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亞洲赤化過程中，美國終於醒悟了過來，發現如果對蘇聯的革命輸出置之不理，那麼世界各國的多米諾骨牌將逐一倒下。出於這種恐懼，美國出兵台灣，出兵朝鮮半島，出兵越南……歷史演出了戲劇性一幕。今天對中國崛起是否也應同樣看待？

　　老高按：最近一段時期的國際時事，具有多年來少見的戲劇性，讓我們這些吃瓜看客簡直眼花繚亂：上合組織峰會與Ｇ7峰會的多層面對比，川普在這樣規格的會上提前退場和食言拒簽協議，金三從全球共討之的“火箭人”一變而成列強競相結交的寵兒，中興九死一生，竟然逃過滅頂之災……就連金三去新加坡乘坐的專機，也充滿張力——Fox一個記者評論說：“金抵達新加坡，搭乘的是中國飛機，因為上面貼着中國國旗；可那其實是美國的飛機：波音747。恐怕現在金的心態就是這樣！”
　　時事越是紛至沓來、瞬息萬變，讓人接應不暇、心神不寧，越是要擁有歷史的視野，才能辨別，哪些是“太陽底下無新事”，哪些是“太陽每天都是新的”，而不至於無所適從。畢竟，21世紀是從20世紀延續而來。今天讀到馮學榮的一篇短文《20世紀東亞演義》，覺得雖然過於簡略，尤其是對蘇聯一手操辦創立、而後又竭力操縱的中共在東亞變局中的作用，幾乎不置一詞，不知是因為忌憚中共的“文網恢恢，密而不漏”，還是視作蘇俄傀儡，既然文中講了蘇聯的用心，對中共就不屑一提？但我看，中共在四十年代後期部分擺脫了蘇聯的遙控，有了自己的目標和動力，應該得到更多剖析。
　　另外文中說日寇侵華導致中國“三千五百萬傷亡，堪稱浩劫，空前絕後”——“空前”或許是實（例如，太平天國及同時代戰亂如捻軍暴動、陝甘民變、新疆民變和第二次鴉片戰爭，造成中國人口銳減，一般認為在2000萬到5000萬之間，甚至有說一億的。但有清政府丟失了對大量人口和稅收的控制權這一因素，未必都是戰亂導致死亡）；但說“絕後”肯定不對，大躍進導致的大饑荒，餓死者總數雖然沒有具有權威性的精確數字，但學界公認的數字差別很大，就算死者只有一兩千萬，也比馮學榮文中所說的“三千五百萬傷亡”——有傷有亡——要大得多得多。
　　不管怎樣，這篇文章讓我們從一個過去注意和考慮不多的角度，了解20世紀東亞博弈的過程，在川金會（或稱“特金會”）舉行之際，不妨讀一讀。
　　文中說，“在亞洲赤化的過程中，美國也終於醒悟了過來，它也發現：如果對蘇聯的革命輸出置之不理，那麼世界各國的多米諾骨牌，將逐一倒下”——如果刪掉“革命”二字，如果將“蘇聯”換作“中國”，是否也可以看作當今美國的心態？


　　20世紀東亞演義

　　馮學榮，馮學榮讀史

　　日本帝國（The Japanese Empire）在20世紀初的國策，基本上集中在滿蒙（中國東北）與朝鮮半島，其主要目的有二，首要目的為抵禦俄國對日本的威脅，其次為拓地殖民，其中首要動機含有自衛性質，次要動機則顯然不是善舉，但當時的世界奉行的就是叢林法則，日本帝國拓地殖民的行為，與法國、英國、俄國、德國等擴張國家拓地殖民的行為，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可以說，天下烏鴉一般黑。
　　正是出於這個國策，日本帝國於1904年對俄國開戰，將俄國從南滿驅逐了出去（此前的俄國於1900年藉口義和團破壞中東鐵路，將整個東北地區霸占了四年之久）日本帝國打贏俄羅斯帝國、並占南滿之後，缺乏不惜與美國翻臉的決心，因此由於忌憚美國，沒有將滿蒙據為己有，而是決定遵守了當時國際上的遊戲規則，將南滿交還給大清帝國，但是依據《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從沙俄手中“繼承”了旅順、大連、南滿鐵路以及部分林礦產，並立即向東北移民和駐兵，這支駐守南滿鐵路兩側的部隊，後來叫做“關東軍”。
　　日本帝國的潛台詞是：我辛辛苦苦打退俄國，必須在南滿擁有軍事據點，對俄國形成均衡，否則他日俄國捲土重來，日俄戰爭就白打了。
　　從日俄戰爭直至國民革命（國民黨接受蘇聯援助，發動內戰，推翻北洋政府，並驅逐英日帝國主義的事業，稱為“國民革命”）這二十年間，日本帝國的對外國策重心，都在經營滿蒙。1911年大清帝國爆發辛亥革命，神州戰亂，顯然是日本吞併東北的大好時機，當時不但有浪人向日本政府提議莫失良機，而且當時作為清軍將領的張作霖，也向日本政府提議出兵侵占東北（張作霖手上有革命黨血債，引日據滿是為了自己安全），但是日本帝國當時通通予以婉拒，正是因為當時日本的國策，仍然側重於國際協調，即遵守國際秩序。
　　問題是：日本帝國從東北打跑俄國人的時間是1905年，而中華民國從大清帝國繼承東北的時間則是在1912年，所以當時的日本精英認為：由於存在這樣的先後歷史，中華民國應當承認日本臣民在東北全面殖民的特權，日本精英也認為：東北地區和長城關內十八省漢地，必須區別對待，但中華民國的精英則認為：儘管並非“自古以來”，但東北三省既然是從大清帝國繼承而來的，則也是中華民國的神聖領土，不容任何人侵犯它的主權與行政的完整，國民革命之後二十年的中日交惡和戰爭，根源就在於這一點的雞同鴨講之上。
　　1923年，陷入絕境的國民黨，決意與蘇聯合作，接受蘇聯的經濟援助以及政治指導，於是從1924年廣州舉行的國民黨一大之後，國民黨在蘇聯顧問的指導下，旗幟鮮明地打出了“打倒帝國主義”的旗號，並宣揚收復大連、旅順、南滿鐵路等一系列的日本特權，將日本勢力從中國驅逐出去，國民黨精英將這個事業理解為“救國”，而在蘇聯的算盤中，這只是蘇聯赤化亞洲這盤大棋的第一步而已。
　　國民黨的鐵腕“革命外交”，觸動了日本帝國在東亞大陸的根本利益，假如日本勢力從東北退出，那麼不僅日本帝國的國民經濟要退步，而且日本將無力阻擋蘇聯在亞洲的革命輸出事業，如果聽之任之，最終日本也難逃被蘇聯赤化的危險，正因為如此，日本帝國對於1927年遷都南京的國民政府，採取了寸步不讓的方針。
　　國民黨的排日國策，於今天回首一看，無疑是一場豪賭，它賭的是在大革命時期被喚醒的中國民氣、以及九國公約等國際體系，能夠對日本政府構成威懾和牽制，並迫使日本讓步、從而從東北和平撤走，這是勝局；而敗局則是日本的軍事反擊。國民政府的外交官們並不是不懂得敗局的危險，但是國民政府的外交精英，因為多半是從北洋政府留任（例如王正廷），他們為了表明自己“政治正確”，做出了比國民黨人更為激進的“救國”姿態，但是作為中華民國全國來看，這盤大賭局顯然底氣不足，因為中華民國至少需要30年的時間培養國力、重整軍備，才能有底氣對日本帝國叫板，國民政府在這一點上，顯然未能做到審慎和穩重，這正是國民黨精英的誤國之處。
　　蘇聯在遠東棋盤布局短短八年之後，遠東局勢果然如蘇聯所預期，國民政府的排日外交儘管使日本政府一籌莫展，但是卻激怒了日本軍方，導致日本軍方決定拋開日本政府單幹，於是，“九一八事變”爆發，中國東北三省全線淪陷，日本軍閥在東北扶植了一個新的國家：“滿洲國”。
　　國民政府顯然無法承認“滿洲國”，因為承認“滿洲國”，不但意味着國民黨合法性的喪失，而且更意味着國內各路軍政勢力的離心離德和內戰風險，屆時中華民國內部將會分崩離析、戰亂頻仍，情況遠比承認“滿洲國”更糟。但是不承認“滿洲國”，日本軍閥則認為日俄必有一戰，屆時國民黨從華北向滿洲國發動進攻，日本將背腹受敵，十分不利，所以日本軍閥就要求“華北自治”，也就是要求在中華民國和“滿洲國”之間，拉出一段距離，華北自治運動遭到了華北愛國學生和愛國官兵的抵制，後來的“盧溝橋事變”，就是在這個背景之下爆發的。
　　“盧溝橋事變”的爆發，使蔣介石認為日本要吞併華北，因此中日大戰無法避免，既然中日大戰無法避免，那麼中華民國應該在上海開闢新的戰場、力圖使西方列強召開九國公約會議，當“和事佬”，以牽制日本，出於這種策略，國民黨在上海點燃戰火，打響了淞滬戰役，而在日本軍閥的眼中，上海戰火的點燃，是繼“盧溝橋事變”之後的又一次“侮日”行為，所以日本舉國出動，“膺懲暴支”，結果南京淪陷，中國被打得稀巴爛，前後三千五百萬傷亡，堪稱浩劫，空前絕後。
　　國民黨在滅亡之前，遇到了迴光返照的好運氣，那就是美國對中日戰爭的捲入。正是因為美國的捲入，中華民國才得以僥倖贏得戰爭，但是戰爭剛剛打贏，日本人在20年前所說的話，立馬靈驗，日本勢力從東北退出之後，整個東亞根本就無法阻擋蘇聯的革命輸出，結果，亞洲開始了它長達四十多年的赤化歷史。
　　而在亞洲赤化的過程中，美國也終於醒悟了過來，它也發現：如果對蘇聯的革命輸出置之不理，那麼世界各國的多米諾骨牌，將逐一倒下，正是出於這種恐懼，美國出兵台灣，出兵朝鮮半島，出兵越南，歷史演出了十分戲劇性的一幕：美國在戰後的亞洲，實際上是扮演了日本在戰前的亞洲所扮演的角色，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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