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在很多時候，是非是有兩個標準的。世人對歷史事件的是非判斷準則，往往是混亂的，所以寫史最好多談事實，少論是非，因為事實是客觀的，好把握，然而是非往往是主觀的，不好把握，同一件事從不同的角度去看，結論不一樣


　　老高按：學者馮學榮是個有爭議的人，往往文章一出來就引起非議一片。在大陸，不知有多少人恨他恨得牙痒痒，但對他又無計可施——他說出來的話都有史料支撐，雖然文章中並未標明出處，但一旦發生糾紛，他隨時可以提供無可辯駁的出處。我相信必有人正在動腦筋，要用全國人大今年剛剛通過的《英雄烈士保護法》來好好整治他呢——這只是早晚的問題。
　　最近讀到他一篇很短的文章《歷史事實與是非對錯》，開門見山的這一段我就非常同意，此前我說過很多次類似的話：
　　我的文字主要是集中在還原歷史事實，很少談論是非，許多人對我文字的誤解，皆由此生。少談是非，並非因為我這個人沒有是非心，而是因為是非在許多情況下，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受立場和感情所左右，世人對歷史事件的是非判斷準則，往往是混亂的、雙重標準的……
　　他文中所舉的某些實例，我以前也在博客文章中專門討論過，例如，我曾經強烈否定“人民戰爭”的蠱惑，原因之一就是一旦“軍民混淆”，就必然在雙重標準中陷於思維危機而無所適從，怎麼都是錯——化裝成老百姓去襲擊敵人，又抗議敵人屠殺平民，無法自圓其說。
　　馮學榮說，一個成熟的人應當知道，這個世界上的事情分三類：黑色的，白色的，灰色的。他說的沒錯，我進一步補充一下：純白的和純黑的事，不太多，大多數的事情，是灰色的。
　　好玩的是，馮學榮多次特意標出“簡體中文的語境”“簡體中文讀者”，點出他的這些觀點針對的是什麼樣的對象。他說的對不對？我們這裡“簡體中文讀者”占了絕大多數，自己來核對吧。馮學榮下面這段話，其實是常識，但我們這裡眾多的“簡體中文讀者”似乎並不理解，這裡我願幫他強調一下：
　　歷史研究還是首先回歸最基本的職能為好，第一步是要把歷史事實給弄清楚，正反兩方的事實，都給它弄清楚。


　　歷史事實與是非對錯

　　馮學榮，馮學榮讀史

　　我的文字主要是集中在還原歷史事實，很少談論是非，許多人對我文字的誤解，皆由此生。少談是非，並非因為我這個人沒有是非心，而是因為是非在許多情況下，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受立場和感情所左右，世人對歷史事件的是非判斷準則，往往是混亂的、雙重標準的，所以寫史最好多談事實，少論是非，因為事實是客觀的，好把握，然而是非往往是主觀的，不好把握，同一件事從不同的角度去看，結論不一樣。
　　我舉個例子：秦始皇滅六國。在簡體中文的語境裡，我們只能談“秦王滅六國”這個事實，是非則是談不了的，為什麼談不了呢？因為簡體中文讀者的是非觀有雙重標準，你說秦始皇滅了人家六個國家，他是什麼人呢？侵略者。然而簡體中文讀者同時又歌頌秦始皇，說多虧秦始皇統一了中國，否則就沒有我們今天中國這麼大的地盤。
　　僅僅一個秦始皇，既是侵略者，又是民族功臣，這裡是非就混亂了，沒有統一標準，全憑需要，需要批判秦始皇時，他是侵略者，需要歌頌秦始皇時，他是民族英雄。
　　再說元朝和清朝，明明是蒙古人和女真人征服了漢人，漢人亡國了，當了亡國奴，然而簡體中文讀者卻歌頌成吉思汗了，說蒙元帝國也是中國人的朝代，叫做“元朝”；說大清帝國也是中國人的朝代，只不過那叫“清朝”。英法聯軍一把火燒了滿清侵略者的後花園（圓明園），大把的漢人捶胸頓足、呼天搶地，事實上人們也完全可以說，圓明園跟漢人一毛錢關係都沒有，侵略者燒侵略者的園林，關爾等漢人賤民什麼事呢。
　　再例如說鴉片戰爭，甲午戰爭，說什麼“我們挨打了”，我說你才挨打了，我沒有挨打，那是滿清侵略者被別的侵略者打了，狗咬狗，跟漢人百姓有關係嗎？也並沒有什麼關係。還有人說日本人甲午戰爭打得還不徹底，應該乾脆打到北京，推翻清政府。
　　你別笑，甲午戰爭的時候，孫中山在香港，他求見日本駐香港領事，就是這樣對日本人說的：你們日本人應該一鼓作氣，打到北京去，推翻滿清韃子，到時候我們漢人一定要和你們日本人提攜親善、共同振興東亞。孫中山就是這樣說的，不但這樣，孫中山還對日本領事說，要求日本人出錢出槍，孫中山要在廣東拉一支隊伍，從南方向清軍發起進攻，和日本人南北夾攻，共同推翻清政府，這就是孫中山在甲午戰爭期間的真實言行。不信？翻史料。日本外務省關於孫中山的檔案資料。白紙黑字記錄在案。
　　在孫中山的眼中，滿清不是中國，滿清是侵略者，所以像《甲午風雲》、《1894甲午大海戰》這種電影，孫中山是不會看的，因為在孫中山的眼中，日本人打清朝不但沒有錯，而且是打得好，孫中山認為日本是打得還不夠狠，應該更狠些才好。
　　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在很多時候，是非是有兩個標準的。彭德懷在《彭德懷自述》裡面，講了他年少時候的一件往事。彭德懷年少的時候，他的湘潭老家鬧饑荒，村民吃不上飯，餓的慌，怎麼辦？彭德懷帶領一幫饑民，到地主家去“鬧糶”，大家知道什麼叫“鬧糶”不？所謂“鬧糶”，就是要求地主打開糧倉，放糧，讓饑民吃飯。
　　地主不服，他說，那是我的糧食，憑什麼免費給你吃？地主不干啊，於是彭德懷第一個爬上了地主的房頂，幹嘛？揭瓦。你不讓人吃飯，我就揭你的瓦，底下的饑民一片歡呼，事後，對於彭德懷的行為，村裡面的鄉親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評價。
　　第一種評價是支持，說窮人富人都是天下蒼生，人人平等，鬧了饑荒，富人就應該救濟饑民，不能見死不救；第二種評價是反對，他們說富人的錢是他自己掙來的，不是搶來的，你鬧饑荒是你的事，你要怪老天，不是地主的錯，所以你“鬧糶”是不對的。
　　彭德懷在年老時，在《彭德懷自述》裡面，他仍然沒能想明白：這兩套截然不同的道理，到底誰有理？千萬不要以為你現在能有答案，我告訴大家：這個問題，全世界的知識分子已經爭論了至少一百年，直到現在，人類社會仍然沒能達成徹底的共識。
　　我們僅僅拿彭德懷的這件小事來評論歷史是非，就足夠人們爭論好些年了，所以你說寫史如果要糾結於爭論是非的話，結局往往是沒完沒了，其實歷史研究還是首先回歸最基本的職能為好，第一步是要把歷史事實給弄清楚，正反兩方的事實，都給它弄清楚，而至於是非之爭，也許要留給讀者，我們這一代沒有結論的，留給下一代慢慢思考，一個成熟的人應當知道，這個世界上的事情分三類：黑色的，白色的，灰色的。
　　再說和越南打仗，殺進了越南才知道，人家在田裡勞動的老太太、小孩子、婦女、憨厚老實的農民，往往都是偽裝，他們其實是戰鬥人員，你不殺他們，他們就在背後向你打槍，殺你，久而久之，你就面臨良心的掙扎，老幼婦孺，到底是殺，還是不殺？
　　日本帝國當年深陷在民國戰場（尤其是華北）的部隊，其實正是陷入了這樣的困境當中，殺吧，都是平民，人家說你殘酷；不殺吧，那些平民往往就是偽裝的游擊隊，你心一軟，他就殺你。這種處境使你終日坐臥不寧。《岡村寧次回憶錄》記錄了這麼一件事，華北一夥抬轎子接新娘的，日本兵沒有起疑心，打開崗哨，讓他們過，可是過了之後，接新娘的隊伍就開槍了，打死一群日本兵，這些接新娘的原來都是游擊隊。
　　再說吳三桂，這個人引清兵入關，因而被歷史定義為“漢奸”，然而其實你要換了吳三桂的處境，你會發現，他其實很難辦：李自成進京之後，捆綁了吳三桂的父親吳襄，拷打羞辱，並且霸占吳三桂的小妾陳圓圓，吳三桂應該怎麼抉擇呢？
　　如果歸降李自成，那麼吳三桂既對不起大明的栽培，也對不起父親的養育，可謂不忠不孝；可是如果歸降大清，吳三桂同樣也是既對不起大明的栽培，也對不起父親的教誨，還是不忠不孝。
　　如果既不歸降大清，也不歸降李自成，那麼他勢單力薄，只有死路一條，而且還是“犬死”，一文不值，為什麼說是“犬死”呢？因為主子（崇禎）已經不在人世，你為誰而死呢？你的死又有什麼價值呢？換了你我是吳三桂，這道選擇題同樣很難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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