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在抗日救亡和反對國民黨獨裁的學生運動中成長，他們滿懷希望迎來的新天新地容不下他們單純的熱情和理想，他們被救世主和紅色新朝棄如敝屣，即使他們有幸熬過文革的長夜，一生中大好時光也已耗盡，歷史留給他們的只有一聲深長嘆息
◆高伐林
中共為何能在抗戰勝利、蔣介石聲望臻於頂峰僅僅四年之後，就將國民政府及其軍隊逐出大陸、建立共和國政權？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現在大家公認，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在蔣介石統治集團和控制地區的地下黨，包括情報工作者，工作富有成效，若站在中共的角度來看，說他們為奪取政權立下了豐功偉績，並不為過。
這方面的例證數不勝數。但我想問的是：他們冒着生命危險立功——甚至是立了挽救革命的大功，奪權之後命運如何？
被論功行賞的自然也有，卻相當少；而且，不難看出，這樣的幸運者一定是在當局看來有繼續利用的價值的。
比較多的前地下黨員，是被安排在某個中級甚至基層崗位上度過餘生（基本上都安排為副職或者冷衙門閒職），雖然鬱郁不得志，但若只是在政治審查中有驚無險地過關，能壽終正寢，就謝天謝地了。
已故著名歷史學家高華的父親高啟發就是這樣的一位。他1946年3月加入中共地下黨後，受黨指示報考國民黨軍政部無線總台，被錄取為聯勤總台下屬72分台的少尉報務員；這個分台奉調北平，黨先要他隨行，後要他返寧待命，他便辭了職，回到南京，遵循上級指令再應試進入國民黨的特務機關——國防部二廳所屬電信總台，當中尉偵收員。有一篇題為“一位地下工作者的浮沉——高華父親”的文章寫到他的貢獻之一：高啟發發現“我二、三野戰軍各縱隊的所有軍事電報，都一份不漏地被（該機構雇用的）德、日破譯專家破譯”，他聞訊大驚，立刻匯報，情報上達三野政治部主任舒同，不久，第二、三野戰軍的電台呼號、波長和收發方式就都變了。
中共建政後，高啟發被任命為南京市軍管會公安局電信科副科長、代科長。一天，公安局組織部門通知他去華東黨校“系統地學習馬列主義”。同時去學習的共10人，除他之外，有原地下黨員、現為分局副局長一級幹部8人，還有曾專接蔣介石、宋美齡專線的地下黨員1人。到了黨校才得知是接受審查。“審查結果：10人中有9人以‘歷史複雜，面貌不清’被開除黨籍”，隨後被銬走投入監獄，只有高啟發倖免，被分配到第八區政府工作，而當局也不解釋為何對他降職使用。
上述案例中那9人，實際上就是這些中共地下工作者在奪權之後遭遇的常態：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必然反覆受到審查，在政治絞肉機中備受煎熬——既然曾經潛伏在敵後甚至是在敵人軍政和情報機關，不論從所處的政治社會環境來看，還是從其工作使命需要來說，必然認識大量敵方人士或者政治面目極其可疑的人士。在當年，這是他們得以順利為黨工作、獲得情報的條件；而到中共掌權之後，這就成了他們說不清、道不明、甩不掉的夢魘，被要求一遍又一遍地交代與敵人的“真實關係”。而到了政治運動來臨，尤其是像文革高潮，就是他們的大劫，其遭遇的坎坷、受到的折磨，一點不亞於他們“戰鬥在敵人心臟”的年月——比奪權前的生涯更糟的是，天大的委屈，苦水也只能往自己肚子裡咽：這是“自己的黨”“自己的人民”在審查考驗自己！
就說那個國民黨中將郭汝瑰吧，他現在的知名度已是相當高了，但是人們多隻嘖嘖驚嘆他在國民黨軍事機構中為中共建立的奇勳，我更嘆惋這位大功臣的後半段人生：在中共治下的遭遇。
郭汝瑰於1946年6月出任國民政府國防部第五廳副廳長，10月，升任第五廳廳長；1947年3月，郭汝瑰任陸軍總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參謀長，協同顧祝同指揮中原和山東等地作戰；1948年7月，調任國防部第三廳（作戰廳）廳長。
三年中，他將國軍的大量軍事機密泄露給共產黨，其中包括：重點進攻山東計劃、徐州司令部兵力配置、國軍在大別山的調度計劃、解圍兗州計劃、解圍長春計劃、解圍雙堆集計劃、國軍江防計劃、武漢、陝甘、西南等地區的兵力配備序列等等。最著名的一項功績是：1947年5月，在孟良崮戰役中，郭將蔣中正決定的國軍作戰部署報告中共，為華東野戰軍以優勢兵力包圍並殲滅國軍整編第74師作出了貢獻。
郭汝瑰一直騙蔣說劉鄧大軍要向南躍進，成功誤導讓蔣中正做出錯誤決策。他還在國軍內部製造混亂，動搖軍心，1947年3月19日，400名國軍退役將校因“整編”被迫“自謀生路”而發生的中山陵哭陵事件，就是他參與制定的整編方案一手造成的。
1948年10月，國軍徐蚌會戰（淮海戰役）的作戰方案由郭汝瑰所制定，此方案尚未下達到前線國軍，就被郭報達給解放軍的指揮部。郭汝瑰還影響蔣中正屢次變更作戰方案，增加了國軍在移動中被分割圍殲的機會。
淮海戰役後，奇葩的是，郭汝瑰繼續得到層峰的信任：1949年夏天，郭汝瑰任國軍第22兵團司令，直接指揮第21軍、第44軍、第72軍和3個獨立師；負責保衛四川。1949年12月，郭汝瑰在宜賓率部投降，徹底破壞了蔣介石固守大西南的大計。
郭汝瑰雖為中共在內戰中的勝利做出巨大貢獻，但與蔣介石對他“用人不疑”正相對照的是，共產黨對他卻“疑人不用”。解放軍1955年實行軍銜制時未授予其軍銜，他為中共所做出的貢獻被守口如瓶，連他恢復中共黨籍的要求也被拒絕。
在中共執政之後的那段歲月，兩岸對峙，一方要“解放台灣”，一方要“反攻大陸”，所以對郭汝瑰這樣的安排，是不是就像電視連續劇《風箏》中鄭耀先（柳雲龍飾）的故事那樣，有與國民黨長期爭鬥的考慮，所以仍然要他隱蔽身份，繼續潛伏？
總之，郭汝瑰從1951年起擔任解放軍南京軍事學院教員、軍事史料研究處副處長、研究員。倒霉的是，1957年，南京軍事學院一位投降留用軍官“坦白”自己是“國民黨特務”，郭汝瑰則是國民黨潛伏特務組長；郭汝瑰隨即被逮捕——這是意外？還是將計就計？還是什麼人安排的“苦肉計”？儘管有人回憶了經過，但真相仍然撲朔迷離。後因董必武等人出面而被“平反”。郭汝瑰隨後在“反右”中又被南京軍事學院定為“右派”，但隨即又被中央軍委下令“情節輕微，不作右派處理”；文革時他當然也在劫難逃遭到批鬥……
1970年南京軍事學院撤銷編制，63歲的郭汝瑰像一件“處理品”放到重慶定居。文革之後，郭汝瑰總算得到一些安慰性頭銜，擔任了黃埔軍校同學會副會長，還是全國政協好幾屆委員，1985年“享受副兵團級待遇”。1997年病逝重慶。
不知他在臨終前回首前塵，內心深處，對這一生有什麼樣的感慨和反思？是懺悔，還是無悔？是慚愧，還是無愧？
中國大陸學者傅國涌有兩篇文章，談中央對敵後地下黨人員的方針。這兩篇文章我早就讀過，他說的脈絡相當清晰，不妨重新拿出來，附在下面，供大家參考。毛澤東和中共高層制定這樣的方針“卸磨殺驢”“兔死狗烹”，實在是見不得人，可以料想，在當時是嚴格保密，只有極少數高層官員知道、掌握並執行；在事後，也是多年守口如瓶。但是這種心態、這種方針、這種策略，我相信並不是個別人制定，更不會隨風而逝，已經滲透到中共政治的血脈骨髓，根深蒂固，像傳家寶一樣，經過中共執政者一代又一代，也沒有變、不會變，即便改變，也是“換湯不換藥”，萬變不離其宗。
傅國涌兩篇短文披露了許多史實，很有啟發性，但是有些看法我未必都同意。例如他說：
更可怕的是，網上甚至有人認為：“毛澤東一生都在為實現讓人民當家作主的理想而不懈的努力，一生都在與封建官僚勢力作着艱苦的鬥爭，他才是真正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人。”這些有着毛澤東情結的國人，並不是認同專制，主要是因為信息不對稱，長期的愚民宣傳深入人心。……
傅國涌開出的藥方是：“尋找、揭示歷史真相就有了特別的價值，只有真相的不斷公開，才有可能讓更多的國人走出迷霧。”
對此我表示懷疑：在海外的中國人，不是有條件不受阻礙地接受各種信息了嗎？不是能夠看到許多揭示中共及其領袖真相的資料了嗎？但是仍然有許多人具有強烈的毛澤東情結。這是什麼原因，恐怕還不能簡單地用“信息不對稱，長期的愚民宣傳深入人心”來解釋吧？
迄今為止，我看到很多人，包括西方學者和海外華人，仍然不了解中共的“內外有別”，將中共對外、對下的宣傳、表態和信誓旦旦，誤以為是其真實意圖。昨天一位剛從國內返回的朋友來電話，談到此行與中共一些智庫人士交談，有一句話給我震撼不小——有位正在軍方研究機構任職、眼下相當走紅的資深學者對他說：關於黨史、軍史，當局告訴你的，你一個字也別信！
關於這位軍方學者及他的著作，我讀的不少，有空當來介紹一二。但他說得這麼坦率，讓我吃驚。或許這句話帶有情緒、未必準確吧，但是人們多了解一些像郭汝瑰、高啟發等人的前車之鑑，對這個黨、這個黨的領導集團的邏輯，或許能摸准一二。
至於那些裝睡的朋友，我就不指望能叫醒他們了。
附1：
“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另一個鮮為人知的十六字方針
傅國涌，博客
以前，我們都曾聽說過，共產黨在奪取政權之前，對於潛伏在“國統區”的地下黨有一個非常著名的十六字方針：“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在國民黨要害部門和軍隊將領中就有按照這一方針長期埋伏的精幹，在1949年政權易手前夕紛紛倒戈，顯示出這一方針的威力。香港新近（傅國涌此文發表於2006年——老高注）出版張戎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文版更爆出驚人史料，包括衛立煌、張治中、邵力子乃至胡宗南在內的國民黨高層人物都是“紅色代理人”。雖然，對於這幾個人是否真的是臥底，現在還存有爭議，不能定論。但是，可以肯定，中共地下黨確實在國民黨的心臟里埋得很深，從早期的錢壯飛到後來的郭汝瑰、劉斐等人，他們在隱蔽戰線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成為打敗國民黨的一張張有力王牌。如果單是從謀略上說，上述十六字方針真的是十分高明。
不久前，我偶然看到一位老先生寫的文章《有關地下黨的另一個16字方針》（我至今不知道這位老先生的名字，以下就稱他為“作者”），很是吃驚，1949年5月，“百萬雄師過大江”，南京的易手固然是戰場的勝負決定的，潛伏在南京的地下黨在各方面所做的工作，毫無疑問也有力地配合了前方的軍事征戰。當大局已定，勝利已不可逆轉時，中共中央關於如何處理南京市委領導的地下黨，有過一個十六個字方針：“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有人曾經拿這十六個字問過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2003年謝世的李慎之先生，他不無感慨地說：“怕不止是南京，是對全國地下黨的。”但他沒有見過這個文件。
1949年以後的歷史事實早已明白無誤地證明，這十六字方針並不是針對一時（“解放”初期）、一地（南京和其他剛“解放”的城市）的一種政策，而是要把以青年學生、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地下黨員，從得勝的紅色陣營中暗地裡逐步排擠、清除出去的一個總戰略。這就可以理解，為什麼自反胡風、反右以來一直到“文革”，接連不斷的一系列政治運動當中，受害者歷來不限於黨外的民主人士和黨外的“布爾什維克”，大量昔年在“國統區”參加地下黨的熱血青年，都成了打擊對象。這十六字方針，就可以看作是破解這一歷史謎團的鑰匙之一。
對於那些曾為紅色政權的創立甘冒生命危險的老人而言，這個“解放後”的十六字方針帶給他們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相隔半個多世紀，面對聞所未聞的這十六個字，他們心中自然充滿了疑惑與痛苦。為此，作者要在生命的黃昏苦苦追尋這個十六字方針的來源，力圖找到一個確切的答案。在尋找這十六字方針來源時，他找到了一位住在昆明的右派老人M，M已80多歲，身體多病，風燭殘年，已不能執筆寫信，只能在電話里回答他的問題。他從“微弱而有點破碎”的聲音中得知，大約二十幾年前，當M的右派結論得到改正，從下放的雲南偏遠農村返回昆明後，遇到一位中共西南局的老同志，告訴了M這十六字方針，那人還親口表示，自己曾親眼看到過這十六字方針的文件。但事隔多年，M已記不起那人的姓名了。線索嘎然中斷，但他相信這個方針的文件一定存在，只是一般的黨史檔案室中不會有。
作者從另一位友人S那裡又聽說，復旦大學有一位老人，上個世紀50年代在安全部門工作時，曾被告知這十六字方針。他就此事和原新華社副社長李普交換過意見，李普先生說，從這16個字的文風、氣勢看，是毛澤東的作品，從毛對知識分子一貫的偏見，從“解放”後發動的歷次針對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來看，這都是毛的作品。毛是有遠謀大略的，是從全局的大政策考慮的。別人沒有這個資格、也沒有這個膽略發出這樣的指示。
李普先生的分析後來得到了證實，答案終於找到了。作者從一位曾從事南京黨史研究的人那裡了解到，一位原江蘇省安全廳的負責人在查閱檔案時發現，確有這樣一個文件。當時是康生向毛澤東提出報告，說許多地下黨存在嚴重問題，南京、福建、廣西、雲南是重點，請示毛應如何處置。毛的批示就是這十六個字：“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這個批示當時下發的範圍極小，只發給了大軍區的負責人。所以，長期以來很少有人知道，包括研究中共黨史的專家都未聽說過。有了這十六字方針，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1949年以前中共地下黨南京市委書記陳修良，一位1927年白色恐怖中入黨的老資格女革命家，在和橫渡長江的大軍會師後，在新成立的以劉伯承、宋任窮為首的新南京市委中，雖然還安排了一個組織部長的位置，但很快就挨了批評，離開南京，先到上海、後到杭州工作，這正是十六字方針中的“降級使用”。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她被劃為“極右”分子，和丈夫沙文漢（時為浙江省長）雙雙墜網，成為著名的“沙陳”集團之首，是當年黨內職位最高的大右派。
1949年下半年，天下初定，即對南京地下黨展開了整黨，理由是地下黨“組織不純，反革命混進來了；許多新黨員是在國民黨大勢已去的時候發展入黨的，其‘動機不一，成分複雜’。”陳修良對於這些強加在南京地下黨頭上的罪名不服，曾和上級有過激烈的爭論，因此而挨批。當時鄧小平還在南京，在9月17日的黨支部書記和排以上黨員大會上做過一次報告，題為《忠誠與老實》，公開表示對南京地下黨的整黨是必要的，是中央批準的，南京黨組織不同意，不認真執行，是“無組織無紀律”。鄧在報告中強調，革命勝利一是靠中央毛主席，二是靠解放軍，地下黨有功勞，但是第三位的。報告中嚴厲批評了南京地下黨的同志對解放軍不服氣的情緒。（這次整黨實際上沒有查出一個貨真價實的所謂“反革命”，可是有100多個黨員受到“停止黨籍”的處分。鄧報告中列舉的“組織不純”事例，經查證都不屬實。此文後來也有沒收入官方出版的《鄧小平文選》。）
對於南京發生的情況，當時一定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作了匯報，這才有康生向毛請示對南京等地下黨的處理方針，才有了毛大筆一揮的十六字批示，但這決不是毛個人一時心血來潮信筆寫下的，而是經過深思熟慮作出的。從鄧小平的報告看，包括鄧在內的中共高層領導當時完全認同這十六字方針，而且後來也是執行了這個方針。
1945年，在陝北的窯洞裡，毛澤東還沒有預見到四年後即可登上天安門城樓，但他在“七大”的口頭報告中就已明確地告訴全黨：“開國以後，掌握政權以後，我們的鬥爭對象就是民主人士了。”李銳先生當年就聽到過這個傳達。1947年10月27日，由周恩來起草、經毛澤東審閱修改的黨內指示更是白紙黑字，鐵證如山：“等到蔣介石及其反動集團一經打倒，我們的基本打擊方向，即應轉到使自由資產階級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公開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央檔案館編）第十六冊572-579頁收入了這一文件，標題為：《中共中央關於必須將革命戰爭進行到底反對劉航琛一類反動計劃的指示》。
可惜，羅隆基、章伯鈞等倒向左翼的民主人士做夢也想不到，他們這些“自由資產階級”在紅色政權迎來的將是滅頂之災，大網早已布下，與他們的聯盟、合作只是暫時的，充其量是利用他們。現在，十六字方針的浮出水面，進一步告訴世人，不僅是那些有自己政治理念、與共產黨聯合起來反對蔣介石的民主人士、自由資產階級們，即便是那些在國民黨眼皮底下不顧身家性命、秘密加入了地下黨的自己人，在毛澤東的棋局上，用不了多久也是要拋棄的棋子。現實是如此嚴酷，如此無情，滿腔的熱血換來的只是被猜疑、被戲弄甚至被虐殺的命運，“革命吞噬自己的孩子”，這是一種什麼樣的“革命”？難道“革命”僅僅是某個集團或個別人登基的台階？難道權力的頂戴一定要用他人的熱血塗紅？
1949年以後，全國各大城市許許多多大學生、知識分子出身的地下黨員，以他們血淚人生見證了這一切，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他們中的多數人幾乎都未能逃脫“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命運（只有個別幸運者例外），從“潘漢年案”、“胡風案”到“反右”，到了“文革”，他們已“消化”、“淘汰”得差不多了。那是一代人啊，他們在上世紀40年代抗日救亡和反對國民黨獨裁的學生運動中成長起來，但是他們滿懷希望迎來的新天新地容不下他們單純的熱情和理想，他們被救世主和紅色新朝棄如敝屣，即使他們有幸熬過“文革”的長夜，他們一生中的大好時光也已耗盡，歷史留給他們的只有一聲深長而無奈的嘆息。
附2： 尋找歷史真相是一個過程
傅國涌，博客
《另一個鮮為人知的“十六字方針”》發表之後，我陸續收到一些前輩和讀者的反饋。我寫那篇小文的起因是偶然看到一位沒有署名的老先生寫的《有關地下黨的另一個16字方針》打印稿。直到不久前，未曾謀面的雜文家黃一龍先生寫了《對傅國涌〈另一個鮮為人知的“十六字方針”〉的“兩點補證”》，我才從“補證”中得知，那位老先生名叫穆廣仁，是新華社原副總編輯。我曾在《炎黃春秋》看到過穆廣仁先生回憶“五二〇”運動的文章，他當年在中央大學求學，是上世紀40年代學生運動的骨幹。他說，他們那一代投身共產黨的懷抱完全奔着追求自由、民主的理想去的，那個時候，他們心目中的共產黨是與民主、自由這些美好的詞彙聯繫在一起的。晚年，在飽經憂患滄桑之後，當他得知1949年有針對地下黨的另一個十六字方針，他的震驚可想而知，所以，他要追根究底，找出這個方針的源頭，揭開這個歷史的秘密。真相是激動人心的，追尋真相的人，我引為同道，在這裡，我要向穆廣仁先生致以深深的敬意。
我的文章提及1947年10月27日周恩來起草、毛澤東親筆修改的那個黨內指示，在打倒蔣介石之後，即把打擊目標轉向“自由資產階級”，我稱之為“白紙黑字，鐵證如山”，當時我只是引用了一句原文。從黃一龍先生的“補正”知道，有一位老先生，1949年以後曾任四川宣傳系統負責人的老地下黨員，他把我的文章複印分送一些朋友，並在文末寫下這樣一段《轉抄者後記》：
“‘鐵證如山’之後的引文出自《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6-1947）第16冊572-579頁，標題為：《中共中央關於必須將革命戰爭進行到底反對劉航琛一類反動計劃的指示》，引文太短，現補引幾段，以便大家把問題看得更清楚些。
‘（一）劉航琛組織和平統一大同盟的方案，完全是在美帝指使下的蔣宋陰謀，黨內部分同志認為可以利用此種計劃促蔣下台，這種觀點是錯誤的。
（二）……在階級關繫上，不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是命定的保皇派，就是開明士紳、中等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分子及鄉村富農，也是君主立憲派，就是說他們在政治上是妥協的。只有工人農民與廣大小資產階級，才是徹底的革命民主派。……其中一部分自由資產階級分子，則是反對新民主革命，而以舊民主為號召的人們。另有一部分自由資產階級分子則有較左的立場。……等到蔣介石及其反動集團一經打倒，我們的基本打擊方向，即應轉到使自由資產階級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來。……在政治鬥爭上，我們必須區別今天與明天的打擊方向，今天要孤立一切對美蔣尚有幻想的階級、黨派及其領袖，到明天就連反對杜魯門之美、親華萊士之美，反對蔣介石之國、親李濟深之國的階級、黨派及其領袖，也要將他們孤立起來。’
這份文件指明除工人、農民和廣大小資產階級外。其他一概打倒，只是分步進行而已。這不是一個孤立的政策，而是貫穿於解放以後歷次運動之中，解放初期的十六字方針正是由此而來。”
這位我還不知道姓名的老先生和穆廣仁先生一樣，他們年輕時都是理想主義者，到老還有直面歷史的勇氣，反省自己走過的道路，並沒有陷入既得利益的狹隘泥潭，繼續為這個民族的命運而憂慮。他們在生命暮年的這些思考，因此而帶有一種悲壯感。看了黃一龍先生的“補證”，我十分感動，留言感謝他的“補正”，他馬上回覆說：你的文章沒有錯，只是“補證”，不是“補正”。我由此想到，在專制的繩索仍然捆縛着這個古老的民族，尋找歷史真相談何容易，沒有許多人的參與，沒有不同年齡的人們共同努力，這個尋找過程將會更加曲折、更加艱難。
早在1979年復出之初，李銳老先生就對毛澤東作出了八個字的評價：“功勞蓋世，罪惡滔天”，前者指革命，後者指建設。不久前他為一本在香港出版的著作《千秋功罪毛澤東》寫序，用的題目還是這八個字，他在序言中說，讀了這本書的兩章《共產主義天堂》，“就會理解‘罪惡滔天’所言非虛。”他還說，毛澤東的“蓋世功勞”，“比起他執政後給國家和人民所造成的災難來，只能是次要的，第二位的。”許良英先生讀了這篇序言，認為“罪惡滔天”說得太好了。隨着真相的不斷揭密，歷史的帷幕一重重拉開，老實說，“功勞蓋世”這四個字已越來越站不住腳，包括這個58年後仍冒着冷氣的十六字方針的浮出，都是對毛氏功勞說的辛辣嘲諷。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評說的前提是真相，這需要我們不斷地挖掘。
但是，在今天的中國大陸，毛澤東的許多神秘面紗還沒有揭開，許多揭示真相的書，包括張戎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等，都是絕對的禁書，多數國人還沒有機會方便地讀到。主流意識形態仍把毛澤東奉為偶像，他的標準像還高高掛在天安門城樓上，他的屍身仍在水晶棺材裡每天接受世人的朝聖，所有的紙幣上都是他一個人的頭像，原來不同幣值的圖案還多樣一點，現在從一元、五元、十元的紙幣到五十元、一百元的紙幣，統統都變成了毛的頭像。這個細節我一直沒有留意，直到今年春天，我尊敬的翻譯家、研究俄蘇文學的學者藍英年先生來杭州，聊天的時候，他偶然說起這事，還從口袋中掏出各種面值的人民幣給我們看，果然如此，連一元紙幣也不例外。我記得以前的人民幣還有風景、工農兵等圖案，有一個版本的百元紙幣是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四個人，曾幾何時，悄悄地換成了毛一個人。這一切至少可以說明一點，毛澤東在中國大地上仍然陰魂不散，毛仍是主宰着中華民族的一個罪惡圖騰。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懷有毛澤東情結的國人還有不少，網上對毛罪惡的揭露，對毛歷史的批判，常常會招來一些批評，諸如不夠客觀、公允、全面，沒有把毛偉大、光榮、正確的一面考慮進去等。網上有人以毛澤東生活上的儉樸來為他辯護，列舉他多次縫補過的衣物、鞋襪以及打上了補丁的毛巾，特別是那件縫了74個補丁、已看不見“本色”的睡衣，還有所謂“穿穿了20多年連鞋匠都不願補的拖鞋”。而沒有想到毛的補丁代價之高昂，有知情人說，一個補丁要補得好比買新的還貴，他之所以寧要“補丁”，要麼是一種特殊癖好，要麼是一種表演，演一出騙了當世騙後人的“儉樸戲”，來掩蓋他的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掩蓋他驕奢淫逸、貪得無厭的真實私生活，掩蓋他好大喜功、誤盡蒼生的種種大手筆。他在私生活上好色糜爛，早已被揭穿，李志綏那本《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墨跡斑斑，一個掌握絕對權力的人間色魔形象，牢牢地釘在歷史的牆壁上。山河大地，風景美麗之處到處都曾是毛的行宮別墅，有些地方至今仍重門緊封閉，籠罩着幾分神秘。
更可怕的是，網上甚至有人認為：“毛澤東一生都在為實現讓人民當家作主的理想而不懈的努力，一生都在與封建官僚勢力作着艱苦的鬥爭，他才是真正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人。”這些有着毛澤東情結的國人，並不是認同專制，主要是因為信息不對稱，長期的愚民宣傳深入人心，在信息完全開放，各種資料都可以公開之前，要他們轉變看法，無疑是非常困難的。也因為如此，尋找、揭示歷史真相就有了特別的價值，只有真相的不斷公開，才有可能讓更多的國人走出迷霧。
（此文發表後，那位“不知姓名的老先生”輾轉找到了我，他叫胡曉風，是陶行知研究會會長，曾擔任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長，又是一個“兩頭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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