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有人很不解：“如果要整政要，可以搞常規黨內整肅呀；如果要整民間，可以依靠官僚反右呀。”但如果毛面臨第三種情況，既感到來自政要的威脅，也感到來自民間的威脅呢？1962年以後一段時間裡毛的確覺得深受夾擊


　　老高按：“紅五月”與“紅八月”“紅十月”，共同的特點就是“紅”。到這個時間了，人們免不了要喚起對文革、對革命的各種回憶和反思。今年的五月，又正是法國1968年“五月風暴”50周年，人們更要思索文革的國際影響——首先是文革當年對周邊各國和遙遠天邊的政治、社會、文化衝擊。上個星期五（5月18日），中國研究院在紐約舉行了關於文革引起世界造反風潮的研討會（第43期），可以說是對文革從橫向（地域空間上）擴大研究領域，明天（5月25日）下午，中國研究院將舉行第44期研討會，對文革從縱向（時間上）切入討論，話題定為“文革重演的風險在當今中國有多大？”要我來擔任這次研討會的主持人，請了幾位學者嘉賓，將通過明鏡的新電視演播廳，在網絡上直播。
　　中國研究院（China Reserch Net）是2013年在美國聯邦注冊的非營利機構，側重關注中國，已出版了多份研究報告。
　　既然當主持人，雖然主要邀請、引導嘉賓高談闊論，但對這個領域也要有所了解。最近一段時間讀了若干關於文革的書和文章。清華大學歷史系秦暉教授的一篇長文《“手段”比“目的”更重要》，很值得一讀，推薦給大家。因為太長，只好攔腰分成兩段，今天和明天各發一半。
　　前年6月我到加州，參加由宋永毅教授為主籌備主辦的“文革50周年國際研討會”，幾位學者在會上爆發了激烈的辯論：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的或曰動機，到底是為了實現他心中的社會改造理想（“理想”這個詞在這裡當然並不意味着就一定是值得肯定的，可能完全是負面的理想），還是單純為了保住一己權力和“家天下”世襲？兩派中都有我非常欽佩、敬重的學者。而我自己的傾向性意見，早在我對毛澤東1966年“五七指示”的分析文章中表達過——那個指示，就是他的“烏托邦藍圖”。
　　參加加州文革50周年研討會的秦暉教授也發了言，他的發言跳出“為社會改造”還是“為個人掌權”的雙方對立觀點之爭，而認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究竟是什麼，崇高也罷卑劣也罷，對於研究文革這樣一個巨大的歷史事件，並不是那麼重要的部分。因為毛採取了文革那樣的手段，那麼，不論他是出於什麼動機，都必然造成巨大的災難。這個已經在歷史上形成的結局，才是我們要重點關注的。
　　他是在會上辯論時在原座位站起來即席發言，甚至都沒有走到講台上用麥克風，不可能充分闡述，只講了六七分鐘（上面我的簡短歸納，可能也不完全準確）。不過，他的發言別開蹊徑，給大家新擴展了一個思路。最近我看了他這篇發表在《二十一世紀》2016年8月號上的長文，料想他在6月份參加會議時已經脫稿，至少是已經有了框架雛形，那次發言，實際上是這篇長文的一個梗概或說提綱。


　　“手段”比“目的”更重要（上）

　　——從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思想史研究”談起

　　秦暉，《二十一世紀》2016年8月號


　　一、關於“氣貫長虹”的領袖講話

　　這篇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要從文革前的一件事談起。
　　1957年11月，毛澤東在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莫斯科會議上發表了一篇驚人言論，在各共產主義“兄弟黨”中引起強烈反應，後來更成為中蘇分裂的由頭之一。根據中方後來整理的文本，毛澤東是這樣說的[1]：
　　現在還要估計一種情況，就是想發動戰爭的瘋子，他們可能把原子彈、氫彈到處摔。他們摔，我們也摔，這就打得一塌糊塗，這就要損失人。問題要放在最壞的基點上來考慮。我們黨的政治局開過幾次會，講過這個問題。現在要打，中國只有手榴彈，沒有原子彈，但是蘇聯有。要設想一下，如果爆發戰爭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億人口，可能損失三分之一；再多一點，可能損失一半。不是我們要打，是他們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彈、氫彈。我和一個外國政治家辯論過這個問題。他認為如果打原子戰爭，人會死絕的。我說，極而言之，死掉一半人，還有一半人，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再過多少年，又會有二十七億，一定還要多。我們中國還沒有建設好，我們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國主義硬要打仗，我們也只好橫下一條心。打了仗再建設。

　　直到現在，在中國的一些“主旋律”論著里，這番話仍然得到高度評價，被讚譽為“一篇氣貫長虹、洋洋灑灑的講話”[2]。就連以敢言真相著稱的當代史家沈志華，也為這番話做過辯護。他先是考證了當時蘇聯方面的會議記錄，根據這個記錄，毛的原話是[3]：
　　是否可以估計一下，未來的戰爭會導致多少人死亡？也許會死掉全世界人口二十七億的三分之一，也就只有九億人。假如真的摔原子彈的話，我認為這還少說了。當然，這很可怕。但是，即便是損失一半人也不是那麼的糟糕。為什麼呢？因為不是我們要這麼做，而是他們，是他們將戰爭強加給我們。假如我們打起仗來，那麼就會使用原子武器和氫武器。我個人認為，整個人類社會將會遭受這樣的災難，那時人類將會損失一半，也許，一多半。我問過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他在這個問題上情緒要比我悲觀得多。我對他說：假如人類的一半被毀滅，那麼還會剩下一半，但是帝國主義將會被全部毀滅，並且整個世界將只有社會主義存在下來，而在半個世紀或者一個世紀裡，人口又會增長，甚至增長一半多。中國還沒有真正展開建設，假如帝國主義者將戰爭強加於我們，那麼我們準備停止搞建設；讓我們先比試一下武力，然後再回過頭來搞建設。

　　沈志華據此分析說，雙方發表的文本主要是後半段話（指中國可以先打仗再建設）有些區別，前半段是大致一樣的。值得提到的是，他還從中國的檔案中找到了毛澤東從莫斯科回來後在一次黨內會議上再次就這個問題的講話，毛這次說的是[4]：

　　要準備對付大戰，帝國主義有瘋子，扔原子彈。頭一次大戰不過死了1,000多萬，第二次大戰死了3,000多萬。打原子戰，沒有經驗。最好人口剩下一半，次好剩下三分之一，全世界27億人，還有9億人，有9億人也好辦事，換來個帝國主義滅亡，換來了永久和平。所以說，真打原子戰，不見得是壞事，是壞事也是好事。

　　這裡沒有涉及“後半段”，但顯然毛澤東主要強調的就是這前半段，而且正如沈志華指出，毛這次“說得更加透徹”——在蘇聯，他假設核大戰會使人類死去一半，在國內，他更說是會死三分之二，但這能換來理想的實現，所以“不見得是壞事，是壞事也是好事”——具體地講，死掉一半是“最好”，死掉三分之二是“次好”，當然，如果這能夠“換來帝國主義滅亡”的話。
　　做過上述考證後，沈志華分析道，赫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ev）對這段話如此反感似乎沒有道理，因為他自己也講過類似的話：就在毛澤東講話的第二天，《真理報》刊登了11月14日赫魯曉夫接受美國記者夏皮羅（Henry Shapiro）的談話記錄。其中記者問道：“您是否認為在爆發原子戰爭和氫戰爭的情況下這個世界還能有一部分保留下來？”赫魯曉夫答：“當然。會有非常慘重的損失，人類將會經受很多災難，但是人不會從地球上消失掉，社會將會生存下去，並且得到發展。”沈志華說，赫魯曉夫在毛之前四天的此番講話“與毛澤東講話的前半段主旨是完全一樣的”[5]。
　　但讀過這些文字後筆者很不解：毛澤東與赫魯曉夫兩人講話的“主旨是完全一樣的”嗎？如果僅就“核戰不會消滅人類”這個事實判斷而言，似乎兩人說的確實是一樣的。但是如果就這種事情的可怕程度，就它是“好事還是壞事”這一價值判斷而言，兩人豈止不一樣，而且簡直是對立的。甚至就毛自己而言，同樣的事實判斷換一種講法，也會有天壤之別。
　　證明這一點其實並不困難，我們只要把毛澤東的原話改幾個詞，試試看同樣的“道理”能否用於他自己，以及這種“道理”別人能否講得出口：“要準備對付大戰，帝國主義有瘋子，扔原子彈。⋯⋯最好炸死了毛澤東，剩下劉少奇，次好劉少奇也死了，剩下鄧小平，有鄧小平也好辦事，換來個帝國主義滅亡，換來了永久和平。所以說，真打原子戰，不見得是壞事，是壞事也是好事。”這番話事實判斷完全相同，只是換了幾個詞，與毛的原話在邏輯上與句式上完全一樣。為毛原話辯護的一切理由也完全可以拿來為這句話辯護。
　　但是筆者要問：在當時的中國，有誰敢這樣講嗎？如果有，可以肯定他立即會被“專政機關”宣布為“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不要說毛澤東不知道），絕不可能活得下來！如果有人當時把這樣的言論評價為“氣貫長虹、洋洋灑灑”，像現在他評論毛澤東的原話一樣，也肯定難逃作為“反革命”被槍斃的命運。
　　我們還可以設想，在美國這樣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再瘋狂的反共“瘋子”膽敢公然講出這樣的話嗎：“要準備對付大戰，共產國家有瘋子，扔原子彈。……最好人口剩下一半，次好剩下三分之一，全世界27億人，還有9億人，有9億人也好辦事，換來個共產國家滅亡，換來了永久和平。所以說，真打原子戰，不見得是壞事，是壞事也是好事。”這番話甚至只換了一個詞。
　　但是，無論多麼瘋狂的反共“瘋子”，哪怕面對的也是反共的聽眾，若是在納粹體制下倒難說，在民主國家裡他敢講這樣的話嗎？可以肯定，在民主國家裡即便是反共的聽眾聽了這種話，也不會認為他只是“共產國家”的敵人，而是會認為他是人類的敵人，首先就是美國人民的敵人。他如果講了這種話，肉體生命會如何不敢說，政治生命肯定就完了。在民主國家誰敢拿幾千萬、更不用說十八億人命去做賭注來實現領袖的“偉大理想”？
　　顯然，這裡的關鍵並不在於核戰爭後人類究竟可不可能倖存，不在於“兩個選擇”（戰爭或和平）還是“一個選擇”（只有和平），甚至也不在於核戰爭的責任屬誰，而就在於基本的價值觀：是領袖為重，九億乃至十八億人命都如同螻蟻，還是億萬人命為重，領袖不能一“浪漫”起來就拿他們當“代價”去換取“理想”的實現？
　　因此筆者不能同意沈志華的這個判斷：赫魯曉夫對夏皮羅的談話“與毛澤東講話的前半段主旨是完全一樣的”。當然不一樣！怎麼可能一樣呢？你固然可以說兩人都認為核戰爭後還會有人倖存，但是兩人談話的“主旨”根本不在此，而在於：那些未能倖存的是什麼人？對他們的不幸應持何種態度——因而在核戰和維護和平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上持何種立場？
　　很明顯，毛澤東認為那些未能倖存的九億乃至十八億螻蟻是不包括他自己的，他自己則很有信心能夠倖存並領導餘下的九億人成就“打平帝國主義”、“全世界社會主義化”的萬世偉業，因此十八億螻蟻的死亡當然就不過是小小的“代價”，
　　“不見得是壞事”，甚至還是“次好”了。而赫魯曉夫儘管也是獨裁者，他的“非斯大林化”很不到位，因而也做過一些不人道的事，但是他的人道情懷和人類意識仍然不是毛澤東所能望塵的。赫魯曉夫並非不知道，如果以傾國之力加強他的個人防護，他自己完全可以在核大戰中倖存，但是他不是毛澤東，他仍然不能對億萬人民的死亡無動於衷。正因為如此，在後來的古巴導彈危機中他才能毅然妥協，與肯尼迪（John F. Kennedy）一起使人類免於一場核戰浩劫。我們知道，當時毛澤東對此是非常不滿的，他強烈譴責赫魯曉夫的“投降主義”。儘管誰都知道赫魯曉夫不僅談不上“投降”，而且在他及其後任執政的整個1960年代，蘇聯在冷戰中都對美國處於攻勢，而美國處於守勢，這一點並沒有因古巴危機的小挫而改變。但攻勢歸攻勢，赫魯曉夫不能拿億萬人民的生命去與美國豪賭。對此，我們只能慶幸當時蘇聯在位的不是毛澤東。

　　二、由“行為”推斷“動機”，還是由“動機”剪裁“行為”：關於動機推斷的邏輯預設

　　幾年後，毛澤東同樣以這種“氣貫長虹”之勢發動了文革。關於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從文革至今已經有了非常多的思想史研究：從反修防修、保證紅色江山永不變色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到關於消滅社會分工、城鄉差別的“五七道路”烏托邦，從“巴黎公社式民主”到培養接班人的若干“標準”。關於毛髮動文革的“理想主義”、“浪漫主義”意識形態動因，乃至這種意識形態背後的社會文化背景，人們已經分析得淋漓盡致。今天如果有人說，文革就是暴君毛澤東為個人權勢欲而翻雲覆雨無底線弄權導致的災難，他多半就會面臨如潮的否定：不僅左派肯定會認為他“妖魔化”毛，違背了神聖的“政治正確”，右派也會認為他無視意識形態與“深層文化”的問題而只歸咎個人意志，眼光實在膚淺。於是，擁毛者固然極力強調毛髮動文革的動機是高尚而美好的道德理想，反毛者也有些“深刻”的人反過來對“道德理想國”表現出排斥乃至恐懼，甚至歸納出“最大的罪惡來源於最崇高的理想”的規律，號召大家都別太追求高尚，乃至提倡歸於庸俗和犬儒，似乎只要人們從此變“向前看”為“向錢看”，就會永保天下太平了。
　　但是，毛澤東發動文革到底出於什麼樣的“高尚動機”？這卻是一個“思想史研究”永遠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為思想史的實證依據充其量也只能是領袖說出來的或寫出來的東西，即便他言之鑿鑿說這就是動機，但誰是他肚子裡的蛔蟲，能知道他真正想的是什麼？其實，從張春橋文革中搞的“巴黎公社式”的“上海公社”被毛叫停的例子就可以看出，連他最親信的近臣張春橋都未必能猜對主上的心思[6]，更不用說沒有真正交往過毛的研究者了。真正的“動機”作為頭腦中的想法從根本上是無法實證的。事實上，今天即便是對檔案及第一手資料掌握最多、研究的實證性最強的當代史前沿學者，其海量的引證也只能就歷史過程本身論真偽，而無法就行為“動機”論真偽。這些研究真正談到動機時也只能從作為事實的前因後果出發，用邏輯推理來揣測事主的心路，或排除他人揣測出來的別一心路。
　　不過，這種揣測無論證實還是證偽，其實都依賴於某些先有的假定，因而在邏輯上很難嚴謹。例如，很多人反對那種毛澤東搞文革僅僅是為了鞏固個人權力的說法，其常用的反證法就是：以毛當時的地位，他如果只是要清除劉少奇或其他高層政敵（包括假想的政敵），完全可以使用組織手段乃至警察手段，像斯大林的黨內清洗，或者像文革前搞掉高崗、彭德懷那樣，而根本不必採用發動群眾“造反”、把整個官僚機器衝擊得七零八落這樣一種奇特而冒險的方式。
　　這種反證有道理嗎？或許有，但邏輯似乎並不嚴密。其實，筆者還可以用另一個“如果”來補充推理，使邏輯更嚴密些：假如毛澤東不是面對高層政敵，而只是要清除知識界或民間的異己勢力（含假想的異己，如當年的“右派”書生或農村中的“單幹風”、“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等等），他也完全可以使用當年“反右”的方式，即依靠官僚機器整治“不臣”之民，而不會反過來號召民眾向官僚“造反”。
　　確實，有了這對上和對下的兩個推理，邏輯上似乎就可以說，不管領袖是要整上邊還是要整下邊，文革都不必要。這也就是歷史上一般的暴君都沒有玩過這種遊戲的原因：如果毛澤東要整政要，他可以搞常規黨內整肅；如果毛澤東要整民間，他可以依靠官僚“反右”——劉少奇當初不就是這麼揣測聖心的嗎？在這兩種情況下他都沒有必要為固位擅權而煽動群眾“造反”。所以，毛居然這樣做了，那顯然只能是出於“理想”動機，出於他“愛民”（左派欣賞的）或“民粹”（右派反感的）立場與反官僚（或反精英）的平等主義（或反智主義）思想，等等。
　　但這樣的雙重推理就算嚴謹了嗎？我們不妨從事實來反推一下：在那十年文革中[7]，毛澤東難道僅僅是支持民眾“造反”整官僚，就沒有支持乃至組織過官僚整民眾、支持過“老保”鎮壓造反？其實這類事例之多，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都可以信手拈來。可嘆的是，過去不少人從根據“行為”（其實只是部分行為）推斷“動機”，發展到根據“動機”圈定、選擇和剪裁“行為”，循環論證，倒果為因，對浩如煙海的後一類事實視而不見，活生生把文革描繪成了造反派的“十年狂歡”和似乎僅僅對當權者而言的“十年浩劫”。

　　其實，不要說1968年以“毛主席親自批示照辦的七三布告”為號令對造反派進行規模空前、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以及從次年起“清查五一六”、“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等一波又一波矛頭向下、主要是清算造反派的運動，也不要說1966年貴族子弟殘害“賤民”、紅色衙內打死紅色保姆的恐怖“紅八月”中毛澤東公然鼓勵貴族子弟“要武嘛”，僅就造反派所怨恨的那個“五十多天裡”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言，劉少奇在毛避居江南的情況下揣摩聖意，把文革理解為又一次“反右”，派工作組到學校抓“反動學生”、大肆“鎮壓群眾”——無論他是揣摩錯了，還是聖意本來就想給他下套，那矛頭向下的“反右”模式總是毛在1957年搞得淋漓盡致的吧？難道毛那時是“官粹主義者”，1966年卻突然變成了“民粹主義者”？劉1966年從外面派幾百個人的工作組進駐學校“領導運動”是鎮壓群眾，毛1968年派三萬人“工宣隊”進駐學校“領導一切”為什麼就不是？1966年10月毛澤東曾大罵走資派“調動工人、農民來跟學生作對”[8]，一年多以後他自己把這一手玩得更厲害。劉1966年的“反右”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毛1957年這樣搞為什麼就不是？無論把那種事褒稱為“反右”還是貶稱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總之兩個人做了同一類事，只是一個在1957年做，一個在1966年做（其實在1957年劉也幫着做過，否則也不會如此揣摩），那麼這兩人你死我活的鬥爭與思想或“主義”究竟有什麼關係？
　　其實，人們不是沒有談論過那十年中毛澤東依靠官僚整百姓、整造反派的事例，只是很多人並不認為這些事例有“思想史”意義。他們或者說：都怪造反派不聽話，辜負了領袖的厚愛，使得領袖不能不“揮淚斬馬謖”；或者說：那是因為官僚集團施加了壓力，領袖也沒有辦法，不得不委屈了造反派。所以這些事實都不妨礙他們斷言“思想史”上的毛澤東仍是個反官僚的“民粹主義”理想家。
　　但是，如果按這樣的邏輯，毛澤東發動百姓整官僚為什麼就會有“思想史”意義呢？為什麼不是這些官僚不聽話，辜負了領袖的厚愛？或者因為群眾施加了太大的壓力，領袖也沒有辦法，不得不像過去皇帝那樣出台“讓步政策”，委屈官僚做替罪羊？為什麼這些事實就會妨礙他們斷言“思想史”上的毛澤東仍是個反民眾的“官粹主義”厚黑家？

　　現在我們再來推敲一下邏輯：如前所述，“如果毛澤東要整政要，他可以搞常規黨內整肅；如果毛澤東要整民間，他可以依靠官僚‘反右’”，但作為推理的預設，為什麼“如果”僅限於以上兩種？如果毛澤東面臨第三種情況，或者是以上兩種“如果”的重迭，即他既感到來自政要的威脅，也感到來自民間的威脅，那麼單純的斯大林式整肅或單純的“反右”還管用嗎？
　　不難證明在1962年以後的一段時間裡毛澤東的確覺得兩種威脅同時存在。一方面，在社教、四清運動中，他就多次說官僚群中有“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另一方面，“矛頭向下”的狠話他也講了很多，如“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被打倒的階級人還在，心不死”；尤其是農村更有“單幹風”，“資產階級跟地主富農爭奪小資產階級，他們就是要搞單幹”[9]。早在農民剛剛擺脫餓死威脅的1962年，毛居然就對“農村當中還有富裕階層”耿耿於懷，“農村現在主要是階層之間的矛盾，……農村富裕階層是反革命想復辟的‘助手’”。在黨內信息渠道、包括他身邊的私人渠道都告訴他農民普遍歡迎包產到戶的情況下，他卻明確表示“不能完全聽群眾的，比如要搞包產到戶就不能聽”，要打擊“富裕農民階層搞資本主義農業的要求”[10]。文革前夕的1965年，毛心血來潮“重上井岡山”，途中對張平化等人大講“我為什麼把包產到戶看得那麼嚴重”，認為這是生死攸關的問題，卻對當權派和“身邊的赫魯曉夫”未置一詞。研究者把此行視為毛髮動文革的“前奏”[11]。顯然，這是一個“矛頭向下”的前奏。
　　有趣的是，當1966年末毛澤東在慶生宴上為“全面內戰”而乾杯、各地群眾性“造反”達到高潮並導致不久後的“奪權”鬥爭時，各地的“造反”群眾確實有大量對過去“極左”做法、尤其是三年“人禍”不滿的人，特別是當時黨內最早“站出來”支持“造反”、並得到中央文革肯定而名揚全國的一批地方幹部，如黑龍江的潘復生，山東的王效禹，安徽的張愷帆、程明遠等，這些人當初多有因“右傾”（尤其是農村問題上的“右傾”）而被整的經歷，對比一下上述的“前奏”，他們本來不就是毛想通過文革來清除的人嗎？中央文革怎麼會支持他們“造反”呢？而他們後來很快又被打翻在地，這是因為他們“不聽話”？還是當初讓他們“造反”本來就是“引蛇出洞”？
　　總之，當毛澤東感到同時面臨分別來自上下兩方面的威脅（先不討論這些威脅客觀上是否確實存在）時，他能放心依靠劉少奇這類官僚來“反右”？他能相信只用警察手段除掉劉少奇等人就可以消滅“要搞包產到戶”的“群眾”？……考慮到毛的閱讀史和政壇經歷，不難想到他會怎麼做：與其讓這兩方面的可疑份子將來可能聯合起來咬我，不如現在設計讓他們互咬。居高臨下煽動和操控政要和民間互斗，一會兒鼓動民間衝擊政要，一會兒支持政要鎮壓民間，翻雲覆雨之下既從“酷吏”的手裡解放了“冤民”，又從“暴民”的威脅下解脫了“怨吏”。兩頭的異己都被剷除，而自己在兩頭都可以恢復“大救星”的地位[12] ——這樣的“智慧”在毛熟讀的古書（尤其是他最欣賞的法家厚黑學之書）中找不到嗎？沒有“平等主義”思想就想不出這種招數？

　　三、“七·二七”事件：“造反派，真的反了”？

　　我們不妨看看文革中的關鍵事件之一：1968年7月27日，三萬名工人、解放軍在中南海御林軍8341部隊軍官帶領下，以人海之勢闖入清華大學，要把當時正在“武鬥”的全校兩派一千名左右的學生趕出學校並對清華實行強制占領。校內處於優勢的“團派”（井岡山兵團）頭頭蒯大富等多方與北京及中央文革當局聯繫了解緣由，但再三聯繫無果。蒯認為這是“黑手”搞的“反革命鎮壓”，甚至懷疑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政變”，遂決定遇到進攻即武力抵抗，造成了工人的傷亡。校園被占領後蒯等狼狽逃出，毛澤東於次日“召見”包括蒯在內的北京造反派“五大領袖”。蒯見到自己誓死效忠的毛主席後放聲哭訴“黑手”的行為，不料毛聲稱“黑手”就是自己，並嚴厲訓斥了蒯等人。包括蒯在內的高校造反派“五大領袖”從這天起全部從失勢走向垮台，北京高校造反派從此土崩瓦解。毛派出的“工宣隊”完全控制了各校，建立了後來史家所稱的“後文革秩序”。
　　關於此事，過去的官方敘事完全歸罪於蒯大富，說工宣隊進占清華這件大事事先是正式通知了蒯的，據說蒯當時滿口答應一定配合。然而放他回清華後，他卻馬上變卦，下令清華“井岡山”武力對抗工宣隊，結果造成了流血事件[13]。但蒯歷來否認此說，他多次表示，自己是中央文革一手扶植的嫡系，保持有可靠聯繫渠道，而且作為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常委，他與時任北京市革委會負責人謝富治等也有頻繁的工作聯繫，如果有人通知一聲工宣隊是毛主席派來的，他定會全力配合，怎麼會進行抵抗，以致造成傷亡鑄成大錯[14]？
　　而毛澤東昔日心腹近臣謝靜宜近年發表的回憶，可以說是證實了蒯大富的說法（儘管她的本意是要護毛罵蒯）。謝說：毛澤東在7月24日就決定“臨時組織兩三萬工人和部分農民參加的隊伍”進入大學，“捅它這個馬蜂窩”。據說，毛這時“像指揮打仗那樣精神振奮，語言激昂”。而且毛當時就指出：這樣的行動“有可能會發生流血的”。謝回憶說她當時就“驚呆了，脫口問道：‘這是真的啊？’”[15]
　　謝靜宜回憶說：毛澤東在做出“捅馬蜂窩”決定後，首要的考慮就是對清華兩派人士乃至一切與清華沾邊的人嚴密封鎖消息，而且做得滴水不漏。毛親自交代，參加行動的工人必須來自“與大學沒什麼聯繫的工廠”，“否則，你們還沒動，他們就知道了，這就不好辦了”。毛不但要瞞住蒯大富和他那一派，也瞞住了包括對立派在內的所有“清華人”，還要瞞住包括北大在內的各“大學”。“為了不讓北大、清華的人發覺”，毛不僅布置了嚴格的保密，而且讓北京當局以疑兵之計迷惑清華人：“那幾天（行動前），由北京市委組織工人在大專院校周圍遊行，高喊‘要文斗，不要武鬥’的口號，不進校，游一陣子回來。”這樣就給人以並非要採取強制手段進占清華的假象，同時完成了大規模人力部署。“七·二七”當天，“指揮小組一聲號令”，三萬多工人、農民、軍人分成八個團，“浩浩蕩蕩向清華大學進發。到後，仍像前兩天一樣，先在學校周圍遊行，麻痹他們一下”。直到10 點鐘準時，八個團“按事先的分工，同時從各大門一齊進校，到達各分工地段”，從而成功地完成了這次“捅馬蜂窩”的突襲占領行動。
　　顯然，根據謝靜宜的回憶，工宣隊進占清華的決定不僅沒有事先告知蒯大富，而且處心積慮地就是“為了不讓北大、清華的人發覺”。不僅不通知，還嚴格保密；不僅嚴格保密，還一直採取種種疑兵之計“麻痹”清華人直到最後一刻，就是要讓他們做出錯誤的判斷！
　　毛澤東在7月24日就指出：“捅馬蜂窩……有可能會發生流血的。”那麼他這樣的布置是為了避免流血嗎？常識告訴我們，如果他真的希望“和平解放”清華，只要告知蒯大富已派出大軍壓境，清華人要知趣。那麼清華人如果是敵則沒有對抗能力，如果是擁毛者更不可能有對抗意志，只要他們知道三萬大軍來自毛澤東，流血對抗根本不可能發生。而且事先通知清華不僅是避免流血的“充要條件”，也是極易實現的條件。蒯大富作為他一手扶植的嫡系“小將”，過去一直與“文革首長”保持有直接的聯繫通道，作為北京市革委會常委，他也一直與市革委會主任謝富治保持工作聯繫，無論通過中央文革還是通過北京市革委會，與他溝通完全是自然之事。
　　但是按謝靜宜的描述，毛澤東恰恰就是要刻意消除這個條件。其他資料也證明了她的回憶。如清華原住有一支海軍軍宣隊，那本是早在2月13日就奉命進清華宣傳制止派斗的，在校兩個多月與兩派都混得較熟。但4月23日“百日大武鬥”開始後，他們卻於25日奉命撤出清華，聽任兩派大打。他們撤出後並未解散，而是集中駐於宣武區待命，並一直與校內兩派人員有聯繫，明顯是準備再入清華的。可是，“七·二七”當天的行動卻對他們保密，把這些先前已經進校做過不少工作、熟悉情況、清華兩派也都認識的人撂在一邊，卻另派三萬陌生人闖關而入，這樣決策究竟是為什麼？無怪乎採訪者驚呼：“啊……簡直沒想到，居然是這種情況。45年後，我才知道，太難以置信了。”[16]
　　聶元梓後來說：“我始終困惑的是：為什麼不直接跟蒯大富說一聲呢？他不僅是清華學生組織的頭頭，他還是北京市革委會的常委，我還是副主任呢，為什麼就不告訴我們呢？”[17] 蒯大富和當時與他對立的另一派頭頭孫怒濤也都認為，這事如果通知了蒯，就不會發生慘案。但有趣的是，他們都不認為這是毛澤東故意封鎖消息。顯然，這些愚忠於毛的造反派太不了解毛了！
　　不但如此，按謝靜宜的回憶，“宣傳隊”進清華後，“七·二七”行動總指揮部曾決定“限工農宣傳隊只准走的路線，以及規定哪些路線、地區不能進、不能通過”。這本是保障有秩序地“和平解放”清華所必須的規則，但毛澤東知道後卻大為光火，他“氣憤地說：‘大學是工人、農民和全國人民辦的。什麼這條路能走，那條路不准通行？是誰規定的？沒有道理。對工人、農民和全國人民來講，條條道路都是（可以）通行的。什麼這條路線不能走，那個地段不能進？豈有此理，（這）是犯了路線錯誤。’”[18] 於是，毛親自下令取消了對宣傳隊進清華後一切行動的任何空間限制，而不容任何商談。顯然，毛是要在這一過程中擴大事態、人為增加三萬大軍與千餘學生發生衝突的機率。
　　而另一方面，毛澤東又布置三萬人進占校園時都不帶槍。要知道這突襲清華的三萬人宣傳隊雖然沒帶槍，更沒放槍，但他們絕非僅僅是來“宣傳”的——事實上，毛澤東授意的疑兵之計也正是要讓清華人相信那些人僅僅是“宣傳隊”，而非“占領軍”。因此毫不奇怪，當那些人突然從宣傳隊變成占領軍，卻又沒有槍這個有效威脅和防護手段時，就如光着膀子“捅馬蜂窩”，只能增加他們被“馬蜂”狂螫的機率。螫死了人的“馬蜂”難辭其咎，如此策劃的人又該負什麼責任？毛當時的衛士陳長江曾回憶，毛聽周恩來報告說清華發生流血死亡後脫口而出曰：“造反派，真的反了？！”唐少傑認為這與謝靜宜的回憶有所不同。其實現在看來，毛如果真講了那句話，恐怕也不會是意外驚訝，而是計謀成功後的驚喜語氣。正如唐另一處評論的：“這再次印證了文革中的一句流行話語：‘政治鬥爭就是要引導對方犯錯誤。’”[19]
　　至今有些人還說：蒯大富發動武鬥，有罪在先，憑什麼工宣隊進來要先通知他？這種說法顯然混淆了兩個完全不同的問題：蒯有罪是一回事，為防止工宣隊傷亡需要事先通知是另一回事。後一件事不是要為蒯減罪，而是要維護工宣隊員的安全。哪怕此前蒯已是罪不容誅，毛澤東直接下令軍警抓他歸案也就罷了，為什麼要用這種“引蛇出洞的陽謀”獻上幾個工宣隊員的生命呢？
　　現在我們知道，“造反派，真的反了”確實不該用驚訝語氣，因為至少在毛澤東布置行動的7月24日當天，中央已經視蒯大富為敵人。當時主要的口實是：7月18日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航），各省造反派開了個“黑會”，據說他們要成立全國性組織與中央對抗。而蒯大富就被定為這些“真的反了”的造反派的“黑司令”。就在7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中央首長接見廣西兩派代表團”時，包括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溫玉成等在內的陣容龐大的中央首長一齊厲聲斥責廣西“四·二二”造反派，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嚴厲追查所謂的“黑會”，尤其是點名追查蒯大富。廣西人被嚴令交代“蒯大富是怎樣講的，什麼人怎樣講的，會上、會下又怎樣講的，給我寫出來。你不要認為我們不知道，不是缺你的材料，是看你能不能挽救！”這些首長斷言“四·二二”參加“黑會”是去朝見“黑司令部”，大喝要與會者“把你們的黑司令部端出來！”陳伯達並說：蒯大富、韓愛晶“狂妄自大”，成了危險人物，“蒯大富最好去勞動，韓愛晶最好去勞動”[20]。讀了這份記錄，誰還會認為兩天后的數萬人工宣隊進占清華之舉有可能事先通知蒯大富？
　　而在7月28日毛澤東召見“五大領袖”時，也大談了鎮壓廣西“四·二二”的事和北京造反派與各地造反派密謀“開會”的問題。林彪甚至聳人聽聞地說：“我們沒有開九大，他們就開了。”毛澤東、周恩來都提到北京高校窩藏已經被他們說成是“土匪”的廣西造反派。康生則斷言：“他們（指蒯大富等人）想控制全國運動。”[21]
　　按這樣的口氣，蒯大富這些人真是要密謀聯合各省造反派反抗中央，“造反派，真的反了”！
　　但有趣的是，近年來無論廣東、廣西還是貴州的“黑會”與會者的回憶，不管細節上有多少出入，都有個共同點：“黑會”一開始被當局看得非常嚴重，致使他們會後幾乎立即失去自由並被反覆逼供。但是自“七·二八”召見後，對“黑會”的追查卻奇怪地不了了之，很快就不再被提起。甚至包括蒯大富在內的與會者後來被懲罰時，所開列的罪狀中都沒有再提“黑會”的事，以至於時過境遷之後他們幾乎忘了此事，在近年來清華人關於“七·二七”的諸多回憶錄中均未提及。今天再憶，不少人對此還迷惑不解。
　　筆者的解釋是：當初這個會本來沒什麼大不了。在1968年那個血腥之夏，各省都發生了對造反派的鎮壓[22]（廣西等地甚至發展成大屠殺），各地造反派流亡北京的難民與上訪者（包括中央承認的代表團與自行流入北京者）成千上萬。當時廣東“旗派”頭頭武傳斌想與各地“戰友”開個會交流情況，探尋向中央求助的途徑，遂找到韓愛晶，借北航之地開了那個會。但韓本人避不與會，蒯大富到會露了個面講了些歡迎之類的話就走了。會上據說有遼寧的人提出過是否要搞個全國組織或聯絡站，但這並非會議的原定議題（多數回憶者甚至否認聽到過這個意見），也沒人響應，很快就被否定。顯然，在文革時期“群眾組織”活躍的狀態下，這個會本身並不特別出格，而且也主要是武傳斌之類外地造反派在張羅，北京造反派只是應付情面，蒯大富本人與“黑會”的關係甚至比作為東道主的北航人更少[23]。但這就被中央抓住了把柄——為了整北京那幾大造反派“領袖”總要找個事嘛。
　　但是，到了“七·二七”那天，清華團派對抗打死了工宣隊的人，引起公憤，毛澤東的意圖已經達到，整他們的理由已經有了。而且，事實上幾大領袖也已經垮台了，也就用不着再找那個其實中央明知道沒什麼油水的理由了。
　　其實，強制“收官”、搞掉造反派當時已成為毛澤東的大主意，“黑會”不過是提供了一個口實，沒有這個口實，毛也會下手。以他的“神機妙算”，可以在下手中再找口實。果然，清華團派打死工宣隊成了更好的口實，“黑會”也就可有可無了，否則是沒法解釋後來這個“案件”何以被放過的。我們知道，整個文革中有過多少無中生有的冤假錯案，相反，由於“為尊者諱，投鼠忌器”而化有為無的“虛無”做法也是不勝枚舉，卻就是沒有一件並非為尊者諱、而是把本來就要整肅的人確實犯過的事給隱藏起來予以庇護的例子。蒯大富等人後來都是長期坐了牢的，
　　“黑會”也沒有涉及什麼需要投鼠忌器的尊者——當時中央所有頭頭腦腦之間無論有什麼矛盾，在對待這件事上都是完全一致，不應該有什麼可顧忌，但為什麼後來就是不提這件事了呢？現在看來謎底已經清楚了：蒯大富等人當初即使不抵抗，清華園也未發生流血事件，他們的下場也未必會更好（就像沒有抵抗的韓愛晶等人的下場一樣），因為已經有一個“組織全國造反派總部和中央對抗”的罪名在等着他們了。這個罪名後來不再提，是因為已經有了一個更為合適的罪名——打死了“宣傳停止武鬥”的工人。如果沒有這個罪名，清查“黑會”的動作恐怕是不會無疾而終的。顯然，從毛澤東決定“捅馬蜂窩”時起，蒯大富等人就在劫難逃了。
　　在“七·二八”召見時，其他首長都氣勢洶洶，毛澤東雖然也是嚴厲訓斥，卻也對蒯大富流了眼淚，還對左右說了些不要整蒯之類的話，這就使蒯感戴至今。其實無論是追查“黑司令部”還是“捅馬蜂窩”，沒有毛的旨意，各派首長豈能如此一致？筆者曾言：毛拿他親手扶植的“小將”祭旗不能說沒有一絲憐惜，但“政治紙牌屋中毛唱白臉別人唱紅臉的遊戲我們見得還少嗎”？至於蒯雖然當時就失勢，但只是放逐到寧夏，兩年後才被捕，那也是很自然的。1968年秋學生都還在校，抓頭頭不方便，等到學生都被打發星散、各奔東西了再動手，那也是全國一樣的，並非對蒯大富特別溫情。

　　四、“犧牲左派幾千人，換取右派幾十萬”：“二月鎮反”和“負帕累托改變”

　　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宣布發動文革的前後，毛澤東一直在南方各地遊走達八個多月，讓劉少奇、鄧小平在北京揣摩聖意主持運動。劉、鄧按“十七年”政治運動的一貫模式和“寧左勿右”的心理（劉已知在“七千人大會”得罪於毛，一直戰戰兢兢，四清時就表現得特別“左”），派工作組到基層去“領導運動”，“在五十多天裡”按“反右”的套路狠整知識份子並大抓“反動學生”，積累了民怨。結果毛一回京，就在8月5日“炮打司令部”，說劉、鄧搞“資產階級專政”和“白色恐怖”，發動人們起來抗爭。於是“五十多天裡”的民怨帶出了“十七年”的民怨，意識形態煽起的“奉旨造反”與有民意基礎的“藉旨造反”互相激勵，形成了“造反派”對各級“當權派”及黨政官僚體系的衝擊，以及當權派組織“保皇派”對造反派的鎮壓。10月2日，毛澤東安排《人民日報》提前轉載《紅旗》社論，把劉、鄧的做法歸納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並號召在全國“徹底批判”之，12月間又連續通過在工業、農村、街道開展運動的決定，最後在12月26日生日宴會上“祝展開全國全面內戰”[24]。這樣從10月《紅旗》社論起形成“天下大亂”之勢，造反派在各地逐漸得勢，而“走資派”（當時已成為除文革中央指名保護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以外，全國其餘幾乎所有當權派的總稱）及其御用的“老保”逐漸失勢，直至發展到源自上海的造反派奪權運動，即所謂“一月奪權”。
　　這期間，10月前造反派在各地並不占優勢，而當權派支持的“老保”一方面壓製造反派，另一方面大肆“破四舊”、毀滅文化遺產，同時更大搞針對無權民眾、文化人、弱勢群體和賤民的“紅色恐怖”，並以這種“矛頭向下”、無法無天的暴行來“轉移鬥爭的大方向”，保護當權派免遭衝擊。直到10月後形勢才發生轉折，在毛澤東慫恿下逐漸轉占優勢的造反派形成洶湧大潮，在為毛火中取栗的同時也釋放民怨，對當權派和“老保”造成嚴重衝擊，而“狼奶效應”也使他們得意忘形，以“階級鬥爭”等意識形態名義迫害走資派與對立派群眾（有時也禍及一般群眾）的惡行到處發生。
　　1967年2月起，由於“奪權”後亂局蔓延，毛澤東下令軍隊以“支左”名義介入權力鬥爭。而文革前“十七年”各地“黨政軍”一體化利益攸關，軍隊從政後往往鎮壓造反派，造成“老保”復興，或者扶植“聽話”的溫和造反派而鎮壓“不聽話”的激進造反派。同時軍隊本身也不統一，尤其是野戰軍與地方軍區往往各支一派，致使“全面內戰”愈發不可收拾。幾度翻覆之後，毛終於以1968年“七三布告”出動軍隊鎮壓廣西造反派起，到“七·二七”對北京造反派“捅馬蜂窩”止，全面轉向了對全國造反派的卸磨殺驢[25]。此後，全國普遍建立了絕大多數情況下具有“軍人政權”色彩的革命委員會，1969年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後黨組織才全面恢復。1968至1971年間，在“後文革秩序”下連續發動“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等運動，對絕大多數造反派頭頭進行“秋後算賬”，並通過“上山下鄉”驅散了一般的城市造反學生。此後各地的一些“造反派”活動，只限於“後文革秩序”下一些原造反派人士的爭權與自保，死水微瀾，不再成氣候了。
　　然而，造反派的失勢並沒有終結“常規黨內鬥爭”對當權派造成的傷害。這種文革前已有的“政治絞肉機”，在造反派出現前已經把“彭、陸、羅、楊”等高官卷了進去，在造反派失勢後也繼續“高效”運轉，出現了造反派和走資派在監獄裡的“大會師”。造反派覆滅後的中國又連續打掉了兩個高層“反黨集團”以及地方上的各種“分子”，捲入了無數文臣武將。“揪劉英雄”造反派蒯大富垮台後，劉少奇不僅沒能重見天日，反而很快在並非造反派設立的黑牢中慘死，而他的夫人王光美則被關押入獄直到1978年底，批鬥過“反動學生蒯大富”的王光美與揪斗過“政治扒手王光美”的蒯大富，竟然同時坐牢長達八年之久。
　　這場“文化大革命”的“負帕累托改變”[26] 性質至此暴露無遺。在1976年“丙辰清明”的天安門事件中，大批前造反派人士與走資派子弟都參加了反文革的抗議運動。這場“毛澤東最後的革命”至此終於走到了盡頭。（未完待續）

　　注釋：

　　[1]毛澤東：《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1月14、16、18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635-36。
　　[2]黎永泰：《毛澤東與美國》（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3），頁485；張艷：《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對外關係的新發展》，《前沿》，2011年第20 期，頁43。
　　[3]《真理報》，1963年9月21-22日。轉引自沈志華：《處在十字路口的選擇——1956-1957年的中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頁393-94。
　　[4]吉林省檔案館，1/1-14/59，第6-8張。轉引自沈志華：《處在十字路口的選擇》，頁395-96。
　　[5]《真理報》，1957年11月19日。轉引自沈志華：《處在十字路口的選擇》，頁394。
　　[6]張春橋猜不透毛澤東心思的例子還有許多，例如1966年毛澤東生日宴上，毛舉杯“為全面內戰而乾杯”，張春橋就納悶了一輩子，二十六年後他還對女兒說：“我始終沒明白這杯酒的含義。”參見張春橋：《張春橋獄中家書》（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頁128。
　　[7]文革研究界對“十年文革”說歷來有爭議，但分析毛澤東這十年的行為不必在乎其是否叫“文革”。
　　[8][32][3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頁2；2、26；6-7。
　　[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1241。
　　[10]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頁1099、1084、1088。
　　[11]轉引自馬社香：《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頁22-25。
　　[12]筆者對此曾有初步分析，參見秦暉：《文革之謎——關於文革的若干問題》（2010年12月8日），共識網。
　　[13]朱元石等訪談、整理：《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8），頁44-45。
　　[14]筆者對蒯大富的訪談，深圳，2013年6月23日。關於這個話題他也有過多次文字表述。
　　[15]謝靜宜：《毛澤東身邊工作瑣憶》（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頁175-85。下引謝靜宜回憶錄均同此注，不再另注。
　　[16]李仕林：《朱勇訪談錄》，載孫怒濤主編：《歷史拒絕遺忘：清華十年文革回憶反思集》，上冊（香港：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5），頁677-96。
　　[17]轉引自許愛晶編著：《清華蒯大富》（香港：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2011），頁347。
　　[18]謝靜宜：《毛澤東身邊工作瑣憶》，頁180。謝靜宜說的是三萬人進駐後毛澤東對“市領導”約束宣傳隊活動的批評。但實際上從全文來看，毛應該是在7月24日決定“捅馬蜂窩”時就主張宣傳隊在清華可以為所欲為、去所欲去，只是“市領導”沒有領會他的旨意，還有點放不開手腳，以致引發毛澤東的惱怒。
　　[19]唐少傑：《評謝靜宜〈毛澤東身邊工作瑣憶〉》，《炎黃春秋》，2015年第5期，頁80-81。
　　[20]中央辦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廣西班辦公室記錄整理：《中央首長接見廣西來京學習的兩派群眾組織部分同志和軍隊部分幹部時的指示》，註明的整理時間為1968年7月26 ，28日起該文件在廣西以傳單、號外等形式大量散發。本文據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1966-1976）》，第三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6）光盤收錄文本。1967至1968年間中央首長每次接見廣西兩派的記錄都有兩派和廣西官方（軍方）各自整理的兩三個文本，但最後一次接見時，“四·二二”事實上已經失敗，所以只有這一個文本。
　　[21]毛澤東：《召見首都紅代會“五大領袖”時的談話》（1968年7月28日）。參見《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1966-1976）》光盤。
　　[22]清華“四·一四”派當時有條情報，說是蒯大富認為“除河南、青海外全國現在是保守派掌權”。（參見邱心偉、原蜀育主編：《清華文革親歷：史料收錄、大事日誌》（香港：香港五七學社出版公司，2009），頁372-73，1968年7月23日），蒯大富自己不承認說過此話，現在也沒有任何材料能夠佐證他說過此話。但作為一種形勢分析，當時有這種判斷的人其實很多；各省造反派都有嚴重的危機感。
　　[23]參見秦暉：《“否定”並未徹底，“真相”仍待揭示》，載《歷史拒絕遺忘》，上冊，頁1-36。
　　[24]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對此都有回憶，只有王力說毛祝的是“全國全面階級鬥爭”，其餘四人的回憶都是“全國全面內戰”；戚本禹認為王力所說不確。參見《戚本禹回憶錄》，下冊（香港：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2016），頁543-55。
　　[25]參見秦暉：《血腥之夏：從“七三”到“七·二七”——1968 年廣西與北京造反派的覆滅》，待刊稿。
　　[26]經濟學上的“帕累托改進”（Pareto Improvement）指“無人受損、人人獲益，只是獲益程度有大小”的改變，筆者據此給出“負帕累托改變”的概念，即“無人獲益、人人受損，只是受損程度有大小”的改變。
　　（未完待續）

　　近期文章：
　　秦暉《“手段”比“目的”更重要》（下）

　　介紹一套面對年輕人的通俗民國史　　
　　世界讀書日的反省：當今哪些因素衝擊閱讀好書　　
　　“遇到規則繞着走”，到底對不對？　　
　　世界新聞自由日，讓我們來談談刪帖　　
　　五四在台灣是有無聲音的問題，在大陸則是要辨真假問題　　
　　“文革再來一次”氣氛日濃意味着什麼？　　
　　文革造就許多徒具軀殼的人影　　
　　當年追究文革施害者責任的歷史局限　　
　　升級版文革已經開場，還有誰懷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