是為什麼，毛澤東會在中共三大上取代張國燾，不僅順利當選三大中央執委，而且做了中央局的秘書，成了黨的最主要領導人之一。當然，馬林原先更看重瞿秋白。他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特別提到，三大上中共黨的領導人中陳獨秀、李大釗和年輕的瞿秋白表現是最出色的，他衷心希望瞿能夠做陳獨秀的助手，協助陳在中央工作。“可惜他的健康這麼糟糕”，“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絕不能從事繁重的工作”。在這種情況下，年輕的毛澤東對共產國際聯合戰線政策堅定擁護的態度和表現，自然就贏得了馬林和陳獨秀的認可。

　　（2）第三篇第三章作者引述青年共產國際代表達林1924年2月給共產國際東方部的信稱，身為中共中央代表的毛澤東竟然在青年團全會上公開宣稱“國民黨是一個無產階級政黨”，“階級陣線應該拋棄”。達林為此致函中共中央，要求他們另派一位新的代表來替換毛。作者據此寫道：“達林是在自尋煩惱。由於鮑羅廷的影響，當時幾乎所有的中共領導人都持差不多同樣的見解。”作者舉出的證據是：“1924年2月，中共中央執委會批准了《關於國民運動的決議》。”主張“吸收工人、農民和城市中間階級的代表加入國民黨，以擴大國民黨的群眾基礎”，“把自己轉變為國民黨內的非法組織，做好奪取國民黨的領導權的秘密準備。”書中緊接着告訴讀者說，4月，“共產國際執委會不得不對這種‘偏向’做出截然相反的反應，以圖扭轉航向。”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隨後來到上海，於5月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擴大執委會會議，否定了中共中央2月的這個決議案，規定了新的方針。維經斯基轉告中共中央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主張是：我們“在國民黨內工作只是‘手段而非目的’；目的是加強共產黨，使之為下一階段奪取全國政權的鬥爭做好準備”。（第192—193頁）
　　首先，中央二月決議關於擴大國民黨的群眾基礎，“把自己轉變為國民黨內的非法組織，做奪取國民黨領導權的秘密準備”的主張，與毛2月講話稱“國民黨是一個無產階級政黨”，“階級陣線應該拋棄”，能稱得上是“同樣的見解”嗎？
　　其次，共產國際4月關於“加強共產黨，使之為下一階段奪取全國政權的鬥爭做好準備”的主張，與中共二月決議關於擴大國民黨的群眾基礎，“把自己轉變為國民黨內的非法組織，做好奪取國民黨領導權的秘密準備”的主張相比較，有什麼本質的不同嗎？
　　顯然，作者在這裡沒有弄清楚自己轉引的所謂毛澤東2月講話、中共中央二月決議案和共產國際4月指示這三段話之間究竟存在怎樣的問題。
　　中共中央1924年的二月決議案是不是受到了5月召開的中央執委擴大會議的批評呢？是。但五月會議批評的是潘書說的這個《關於國民運動的決議》嗎？不是。
　　作者本人是否讀到了自己引述的這個1924年2月中共中央執委會批準的《關於國民運動的決議》，頗值得懷疑。因為他在正文中既沒有直接引述文件中的文字，也沒有給出文獻資料的出處所在。
　　查相關史實和五月會議批評的文字，我們不難發現作者弄錯了二月決議案的標題和內容。
　　這個二月決議案，標題應該是《同志們在國民黨工作及態度決議案》。該決議案的主旨按共產國際4月指示和中共中央5月會議的觀點，確實偏“右”。因為它強調的是，全黨同志要千方百計維護好兩黨“忠誠的合作”，“不可因他們以往的缺點，預存嫌惡藐視的心理”，不可在國民黨內和右翼起爭論，必須“盡力避免不必要的衝突”，要努力使國民黨“真變成一個有組織能行動的黨”，等等。也因此，決議中沒有，也不可能有什麼“把自己轉變為國民黨內的非法組織，做好奪取國民黨領導權的秘密準備”之類的文字。
　　同樣，也只有在這樣一個二月決議案的基礎上，作者所稱達林關於毛的講話，以及“當時幾乎所有的中共領導人都持差不多同樣的見解”的說法，才可能是成立的。

　　（3）第三篇第四章作者在說明1926年中山艦事件的過程中，稱“在布留赫爾不在的情況下”，“只有鮑羅廷好歹能夠維持住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內部脆弱的力量平衡”。由於蘇聯駐華南軍事顧問團團長季山嘉無視蔣介石的存在，“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也有意利用季山嘉來敗壞蔣介石的名聲”，“蔣將軍出手了”。3月18日，“蔣命令中山艦政委、共產黨員李之龍把這艘軍艦開到黃埔軍校附近以執行警戒任務。當李奉命將軍艦開到軍校附近的停泊處之後，他又突然被指責為企圖‘譁變’，蔣由此捏造了一個‘共產黨政變’的流言”。20日，“他宣布廣州全城實施戒嚴，逮捕了一些共產黨員，派兵包圍了蘇聯軍事顧問的住所”。“一時間，廣州城裡到處貼滿了蔣發布的告示，其中稱：‘我信仰共產主義，我本人幾近共產分子。但中共黨人把自己出賣給俄人，成了其走狗。因此之故，我決意反對他們。’這次事變給蔣帶來的直接收穫是：季山嘉及其副手羅加喬夫和拉茲貢立即就失勢了，而他信任的布留赫爾則再次被任用了。”（第214—215頁）
　　有關1926年3月20日中山艦事件問題，俄羅斯國家社會和政治歷史檔案館保存有不少當時在廣州的蘇聯軍事顧問、蘇共中央軍事代表團以及共產國際人員事前事後的信件、報告資料，其中不少內容也已經刊布發表在潘書常常引用的《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檔案》這部資料集裡了。但奇怪的是，作者的這段敘述及其引文，沒有任何一條源自於當年這些檔案史料。書中關於這一事件只有3條資料，其出處除一條系轉引外，兩條均源自於事隔四五十年後的個別俄國人的回憶錄（其中一位事變期間還不在廣州），因此不確及錯誤處甚多。
　　首先，“在布留赫爾不在的情況下”，“只有鮑羅廷好歹能夠維持住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內部脆弱的力量平衡”的表述，很容易造成誤解。一來，讀者很容易以為鮑羅廷當時還在廣州，因而會對鮑羅廷為什麼在事變過程中沒有起作用感到好奇。事實上，鮑羅廷當時也已離開了廣州。二來，說只有鮑羅廷能夠維持住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內部脆弱的力量平衡的說法，很容易讓人誤以為中山艦事件發生的主要原因是國民黨中央內部的矛盾問題，這不僅與事實不盡相符，也和作者隨後對事變發生原因的解讀對不上號。
　　其次，前面說“布留赫爾不在”，後面又說事變後蔣信任的“布留赫爾則再次被任用了”，給人印象好像布留赫爾只是暫時離開了廣州，因蔣對他十分信任，故事變後其他蘇聯顧問有些被解職，布留赫爾“再次被任用”。實際上，布留赫爾在事變發生半年前就因舊傷復發不得不回莫斯科，季山嘉已經接替了他的軍事總顧問一職。蔣趕走季山嘉後，堅持要求蘇方將布留赫爾派回廣州，經莫斯科同意後，布留赫爾5月30日再來廣州，這才有“再次被任用”的情況發生。
　　再次，作者說明此一事變發生原因時，只談到季山嘉如何“低估”甚至“無視”蔣介石，聲稱季山嘉“試圖將國民革命軍置於他個人的嚴密控制之下”，給人印象，蔣發動事變主要是要從蘇聯顧問那裡爭奪權力。實際上，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更直接的導致蔣、季衝突的原因作者沒有注意到。那就是，蔣一直在布留赫爾的幫助下在做北伐的準備，在剛剛結束的國民黨二大上他並公開宣布了北伐的意圖，沒想到卻遭到了新來的軍事總顧問季山嘉的反對。雙方之間隨後的隔閡、猜疑及其矛盾衝突，均由此而發。蔣必欲驅逐季山嘉而請回布留赫爾，原因也正在於此。
　　這段敘述中還有不少錯誤，比如作者引用的兩位俄國人的回憶都清楚地記述李之龍是中山艦艦長，作者卻稱其為中山艦“政委”；比如說汪精衛有意利用季山嘉敗壞蔣的名聲，這在兩部回憶錄中都無記載，也未見其他檔案史料的證明。又如說事變發生後廣州城到處貼滿了蔣發布的“我信仰共產主義”，但不能容忍中共“把自己出賣給俄人”做走狗等內容的告示，這本屬一看就不合情理的道聽途說，作者卻當成事實來敘述。實際上此說出自切列潘諾夫的回憶錄，唯切列潘諾夫事變時並不在廣州。他在回憶錄中也只是說，這是他後來聽說的蔣當時沒有發出的“某些傳單”之一。

　　（4）第五篇第一章稱1930年8月初中共中央負責人李立三得知紅軍打下長沙後，想“要挑起一場蘇聯會最終取得勝利的世界大戰”。斯大林得到消息後，當即“對李立三發出一道威脅性的命令：‘立刻到這兒來’”。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的要求下，中共中央於9月末召開了一次極為保密的擴大全會，但“李立三在黨內很有權威”，無論是剛從莫斯科回來的周恩來、瞿秋白，還是共產國際遠東局代表，“對他都無能為力”。故會議最後僅僅承認犯了策略和組織上的局部錯誤。作者接着寫道：“對此，斯大林再也沒有耐心了。他迅速把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遠東處的領導巴維爾·米夫派到中國來。”米夫10月到達上海，於1931年1月初在上海召集了新的中央全會擴大會議。“在會上，僅憑他的一句話，就讓他以前的學生陳紹禹……當上了政治局委員，此人以前連中央委員都不是。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另一位畢業生沈澤民……當選為新的中央委員會的候補委員。為了支持這些決定，米夫邀請了一群他在莫斯科教過的學生來參加會議。這些年輕人沒一個是中央委員，卻占了與會人數的三分之一！”（第322—324頁）
　　作者用了近3頁篇幅敘述這一情況，總共使用了6個注釋，其中兩個是解釋性的，一個是借張國燾回憶評論米夫為人的，一個是藉助一本中國學者整理的資料介紹幾個留蘇學生姓名的，只有兩個注釋屬於引文注釋。但作者使用的這兩條注釋都不準確。一條注在斯大林“發出一道威脅性的命令”後面，查原注文獻，裡面並沒有提到斯大林，說的是在1930年8月25日聯共（布）中央書記莫洛托夫主持的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的電報草稿，其中要求“李立三同志儘快到這裡來”。雖然用語中提到“儘快”（英文為immediately），卻沒有“命令”的意思，也看不出“威脅性”。這也是為什麼，中共中央接電後毫不猶豫地“請求不要把李立三召到莫斯科”去，又過了半個月之後，遠東局還在擔心李立三可能根本就不會去莫斯科。
　　在這裡作者發生誤判和誤讀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誤以為斯大林在李立三在8月初政治局會議上發表上述狂妄的講話後不久，就得知了李的言論，並想當然地認為8月25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肯定已經知道了李立三兩周多前的講話內容，讓李立三到莫斯科來一定是斯大林的主意，而9月下旬召開的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也一定是按照斯大林的要求進行的。既然斯大林有此嚴厲指示，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卻敷衍了事，只承認犯了策略上和組織上的錯誤，作者自然也就想當然地認為這是因為“李立三在黨內很有權威”，中共領導人和遠東局“對他都無能為力”的結果。進而也就很容易推論出斯大林發了脾氣，這才把米夫派到中國來，決意要根本改組中共中央了。
　　在這裡，作者顯然不了解當年條件下中共中央重要決定和相關文獻資料報送莫斯科共產國際的複雜過程。當時中共中央與莫斯科聯絡的渠道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利用蘇聯駐上海領事館的電台；一是利用蘇聯來往於中蘇的外交信使。前者的信息傳遞自然比較及時，中共中央的重要決定馬上即可翻譯成俄文，轉經共產國際駐上海的遠東局人員，送到蘇聯領事館發至莫斯科。後者則費時甚多，通常先會經過中文整理繕寫（會議記錄經常還會由會議發言者審改文字）後，再交遠東局轉交蘇聯外交信使經海路帶去莫斯科，經過一段時間的翻譯後，共產國際相關人員才能具體了解其中的內容。
　　李立三8月初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表的關於世界革命的言論，即是按此既定程序，經過繕寫、加工、交通傳遞和翻譯，共產國際領導人和斯大林才看到的。結果，斯大林直到10月才知道李立三8月初講了些什麼。也因此，雖然也是批評李立三的一些過激說法和做法，8月25日通過的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的電報稿中卻完全沒有提到李立三8月初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說法問題。9月4日共產國際執委會關於召開六屆三中全會的電報指示，以及9月16日遠東局就召開全會問題給周恩來、瞿秋白的信中，也都絲毫沒有提到李立三的8月初講話中的問題。因此，9月下旬召開的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沒有觸及李立三8月初的那些言論問題。
　　莫斯科因李立三狂言而震怒的直接表現，反映在10月下旬擬就，中共中央於11月16日才收到的《共產國際執委關於立三路線問題給中共中央的信》中。由於直到10月中下旬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才了解到李立三8月初不可容忍的講話內容，並開始做出激烈批評，因而作者接下來關於斯大林為此親自派米夫來上海改組中共中央的說法，就存在着兩種可能性。一是米夫到中國來的時間不是作者說的10月，應該略晚一些；二是米夫在此之前就受到派遣，轉經德國到上海來，幫助解決中國黨的路線問題了。如果是後一種情況，則米夫最初的使命中可能並不包括重新改組中共中央的任務。

　　關於作者所說米夫在主持召集中共中央六屆四中全會、改組中共中央的過程中“為所欲為”的情況，也與事實有較多出入。
　　比如說四中全會上“僅憑他的一句話”，不是中央委員的可以“當選”為候補委員，還可以當上政治局委員，就極不準確。實際情況是，受當時秘密工作條件和黨內投票選舉制度所限，米夫要想實現他所希望的改組目標，存在很多困難。包括會議名稱、開會形式、日程及時長、推舉或補選名單的擬定等等，會前會中不同意見各方始終都在激烈爭吵中。以米夫11月到上海來計算，到1月7日六屆四中全會召開，他至少花了差不多兩個月的時間與中共各派人物在進行交涉和討論，光是開緊急會議還是開六屆四中全會，就磋商了很長時間。即使米夫和遠東局最後用突然襲擊的方式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並提出了自己的名單，在會上仍舊受到相當多與會者的質疑，因而投票表決時仍不得不接受反對派代表提出的名單，一同進行投票。由此可知，米夫當時並不能輕易決定誰當選誰不當選。
　　再比如，說米夫“邀請”（英文為invited）了一群自己的學生與會，甚至說“這些年輕人沒一個是中央委員，卻占了與會人數的三分之一！”這一說法更是錯誤。作者在這裡加了一個引注，給人印象，他是從中國學者王健英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匯編》一書得來這一數據的，但查王書並無此一統計。
　　實際情況是，與會者37名，中央委員及候補委員22名，列席15名。雖然列席者也可投票，但列席15人中約半數是來自反對派的江南省委、北方局、團中央及全總黨團等單位的代表，真正算得上是米夫學生者只有陳紹禹、王稼祥、秦邦憲、沈澤民、陳原道5人而已，他們至多只能占到列席者的1/3，如何能占到與會人數的1/3呢？
　　另外，作者關於米夫通過四中全會讓沈澤民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讓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陳紹禹當上了政治局委員的說法也不確。實際上，會議經過兩次投票，第一次先補選中央委員，第二次才補選政治局委員。補選中委投了兩個名單，共10人當選，陳紹禹、沈澤民均入選。之後才舉行了政治局委員的補選，補選的5人中有陳紹禹。至於張國燾，他原本就是政治局委員，再度選進政治局亦情理中事。何況讓張回國“參加政治局的工作”，也是米夫來上海前六屆三中全會選舉的中央政治局做出的決定，作者說這是米夫刻意安排的結果，顯然也是讀史料不細緻的結果。

　　（5）第五篇第三章談到紅軍一、四兩個方面軍1935年6月中旬會師後，張國燾等與中共中央爭權的經過。稱兩支部隊會師後即發生摩擦，毛等“只能退縮”。7月中旬，“洛甫準備把總書記一職交給張，但是張卻寧願要當時來看更重要的位置，也就是紅軍總政委……周讓出了總政委一職，毛也讓出了前敵政治委員的位子，軍隊的指揮權到了張國燾手裡”。下旬，“毛和洛甫決定對張國燾進行反擊”。20日，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洛甫要求張匯報1932年放棄鄂豫皖根據地的情況。張報告後，“毛對張進行了尖銳的批評，指責張放棄老根據地是犯了嚴重的錯誤”。“兩個星期後，洛甫又指責張國燾放棄了川北的新根據地。張終於忍不住了：‘你們把整個中央蘇區都丟了，怎麼還認為你們的路線是正確的？’”（第376頁）
　　對於上述內容及引文，作者註明引自逄先知主編的《毛澤東年譜》。但查對該年譜，基本上找不到潘書中的那些引文和說法。年譜完全沒有提到洛甫也準備交出總書記一職的事，只提到中共中央在7月18日於蘆花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會上討論了黨內分工問題，同意周恩來讓出紅軍總政委一職給張國燾，並增補一、四方面軍負責人進中央軍委。之後21、22兩日再開會，“聽取張國燾關於紅四方面軍在鄂豫皖和通南巴兩個蘇區對敵鬥爭情況及反‘圍剿’戰略方針的匯報”。但毛、洛及會議都明確肯定張國燾領導下四方面軍總的路線是正確的，退出鄂豫皖是必要的。唯對沒有打敗仗就退出通南巴一事，他們認為在策略上是不對的。進一步查對蘆花會議的原始記錄，也查不到張講過什麼指責中央放棄中央蘇區和批評中央路線不正確的話。

　　（6）第五篇第四章講西安事變後莫斯科的反應及決策過程，稱12月13日當天消息傳到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極為高興”。他在日記中寫道：“樂觀、讚賞地看待張學良。蘇聯需要保持克制，靈巧地應對與西安事變相關聯的反蘇運動。”第二天開會後他才跟斯大林聯繫，斯大林的反應讓他大吃一驚：斯大林“建議他們（中國共產黨人）拿出獨立的主張，站出來反對內亂，堅持和平解決爭端，堅持簽訂協議和共同行動”。“斯大林實際上是在要求共產黨人釋放蔣介石！”幾小時後斯大林又突然來電話質問季米特洛夫是否知道王明電報的事情，季米特洛夫表示不知道，斯大林氣沖沖地說要把電報找給季米特洛夫看。隨後斯大林又給莫洛托夫打了電話，通知莫洛托夫第二天下午到斯大林同志辦公室來，討論中國的事情，並要求莫洛托夫只和蘇共派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團團長曼努伊爾斯兩個人去。（第398—399頁）
　　作者註明，這段文字引自季米特洛夫日記。但奇怪的是，作者的引述和日記的表述多半不相符。
　　下面摘錄季米特洛夫日記中與上文相關的部分原文以便對照：
　　12月13日……斯托馬尼亞科夫來見。他對張學良作出好的樂觀的評價。蘇聯應該謹慎和巧妙地對待與西安事變有關的反蘇運動。
　　12月14日……關於中國工作的會議，（會後）把鄧發的報告送給斯大林，請他對我們的中國同志的立場提出意見。（我們的）建議是：“建議他們採取自主的立場，宣布反對內亂，堅持和平解決衝突，爭取和解和協同行動，在強調共產黨在致國民黨的信和毛澤東答記者問中所持立場的同時，爭取主張中國領土完整和獨立的各黨派發表民主宣言。”
　　深夜0∶00斯大林來電話：“中國的事件是在您的認可下發生的嗎？”（不是！這事會對日本最有利，我們也是這樣看這一事件的。）“王明在你們那裡做什麼事？他是個挑釁者嗎？他想發電報讓他們槍斃蔣介石。”（我不知道有這種事！）“那我給你送去這份電報！”
　　隨後莫洛托夫來電話：“明天下午3∶30請你們到斯大林的辦公室來，我們一起討論中國的工作。只有您和曼努伊爾斯基，別人不用來！”
　　由上不難看出，第一，作者錯把12月13日蘇聯副外長斯托馬尼亞科夫對季米特洛夫說的話，當成了季米特洛夫自己的話。第二，作者錯把13日共產國際執委會在聽取和討論鄧發報告後起草的針對中共中央的意見稿，當成了斯大林在與季米特洛夫通電話時提出的針對西安事變處置的指示意見。第三，作者錯把莫洛托夫打給季米特洛夫的電話，當成了斯大林打給莫洛托夫的電話。以至於就出現了十分詭異的情況，即季米特洛夫竟然聽到了斯大林在給莫洛托夫電話中的指示：“明天下午3：30請你們到斯大林同志的辦公室來”，討論中國的事情，只有你和曼努伊爾斯基，沒有其他人！（也沒有季米特洛夫嗎？！）

　　（7）第五篇第四章講1936年12月20日毛澤東讀到了莫斯科指示電的全文， 說“但他同時也不想在自己的黨內同志面前顯得太窩囊。因此， 儘管毛已經接受了莫斯科的指示，客觀情況也有利，他還是沒有（英文為went slow）與蔣介石簽訂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協議。當然，蔣也不急於與中國共產黨建立同盟”。（第401頁）
　　必須指出，這樣的歷史解讀實在有些離譜。
　　第一，這個時候黨的總書記不是毛澤東，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繫並不由毛負責。毛雖分工負責統戰和軍事，但在應對西安事變如此重大事件的基本決策問題上，當時也還是集體討論決定。毛既不需要為共產國際來電前的中共中央事變處置方針的對錯負責，也無法出於挽回自己顏面的目的，去阻礙國共抗日統一戰線協議的商談。即使出了什麼問題，首要負責者，也是負總責的總書記，而非毛。何況，要和蔣談協議，也是遠在西安的周恩來等才能談，毛如何“與蔣介石簽訂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協議”？
　　第二，在共產國際指示傳達到陝北，事變進人最後幾天時，中共中央最大的願望就是與蔣介石簽訂一個雙方和解或實行抗日統一戰線的協議，周恩來一直在西安為此努力，沒有誰會想拖延或拒絕與蔣簽訂協議。直至12月24日晚和25日上午，即張學良已決定放蔣之際，蔣、宋等雖已有口頭承諾，中共中央還曾兩度提出釋蔣應以留下書面保證為前提的要求。問題在於，蔣介石既不與中共代表見面談判，更不同意留下任何書面的妥協字句。

　　（8）第六篇第一章介紹1937年8月中共中央洛川會議情況，稱“在四天的激烈爭論之後，毛澤東勝出了”。25日，“洛甫起草並由會議通過的一個決議聲稱，為了贏得南京政府的‘信任’和公共輿論的好評，八路軍在最初階段應該在與其他中國軍隊合作的情況下進行運動的游擊戰。該決議要求，在日軍戰線出現缺口的情況下，共產黨控制的部隊應轉而進行獨立的和純粹的游擊戰，藉此來擴大他們在日軍華北占領區內軍事行動的範圍”。27日，毛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座談會上講了很長一段國共兩黨誰吸引誰的問題，要求警偈右傾危險。9月1日，毛又在一次“黨的高級幹部會議”的報告中強調：共產黨人在戰爭中要建立工農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並準備過渡到社會主義。因此，今後與國民黨的關係，“要麼我們戰勝他們，要麼他們戰勝我們”。要想戰勝國民黨，“共產黨軍隊只能獨立自主地開展山地游擊戰，保存實力，絕不能成為蔣介石手中的傀儡。他解釋說，抗日戰爭將是一場持久戰，因此有必要保持耐心，等待日軍實力的逐漸消耗＇（第464～465頁）
　　上述敘述及引文，作者註明分別來自三個來源，即一本叫《中國共產黨歷史簡編》的教材和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毛澤東年譜》（中）第18～19頁，以及《毛澤東文集》第２卷第8～10頁。在這裡，除了27日的引文作者全文照錄了《毛澤東年譜》中的文字外，其他文字引述或概述明顯錯說甚多。
　　第一，《中國共產黨歷史簡編》相關內容中並無所引文字。第二，洛甫起草並通過的洛川會議決定中完全沒有談到軍事作戰方面的問題。第三，9月1日毛澤東的“報告”確是引自《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8～10頁，但編者已經註明，毛的報告對象是“中央一級積極分子”，不是“黨的高級幹部”。文集收錄的只是“報告大綱”，內中談到“戰爭中要建立工農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並準備過渡到社會主義”，卻沒有談到“保存實力”，“等待日軍實力的逐漸消耗”之類的問題，也沒有“要麼我們戰勝他們，要麼他們戰勝我們”的說法。査原文，毛關於國共關係的這句原話與27日作者引用過的那段話的原文基本上是相同的，即“資產階級追隨無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追隨資產階級（國民黨吸引共產黨，還是共產黨吸引國民黨）”。但是，作者在這裡不僅沒有結合毛27日講話內容來理解，反而依照他想象的“等待日軍實力的逐漸消耗”來取得最後勝利的邏輯，把“追隨”和“吸引”直接改寫成“戰勝”了。
　　說作者對毛澤東這時的持久戰思想和國共合作思想，更多的是出於自我的主觀想象，並非客觀史實，一個重要的例證就是作者所稱洛甫起草的決議要求在日軍戰線出現缺口的情況下，共產黨軍隊應轉而進行獨立的和純粹的游擊戰，藉此來擴大他們在日軍華北占領區內軍事行動的範圍的說法。不僅此說法不知所據為何，更重要的是此說法離歷史事實太遠。
　　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召開洛川會議時，八路軍剛開始改編，還沒開赴前線。當時才打到南口、張家口一帶，南口戰役還未結束，保定會戰還未打響，華北敵後根本就不存在，不要說洛甫不是軍人，就是軍事領導人，包括毛澤東等，有誰能夠在當時就估計到很快會出現深入敵後作戰的可能性？在日軍還只占領着平津一帶，尚無任何敵後軍事力量存在的情況下，又有誰能夠提出“擴大他們在日軍華北占領區內軍事行動的範圍”這類說法呢？
　　同理，8月底前後上海抗戰剛剛打響，華北抗戰也才初揭帷幕，當時戰爭的發展趨勢還看不出中國非敗不可的樣子。再加上這時正逢國共關係全面上升階段，絕大多數中共黨政軍領導人都躍躍欲試要和國民黨合作抗日，毛澤東這時再有不同意見，也只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小範圍會上去爭論，又怎麼可能跑到積極分子大會上去講什麼“要麼我們戰勝他們，要麼他們戰勝我們”，以及我們必須“保持耐心，等待日軍實力的逐漸消耗”之類的話呢？
　　査潘書引述的毛9月1日報告大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當時苦口婆心地告誡黨內幹部的只有一點，就是一定要把未來前途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他最擔心在國民黨居於統治地位的情況下，中共不能保持自己的獨立性，最後被國民黨吸引了去或者瓦解掉。他當時的目的，是要保住現有的黨和軍隊，爭取在戰爭中發展到實力領導地位，最終影響、吸引友黨友軍，並引導中國未來的建國方向。也正因為如此，8月27日中央座談會所列討論問題5項，不僅沒有誰戰勝誰的問題，而且還有“革命前途是否有和平轉變可能”，“和平轉變以後，社會主義建設中是否可以有兩黨存在”這樣的問題。

　　（9）第六篇第一、二章講任弼時受命前往莫斯科匯報工作一事，稱“1938年2月底3月初的時候，王明這一派的成員在政治局對毛澤東的支持者們發起了一場公開的鬥爭，後者中最積極的人是洛甫和任弼時”。“就在這個關頭，毛決定派他的一個心腹去莫斯科解釋形勢並尋求指示……他選擇了任弼時。”任到莫斯科後既“不能公開出面反對王明”，又“要確保獲得對毛作為中共主要領袖的地位的決定性的承認”，因此始終小心翼翼地通過報告來傳遞“以毛為代表的中央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確的”的信息。由於4月中旬遞交上去的第一份報告沒有任何回音，“5月中旬，任弼時又向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的一次會議提交了第二份報告，進一步稱讚了王明，並在他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再一次試圖打消共產國際的領袖們可能有的對毛澤東的任何懷疑。他傳遞的信息顯然是：毛對莫斯科的忠誠絕不在王明之下；在統一戰線問題上毛現在不會出什麼問題，將來也不會出什麼問題，因此，最好不要對中共領導集體做任何變動，讓毛繼續掌舵吧。季米特洛夫在請示過斯大林後，表示了對中共政治路線的完全支持，還以決議的形式“‘同意’由毛澤東取代洛甫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第479～481頁）
　　首先要說明一點，作者這裡對任弼時先提交了一份報告，沒有回音，不得不又提交了一份報告的說法，是不準確的。查任弼時的所謂兩份報告的內容可知，任4月14日撰寫的其實是準備向共產國際執委會匯報的“報告大綱”，5月17日所謂“第二份報告”才是向共產國際執委會所做的正式報告。換言之，並不存在所謂兩份報告，前一份報告未得回應、任不得不再提供一份補充報告的情況。先行提交一報告大綱，等待共產國際執委會組織好專門的報告會後再當場報告和回答與會者的提問，這是一個慣例，故所謂“沒有任何回音”的說法也不確實。
　　從作者提供的注釋看，上述史述及引文全部只依賴於兩個來源，一是1987年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出版的《任弼時選集》，一是2000年高華在香港出版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由於《任弼時選集》只收錄了任弼時5月17日的正式報告的內容，因此可知作者並沒讀到任弼時4月14日報告大綱的內容。據此亦不難判斷，作者在這一問題上沒有發現任何俄文檔案，他關於任弼時的出使經過、所擬報告大綱的內容及其被冷遇之類的說法，只能是從髙華的書中來的。對照高書，不難發現作者上述說法大都與高書相似，唯不能理解的是，高書已明白寫道：“提議派任弼時赴蘇匯報的竟是王明”，作者何以就認定是毛澤東“決定”和“選擇”了任弼時呢？
　　同樣的情況，因為讀過任弼時這兩份文字，故高書雖也推測任此行是旨在爭取共產國際對毛的認可，但其解讀畢竟沒有脫離文本，只是分析認為任報告中的文字隱含着“儘量消除共產國際對毛澤東的懷疑”的意圖。而潘書這裡卻在沒有任何史料依據的情況下，就大膽解讀稱，任弼時的報告就是在告訴莫斯科：“毛對莫斯科的忠誠絕不在王明之下；在統一戰線問題上毛現在不會出什麼問題，將來也不會出什麼問題，因此，最好不要對中共領導集體做任何變動，讓毛繼續掌舵吧。”事實上，任的報告大綱和報告正文直接提到王和毛的名字都只有一處，而且都是簡單的事實陳述，說王明帶回了季米特洛夫指示，說毛髮表過一個重要談話。除此之外，報告沒有任何地方談及兩人的情況或黨內問題，更不曾單獨為毛講話。
　　至於潘書稱，共產國際依據任弼時報告通過的“決議還‘同意’由毛澤東取代洛甫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也與史實不符。該決議是6月11日由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通過的，可以很容易地在季塔連科主編的《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檔案》中找到，內中沒有任何一個字提到過毛澤東，更不必說“同意”讓毛澤東取代洛甫擔任黨的總書記了。④莫斯科對毛澤東和王明在黨內地位問題確有表態，但據現有資料可以確定的是，那是７月王稼祥回國前季米特洛夫在一次非正式談話中所做的口頭表示，且並沒有直接談到取代洛甫的總書記問題，只強調黨的團結問題，“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
　　在此要特別說明的是，如同多數談論毛澤東生平，特別是毛政治崛起過程的著述一樣，潘書在幾乎所有涉及1935年至1938年這一段中共黨內的領導關係的時候，基本無視總書記洛甫的存在。好像洛甫只是掛名的傀儡，毛才是黨的最高領袖。包括在上面的敘述中，作者也是上來就斷言，王明一派人“對毛澤東的支持者們發動了公開的鬥爭”，任弼時去莫斯科的任務，就是“要確保獲得對毛作為中共主要領袖的地位的決定性的承認”。洛甫在這裡僅僅被視為是與任弼時一樣的毛澤東的“最積極的”“支持者”，而不是黨的、哪怕是形式上的最髙領導人。如此述史也是不盡妥當的。

　　（10）第六篇第三章稱毛澤東在1949年3月七屆二中全會時，已“竭力避免提及‘新民主主義’這個術語，轉而使用‘人民民主革命’這個術語”。稱“二中全會做出的決議明確指出了毛對這兩個概念所做的區別。決議宣稱：在被稱為人民民主國家的東歐國家，‘資本主義的存在及發展，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的存在及發展……被限制和縮小得非常厲害。’與之相比（英文漏譯）‘新民主主義’這個概念暗含着相當大的經濟自由。”（第543頁）
　　査七屆二中全會決議，相關的原文是這樣的：今後“中國資本主義的存在及發展，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的存在及發展，不是如間資本主義國家那樣不受限制，任其泛濫，也不是如同東歐各新民主主義國家那樣被限制和縮小得非常大，而是中國型的。”
　　對照決議原文可知，決議並沒有“竭力避免提及”中國革命和國家的新民主主義性質。包括對東歐國家，也同樣稱之為“新民主主義國家”。倒是作者把它們改成了“人民民主國家”。決議也沒有表現作者所說的，毛想要像東歐國家那樣實行限制自由競爭、自由貿易，縮小資本主義存在及發展政策的傾向。恰恰相反，決議明確認為：中國不應學東歐，而應堅持“中國型”的新民主主義政策，對資本主義發展既不過分放縱，也不加以嚴格限制和使其縮小。
　　換言之，作者在這裡偷換了決議中所說的東歐國家的屬性概念，顛倒了原文中所講的意思，硬把“人民民主”與“新民主主義”這兩個概念按照自己的邏輯想象對立起來，進而得出毛從此不再使用“新民主主義”這一概念的結論來。這樣來概述史實，既不準確，也不恰當。

　　7、並非多餘的話

　　在結束本文前，還有兩個問題需要附帶提到。

　　（1）潘書在中文文獻運用中存在的問題
　　在國外學者所撰毛傳中，真正用心且專業性較強者，不能不提到美國學者斯圖爾特·施拉姆。他出版於20世紀60年代的《毛澤東》就已經在高度重視毛的歷史文獻的初始性問題了。其70年代後所做的一項主要工作，就是致力於搜集、整理和編輯“未經加工”過的毛的文章、談話及書信資料集。他的目的，就是想為世人提供一套能夠基本還原毛思想生平本來面目的最基礎的原始文獻。對此，潘佐夫應該也是有所了解的，他也大量利用了施拉姆已經編輯出版的前7卷資料集。但是，他對於第一手史料和第二手史料的分類即顯示，他遠不像施拉姆那麼敏感。這也難怪他經常會直接把前人研究毛的各種觀點性的和背景性的說法拿來就用，甚至加以發揮。其書中的許多史實性錯誤，均與此有關。
　　歷史人物傳記寫作，固然是一種集大成之舉，但歷史學者做此工作還是理當保持自己的學術品味和學術標準。即使是各種已出版的資料集、年譜、回憶錄，並不是都可以簡單地當作第一手史料來利用。施拉姆、竹內實等早就在千方百計地重編毛澤東資料集，其原因也正在這裡。換言之，即使是當今較具權威地位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的毛澤東各種文集文稿、年譜傳記，學者引用時也同樣需要保持謹慎的和考據的態度。
　　比如，毛1930年5月所寫《調査工作》，散失了30多年，20世紀60年代初找到後，毛做了大量修改補充後以《反對本本主義》為題重新發表，潘書未加考據和說明，就簡單地當成1930年形成的史料，拿來說明那個時候的史實，這顯然過於輕率了。（第305頁）
　　又如，潘書依據《毛澤東年譜》提供的一則說法，照搬到書中稱，1932年1月中旬，毛主持蘇區中央局會議並提出：“日本帝國主義的大舉侵華已經引發了抗日高潮，國內階級關係必將發生變化”。說“臨時政治局的代表們幾乎是勃然大怒”，有人當場反駁稱：“日本占領東北主要是為了進攻蘇聯，不作此估計就是右傾機會主義。”毛因此即請病假上山休養去了。（第344頁）事實上，讀一下會前及會後毛領銜發表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臨時革命政府為國民黨反動派出賣中華民族利益告全國勞動群眾書》《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為上海事變宣言》等諸多文獻，就能發覺這種資料的可信度有問題，必須要做詳細考據方可使用。把這種一望而知是來自於回憶錄的說法當作信史來用，也是不慎重的。
　　再如，稱1937年8月27日，即洛川會議結束兩天后，中共中央又舉行了政治局常委座談會。（第465頁）這也是照搬《毛澤東年譜》的記述，實際上也是不準確的。作者的參考資料中是有中共組織史資料的，査一下就知道，這個時候中共中央只設有政治局和書記處，並無常委會的設置。且參加座談會的人員多半也是參加剛剛結束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成員，故這個座談會不會是政治局常委座談會，依據常識也是可以判斷出來的。

　　（2）對簡體中文本譯文的意見
　　對一部譯著的評論，很大程度上要依賴於譯文的質量。好在潘書還有一個英譯本多少可以對照，故我在遇到中文閱讀存在明顯問題之處，一般還可以對照經過潘佐夫本人審定出版的2012年英文譯本。但簡體中文本所依據的英文譯本到底是以2009年俄文全本為底本的，2012年的英文本則為壓縮本，兩個英文本並不完全一致。故本文對潘書的評論固然注意了對照中、英兩種文本，但仍難免會因為沒有讀到過潘書俄文原本，包括2009年英譯本，也包括可能會因為沒有認真對照2012年英文本的每句話，而出現有誤議甚至是妄議的地方。此點還需要再加說明。
　　就個人看法而言，我認為簡體中文本譯文的質量總體上還是好的。否則的話，本文的討論就無法進行，非改去評論2012年的英文本或繁體中文本不可了。但是，行文到最後，我還是不能不說，簡體中文本的譯文質量參差不齊、粗枝大葉，以及因譯者用心不夠而出現錯誤的地方仍可謂比比皆是。一個會讓專業讀者最感頭疼的問題，就是譯者只核對了極少量引文的出處，書中大量引自隨手可査的引文，包括中文的引文出處，相當多處連頁碼都標錯了，有的引文甚至與注釋出處完全不符，譯者都照錄不誤。
　　至於各種小錯誤，像漏譯，如把“進行不沒收富農財產的土地改革”譯成“進行不沒收財產的土地改革”（第542頁）；人名譯錯，如“郭紹唐”譯成了“郭肇堂”（第385頁）；名詞譯錯，如把“英美使館武官”譯成了“英美軍事專員”（第401頁）；形容詞譯錯，如把“靈活的（或機動的）游擊戰”譯成歷史上就有爭議的“運動的游擊戰”（第464頁）；動詞譯得不準確，如“他也懶得去解釋在生產關係體系中各個社會階級的實際經濟地位”，這裡“懶得”一詞的譯法值得商榷，原英文短語為nor did he burden himself by，比較準確的意思是“沒有盡責”或“沒有用心”（第211頁）等情況，仔細梳理起來就太多了。這些小錯誤有時候一樣會造成誤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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