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的隐蔽战线中，文艺、统战、情报是三条线，互为明暗，时有分合或交叉，但不会完全重合。我见过、接触过很多中国文艺界的老人，都曾经在中共夺权年代一身而兼三任；有的，甚至在中共夺权后也仍然有公开和秘密的两重、三重身份
老高按：中国已故文艺家夏衍（原名沈乃熙，字端先），在我们这一辈人中大名鼎鼎，在当今的年轻人中知名度就趋近于零。这位前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文革中是被万炮齐轰的“四条汉子”（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这句话出自鲁迅笔下）、“文艺黑线祖师爷之一”；拨开这些，事实上，他的累累成果，横跨多个文学艺术门类，写中国电影史、二十世纪中国戏剧史、近代报告文学史乃至文艺思想史、甚至翻译史，都必会浓墨重彩地写到夏衍的贡献和成就：话剧《赛金花》、《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纪实文学《包身工》、电影《祝福》、《林家铺子》、《红岩》、回忆录《懒寻旧梦录》……都有重要的价值。
夏衍还有一个头衔：中共地下工作者。
他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中对他的这一秘密生涯有很多叙述。但这本书影响不大，不为人熟知。最近他的孙女沈芸写了一篇文章《祖父夏衍与隐蔽战线》，篇幅不短，转载于此。
沈芸在文章中说：“在中共隐蔽战线中，统战和情报是两条线，互为明暗，时有分合或交叉，但不会完全重合。”触类旁通，我们也可以说：文艺、统战、情报是三条线，互为明暗，时有分合或交叉，但不会完全重合。过去我见过、接触过很多文艺界老人，都曾经在中共夺权年代一身而兼三任；有的甚至在中共夺权之后也仍然有两重、三重身份。曾经让我惊骇不已，现在回看，都是常态。
前天我转载的傅国涌文章，披露了中共地下工作者在夺权变天回到地上之后，命运受到高层秘密执行的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左右。夏衍似乎是个例外，甚至与潘汉年的关系，也没有给其仕途罩上凶险阴云，只是最后碰到文革才在劫难逃。为何能如此？是得益于人脉（他与周恩来、周扬等许多人的渊源）？是归功于声望和成就（他过往许多作品被列入中共的成果）？还是有赖于他个人的长袖善舞、敏于转向紧跟才得以免祸？这些原因，也可能都有，抑或都不是而另有秘辛？待考，并求教于各位网友。
祖父夏衍与隐蔽战线
沈芸，北青天天副刊
剧的落幕是这样的：脱线数十载的老特工归队了，千里迢迢坐着火车硬座来到北京，要见一位知道他真实身份的老首长，他走到一条胡同的四合院门前，按响了门铃……
这一个似曾相识的场景，在我们大六部口的家也出现过。三十年前的某一天，我们的院子里来了一位老人。他的到来，让我祖父夏衍很兴奋，也很郑重，告诉我们，今天要来一位老特工，他的一只眼睛失明了，蒙冤多年，劳改后回到北京，是潘汉年的部下。
他们是久别重逢。这位老人走时，留了电话和地址，颤抖的笔迹写下了“华克之”三个字，我后来知道，他还叫：张建良。
“文革”以后，特别是潘汉年案平反前后，这样劫后余生的相见，在我祖父的客厅里经常出现，并不稀罕。很多当年的老地下党，也包括一些老特科成员，他们或是来家里叙旧，或是找组织申诉平反。这些来访的客人中，有的声名显赫，有的如雷贯耳，还有的神秘传奇。我祖父说起他们，总是三言两语，如果将其展开，便是一篇大文章。
潘案平反，对于周恩来领导的隐蔽战线潘汉年系统的人来说，是一件天大的事情，二十七载的沉冤昭雪，有着一个曲折艰难的过程。
▲1938年3月29日，在广州，前排左起：茅盾、夏衍、廖承志，后排左起：潘汉年、汪馥泉、郁风、叶文津、司徒慧敏
老战友们努力，潘汉年平反归队！
早在1978年，从特科时代走过来的李一氓写下诗一首：“电闪雷鸣五十年，空弹瑶瑟韵难成。湘灵已自无消息，何处相寻倩女魂。”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首纪念潘汉年从事革命工作五十年，兼怀董慧的诗，取名为《无题》。从诗中看，李一氓已经知道潘汉年在湖南去世了。他知道，我祖父也一定会知道。
随后，潘案的平反开始在他的老战友们中运作了起来。陈云的登高一呼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决心要把潘汉年的问题弄清楚。首先，是要求曾长期担任地下党上海市委书记的刘晓写出报告，用材料来说话。当时，“两个凡是”的影响给潘案的复查带来很大阻力。陈云交待的任务只能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刘晓、张毅夫妇联合潘汉年的老战友夏衍和史永（沙文威）向中央写信要求复查潘案。此外，陈云又要求廖承志、夏衍等写出系统的、具体的材料上报中纪委。1981年3月1日，陈云亲自写信给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建议复查潘案。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宣布，潘案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错案，予以彻底纠正。
陈云在11月初让秘书持他的亲笔信来到我们家，请祖父写一篇怀念文章，指明要登在《人民日报》上，即夏衍在11月23日完成的《纪念潘汉年同志》，此文在社会上反响强烈。
1983年4月15日，是我祖父盼望的大日子，也是潘汉年战友和亲朋们盼望的大日子，他们多年的共同努力获得了成功，潘汉年夫妇要回来了。
之前，湖南涞江茶场已经给我祖父来过信函，汇报潘汉年夫妇骨灰的情况。14日，潘汉年、董慧夫妇的骨灰从长沙启程开赴北京。人们聚集在北京火车站，迎接骨灰回北京八宝山安葬，廖承志、夏衍、李一氓、周扬、阳翰笙等，以及专程从上海赴长沙护送骨灰的于伶、刘人寿，还有我祖父特地通知的潘汉年的生前好友唐瑜、孙师毅家属等。覆盖党旗仪式在北京站贵宾室举行，潘汉年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副一室，归队！
鲍文蔚的女儿鲍晓娜《我的父亲与潘汉年》，描述了潘案平反后她父亲所受到的震动，有着生动的记述，小标题是“寻找‘李胖子’”：
“父亲与潘之间常常通过一位化名李某且体态较胖的同志联系，父亲的住处就是他落实的。……
“1983年秋，父亲已八十有一了，手抖，又患眼疾。他辞退了几个院校的聘请在家休息。有一天散步，听说潘汉年的冤案已经平反，骨灰也已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了。回家后，他急忙托人找来《人民日报》上夏衍的纪念文章，摸索着连看数遍，并陷入了久久的沉思。最后，父亲作出了决定：自己的事也必须说说了！而关键，是要找到联络员‘李胖子’。
“于是，全家出动——找人！
“那段时间，我们先后拜访了夏衍、石西民、楼适夷、丁玲、潘菽、吴祖芳（潘梓年夫人）……也找了中央组织部、统战部、上海市委组织部等。夏衍对父亲说：潘案株连三千人，你老鲍没有被牵连进去算是幸运的，‘李胖子’不认识，因那段时间潘的活动很机密，一点也不知道。石西民说：至少两千五百人受株连，‘李胖子’不认识。其他几位也都说得差不多。……
“寻找‘李胖子’的事只好告一段落。后来父亲总是说，其实他当年知道‘李胖子’的真名，现在也好像就在嘴边，只需提醒一下。可是，到哪儿去找这个能提醒他的人呢？ 这成了父亲离开人世前的最大的憾事。”
这样的情况在我们家发生的不少，袁殊后来说，他1980年的时候，在儿子的陪同下来找过我祖父，解释当年的“怪西人事件”，同时，也为自己平反。而后，黄慕兰（定慧）也给我祖父寄来了申诉材料，我记得，她是用毛笔写的小楷，密密麻麻。
祖父夏衍的两个身份
隐蔽战线，是当下的一个热搜词。关于夏衍与隐蔽战线的关系，外界做过多种揣测。我祖父生前从不炫耀他与隐蔽战线的关系，更不会夸大其词。他在很多不同场合都说过同样的话：“我是帮忙做事，没有加入过组织（情报系统）”。这句话，他对子女们讲过，也对第三代的我讲过。
2015年，《夏衍传》再版，在其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夏衍不仅是共产党人，而且是特殊的共产党人——他属于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共情报系统的重要成员。……当时的上海闸北区委书记康生是夏衍的直接领导人，他对潘汉年说，‘这样的文艺人才放在闸北区搞工运，跑跑纱厂，是可惜。’周恩来调夏衍参与筹建左联后不久，夏衍也成了中共特科成员。从此夏衍有了两个身份：公开的作家身份和秘密的中共情报人员身份。”（刘小枫：《智深而勇沉的革命文人——读《夏衍传》所想到的》）
“成了中共特科成员”和“秘密的中共情报人员身份”，这两个大胆的结论，在没有直接材料证明的情况下，不仅不符合史实，也与夏衍自己的说法完全相违背，而且夏衍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时间是在特科结束的两年以后。
这让我很震惊。毕竟，隐蔽战线不是谍战片，很多结论是需要有史实依据的。
中央特科成立的背景是“四一二”政变，主要任务是情报收集、政治保卫和锄奸，存在时间是1927年11月—1935年10月。
1927年，对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这一年的5月底或6月初，夏衍在大革命失败后一个多月以后，在上海北四川路海宁路的一家烟纸店楼上，由郑汉先、庞大恩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当时“寄居”在绍敦公司，靠翻译为生。
同年的冬天，绍敦公司老板，夏衍的中学同学蔡叔厚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周恩来决定将夏衍（沈端先）从闸北街道支部调出”参与筹备“左联”，时间应该是 1929年秋冬，夏衍搬出绍敦公司正是在1929年。
根据阿英的回忆，“文委”是1929年成立的，潘汉年是“文委”的书记。阿英等同志认为，调沈端先（即夏衍）来参加“左联”的筹备工作，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就正式同潘汉年谈，组织很快同意了这个建议。
1928年潘汉年开始负责文化统一战线的工作，夏衍回忆说：“1924年，他在创造社出版部工作时期我认识了他，但在二十年代后期，尽管我知道他在上海工作，却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夏衍：《纪念潘汉年》）
▲1930年，夏衍在上海
1931年4月24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5月，在周恩来领导下，新的中央特科机构迅速重建，1931—1933年，潘汉年出任中央特科情报科（二科）科长。
1931年夏天，已经有五六个月没有露面的潘汉年，通过一家书店的关系找到夏衍，“约我到爵禄饭店的一间房间里见面，从下午四点一直谈到薄暮。一开头，我先谈了一些‘左联’和‘剧联’的工作情况，对于这些他似乎都已经知道了。于是，我就幼稚地问他这段时间到哪儿去了？他说什么地方也没有去，只是换了一个工作岗位，我再问他什么工作，他就不肯讲了……饭后，我和潘分手时，问他是否要离开上海，他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了一句，老待在上海也没有意思。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一别，直到1937年抗战前夕才在上海见面。”（夏衍：《懒寻旧梦录》）
作为一名老牌的地下党，夏衍与“特科”之间的桥梁，除了潘汉年，还有蔡叔厚，尤其是在潘汉年离开的那一段日子。
1933年，夏衍替袁殊转了一封信。
袁殊创办的《文艺新闻》因思想进步、客观报道“五烈士事件”与夏衍等左翼人士有着良好的来往，他们也是袁殊杂志的作者。至于袁殊更为复杂的背景，潘汉年在1931年的那次与夏衍谈话中并未涉及，潘只是在夏衍说起《文艺新闻》有可能是“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时提醒夏衍：“你不要想得太简单，潘公展和吴醒亚（中统）有矛盾是事实，但在反共这一点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因此，要我在适当的时候和袁殊讲不要对吴醒亚有幻想。从这句话我猜想潘和袁殊可能也有联系。”后来，袁殊在《文艺新闻》停刊后，参加了特科，这是夏衍知道的，袁殊还一再请夏衍为他保密。之后，两人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来往。
“大概在1933年秋，他（袁殊）忽然约我见面，说他和特科的联系突然断了，已经有两次在约定的时间、地点碰不到和他联系的人，所以急迫地要我帮他转一封给特科领导的信。按规定，特科有一个特殊的组织系统，为了安全、保密，一般党员是不能和特科工作人员联系的，因此我对他说，我和特科没有组织关系，不能给他转信。但是他说情况紧急，非给他帮忙不可，又说，把这封信转给江苏省委或者任何一位上级领导人也可以，当时白色恐怖很严重，他又说‘情况紧急’，于是我想了一下，就同意了他的要求，把他的信转给了蔡叔厚。我也知道，蔡这时已从中国党的特科转到了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但他的组织关系还在中国特科（吴克坚），所以我认为把袁殊的信交给蔡转，是比较保险的。想不到那时国际远东情报局正需要袁殊这样的人，于是袁的关系也转到了国际情报局。当然，这一关系的转移，蔡叔厚没有跟我讲，我是不可能知道的，当蔡叔厚告诉我袁殊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之后，我就不再过问了。”（夏衍：《懒寻旧梦录》）
1935年的多事之秋
时间又过去了两年。1935年，对夏衍来说是多事之秋。一是田汉、阳翰笙的被捕，二是“怪西人事件”之后，自己险些被诱捕。这两个事件，使他与“特科”发生了紧急的联系。这一过程中，夏衍的机智敏锐、蔡叔厚的果断善后和孙师毅的缜密心思，使事件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事情要从1934年除夕山海关路田汉家的年夜饭说起。这实际是一次“文委”的碰头会，参加者有夏衍、周扬、阳翰笙和孙师毅。田汉、夏衍等人对形势持有乐观情绪，但是孙师毅在那个晚上头脑比较清醒，“他认为国民党在军事围剿取得了‘胜利’（红军开始长征的消息，11月间就在中外报纸上出现），可能会双管齐下，同时加强对革命文艺运动的‘镇压’。师毅不是‘文委’成员，对外也还保持着公开合法的身份，但是他的连襟刘进中先在特科工作，后来转到国际情报局，所以我们也知道师毅和党中央有联系，由于这种缘故，师毅的话引起了我们的警惕。”
不幸而言中，元宵节过后，2月19日的夜晚，田汉被捕。钱杏邨（阿英）夜里回家时在弄堂口发现了警车，而且自己家三楼平时不开灯的书库灯火通明，赶紧离开得以逃脱，第二天一早冲到夏衍家报信。
夏衍当时的家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普益里，是“文委”成员经常碰头开会的地方，瞿秋白也来过两次。这幢一开间半的二楼弄堂房子，是蔡叔厚介绍的，最大的好处是它有一个前门和两个后门，也就是说，这所房子的门牌是在爱文义路，另一个后门却在麦特赫斯特路，“虽非狡兔，却有了三穴，万一有事，可以从后门溜走。”
夏衍确定田汉出事后，回到家，烧掉了一些文件，再把家里本来锁着，可以通麦特赫斯特路的后门打开，做好必要的应急准备。然后去找蔡叔厚，告诉他田、钱两家的情况，请蔡老板通过特科核实。两天以后，蔡告知，由于叛徒告密，上海中央机关遭到第三次大破坏，“文委”成员五人，阳翰笙、田汉、杜国庠被捕，夏衍和周扬幸免。在得到特科的准确消息后，夏衍即刻通知周扬隐蔽起来。
随即夏衍也在徐家汇隐蔽了一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夏衍把田汉留下来的《风云儿女》的故事改编成电影剧本，田汉写在最后一页上的歌词，成为了日后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这一年的5月，国际远东情报局的一个叫陆海防的人在上海被捕叛变，供出来他和华尔敦（又名劳伦斯）的联系地点，随后，华尔敦及有关的几个人被捕，其中包括袁殊，这就是“怪西人事件”。由于涉及苏联，国民党军统严密封锁消息。因此，袁殊被捕的消息，起初连国际远东情报局的蔡叔厚也不知道。
然而，对于夏衍这样一个和远东情报局无关的左翼文化人，却因为两年前替袁殊转了一封信，被军统盯上了。
“大概在5月下旬，有一天，我已从徐家汇回到家里，正在电通公司拍戏的王莹转来一封袁殊给我的信，约我到北四川路虬江路新雅茶室和他见面，袁的笔迹我是很熟悉的，所以我毫不怀疑地按时去了，但是坐电车到海宁路，我忽然想到虬江路是‘越界筑路’地区，这个地方由租界工部局和国民党政府共管，到这地方去不安全，于是我就下车到良友图书公司跟郑伯奇谈了一阵，就回家了。就在第二天，孙师毅告诉我，他接到袁殊打给他的一个电话，问他黄子布（我在电影公司用的代名）的电话，师毅很机警，立即回答他：‘黄子布早已不在上海了。’把这两件事凑在一起，我们两人都感觉到可能是袁殊出了问题，果然，差不多同时，王莹在环龙路寓所被军统特务逮捕。”（夏衍：《懒寻旧梦录》）
▲1949年5月初，夏衍从香港北上，在北平李克农家的合影。左起：钱筱璋、阿英、夏衍、李克农、袁牧之
▲晚年的夏衍
夏衍终身都有着地下党情结
本来，在1935年初，蔡叔厚已经办好护照准备去苏联学习，因为华尔敦的被捕，果断决定留下来善后，当夏衍找到蔡叔厚时，蔡讲述了“怪西人”案的大致轮廓，他跟夏衍、孙师毅的分析是一致的，“现在主要的危险是袁殊，王莹的被捕就是一个例子”。
人称“蔡老板”的蔡叔厚，早年留日，与曾希圣在党内并称为“无线电双雄”，1929年夏，党的第一个电波就是从法租界蔡叔厚寓所传出的。1932年，蔡叔厚被远东情报局的佐尔格看中，作为中国党支援共产国际的骨干，蔡叔厚调出特科，被吴克坚派往共产国际中国组工作，成为一名红色国际特工。正是由于蔡叔厚的双重背景，使他出色地处理了后续的事宜。到了6月份，蔡叔厚的计谋果然起了作用，袁殊的“知日派”身份惊动了日本方面，军统将袁殊送到武汉“归案”，由此切断了军统在上海对远东情报局这条线索的追查，使萧炳实、刘思慕等人安全脱险。王莹也在两周以后被悄悄释放。
蔡叔厚在南京汤恩伯处得知，由于华尔敦拒绝回答问题，军统方面对蔡的这一条线一无所知，目前蔡是安全的。虽然袁殊已被送往武汉，但国民党可能还在追查与夏衍的线索，因此，要夏衍做好长时间隐蔽的准备。夏衍当即请蔡叔厚转告孙师毅，在电影界代他散放空气，说黄子布已经去了日本或北平。
爱文义路卡德路上的一座古老西式二层楼房，是一个白俄女人开的收费不菲的公寓，夏衍在这里躲藏了三个月，写出了多幕剧《赛金花》。
在夏衍的回忆录里，他没有回避袁殊事件对左翼人士及远东情报局的伤害，忠实地记录了下来，并且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应该说这不是他个人的结论，而是他、蔡叔厚、孙师毅，以及潘汉年的共同判断。
潘案发生后，“经过审查，由李克农出面于1955年4月29日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写了正式报告。报告列了7个疑点……接着，报告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证：……（二）潘利用袁殊、胡均鹤、李士群，利用日本驻港副领事刻户根本和小泉都有正式报告。……但在当时情况下，‘左’风越来越盛，这个实事求是的报告并未引起中央的重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同志建议复查潘案时，这个报告才发挥了作用，成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重要依据。”（罗青长：《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上海党史研究》1996年第1期）
夏衍终身都有着地下党情结，他珍视这段峥嵘岁月留给他的不灭记忆，但是，地下党不能等同于特科。对此，国防大学的徐焰教授明确阐述过，中共地下工作主要任务不是搞情报，是争取群众。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所总结的秘密工作五大任务，情报工作只列在第四位。
徐焰还特别举了我祖父的一个例子：“早在80年代初国内播出一部在敌营潜伏的电视剧时，曾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文艺界前辈夏衍看过后便撰文叹息说，这些年轻编导不了解当年党的隐蔽斗争原则，利用女色、金钱收买和手枪暗杀等方式恰恰是中共地下工作所不允许的。”
这里所指的电视剧应该是曾风靡一时的《敌营十八年》，事隔多年之后，如果我祖父看到有些文章将他这样的老地下党与“谍战”混淆在一起，一定会对这种缺乏基本常识的观点摇头感叹。
还是回到1931年的夏天，潘汉年没有告诉夏衍，组织已经在考察袁殊，准备介绍袁入党，同时转入特科，而是透露了一个关于瞿秋白的消息：“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中央已经决定上海一带的文化工作由瞿秋白来领导，他经验丰富，和鲁迅、茅盾的关系也很好，今后，‘文委’开会时，他会来参加的。”随后，夏衍又用括弧补充了一句话：“不久后，阳翰笙也悄悄地告诉了我这个消息。”
这是情报工作的特点，也是潘汉年的风格。夏衍在《纪念潘汉年》一文中写道：“我曾问过他，他要我和杨度联系那一次，为什么连姓名也不告诉我？他说：‘这是纪律。’我说他见过大场面，如参加过长征，遵义会议后去过莫斯科，1936年到南京住在宋子文公馆，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后宋美龄找他谈话……这一类‘可资谈助’的事，连对我这样的‘老搭档’（这是‘文革’中一份杂志给我加上的罪名）也是严守秘密的。”
1982年，中共中央决定为潘汉年案平反，陈云在11月9日写信给夏衍，希望他写一篇文章纪念潘汉年。在信的结束处，陈云特地加了一句话：“文章只写你所知道的一段就可以了。”
在潘汉年领导的文化统战和情报系统的两条线上，夏衍一直是以半公开的左翼文化人身份被定位在前者的位置，这可以看作是潘汉年的安排，更可以理解为周恩来的决定。
1930年，周恩来离开上海前，考虑到潘汉年也即将离开，于是组织决定由夏衍和杨度单线联系。大约是这一年深秋的一个晚上，潘汉年约上夏衍，叫了一部出租车，开到上海旧租界薛华立路附近一座小洋房，把夏衍介绍给了一位五十出头的绅士，一上来，没有太多的寒暄，潘汉年就说：“过几天后我要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他指着我说，‘今后由他和您单线联系，他姓沈，是稳当可靠的。’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潘又补充了一句，‘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临别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烟交给了他，潘收下后连谢谢这句也不说，我猜到这不是什么临别的礼物了。出了门，他才告诉我，‘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停了一会儿，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我每月跟他联系一次，送给他一些党内刊物和市上买不到的‘禁书’，也和他谈些国内外形势——主要是我们所知道的中央苏区的战争情况。他从敌阵中来，知道许多北方军阀、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他还曾不止一次地把他亲笔写的国民党内部情况装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内要我转给上级组织。最初我不知道他的真名，只知他是一位姓杨的秘密党员。后来逐渐熟悉了，他才告诉我：‘我就是杨皙子’。当时我也的确大吃一惊。”
这一尘封的历史场景，我祖父在《杨度同志二三事》和《纪念潘汉年》两篇文章中描述过两次，角度有所不同，在《纪念潘汉年》一文，他特别补充了在1978年潘汉年案尚未平反，不能写明的史实，“……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经人介绍，他申请入党，经周恩来同志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经人介绍’的这个人，就是潘汉年，我当时不便写。”这次经历，也可以视作是夏衍日后从事统战工作的初探或试水。
 ▲1980年代，夏衍再访上海思南路周公馆，左起： 方行、李子云、夏衍、沈宁。
夏衍在周恩来的视野中
1937年6月间，王莹再次转给夏衍一封信，凭着信封上的笔迹和那个“严”字，夏衍知道是潘汉年回来了。他们很快见了面，这次与1929年的时候不同，潘汉年的行动相当公开，他的电话和住址不再保密了。
7月10日，“七七”事变后第三天。潘汉年说要陪夏衍见一位朋友，“我们走进了一幢双开间的石库门房子的二楼，轻轻地叩门，开门迎接我们的是一位穿着白衬衫和深灰色西装裤的中年人，他和我重重地握手，第一句话就说：‘还是叫你沈端先同志吧。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正要开口，他又说：‘我，周恩来。’”
根据夏衍本人的回忆和目前所能见到的材料，周恩来这次是有备而来的，他们对夏衍经过了长期多方面的考察，认为他具备承担更为复杂工作的能力，具体地说是来自两方面的信息：一、夏衍进入周恩来的视野很早，周恩来自己说：“大约在1930年，我从莫斯科回来的时候，就读过你翻译的小说。”其中包括指定夏衍代表中共组织与特别党员杨度保持单线联系；二、是夏衍在“左翼十年”中出色的表现和组织能力。
潘汉年说：“以前的事，恩来同志都知道了。对今后的工作，他想和你谈谈。”周夏的第一次见面决定了夏衍以后几十年的工作方向。
周恩来告诉他，抗战爆发，国共合作在即，需要像夏衍这样早年在日本孙中山面前加入过国民党，又与吴稚晖、戴季陶等高层打过交道的人，今后以进步文化人的身份和各阶层、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人做统一战线工作。潘汉年开宗明义地说：“……中央已经同意了，你，还是做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为好。”
周恩来明确地指示夏衍，要做好上海失守以后离开的准备，他耐心地给夏衍分析了当前的形势。然后说：“抗日战争不是很快能够结束的，今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你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工作，做宣传工作、统战工作。当然，你可以编杂志、办报、写文章，但一定要争取公开，只有公开合法，才能做统一战线的工作。宣传和统战，都是党的重要任务……接下来，首先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要协助即将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办一张党报，即《救亡日报》。”
周恩来的一席话，使夏衍下了决心回答：“组织上决定了，我一定尽力去做。”
上海沦陷后，组织决定让夏衍南下。“记不起具体日子，大约是12月十六七日，汉年突然把一张赴香港的船票交给我，并说到了香港，会有认识你的人在码头接你。……在一个寒风刺面的日子，大概是12月19日或20日，我一早起来，收拾了带走的行李，对妻子吩咐了要注意的事情，又轻轻地在熟睡的沈宁、旦华额头上吻了一下，就直奔公和祥码头。……汽笛发出了钝重的声音，船慢慢离开了码头。黄浑的江面上，有几艘挂着太阳旗的兵舰，两岸几乎没有行人，出了吴淞口，想上甲板上去看看，太高兴了，原来潘汉年也在这条船上。”在潘汉年年谱中，这一段用的是“同船撤离”。
抗战是统一战线形成的大背景，也是夏衍正式进入周恩来领导的中共隐蔽战线参加统战工作的开始，而之前的工作只能算作是外围的阶段，这样理解应该是相对客观的。
在中共隐蔽战线中，统战和情报是两条线，互为明暗，时有分合或交叉，但不会完全重合。夏衍在这条战线上的非凡经历，离不开周恩来和潘汉年这两位最重要的人。
统战的经历对夏衍影响深远，他的交友是三教九流的，周恩来给他的任务就是“勤交朋友”，为党交朋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此，李克农跟他讲得更直白、更坦率：“站在外面骂娘算不得勇敢，深入敌垒去影响他们，才是你应尽的本分。在国统区，菩萨要拜，鬼也要拜。……文化人同志，革命的统战工作，戴白手套行吗？”
同时见过潘汉年和夏衍的人都说，他俩像是兄弟
在我祖父留下的大量各类文字中，他都在反复强调自己的工作性质是统战，甚至在1965年1月“文化部整风”的检讨中，他也会写到统战工作对自己的影响：“在大约有十年的时期内，我主要是做文化界的统战工作，根据大后方当时的具体情况，组织上要我以非党的民主人士的身份和各方面接触，由于我立场不坚定，党性不纯，日子久了，不知不觉地就渐渐把自己看成为一个民主人士，很少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恰恰是这十年的文化统战工作，夏衍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度过了他自己革命职业生涯中最酣畅淋漓的十年。
周恩来、潘汉年、蔡叔厚和夏衍，也包括瞿秋白等等，他们对于革命的理想主义浪漫情怀，同时表现在坚贞不渝的革命家和才情兼备的文化人的双重气质上，两者交相辉映。
这是一群精神气质相同的中共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了中国革命的一道别样风景。他们中很多人的命运是悲剧性的，大多数最后成了革命的殉道者，或以不同的形式，或在不同的阶段……潘汉年、蔡叔厚成了断线的“风筝”，瞿秋白就义前写下了《多余的话》讲述着另一个自己，周恩来则用爱好者的方式抒发着自己的艺术情怀。相比来说，夏衍最幸运，因为他的手里始终握着文艺的这支笔。
很多同时见过潘汉年和夏衍的人都回忆说，他俩有相同的气质，像是兄弟。夏衍秘书李子云在《记长者夏衍》中写得更有趣：“是因为他们都头发整齐、穿着丝袜（我第一次见到夏衍同志的时候，我注意到他也穿着丝袜），是因为他们都具有儒雅风度？还是因为他们都对晚辈表现了那样亲切的关心与爱护？他们之间有一种气质上的相近。夏衍同志在休息日，如果没有会议或外事活动，不是去逛邮票商店，就是去潘汉年家。”
对于他自己在隐蔽战线的诸多业绩，夏衍选择了缄默、无名、密不透风，因为他跟潘汉年的信仰是一致的，潘汉年用上海话说过：“吹捧自己的人顶着底。”（“着底”是上海话下流的意思）
隐蔽战线上的很多事情，宁可让其埋葬在历史的尘埃里，也不能成为坊间饭桌上飞短流长的谈资。
1955年，“潘汉年案件”后，夏衍在翠明庄被隔离审查写材料，此后，他保持了20多年有尊严的沉默。在此期间，假释的潘汉年夫妇曾经有过出来探访老朋友孙师毅、唐瑜的机会，他们回避了与当时仍在文化部副部长职位上夏衍的见面。
对于一场浩劫的来临，潘汉年夫妇是有预见的，1967年6月董慧给唐瑜、孙师毅两家的最后留言：“我们后天就要搬到小温泉去住了，让我再给孩子们买一次糖果吧，希望他们健康长大。今生恐难再相见了。”
“文革”中，在专案组的逼迫下，潘汉年用了一整段时间写了一份数万字的关于夏衍的情况材料。这是一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文献，反映了潘汉年高贵的政治品质和对老友的真诚负责。
▲1950年，夏衍在华东军管会
夏衍在五六十年代写给潘汉年的6封信，得以幸存，收入了《夏衍全集》。字里行间，惺惺相惜，他对潘汉年依然是沿用1949年以前的称谓：开兄、凯。
有一封没有年份只有日期的信：
“开兄：
七日抵京，作出国准备，现在大体都就绪了，乘便你带个信。……前晚和李瞎公聊天，我问他我们这几个人的安排，他说一九五四年估计有七个资本国家要建交，还不能保险说不调。并问出了一些情况，他说柯大鼻不一定去英国，太老实，言外之意，希望你去。他并说，前开三人名单，你我之外的另一人，上面不是很同意。……
夏衍 24/11”
李瞎公即李克农，柯大鼻指柯庆施，都是当时他们之间互相开玩笑起的外号。这封信与罗青长《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一文中：“进北平后，中央在考虑开展外交工作时曾议论要潘汉年担任驻英国大使。可见中央过去对潘汉年很信任。”两份文字比照，说明确有其事，而写信的时间，可以断定是1950年，第二年5月，夏衍即随林伯渠、沈钧儒等出访苏联和东德。
他在《访德杂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日记：
“（1951）6月12日 星期二 晴
……8时，大会堂讲话，听众情绪热烈。11时回德累斯顿。
此城人口五万。以瓷器著名，仿制中国瓷甚多，市长赠仿制宜兴陶器盆一只。拟带回以赠汉年。”
潘汉年，江苏宜兴人。
据说，董慧临终前有话：“他会复活的……”
（2018年2月27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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