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黨國中興”背景下鼓勵藏人加快與北京接觸甚至主動示好，是否有違憲政自由主義的立場？在中共至今沒對在藏區犯的錯誤、辦的蠢事有過任何反省的情況下，對達賴喇嘛這樣勸進是否會令他背上“晚節不保”罪名，客觀上幫黨國政府解套？


　　老高按：2018年逢五逢十的紀念日很不少：戊戌變法120周年（北大校友還要紀念建校雙甲子），大躍進-大饑荒60周年，知青上山下鄉50周年，改革開放40周年，《河殤》30周年……明年，2019年算下來也不遑多讓：五四100周年、共和國建國70周年、六四30周年……還有一個紀念日，藏人比我們肯定記得更清楚：拉薩動亂、達賴出走事件60周年。
　　據悉，西藏流亡政府從今年4月起，啟動了為期一年的紀念活動，西藏問題再次被人們所關注。
　　對西藏問題，在國內時完全無接觸、不了解。來美後在新澤西打工，租住在一對退休夫婦家，妻子是希臘人，丈夫是蒙古人，有天晚上我下班回家，他倆正要盛裝出門，一見我就主動告知，達賴喇嘛今晚來新澤西演講！他們這就出發去聽。說這話時，崇敬之情溢於言表，那份興奮期待讓我納罕不已——可能他們對我竟然沒有表現出足夠的驚喜與景仰、沒有馬上沐浴更衣，追隨前往也驚詫不已。那是我第一次醒悟，原來這位藏人流亡領袖的國際形象與我們在國內被告知的很不一樣！
　　後來接觸這個話題當然就多了。尤其是我參與了一些漢族民間獨立學者有關西藏話題的專著的編輯出版，例如王力雄《天葬：西藏的命運》、《與達賴喇嘛對話》，徐明旭《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陳小雅《西藏分裂：埋藏的密碼》……還有瑞典茉莉、唯色、李江琳等許多學者的論述。這些書和文章，從不同的側面豐富了我的認知，擴展了我的視角。記得我在編校王力雄《天葬：西藏的命運》一書之後，美國之音採訪我，我說這部著作的意義在於“將西藏問題第一次引入了中國知識界的視野”。（後來我得知中共官方在香港買了多冊此書；更聽說“中央政治局成員人手一冊”，這就無從核實真偽了！）
　　今年4月以來，我就西藏問題，請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中國社科院前研究人員張博樹當嘉賓，播出了四期《歷史明鏡》訪談節目，每期一小時。這個系列，是從1959年3月10日的拉薩事件為起點，先由近及遠，後由遠及近：先講述1956～1959年藏區動亂緣何而起，再追述1950年解放軍進藏、1951年《十七條》協議，中共與十四世達賴喇嘛、與藏區矛盾的由來和激化；再繼續往前追溯一個世紀，從十三世達賴喇嘛看藏人獨立意識如何萌生和時起時伏的過程；再講述文革之後北京與達蘭薩拉的互動，本世紀以來九次對話無果而終。
　　這幾次的具體講題是：
　　1959年藏人“叛亂”的真實原因（《歷史明鏡》第131期）
　　毛澤東對藏區下一盤大棋如何被破局（《歷史明鏡》第133期）
　　藏人領袖要獨立的念頭是如何產生的？（《歷史明鏡》第134期）
　　達賴喇嘛的中間路線能否走通？（《歷史明鏡》第136期）
　　感興趣的朋友，用這幾個題目在YouTube上檢索，很容易查到。我就不在這裡寫了，以免有做廣告之嫌。
　　為做好這個系列節目，我拜讀了張博樹教授在香港溯源書社出版的《中國民主轉型中的西藏問題》，以及他2014年10月撰寫的一篇文章《“黨國中興”與西藏問題前景——與達賴喇嘛一席談》。這篇文章不長，轉載於此，有助於各位進一步了解達賴喇嘛及藏人的近期動向。

　　　　　　張博樹《中國民主轉型中的西藏問題》（溯源書社）


　　“黨國中興”與西藏問題前景——與達賴喇嘛一席談

　　張博樹，明鏡網
 
　　9月26日至10月6日，在貢噶扎西等藏人朋友的安排下，筆者有幸前往印度達蘭薩拉參訪流亡藏人社區，拜會了達賴喇嘛，和流亡政府的官員們進行了廣泛接觸、交談。關於這次不尋常的旅行，我打算寫兩篇文字加以記載：一篇是本文“與達賴喇嘛一席談”，主要記錄和這位藏族精神領袖一個多小時的對談內容；另一篇將描寫我對流亡藏人社區的一些真實感受。
　　和達賴喇嘛見面，這並不是第一次。5年前的2009年10月，我曾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拜會尊者並進行了單獨交談。當時我的身份還是中國社科院學者，正在美國訪學。那次見面討論了3.14事件後的藏區形勢，也就如何促進漢藏之間的溝通交換了意見。當時約定這次見面不公開，但北京方面似乎早就知道此事，我回到社科院不久就被“炒了魷魚”。顯然，除了大量“反動”著作外，這次“會見達賴”給官方驅除這個“異議分子”提供了最新的也是最後的理由。
　　今年上半年，我剛剛在香港出版新著《中國民主轉型中的西藏問題》， 而當下的現實似乎不是“民主轉型”在即，而是“黨國中興”正酣，所以這次再會尊者，自然首先圍繞如何看當下中國、如何評判當前乃至今後一個時期中國大陸的政治形勢聊了起來。擔任翻譯的仍然是達賴喇嘛辦公室秘書長才嘉先生，一如5年前；他的中文極好，語速很快，這給在有限的時間內交流更多的內容創造了條件。
 
　　對習近平的評價
 
　　達賴喇嘛首先表揚了習近平，認為這位中共十八大後接掌權力的總書記“比較務實”。尊者提到習強有力的反貪腐，推斷習有超出執政黨自身利益的高遠理想，“如果只是為了政權，他不需要得罪那麼多人”。但尊者對習的外交政策有些微詞，“日本、印度不可能對中國構成威脅，美國也不會真的動武，為什麼要有恐懼感？”在達賴喇嘛看來，習近平把這些當成威脅，是不符合事實的。中國近來的外交政策造成周邊國際形勢的緊張，這不是一種務實的政策。
　　我表示，與尊者相比，我本人對中國政局的判斷更悲觀些。習固然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反貪勇氣，但也在同時打擊自由知識分子，兩個方向的動作看起來是矛盾的，其實是統一的，都是為了鞏固、強化黨國統治。特別是以30年經濟增長為基礎，黨國正在從六四危機中逐步走出來，冀圖實現“黨國中興”。以這個基點觀察習，他的內政外交各方面政策的走向就變得非常清晰。中國在外交領域頻頻示強其實正是“黨國中興”和紅色帝國崛起的一個表現。尊者則言，習目前還在集中權力，未來會怎麼樣還不能下結論。“現在香港的事情大家都在關注，這也算對習近平的一個考驗吧。”
　　尊者還一一點評了中共建政後的幾代領袖。他認為“毛澤東有自信，雖然不一定是務實的”；“鄧小平的改革在這方面有突破”；“江澤民三個代表也有進步，有務實成分”；“胡錦濤的和諧社會，我百分之百支持”。但為什麼沒有實現？尊者認為是“沒有信任”。因為沒有信任，所以儘管當政者在新疆、西藏花了那麼多錢，仍然解決不了問題。習近平必須找到解決問題的新的思路。“過去中共總是指責我們為分裂者，其實真正的分裂者不是我們，而是共產黨內的保守派。他們總是一味打壓，這不，把您也打出了社科院，趕到美國去了。”說到這裡，尊者笑了起來。“所以，如果真的是為13億人民的長遠福祉着想，必須建立基本的信任，要進一步務實， 不能只是夢想。”
 
　　“中間道路”與“灰色地帶”
 
　　話題自然引向當前的西藏問題。達賴喇嘛表示，解決西藏問題，也要實事求是，再這樣拖下去會很困難，不能迴避。“我們的妥協方案已經很清楚，中間道路，不尋求獨立，只要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實現真正的自治。這個政策不會變，我們不會提出比這個更高的訴求，但也不會舉白旗投降。我們還在等，在看。”
　　我回應說，中間道路的主張確實獲得很多漢族知識分子的支持，認為這是一個可以導致雙贏的方案；但黨國統治者有他們自己思考問題的邏輯。過去幾年中流亡藏人和北京方面有過多達9次的接談，但均無結果。那還是在胡錦濤當政時期。而今在“黨國中興”的背景下，習中央更不可能接受藏人的“中間道路”，在黨國框架內，讓藏人對整個藏區實行統一的行政治理。他們也不會接受“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這樣一種方案，——據我所知，像李偉東等一些體制內的學者曾經提出過這樣的建議，即北京把達賴喇嘛請回來主持藏區宗教事務，實行宗教自治，黨不再干預，但達賴喇嘛也不再過問西藏的政治。從根本上說，共產黨死死抱住一黨專權的政治體制不放，生怕哪裡放開一點就會威脅到它的統治，這恰恰是統治者最不務實的表現。尊者也表示，共產黨若能帶頭走向民主化，當然最好。“我達賴喇嘛也願意承認自己信仰過馬列主義，而不會感到害羞嘛”！
　　那麼“黨國中興”是否意味着西藏問題就完全無解？也不盡然。我談到以下兩個因素可能成為促使習近平重啟對話、改善關係的客觀動力：一個是新疆局勢的嚴峻，最近以來一系列“暴恐案件”已經使全國處於驚恐之中，北京不知道要追加多少“反恐”、“維穩”經費不說，人心的不穩是更讓統治者頭疼的事情。而如果習能打開和達賴喇嘛的重新對話之門，西藏問題有緩，對新疆乃至全國的“維穩”都會有幫助。再一個是，既然習近平的目標是“黨國中興”和中國的強勢“崛起”，且正在布劃重整周邊、聯俄制美的全球戰略，他自然希望自家院子裡不要總出事。習如果足夠聰明，他完全可以調整既往以“壓”為主的民族地區政策，而增加更多的懷柔成分。在這種考量下，對達賴喇嘛重新示好也並非不可能，——當然，這樣做的前提是習必須改變思路。
　　考慮到以上種種可能，為了打破僵局，我向尊者提出這樣一個建議（這實際上也是來達蘭薩拉之前我和一些朋友共同商議的結果）：適當分解藏人的“中間道路”訴求，把原來的整體性方案分解為幾個部分，先找北京方面容易接受的拿出來談。比如，可以先爭取尊者回去，到五台山朝聖亦可，舉行一些宗教性的交流、活動亦可。這樣，對習中央而言，可表現黨國的大度，符合變“壓”為“柔”的新治理思路；而對藏人方面言，也可以就此爭取宗教環境方面的某種改善。這將是一個“灰色地帶”，雙方都不必把它定義得十分清楚，卻又給雙方都留下餘地，留下進一步轉圜的空間。重要的是，這將給境內外藏人處境的改善，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
　　尊者聽了這個建議後笑道：這是中間道路的中間道路哇！
 
　　達賴喇嘛的心願
 
　　尊者告訴我，這方面的努力其實已經在做。自2011年退休、把政務交給藏人行政中央以來，他個人純粹就是個宗教人物，去五台山禮佛也是自己多年的心願。尊者還說，這些年來雖然在西方各國做過很多法事活動，但自己總覺得不是很自在，畢竟文化背景不同。但中國就不一樣了，那裡有數千萬佛教徒，和他們交流，給他們講法，我會很自在，很輕鬆。
　　還可以和中國內地的大學對話。達賴喇嘛提到近年來與歐美科學家、學術界的交往，討論精神、道德、人體科學和腦科學、環境保護之類的課題，這些題目未必牽扯政治。如果也能和中國內地的大學討論這些話題，一定會發揮正面作用，促進真正的漢藏大團結！
　　我知道尊者這些年來致力於研究人類道德問題，前不久還出版了專著《超越生命的幸福之道》。如同許多其他智者和思想家一樣，達賴喇嘛注意到了現代文明對人類的多方面影響，特別是負面影響，資本和財富概念的無節制泛濫會腐蝕人類的心靈。儘管宗教在矯正人性的貪慾上可以發揮重要作用，但畢竟並非每個人都有宗教信仰，所以達賴喇嘛認為有必要在這個世界上建構一種普世的“世俗道德觀”。在談話接近結束時，尊者再次和我談起這項工作的重要。他還表示，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經濟上也取得很大進步，越是這樣，道德建設就越加重要。他很願意未來能在這方面做些事情。尊者還希望我介紹一些學者，共同從事有關研究。我告訴尊者，紐約的一些同仁正在籌建一個以高端戰略分析為主題的研究智庫，待智庫成立後，我們可以專門開個研討會，討論世俗道德的重建問題。學術上，這個課題同整個人類有關；政治上，我們也可以藉此促進漢藏之間的溝通，至少在民間層面拓寬漢藏交流的渠道。
 
　　幾點思考
 
　　這次見面原定一個小時，因為談話內容太多，實際談了一個半小時以上。我很感謝尊者的慷慨，畢竟已經是近80歲的老人，長時間談話是一件並不輕鬆的事。
　　坦率地說，這次拜會達賴喇嘛，雖然早已準備好關於“灰色地帶”的建議，但內心深處卻有着某種困惑。
　　我曾經這樣問自己：在“黨國中興”的背景上鼓勵藏人加快與北京的接觸甚至主動示好，是否有違憲政自由主義的立場？畢竟，黨國統治者至今沒有在藏區犯過的錯誤、辦過的蠢事上有過任何反省表示；這樣的勸進是否可能令達賴喇嘛背上“晚節不保”的罪名（網絡上已經見到過這樣的批評），而且客觀上幫助黨國政府解套，進一步實現“崛起”？
　　當然，我相信尊者本人不會在乎別人怎樣議論，他考慮的核心是600萬藏人的長遠利益。據我觀察，這些年來達賴喇嘛一直表現出希望與北京改善關係的急切心情。最近尊者在不同場合讚揚習近平關於重視佛教對中國文化貢獻的講話，其中雖不乏策略考慮，但希望習沿着這個思路處理宗教事務、走向宗教寬容，從而有助於解決西藏問題僵局，恐怕也是發自內心的。這是一種善良的期待，儘管在我的解讀中，習近平最近大談“文化”，大談“5000年歷史”，主要是在給黨國尋求新的合法性根基，給紅色帝國崛起標上“文化的”乃至“文明的”標籤，而不是在釋放文化政策改變的信號。
　　然而，反覆思考的結果，我還是決定向達賴喇嘛提出上述建議，哪怕它真的是在幫助黨國“解套”。理由在於：作為漢族學者和自由知識分子，我們既要考慮中國民主化，又要顧及藏人的現實需要。什麼是藏人的現實需要？簡單說，達賴喇嘛如今已經高齡，在獨立無望、中間道路又無回應的情況下，他必須考慮身後境外20萬流亡藏人和境內數百萬藏民的命運。藏人內部關於“中間道路”的政策其實一直是有爭議的，它之所以獲得境內外大多數藏人的支持，和達賴喇嘛本人的力倡關係極大。此外，黨國強勢崛起，國際社會對藏人的支持會發生變化，我想這一點尊者自己也充分估計到了。正是基於上述諸點，達賴喇嘛本人和西藏流亡政府的官員們都希望在達賴喇嘛健在時打破與北京的僵局、找到解決問題的出路。而對於漢族反對派和自由知識分子來說，中國民主化是個更長遠的任務，不能、也不應該以犧牲藏人的現實為代價。完整的民族地區自治權利的獲得有賴於中國政治體制的根本變革和整個國家的民主化，非藏民族一個民族的努力所能達成；而趁達賴喇嘛健在時找到和北京重新接觸、化解僵局的出路，至少對改善藏民族的被壓抑的宗教、文化現狀，是有幫助的。僅此一點，我們就應該支持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與北京恢復接觸的努力，並爭取促成之。
　　我不諱言，兼顧人權保護、民主化與中國統一是本人思考西藏問題的基本出發點。如果今天沒能找到解決問題的出路，那麼在“達賴之後”，海外流亡藏人的生存環境可能趨於惡化，“西藏獨立”的主張可能重歸主導，“兩個達賴”（境內外產生兩個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之爭可能導致北京政權與海內外藏人抗議者之間更尖銳的衝突，問題本身的解決也將更加無望。
　　為了避免這一切，所以我們要支持達賴喇嘛向北京喊話，也希望中南海調整、改變思路，做出善意的回應——哪怕它在這樣做時，考慮的是黨國自身的利益。
　　（2014年10月16日，於新澤西）

　　近期文章：

　　世界讀書日反省：哪些因素衝擊閱讀好書　　
　　國際法庭審判紅色高棉劊子手旁聽記　　
　　全球化為什麼在中國和西方都加劇不平等　　
　　“遇到紅燈繞着走”，到底對不對？　　
　　他的目標：讓人們能識別出胡說八道　　
　　科學家研究：為何謊言比真相跑得快　　
　　當年追究文革施害者責任的歷史局限　　
　　“保存生命”是第一正義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