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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高的博客  
随着岁月流逝,我从一个文学爱好者变成了一个历史爱好者,从想象的云天落到了史实的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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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日志正文
法国文革与中国文革,根本不是一回事 2018-05-30 10:20:55

  法国50年前“五月风暴”随处可见这些口号:“想象力当权!”“禁止‘禁止’!”“自由即参与!”“能意识到自己的欲望就是自由!”“越是干革命就越想做爱,越是做爱就越想干革命!”有几分符合中国文革意识形态?有多少恰好是中国这边正要横扫?


  老高按:抓住“红五月”最后的尾巴,我想推荐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钱钢的一篇介绍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的文章——中国人乐于与“五月风暴”拉近空间、心理和社会运动的距离,称之为“法国的文化大革命”,今年整整半个世纪,值得纪念和反思。
  钱钢文章中的一个主角,是法国著名汉学家,法国科学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白夏。半个月前,位于纽约的中国研究院筹备一场题为“西方世界的造反风暴:文革的国际影响”的研讨会,一度试图设法联络白夏,想请这位法国“五月风暴”的参与者、亲历者通过远程视频参加、发言,后未果。钱钢这篇文章弥补了这个缺憾:他请白夏带着他到当年造反抗议的现场踏勘“走读”,更为真切也更为全面。
  钱钢告诉我们,尽管抗议运动一爆发,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就给它贴上了一个“法国的文化大革命”的标签,中国《人民日报》更放大音量,高调宣称它“是同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影响分不开的”。但我们不能被这个标签给误导了:这场不到一个月就骤起骤停的抗争,其实与中国的文革,仅仅是部分形似而已,正如钱钢所说——
  2018年的“走读”使我确信,并不存在什么“法国的文化大革命”。如果使用语词的原意,“五月风暴”倒真是文化的革命,但它和那种从奉旨造反到全面专政的“文革”是两码事。


  “法国的文化大革命”?关于1968“五月风暴”的“走读”

  钱钢,尽知天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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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4月,巴黎拉丁区,书店摆放了多种有关1968年“五月风暴”的书籍)

  法国与文革

  50年前此时,“法国五月风暴”的消息传到文革中的中国。当时绝大多数家庭没有电视机,人们从广播听到、从报纸上读到法国的新闻。
  5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反对现行腐朽教育制度抗议当局镇压学生运动 巴黎一万多学生教员举行声势浩大示威》;
  5月9日、10日、13日,该报持续报道法政府“血腥镇压”和师生的“英勇搏斗”;
  5月16日:《法一千万工人总罢工支持学生斗争 巴黎八十万群众大示威震动全法国》。
  5月22日至25日,人民日报连续4天的头版头条都与法国的事态有关。27日,头版头条刊登社论《伟大的风暴》,高度评价法国学运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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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法国”一词在人民日报标题上出现100次,其中5、6两月的77次全部与“五月风暴”有关,年度和月度语温都达到“沸”级。
  《人民日报》将法国“五月风暴”和中国文革连在一起,强调它“是同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影响分不开的”:
  ……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开展,加速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在西欧、北美的传播,在这些地区的学生中,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的人正在不断增加。巴黎大学有些学生在校院内挂起毛主席画像,升起中国国旗,张贴毛主席语录,表现了他们对无产阶级伟大导师毛主席的无限崇敬和热爱。(《人民日报》,1968年5月27日)

  西方媒体上出现了一个新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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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8日,《经济学人》以“法国的文化革命”(France's cultural revolution)为题,报道“五月风暴”。“法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个词语在1968年后的半个世纪中广为流行。

  去现场

  2018年4月6日,我在巴黎,请“五月风暴”参加者白夏(Jean-Philippe Béja)带我到当年的抗议现场。阳光不错,街边到处是喝咖啡晒太阳的人,但春寒犹在。白夏见我带着羽绒服,穿了脱,脱了穿,冒出一句法国俗语:
  “4月一丝也别脱,5月想干什么干什么!”
  我很快明白,这后一句其实也是50年前的流行语——我在拉丁区小书店摆放的纪念1968的书籍上看到它。
  拉丁区,中世纪就是大学区,因那时大学使用拉丁语得名。1968的“青萍之末”是巴黎郊区的农泰尔文学院。3月,抗议学生占领学院行政楼。5月初,位于拉丁区的索邦大学(即巴黎第四大学)开始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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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邦大学,2018)

  5月6日,街垒首次出现。白夏把我带到索邦大学门前。这里的道路至今仍用小方石铺成。1968年,学生就是撬起这样的石块,筑起街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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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朗·若弗兰著、万家星译的《1968年5月法国的“文化大革命”》一书称,“巴黎的革命者有撬铺路石的传统”。19世纪,巴黎市民曾用街垒阻挡政府军的骑兵和子弹。20世纪,构筑街垒更像一种仪式。正如5月的口号所宣称:“街垒封闭了街道却开辟出道路”。当然,铺路石也是武器。5月6日,学生的石块,警察的催泪瓦斯,构成第一次交战。
  白夏当时和一位女生在圣塞菲林街上,看到警察压来,他们装作旁若无人拥抱的情侣,看着警察从身旁通过。
  更大的冲突发生在学生占领拉丁区的5月10日夜晚和11日白天。洛朗·若弗兰称其“巷战之夜”:“临近巴黎大学南端的街道全被应急的街垒切断了”,“掀翻的汽车,锯断的树枝,成堆的桶罐、拔下的路牌越来越多,有的竟然达到3层楼那么高。”
  石块、棍棒、自制燃烧瓶与催泪弹、震爆弹激烈对抗。这是纽约时报当时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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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电影导演让-克劳德·卡里耶尔目睹了催泪弹的威力。他在《乌托邦年代》一书中写道:“在圣日耳曼德佩车站,我看见一百多乘客哭着搭乘地铁,人人都用手绢捂着脸。原来警察在街上投掷催泪弹,结果滑进通道,滚下了楼梯。连检票员都泪流满面。”
  白夏带我走过盖-吕萨克大街、圣米歇尔大街、圣日耳曼大街,踏勘半个世纪前他亲历的“战场”;走过“巷战之夜”后被抗议者占领的戴奥翁剧院,走过示威队伍多次经过的卢森堡公园。
  现场观察,有助估量当时冲突的规模。规模最大的冲突,从5月11日凌晨2时警方突击街垒开始,清晨5时半结束,共3个半小时。洛朗·若弗兰称,街垒总数30个,当时《人民日报》报道,街垒有50个。这次“交战”有数百人受伤,无人死亡。整个“法国五月风暴”,共死亡5人,两个学生,两个工人,一个警察分局局长。
  让-克劳德·卡里耶尔说:“在今天大多数来自那时的照片和电影镜头都与暴力有关。”暴力是真实的。但在“取景框真实”之外,还有别的。

  为什么?

  1968年,法国人的日子过得不错。《1968:撞击世界之年》(马克·科兰斯基著,洪兵译)一书称:从1963年到1969年,法国的实际工资增长了3.6%。1968年,法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于1950年相比,提高了两倍多。
  没有经济危机,为什么爆发社会危机?
  1968年,白夏18岁,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学生,同时在记者培训中心和东方语言学校修课。他曾师从一位旅法华人学习中文,对中国感兴趣,熟悉中国的红词红歌(比如在示威学生中教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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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时代的白夏)

  他投身五月风暴的原因是什么?是对教育制度不满。“教育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是教育‘为什么’的问题。我们不想当资产阶级的走狗。”
  其实白夏的父母不是劳苦阶级,父亲在企业,母亲是秘书。“我很遗憾,我没有划清界线的对象”,因为中产人士父母并不反对他“造反”,妈妈只是担心他在街上挨打。
  正如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发端于小事,追溯“五月风暴”起因时人们会提到农泰尔学院的“游泳池事件”。简言之,当时法国大学禁止男生拜访女生宿舍,学生不满。青年体育部部长到那里视察新竣工的游泳池时,一位棕红头发的小伙子达尼埃尔·科恩-本迪(Daniel Cohn-Bendit)请他谈谈学生的“性问题”。接下来的对话有若干版本,马克·科兰斯基的版本是——
  部长:“长了你这副尊容的难免有些问题,我建议你跳到水池里消消火。”
  达尼埃尔:“现在总算有答案了,你可以当希特勒的青年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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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风暴中的达尼埃尔)

  白夏概括当时学生的三大诉求:教育改革;性解放;全盘民主。至少对白夏而言,这最后一条受到了文革影响。他当时神往于中国的“大民主”,认为红卫兵是自发组织,中国已开始直选。
  1968年的法国学生和工人,诉求迥异,但一致反对让人受不了的各种“纪律”。喜欢中国的白夏当时竟然不喜欢解放军——“我不喜欢服从命令。”

  怎一个“左”字了得

  “五月风暴”也是一场词语革命。从白夏口中,从相关书里,我了解了50年前那些随处可见的口号:
  “想象力当权!”
  “禁止‘禁止’!”
  “1968,自由即参与!”
  “能意识到自己的欲望就是自由!”
  “越是干革命就越想做爱,越是做爱就越想干革命!”
  这些口号,有几分符合文革意识形态?或者说,有多少恰好是中国这边要横扫的腐朽思想?
  所有喊这些口号的人,都反对资本主义,都戴着左派帽子。“左派包罗万象,有若干流派”,白夏说,“每个大流派里又有许多小流派”。

  听了白夏细致讲解,我才明白,在1968年法国左派眼里,“马恩列斯毛”并非整体。
  比如,无政府主义者就不认同马,认为马的国家理论背叛了革命。他们在“五月风暴”中有很大号召力,“游泳池事件”的主角达尼埃尔就是无政府主义者,他后来成为风暴中出镜率最高的学生“代言人”。
  赞同马,反对列的,有“革命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列宁背叛了马克思。这群人接受罗莎·卢森堡的党内民主思想,是“卢森堡主义者”。
  运动的另一中坚是托洛茨基派。托派组织包括“革命共产主义青年”、“革命学生联合会”。托派认同马列而反斯——反“斯大林主义”。托派的传单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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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组织,大多松散,成员的倾向也含混易变。白夏起初和托派组织有点联系,“运动一爆发,我就离开了”,他说他的思想接近“卢森堡主义”,“再加一点无政府主义”——“这就是比较典型的68年参与者!”
  当时的法共,被中共斥为“法修”。他们听命于苏共,对运动规行矩步,因而失去话语权。而亲华的毛派(“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则从另一角度反对街头抗争,他们要学生“到人民中去”,和工人结合,把运动推向真正的暴动,追随者不多。“毛派组织也无法控制所有的同情者和成员,”白夏说,“虽然有人想把它变成一个很严肃的列宁主义组织,但是面对群众运动,他们很难强迫成员不去参加。这个运动不是被任何组织领导的,而是一个自发的、涉及到全社会的运动。”
  许多派别打红旗(红旗本来就是法国革命的标志),都唱《国际歌》(这首歌也出自法兰西,并不独属某派)。运动中有小红书,最常见的语录是“造反有理”,但造神运动那里没有。我见过一幅学生制作的马恩列斯毛木刻画,上面写着:“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上帝不是,卡斯特罗不是,毛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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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派”帽子,罩着色彩驳杂的思想。马克·科兰斯基的书里有一段让我讶异,他说对于一般的“五月风暴”参与者而言,记忆中最清晰的不是暴力,而是法国人最热衷的消遣——交谈:
  ……人们在交谈。他们在街垒旁交谈,在地铁里交谈……在他们占领了奥黛翁剧院后,它就成了一个不分昼夜充斥着法式交谈的狂欢之地。有人会站起来,开始讨论革命的真实性质,或者巴枯宁主义的优点,以及格瓦拉体现出的无政府主义,其他人则长篇大论的予以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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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奥翁剧院,2018)

  绝响与先声

  什么叫“革命”?有无数种理解。1968年“五月风暴”震撼法国,经济停摆一个月,“工厂、学校、邮局、飞机、火车无一幸免,仿佛所有的血管突然堵塞”(引自《乌托邦年代》)。但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革命”吗?
  白夏说,那时的学生和工人,并没有想过推翻政权。有学生想冲击议会,立遭否决。学生不受有政治企图的各政党操纵。
  洛朗·若弗兰在书中也写道:“学生运动将不夺权,即使有全面罢工的帮助。……五月运动只是另外一回事的造反,即反对父辈的暴动,而不是伤害父辈。五月运动将不是政变,更不是攻占冬宫……”
  风暴期间,哲学家萨特以《观察家新闻》记者身份访问达尼埃尔。达尼埃尔说学生不寻求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我们更喜欢靠近社会的永恒改变……”
  当局也竭力避免崩盘。警察艰难控制着使用武力的限度(这也和巴黎警察局长同情学生有关)。军队是“大哑巴”。
  由此不难理解,五月为什么会有那样的结局:法国领导人戴高乐在经历了震怒、痛苦、动摇甚至“失踪”(飞到德国和驻德法军将领见面)后,最终凭借宪政框架(还有政治家手腕),在另一部分民意支持下,重新控制局面。启动大选。承诺改革。风暴停息。政府和工会签订复工条约。6月底的选举结果,戴高乐一派赢得72%的议席。左派的席位丢了不少。
  “反思这场运动,主流态度不外乎两种”,2008年,“五月风暴”40周年之际,曾就读索邦大学的中国学者熊培云写道:“一部分人持否定态度,有人甚至将这场运动简化为一场‘打砸抢’、一场‘意识形态病’的急性发作;另一部分人则得了怀乡病,1968年的5月,只是他们人生中一个远逝的梦想。毫无疑问的是,1968年5月改变了法国。这与其说是一次‘失败的革命’,不如说是一次‘成功的改良’。度过70年代的广泛自责与失落后,当历史进入80年代,五月革命的成果才依稀显现。过去僵硬的社会关系消逝了,象征性的等级制度不明显了,……‘对话’与‘商讨’成了法国政治中的一个常态。”(《“五月风暴”的真正遗产》;《南风窗》2008年5月)
  半个世纪过去,研究法国“五月风暴”的著述汗牛充栋。许多人同意,那场运动就风尚而言对法国和世界影响深远。“五月加速了日常生活中的性感化”(洛朗·若弗兰),从此,女权主义、工人自治、环保主义蓬勃发展。而我希望更多了解这个国家的制度平台:为什么它能承载如此剧烈的冲突,似乎濒临崩溃却又能化险为夷?
  2018年的“走读”使我确信,并不存在什么“法国的文化大革命”。如果使用语词的原意,“五月风暴”倒真是文化的革命,但它和那种从奉旨造反到全面专政的“文革”是两码事。1968年,中国文革已进入兔死狗烹阶段,“民主”已让位于“集中”。在我们这些文革亲历者看来,法国同学所知的中国文革,信息显然滞后,口号的内涵也不尽相同。话语传播原本如此:任何符号都会被无数次借用,在借用中变形、转义。
  在港大课堂上,我曾和同学们一起比较中国文革和法国“五月风暴”。我建议从制度和文化层面辨识差异:法治,言论,甚至性观念。

  简略了解“五月风暴”参与者们后来的去向,是件有趣的事。仅以当年媒体曝光度较高的3个人物——全国高等教育工会秘书长阿兰·热斯马尔(Alain Geismar)、“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创立者阿兰·克里文(Alain Krivine)和那个用性问题向部长发难的农泰尔学院学生达尼埃尔·科恩-邦迪为例。
  1968年29岁的阿兰·热斯马尔当时已是教师(他是毛派,支持学生运动;1970年因成立毛派组织“无产阶级左派”而坐牢),他后来成为物理学家,1990年担任法国全国国民教育总监,领导教育监察机构;当过教育部长若斯潘的顾问(若斯潘后来出任法国总理);
  1968年27岁的阿兰·克里文,托派,“第四国际”成员,1969、1974年曾两度参加法国总统选举,战绩不佳;
  达尼埃尔·科恩-邦迪,1968年23岁,这位德裔无政府主义者后来创建德国绿党,70年代他担任过法兰克福市副市长,后担任欧洲议会议员。白夏告诉我,他现在支持法国总统马克龙,“给马克龙很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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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夏,2018)

  白夏后来成为著名的汉学家,退休前是法国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现在是该中心名誉研究员。我请他谈谈50年后对那场风暴的看法,这个声言“如果风暴再来,我还会上街”的老朋友,说了句耐人咀嚼的话:
  “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是19世纪那种革命的最后一幕,是21世纪革命的序幕。”
  (作者为香港大学荣誉讲师,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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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作者:马甲 留言时间:2018-05-30 19:04:07

从老高这篇文章看来,当初法国的文革除了与中国文革有很多类似之外,对今天文明世界的负面影响比中国文革要深远多了,整个就是今天一些令人作呕的liberal思想的先驱,实在是糟的很!!!

当然,法国文革与中国文革的最大区别在于一个是民间的一个是政府发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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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双不 留言时间:2018-05-30 17:53:35

法国大革命更类似与中国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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