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通過精細的“制度操控”而將黨代會變成了權威主義政治的民主圖章，這是“民主其虛表”與“操控其實里”相得益彰的複雜運作；民主的精義已不復存在，試圖通過把黨代會民主化來實行所謂“黨內民主”並走向全民民主，只能是一種幻想


　　老高按：下面這一段十九大會場上的情景，大家還記憶猶新吧——
　　“同意的代表請舉手。”北京，人民大會堂，兩千多名十九大黨代表同時舉手。“不同意的，請舉手。”全場肅靜。幾秒鐘後，會場不同位置的六名計票人分別高喊“沒有”、“沒有”、“沒有”……中共黨章修正案就此在無一人反對、無一票棄權的情況下通過，全場掌聲雷動。
　　這是2017年10月2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中共十九大）閉幕前，表決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黨章時的一幕。坐在主席台中央的習近平號令舉手表決，“同意”時全場舉手的場景並不陌生，但“不同意請舉手”時的七聲“沒有”，卻意味深長。（端傳媒《權力劇場中，威權是如何被“加冕”的？》）
　　很長時間以來，我一直有一個疑問：中共領導集團，擁有強大的政治、經濟、軍事、科技和文化的資源和實力，相比之下，中國的被統治者，除了人數巨大之外，其它都處於絕對劣勢，雙方就是刀俎和魚肉的關係、虎狼和羔羊的關係。中共在執政操作中，完全可以肆無忌憚地為所欲為，實行黨政合一的黨國制度，不是更乾脆、更直接、更多快好省嗎？為什麼還要從中央到地方縣一級設立人大——以及政協？為什麼還要八個“民主黨派”？為什麼還要工會、婦聯、青聯、學聯、工商聯？為什麼要一年一折騰、五年大折騰地開“兩會”換屆選舉？
　　如果說，中共建政初期，政治實力不夠，還得搞統戰利用各方力量，但是經過“三反”“五反”“肅反”“反右”，早已懾服了社會精英；經過“合作化”“統購統銷”“公私合營”“人民公社化”，早已把所有臣民都牢牢控制在掌心。他們還有什麼必要“掛羊頭賣狗肉”，為什麼不直接“扔羊頭賣狗肉”？
　　其中必有原因。
　　但我，正如萬維上有的博客所訓斥的：“高伐林是一個不愛思考、不會思考、不善於思考的人”，我真的答不出來！
　　更進一步想，中共自己，開勞民傷財的黨代會幹嘛呢？毛澤東想開就開，不想開就不開，從七大到八大，足足過了11年；從八大到九大，更間隔13年；九大到十大，卻只有四年……黨員和官員，誰敢說個“不”字？我更想不通的是：為什麼後來從十三大開始，就形成了五年一次開黨代會的規矩？不開如何？開了又如何？
　　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海外最大的新聞熱點就是何頻所領導的多維媒體和明鏡媒體，提前公布了中共新領導層的名單、名次，被後來的中共黨代會“選舉”結果所證實。尤其是十八大，明鏡提前一個月，又是出書，又是上網，不僅公布了政治局七個常委名單和排位，而且公布了政治局全部委員的名單，他們將分管的領域；而且同時還公布了書記處的名單，中央軍委的名單，國務院領導成員（總理、副總理和國務委員）的名單，中紀委的名單……一時輿論大嘩，人們瞠目結舌、半信半疑。但到了十八屆一中全會開過，新華社公布名單，竟然除了一人（海軍司令員）之外，全部不差！
　　這就說明，中共煞有介事的所謂醞釀名單、選舉程序、讓代表屆時按投票鍵云云，無一不是假招子！
　　人們說，這絕不可能是何頻的天才預測，必有人泄露機密！我也相信是這樣。但問題是：最高層是誰泄露出來的？為何泄露出來？何頻在海外抓不住，抓這個內部的泄密者應該不費吹灰之力吧！——因為能獲知這樣最核心機密的嫌疑者，範圍非常之小，不會超過十來個人。對這等滔天大罪，為何無聲無息，習近平、王岐山竟然放過？
　　中共不查不問，是不是說明，他們不當回事，不在乎海外提前一個月就泄露最高層的人事機密，不在乎讓人們知道所謂“黨代會選舉”，就是走個過場？
　　好吧，就算如此。既然這樣，為什麼他們還要樂此不疲地、一次又一次、五年復五年地開這個黨代會呢？開黨代會究竟是要蒙誰呢？如果甩掉這一切外衣，乾脆，就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為名，不再開黨代會、人民代表大會，黨只定期發布中央紅頭文件宣布新政策、新名單，或者黨中央機關報發布社論就行了，不是省去多少億的會議經費支出，省去無數官吏從基本工資、職務津貼到退休金、醫療費的開銷，也省去對北京市民的多大干擾衝擊，更省去黨內外、國內外多少冷嘲熱諷？
　　批評我“不愛思考、不會思考、不善於思考”的朋友，我期待“愛思考、會思考、善於思考”的您，能找出答案！
　　近年網絡流行一段繞口令般的名言：我們都知道他們在撒謊，他們也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撒謊，我們也知道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撒謊，他們也知道我們知道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撒謊……為什麼中共還要這麼幹？
　　在我困惑不已之際，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吳國光教授的中文新書《權力的劇場：中共黨代會的制度操控》年初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在縱覽中國網站看到該書的序言，很受啟發，轉載在這裡。我沒有當過中共全國黨代會的代表，但是我曾在共青團中央工作過，參與籌備過兩次團代會、一次全國青聯和全國學聯的代表大會，還作為工作人員，參與過一些中共重要會議（中共開大會時往往還是人手不足，要從各個系統抽調人員補充），對吳國光文中所寫的內容，感到十分熟悉，並從他的文章增進了理解。
　　我與吳國光沒有直接交往，但在幾次研討會上與他見面、聽過他多次閎言高論。對他和他的思想更多的了解，是通過拜讀他的著作和文章。生於1957年的吳國光，1980年代曾任《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編輯、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工作人員，參與政治體制改革政策設計及十三大政治報告起草。“六四”之後，先後在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求學，獲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先後在美國、香港任教，2004年被聘為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中國研究和亞太關係講座教授。我英文水平太爛，沒有涉獵過他的英文著作，他的中文著作如《趙紫陽與政治改革》（1997），《自由的民族與民族的自由》（2002），《改革的終結與中國的未來》（2009）等，拜讀過一些。
　　最近一次聆聽，就是2016年6月在加州的文革50周年國際研討會上，他提交並宣讀了論文《文革中的選舉：基於中共全國代表大會的研究》，並告訴大家，這是自己剛出版的英文新書所探討的一個課題。此前我得知他的這本新書於2015年出版，書名：China's Party Congress, Power, Legitimacy, and Institutional Manipulation。現在，三年多之後，其中文版《權力的劇場：中共黨代會的制度操控》出版了，我當設法弄到並拜讀。
　　吳國光一直致力於研究中國政治轉型、全球化等議題。他既是整個八十年代改革（而且是頂層改革）的參與者、設計者，又是當時和後來的研究者，對中國在文革和改革兩大時代的路線轉換、政壇博弈，兼具親身實踐體驗和深厚理論學養，實在是研究中國改革轉型過程的屈指可數的佼佼者。他這本新著所聚焦的“中共黨代會”“制度操控”，也正是我所高度關心的話題。或許他提出的思路，是解答我在按語前面幾段所說困惑的鑰匙。

　　《權力的劇場：中共黨代會的制度運作》中文版序言

　　吳國光，《縱覽中國》


　　《權力的劇場：中共黨代會的制度運作》，吳國光著，趙燦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在本書得以和中文讀者見面的時候，我的感覺，好像自己在經歷了多年的異國生活之後終於有機會回到故鄉，有一種激動和溫馨，也有一種情怯和生疏。儘管曾經生於斯長於斯，儘管如今鬢毛衰而鄉音在，但手裡的這份帶給父老兄妹孫侄的禮物，卻不僅輕微菲薄，而且打着舶來的印記，也很像自己不僅漢語不再雄辯，而且還要不時夾帶洋涇浜尚不能達意。好在這是回家，回家是可以說心裡話的。那麼，就請允許我在這裡先說幾句作為本書作者的感言，希望有助於讀者接近作者的內心世界並增加對於本書的閱讀興致，也可能會幫助讀者理解此書的內容和宗旨。

　　權威主義政治為什麼有一個民主圖章？

　　首先，中國政治及其民主化，是我自八十年代中期以來，三十多年來長期關注的問題，而本書則從一個特定的角度切入這個話題。這個角度就是聚焦於中國政治運作中的一項特定製度，即中國共產黨的全國代表大會。
　　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創立，將近一百年來，經歷了時代嬗替的風雲變幻，浸潤於政治鬥爭的波詭雲譎，其性質、特點、組織、人員、路線、政策，都可謂變化多端。然而，自中國共產黨於1922年制定其第一部黨章以來，不管黨章如何大幅度修改，更不管這背後的種種上述變化怎樣匪夷所思，黨章所規定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的角色，卻從未有過任何變化和修改。無論何種版本的黨章，無一例外，都宣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是“全黨的最高領導機關”。全國黨代會，也就是坊間所稱的“幾大”、“十幾大”（“十九大”預定將於2017年秋季舉行，目前正是輿論熱點），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崇高地位，而且能夠保持這種地位不變？更進一步，對於了解民主政治及其歷史的人來說，“代表大會”云云，本來是民主制度的產物，那麼中共的代表大會是不是具有某種民主要素呢？如果沒有，為什麼卻要採取代表大會的組織形式作為全黨最高權力機關呢？既然採取了本來作為民主運作形式的代表大會來行使全黨的最高權力，並不民主的中共又是如何使得其運作不僅不民主、而且是對專制進行背書的呢？如果多多少少或真真假假有一些民主要素，那麼，又有沒有可能通過落實和擴大這些要素而逐步地從全國代表大會的改革來入手將中共乃至中國政治民主化呢？
　　本書的主要內容，就是研究中共的全國代表大會從歷史到今天是怎樣行使（準確地講，僅僅是象徵性地行使）它的三大根本權力的：第一，決定黨的路線與方針；第二，制定和修改黨的章程；第三，選舉黨的中央領導機構。為了概括性地了解中共黨代會在行使上述三項權力時的運作過程，書中專門辟有一章（第三章），研究中共是如何開會的，y尤其是中共的全國黨代會如何舉行。過去有句話說，“國民黨的稅多，共產黨的會多”；現在據說共產黨會多稅也多。而中共最高級別、最有權威的會議，莫過於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但是，對於中共的“會議學”或“開會學”，似乎還缺少系統的研究；本書在這一點上，也許可以說是有某種篳路藍縷之功的吧？
　　研究上述三項功能也好，開創所謂“會議學”也好，都是為了要通過這樣的研究來回答前面提出的那些有關民主和民主化的問題——這是本書的關注焦點所在。“民主”這個概念，自從1919年前後引入中國被尊為“德先生”，真可以說是命運多舛；一百年下來，今天經常是連自己本來姓誰名何都搞不清楚了。究竟什麼是民主？其實，民主就是要解決一個問題，即政治上的合法性問題，也就是誰可以執掌公共權力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自有民主始，而是自人類生活中有公共權力始。中國傳統上，自大禹之子啟登位而建立夏朝，也就是自我們民族有最早的文字記載的歷史起，一直都沿用血統加天命的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一個朝代內部，靠誰是誰誰的精子來決定誰有執掌權力的合法性；改朝換代之際，新的統治者沒有了來源於某個“正確”的精子的合法性，就轉而宣稱賦有“天命”。其實不光中國的傳統是這樣，西方的歷史乃至整個人類的歷史，除了兩千多年前在古代希臘的一些小小城邦之外，截止十八世紀的美國革命與法國革命之前，也是這樣。但是，這兩場大革命，從根本上改變了上述傳統，確立了“人民主權”的原則，也開創了由民眾通過某種制度機制來決定誰執掌公共權力的新傳統（也可以說是接續了當年希臘民主的傳統）。這種制度機制，就叫作“民主”。本書的理論章（第二章），做了某些旨在正本清源的努力，試圖把“合法性”這個長期以來被認為是政治研究中最模糊的概念之一加以釐清，並系統地比較了民主制度和當代權威主義制度在合法性問題上的不同特點，指出了當代權威主義由於不能平順解決權力來源問題而面臨合法性上的根本困境。
　　進一步說，中共政權不是傳統的、一般的權威主義，而是極具特點的某種權威主義。這些特點，不是很容易說清楚的。或者說，它與傳統的、一般的權威主義相同之處，比較容易說清楚，但它與傳統的、一般的權威主義相比，有什麼不同，人們往往對此認識不清。這就常常出現兩種情況：一種是把中共政權與傳統政治及一般的權威主義相混同，這就解釋不了很多當代中國政治的獨有特點，可以說是有廣度但缺少深度；另一種是強調中共政治的一些特點，比如意識形態、群眾動員、高度組織化等，但不免忽略了理解中共政治所可能有的歷史的和橫向的比較視野，似乎有深度而無廣度。本書並不企圖全面地討論這個問題，而僅僅是從代表大會制度的角度入手，抓住中共的一個自我悖論，那就是：共產黨是在美國革命與法國革命之後的人類政治發展中出現的產物，它開初並不否定民主的原則，乃至借用了不少民主的形式，包括代表制、國會制（中共全國黨的代表大會的官方英譯為congress, 與國會是同一個詞；事實上，毛澤東曾經明確說這就是“黨的國會”）、選舉制、監督制等等，但所有這些制度都最終服務於中共的權威主義政治。以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為案例，發現這個悖論，解析其中的制度涵意，即是本書的精義所在。
　　至於書中究竟做了怎樣的解析，這裡最好不去重複了，一則書中已經有了論述，二則這種解析必須細緻入微，不宜簡單化。當然，結論是可以直白的，那就是：中共通過逐步發展起來的精細的“制度操控”而將全國代表大會變成了權威主義政治的民主圖章，這是“民主其虛表”與“操控其實里”相得益彰的一種複雜運作；因此，民主的精義已經不復存在，那種試圖通過把黨代會民主化來實行所謂“黨內民主”並進而走向全民民主的思路，只能是一種幻想。

　　實證經驗為什麼需要學術升華？

　　其次，本書深深植根於我在中國所經歷過的政治運作，但它不是個人經歷的產物，而是學術研究的結果。
　　1986年秋，中共開始籌備十三大，並把政治體制改革確定為大會的主題之一。因緣際會，我當時參加了中共中央最高層主持的政治體制改革研討，並參加了中共十三大報告的起草——我們知道，現任中共中央向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所作的報告，一向被視為中共的綱領性文件；十三大報告就是當時在任的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由其代總書記趙紫陽向中共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所作的報告。相關討論過程，我在《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紀出版社，1997）一書中已有詳盡的記載。這裡要說的是，這段經歷雖然不長，卻對於我後來的人生道路有很大的影響。1989年天安門事變之後，這段經歷成為一種負資產，我不得不滯留美國，轉而走上治學的道路。
　　自那至今，我在英文世界按起源於西方的國際學術規範治學，也有二十多年的時間了。這期間，研究的興趣和相關產品，分散在多個領域。就學科方向而言，橫跨比較政治、國際政治、政治理論、比較政治經濟學；就地區涵蓋而言，首先當然是中國政治，同時也涉獵中外關係、港台政治，以至全球化、全球資本主義、和全球治理；就研究側面而言，那就更多了，諸如政治轉型、政治發展、精英政治、政治傳播與大眾媒體、多邊外交、人類安全、民族主義、社會抗議，等等；就方法論而言，也轉益多師，試圖博採新制度主義、歷史分析、政治經濟學、國家與社會關係論等眾家之長。最近一些年，決心聚焦，致力於由博轉約、由散轉深，而本書是下了這種決心之後的第一個產品。在這個意義上，本書也可以說是個人學術歷程上的一個小小的里程碑。
　　很明顯，個人經歷對於確定研究的選題、觀察事物的能力、展開論述的價值導向，都是具有重要作用的。當年的經歷，決定了我選擇政治學研究，引起了我對中共政治制度及其轉型的興趣，後來也幫助我決定寫作本書以深度剖析中共黨代會。但是，要想深入理解某個主題，不僅個人經歷是遠遠不夠的，就是僅憑哪怕超越了個人局限的廣泛實證經驗，也仍然是很不足的。學術研究首先要求廣泛占有資料，這必須是超越任何個人經驗的；學術研究同時要求客觀、科學的分析態度，這必須是超越個人偏好的；有質量的學術研究，還要求在人類既有思維成果的基礎上達到新的理論高度，這也必須是超越感性經驗的。本書力求實現這三種超越：本書徵引研究資料近千種，其中，關於自1921年以來中共歷屆黨代會的材料，主要來自於中共官方出版物，所涉遠遠超出我的個人經驗範圍；本書的內容是實證的，即根據歷史上發生了的事實來展開分析，首先說清“是什麼”（不管作者個人喜歡不喜歡這種事實），在此基礎上才來討論“為什麼”。更重要的是，本書試圖把中共黨代會這個研究對象放到相關的比較圖景之中來觀察和理解，並由此得出超越這一具體研究對象本身的概念和結論。

　　我猜想，書中對於相關歷史事實的搜集和敘述，可能會比較容易引起中文讀者的興趣。在這個基礎上，我希望至少有一部分讀者還會對本書的概念和理論產生興趣乃至共鳴。讀者會看到，本書最大的比較框架，在於民主制度與非民主制度之間——如前所說，這固然是由於我對於民主及民主轉型有一種價值上的關懷，但同時也是對於公共權力的合法性的追問所必然導致的研究方向。其次，對於中共黨代會的研究，在這裡也涉及到了與比如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的比較。這樣的比較在本書中並沒有系統展開，這裡有篇幅限制的原因，更多地則是時代變遷的原因：蘇聯已成往事，中共卻在世界共產主義垮台之後依然強盛；我所着眼的，並不僅僅是歷史。所以，倒是關於東歐民主轉型乃至日本民主政治下的派系政治等比較維度，在書的結論章中變得突出起來。再次，我試圖在更為廣泛的比較研究中來加深對於本書主題的理解。比如說，我援引了著名人類學家格爾茨（Geertz）在研究前殖民地時代的傳統印尼巴厘國時提出的所謂“劇場國家”概念，藉以解讀會場虛文在權威主義政治中的重要性，從而試圖把對於中共黨代會的理解上升到超越中共、也超越中國的政治哲學層面。
　　本書在概念和理論上下了較大的功夫，對合法性、民主制度和權威主義制度的異同等做了自認具有原創性的釐清，並提出了權威主義的合法性赤字、“確認型合法性”、“制度操縱”等一系列原創概念，甚至還致力於發展了一套我稱之為“交互置景法”的獨有的方法論。在翻譯過程中，如何用中文表達這些概念，也是一個挑戰。在長期的雙語寫作過程中，我深感，中文是一種詩意的語言，而不以概念的多樣、清晰和準確見長。即使是中國人最喜歡談論的話題之一政治，這也是中國最有傳統、包括最有文字傳統的一個主題，在中文中也十分缺少現代概念。本來，中華文明創造了很多概念來討論政治問題，從上古尚書到春秋諸子，從賈誼過秦到魏源論政，漢語中原來不乏多種多樣的用來討論政治的詞彙和概念。但是，二十世紀初期的白話文革命之後，我們已經很少使用這些傳統的詞彙和概念來討論政治問題了。今天，國人討論政治問題時所使用的語言，大體上是源於西方的。我曾經與不是研究中國問題的洋人同事說起這個觀察，他們對此感到震驚：他們很難想像，一個歷史如此悠久的文明，能夠這樣徹底地脫離自己的傳統，而幾乎完全使用外來概念，討論對於自己的民族至關重要的話題。反過來說，即使已經經過了上百年的融貫磨合，那些源自西方的政治和理論概念，在中文世界裡，至今仍然要麼缺少對於相關源流的了解，要麼根本沒有基本的界定，以致很容易出現雞同鴨講的交流上的困擾。在本書中，我在某些地方做了一些努力，試圖融匯西方政治學概念與中國傳統的政治概念，打通二者以暢交流、互補和互益。比如，在結論章中，我討論了“禮”與制度的概念。在翻譯的過程中，譯者趙燦的學識和能力，也對表達上的技術完善做了重要的貢獻。但是，這不是能夠一蹴而就的事情。不管是概念的原創與翻譯，其中肯定都有不當之處，期望得到讀者的指教。

　　致謝

　　一本書固然微不足道，但其中卻總是凝聚着遠遠超出作者一人的很多很多人的勞動和心血，它永遠是作者深深感受很多相識乃至並不相識的朋友們的種種美意和善舉的載體。書的問世所帶給作者的最大快樂，就是終於有這樣的機會來申致謝意於萬一。
　　對於本書漫長的寫作過程中作者所得到的諸多幫助，英文版“致謝”已經有了粗略的表達，這裡不再重複。可惜，由於技術上的失誤，那裡錯漏了一些朋友的名字，下面藉機補上，並對這些朋友致歉。更主要的是，本書中文版的出版過程，依然是作者得到多種幫助的過程，必須借這個機會，哪怕是言難盡意地，表達我的深深感謝。
　　首先，感謝本書的中文譯者趙燦。他中英文俱佳的語言造詣，在中國、法國和加拿大所受的廣泛學術訓練，和認真而投入的工作態度，是保證本書譯文質量的首要因素。
　　同時，感謝中文大學出版社甘琦社長和年輕而具有高度專業素養的編輯們，特別是責任編輯袁載俊、編輯敏磊和林驍。他們對出版本書中文版所抱的熱忱和在編輯出版過程中所做的多種努力，使本書得以有了高質量製作的中文版本；包括這篇中文版序，如果不是載俊的敦促，都會胎死腹中的。
　　老朋友鮑朴、吳偉平、孫競昊為尋找相關研究資料多有貢獻，老朋友陳小平、何頻為在中文世界擴大此書的影響多有幫助，老朋友魏承思、林道群為中文版的出版多方操心，這裡一併鞠躬致謝！陳小平博士與明鏡集團並惠允將對我的一份訪談收入本書作為附錄，對此也謝謝他們的慷概和善意。
　　我在中國的家人大都不能閱讀英文；本書中文版的問世，使我得償夙願，那就是能夠把自己在異域的研究成果與家人分享，特別是與九十高齡的母親分享——她戴着老花鏡字字句句地認真讀過我的許多中文著述，那個場景在我心中永遠溫馨而勵志！父親去世已近十年，在他生前我少有機會與他就包括本書主題在內的那些他很感興趣的話題做深度交流，在他身後我因埋首著述及世俗瑣務纏身而遲遲未能完成一篇追憶他老人家的文章，這都是兒子心中的深深愧疚。我會將此書中文版帶到父親墳前獻祭，叩首酹酒，請他老人家在天之靈保佑後人永秉傲岸之風骨、自由之心魂。
　　此書英文版是獻給內人廖曉英的，這裡把中文版也一併獻給她，作為對我們共有的生活、共同的理念、和共享的價值的一種卑微但永久的見證。
　　2017年7月底，於桴浮書屋


　　近期文章：

　　烏托邦不要緊，千萬別不擇手段去實現　　
　　毛澤東搞文革的動機，這個問題很重要嗎　　
　　介紹一套面對年輕人的通俗民國史　　
　　當代俄國歷史教科書對這一百年怎麼說　　
　　《創業史》為何寫不下去？作者柳青的反思　　
　　口述歷史：我沒變，變的是共產黨　　
　　從漢語中的外來詞，看中外文化交流逆差　　
　　世界新聞自由日，讓我們來談談刪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