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也很難逆轉，從理論上講應該給所有人都帶來好處，但是到底是劣幣驅逐良幣，還是良幣驅逐劣幣？如果說，以前中國改革決定的是中國的命運的話，那麼現在，中國改革在某種意義上，還決定着世界的命運


　　老高按：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秦暉教授，2018年4月2日晚在上海喜馬拉雅美術館發表學術演講，題為《21世紀的全球化危機》。文字被整理出來，我在一個論壇上讀到。轉載者或許是出於抓眼球的考慮？竟將題目定為“特朗普與希特勒”！當然，也不能說完全離譜，秦暉教授確實在其中一段中比較了特朗普與希特勒上台時的政治、社會條件。
　　這篇文章雖然篇幅較長，有近兩萬字，需要20分鐘時間閱讀，但信息量較大，特轉載於下。
　　自從川普出乎意外贏得大選上台，之前英國出乎意外脫歐，不少人震驚之餘議論時，聯繫到民粹主義。但是秦暉教授力排眾議，澄清了將之歸結為民粹主義其實並不準確。他順便梳理了民粹主義的前世今生，俄國民粹主義與美國民粹主義的區別，以及前些年紅極一時的《21世紀資本論》的缺陷何在……論述的重點落在探討：全球化這樣一個大趨勢與社會不平等加劇究竟有何內在聯繫？這樣的全球化，是否還應該擁抱和推進？
　　秦暉教授從資本與勞動這決定經濟發展的兩大最重要因素的彼此關係入手，縷述了其消長的過程，尤其是回答了：全球化在西方為什麼造成社會不平等的加劇？而在中國，全球化本來應該推進社會平等的若干功能，為什麼沒能真正落實？這兩方面原因不同，卻造成了在東西方同步加劇不平等的現象。
　　值得一提的是，秦暉教授作為一位歷史學家，很擅長運用“假如在某個歷史事件中增加了或減少了某項條件、或者採取了另外某項舉措，是否便可能如何如何”這樣的研究方式。他在論證中引述了他2009年訪問德國、跟最後一屆東德共產黨政府的總理漢斯•莫德羅的交談，問對方：“你當年是不是可以採取類似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他甚至進一步，在一種假設之後提出了三種假設：若東德改革開放的話，西德應付危機的三種方案及其後果；順便指出，川普總統現在採取的，就是他當年對前東德總理所分析的第一種方案。
　　他的這種論證，那些誤以為“歷史研究不能假設”的人們，聽到之後是否會大驚失色？（對這種糊塗說法，我曾經有過好幾篇博客文章，引述古今中外著名歷史學家的論述，加以廓清。但還是有些人將“歷史不能假設”誤以為“歷史研究不能假設”）
　　秦暉教授以下這段話，讓我陷於沉思：有些人說，這二十多年來的全球一體化帶來了一個趨同化的趨勢，中國與西方，任何國家都有計劃和市場）這樣兩種作用。
　　……但，是不是這兩種國家就是一樣的了？其實不是的。不但不一樣，而且還越來越不一樣。
　　為什麼？因為，市場經濟在世界上某些國家那裡，意味着政府權力不減，但推卸福利責任；而在另外一些國家，市場經濟意味着政府的權力要受到嚴格的限制，同時要維護老百姓的福利。因此這兩種體制表面上看趨同，但實際上完全相反的。
　　全球化過程實際上使這種兩種相反的特徵都在不斷強化。在一極，造成它們政府的權力越來越小，但是責任越來越大；在另一極，造成它們政府的權力越來越大，但是責任越來越小。這樣下去肯定要出問題。


　　21世紀的全球化危機

　　秦暉，西單論壇 2018-04-28

　　2018年4月2日晚，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秦暉在上海喜馬拉雅美術館發表了題為“21世紀的全球化危機”的學術演講。以下為演講內容：

　　今天晚上我們講的是21世紀的全球化危機，當然也可以說是困境。
　　從兩三年前開始，就是2016年吧，大家就開始感到，有很多異乎尋常的事情發生。第一件事，英國脫歐，這個事情出乎很多人意料。當時的英國保守黨政府本來的估計是大家會反對脫歐，但結果在脫歐公投中，脫歐居然就是成為多數的民意。再就是，美國選出一個既不是傳統左派、也不是傳統右派的奇葩總統，這也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而且他上台以後提出的一系列主張也非常令人吃驚，不管是傳統的左派還是右派，不管是民主黨的主流派還是共和黨的主流派，都沒有想到過會這樣。

　　什麼叫“民粹”？

　　那麼到底這個世界發生了什麼呢？而且不管是導致英國脫歐的那些思潮，還是特朗普代表的那些想法，我們到底該怎樣來名之呢？以前我們經常講，左派上台右派會罵，右派上台左派會罵。可是英國脫歐和特朗普上台這兩件事情，好像都不能以我們過去傳統意義上的左右派來稱之。於是這兩年出現了一個詞用來描述這一類現象。當然這並不是一個新詞，但是這個詞在最近這幾年用得特別廣泛，就是“民粹”，populism。
　　那麼什麼叫做民粹呢？雖然現在大家都在用這個詞，但是實際上沒有什麼人對這個詞給出很精確的定義。實際上，照我看，人們現在用這個詞來描述那種既不是傳統的左派，又不是傳統的右派，很多人感到很危險，但又有強大民意支持率的事情。這樣的事情就可以叫民粹。
　　這個詞本身就很有意思。Populism這個詞，如果你查外語詞典你就會知道，詞典里會說，這個詞源自俄國的民粹派，就是俄語中的narodnik。
　　而這兩個詞在俄英詞典和英俄詞典里都是可以互通的，就是說，俄英詞典里解釋narodnik時，就說那是populism；反過來，英俄詞典里解釋populism時就說那是narodnik。以前西方文獻中的populism，我們經常譯成“平民主義”，譯成“平民主義”的時候好像貶義就不是太強，譯成“民粹主義”就帶有強烈的貶義。但實際上是一個概念。
　　但這個詞以前的貶義並不是很強。因為我們知道，narodnik和populism的詞根都是農民。我們中國人把它翻譯成“民粹主義”，這個“粹”字，我覺得是漢語生加上去的，populism本來就是“人民主義”的意思。
　　之所以英語中有這個詞，很大程度上是因為19世紀末期美國出現了人民黨。在美國傳統的兩黨政治中，它是屬於民主黨的一翼，或者說是比民主黨主流還要偏左一點的一翼。它當時主要是代表農民的利益，當時的人民黨反對大資本，主張社會平等。但是人民黨人講的社會平等是以尊重個人自由為特點的，這一點和俄國的民粹主義是不一樣的。民粹主義後來成為一個貶義詞，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俄國民粹主義造成的不良影響。
　　俄國民粹主義也講平等，也講打擊資本，但是俄國民粹主義有個很突出的特徵，就是它特別強調人民作為一個整體，凌駕於個人之上。這裡我要講，很多人認為民粹主義或者平民主義是反精英的，這個說法我覺得是不對的，因為確切地講，俄國的民粹主義其實是反個人的，不只是反精英的。也就是說，它認為，個人必須服從於整體，或者以整體利益的名義可以剝奪個人自由。這個所謂的個人自由不僅僅是精英的個人自由，也包括老百姓的個人自由。
　　講得簡單一點，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為“人民”奉獻出一切，儘管所謂的“人民”就是我們所有人加在一起。但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要為這個“人民”犧牲，那等於就是我們都犧牲掉了，那這個抽象的“人民”在哪裡呢？實際上就沒有了。
　　俄國民粹派有一個特徵，就是非常崇拜農民。大家知道，19世紀的俄國還是個農民國家，實際上那個時候沒有什麼無產階級。俄國民粹派給俄國農民非常高的評價，說他們是俄羅斯民族精神的體現，擁有至高無上的品格和道德。而且說，知識分子應該跪倒在農民面前，因為知識分子很骯髒。
　　俄國民粹主義者高度評價農民，實際上他們評價的是農民整體，尤其是，俄國實行土地公有制，搞農村公社——請大家注意，這是俄國傳統的集體組織，不是後來俄國共產黨搞的集體農莊。如果人們要離開村子，必須經過公社的同意，否則你就不能離開；如果你要蓋房子，必須蓋在一個地方，你不能單獨分開蓋，分開蓋就叫單獨農莊，這在當時被認為是一個不良傾向。如果一個農民個體離開這個整體，它馬上就變成了一個十惡不赦的一個所謂的單幹戶，這被認為是一種背叛。俄國民粹派講的這個所謂的人民也好，農民也好，實際上是在整體意義上講的。也就是說，如果你背離了這個整體，不管你是精英也好，你是農民也好，他們都是要仇恨的。
　　美國的人民黨同樣以農民為基礎，可是大家知道，美國的農民和俄國的農民是不一樣的，美國農民當時基本上都是獨立的，不是俄國式的村社社員。美國的平民主義本身也是強調個人自由的，因此當時人們並不覺得它是一個不同一般的東西。雖然人民黨後來合併進了民主黨中，成為民主黨中比較激進的一翼，但實際上人們也認為它並不是一個非常出格的東西，甚至平民主義還被認為是一個好詞。
　　有不少學者談到美國的特徵。比如七十到八十年代間成為美國政治學界泰斗的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他寫過很有名的一本書，叫做《美國例外論》，其中列出五種美國的民族精神：自由、平等、個人主義、民粹主義和國家不干涉。這裡的民粹主義當然是中文翻譯的，就是我剛才講的populism，李普塞特是當作褒義來用這個詞的。他實際上是把美國特有的一些精神當作是一種光榮，或者說是值得美國保持的一些東西。因此這裡提到的五個詞其實都是褒義。

　　“民粹主義”何以成了貶義詞？

　　那麼populism這個詞怎麼會變成一個貶義詞的？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我們剛才講的俄國民粹派造成的。它變成一個負面的名詞以後，到底是什麼含義？沒有人能夠說得很清楚。但是如果按照我從現象中歸納的，這個詞之所以變為貶義，就是因為它的主張是以人民的名義破壞了當時西方主流社會認定的兩個最基本的價值，就是民主和自由。
　　這裡我要講，所謂的民主和自由，很多人說它們是矛盾的，實際上，在經典意義上的西方生活中，它們是各有所指的。所謂的民主，是用在公共領域，也就是在公共事務上要多數決定。所謂自由，指的是什麼呢？就是在個人領域中要個人自由，不能要求個人服從整體。比方說，一個人有什麼樣的言論，有什麼樣的思想，想嫁給誰，想吃什麼，這是他自己的事情，不需要有人來干涉，甚至也不需要集體來干涉，這就是他自己的事情。但一個國家需要建立一種什麼體制，需要選哪個人來領導，這種事情就不能個人說了算，而必須要大家說了算。這兩者是不能互換的，你不能說，由誰來做總統可以一個人說了算，反過來講，我願意跟誰結婚，可以由大家說了算。這樣就把個人領域和公共領域顛倒了。
　　但是通常認為，民粹主義的一個很重要特徵是破壞了西方價值觀中很重要的“群己權界”。大家都知道，嚴復在翻譯《論自由》的時候，把這個書名翻譯為“群己權界論”。所謂“群己權界”，就是公共領域和個人領域的分界。
　　民粹主義在公共領域破壞民主，主張以人民領袖的身份來指揮一切，尤其是把程序性的民主拋棄了。人們經常談到的民粹主義現象是，一些政治領袖不承認選舉結果，然後組織遊行示威、街頭運動，想推翻程序性的民主選舉的結果。然後在個人領域，它強調人民的整體含義，比如宣揚說，人民認為你這種思考錯誤，或者人民認為你是什麼，然後你的個人自由會被剝奪。以整體性的人民的名義侵犯個人權利和自由，並不僅僅是侵犯精英的權利和自由，同時又以街頭運動、集體暴力破壞民主程序，以人民領袖的名義來壟斷公共決策，這就被認為是民粹主義。具體的理論皈依是各種各樣的，有右翼的民粹主義，也有左翼的民粹主義。
　　但是，這個詞為什麼在今天變得很流行呢？這個詞以前也有，為什麼不像現在那麼流行？我認為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現在出現了很多西方的有識之士認為是不正常的現象，但是他們無法以傳統的左和右等詞彙來描述那些現象，所以需要民粹主義這麼一個名詞。
　　那麼實際上，用這樣一個模糊的概念來衡量我們現在看到的一些現象，我覺得是不夠的。
　　比如說特朗普當選。特朗普這個人的確思想很不連貫，很多主張也是非常讓人大跌眼鏡的，他的很多政策、很多主張，我們可能都不喜歡。但如果說他是民粹主義，我覺得其實是不太沾邊的。用民粹主義來形容特朗普的當選，實際上反映了西方知識界對特朗普當選這件事的解釋力的貧乏。他們講不出一個更確切的道理。
　　實際上美國歷史上是有過民粹主義的，有右翼民粹主義，有左翼民粹主義。美國歷史上最經典的右翼民粹主義就是麥卡錫主義。我們大家都知道，在上個世紀的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美國掀起過一場以人民的名義抓蘇聯代理人的運動。當時把很多人說成是共產黨，是蘇聯的代理人。當時的流行說法是，蘇聯的代理人滲透進了美國，在美國的知識精英當中無孔不入，很多願意和蘇聯做生意的資本家也是蘇聯的代理人。當然還有一些左翼文人，比如我們大家都知道的卓別林，也被認為是蘇聯的代理人。
　　請大家注意，麥卡錫主義在反對上述這些人的時候用的名義都是人民。而且我們以前有一個說法是不對的，我們以前說，麥卡錫主義既然是右翼的，那麼一定有大資本、壟斷資本在背後撐腰。其實恰恰不是，麥卡錫主義其實是一場草根的運動，是以美國人民的名義，主要向精英施加壓力。這個壓力顯然已經造成對那些精英的人格、人權、言論自由的壓迫。這是典型的右翼民粹主義。
　　在美國歷史上也有過左翼民粹主義。最明顯的是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民權運動中，大家都知道以馬丁•路德•金為代表的一支強調黑人和女性權利。還有激進的一支，以黑豹黨（Black Panther Party）聯合創始人牛頓（Huey P. Newton）等人為代表，這些人的一個特徵是，喜好用街頭政治衝擊民主程序，不承認選舉結果，主張推翻現存秩序。

　　特朗普的勝選很難說和“民粹主義”有什麼關係

　　但這兩種現象，不管是左翼民粹主義還是右翼民粹主義，在特朗普當選的這件事情上，實際上我們都沒有看到。
　　因為在特朗普當選前和當選後，我們既沒有看到多少街頭運動的影子，也沒有看到他對個人自由、言論自由有什麼樣的打壓。特朗普當然很不喜歡有些傳統媒體，比如說他和《紐約時報》的關係就很糟糕，但所謂糟糕，也僅僅是不喜歡，他沒有能力去封閉那些報紙。而且在他當選引起的一些後續反應中，你也看不出來他特別擅長於煽動街頭示威。如果說特朗普當選之後確實出現過一些傳統的民粹主義行為，比如街頭運動、校園暴力，這些事情其實是反特朗普的人做的更多一點。比如，特朗普當選之後，有一個比較右翼的人士要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演講，結果因為發生不明人士引發的暴力事件，演講被迫取消了。像這樣的暴力事件，真的就是民粹主義了，但特朗普在競選過程中並沒有搞這樣的事情。
　　長期以來，對美國的選舉制度或者對整個西方民主，一直有來自左右兩方面的強烈批評。左翼的批評是說，我們要真的民主，美國這種選舉民主是假的，為什麼呢，因為選民是會被操控的。那麼被誰操控呢？一個是被金錢操控，就是說選舉是要花錢的，誰有錢，誰願意花錢，誰就能贏得選舉。第二是說，選民比較容易被媒體操控，這也是有人說西方民主虛偽的所指。
　　可是在2016年美國大選的過程中，我覺得恰恰在這兩點上都相反。我們知道，特朗普本人在選舉過程中花的錢遠遠沒有希拉里多，只有希拉里的六分之一。假如美國選舉是金錢操控的，希拉里花錢更多，她應該當選才對，但結果是特朗普勝選，你怎麼能說美國的選舉是金錢操控？再說到媒體，大家知道，美國媒體基本都是反特朗普的。此外，美國的政界，不管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的主流派，都是反他的。美國的商界，不管是東海岸的華爾街還是西海岸的硅谷，基本上都是反他的。美國的學界就更不用說了。
　　也就是說，特朗普是在競選資金和媒體支持這兩方面都處在劣勢的狀態下，在美國主流的政界、商界和學界都不看好他的情況下當選總統的。在各方都不看好他的情況下，美國老百姓還是選特朗普為總統。你能說他們是被誰操控的呢？如果你要說美國選民是沒有主見的，純粹是被別人忽悠的，那我覺得，你說別的選舉是可以的，這次選舉就很難說了。
　　另外一種批評不是說民主虛偽，而是說民主本身就是要不得的，獨裁就是比民主好。因為老百姓都是傻瓜，在道德上本身就不完善。老百姓不是智者，也不是聖人，在智性和德性上都不適當，所以根本就不應該享有民主，本來就應該是獨裁，就應該由大人物說了算。這樣一種對民主的批評應該說是一種右翼的批評。
　　當然，這裡所講的左右，是西方意義上的左右，和我們中國語境中的左右不一樣。
　　特朗普當選之後，對特朗普不滿意的人，更可能是從右翼的角度批評。他們不會說民主虛偽，而更可能說民主本身就是不好的。但是，假如民主本身是不好的，那麼真實的民主比虛偽的民主就更不好了。假如你說老百姓本來就是傻瓜，那麼他們被操控就算了，因為既然他們都是傻瓜，那麼他們被操控不就是合理的嗎？不操控反而不合理了。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看特朗普勝選的全過程，我們真的很難說，他的勝選和民粹主義有什麼關係。事實是，在資金、媒體支持都不占優勢，在政界、商界、學界主流意見都不看好的情況下，特朗普以完全符合法定程序的民主方式登上總統寶座，粉碎了美國民主受金錢和媒體操控的神話，證明了美國的國家權力確實是人民所授，民主在美國絕不是虛偽的。
　　但是，不是虛偽的，它是不是好的呢？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我們可以說，特朗普的勝選在程序上確實體現了民主的勝利而不是民粹的勝利，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講，你又可以說它是民主的失敗，或者說是民主派的失敗。因為選出來的這個人，不論是美國的左派還是右派，都不喜歡。講的簡單一點，他們認為選出了一個壞總統。
　　那麼這個事情該怎麼理解？民主的勝利同時又是民主派的失敗，有人提到歷史上已經發生過類似的現象，比如1933年希特勒以民主的方式上台，很多人認為那是民主的一次失敗。
　　但實際上，特朗普的勝選和1933年希特勒贏得選舉是不一樣的。
　　首先，希特勒當時得了三分之一的選票，特朗普在大眾投票中得票率不到一半，但獲得的選舉人團選票遠遠超過一半。希特勒只得到三分之一的選票，為什麼還能當選呢？因為當時的德國左右派斗得非常厲害，雙方都認為對方是頭號敵人，於是希特勒作為一匹黑馬，就在左右鷸蚌相爭中得利了。但美國不是這樣的，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的氣氛和1933年德國選舉的氣氛是不一樣的，美國不存在德國那種左右雙方勢不兩立的緊張狀態。
　　其次，德國1933年的選舉本身當然是合法的，但當時德國各個政黨在選舉之外已經有不正常的舉動了。比如最明顯的就是納粹黨派出民兵力量，組織衝鋒隊，搞一些暴力活動，這在1933年以前就形成了。但是在2016年的美國是沒有這種現象的。特朗普當選後的很多作為可能不正確，但迄今為止，沒有權威意見認為他超越了美國法律所規定的界線，認定他有違憲的舉動。
　　因此，說穿了，人們對特朗普的當選以及對他當選之後很多政策的不滿意，實際上是人們對美國現狀不滿意或者說是一種無以解釋的憤怒或困惑的反映。特朗普當選和英國脫歐等令人大跌眼鏡的事情一樣，是在全球化走向出人意料的時代，人們對如今這個“亂了套的世界”不知所措的結果。由於不知所措，所以他們對左派的主張失去了信心，對右派的主張也失去了信心，於是就選擇接受了很多在常理上不可能被接受的東西。特朗普的言行不正確，其實正是以往正確的言行效果不佳所引起的反彈。

　　皮凱蒂指出了問題，但解釋無力

　　那麼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困惑呢？我們的話題就從特朗普當選到底是不是民粹主義，轉向為什麼全球化走向了當下這種令人困惑的境地。
　　我們知道，西方世界在九十年代初曾經是非常樂觀的，最典型的就是福山（Francis Fukuyama）講的所謂“歷史的終結”了。民主陣營在一戰、二戰之後又贏得了冷戰，他們認為自己贏得了最終的勝利。但是二十五年之後，他們似乎又從極度的樂觀，變成了深度的悲觀。
　　其實歷史上不是沒有類似的現象。1918年，一戰剛結束，包括中國人比如陳獨秀在內，當時的人們也是非常樂觀的，但是後來變悲觀了。一戰後，幾大帝國紛紛解體，整個歐洲地區出現了大片憲政民主國家，但到三十年代，它們中的絕大多數成為“民主失敗”的案例，不是像沙俄那樣變為左派極權國家，就是像德國、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那樣變成右派極權國家。
　　這些現象和我們現在看到的一些事情，到底是怎麼回事呢？我們看到最近這些年，有很多出人意料的事情發生：比如2010年爆發的“阿拉伯之春”運動，原來大家認為那是阿拉伯國家實現民主的大潮，實際上演變為一場原教旨主義的大潮，成了“阿拉伯之冬”；比如2010年前後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比如2008年的全球經濟危機。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大家知道，前幾年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Thomas Piketty）出過一本書叫《21世紀資本論》，引起了很大的轟動。
　　這本書提出一個很值得討論的問題，就是西方的貧富分化在重新加劇。這個問題，以前人們都認為是不存在的，至少不再是一個突出的問題。因為很長時間裡，七八十年代時，人們認為西方已經演變為工會強勢、高福利、低基尼係數，既自由又平等、既有競爭又有社會保障的一種社會。但是現在，皮凱蒂這本書說，西方內部的不平等、兩極分化又開始嚴重起來。
　　這本書當時引起了一些爭論，這個爭論還是在知識界，可是特朗普的當選和這本書引起的問題是直接相關的。為什麼呢？因為現在人們已經知道，支持特朗普的人就是美國的窮人，當然特指白種窮人。少數族裔不太支持特朗普，部分華裔除外，黑人、墨西哥人大多也不支持特朗普。支持特朗普的美國人的確主要是藍領白人。這些人對特朗普的支持起了這麼大的作用，確實令人感到，皮凱蒂當年提出的問題是非常之引人注意的。
　　那麼，不管是布朗普當選美國總統還是英國脫歐，都使得西方原來的主流理念——這裡講的主流理念，包括左翼和右翼的主流理念，也就是左翼的社會民主主義和右翼的新自由主義——同時遇到挑戰。我們知道，長期以來，西方是有左右之分的。最簡單地講，在公共領域，左派主張福利國家，右派主張自由放任。右派強調市場競爭，這是最主要的；他們認為競爭能帶來效率，帶來經濟的活力，麵包做大了，所有人都會有麵包吃的。然後左派認為平等更重要，所以需要福利國家來給大家提供社會保障。
　　像這樣一些爭論，長期以來一直是西方國家左右政黨輪替的一個基本線索。大體上就是，左派當政一段時間，選民會抱怨福利國家養了太多懶漢，導致國家經濟活力不足，然後就選右派上台。 右派上台後，搞自由放任太厲害了，大家又會把左派選上來。
　　可是，無論是特朗普當選還是英國脫歐，似乎都既不是左派的勝利，也不是右派的勝利。特朗普肯定不是左派，因為他非常反感福利國家。他上台以後，就把奧巴馬的醫改都給廢掉，而且這是他最想做的一件事。但你說他是右派嗎？傳統上，西方的右派是傾向自由貿易，傾向自由市場的，可特朗普同時是一個貿易保護主義者，主張取消自由貿易。他既仇恨福利國家，又反對自由貿易，在傳統的西方左右派的劃分中，你是找不到這種人的。但不論是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還是英國脫歐，都是貿易保護主義和仇恨福利國家這兩種東西的結合。
　　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認為，西方從八十年代以來再度出現兩極分化，原來已經基本解決的貧富差距問題又再重新強化。皮凱蒂的書引起了很大的關注，他提出的問題完全是真的問題，反對他的基本上是傳統的右派，他們認為皮凱蒂書中講到的西方貧富分化的現狀誇大其詞，實際情況沒有那麼嚴重。總而言之，他們主要針對的是皮凱蒂所講的事實。
　　從皮凱蒂的書到特朗普當選，我覺得有些事情已經不能迴避了。因為特朗普當選本身就和這些事情有關。如果不是美國窮人特別是白種窮人的強烈訴求，特朗普根本不可能當選。但是，皮凱蒂本身是怎麼解釋他指出的貧富分化問題的呢？我們可以講，皮凱蒂等於沒有解釋。他的那一大本厚書，主要是要證明，西方的貧富分化很嚴重，但這種貧富分化到底是怎麼來的，實際上他並沒有做出論證。他的論證依據的是一個很武斷的公式，就是說，資本利潤率通常情況下一定高於經濟增長率。因此他認為，在任何情況下，如果國家不嚴厲地節制資本，那麼這個社會肯定就會越來越不平等。他說，為什麼以前我們一度以為這個問題好像不那麼嚴重呢，那是因為以前世界很多地方的經濟都處在不正常的高增長狀態。所謂不正常的高增長狀態，就是所謂奇蹟狀態。
　　我們大家知道，亞洲四小龍的高增長，我們說是奇蹟；日本的高增長，我們說是奇蹟；中國的高增長當然也是奇蹟。大家知道，二戰以後三十年內，歐洲其實也是處在高增長狀態中，也是從廢墟中很快復甦，出現奇蹟般的增長。皮凱蒂認為，如果增長率異乎尋常地高，那麼就可以使上面的公式暫時不成立。也就是說，資本收益率一般來講是高於經濟增長率的。但如果在奇蹟式的高增長狀態下，可能資本收益率的增長就不會更高了。如果經濟增長率更高，那麼這個社會就會趨於平等。但是皮凱蒂認為，這只是個奇蹟，而奇蹟是不能持久的。所以，奇蹟一過去，社會就回歸正常，而這個正常在他看來，兩千年以來都是不變的。
　　皮凱蒂對當代西方貧富狀況的描述主要依據大量統計數據，我覺得完全是有道理的。但是他要證明兩千年以來都是這個樣子，那實際上沒有任何根據。因為要找到兩千年以來的統計數據是完全不可能的。這可以說就是一個假定。
　　我認為，他的這個解釋顯然是不行的。他的這個解釋就等於說，以前的平等，或者說以前相對而言不平等不是那麼嚴重的狀況，純粹就是因為高增長造成的暫時性現象。但是高增長是奇蹟，而奇蹟是不能持久的，所以這個問題就是解決不了。

　　全球化在全球都造成了不平等加劇

　　但我們也看到，實際上以前的高增長也不見得都會帶來平等。比如比如說，拉丁美洲在1970年前後也是處在高增長狀態。那個時候中國媒體提到墨西哥奇蹟、巴西奇蹟，它們當時都是高增長。但是拉美的高增長伴隨着不公平的非常嚴重的擴大。
　　很重要的一點是，拉美當時的高增長和東亞的高增長是不一樣的，當時拉美執行的是所謂進口替代政策，它的高增長不是出口拉動的。而出口拉動的高增長，講得簡單一點就是在世界各國吸引資本，招商引資，然後利用低成本的勞動力生產，再向世界輸出大量的廉價商品。通過這樣的方式，實現高增長。那麼這種高增長是外向型的高增長，只有外向型的高增長能帶來基尼係數的降低，能夠帶來看上去比較平等的局面。我們看到，在這個時期，日本的確是這樣的，東亞地區，包括中國的台灣省，包括韓國也的確是這樣的。當然它們現在都已經超越了這個發展階段。大家知道，像亞洲四小龍也好，日本也好，現在已經不是吸收資本、輸出商品了，現在恰恰相反，它們現在已經是輸出資本、進口商品了。當然貧富問題也就重新冒出來了。
　　如果只是外向型的高增長，我們可以證明，它在國際上的確可以帶來平等的改善。道理很簡單。從市場的角度講，勞動和資本在一個利益的博弈中，到底誰能占優勢呢？很大程度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是取決於哪一種要素更為稀缺。假如資本稀缺，那麼資本在國際要素市場談判中就占據優勢；假如勞動力過剩，那麼勞動力就不具備議價能力。但如果是資本過剩，勞動稀缺，就像我們前些年出現所謂的民工荒，當時我們的經濟是高速增長，這就有利於勞動力在市場上提高要價。
　　所謂外向型經濟是什麼意思呢，就是我們向世界各國招商引資，把世界各國的資本吸引到中國，把中國的廉價商品出口到世界。把中國的廉價商品輸出到世界，實際上就是把中國的勞動輸出到世界。有的人認為，這種要素的流動是不合理的，因為只有資本的流動，沒有勞動的流動，這種流動是一種偏向。我認為，所謂的勞務輸出，在今天有國界的情況下確實很難大規模進行。我們國家現在也有規模很大的勞務輸出，但是我們講中國人輸出勞動的方式，主要不是以勞務輸出的方式，而是以中國廉價商品輸出的方式。簡單一點說就是，我們做的廉價商品替代了人家的昂貴勞工。就是本來由它們的高工資工人生產的東西，現在由我們的農民工生產了。這等於是我們的勞動，通過商品貿易輸出到了它們那裡，同時它們資本跑到我們從這裡。
　　那麼為什麼原來它們的勞工很有地位，原來它們這個社會能夠維持高福利，能夠維持強勢工會呢？那是因為資本主義經過兩百多年積累以後，出現了資本高度過剩。它們的資本高度過剩，勞工就有談判餘地。但是在全球化過程中，它們的資本跑到我們這裡來了，那麼對它們來講，它們的資本就不過剩了，甚至於現在西方很多國家都出現了資本稀缺的狀態。資本不過剩，什麼過剩了呢，勞動就過剩了。一方面它們的資本跑到我們這邊來了，另外一方面我們的商品把它們的勞動給取代了，它們出現了高失業率。這樣你就可以理解，為什麼特朗普現在要搞貿易保護，為什麼他要為美國人爭取飯碗。至於他的政策到底是不是能為美國人爭取到飯碗，當然是完全不同的一個問題。
　　也就是說，在這樣一個全球化過程中，一方面它們的資本外流，造成它們的資本不再過剩，另一方面外面的商品輸入，造成它們的勞動不再稀缺。這兩個過程顯然會使得，在各個要素持有者的博弈中出現不利於勞工階層的博弈。那麼在它們那邊就會出現基尼係數的增加，不平等的擴大。
　　依據同樣的邏輯，在我們這邊應該出現一個相反的過程。我們搞外向型經濟，輸入資本，輸出商品，應該使我們變得越來越平等才對。
　　而且在世界上的其他案例中，凡是處在外向型發展階段的國家，包括日本，包括亞洲四小龍，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前，曾經有過一個時期，它們面對中國大陸時是很自豪的。它們認為它們實現了所謂的民主、均富。民主我就不說了，說均富吧，當時它們的基尼係數是很低的。當時在台灣是國民黨執政，當局說那是三民主義的功勞。老實說，亞洲四小龍里的其他三個經濟體其實都是這樣，它們並不信仰三民主義。我覺得這和三民主義沒有關係，純粹就是因為它們當時的經濟發展處在高增長階段，這個階段就是有利於平等的。
　　可是這裡碰到一個例外——其實不光是一個例外，應該說是兩個例外：一個是1990年以前實行種族隔離的南非，當時的南非大量引進資本，輸出商品，但同時又是當時世界上不平等最突出的國家。還有一個就是我們中國。我們在過去三十年裡實現了經濟高增長，也是外向型經濟，也是大量引進資本、輸出商品，可基尼係數是在不斷擴大，而不是在減少的。
　　南非之所以出現這種狀況，當然與種族隔離制度有關。中國之所以也出現不平等加劇的趨勢，簡而言之，是因為中國在體制方面的一些弊病，使得全球化本來應該有利於中國平等擴大的一些功能，卻不能夠正常發揮。全球化在西方那裡造成了社會不平等的加劇，在我們這裡本來應該增加社會平等的一些功能，也沒有真正能夠落實。所以全球化就變成了，無論在我們這裡，還是在他們那裡，都造成了不平等的加劇。這就是所謂的全球化造成的一個困境。
　　全球化本身是一件好事，從理論上很多人都可以說得頭頭是道，邏輯上也是如此。但是具體到每一個國家內部，要講全球化帶來的利益分配，確實出現了分配不均的問題。我們今天形容一些無良資本家不好的一點，往往會這樣描寫：資本家會對勞工說，你愛來不來，三條腿的蛤蟆難找，兩條腿的人有的是。這實際上形容的是勞動力過剩狀況下，勞動者沒有辦法和資本家討價還價。
　　其實經濟全球化是應該有利於改變這種狀況的。我們也看到過這樣一些現象，比如說， 民工荒推動農民工工資上升。比如說，我們改革這幾十年來，中國人的收入確實提高了，而且社會福利——我這裡講的是真正使分配向窮人傾斜的福利——在改革之後的三十多年中也在改善。
　　改革以前中國也有福利，但那種福利基本上是和特權掛鈎的，基本上不是為弱者提供的福利，而是為強者提供的福利。城裡人的福利比農民要高，幹部的福利比工人高。越是初始分配占便宜的人，二次分配又再占一次便宜。我們的福利以前就是這樣的。那麼真正有利於窮人的福利還是在這三十年裡實現的，這都是全球化帶來的好處。但這些好處本來應該比我們現在看到的要明顯得多。這些好處實際上是被壓抑的，被壓抑的結果就是，我們看到，我們國家自己也是基尼係數上升，也是不平等在增加。
　　這樣一來，全球化在全球都造成了一個不平等加劇的現象。這就使人們感到非常擔憂，也對21世紀本身提出了一個挑戰。

　　原東德人抱怨的聲音還是很大

　　我在2009年訪問過德國。大家都知道，兩德統一以後，東德地區人們的生活狀況是有很大的變化，收入有很大提高，人權就更不用說了。但是，統一也不是沒有副作用，一個很大的負作用是，東德的製造業基本上就垮掉了。因為東德原來的國營製造業是完全沒有競爭力的，兩德合併以後基本上就垮了。
　　兩德統一後，當時人們認為，西德有那麼多的資本，應該去東德更新那裡的製造業，東德那裡低效率的製造業被淘汰後，西德高效的製造業就應該過去更新。但是實際上，西德資本家不願意到東德投資，他們更願意跑到中國投資。兩個德國統一以後，東德也實行了西德式的高福利，工人也可以組織獨立工會，所有一切都和西德拉平了。那麼我們可以想象，西德資本跑到東德那裡要做什麼呢？結果就導致東德那裡的產業更新計劃完不成，老是完不成，造成的一個結果就是，東德現在雖然人均收入等各方面指標都比統一以前高得多，但是人們抱怨的聲音還是很大。很重要的一個抱怨就是，那裡失業率比較高，而且老齡化比較嚴重，因為凡是年輕力壯的人都跑到西德找工作了。
　　由於人口老齡化，由於靠福利供養的人口增加，使得東德的人均收入至今為止還是和西德有一定差距。這個差距並不是因為東德工人工資比西德低，而是因為東德的工作人口本身就比西德少，而很多年輕人去西德就業，福利供養人口留在東德了。我們知道，福利制度有利於降低不平等，但是再怎麼說，福利供養人口與就業人口之間的收入還是有差距的。這一點是東德人很不滿意的。
　　我去過東德的汽車城艾森納赫（Eisenach）。艾森納赫是非常有意思的案例，那裡生產的瓦特堡（Wartburg）牌汽車在中國很有名。東德時代的艾森納赫，人口有4.8萬，幾乎所有人都在汽車城上班，號稱是沒有失業的。汽車城生產多少汽車呢？當時年產5萬輛，雇員是一萬人，基本上解決了那裡的就業問題。
　　兩德統一以後，這個汽車廠就垮了。之後當地人就想找西德的汽車廠商比如大眾、奔馳什麼的，過去接盤，結果那些汽車廠商都不願意過去。等了十幾年以後去了一家美國的汽車廠，就是那個歐寶（Opel）。當時有過一個約定，去接盤的廠商必須保證產能規模不比原來低，這是為了保護當地的就業。就是說，你不能把一個大工廠搞垮了，然後去辦一個小工廠。歐寶就按照這個約定去接盤。今天歐寶在艾森納赫的工廠，產量是6萬輛，比原來的5萬量只多了1萬輛。其實按照歐寶的實力，它要在那裡生產600萬輛都有可能，但是它只生產了6萬輛。而且它生產這6萬輛車需要多少工人呢，只需要1600人。
　　於是艾森納赫那裡失業率就很高。統一以後，1992年它的失業率曾經達到20％，現在它的失業率還有6％。而且它的人口也比原來低，原來4.8萬人，現在只有4.2萬人。這4.2萬人的人均收入六倍於統一之前，但是比西德的平均水平還是低了10％。你可以設想，那裡的人現在並不是和以前的東德比，而是與現在的西德比，那麼一和西德比，當然就很憤怒了。
　　這個問題怎麼解決呢？你現在到了東德，如果你是一個旅遊者，你的確會發現那裡比以前要漂亮得多，以前那些高污染的地帶，現在變成了高檔住宅區。兩德統一後，德累斯頓這樣的城市，與其說更現代化了，不如說更古代化了，因為原來的工業都沒有了，原來的教堂都修復了。但是，老百姓還是有抱怨的聲音。尤其是巨變之前的共產黨，後來的民主社會主義黨，現在的左派黨的領導人，當然對現狀很不滿。因為當年他們也是擁護統一的，但是統一使他們不再掌權，成了反對派。反對派總是要提意見的，他們的一些反對意見的確有充分理由。

　　不曾發生的“昂納克寓言”

　　其中有一位是統一以前最後一屆共產黨政府的總理漢斯•莫德羅（Hans Modrow）。我在2009年訪問德國的時候跟他談過一次。他到過中國，對中國的經濟成就非常羨慕。
　　我問他，你當年是不是可以採取類似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他想了想說，不可能，當時東德沒有改革的條件。我說那你假如不改革、不變，會不會比現在好？他想了想說，也是不行的，我們原來那一套肯定是失敗的，繼續搞那一套是沒有前途的。
　　我又問：兩個德國統一，是西德統一了東德，你作為東德總理，有沒有想過，東德去把西德統一了，把西德吞掉呢？他說，根本沒有想過，我們原來那一套體制是失敗的，用正常手段不可能統一西德。而且我們有1600萬人，西德有6000萬人，光是投票就投不過西德。
　　後來我再問，有沒有第三種可能？1989年柏林牆倒塌前那位東德最高領導人昂納克，假如他把那個事情平息了，柏林牆沒有倒，東德維持原來的鐵腕制度，但是有一點不同：他去了西方的花花世界轉了一圈之後，對資本主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於是他完全可以用維持原來統治的方式去搞市場經濟。也就是說，柏林牆還是有，政府要搶誰的土地照樣搶得到，想把工人攆走就直接攆走；農民的農會、工人的工會，誰都不能討價還價；政府向西方提供任何民主國家都不能提供的最優惠的招商引資政策。這樣一來會是什麼狀況呢？
　　漢斯•莫德羅先生根本就沒有想過還有這回事。他說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呢？我告訴他，東德當年要是那樣搞了，你就不會擔心現在東德沒有製造業了，因為西德所有的資本家會一窩蜂地把工廠移到東德，把整個東德變成一大片血汗工廠，把所有的東德人都變成農民工，然後生產大量的商品覆蓋西德的市場。這個時候，所謂的去工業化，所謂的失業問題，就都不會出現在東德，而是會出現在西德。然後西德人會抱怨，我們現在製造業沒有了，工作機會沒有了。最重要的是，西德戰後建立起的一整套以高福利和強勢工會為代表的所謂社會市場經濟，就根本不可能維持了。因為資本家跑掉了，你工人去和誰談判呢？你工會還有什麼談判力量呢？資本家沒有了，稅基沒有了，你的高稅收、高福利怎麼維持呢？整個就會發生嚴重的危機。
　　那麼西德會怎麼應付這個危機？照我看無非就是三種方案。
　　第一種，既然一體化帶來了這樣的問題，那我就重新把柏林牆砌起來。從西德的層面來講，主要就是搞貿易保護，也就是說，我的資本不准過去，你的商品不准過來，我們還是各搞各的。這實際上是去一體化。這當然是一種選擇，但是這種選擇要付出很大的代價。因為自由貿易也好，加強交流也好，本來是你西德提倡的。現在你要是開始搞貿易保護，自己閉關自守了，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嗎？何況，東德可以搞柏林牆，誰敢翻牆就予以擊斃，可以搞閉關自守，西德可以搞嗎？假如有西德資本家要去東德投資，你西德可以把他抓起來槍斃嗎？這條做不成，那怎麼辦？
　　可以試想第二條方案。西德要想與東德競爭，它就必須向東德學習。於是，西德就不能有那麼高的福利，不能有那麼高的工資，不能有那麼強大的工會，是吧？東德人成了農民工，西德的工人也要變成農民工，否則你就沒有辦法去跟東德工人競爭。你所有的這些都要向西德學習。如果是這樣，我覺得，在體制上西德就被東德統一了。
　　但這種情況也是幾乎不可能發生的。在現代西方民主制度下，這樣一些情況一旦出現，老百姓是很難接受的。包括延長退休年齡、緊縮債務在內的很多措施已經引發抗議，比如說在希臘，歐盟要求它緊縮債務，一緊縮就引發抗議，鬧得不可開交。
　　如果西德採取了第三種方案，就是強行大規模削減福利，在西德引發的反應會比現在在希臘要激烈十倍，西德會出現嚴重的社會動盪。正常情況下，東德不可能統一西德，但一旦西德發生大亂，出現不可控的狀態，東德用非正常手段統一西德並不是不可設想的。
　　我問莫德羅，假如真的出現了這種狀況，一個極右派會怎麼看？他說不知道。我說，你作為一個左派，是怎麼看這種可能的。因為如果這樣演變的話，那顯然是東德戰勝了西德。但這能說是社會主義戰勝了資本主義，這能說是儒家文明誕生了西方文明嗎？照我說，這就是不折不扣的18世紀的資本主義打敗了21世紀的資本主義，血汗工廠打敗了福利國家。
　　這種現象右派贊成不贊成我不知道，作為左派，你能贊成嗎？莫德羅先生很誠懇，他說他從來沒考慮過這個問題。他就一直說肯定不可能這樣。我最後和他說，我只是講了一個寓言，這個寓言叫“昂納克寓言”。因為這個寓言並沒有發生，所以它只是一個寓言。這個寓言在德國沒有發生，但是在德國以外的地方是不是也不可能發生呢？這的確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
　　我剛才講了三種方案，特朗普實際上正在做的，就是第一種。他就是想要豎起一道柏林牆，至於能不能成功，我就不知道了。

　　左右派都要討好老百姓，肯定出現赤字財政

　　上面說的是國際經濟平等層面的問題。在國家層面，我們知道，現在西方很多國家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所謂的國家能力危機。弗朗西斯•福山二十五年前曾經很樂觀，但是他現在憂心忡忡，認為西方國家出現了國家能力危機，就是說，有很多事情國家想辦但是辦不成。他到中國來，很羨慕中國，認為中國具備超強的國家能力。所以他說，民主制度還是很可貴的，但是如果不能解決國家能力的問題，將面臨嚴重的局面。
　　可是，所謂的國家能力是什麼意思？在我看來，國家能力無非就是兩個含義。一個是制度，就是說你這個制度是讓你這個國家做得成事情，或者做不成事情。那麼在制度上，為什麼現在西方各主權國家的能力出了問題呢？現在它們是民主制度，以前它們也是民主制度，它們的制度並沒有發生變化。那麼憑什麼說，以前它們那個國家有能力，現在它們國家都沒有能力？
　　那麼好了，第二個含義，就是財政。不管你是專制制度還是民主制度，你要做事都是要有財力的。一個窮得叮噹響的政府，不管你是民主的還是專制的，你都做不成什麼事。你要做成事，你政府要有充裕的財力。如果說它們以前是民主制度，現在也是民主制度，在制度上沒有變化，但是在財力這個問題上變化很大。
　　現在西方各國普遍都是債台高築，債務危機非常嚴重，因為給老百姓提供的福利太多了。它們的債務負擔是剛性的，沒辦法維持。那麼債務問題怎麼來的？講的簡單一點，2008年美國發生次貸危機，左右兩派馬上斗得不可開交。左派說，都是因為你們右派講自由太多，尤其是金融過度自由化，過度發放房貸，最終造成資金鍊斷裂。右派說，為什麼會有次貸，就是因為你政府想讓窮人買房子，用降低首付的方式實行一種超級福利制度；歐洲福利制度使窮人有房住，你美國還不滿足，要讓窮人不但有房住，還要鼓勵他們也當房主，最終引發次貸危機。爭論的結果還是，左派認為自由搞得太多，右派認為福利搞得太多。
　　2009年，我參加過一次會議，當時我提出，在我這個旁觀者看來，我說你們左右派在這裡爭得不亦樂乎，但實際上問題至少是你們共同造成的。
　　為什麼呢？因為道理很簡單，為什麼你們的國家財政會形成那麼大的一個債務窟窿呢？按照左派的理論應該實行高福利、高稅收，按照右派的理論應該實行低稅收、低福利。無論是低稅收、低福利還是高稅收、高福利，理論上講各有利弊，但是都不應該造成債務負擔。實行高稅收、高福利，你可以說是福利國家養懶漢；實行低稅收、低福利，你可以說貧富分化很嚴重。但是債務窟窿到底從哪裡來的呢？因為你不管是高稅收、高福利還是低稅收低福利，財政都是可以平衡的。
　　講得簡單點，就是有多少稅收，就搞多少福利。左派上台，你想搞高福利，你就必須搞高稅收。右派上台，你想減稅，首先要減福利。可是在西方民主制度下，你很難做到這一點。
　　因為西方民主國家的老百姓對左派和右派的主張都是只喜歡一半的。他們為什麼會選左派呢？因為喜歡高福利。但是他們不喜歡高稅收。所以左派上台，提高福利很容易，提高稅收就比較困難。為什麼老百姓會願意選右派呢？因為右派可以給他們減稅。但是老百姓喜歡減稅，並不喜歡減福利。所以，右派上台減稅很容易，但減福利很困難。那好了，左派上台福利增加，但稅收增加的不多；右派上台稅收減少，但福利減少的不多。這樣，債務不是就越來越多了嗎？
　　如果只有左派或者只有右派一家當權，也不會造成這種局面。不管是高福利、高稅收還是低福利低稅收，都不會這樣。從源頭上講，為什麼左派右派的主張會造成這種結果？很簡單，民主制度下，左派右派互相競爭，都要討好老百姓，那結果當然就是這樣。要取消這一點，除非左派右派不再討好老百姓了。但不再討好老百姓的話，還是民主制度嗎？不是了。
　　比如說，假如左派右派都要討好皇上，因為皇上總是既喜歡收費又不願意承擔責任，所以假如左派說皇上就應該橫徵暴斂，那麼皇上肯定很高興；假如右派說皇上就應該不顧老百姓的死活，讓他們自生自滅，不必為他們太操勞而影響健康，那皇上也會很高興。
　　但是你只要搞了民主，你就不能這樣。倒不是說左派沒有良心，在那種民主體制下，因為左派的手段要能實現，你就必須有多數的支持，右派的主張也一樣。通常我們說，勞苦大眾支持左派，一小撮富人支持右派，但如果是這樣的話，民主選舉中，右派怎麼得到多數票的支持呢？
　　左派右派都要討好老百姓，肯定就會出現赤字財政。假如說民主制度從來就是這樣，從來就會造成赤字財政，為什麼還能延續兩百年，並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呢？為什麼以前會取得非常大的成功，為什麼以前不是這樣呢？既想要最多的自由，又想要最多的福利，我把這種訴求叫做“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

　　全球化背景下，國家能力會因債務不可控而惡化

　　什麼是最好的政府？右派說，最不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意思就是說這樣的政府能給老百姓最多的自由。左派說，服務最多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意思是說這樣的政府能給老百姓最多的福利。其實我說，最好的政府是政府既不徵稅，又可以實現從搖籃到墳墓的高福利的政府。這樣的政府左派右派都滿意，自由最多，福利也最多。可惜這樣的政府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在最近二十年看到就是這樣的現象。比如說希臘出現債務危機，右派要求緊縮，要求減少福利，然後老百姓上街示威，推翻右派政府。後來上台的是激進左派齊普拉斯（Alexis Tsipras）領導的政府。你說齊普拉斯是左派嗎？從他反緊縮、主張維護福利來講，好像他是左派。可是齊普拉斯並不主張高稅收。為什麼他不主張高稅收？因為主張高稅收的話他就上不了台了。老百姓是讓他維持福利，不是讓他來加稅的。他不主張高稅收，又要維護高福利，他能怎麼辦呢？就只能向歐盟賴賬，只能說我現在就是欠賬不還給你。
　　以前的民主國家為什麼沒有現在這麼多的債務問題？我覺得很簡單，就是以前在全球化程度比較低的情況下，在一個孤立國家的財政系統內部，“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不可行性是很容易被國民認識的。講得簡單一點，如果一個國家的國民既不想交稅，又想高福利，那很快就會使國家財政破產。國家財政破產，就會亂印錢，亂印錢就會發生惡性通貨膨脹，老百姓就會覺得這不行了。老百姓覺得這不行了，那麼不管你是降低福利還是增加稅收，老百姓其實都是可以接受的。老百姓，你不能說他們個個都是全知全能的精英，但也不是傻瓜，不會不撞南牆不回頭。出現問題，他們體會到了，是會改的。
　　就希臘而言，我們現在說希臘人又想要福利又不願意交稅，實際上他們加入歐盟之前已經有這樣的情況，但當時不那麼嚴重。為什麼不那麼嚴重？因為以前他們沒有加入歐元區，是要自己發行貨幣的，這個貨幣就是德拉克馬。
　　歷史上德拉克馬曾經多次貶值，一貶值就是通貨膨脹，希臘老百姓就知道，這麼玩是玩不下去的。可是他們自從加入歐盟以後就沒有這個問題了。大家知道入歐以後他們用歐元，歐元是不會有通貨膨脹的。所以他們不管借了多少債，都不會再有通貨膨脹的問題了，他們就感覺不到債務問題的嚴重性。這樣，全球化帶來一個問題，就是使一個國家的財政會通過經濟的一體化向全球無限制透支，導致債務窟窿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會被掩蓋住，使得人們遏制“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這種訴求的能力變得越來越弱。
　　希臘是一個小的例子。大的例子當然就是美國。美國的國債多，這還是次要的，美國的貿易逆差實際上也是負債的標誌。講得簡單一點就是，它買的多賣的少。它買東西時給你一筆美元，它這筆美元其實就是它欠你的賬。你拿了美元之後不再買商品，那不就是廢紙嗎？其實就等於是他欠你的。你拿了美元不去用，還有貶值的風險，那麼避免貶值的方式是什麼？就是買美國的國債，美債最安全，而且收益率最高。
　　這個問題講得簡單一點就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所謂國家能力會因國家財政不可控的債務狀況而惡化。那麼好了，你可以說全球化導致了一個國家會向全球透支，但是你還要解決一個問題。因為透支的本質是借錢，而不是搶錢——如果是搶錢就不會有債務，因為搶來的錢是不用還的。而且，搶錢需要有霸權，但對借錢來講，霸權是不管用的。因為借錢的前提是別人願意借給你，美國這樣的國家不去借錢，對方還會着急，還就是願意借給美國。美國不去借錢，對方還不高興。
　　為什麼會這樣？那就是全球化過程還有另外一極。剛才已經講了，美國這種體制下，它的老百姓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但是在全球化的另一極，也有一些左派和右派，他們的主張都是從西方來的，但是他們的左派和右派玩遊戲的平台，和西方是不一樣的。西方的左派右派都要討好老百姓，但在全球化的另一極，那裡的左派右派都要討好政府，這一點和西方不一樣。由於那裡的左派右派都要討好政府，所以那裡就不存在老百姓既要福利又不想交稅的情況。恰恰相反，那裡的政府想征多少稅就征多少稅，它給一點福利，你老百姓就要感恩，如果不給，老百姓也不能問政府要。這樣，政府手中的錢就會越來越多。
　　全球化就在這兩極中形成了嚴重的互動。結果就是，一方的政府越來越窮，另一方的政府越來越富。但一方的政府越來越窮，不見得它的老百姓越來越窮；另一方的政府越來越富，不見得它的老百姓也越來越富。完全是兩回事。

　　中國改革在某種意義上決定着世界的命運

　　有些人說，這二十多年來的全球一體化帶來了一個趨同化的趨勢。就是說，我們現在搞的其實不是純粹的計劃經濟了，但也沒有人說，搞的就是純粹的市場經濟。如果要講計劃的作用、市場的作用，任何國家都有這樣兩種作用。如果要講社會保障和經濟效率，也沒有任何國家說可以只要一樣。但，是不是這兩種國家就是一樣的了？其實不是的。不但不一樣，而且還越來越不一樣。
　　為什麼？因為，市場經濟在世界上某些國家那裡，意味着政府權力不減，但推卸福利責任；而在另外一些國家，市場經濟意味着政府的權力要受到嚴格的限制，同時要維護老百姓的福利。因此這兩種體制表面上看趨同，但實際上完全相反的。
　　全球化過程實際上使這種兩種相反的特徵都在不斷強化。在一極，造成它們政府的權力越來越小，但是責任越來越大；在另一極，造成它們政府的權力越來越大，但是責任越來越小。這樣下去肯定要出問題。
　　那麼這個問題該怎麼解決？全球化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我覺得也是很難逆轉的。但是這裡的確有一個全球化到底是劣幣驅逐良幣，還是良幣驅逐劣幣的問題。全球化從理論上講應該給所有人都帶來好處，也的確給我們中國帶來了好處。我這裡講的好處不只是說全球化在過去二十多年裡給中國帶來了經濟增長，我們在體制上也的確取得了很大的進步。至少在改革三十年以後，我們中國人無論是自由還是福利，從縱向的角度看都比過去進步了很多。
　　全球化的一個結果是，西方的工會制度、福利制度出現了一定的衰敗。我們中國人是把這些事情當作西方人的笑話看，還是把它們看作對我們也是一種威脅呢？我覺得這個是個很大的問題。
　　也就是說，在全球化進行了一段時間以後，如果我們說，以前我們中國改革決定的是中國的命運的話，那麼現在，中國改革在某種意義上還決定着世界的命運，決定着全球化到底是趨向於一種良性的進步，還是趨向於劣幣驅逐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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