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50年前“五月風暴”隨處可見這些口號：“想象力當權！”“禁止‘禁止’！”“自由即參與！”“能意識到自己的欲望就是自由！”“越是幹革命就越想做愛，越是做愛就越想幹革命！”有幾分符合中國文革意識形態？有多少恰好是中國這邊正要橫掃？


　　老高按：抓住“紅五月”最後的尾巴，我想推薦香港大學中國傳媒研究計劃主任錢鋼的一篇介紹法國1968年“五月風暴”的文章——中國人樂於與“五月風暴”拉近空間、心理和社會運動的距離，稱之為“法國的文化大革命”，今年整整半個世紀，值得紀念和反思。
　　錢鋼文章中的一個主角，是法國著名漢學家，法國科學研究中心名譽研究員白夏。半個月前，位於紐約的中國研究院籌備一場題為“西方世界的造反風暴：文革的國際影響”的研討會，一度試圖設法聯絡白夏，想請這位法國“五月風暴”的參與者、親歷者通過遠程視頻參加、發言，後未果。錢鋼這篇文章彌補了這個缺憾：他請白夏帶着他到當年造反抗議的現場踏勘“走讀”，更為真切也更為全面。
　　錢鋼告訴我們，儘管抗議運動一爆發，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就給它貼上了一個“法國的文化大革命”的標籤，中國《人民日報》更放大音量，高調宣稱它“是同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影響分不開的”。但我們不能被這個標籤給誤導了：這場不到一個月就驟起驟停的抗爭，其實與中國的文革，僅僅是部分形似而已，正如錢鋼所說——
　　2018年的“走讀”使我確信，並不存在什麼“法國的文化大革命”。如果使用語詞的原意，“五月風暴”倒真是文化的革命，但它和那種從奉旨造反到全面專政的“文革”是兩碼事。


　　“法國的文化大革命”？關於1968“五月風暴”的“走讀”

　　錢鋼，盡知天下事

　　（2018年4月，巴黎拉丁區，書店擺放了多種有關1968年“五月風暴”的書籍）

　　法國與文革

　　50年前此時，“法國五月風暴”的消息傳到文革中的中國。當時絕大多數家庭沒有電視機，人們從廣播聽到、從報紙上讀到法國的新聞。
　　5月8日，人民日報報道：《反對現行腐朽教育制度抗議當局鎮壓學生運動 巴黎一萬多學生教員舉行聲勢浩大示威》；
　　5月9日、10日、13日，該報持續報道法政府“血腥鎮壓”和師生的“英勇搏鬥”；
　　5月16日：《法一千萬工人總罷工支持學生鬥爭 巴黎八十萬群眾大示威震動全法國》。
　　5月22日至25日，人民日報連續4天的頭版頭條都與法國的事態有關。27日，頭版頭條刊登社論《偉大的風暴》，高度評價法國學運工運。

　　1968年，“法國”一詞在人民日報標題上出現100次，其中5、6兩月的77次全部與“五月風暴”有關，年度和月度語溫都達到“沸”級。
　　《人民日報》將法國“五月風暴”和中國文革連在一起，強調它“是同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影響分不開的”：
　　……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開展，加速了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在西歐、北美的傳播，在這些地區的學生中，學習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語錄》的人正在不斷增加。巴黎大學有些學生在校院內掛起毛主席畫像，升起中國國旗，張貼毛主席語錄，表現了他們對無產階級偉大導師毛主席的無限崇敬和熱愛。（《人民日報》，1968年5月27日）

　　西方媒體上出現了一個新詞語。

　　5月18日，《經濟學人》以“法國的文化革命”（France's cultural revolution）為題，報道“五月風暴”。“法國的文化大革命”，這個詞語在1968年後的半個世紀中廣為流行。

　　去現場

　　2018年4月6日，我在巴黎，請“五月風暴”參加者白夏（Jean-Philippe Béja）帶我到當年的抗議現場。陽光不錯，街邊到處是喝咖啡曬太陽的人，但春寒猶在。白夏見我帶着羽絨服，穿了脫，脫了穿，冒出一句法國俗語：
　　“4月一絲也別脫，5月想幹什麼幹什麼！”
　　我很快明白，這後一句其實也是50年前的流行語——我在拉丁區小書店擺放的紀念1968的書籍上看到它。
　　拉丁區，中世紀就是大學區，因那時大學使用拉丁語得名。1968的“青萍之末”是巴黎郊區的農泰爾文學院。3月，抗議學生占領學院行政樓。5月初，位於拉丁區的索邦大學（即巴黎第四大學）開始騷亂。

　　（索邦大學，2018）

　　5月6日，街壘首次出現。白夏把我帶到索邦大學門前。這裡的道路至今仍用小方石鋪成。1968年，學生就是撬起這樣的石塊，築起街壘。

　　洛朗·若弗蘭著、萬家星譯的《1968年5月法國的“文化大革命”》一書稱，“巴黎的革命者有撬鋪路石的傳統”。19世紀，巴黎市民曾用街壘阻擋政府軍的騎兵和子彈。20世紀，構築街壘更像一種儀式。正如5月的口號所宣稱：“街壘封閉了街道卻開闢出道路”。當然，鋪路石也是武器。5月6日，學生的石塊，警察的催淚瓦斯，構成第一次交戰。
　　白夏當時和一位女生在聖塞菲林街上，看到警察壓來，他們裝作旁若無人擁抱的情侶，看着警察從身旁通過。
　　更大的衝突發生在學生占領拉丁區的5月10日夜晚和11日白天。洛朗·若弗蘭稱其“巷戰之夜”：“臨近巴黎大學南端的街道全被應急的街壘切斷了”，“掀翻的汽車，鋸斷的樹枝，成堆的桶罐、拔下的路牌越來越多，有的竟然達到3層樓那麼高。”
　　石塊、棍棒、自製燃燒瓶與催淚彈、震爆彈激烈對抗。這是紐約時報當時的報道：

　　法國電影導演讓-克勞德·卡里耶爾目睹了催淚彈的威力。他在《烏托邦年代》一書中寫道：“在聖日耳曼德佩車站，我看見一百多乘客哭着搭乘地鐵，人人都用手絹捂着臉。原來警察在街上投擲催淚彈，結果滑進通道，滾下了樓梯。連檢票員都淚流滿面。”
　　白夏帶我走過蓋-呂薩克大街、聖米歇爾大街、聖日耳曼大街，踏勘半個世紀前他親歷的“戰場”；走過“巷戰之夜”後被抗議者占領的戴奧翁劇院，走過示威隊伍多次經過的盧森堡公園。
　　現場觀察，有助估量當時衝突的規模。規模最大的衝突，從5月11日凌晨2時警方突擊街壘開始，清晨5時半結束，共3個半小時。洛朗·若弗蘭稱，街壘總數30個，當時《人民日報》報道，街壘有50個。這次“交戰”有數百人受傷，無人死亡。整個“法國五月風暴”，共死亡5人，兩個學生，兩個工人，一個警察分局局長。
　　讓-克勞德·卡里耶爾說：“在今天大多數來自那時的照片和電影鏡頭都與暴力有關。”暴力是真實的。但在“取景框真實”之外，還有別的。

　　為什麼？

　　1968年，法國人的日子過得不錯。《1968：撞擊世界之年》（馬克·科蘭斯基著，洪兵譯）一書稱：從1963年到1969年，法國的實際工資增長了3.6％。1968年，法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於1950年相比，提高了兩倍多。
　　沒有經濟危機，為什麼爆發社會危機？
　　1968年，白夏18歲，巴黎政治學院（Sciences Po）學生，同時在記者培訓中心和東方語言學校修課。他曾師從一位旅法華人學習中文，對中國感興趣，熟悉中國的紅詞紅歌（比如在示威學生中教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大學時代的白夏）

　　他投身五月風暴的原因是什麼？是對教育制度不滿。“教育的問題不是錢的問題，是教育‘為什麼’的問題。我們不想當資產階級的走狗。”
　　其實白夏的父母不是勞苦階級，父親在企業，母親是秘書。“我很遺憾，我沒有劃清界線的對象”，因為中產人士父母並不反對他“造反”，媽媽只是擔心他在街上挨打。
　　正如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發端於小事，追溯“五月風暴”起因時人們會提到農泰爾學院的“游泳池事件”。簡言之，當時法國大學禁止男生拜訪女生宿舍，學生不滿。青年體育部部長到那裡視察新竣工的游泳池時，一位棕紅頭髮的小伙子達尼埃爾·科恩-本迪（Daniel Cohn-Bendit）請他談談學生的“性問題”。接下來的對話有若干版本，馬克·科蘭斯基的版本是——
　　部長：“長了你這副尊容的難免有些問題，我建議你跳到水池裡消消火。”
　　達尼埃爾：“現在總算有答案了，你可以當希特勒的青年部長。”

　　（五月風暴中的達尼埃爾）

　　白夏概括當時學生的三大訴求：教育改革；性解放；全盤民主。至少對白夏而言，這最後一條受到了文革影響。他當時神往於中國的“大民主”，認為紅衛兵是自發組織，中國已開始直選。
　　1968年的法國學生和工人，訴求迥異，但一致反對讓人受不了的各種“紀律”。喜歡中國的白夏當時竟然不喜歡解放軍——“我不喜歡服從命令。”

　　怎一個“左”字了得

　　“五月風暴”也是一場詞語革命。從白夏口中，從相關書裡，我了解了50年前那些隨處可見的口號：
　　“想象力當權！”
　　“禁止‘禁止’！”
　　“1968，自由即參與！”
　　“能意識到自己的欲望就是自由！”
　　“越是幹革命就越想做愛，越是做愛就越想幹革命！”
　　這些口號，有幾分符合文革意識形態？或者說，有多少恰好是中國這邊要橫掃的腐朽思想？
　　所有喊這些口號的人，都反對資本主義，都戴着左派帽子。“左派包羅萬象，有若幹流派”，白夏說，“每個大流派里又有許多小流派”。

　　聽了白夏細緻講解，我才明白，在1968年法國左派眼裡，“馬恩列斯毛”並非整體。
　　比如，無政府主義者就不認同馬，認為馬的國家理論背叛了革命。他們在“五月風暴”中有很大號召力，“游泳池事件”的主角達尼埃爾就是無政府主義者，他後來成為風暴中出鏡率最高的學生“代言人”。
　　贊同馬，反對列的，有“革命馬克思主義”。他們認為列寧背叛了馬克思。這群人接受羅莎·盧森堡的黨內民主思想，是“盧森堡主義者”。
　　運動的另一中堅是托洛茨基派。托派組織包括“革命共產主義青年”、“革命學生聯合會”。托派認同馬列而反斯——反“斯大林主義”。托派的傳單是這樣的：

　　這些組織，大多鬆散，成員的傾向也含混易變。白夏起初和托派組織有點聯繫，“運動一爆發，我就離開了”，他說他的思想接近“盧森堡主義”，“再加一點無政府主義”——“這就是比較典型的68年參與者！”
　　當時的法共，被中共斥為“法修”。他們聽命於蘇共，對運動規行矩步，因而失去話語權。而親華的毛派（“青年馬列主義者聯盟”），則從另一角度反對街頭抗爭，他們要學生“到人民中去”，和工人結合，把運動推向真正的暴動，追隨者不多。“毛派組織也無法控制所有的同情者和成員，”白夏說，“雖然有人想把它變成一個很嚴肅的列寧主義組織，但是面對群眾運動，他們很難強迫成員不去參加。這個運動不是被任何組織領導的，而是一個自發的、涉及到全社會的運動。”
　　許多派別打紅旗（紅旗本來就是法國革命的標誌），都唱《國際歌》（這首歌也出自法蘭西，並不獨屬某派）。運動中有小紅書，最常見的語錄是“造反有理”，但造神運動那裡沒有。我見過一幅學生製作的馬恩列斯毛木刻畫，上面寫着：“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上帝不是，卡斯特羅不是，毛也不是。”

　　“左派”帽子，罩着色彩駁雜的思想。馬克·科蘭斯基的書裡有一段讓我訝異，他說對於一般的“五月風暴”參與者而言，記憶中最清晰的不是暴力，而是法國人最熱衷的消遣——交談：
　　……人們在交談。他們在街壘旁交談，在地鐵里交談……在他們占領了奧黛翁劇院後，它就成了一個不分晝夜充斥着法式交談的狂歡之地。有人會站起來，開始討論革命的真實性質，或者巴枯寧主義的優點，以及格瓦拉體現出的無政府主義，其他人則長篇大論的予以反駁。

　　（戴奧翁劇院，2018）

　　絕響與先聲

　　什麼叫“革命”？有無數種理解。1968年“五月風暴”震撼法國，經濟停擺一個月，“工廠、學校、郵局、飛機、火車無一倖免，仿佛所有的血管突然堵塞”（引自《烏托邦年代》）。但這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革命”嗎？
　　白夏說，那時的學生和工人，並沒有想過推翻政權。有學生想衝擊議會，立遭否決。學生不受有政治企圖的各政黨操縱。
　　洛朗·若弗蘭在書中也寫道：“學生運動將不奪權，即使有全面罷工的幫助。……五月運動只是另外一回事的造反，即反對父輩的暴動，而不是傷害父輩。五月運動將不是政變，更不是攻占冬宮……”
　　風暴期間，哲學家薩特以《觀察家新聞》記者身份訪問達尼埃爾。達尼埃爾說學生不尋求如何進行革命的問題，“我們更喜歡靠近社會的永恆改變……”
　　當局也竭力避免崩盤。警察艱難控制着使用武力的限度（這也和巴黎警察局長同情學生有關）。軍隊是“大啞巴”。
　　由此不難理解，五月為什麼會有那樣的結局：法國領導人戴高樂在經歷了震怒、痛苦、動搖甚至“失蹤”（飛到德國和駐德法軍將領見面）後，最終憑藉憲政框架（還有政治家手腕），在另一部分民意支持下，重新控制局面。啟動大選。承諾改革。風暴停息。政府和工會簽訂復工條約。6月底的選舉結果，戴高樂一派贏得72％的議席。左派的席位丟了不少。
　　“反思這場運動，主流態度不外乎兩種”，2008年，“五月風暴”40周年之際，曾就讀索邦大學的中國學者熊培雲寫道：“一部分人持否定態度，有人甚至將這場運動簡化為一場‘打砸搶’、一場‘意識形態病’的急性發作；另一部分人則得了懷鄉病，1968年的5月，只是他們人生中一個遠逝的夢想。毫無疑問的是，1968年5月改變了法國。這與其說是一次‘失敗的革命’，不如說是一次‘成功的改良’。度過70年代的廣泛自責與失落後，當歷史進入80年代，五月革命的成果才依稀顯現。過去僵硬的社會關係消逝了，象徵性的等級制度不明顯了，……‘對話’與‘商討’成了法國政治中的一個常態。”（《“五月風暴”的真正遺產》；《南風窗》2008年5月）
　　半個世紀過去，研究法國“五月風暴”的著述汗牛充棟。許多人同意，那場運動就風尚而言對法國和世界影響深遠。“五月加速了日常生活中的性感化”（洛朗·若弗蘭），從此，女權主義、工人自治、環保主義蓬勃發展。而我希望更多了解這個國家的制度平台：為什麼它能承載如此劇烈的衝突，似乎瀕臨崩潰卻又能化險為夷？
　　2018年的“走讀”使我確信，並不存在什麼“法國的文化大革命”。如果使用語詞的原意，“五月風暴”倒真是文化的革命，但它和那種從奉旨造反到全面專政的“文革”是兩碼事。1968年，中國文革已進入兔死狗烹階段，“民主”已讓位於“集中”。在我們這些文革親歷者看來，法國同學所知的中國文革，信息顯然滯後，口號的內涵也不盡相同。話語傳播原本如此：任何符號都會被無數次借用，在借用中變形、轉義。
　　在港大課堂上，我曾和同學們一起比較中國文革和法國“五月風暴”。我建議從制度和文化層面辨識差異：法治，言論，甚至性觀念。

　　簡略了解“五月風暴”參與者們後來的去向，是件有趣的事。僅以當年媒體曝光度較高的3個人物——全國高等教育工會秘書長阿蘭·熱斯馬爾（Alain Geismar）、“革命共產主義青年”創立者阿蘭·克里文（Alain Krivine）和那個用性問題向部長發難的農泰爾學院學生達尼埃爾·科恩-邦迪為例。
　　1968年29歲的阿蘭·熱斯馬爾當時已是教師（他是毛派，支持學生運動；1970年因成立毛派組織“無產階級左派”而坐牢），他後來成為物理學家，1990年擔任法國全國國民教育總監，領導教育監察機構；當過教育部長若斯潘的顧問（若斯潘後來出任法國總理）；
　　1968年27歲的阿蘭·克里文，托派，“第四國際”成員，1969、1974年曾兩度參加法國總統選舉，戰績不佳；
　　達尼埃爾·科恩-邦迪，1968年23歲，這位德裔無政府主義者後來創建德國綠黨，70年代他擔任過法蘭克福市副市長，後擔任歐洲議會議員。白夏告訴我，他現在支持法國總統馬克龍，“給馬克龍很多幫助”。

　　　　（白夏，2018）

　　白夏後來成為著名的漢學家，退休前是法國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現在是該中心名譽研究員。我請他談談50年後對那場風暴的看法，這個聲言“如果風暴再來，我還會上街”的老朋友，說了句耐人咀嚼的話：
　　“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是19世紀那種革命的最後一幕，是21世紀革命的序幕。”
　　（作者為香港大學榮譽講師，中國傳媒研究計劃主任）


　　近期文章：

　　專家解剖黨代會：權力的劇場　　
　　烏托邦不要緊，千萬別不擇手段去實現　　
　　毛澤東搞文革的動機，這個問題很重要嗎　　
　　介紹一套面對年輕人的通俗民國史　　
　　當代俄國歷史教科書對這一百年怎麼說　　
　　《創業史》為何寫不下去？作者柳青的反思　　
　　世界新聞自由日，讓我們來談談刪帖　　
　　面對國際規則“遇到紅燈繞着走”對不對？　　
　　世界讀書日反省：哪些因素衝擊閱讀好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