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胜枚举的普通人的悲惨故事，在媒体上多则持续数日，少则转瞬即逝，让人们感叹、同情不过来。那位死亡的考公女孩，假如现在她还活着，即便是她经历的、所遭受的是一模一样的事情，能引起舆论这样的关注吗？她的苦难，能够被人们看见吗？
老高按：在公众号“于华看社会”上读到一篇署名“云行云止”的文章，根据内容和跟帖，推测作者就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本人。
郭于华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曾来美在哈佛人类学系做博士后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人类学、农村社会学、民间文化与信仰等，著或主编有多种著作。她也是中国著名公共知识分子，据其自述，她在当兵时18岁就加入中共，40年后，2014年声明退党。
郭于华在文中讲述了命运悲惨者的许多事例，尖锐地问道：“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否同样应该被讲述、被记录、被记忆呢？”
回答应该是肯定的。道理无须我讲，郭于华这篇文章就说得很清楚。但是我作为一个多年媒体工作者，每天都有数十万字在眼前掠过，我很了解一个残酷的事实：每个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成百上千、成千上万普通人的故事，你关注得过来吗？我在听某人讲述他感人的、匪夷所思的、独特的、有趣的经历时，常常情不自禁地劝其写下来，十之八九得到这样的回答：“写下来有谁看？”
这正如郭于华所讲：人死了也未必能成为一个故事；对许多人来说，最多那就是个事故，而且是随时会被消弭被忘却的事故。只有那些VIP才能成为故事或传奇，这里就不用列举了；能够进入人们视野并进入历史的至少也得是Somebody。
这是一个永恒的矛盾。
只有像郭于华教授这样的公知，秉持内心坚定的理念，决不轻言放弃，才锲而不舍地为普通人记录他们的故事，篇复一篇，年复一年，积少成多，进入民族的、人类的共同精神宝库。
我敬佩这样的公知。社会需要这样的公知。
我们都是Nobody
云行云止，转自“于华看社会”，2024年08月22日
一张照片在短短几小时内传遍网络，一如之前所有的让人惊叹、感叹、哀叹，直到叹无可叹的公共事件：一位耄耋老妪佝偻的身躯倒在装菜的竹筐旁，身前还摆放着未及售出的菜蔬，她枯瘦的四肢、零乱的白发、破旧的衣衫……就这样离世，令所有看到的人唏嘘不已。（太过惨不忍睹，不放图片了）
话音未落，转天又有自贡的一位母亲，携年仅4岁和几个月大的两个孩子投水自尽。
之前，还有已经核实的大学毕业生考公女孩客死出租屋的悲剧；再之前，还有中金公司的女员工或许因降薪加房贷重压而跳楼自杀事件；再再再之前，还还还还有……不胜枚举的普通人的悲惨故事，在媒体上多则持续数日，少则转瞬即逝，如过眼烟云，或隐入尘埃，或层层叠盖，前后遮掩，让人们感叹不过来也同情不过来。不信？看看之前的徐州丰县铁链女，找找唐山烧烤店被殴打女孩，想想不止一地存在的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件，还有多少处在未能解决也没说明白的烂尾状态。
而这些都发生在Nobody身上。
孙立平老师在其公号上的一篇文章《考公女孩，死亡才使得她的苦难被看见》中提到：“假如不是因为死亡，假如现在她还活着，即便是她经历的、所遭受的是一模一样的事情，她的事情能引起舆论这样的关注吗？换句话来说，她的苦难，能够被人们看见吗？没有死亡，你关注什么？能看到什么？”
这实际上是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他人的苦难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作为社会共同体的成员，我们应担负什么社会责任？
孙老师还例举了一个哈维尔讲过的故事：
哈维尔有一个朋友，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被判刑，在监狱里过了好几年。他这位朋友患严重的气喘病，在狱中受了很多的苦，比如，在狱友吸烟的时候，他几乎不能呼吸。对他换一个无吸烟者牢房的要求，根本没有人理睬。一位美国妇女知道了这件事，并想帮助他。她打电话给一个熟人，一家重要的美国日报的编辑，问他是否可以写点什么。回答是：“那人死时给我打个电话”。
也就是说，死亡才能成为可报道的“故事”。
的确，新闻媒体——无论是官媒主媒，还是今天的各类自媒体，收看率点击量都是要拼命追求的，而只有生死攸关才能成为热点，才能上热搜、成头条。这种追求不难理解，毕竟是利益攸关。然而除此之外，媒体是否还担有其他的或更重要社会责任？
而我们所面临的还不止这些。那就是，人死了也未必能成为一个故事；对许多人来说，最多那就是个事故，而且是随时会被消弭被忘却的事故。只有那些VIP才能成为故事或传奇，这里就不用列举了；能够进入人们视野并进入历史的至少也得是Somebody，而成千上万数以亿计的都是既没有故事、也没有历史的Nobody。
孙老师还提到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做农村口述历史的调查。我们很快就发现，那些最底层的受苦人（尤其是女性）常常讲不出自己的故事。而正如孙老师所说，“在很多的时候，没有故事的苦难要比有故事的苦难更能折磨人，因为它可能更日常”。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出现并持续着口述记录和口述历史研究的热潮，也出版了许多以口述记录方式呈现的作品。但这些口述记录大多围绕重大历史事件而表达，也大多为名人、精英、重要代表人物的讲述；其实讲述者多是有权利也有能力表达的人；而少有基层中国社会特别是底层农民的讲述。
那么，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否同样应该被讲述、被记录、被记忆呢？Nobodies是不是意味着No Story and No History呢？
历史是胜利者书写和掌控的，是权力的产物。被统治的普通人在历史中无形象、无声音、无迹可寻，他们或许作为统计数字存在，或许作为数字都不存在。他们的身影只有在作为被治理对象甚至被惩罚对象时才可能倏忽一现。这是因为长久以来他们丧失了历史的权利。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杂文随笔全编》中指出：“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就是因为这些话没有说出来，所以很多人以为他们不存在或者很遥远。然后我又猛省到自己也属于古往今来最大的一个弱势群体，就是沉默的大多数”。
没有了“沉默的大多数”的历史，必然是不完整更是不真实的。因而普通人的口述历史，即他们对自身经历和感受的讲述就成为历史记录和研究不可缺少的内容。这也构成了改变历史存在状态的动因——即改变只有官方史、正统史、革命史、精英史、文字史的状态，让“创造历史”的民众也在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就此而言，长久以来被主流话语遮蔽淹没的底层、边缘的声音尤为珍贵。
因而，我们有必要开辟一方讲述的空间，让这些被认为没有历史的沉默者开口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包括他们个人、家庭、宗族、社区的经历和过程，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的判断评价。而作为倾听者、记录者、研究者并非要代替或代表他们书写历史，而是要还他们历史的权利，赋予他们历史的权力，使“沉默的大多数”成为讲述的主体；并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民族志的洞察力，在微观具体事件与宏观社会结构和历史过程之间建立联系，在日常生活与文明之间建立联系，得以对超过半个世纪的中国社会结构及其转型进行分析。
正如《过去的声音》作者保罗·汤普森所言，口述史是无文字社会历史记录的主要形式。是自下而上地关注那些被旧有的历史记录贬至边缘的人群的历史。它有能力同时从证据中提取出过去的事件与个体对这些事件的感觉（经验、感受、解释和表述）。它致力于“用人民自己的语言把历史交还给人民”。
我们需要深思和反思历史的构建过程，即胜利者和权力掌控的历史，以及革命和运动的持续性。在“社会工程”和（或）“社会园艺”过程中，许多普通人或被动或主动地卷入各种社会实验，但很少有人关注和关心他们的行为和话语。众所周知，如果没有他们的叙述，就不可能准确地理解社会治理及其转变的过程、逻辑和机制，就无法得到有关支配和抵抗的完整故事。
记录和探讨这样的历史这是极具挑战性的研究和表述。需要进一步探索的是：如何保持故事的完整性并能通过分析提炼做出判断性结论；如何保持原汁原味同时具有可理解性；如何使写作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大量而且相当碎片化的口述记录如何形成结构：是穿针引线？还是剥茧抽丝？
2018年到2020年我们曾努力做过初步的尝试：为那些无法呼吸的人们（尘肺病农民工）记下了他们的故事，呈现给社会公众。
在乡村行走时，我时常感到自己真的是一个幸运者；也常常会设想如果我生长在这里会当如何？既然是幸运者，就理当承担更多一点，做得更多一点。哪怕人微言轻，哪怕能力薄弱。
我们努力保持平和而韧性的状态：你记你的宏大叙事，我记我的鸡毛蒜皮；你住你的华丽殿堂，我走我的快意江湖。其实不难体会到，常常是：历史比传说更传奇，现实比虚构更离奇，毕竟这是一块神奇的土地。我们可以尝试，可以努力，不轻言放弃，我们也应该如此，因为我们都是Nobody。
2024年8月22日于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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