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俄羅斯歷史教科書對蘇聯社會主義的回顧反思，既代表了俄當代史學派基本觀點，也反映了普京的國家官方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會篩選史料為其所用，但全書所提供的基本史實為俄史學界所廣泛認可，不妨與中國官方的評價對照比較


　　老高按：2017年11月7日是俄國十月革命100周年，俄羅斯共產黨舉行了第十九屆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大會，中共派團由中聯部副部長郭業洲率領參加了大會，並與俄共聯合組織編寫“十月風”大型畫冊——有未經證實的消息稱，各國代表團前來都是自掏路費，這個畫冊，也是俄共出圖，中共掏錢。郭業洲稱讚列寧領導俄羅斯民眾一百年前取得十月革命勝利，是“劃時代的事件”，“從根本上改變了人類歷史進程”。這個評價十分中性，因為中共不願意開罪執政的普京集團。普京集團對十月革命的評價與俄共截然不同，郭業洲這個評價，屬於俄共和普京兩派都不會反對的話——廢話。
　　在中國國內，執政者禁止民間紀念和反思十月革命。中國左派網絡大V“@趙皓陽-Moonfans”透露，他寫就一篇題為《十月革命一百年祭》文章，遭到中共網絡監管機構官員打招呼：禁止發布——“網信辦這幾天重點關注這方面的輿論，說好說壞都不行，最好就是不說。”中國各大主流官方、非官辦網站內部發文，一概禁止“擅自紀念十月革命一百周年”，各媒體早就接到了通知，“不做相關報道”。
　　不許百姓點燈，只准州官放火。十九大舉行前的9月26日，中共就在北京舉行了“十月革命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討會，時任中宣部部長劉奇葆表示，100年來，中國國家和民族發生歷史巨變，歸功於選擇了十月革命開闢的社會主義道路。他的講話最後落腳到：十月革命成功，得益於“有一個堅強有力的布爾什維克黨”，“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領導核心”。
　　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更說，百年前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習近平今年5月在馬克思誕辰兩百周年大會上更高度評價馬克思主義。那麼一聯想，不用說，對送來馬克思主義的十月革命，中共當然是充滿感激之情。
　　我們從局外人的角度看中共這種對外、對內（對內又分出對民）的態度之別，既覺得完全不合邏輯，不合世界通行的邏輯；又覺得完全符合邏輯，符合中國邏輯——太不可理解，又太可理解了！
　　這裡轉載一篇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員馬龍閃發表在鈍角網的文章《當代俄羅斯史學對蘇聯社會主義的回顧和反思》，供大家參考。此前我介紹過鈍角網，是現已關閉的共識網的創辦人、主持者後來創辦的網站，關注的視野在中外關係和國際領域。我們可以從此文中看到，中國官方與俄國官方對這段歷史的評價，差距有多遠（中俄各自的民間左右各派就更不用說了）。
　　看了這篇文章，是否有人會說：俄國人“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實際上俄蘇歷史中有不少階段還是很正面的。或許真是如此，“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是有可能的。但我想，恐怕不會有人真的願意生活在文中所述的俄羅斯百年歷史的任何一個階段。


　　當代俄羅斯史學對蘇聯社會主義的回顧和反思

　　——以普京範本俄羅斯歷史教科書的書寫為例

　　馬龍閃，鈍角網-《新視角》，2018-05-18

　　在我們回顧和反思百年社會主義實踐的時候，不應該忽視和放過一個重要話題，這就是，在曾經的百年社會主義的發祥地俄羅斯，那裡的人們——社會主流、政治精英和學術精英——是怎樣看待這個問題，是怎樣談論、評說和回顧這個問題的。他們是事件的主要當事者和主要參與者，聽聽他們的聲音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不管他們現在如何改變腔調，聲音如何刺耳，觀點如何變化；當然，我們可以採取批判分析的態度，但不能不聽，不能不予理睬。正是出於這種考慮，筆者才撰寫本文。
　　先把本文題目的行為主體“當代俄羅斯史學”加以界定。所謂“當代俄羅斯史學”，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其廣義是指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21世紀前15年的史學（1985～2015年）；其狹義是指普京執政時期的史學（2000～2015年）。廣義的當代俄羅斯史學經歷了從社會主義改革派史學到自由主義史學和中派保守主義史學的演變，狹義的當代俄羅斯史學則專指這一演進的結果，即目前俄羅斯史學的現狀。我在此採納的是廣義與狹義的結合，因為當前俄羅斯史學吸收了社會主義改革派史學和自由主義史學的成果。
　　在做這個題目的時候，我想解剖一個麻雀，以不久前俄羅斯總統普京提議制定的官方範本教科書——俄羅斯統一歷史教科書《20世紀俄羅斯史》提供的史實為例，來看看他們俄羅斯如今是怎麼看待蘇聯社會主義的。

　　納雷什金

　　在此需要簡要介紹一下這部教科書的權威性和社會認可度。這部教科書是按照普京提議，幾近傾盡俄羅斯官方和學界全力，是近些年功力最深、費時費力最多、精心打造出來的一部著作。其權威性可由大綱制定小組成員的組成作證明。組長是原俄羅斯國家杜馬主席兼全俄歷史協會會長納雷什金，兩個副組長分別是教育部長和文化部長；學術指導是俄羅斯科學院院士、通史研究所所長丘巴利揚。普京全程關注着從大綱的編寫到教科書的選定出版；書中有些重要表述（如“俄國大革命”）是經歷史協會研究上報由總統批準的。編訂這部教科書用時近三年（2013年～2015年8月）。經過制定統一歷史文化標準，編寫教科書寫作大綱；接着又在這一基礎上編寫出多種教本；最後，在17種教科書競標中，有三種脫穎而出，被選定可在全俄範圍內使用。作為範本的這三種歷史教科書對俄羅斯歷史的書寫，得到了俄羅斯輿論界的最大認可。這是當前俄羅斯官方和學界鄭重向全俄青少年提供的俄羅斯歷史教本，它所提供的20世紀蘇聯史，儘管還免不了有一定的意識形態色彩，但基本史實是可信的、有檔案依據的。而且，在選定的這三種教科書之中，我們依據的是觀點最為穩健、最為持重的一種，它關於各種災難犧牲死亡的統計數字，採用的是最低、最保守的數字，甚至連俄共歷史學家也不得不承認的。
　　可以說，這部教科書是當前俄羅斯官方史學派的代表作，提供的是蘇聯解體後，在解密檔案基礎上最基本的史實，表達的是官方和學界雙方最有代表性的立場。
　　我們就以這部教科書為案例，來看看它是怎樣呈現蘇聯社會主義的，是如何回顧、反思蘇聯模式的。

　　一、關於十月革命的前提和性質

　　這部《20世紀俄羅斯史》教科書的史學體系，直接關涉到十月革命的前提，即蘇聯社會主義的前提問題。該教科書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切入，開篇第一章就是“大震盪年代的俄羅斯”，在這一總標題下，包括一戰、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三部分，來介紹十月革命的。
　　這樣安排，就一改過去的寫法；過去，先要介紹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工人運動的壯大，來鋪陳十月革命的歷史前提和必然性；這部教科書是從一戰開篇，寫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俄國革命的前提，是戰爭引起了革命。並不是俄國資本主義和工人運動的條件造成俄國社會政治危機而提供革命前提的。
　　除了通過本書的體繫結構來否定十月革命的社會主義前提之外，還直接引用普列漢諾夫的兩段話對革命前提作了否定。

　　普列漢諾夫

　　一段話是普列漢諾夫用來批評列寧“四月提綱”的。該教科書是這樣說的：“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元老普列漢諾夫，甚至把他昔日的戰友比作是果戈里《狂人日記》的作者。稍後，在夏天，他又有一個著名的說法：‘俄國歷史還沒有磨出將來才能烤制出的社會主義餡餅的那種麵粉……’”教科書指出，列寧對普列漢諾夫的批評並沒有感到難堪。他對俄國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前提條件還極薄弱這一點，也沒有提出反駁，而只是確認，“社會主義革命在戰爭條件下具有全世界的特點，西方國家的無產階級將會幫助俄國建立社會主義改造的條件”。
　　教科書引用的另一段話，是普列漢諾夫在俄歷1917年10月28日《致彼得格勒工人的公開信》。信中這樣說：“無產階級在居民人口中還占少數……農民需要土地，它不需要用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俄國無產階級不合時宜地奪取政權後，將無法完成社會革命，只能挑起國內戰爭，而這一戰爭最終將使它遠遠倒退到今年二月奪取的陣地……我不為彼得格勒不久前的事件感到高興，倒為它十分沮喪……政權必須依靠全國所有有生力量的聯合，也就是要依靠所有對恢復舊秩序不滿的階級和階層。”
　　這樣，書中就斷然否定了十月革命的社會主義前提條件。
　　無疑，這是以當代俄羅斯史學的有關研究為基礎的。後蘇聯時代，俄羅斯學者充分肯定了托洛茨基1922年同史學家波克洛夫斯基辯論時的觀點，托氏認為：直到1917年為止，俄國資本主義在成熟程度上離歐洲資本主義尚很遙遠，它是成小片狀，像島嶼一樣零星分布發展的，在經濟中同時存在着較高形態和低級形態的資本主義；成大片的大型資本主義結構並不存在。這個觀點曾被俄羅斯科學院俄羅斯歷史研究所權威的集體著作《20世紀俄羅斯史》所引用。
　　至於社會主義的主觀條件——工人運動的發展情況，按照Н.А.伊萬諾夫的統計，在1910年代，只有很少一部分工人參加反對企業主和專制制度的鬥爭：這樣的罷工，在1910年只占1.4％，到1913年才達到13.4％。參與政治罷工的不僅人數少，而且很分散，只不過是地區性、局部性的。工人運動的這種發展狀況，還遠未達到社會主義革命前提所要求的那種水平。
　　在教科書作者看來，既然俄國社會主義的前提條件不足，其所採取的政策措施，就必會訴諸強迫專制和流血暴力，而這些措施，往往是針對農民和廣大社會階層的。加上產業工人和貧僱農只占人口少數，這樣，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就變成了大多數人。於是，十月革命所建政權的性質就遭到質疑。所以這本教科書對政權性質所採取的態度，是客觀羅列蘇維埃政權敵我雙方的觀點，作者自己對此並沒有直接表態，但其傾向性是顯而易見的。

　　二、關於軍事共產主義和新經濟政策問題

　　先看軍事共產主義。
　　蘇維埃政權建立不久就爆發了國內戰爭。軍事共產主義就是布爾什維克在戰爭期間所實行的方針政策。
　　關於國內戰爭的原因，教科書歸納為四條，認為“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驅散全民選舉的立法會議，簽訂布列斯特和約，在經濟上實行社會主義原則”，“是俄國發生國內戰爭的主要原因”。把這四條做通俗的解釋，就是革命打擊面過寬，觸及社會階層過多，造成敵對勢力過大，一舉引發了國內戰爭。具體地說，革命後實行的各項政策措施，實際上打擊了廣大民眾：“反教會政策”，激起了廣大信眾的不滿。俄國信眾非常廣泛，包括了各階層居民一半以上。“剝奪剝奪者”，從表面上看，這是一項“反資產階級”的政策，實際上，是“把所有哪怕擁有一點貴重物品的人”都推到了布爾什維克的對立面，因為對這種物品是一律沒收的。簽訂布列斯特和約和解散立憲會議，又把幾乎所有俄羅斯愛國者和其他社會主義政黨，都統統推到了戰壕的另一邊。這時，“在新政權的主要支柱——工人中間，也發生了對蘇維埃態度的轉變。在彼得格勒，軍工廠在俄國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都關停了，工人失去了生存的資源。布爾什維克的經濟變革，又造成了經濟的巨大混亂，城市因饑荒而喘不過氣來。有些地方，不得不用暴力驅散飢餓工人的示威”。

　　十月革命後內戰中的難民

　　上述這一切，就造成國內戰爭的條件，致使十月革命引起了戰爭。教科書引用列寧在1918年3月黨代表大會報告中的話論證說，列寧本人就曾認為，“國內戰爭的起點，應該就是十月起義”。
　　國內戰爭中的軍事共產主義，實際上由四個方面組成：一是“糧食專政”和糧食徵集制，二是全面國有化，三是“取消商品貨幣關係，禁止私人買賣，對商品和服務實行行政分配（定量配給制和票證制）”，四是對“所有公民都實行義務勞動制”。
　　過去認為，是因為國內戰爭，才不得已而實行軍事共產主義。實際上是從莫斯科、彼得格勒和其他城市發生缺糧、饑荒的時候起就開始實行了“糧食專政”，而這時還沒有爆發國內戰爭；同時，也有史實表明，恰是在1920年國內戰爭處於尾聲，即將結束戰事時又加劇了軍事共產主義措施。所以，從整體上看，軍事共產主義是俄國布爾什維克為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採取的一種“直接過渡”政策。
　　而作為軍事共產主義重要組成部分的“糧食專政”，實際上是“德國、沙皇俄國和臨時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所積累的經驗”：“禁止糧食買賣；由國家組織城市與農村實行直接商品交換，農民用‘多餘’的食品做交換，換取各種工業用品。”理論上是如此說；但被布爾什維克實際執行起來，就是“往農村派去武裝征糧隊，純粹強征搜刮農民的糧食。那些企圖在城裡做食品買賣的人，被稱作‘背口袋的人’，一旦讓攔截征糧的小分隊抓住，便就地槍決”。
　　加上軍事共產主義的全面國有化政策，就把鬥爭矛頭指向了農民、所有小生產者、小手工業者、小商販、小私有者。強迫義務勞動制，甚至包括所有城市居民。這一切政策，都十分嚴厲，到1920年，就激起了大規模的農民反抗。
　　國內戰爭實際上由三個部分組成：褐紅戰爭，這是社會主義政黨之間的“兄弟殘殺”；紅白戰爭，這是同白俄軍官——鄧尼金、高爾察克等人的戰爭；紅綠戰爭，這是布爾什維克紅軍鎮壓農民起義軍的戰爭。1920～1921年，紅軍把主要力量放到了對農民軍的鎮壓上，主要戰場上進行的是紅綠戰爭。教科書糾正了過去的觀點，即把外國干涉看作國內戰爭主要原因的觀點，實際上外國干涉在內戰中所占分量不大，主要是給白俄將領提供了一些武器彈藥。
　　到1921年3月，連布爾什維克的依靠力量、軍事堡壘和支柱——喀琅施塔得水兵，也發生了反對蘇維埃政權的起義。列寧感到了巨大危機，當機立斷，在俄共(布)十大上轉向了新經濟政策。
　　顯而易見，是軍事共產主義的嚴重危機，迫使俄共(布)更弦易轍，轉變到新經濟政策的軌道上來。
　　新經濟政策的主要內容，是取消糧食專政，以糧食稅取代糧食徵集制；引入商品貨幣關係，開放市場，允許糧食和各種商品買賣；放棄全面國有化政策，允許將中小企業出租給私人，外資可以參股租賃經營不善的國營企業。
　　在布爾什維克黨內，對新經濟政策持批評態度的人眾多，列寧對他們說，新經濟政策是“暫時退卻”，還要回到“經濟恐怖”上來。但同時也說，實行這一政策是“長期而認真的”。列寧早逝，沒有時間對新經濟政策做充分的發揮和論證。布哈林主張發展新經濟政策模式，為社會主義開闢道路，但遭到斯大林的反對。新經濟政策雖然實際只實行了三四年，但效果顯著，很快就恢復了被破壞的經濟。
　　不過，在實行這一經濟政策的同時，對國營經濟實行的則是集權領導，政治思想上更由於黨內鬥爭的加劇，進一步加強了專制集權和控制。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就是，當時只進行了經濟改革，沒有給政治改革留出空間，結果，斯大林戰勝一個個反對派後，一聲令下：“讓新經濟政策見鬼去吧！”實際又重新恢復軍事共產主義模式，回到了“經濟恐怖”的老路上去。

　　三、關於“斯大林主義”的社會主義

　　“斯大林主義”的社會主義，實際包括四個組成部分：一是工業化；二是農業集體化；三是領袖“專政”，一人全權控制下的整個黨、政、軍、群一整套統治機制；四是“文化革命”。

　　1.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
　　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實際上是不可分割的。如果說工業化是為國民經濟提供裝備和機器設備，實現現代化，那麼農業集體化則是為工業化而向農業、向農民攫取資金。農民為此而付出了慘重代價。
　　教科書首先肯定了蘇聯工業化的巨大成就。在兩個多五年計劃期間，建設了7500個大型企業，出現了冶金業、機器製造業、制鋁業，為紅軍提供了裝備。此外，還擴大了交通網，修建了莫斯科地鐵、白海-波羅的海運河和莫斯科-伏爾加運河。在短短十數年功夫，使蘇聯“按工業品產量計算占據歐洲第一位和世界第二位——僅次於美國。在世界生產中的比重，從1913年的2.6％上升到了1937年的13.7％。蘇聯變成了工業大國”。
　　蘇聯工業化的特點，是以國家所有制為基礎，採取“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模式”，優先發展重工業，“所有資源都是用於重工業的發展和提高”，以損害第二部類即日用商品生產為代價，“造成了蘇聯社會生活的一個特點”，就是“民眾日用必需品的常年性短缺”。
　　由於蘇聯工業化有資本主義包圍的背景，國家又首先把資金、物資和人力投向軍工綜合體，所以，“軍事化就成了蘇聯經濟的基本特徵之一”。
　　通過集體化，“以實物和貨幣形式從農村攫取資金”，是工業化資金的主要來源。城市居民在企業中的艱苦勞動，購買公債，國家酒業專賣，等等，也都給工業化積累了資金。此外，在採礦等最艱苦的工業工地，“大規模使用強制勞動，是蘇聯工業化年代的一種通常做法”。這就是史書所說的“集中營經濟”。這也是蘇聯工業化的一個特點。
　　正像教科書所說，蘇聯工業化“造成了極端矛盾的結果”：蘇聯人一方面成功地建設了數以千計的企業和新的工業部門，另一方面卻不能保證居民的糧食、工業品和住房等方面的需求。與工業化緊密聯繫在一起，用於為工業提供資金的農業集體化，造成千百萬人的犧牲和農業的災難性局面。
　　實際上，蘇聯工業化的巨大代價，正是通過農業集體化表現了出來。
　　蘇聯的農業集體化是一種強迫集體化，派遣2.5萬人的工人工作隊下鄉，加速集體化的進程。在實際工作過程中，集體化根本沒有“志願原則”可言，先是對較富裕農民實行高壓，除了對他們急劇加大稅收外，還強迫購買他們的拖拉機和其他技術設備，沒收他們多餘的（即平均數以上的）土地。接着，以“消滅富農階級”作為強迫集體化的推動力。
　　那麼，是怎樣“消滅富農”的呢？當時，並沒有關於富農的確切定義和標準。俄國的“老富農”，實際上在十月革命後已經被消滅了，以後就再沒有什麼富農了。教科書說：“到1930年，農村幾乎沒有使用僱傭勞動的人。”既然沒有使用僱傭勞動的人，就沒有什麼富農可言。那麼，又是怎樣劃富農的呢？“被戴上富農或富農幫手帽子的，可以是任何一個農民，只要他們擁有牢靠的經濟，或者對強迫加入集體農莊表示不滿。”就是這樣開始了“大規模消滅富農”的運動：“沒收富農財產”，把他們掃地出門，“把一家家富農驅趕到邊遠地區”。“據國家政治保衛局的資料，到1932年1月，在西伯利亞和北方地區共有140萬特殊居民點居民。從富農那裡沒收的財產，都轉交給了集體農莊。”
　　集體化除了高壓、強迫之外，還有高速度。最初在1930年1月，出台聯共(布)中央的決議，規定到1930年秋季前完成主要糧食產區的全盤集體化。這引起了大規模農民騷動(教科書的具體資料為：“農民騷動在伏爾加河流域、北高加索、烏克蘭和西伯利亞各地，都屢有發生，參加騷動的人數不少於100萬。”)和牲畜的大規模宰殺。這種情況“嚇壞了黨和國家的領導”，開始改變策略，稍稍放緩了一陣，接着，於1930年秋又重新開始向農村進攻。結果，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末期(1932年)，有1490萬農戶加入了集體農莊，超過了總農戶的60％。
　　這種強迫、暴力集體化，引起了嚴重的後果。其一，激起了農村的激烈對抗：幹部積極分子被殺1萬人；100萬農民騷亂，宰殺牲畜數千萬頭。其二，沒有徹底解決糧食問題。城市的糧食供應還是急劇惡化了。1929年2月，在全國範圍實行了食品分配的票證制度。其三，“集體化給農業帶來打擊，無法克服1931年和1932年歉收而造成的後果。在蘇聯南方一些省份，爆發了可怕的饑荒”。“按照各種研究資料統計，1932～1933年，在烏克蘭、北高加索、伏爾加河流域和哈薩克斯坦，共餓死270～450萬人。”
　　集體化解決了這樣一個任務，就是把土地所有者的勞動完全置於國家的監督之下，莊員成了糧食和資金的供應者，而這些糧食和資金則被用於供應城市居民和國家工業化。
　　這樣，“集體農莊制度就成了行政指令式經濟體制的一部分，保證了國家最低限度的糧食供應”。1930年，國家對穀物的收購比1928年增加了1倍多。一部分供給城市需求，一部分用於對外貿易出口，以換取工業設備。

　　2.“領袖專政”和個人崇拜合鑄的“恐怖機器”
　　教科書指出，列寧晚年發現了斯大林的“無限權力”，但已無法把他從總書記的職位上調開，因為斯大林的“領袖專政”已有了他的“忠實戰友”作依靠。
　　蘇聯社會除了“斯大林專政”這一最重要特徵外，還有另一個特徵，就是在蘇聯政治生活中，“寫在紙面上的和官方言論所說的是一回事，而實際生活中所做的又是另一回事，這二者之間是背離的”。第三個特徵是，司法制度“事實上變成了大規模恐怖的一種工具”；此外，“蘇聯還存在着一個整體封閉的、由勞改機構構成的帝國”。
　　這樣一種恐怖機制、“恐怖機器”，就使1930年代的“大鎮壓”(又稱“大清洗”——編者注)難以避免：“鎮壓的最高峰，是在1937～1938年。根據歷史學家的資料，在這兩年間逮捕了約160萬人，其中判處槍決的為68萬人。受害者都是精英的代表，包括老布爾什維克，各黨組織、共產國際、經濟機關和軍隊高層的領導人。比如，死難的列寧的戰友，有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布柳赫爾元帥、葉戈洛夫元帥、圖哈切夫斯基元帥。恐怖機器也絞殺了昔日的白衛軍官、神職人員、富農、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鎮壓中打響的‘民族戰役’，針對的是朝鮮族人、德意志族人、波蘭人、羅馬尼亞人，和其他各種民族的代表。但從社會成分來說，被鎮壓的基本民眾是農民、工人和小職員。”
　　1936年，蘇聯制定並公布了蘇聯官方所宣稱的“世界上最民主的”一部憲法，而與此同時，卻開動着上述由“領袖專政”和個人崇拜所鑄造的“恐怖機器”。
　　戰後，仍繼續着針對民眾的鎮壓，但規模沒有1930年代那樣大。“這次鎮壓觸動的不只是‘法西斯脅從分子’，還有各種各樣的居民階層，特別是那些被懷疑有自由思想的公民，包括那些在衛國戰爭前線浴血奮戰的人們。這場鎮壓，像1930年代一樣，也涉及黨內擔任高級職務的官員。”這個時期製造的冤案有，“列寧格勒案件”（1949～1950年）、“猶太反法西斯委員會案件”（1948～1950年）和“醫生案件”（1953年）等。在這些案件中，冤捕、冤殺了數以千計的黨政領導人、前線軍人、文化藝術家和醫務工作者。

　　3.“文化革命”是“文化戰線”的一場改造運動和批判運動
　　蘇聯的文化革命，也包括一些文化建設內容。在20世紀20～30年代的成就，主要表現在掃盲和教育事業發展上。在群眾性掃盲運動中，為成年人開辦了專門學校和識字班，蘇聯識字人數的比例，由1926年的56.6％，上升到1939年的87.4％(男性中是93.5％，女性中是81.6％)。基本掃除了文盲。
　　在普通教育方面，1930年“通過了普及免費初等教育的決議”；在城市，開始實施七年制義務教育。“中等和高等學校發展迅速。1930年代末，蘇聯有750多所高校，3700多所中等技術學校。在校生共達170萬人。”這給工業化培養了大量技術專家。
　　在二戰後初期，教育與科學也在繼續發展。在農村實行七年制義務教育。各類教育設施在增加。高等和中等專業教育為國家補充了新的專家。在科學特別是軍事科學上“取得了一些成就”：設計製造出了原子彈等先進武器，在半導體等領域也取得了一些成就。
　　但是，文化革命主要體現在文化戰線的改造和批判運動上。首先，是建立了書報檢查和劇目監督的機構和制度。書報檢查由圖書出版管理總局承擔；劇目審查由劇目監督總委員會負責。
　　其次，從1920年代起，就對社會科學界和文藝界進行着“嚴厲的監督”。1922年，把最知名的一批“數十人的”哲學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和文學家押上輪船，驅逐出國，這就是所謂“哲學船事件”。（比較多的資料傾向認為，在這一事件中被驅逐出國的是約150～200人——筆者注）在1930年代，逮捕了知名的經濟學家Н.Д.康德拉季耶夫和А.В.恰亞諾夫以及一些知名歷史學家和文學家。1932年4月，聯共(布)中央做出《關於改組文藝團體》的決議，解散了1920年代的各種社會團體，建立了各種“統一的”全國性協會。
　　第三，在文藝上，提出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單一的創作方法。限制了文藝創作的題材和體裁，實際上只能描寫和歌頌領袖和正面英雄人物，只能描寫革命和工農業生產的重大題材。
　　第四，發動了一系列意識形態批判運動，特別批判了М.Н.波克羅夫斯基歷史學派，把史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納入了“簡明教程”的思想體系。
　　戰後，蘇聯科學特別是軍事科學雖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學術界各領域“局勢非常艱難”：以“李森科現象”為代表的偽科學學派，受到斯大林和聯共(布)中央的支持，遺傳學等受到禁止，真正的科學家遭到迫害。
　　“這個時期，蘇聯文化生活的意識形態化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凡有“偏離”黨的方針政策的傾向，都遭到了嚴厲的批判和制裁。具體表現就是，從1946年起，聯共(布)中央通過了一系列意識形態問題決議，繼續着1930年代的意識形態批判運動，在文學、電影、戲劇、音樂和哲學、歷史、語言學、經濟學等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展開了更加嚴厲的批判整肅運動。斯大林和聯共(布)中央書記А.А.日丹諾夫，是這場運動的領導者，把蘇聯模式推到了更加僵化、教條的地步。

　　4.斯大林與衛國戰爭
　　教科書首先強調的是，蘇聯人民為勝利付出了極為“高昂的代價”。這包括動員了幾乎占總人口1/6的人走上前線，蘇聯死亡總數為2660萬人，包括因被俘而損失的1140萬，被毀城市1710座，鄉村2萬個，工業企業3.2萬個。
　　全書的敘述認為：工業化對戰爭勝利有重要貢獻；動員模式對戰爭也有正面作用；由於蘇聯對消滅法西斯侵略做出了重大貢獻，“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世界上的影響暫時得到了加強”。
　　那麼，戰爭勝利的關鍵因素是什麼？回答是：人民，“蘇聯人民建樹的英雄主義的豐功偉績”。包括蘇聯的優秀統帥們、英勇的指戰員和前後方人民。
　　那麼，斯大林同戰爭的關係如何？教科書是這樣說的：“許多年來，在蘇聯人的頭腦中根植着這樣一種觀念，認為國家的勝利多虧了斯大林。是的，他是最高統帥，他領導着國防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他成了勝利的象徵。是的，斯大林有軍事功績，但是，他在國家和人民面前也有罪過，他應該對軍隊指揮人員的被鎮壓，為1941年和1942年的失敗，為戰爭中的巨大人員損失承擔罪責。至於何者多，是正面還是負面——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判斷。至於多數歷史學家，他們的裁量是人所共知的。”
　　有關戰爭的勝利，沒有提到社會主義，沒有提到黨。強調是人民為生存而戰，為祖國的命運而戰。
　　關於戰爭的負面作用，提到：戰爭前夕同德國合作，簽訂密約，敗壞了社會主義的威望；蘇芬戰爭，蘇聯遭受慘重損失，暴露了自己的弱點；戰爭固化了戰前的體制，更集權；勝利的負面作用，是“勝利者不受審判”，拒絕改革，使體制進一步僵化。

　　四、關於後斯大林時期的社會主義

　　關於後斯大林時期的社會主義，教科書作了這樣的概括：“從20世紀中期到1991年12月蘇聯解體，這45年是蘇聯從成為超級大國的上升運動，到此後向着深刻、全面而且致命的社會經濟危機、意識形態危機和政治危機深陷的向下運動的過程。”

　　1.赫魯曉夫時期的“解凍”和改革
　　教科書對赫魯曉夫時期的總體評價是：進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努力”，“改變了蘇聯社會”；“提高了對社會需求的關注度(進行‘住房革命’，加強退休養老保障，降低稅收，改善集體農莊莊員處境等)，減少了對人們個人日常生活的控制，揭露了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
　　但又認為，1956年，蘇共通過的決議，同赫魯曉夫《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相比，是向後倒退的一步。該決議掩蓋了個人崇拜的制度性根源，把它說成是“由領袖性格、國內和世界形勢，以及黨內尖銳的派別鬥爭所造成”的。並且，“這個文件在後來也仍保持着它的意識形態作用，成了後斯大林時代的理論基礎”。
　　教科書認為，“在赫魯曉夫十年，部分揭露了斯大林制度的消極現象”：釋放了數百萬犯人並為他們恢復了名譽；為戰時被驅趕的民族平反、讓他們返回家園。但是，把斯大林制度的“基本特點都保存了下來，只是‘恐怖的管理制度’在社會生活的各個環節上都得到了削弱”。
　　赫魯曉夫的改革沒有觸及體制。經濟改革的特點是，由國民經濟的部門管理向地區管理轉變（建立的國民經濟委員會取代了部門管理職能）。農業沒有觸及缺乏效率的集體農莊-國有農場體制。科技革命受到蘇聯第五、第六個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1951～1955年和1956～1960年）的制約，“基本上是由工業社會的陳舊指標組成，沒能適應科學技術革命給經濟提出的新任務”。

　　2.勃列日涅夫時期的倒退與復舊
　　勃列日涅夫初期，由於有赫魯曉夫時期“慣性”的作用，還有所發展，隨後幾年蘇聯就走上了發展的下行線、下坡路。
　　首先，勃列日涅夫放棄了赫魯曉夫在黨和國家管理方面的改革。比如，取消了幹部輪換制，使政治精英成為一個長期凝固不變的階層。這樣，幹部多年在位，變成了老年政治。這些老朽們，不僅腐敗，而且因循守舊，思想僵化。這個時期拋棄了黨綱有關建設共產主義的綱領，替代這個綱領的是，制定出了一個“發達社會主義”理論。這一理論認為，蘇聯的社會主義已經完善，社會業已安寧和諧，“所面臨的問題都已全面處理，完全解決”，就是說可以高枕無憂，萬事大吉了。所以，對各種社會問題，包括對地下涌動着的民族衝突等，都幾無覺察。
　　同時，老人政治對時代的要求“不僅不能做出反應，而且對時代的認知評價也已不合時宜”。比如，對科技革命的迫切要求，他們已感覺遲鈍，由於有美元外匯的支撐，他們只是淺嘗輒止，失去改革的動力；另如，他們的思想還停留在工業時代，對工業發展的指標評價已跟不上後工業化時代的要求。
　　所有這一切，都使勃列日涅夫時期在俄羅斯歷史上，被稱為一個“停滯的時期”。在經濟上，改革沒有成效；片面“向軍事工業綜合體進行大量注資”。工業畸形發展，“高度集中、高度壟斷，僅僅能夠完成來自中央的指令，經濟增長速度不斷衰減，在勞動生產率上越來越落後於西方”。僅僅靠石油美元維持着蘇聯經濟的虛假繁榮。實際上，社會危機重重，各種思潮，各種矛盾衝突，各種社會運動，包括維權運動、民族運動和社會主義持不同政見運動，一直以各種形式存在着並在地下翻滾涌動。
　　這樣，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和此後被稱為“皇位空缺時期”的時段（1982～1985年），便出現社會經濟危機、意識形態危機和政治危機，形成各種危機疊加之勢，把社會推向了危險的邊緣。
　　教科書說：“蘇聯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危機現象，迫使戈爾巴喬夫走上了‘革新社會主義’的道路。在改革過程中既提出了社會主義生存本身的問題，也提出了蘇聯生存的問題。”但這一切都為時過晚，最後，1991年的八月事件終結了蘇共的活動，蘇聯解體。
　　教科書對戈爾巴喬夫時期着筆較少，因為在關於勃列日涅夫時期的內容中已將蘇聯的體制危機全面揭示了出來，為蘇聯的結局做了充分鋪墊，所以，最後只用一節的篇幅講述了“蘇聯的改革與解體”。

　　五、對蘇聯社會主義的總結與反思

　　這部教科書在蘇聯解體這章之後，對社會主義集中做了總結和反思，總結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點和弱點，在此我們幾乎把全文列出，謹供大家參考和批評。

　　蘇聯人排隊購買短缺物品

　　教科書把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點，集中表述為下面一段話：
　　“蘇聯社會主義的歷史使命，是要完成同國家需要客觀上相符合的任務。為此，實行城市化，發展教育和城市文化，是有時代特色的重任。社會主義保證了高度的動員能力，得以迅速解決了工業化和經濟軍事化的任務，並在這個基礎上贏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
　　接着，對社會主義難以克服的弱點，條分縷析，做了詳細闡述：

　　1.蘇聯社會主義在經濟上的弱點是：“相較於資本主義生產，低下的勞動生產率是其典型的特徵。”這是因為私人經營活動能保證高生產率，而官僚體制不能接受並實現科技成果的快速轉化。
　　2.蘇聯社會主義在政治上的弱點為：
　　1)國家對財產的壟斷同社會政治的民主自由是不相容的；原因是：“處於壟斷國家財產的狀態下，就缺乏社會政治自由和民主基礎本身。因為民主和自由的物質前提，是各個經營主體的奮鬥。在這一基礎上建立了各個政黨和其他組織，正是它們反映着各個社會經濟集團的利益，這一切才是民主結構的基礎。”
　　2)人為設計的社會制度及其實踐，“不可避免地”要靠人為的恐怖來維持。
　　“任何建立在這一或那一人為理論體系基礎上的社會實踐(比如宗教教派或社會制度)，不可避免地導致同異見者的鬥爭並否定他們自由的必要性。這種鬥爭可能採取各種各樣的形式——從意識形態‘教育’到大規模的恐怖。”
　　3)社會主義體制特有的鎮壓方式，無法充分有效地發揮國家幹部的潛力。
　　“由於缺乏民主程序(選舉制度)，精英的變動輪換大部分是經由對他們肉體消滅的方式來進行的(‘大恐怖’)。放棄鎮壓，則會導致幹部的停滯不前，精英們的保守化，形成不能適應時代挑戰的老人政治。而停止縱向的官員流動，則會在第二、第三梯隊的官僚中產生不滿的集團，形成反對派的社會基礎。”

　　3.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在人們文化心理上表現出的弱點是：
　　1)“缺乏公民對官僚階層的監督，導致管理者人品潛質的低下”；
　　2)“高度的不自由，削弱了社會精英內外的信息交流，這帶來國家智能潛力效率的下降”；
　　3)“擯棄所有制形式的多樣性，就會限制並消滅個人對企業活動的需求，這樣一來，人類自然需求的和諧性和豐富性就發生變形。”

　　教科書的結論是：以上體制和制度的弱點，導致蘇聯解體。它的邏輯是：蘇聯體制的這些“深刻特徵”，導致日後的“改革”，而改革克服不了上述的二律背反，於是難以避免地走向蘇聯解體。
　　上面，我們儘量客觀地呈現了普京認可的這部俄羅斯歷史教科書範本對蘇聯社會主義的回顧和反思。這既代表了俄羅斯當代史學派的基本觀點，也反映了普京國家的官方意識形態。對這種意識形態可以用一句話加以概括——它是一種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中派保守主義。上述教科書就集中體現了當前俄羅斯的這一官方思想。儘管這種官方意識形態會這樣那樣地篩選史料為其所用——故應對其觀點加以分析和批評——但全書所提供的基本史實是為俄羅斯史學界廣泛認可的，所以，我們鄭重把這部教科書所呈現的史實提供給我國學術界。

　　相關簡介：馬龍閃，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員。限於篇幅，未保留文章注釋，有需要的讀者可向本刊編輯部索取。刊於《新視角》雜誌第7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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