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还未满15岁的上海中学生阮铭秘密加入中共。后来数十年，他在翻来覆去的政治运动中浮沉，遭抄家、挨批斗、发配宁夏从事重体力劳动……文革过后，正全身心鼓吹思想解放的阮铭，却被开除出党了！年过八旬的他回顾了自己的“初心”


　　老高按：从去年9月底开始，除了节假日，我每个周末登门拜访住在新泽西的阮铭先生，与他进行了至少20次访谈，每次两小时，全都录成视频，制作成《历史明镜》节目。87岁的阮铭先生被我如此长期打扰，很能理解，很有耐心，每次都做了认真准备，甚至事先准备了详细的访谈提纲。我当然也投入了巨大精力，事先的准备，事后的处理——毕竟我们与央视、与凤凰台等任何一个官方、半官方机构都不一样，不可能有那么多人力物力财力，只有单打独斗。
　　但效果看起来还差强人意，对阮铭的访谈播出了三十多期，作为历史题材的节目，观众浏览量和反映都不错。
　　对阮铭的访谈，分成两个系列——
　　第一个系列，是请他系统梳理“邓小平帝国”。阮铭坚持反对“邓小平时代”这个说法，认为不准确、不科学、不规范，而要用“邓小平帝国”。他先后详细追述了：邓小平靠什么方式第三次复出重新登台；邓小平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转向起了多大作用；邓小平在文革之后的几件大事如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创立特区等等中功劳安在？邓小平如何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邓与胡耀邦的关系始末；邓与赵紫阳从密切合作到分道扬镳；邓小平对新疆和西藏的举措；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处理香港和台湾问题的得失；邓小平帝国与毛泽东帝国的异同比较；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全球战略；邓小平帝国的三个阶段；邓小平留给中共和中国的正面与负面遗产……
　　好家伙，一路下来，讲了十几期《历史明镜》节目！
　　第二个系列，是讲述中宣部，也有十好几讲：从中宣部在中共体制（乃至在所有共产专制政权）中的地位、作用和结构，到历任中宣部主管，重点讲述陆定一、陶铸、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王任重、习仲勋等正副部长，眼下正在播出周扬——已经播出了关于周扬的两期：《江青陈伯达用我的文章向周扬发难》《受到文革冲击真正觉醒的高官极少，他算一个》；今天下午3点，将播出第三期：《文革之后爆发了一场鲁迅争夺战》。
　　阮铭述评这些往事，可以列为口述历史，因为大多是他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但又不能简单地视之为口述历史：阮铭作为一个思想者，在当时和1988年出国之后，利用在美国能获得的丰富史料文献和思想资源，以及多年在台湾多年当教授的条件，长时间地反覆思考和总结，形成自己的一家之言。由于阮铭的相当特殊的个人经历和人脉关系，有条件了解我们局外人难以知晓的许多情况，他的叙述，自有其我们所不具备的权威性。当然，他的个人观感的局限属题中应有之义，何须赘言？历史研究者更重视的，是他提供了哪些别人无法提供的独家史料和领悟。
　　下面，我转载一篇对阮铭专访视频的文字整理稿。


　　我没有变，变的是共产党

　　阮铭、高伐林，《历史明镜》第73期


　　1946年，抗战刚刚胜利，国民党蒋介石的声望如日中天，还不到15岁的上海高中一年级学生阮铭，却秘密加入中共。后来数十年，他在翻来覆去的政治运动中浮沉，遭抄家、挨批斗、发配宁夏从事重体力劳动……正当文革过后，中国前景展现曙光之际，胡耀邦受逼下台，正在全身心地鼓吹思想解放、改革转型的阮铭，终被陈云、王震下令开除出党，随后于1988年来到美国。2017年10月，阮铭在新泽西寓所接受《历史明镜》电视节目主持人高伐林专访时说，他不后悔自己的人生选择。他说，寻找自由，大半生来从未改变；改变的倒是当初信誓旦旦、后来拒不兑现诺言的共产党。
　　这次专访是以漫谈方式展开的，话题在四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之间来回“穿越”。本文主要根据《历史明镜》第73期访谈视频为主整理，未经阮铭审阅。节目主持人高伐林根据阮铭撰写的自传并检索有关资料，并参考了对阮铭的其它访谈视频，对本文涉及的史实做了少许订正和补充。

　　中共党史专家阮铭在访谈中。

　　高伐林（以下简称“高”）：阮铭先生，您好！
　　阮铭（以下简称“阮”）：伐林你好！
　　高：上次请您谈过关于邓小平帝国的话题，这是一个系列话题，将至少请您谈十期以上——您好几年前写过《邓小平帝国30年》这本书，邓小平帝国前后30年，我们谈十期并不算多。但这次，我们想在您正式开讲“邓小平帝国”之前，先请您讲讲您自己的故事。上次我们曾经对观众朋友们许过愿啊，关于您的平生经历，“我们将在今后的节目中间来专门请阮铭先生讲述”。

　　为什么选择了跟从共产党

　　您的一生多姿多彩，我看过您写的回忆录《寻找自由》，但是只看过上部，下部后来出版了没有？
　　阮：下部也出版了。（后来阮铭先生赠送了我一套上下册，我都读了。——老高注）
　　高：我们很多观众，尤其是很多今天的年轻观众，对您的经历可能还不是很了解，我也了解得不是很清楚。我只知道您是1931年出生，而1946年年初，您就加入了中共。这在我听起来觉得很稀奇：算年龄，您加入中共时连15岁都不到，这个经过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抗战胜利以后，中国朝野对未来中国向何处去的命运前途正在大讨论，当时蒋介石的威望正到了顶峰，为什么这时候您却选择了加入中共，走上一条革命道路？
　　阮：我应该算是反法西斯战争中成长的那一代吧——1931年生，1945年的时候是14岁，我在念初中三年级，是思想正在走向成熟的时候，正好遇到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那个时候对我思想影响最大的，就是可以称为反法西斯战争转折点的历史文献——1941年的《大西洋宪章》。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的邱吉尔提出来的，扭转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局面，此前希特勒是那么猖狂、不可一世啊。罗斯福提出来：战后要建立一个自由的世界，他提出了“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我觉得罗斯福这个概括是非常重要的，比过去传统的所谓“消极自由”，又增加了“免于匮乏”和“免于恐惧”，那是基于反法西斯战争，突出了法西斯在世界范围内摧残人民这个要害。《大西洋宪章》还加上了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解放。
　　可以说，当时自由民主是一个历史潮流，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个历史潮流。
　　那时候，我生长在上海——上海当时是沦陷区，但我住在法租界，上的是法租界里头的教会学校震旦附中。那个时候，法国投降了希特勒，德国与日本又是盟国，所以，法国在上海的这些教会学校还算维持着自己的独立和安稳。我们那时候没有学日语，日本人没有到法租界来，还是上的法语课程，这个天主教学校还是维持着基督教信仰的传统。我小学也是念的天主教的学校。所以说，没有受到日本人的直接统治。
　　反法西斯战争以后，当时的青年，思想上一直追求的是自由民主。那个时候中国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呢？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来接收——那时候民间称为“劫收”，什么房子、票子、车子“五子登科”那一套，很快就腐败了。我原来对国共之争是没有概念的，全民抗日嘛，当时好像国共都是抗日的。可是，到了反法西斯战争结束以后，因为上海比较开放嘛，慢慢地看到一些情况，就发现了国共两党的不同。
　　国民党当时是崇尚《中国之命运》，这本书是蒋介石写的，他反对两个东西，一个是反对共产主义，一个是反对西方自由主义，他说这两个东西都不符合中国国情，所以我们心目中，蒋介石是反对自由民主的，他要搞“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
　　相反的，毛泽东当时打的是正义的旗帜。我们当时看到了毛泽东写的书，做了对比。一本是蒋介石的书，《中国之命运》；一本是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是他在中共七大上的报告——那个时候，在上海的书店里，这两本书都摆出来卖。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毛泽东讲什么呢？要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独立的、富强的中国。他有一个答路透社记者问，影响很大：记者问他，你讲要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是什么样的自由民主的中国？毛泽东都回答了，自由民主，他说是林肯的民治、民有、民享，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他没有讲什么“苏维埃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或者“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他讲的是，主张普世价值的林肯、罗斯福。
　　那个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共产党是怎么回事，但是对这样一个观念是接受的。后来，因为国民党镇压学生运动，就是昆明的“一二一”事件，消息传到上海来，上海的学生就游行了，那个时候许广平啊、马叙伦啊，民主人士都到上海的玉佛寺演讲，我们都参加游行，到玉佛寺追悼昆明的学生。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民主浪潮中参加的学生运动，那时候根本不知道这个学生运动背后还有共产党！

　　比较了蒋介石和毛泽东

　　高：您是怎么接触共产党的呢？
　　阮：我的家在上海的吕班路，现在叫重庆南路，就在震旦大学旁边。有一次游行回来，几个同学就到我家里去休息、聊天，突然有一个同学，就公开身份说他是共产党，我们都很吃惊，说你怎么会是共产党？不相信。
　　高：这个同学是高年级同学？
　　阮：他高三，我高一，那是1946年3月份。他说他是共产党，大家都很吃惊。那次聊天的一起有七个同学，其中有两个共产党员，都是高三的，这个同学公开了身份说自己是共产党，还有一个也在场的同学，也是共产党员，但没说。在场的另外还有一个高三的同学，有高二的，最小的是我们几个高一的，也跟他们一起参加游行。我们很惊讶，说你是共产党？共产党干什么的呀？他说，就是要求民主、要求自由，搞学生运动啊，没有别的，问大家愿不愿参加。后来他大概又觉得不太合适——因为那个时候是地下党嘛，他就又说还是不要集体表态了，个别再说。
　　高：你们这些人平时在一起常在谈论时事，比较投契？
　　阮：是啊，我们还办了一个刊物，叫《耕耘》，一个油印的刊物。李承达同学是个小开，家里是开西装铺的，我们周末就到他的西装铺里头，油印这个刊物，内容呢，是议论一些时事，还写一些文艺性作品，诗啊、散文啊什么的，中学生嘛，挺热闹的。后来这些人里，有些参加了更多活动，有些是因为要照顾母亲啊什么的，参加得就少了。那个时候参加共产党好像不是太危险，1946年上半年嘛，形势还没有到很紧张的程度，国共还没翻脸——表面上没有撕破脸，但是已经开始有这样那样的压力，当局镇压学生运动，特务的活动已经开始了，在学校里头，三民主义青年团搞的一些对立活动已经开始了。

　　美国特使马歇尔

　　当时，昆明事件之后就是欢迎马歇尔——美国派特使来给国共当调解人，共产党发动欢迎马歇尔，觉得他就是和平与民主的一面旗帜，那时候老百姓都是要和平民主的；国民党反对去欢迎马歇尔。你看，那个时候很有意思：共产党欢迎马歇尔，国民党反而反对。像我们这些长期在沦陷区、过去根本就不问政治、刚刚开始接触政治的年轻人，这就是一种比较嘛。人类的自然倾向就是和平、民主、自由，不会倾向打内战。那个时候认为要打内战的是国民党——现在当然有人要翻这个案——那个时候共产党的力量实际上还很小，国民党认为自己的力量很强大，陈诚不是说三个月解决关外、三个月解决关内，半年就把共产党消灭了嘛，为什么现在还要让他参加政协呢？共产党内部反而说，今后可能要议会斗争，进入“和平民主新阶段”。记得当时好像国共谈判中共产党已经提出来了，要一个省，共产党中央从延安搬到那里，好像是河北的一个地方？开始谈判时，是准备有一种可能性的。我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一个主要的潮流就是和平民主。那个时候的共产党，不管他是策略也好，或者是出于当时还是弱小的、对一直处在反共包围中的反抗心理也好，反正中共当时不管是公开的或者是内部的，都说要有两套，内部也说两手准备，要准备转入议会斗争，当时国际上像法共、意共，都是这样的，本来是有武装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就转为和平民主，不打了。
　　从我自己的了解，而不是从共产党对外的宣传、从共产党内部的指示来看，当时的中共是这样准备的。这是一个国际的潮流啊，中共当时跟苏共斯大林的，都有关系嘛。斯大林在雅尔塔，也接受了罗斯福的方案——罗斯福当时为了减少美国的损失，让斯大林出兵、让苏联出兵，他也做了让步，等于把东欧划成了斯大林的范围，当然西方并不是让斯大林搞专制主义，斯大林当时也同意，苏联东欧也要选举。
　　后来整个世界逐渐就变成两大阵营，但我们那个时候，反法西斯战争刚刚胜利，联合国刚刚成立，还是世界要和平、要自由，要大家平等那样的一个形势。在这个形势之下，共产党得到了人心。后来有种说法：共产党就是靠农民战争，打败了国民党。靠农民战争打败了国民党？这是不可能的！十年内战就失败了，最后逃到延安去了啊。那么共产党为什么会得到最后成功？确实是当历史潮流提供的机会来临的时候，蒋介石没有抓住，毛泽东抓住了！毛的蜕变是后来的事，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历史有个演变的过程

　　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是想写一本毛泽东帝国的，但是因为发生了“六四”，我改变了计划，写了一本《邓小平帝国》。毛泽东虽然在反法西斯战争以后提出来一个联合政府的主张，提出要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可实际上，建立全国政权以后，特别是韩战以后，实际上就变成一个斯大林式的共产帝国。这是一个后来的演变。而我们这一代人的理念、信念，一直还是自由民主，这一点没有变！现在不是有人讲“两头真”嘛，说青年时代和晚年是主张自由民主的，中间跟着中共跑了，我觉得，我自己的观念是没有变——有人问我是怎么转变的，并不是我转变了啊，是共产党转变了，它放弃了过去它曾经宣布的理想。

　　阮铭《邓小平帝国30年》。

　　高：但是很多人认为，共产党其实是“始终如一”的，从毛泽东在延安搞整风就可以证明，它一直没有放弃夺取全中国，建立红色政权的目标——当时明明日本侵略中国、大敌当前呀，共产党一整风就整了好几年。
　　阮：延安整风这个问题，我跟胡耀邦、跟周扬都讨论过。整风的目标是有变化的。开始的时候，整风的目标是反对王明路线——反对王明路线是口头上的，实际上就是反对斯大林。毛泽东为什么能够成功？他就是要否定斯大林的道路，走一条所谓自己的道路，实际上就是《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就是中共七大上提出的道路——七大还有一个文件，是个口头报告，毛泽东讲得更清楚。他讲，现在我们不是要搞社会主义，我们要搞的是新民主主义。什么叫新民主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他说现在世界上有三种资本主义，一种是法西斯的资本主义，一种是民主的资本主义，就是讲美国啊，还有一种我们的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那就是说，更要讲平等的一面了。所以后来批“走资派”，谁是最大的“走资派”啊？毛泽东。毛泽东并没有否定资本主义啊，而且说资本主义要有一个发展。当然后来发表出来的《论联合政府》，很多文字都修改了，特别是胡乔木做了很多修改。因为后来学苏联了嘛，毛泽东就同意了那些修改。真正的一边倒，是韩战以后、是西方封锁以后，不是他写文章的时候。他写文章的时候还希望司徒雷登去访问延安呢，毛泽东是不愿意一边倒的，一边倒就是受人控制了。他一直是要在两边都保持一种关系，好互相制衡，他的国际战略是互相制衡。
　　所以说，延安整风开始的时候就是批判斯大林的路线嘛。后来转到什么批王实味呀、抢救运动呀，那个时候整人，恐怕不能归到毛泽东一个人。我听陶铸讲过，刘少奇、康生、彭真、陈云都很左呀。陶铸跑去骂刘少奇，就是因为刘少奇把陶铸的好朋友柯庆施抓起来了，柯庆施的老婆也自杀了，陶铸非常生气啊，“柯庆施怎么会是国民党特务？我们在前方打仗，你们在后方这么整人，弄得人自杀”！后来在土地改革中老区搞什么“村村点火”“搬石头”那些，很多也是刘少奇、康生他们搞的。习近平的爸爸习仲勋调查研究以后给毛泽东写了报告，毛泽东纠正的。邓小平主政西南，搞得最厉害，中南是晚些时候搞的土改，叶剑英在广东就比较温和，被中央批评说“右倾”，又派陶铸去纠正。
　　高：所以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弄清楚来龙去脉，分清是谁的责任。

　　毛泽东的异化

　　阮：当时的路线方针，我觉得跟国际上反法西斯战争以后的潮流、跟斯大林的分歧都有关。后来中共态度突变，我觉得，朝鲜战争是一个最大的转折点。
　　胡耀邦对我讲过，朝鲜战争的时候，毛泽东反覆盘算，左想右想，一直抽烟啊、讨论啊，一会儿答应了，一会儿又反悔了。当时反对的人也很多啊，高岗、林彪，都是反对出兵。之所以出兵，与对各方意图有误解也有关系。麦克阿瑟就声称，仗打起来没有界线，鸭绿江都不是界线。那中共高层就考虑到，与其让美国人打到东北来，还不如御敌于国门之外。我说的意思是，当时有各种因素，是很复杂的。人在当时的情境之中，不是像后来看的那么分明。
　　胡耀邦、周扬这些人，他们对延安整风的看法，都觉得当时是有很复杂的背景在里头，不能简单地说，整风就是为了整什么人，跟“反右派”一样。我觉得应该两面地看。周扬不是讲有“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吗，五四运动一次、延安整风一次，第三次就是文革以后那一次。他是从什么意义上这么说呢，五四运动，是突破束缚中国人的封建老八股；整风就是突破斯大林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当然后来变成“反经验主义”，再后来又反知识分子了，把王实味杀了，那是后来的一个变种。毛泽东本人肯定要负很大的责任，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极左的，把文艺的功能作用都重新做了规定，改成遵循列宁所说的“齿轮和螺丝钉”了。但是，从反斯大林主义、反教条主义这一点来讲，当时对长期受苏联教条主义影响的中共来讲，那确实就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周扬他们一直到粉粹“四人帮”以后，还是这样认识的。
　　记得我和周扬有过一个辩论，我说毛泽东一天到晚看古书，钻研帝王统治术；周扬说，不能简单地这样讲，他要我看毛泽东延安时期写给博古的几封信，是批评博古的封建思想的。周扬还讲，在七大上，毛泽东批评共产党员，不要像几万块木头一样嘛，每个人还是要有个性嘛。特别有几封信毛泽东是重点讲个性的，不是说不要个性。《论联合政府》里也讲到要有个性。后来，毛泽东是变了！
　　胡耀邦也是这样认为。他说毛泽东跟他有七次个人谈话，他本来是想整理出来的，没想到去世这么早，没有整理出来，可惜啊！他说，对毛泽东也不能全盘否定。他说是后来建国以后，毛泽东脱离了人民，接触不到老百姓了，最后就只是接触身边一些人、接触古书。一个早年接触人民的人，慢慢就变成脱离人民的人，他变质了。所以周扬和胡耀邦都有一个概念——后来被邓小平反对的——叫“异化”，就是说，共产党本来应该是为人民的，应该是人民的勤务员，后来变成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人民的仆人，变成人民的主人，这就是异化。毛泽东也是异化了，并不是他从一出生就那样。现在有人把毛说成从头到尾都是“权力狂”，胡耀邦周扬都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们说毛是发展变化的，而且权力就是异化的催化剂。这个问题非常、非常重要，后来1983年周扬那篇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长篇报告讲异化。实际上在周扬那次做报告之前，1980年，胡耀邦主管中央党校，就请周扬到党校讲了一次，讲“改革就是要克服异化”。周扬也没有讲稿，讲了之后，胡耀邦要他的讲稿，周扬说我没有啊。胡耀邦就要我整理出来发表，周扬又说他没有系统啊，是零零碎碎讲的，没必要发表。但是我还是整理出来了，送给周扬看，他看了之后同意我们发表。当时吴江反对发表，因为他不赞成那个观点，胡耀邦就要我发表在《中央党校校刊》上。
　　高：是《理论动态》吗？
　　阮：不是《理论动态》，《理论动态》那时候是吴江管了，他已经要反自由化了，不同意周扬的观点。胡耀邦要我发在校刊上。
　　高：校刊的刊名叫什么？
　　阮：就叫《中央党校校刊》，是大开本杂志，大概一个月出一本吧——我忘了，一个月还是两个月出一期？也是我们这个理论室编的。《理论动态》是五天出一期，简报那一类的，比较薄，每一期只有几页纸。

　　一句话概括马克思学说

　　高：这些事，今后还会请您详细讲。再回过头来说您入党吧，谁是您的介绍人呢？
　　阮：就是高三的那个朱德勋——当时叫朱德勋，后来叫彭辉，就在北京市委工作。他后来也是上的燕京大学，他是1946年毕业，考进燕京大学。1948年，我也考上了燕京大学了，燕京大学派他来，在兵荒马乱中组织新生去北京的。
　　高：当时的入党介绍应该要两个人哪？
　　阮：对，两个人，还有一个介绍人，就是当时没有表明自己共产党员身份的那个人。
　　高：我好像记得您写的自传里说，您入党时候的上级是钱李仁？
　　阮：那是这样的：我们这一个党支部，每个礼拜开会，会有一个上级的人来。那个时候主要是在李承达的西装铺里开。那个时候钱理仁没有讲自己的真实姓名，我们就叫他“徐君”，也不知道他的地址什么的。约好时间开支部会，他就来传达一些精神。他是上级领导，不是支部书记，支部书记就是朱德勋。
　　高：那后来您又见过钱李仁吗？中共建政之后，他担任了很多职务啊。

　　钱李仁文革后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人民日报社社长。

　　阮：后来在团中央我就知道了，也见到他了。他在青年团中央联络部，开始还是副部长，吴学谦是联络部部长。他们都在胡耀邦手下工作。
　　高：您说过，1950年时，您讲党课发言，说就是因为看到了恩格斯的一句话而决定了自己要跟共产党走。有人要恩格斯用一句话来解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恩格斯说，就是那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阮：是的，在我15岁入党以前，《共产党宣言》就看过了，《共产党宣言》里就有这句话。但是这个时候我还没有想过用它来概括马克思的全部学说，是后来，我已经到了北京了、已经是建国以后了，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里的书信集——我比较喜欢看书信集，对鲁迅也喜欢看他的书信集，里头可以发现很多问题——书信集里有一封信，是美国一个人，要创办一个《新世纪》杂志，那个时候已经快到19世纪末，看得到20世纪初了，马克思已经去世了，他写信给恩格斯，说希望你能找一句话，能够概括马克思整个的精神，我们预备放在《新世纪》，新世纪要有一个新的精神么。恩格斯回答他说，能够代表马克思的精神，就是《共产党宣言》里头这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你没有“每一个人”，哪有“一切人”呢？没有“每一个人”，那“一切人”就是假的！
　　中国后来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把个人泯灭了，那还有什么人民呢？那就只有打着人民旗号的独裁者、权力者，权力至上！其实胡耀邦也是这个观念，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的时候，胡耀邦说，起码还有一条最根本的原则，是其他原则之源、之本，那就是：为人民，如果离开了一切为人民，那你就一定会变成权力至上和国家主义。
　　高：胡耀邦这句话是在什么时候说的？
　　阮：就是在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以后。邓小平抓了魏京生以后，胡耀邦在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为一个人民代表，他提出来：这样做一点用处都没有，那个时候魏京生不是要绝食嘛，他如果死了的话他就是烈士，你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胡耀邦这个为人民的观点，我觉得跟邓小平他们、尤其是跟邓小平的智囊胡乔木，是对立的。
　　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时候，胡乔木自己领导的政研室写了一篇文章《人民万岁》，后来登在《人民日报》，胡乔木就批评主持写这篇文章的林涧青——林涧青后来当过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胡乔木说，你们是要搞一个民主党来反对共产党！他就是一直反人民的。后来胡耀邦提出反对个人崇拜、反对个人迷信，胡乔木却说反对迷信人民、反对崇拜人民——这都是公开讲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异化也是你脱离了人民嘛，变成人民的主人嘛。还有一个，就是反资本主义、反自由化跟反专制主义之争。专制主义，那时候还叫封建主义，后来胡耀邦改成“中国传统的帝王专制主义”，因为学界对“封建主义”不是有争论嘛，可帝王专制，从秦始皇到近代，是这么一直下来的，改成这个说法，争议比较小，而且这个流毒大家看得比较清楚。

　　燕京大学的校训

　　高：您考到北京来上大学，在大学里不断从事党的活动，那时候已经到了中共进城的年月了吧？
　　阮：我们实际上是中华民国最后一届大学新生，我1948年9月份来北京，12月份燕京大学实际上就已经先解放了。我们就跑到城里去——那时候住在北师大，在那里做宣传、欢迎解放军。

　　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那个时候实际上已经很自由了。原来的校长司徒雷登，不是已经当美国驻中国大使了吗，校长就换了陆志韦。我们是9月份来的，之前的8月19日，国民党的特务要到燕京大学抓人，我们新生一到，老同学就给我们讲这个故事，说陆志韦校长多么勇敢，挺身而出，不准国民党军警特务进燕京大学校园。燕京大学的地下党员，开始有的躲起来——就躲在美国教授的家里啊，那个时候美国教授和中国学生关系是很融洽的。司徒雷登当校长的时候，他也是掩护地下党员的。燕京大学的校训，叫作“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跟马克思的“自由”是一样的概念。就是说，你学习是追求真理，追求真理是为了得到自由，得到自由以后就是要为人民服务——学到了真理、得到了自由以后，用你的本事去服务民众，这也是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的精神。恩格斯有篇文章就说，基督教创立初期的那些人，是跟无产阶级是一样的，他们传教人也是为受压迫的人、为穷苦人服务，耶稣也是这样的。
　　高：您是在大学当学生期间就当了干部吗？是毕业以后当了两个系的团委副书记，后来当了书记？
　　阮：我在燕京大学当团委书记的时候，还是学生——开始只有一个脱产干部，就是那个地下党的总支书记，他原来也是燕京大学政治系的学生，后来毕业了留下来，是一个供给制干部了。其他的团委书记啊、组织部长、宣传部长，都是学生党员。我们住也都在学生宿舍里，党员跟学生是一样的。燕京大学很小，一共只有几百个学生，就都在一个团委里。那时候我们从燕京大学到北京城里、到团市委开会，都是骑脚踏车去，哪像后来那么阔气。
　　高：当团委书记有没有一点津贴呢？
　　阮：没有。毕业以后，到清华大学，才变成脱产干部了。
　　蒋南翔来清华以后，做了一个改革，说不许有脱产政工干部。他提出来，选一些学生当政治辅导员，清华学制，学生都是五年毕业，当政治辅导员了就增加一年，六年毕业，每个学期可以少选一两门课，一个礼拜腾出一些时间，去做学生工作。像我们这样的干部，就都编到各教研组，要教书。我学的是机械，可当时蒋南翔要开哲学课，就让郭道晖跟我两人，到他的哲学教研组里。郭道晖当时是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我们都在荷花池那个楼里头住。他会唱京戏，那个人多才多艺，比艾知生强多了！可是艾知生后来把他打成“右派”——但郭道晖这个人现在又起来了，在搞法学，见识、观点很不错。

　　郭道晖

　　高：我看过他写的文章，有一篇回忆八十年代初期四千人干部大会，他参加了那个会，还是工作人员，所以了解得很深入，写前后过程很详细，那个大会对毛泽东全面揭露批判……
　　阮：是啊，那个会对毛泽东批评得很厉害，包括陆定一、方毅这些人，都有尖锐发言啊，说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但是后来吴江请邓力群到中央党校来讲了四天，讲题是所谓“陈云经济思想”，实际上邓力群第一天就是骂四千人干部大会那些揭批毛泽东的发言。他们把四千人大会的方向扭转过来，扭到批评华国锋，最后把华国锋整下台。

　　我也上“自由论坛”辩论

　　高：再回到五十年代，大学毕业之后，您就被分配到北京日报社？
　　阮：不是。我从燕京大学毕业以后，到清华大学搞团的工作。到清华是1952年，一直呆到1958年，“反右”以后。好像蒋南翔不大喜欢我，因为我对他……
　　高：那时候你担任什么职务呢？
　　阮：校团委书记。“反右”开始的时候批判钱伟长这些人，我还是赞成的，因为我不喜欢钱伟长。后来蒋南翔整到党内“右派”袁永熙和郭道晖，这些人我都是很熟的，我很了解他们，袁永熙是党委书记，领导过我；郭道晖更不用说了，那个年月要教哲学，要听苏联专家的，我们就一起骑车到北京大学去听苏联专家讲课，然后再结合自己的一些看法，再在学校讲课。后来把袁永熙、郭道晖都打成“右派”，党内开会的时候，我就不发言，我是不太赞成么。当时，开始鸣放的时候，像艾知生也都很紧张啊，躲在家里不出来。整风时大字报贴得最多的，一个是贴蒋南翔，一个是贴刘冰——那个时候袁永熙已经不当书记，刘冰是校党委第一副书记，蒋南翔自己兼校党委书记——大字报说刘冰是“土包子”，问我怎么突然当了团中央候补委员，还说要罢免我，罢免团委书记、罢免党委常委、罢免团中央候补委员。
　　高：团中央候补委员，学校无权罢免呀？
　　阮：学生贴大字报、鸣放嘛，提什么意见都可以嘛。团代会是（1957年）5月15号开的，开到25号（查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青年团后来改名为共青团，这次大会也相应改名为共青团第八次代表大会。——老高注），我在团代会上有发言，讲政治思想工作、讲政治辅导员。校园内也有人贴我大字报，说你在团代会上胡说八道什么，要交待。开完会回来，那时候毛泽东已经讲了，说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都是错误的……
　　高：那是几月？
　　阮：5月呀！
　　高：哦，那正是从整风转到“反右”的时候。
　　阮：我这个人，很多关键时刻都直接听到毛泽东怎么讲的，后来又直接听到邓小平讲“黄猫黑猫”，都是跟青年团有关系。回来之后就看到大字报，要我上“自由论坛”去辩论，当天晚上我就去了。去了他们就质问我：你到底在全国团代会上都干了什么、说了什么？我就把我在团代会上的发言念了一遍，结果还有人鼓掌。我下来以后，那个贴我大字报的人也过来跟我握手。所以我觉得学生提意见，鸣放嘛，没有什么，他们不了解具体东西，当然可以提出来这样一些意见要我们讲清楚嘛，没有什么奇怪的。

　　“反右”中做了一件事

　　后来蒋南翔在“反右派”的时候，采取的措施就是把整个组织都打乱了，由系党总支来管，包括老师和学生，青年团员划不划“右派”，也要系党总支来决定，青年团自己就没有这个权力了。校团委中有一些来工作的学生干部，系党总支也要打成“右派”，我就说，那不行。团委组织副部长叫王学方（音），一个女孩子，是机械系的一个学生，他们要把她打成“右派”，我就问什么原因？他们说她贴大字报反对你啊。我说反对我怎么就是“右派”？大家都可以提意见啊，不准把反对个人的人打成“右派”。现在我看网上还有文章说我那个时候是“左派”，打了很多“右派”，我可没有！我只做了一件事——

　　曾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的蒋南翔。

　　我上“自由论坛”辩论了以后，蒋南翔就找我去了，那个时候他认为我这个行为是敢于上台辩论，还汇报给北京市委了。后来要“反右派”，彭真找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人去谈——记得是5月二十几号，5月底以前，也把我也找去了，是刘冰、何东昌、我，跟着蒋南翔共五个人去的，所以我是很早知道中央要“反右派”了。交给我一个任务：让钱伟长到“自由论坛”讲话，把他的发言录音录下来。
　　这个事我倒还是很愿意做，因为我看钱伟长他们六个教授的讲话，报上登了，我看了觉得最出格的就是钱伟长，他说共产党已经不行了，要他们来收拾天下了，清华大学也要他来收拾。我觉得他那些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当时确实给蒋南翔贴了很多大字报，给刘冰也贴大字报，给我也贴大字报，但学生并没有“打倒”的意思啊！就是给你们这些干部提意见嘛，这本来就是整风要求做的。当然学生提的意见可能有偏激的、有错的，那也不致于要把共产党搞垮台、拥护你钱伟长来当校长啊。钱伟长就去讲了话，到后来“反右派”的时候就批判他了。
　　其他那么多老师学生被打成“右派”，还把党内的袁永熙、郭道晖都打成“右派”！没想到。“反右派”以后，清华风气就变了。那时候我已经走了，到北京日报社去了，后来我回来一看，过去去什么地方是自己坐公车、骑脚踏车，现在都是小汽车了——就是说，学校里党的干部已经凌驾于一般的师生之上了。我觉得，学校的异化，就是从“反右派”开始的。
　　高：您刚才说，“反右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指钱伟长去“自由论坛”演讲时，你就录音存证了？
　　阮：这件事情是我布置的、我做的。那其他的……我对蒋南翔后来的一些做法，就不是很认同，所以就不积极了，“反右派”以后我就带了学生去十三陵水库劳动了。
　　北京市委当时要调人去北京日报社，调谁去呢，要艾知生……
　　高：艾知生后来当了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当时他是什么职务呢？
　　阮：艾知生是校党委的宣传部长，他把他的副部长郭道晖，还有两个宣传部的干事都打成“右派”。宣传部长管几个教研室，他把几个教研室的人，除了蒋南翔的哲学教研室，都打成“右派”了。北京市委是要调他到北京日报社，他对蒋南翔说他不愿意去，蒋南翔也不放他。我那时带了学生在十三陵修水库，刘冰来看学生，告诉我，说可能要把你调走。刘冰当时跟我关系不错的，他是校党委第一副书记嘛，分管青年团——起先是袁永熙管，后来袁永熙改当校长助理了，就刘冰管。他说艾知生不愿意去，蒋南翔让你去。
　　让我去就去吧，就到了北京日报社。在北京日报社呆了两年多，1961年被调到了中宣部。

　　中宣部内斗很厉害

　　高：到中宣部在哪个部门呢？
　　阮：综合组，那个时候要编辑一个《宣教动态》。综合组设在部办公室里，童大林是秘书长，综合组归秘书长领导。
　　我去中宣部，实际上是这样的：当时中国要跟苏联论战，反“现代修正主义”，中央提出来要调一批干部组织写反修文章。从全国各地调，每个省调三人，一共有七八十个人。北京市调了我、还有苏星，还有个谁我忘了。但调去以后并没有用，因为遭遇了三年困难时期，顾不上反修了，就没有扩大规模，就把这些人一分：到红旗杂志，到政治研究室马列所，到中宣部……分到中宣部的是四个人，就都放在童大林领导下的综合组里。综合组就没有什么专门的职责，临时有什么事要抓你做，那就做什么事。
　　高：到六十年代，接近“文革”了，你就开始写批周扬的那篇著名文章（指《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评《鲁迅全集》第六卷的一条注释》，发表于1966年7月《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高注）？
　　阮：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当时因为中宣部整风，有一批人——大家也不一定熟悉这些副部长的名字了：张子意啊，林默涵啊，许立群啊，这些人就反童大林，说童大林看不起他们。童大林确实对我讲过：中宣部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两个人，一个陆定一，一个周扬——陆定一是部长，周扬是中宣部副部长，除了陆定一，他就是最重要的了。

　　童大林时任中宣部秘书长。

　　高：胡乔木是不是也还挂着中宣部副部长？
　　阮：还挂着，但我1961年到中宣部的时候，他已经不大管了。五十年代初他管得很厉害，他跟陆定一一直是对立的。刚才我说的那些副部长是比较靠近胡乔木的，特别是林默涵；许立群呢，是比较靠近彭真的。他们可能听到一些风声：陆定一可能不行了，他老婆有问题。
　　高：陆定一夫人严慰冰给林彪、叶群写匿名信的问题已经案发了？
　　阮：还没有公开化，但是可能已经传出一些风声了，所以他们反童大林。我们因为在童大林领导下，就觉得好像整风不应该是这样整法。童大林讲“中宣部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两个人”这话有什么大问题呢？陆定一、周扬确实是中宣部的主要领导嘛，所以后来我们也提了些不同意见，那边的就很反感。我太太当时也很勇敢，她跑去找周扬……
　　高：您太太（阮若瑛）当时也在中宣部工作？
　　阮：是啊，她比我去中宣部要早好几年。她对周扬反映说，那些人这样反童大林，很不正常，我们这些人不能不说话。周扬就对阮若瑛讲，打了一个比方：说这个桌子已经有裂缝了，你们就不要再提意见了，他们提意见，你不要管了——周扬是有点和稀泥的样子。可那个时候我们因为意见提出去了，已经名声在外、被挂上号了。
　　中宣部整风刚完，社教运动，也就是“四清”运动开始了。中央让北京大学搞社教试点，要派工作队，中宣部就派了一批人，都是在部里不受重用的人去，其中也有我，等于下放了。后来北大社教不是变成一场文革前后的大风波了嘛，你知道不知道？
　　（阮铭文革之前和文革期间在中宣部、文革之后在中共中央党校，还经历过许多大风波，《历史明镜》电视节目和明镜旗下杂志将陆续披露。——老高注）


　　近期文章：

　　改变这个世界的往往是边缘人　
　　从汉语中的外来词，看中外文化交流逆差　　
　　同时当作家兼间谍，难还是不难？　　
　　五四在台湾没声音，在大陆则要辨真假　　
　　世界读书日反省：哪些因素冲击阅读好书　　
　　“遇到红灯绕着走”，到底对不对？　　
　　世界新闻自由日，让我们来谈谈删帖　　
　　“保存生命”是第一正义原则　　
　　达赖喇嘛点评几代中共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