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学者亚历山大·潘佐夫的《毛泽东传》中文版，先后在台湾和大陆出版，在海内外颇有影响。但其俄文版、英文版、中文繁体版、简体版，观点和文字不同。为此书，中国大陆历史学家杨奎松与潘佐夫高手过招，“潘杨之争”很有意义！

　　老高按：近三年前就听说有位俄国学者潘佐夫在大量查阅共产国际档案等浩瀚资料的基础上，写了一本颇有分量的《毛泽东传》，中文版先后在台湾和大陆出版。当时在纽约举行的一次中国研究院的研讨会上，有位学者举此书为例，比较了与张戎夫妇所写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和明镜出版社当时出版的《毛泽东周恩来44年权斗史》的异同和得失。后来我所认识的好几位学者，分别对我推荐说，潘佐夫此书史料翔实，值得一读。
　　不过两年多来忙其它事、读其它书，竟将此书忘到脑后了。直到最近，我以退休之身，主持了一场关于朝鲜战争的研讨会，筹备过程中，有位前来美国旅游的学者听我说起这个朝鲜战争的选题，聊天中对我提起：潘佐夫在《毛泽东传》中，对朝鲜战争的起因，提出过与其他史家不太相同的说法。她转述说，潘佐夫认为，斯大林出于担心毛泽东领导的中国迅猛崛起，会对苏联在红色阵营中的地位形成威胁，所以极力软硬兼施非把中国推进朝鲜战争的泥沼不可，斯大林要让中国与美国为首的西方拼个你死我活，两败俱伤，可以拖慢中国的发展速度。斯大林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在去世前反对中国当时跃跃欲试的农业合作化和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云云。
　　以上这是这位学者的转述。她手头也没有原书，全凭记忆。是否符合潘佐夫的原意，因我没有读过潘佐夫的书，无从置喙。写在这里，供识者辨析指正。后来在研讨会上，并没有人提起潘佐夫的这个观点。不过，这促使我动了念头，把阅读潘佐夫这本书提上议事日程。
　　但书还没弄到手，就读到中国历史学家杨奎松批评潘佐夫《毛泽东传》的长文、潘佐夫自我辩护的回应长文、以及杨奎松对潘回应的回应——也是长文！竟让我不伦不类地想起中国传统戏曲中所说的“潘杨之争”——那个虚构的“潘杨之争”，主人公是杨继业与潘仁美）。两位高手过招，确实精彩纷呈，也透露出大量有意义的史实和见解。所以尽管文章长，我也要下狠心分篇转载，与大家分享。
　　不过毕竟文章太长，所以我今天将杨奎松的批评文章注释删略，拦腰截断，分为上、下。今天只刊出前一半。


　　评潘佐夫的《毛泽东传》——兼谈潘书中若干史实错误（上）

　　杨奎松，《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3期，注释从略。

　　在展开讨论之前，不能不先做一点说明。潘佐夫的《毛泽东传》自2007年首版后，迄今已有了四五个版本，即2007年作者独立出版的俄文版为一卷本，书名为《毛泽东传》；2009年扩展为两卷，书名改为《毛泽东的故事》，两卷各有一个副标题；2012年与美国学者梁思文（Steven I.Levine）合作出版英文版，书名改为《毛泽东：真实的故事》；2015年又分别在台湾地区和大陆出版了繁体中文版和简体中文版。只是繁体中文本是从2012年英文版翻译过来的，简体中文本“是以作者在2009年进一步修改后的俄文本为准”的一个未发表的英文本翻译的。
　　对照繁、简本，可了解作者独立撰写出版的俄文本与作者和梁思文合作出版的英文本叙事内容大体相同，章数都是36章，但书名不同，一级目录不同，全书总字数、引文量及注释量，前者远多于后者。简体本没有收入英文版的“绪论”，大大压缩了“尾声”（改为“后记”），还删除了一些重要的叙事，正文总字数比繁体本仍多出十五六万字（汉字）。
　　另外，即使没有直接阅读过该书的俄文版，只要读过英文版的前言和尾声，对照简体本的序言和后记，读者也不难发现，俄文版与英文版在对传主的认知与评价上也有差别。这一差别的形成，很可能与英文版的合作者梁思文的参与以及西方读者的阅读需要有关。由于存在着上述明显的不同，我也就很难笼统地评论这本书，只能把对此书的讨论限制在大陆发行的简体本《毛泽东传》的范围内。当然，已经出版的英、俄本也好，繁、简本也好，它们的主要叙事和一些重要判断还是基本一致的，故在读不懂俄文本的情况下，涉及一些具体的译文、概念和表述的问题不易弄清时，我也会对照一下经过作者认可的英文版的文字，来求证问题所在。

　　1、利用俄档重写毛泽东传的重要性

　　一本人物传记写得好或不好，可以选取的评价角度很多。历史人物的传记如何写才算好，至少近代以来就有多种流派的尝试与争论，至今也是众口难调，纷说不一。从事历史研究的学人的评判标准相对比较简单，因为离不开学术标准。但即使从学术的角度来要求，也还是可以有高低两个标准：低标准是和前人的学术传记相比，高标准是和前人的学术研究相比。
　　不论人们对历史人物传记的写法存在着多少种不同的意见，相信今人绝大多数都会同意，一部好的传记的基础是真实。历史真实之不易重建，史料的缺失又最为关键。莎士比亚也好，屈原也好，后人之所以很难写出大家都公认的真实可靠的传记作品来，就是因为他们当年留下来的能够成为可靠史料的资料实在太少了。有关毛泽东的传记所以层出不穷，除了距今较近，感兴趣的读者多以外，一个重要原因也恰恰在于有关他的生平思想的文献史料留下来的很多，并且一直还在不断地被发现着。
　　保存毛泽东生平思想史料最多的地方，自然是中国大陆。这也是为什么迄今为止最具权威性的毛泽东传记性著述，还是要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集体编撰的《毛泽东传》（也包括《毛泽东年谱》）。这里所说的权威，指的是编撰者掌握、披露的史料、史实的完整可靠的比率而言。毕竟，有关毛泽东生平思想的各种史料，包括文献、回忆，以及其他各种声像、实物资料，唯有中国的中共中央档案馆保存最为充分；在中国又唯有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相关研究人员才有条件接触并利用到这些资料。纵使作为官方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其资料的取舍有很强的倾向性，但当今几乎所有其他撰写毛泽东生平思想史问题的作者，包括潘佐夫在内，仍旧不能不从中大量地转引史料或转述史实。
　　但是，中国大陆保存的有关毛泽东生平思想的档案史料，尤其是与毛泽东生平思想关系密切的党的历史文献，还是存在不少缺失。这当然和革命战争年代的意外散失与主动销毁有关。好在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就是前联共（布）领导下的共产国际下级支部之一，双方这种关系持续了20年之久，中共不仅有大批人员曾在苏联留学和工作，留下大量史料，而且中共中央还曾持续地将国内难以保存的众多档案文献送交莫斯科做备忘和保存。即使共产国际解散，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发生了重要改变，双方电讯及人员往来依旧非常密切，斯大林及联共（布）中央很长时间仍在中共中央派驻有代表，毛泽东及中共中央也还是一度定期向莫斯科汇报情况，更不必说新中国成立后双方高层间的频繁互访了。故直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两党两国关系完全破裂，莫斯科都保存有大量涉及双方关系，包括中共历史情况的档案文献。已知在今天俄国众多国家级档案馆中，像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国家档案馆、外交政策档案馆、军事历史档案馆、安全部档案馆，以及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等，都保存有很大数量的涉及中共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档案史料。仅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一个馆所藏数千卷档案中，约半数都是共产国际档案和中共历史档案。其中有关毛泽东个人的特别档，据称就有15个卷宗。由于这些资料长期不对外开放，包括20世纪90年代部分开放后限制亦多，故直到潘佐夫的《毛泽东传》出版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部毛泽东传记曾经系统地利用到俄国哪怕是一个档案馆的这类档案资料。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毛泽东传》，分1949年前和1949年后，先后出版于1993年和2003年。1993年出版的上半部完全没有用到俄国档案，2003年出版的下半部虽然有条件利用到俄国档案，但编撰者也只是在实在不能不用的时候，才间接转引了3条。因为这种情况，自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俄档部分开放以来，外国学者利用俄国档案来做毛泽东传，便成了一件炙手可热的事情。2005年，英国作家张戎夫妇出版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所强调的一个主要卖点，就是利用到“俄罗斯大批新解密的档案”。但因作者并非历史学者，辨识真伪能力不足，再加上自身主观色彩过于强烈，因此其书在发掘利用俄档方面并没有做出多少贡献。这也是为什么两年后潘佐夫推出俄文本《毛泽东传》时仍会公开声称：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抑或在俄国，由于俄国档案大部分至今仍未解密，部分近几年才解密，因此，包括张戎夫妇的新作在内，过去关于毛泽东生平思想的“所有说法都离真相很远”。他宣称，他的这本书的最大价值，“就是依据这些独特的档案资料而写成的”。（中文序，第4页）显然，潘书也正是因此获得了中外大批读者的期待。

　　2、潘佐夫《毛泽东传》的主要贡献

　　不过，能够说过去毛泽东生平思想研究的“所有说法都离真相很远”吗？可以肯定，这样的说法多少有点炒作的味道。如前所述，潘书中本身就在大量利用和转述包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内的中外各种人等编著的与毛有关的传记、年谱、文集等提供的史料和说法，如何能说过去所有说法都离真相很远呢？但注意一下作者对此话的具体解读，或可发现，他所指的所谓“所有说法”，其实主要只是如下两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按照作者的概括，一个是埃德加·斯诺的“说法”，一个是费正清等西方学者的“经典公式”。
　　所谓“斯诺的一个说法，即毛信奉‘苏联人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是说毛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一直是俄国式马克思主义者。所谓费正清等西方学者的“经典公式”，是说他们“鼓吹毛在与斯大林的关系上及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上的‘独立性’”，声称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毛及其中共就已经和莫斯科保持距离了。（中文序，第3—4页）
　　这样的概括说明可能并不十分准确。首先，斯诺真的与费正清等西方学者不同，相信毛信奉俄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列宁主义者或斯大林主义者吗？西方学者中把毛泽东看作俄国式马克思主义者，甚至认定为莫斯科傀儡的观点不是不存在，比如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政治家们几乎是这样评论和看待毛泽东与中共的，但这却和斯诺没有多少关系。只要多读一些美国人在中国抗战期间与中共交往的回忆或研究著述，就能发现，从抗战中前期美国军事观察员卡尔逊，以及罗斯福总统，到战争后期美国年轻外交官谢伟思、戴维斯，也包括费正清和战时不少访问过中共根据地的英美人士，他们当年大都相信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是不同于莫斯科的，而这种看法主要就源自于斯诺。
　　正是斯诺1937年、1938年在英美报刊上的一系列报道和书籍的出版，影响了他们对毛泽东和中共的看法。斯诺的这类观点不仅一直没有改变，而且越来越明晰和坚定。1949年4月，鉴于中国大陆国共易手在即，美国政府及舆论界普遍怀疑中共会成为苏联傀儡，与美国作对，斯诺为此还曾专门投稿给美国《星期六晚邮报》，发表了题为《中国会成为莫斯科的卫星国吗？》的长篇文章，明确反对这样的看法，认为新中国必定会成为一个“不跟着莫斯科的指挥棒转的大国”。这也就是说，斯诺的说法和被潘佐夫批评的第二种说法，即费正清等西方学者的所谓“经典公式”，其实并无太多区别。
　　其次，潘佐夫提到的，他认为只能根据俄国新解密档案并由他这本书来推翻的这两种传统“说法”的观点，也是可以讨论的。因为，无论在中国、苏联，还是在西方，对于这类“说法”或观点一直是有争论和研究的。不直接或大量运用俄国未解密或刚解密档案，人们也一样得出过和潘书相同或不同的看法或说法。
　　有关中苏两党关系，包括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问题的研究，美国学者开展得最早，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有论文和专著发表、出版。苏联学者在70年代，中国学者在80年代，也都开始着手研究，并有不少成果推出。
　　美国学者前期的研究，因为受到麦卡锡主义和冷战思维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也多半倾向于认定中共、包括毛，是莫斯科的傀儡；六七十年代以后，受中苏关系紧张及中美缓和等影响，美国学者的说法又较多地回到斯诺或费正清的所谓“经典公式”上来了，即认定毛泽东自革命战争年代就与莫斯科存在隔阂与分歧，此一情况最终影响到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中苏两党两国关系走向破裂。
　　受中苏关系变化的影响，苏联学者的研究也呈现出前后不一的情况。但前期的研究多侧重讲友好，利用回忆录较多，运用档案文献较少。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对毛的批判达到高峰时，虽陆续有一些档案文献的利用，但其强调的仍主要集中在说明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和作用的层面上。直接涉及毛泽东个人史实问题的研究，多采取以历史当事人如王明、李德、伏拉基米洛夫等人回忆或日记的形式来呈现。这其中虽然也有档案文献的运用，但此种形式以及书写者强烈的政治倾向性，极大地影响了这些回忆，包括其中资料选取的客观性和准确度。
　　中国大陆这方面的研究长期受到限制，直至改革开放，即20世纪80年代初才逐渐展开。由于最初的研究者多属传统党史学者，再加上当时仍深受中苏关系恶化的情况影响，故最初阶段的研究同样主观性较强。多数学者都尝试证明苏联学者的观点是错误的，与此前中共党史研究或毛泽东生平思想研究完全不提莫斯科的影响问题不同的仅仅在于，新的研究不否认中共革命曾经受到过莫斯科的影响，只是转而强调这种影响负面多而正面少。研究者当时更侧重于想要证明的是，如果不是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取得了领导地位，改行并坚持独立自主方针，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国革命在莫斯科的左右或指导下，只会延续以往的失败，绝无成功的可能。
　　中国学者的这一波研究的说法很快就在苏联引起了反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方面集中公布了一批足以体现莫斯科正确指导的档案资料，其中部分档案并可直接证明，1935年以后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仍旧受到并依照共产国际的指导调整变动。包括决定着中共统一战线政策转变的重大决策，也都离不开莫斯科的正确作用。这一情况不可避免地对中共党史学者此前的研究和说法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俄国档案一度大量开放，许多有关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档案文献得以编译出版，从而进一步带动了中国大陆方面的讨论研究。事实上，还在俄国档案大量披露之前，中国学者在斯大林、共产国际与毛泽东的关系问题，列宁、斯大林、共产国际与中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问题，苏联外交政策改变影响共产国际统战政策改变，进而影响中共统战政策改变的问题，也包括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中共苏维埃革命失败、西安事变、延安整风、战后国共内战、朝鲜战争，以及台海危机等许多重大事件背后苏联因素问题方面，都已经取得了更加合乎实际的新的历史研究成果，极大地改变了以往传统的说法，也包括国内外一些流行的说法。像潘书中突出强调的两大新说法，即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对毛泽东成为中共最高领袖具有重要作用，和毛泽东的许多思想主张，如新民主主义论等，都受到过莫斯科的直接影响等等，早在潘书俄文本出版10年前就有中国学者做过较深入的研究，并得出了相近的看法。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读一下潘书的注释，也不难有所了解。
　　由上可知，潘佐夫所著《毛泽东传》，包括其中提供的新说法，不是也不可能是仅靠其个人之力，在全面阅读和研究了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中相关档案所取得的成果。关于这一点，从作者几乎没有针对学界现有研究进展及其观点展开对话和讨论（对张戎夫妇著述的个别批评除外），只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亦可见一斑。
　　换言之，潘书的主要价值或贡献，理当是集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中、俄、美等诸多方面各种前期研究之大成，同时提供了一些自己独特的思考和研究心得，俄国档案的披露还在其次。
　　强调这一情况，未必就会贬低潘佐夫此书在毛泽东传记研究中所取得的进展。如前所述，历史人物传记即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也有两种评价标准。潘书在写法上没有与现有研究展开对话和讨论，但它毕竟将不少新发现或新开放的俄国档案，包括中外学者新发现的档案史料，较已有传记更全面、更系统地集中起来了。仅此一点，对现阶段大批关心毛泽东生平思想研究新成果的读者来说，它也还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传记。

　　3、关于潘书的“史料价值”问题

　　自潘书中文简体版出版以来，不止一次读到和听过人们称许此书的“史料价值”。可惜的是，简体本删去了可以展示潘书史料价值依据的“参考文献”，一般人仅从注释不大容易了解作者到底参考和利用了哪些俄国机密档案。
　　读英文本所附的“参考文献”，可知作者将所用史料分为第一手和第二手两类。第一手史料包括档案馆档案、私人档案、已出版档案、回忆录和报纸杂志。作者利用过的俄国档案馆只有两个，主要是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另一个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档案馆也有利用，但可忽略不计，因为作者只利用到一个全宗里的两个文件，即1953年来华做过半年多驻华大使的B.B.库兹涅佐夫的日记和周恩来在一次财经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对于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的档案，作者说明他至少查阅利用到9个全宗里大约25个卷宗（其中部分档案，如季米特洛夫日记和一些与毛及中共历史相关的文献资料已发表或出版）。根据作者提供的其他资料目录，可知书中利用最多的，还是各种已经在中国和俄国出版的文献资料或年谱传记资料。作者提到的私人收藏的资料，只有他本人与孟庆树、王凡西三种。
　　作者利用到的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中的机密档案，在潘书中得到披露的情况如何呢？中文简体本出版不久，共识网曾登出译者就繁简本及其对应的英俄文本各自删节情况所做的对照说明。他们特别强调，潘书的主要特色就在其“史料价值”。因此他们对英文本和繁体本删除了俄文本原有的众多机密俄档的做法，深表遗憾。他们并举出为潘书繁体本写过导读的丁学良的话来证明说，就连丁都发现，根据英文本翻译出版的繁体本中几乎完全看不到俄文本这个最核心的优势了。他们甚至说，与基于俄文本翻译的简体本相比，英文本和依据英文本翻译的繁体本的“学术价值大打折扣”。
　　这样的看法恐怕很值得讨论。在英文本中也有长引文，只是其选择性很强，数量有限，且不超过1页篇幅。除个别为了迎合西方读者胃口者外，这类引文都是因确信对读者阅读很重要才保留的。如一则出自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的档案，即1940年前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提交给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对中共领导人的政治评估的备忘录，因为事关莫斯科对毛泽东与王明，及其对两派干部的政治评价和任用建议，英文本用了长达1页的篇幅把主要内容都摘录了下来。同样引自该档案馆的长引文，还有一则王明1943年年初给季米特洛夫宣布承认毛泽东政治统帅地位的声明信，摘录原因也很明显。其他几件引文略长者都不是首度公开，也并非出自该馆。如斯大林1950年转交捷克总统说明苏联为什么听任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干涉朝鲜战争的信，和毛泽东关于中国暂时不能出兵的原因给斯大林的信等，因为对说明斯大林和毛泽东当时所取方针的原因有帮助，因而也保留了长引文的形式。除此之外，英文本明显地不重视披露史料的功用。
　　那么，英文本主要删去了俄文本中哪些在简体本译者看来足以显示潘书核心优势的机密档案呢？
　　非常感谢中文简体本译者做了一个很详尽的对照列表。从这一对照表可以看出，英文本及繁体本主要删除了两部分材料：一是“很可能是此书第一次披露的涉及档案史料的内容”；二是“未必是档案史料，也不是潘版毛传第一次披露，但普通读者和非相关专业的学者知之甚少”的材料。这意味着，最能体现俄文本核心优势及其“史料价值”的，主要是前一部分。
　　那么，这一部分被英文编者删去了多少件机密档案史料呢？15件！这15件中有2件不是潘书首次披露，另有4件与毛生平思想无直接关系。真正属于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藏档并直接与毛生平思想史有关的，主要是：（1）1938年贺子珍在莫斯科为毛泽东代填的简历；（2）1939年毛泽民在莫斯科为毛泽东代填的调查表；（3）担任中共领导人保健医生的苏联专家就毛泽东的健康和生活在1949年给斯大林写的报告；（4）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期间克里姆林宫御医对毛泽东的体检记录即病历；（5）一位在中南海工作的苏联医生1950年撰写的关于毛泽东生活和健康的两份报告；（6）1949年江青在苏联养病期间陪伴和监视她的苏联女特务给上司写的汇报；（7）在莫斯科时毛泽民对康生的否定性评价；（8）1958年赫鲁晓夫访华期间其随员记录的毛赫二人关于核战争的争论。
　　在上述8项删除中，（6）（7）（8）三项内容较简，引文仅几句话而已。第（1）—（5）即简历、病历报告等因首次披露，作者似较为看重，故全文照录，每份都在数页以上，合计近20页之多。唯在我看来，将这些内容冗长，烦琐细碎，不少家长里短，有些还充满医学名词的简历、病历及报告置于正文中，作者又没有具体分析解读，提示文献要点、特点，对读者阅读理解帮助何在，其实是成问题的。这类文献资料不是不重要，对研究者或有帮助，但放在正文中大可不必，作为附录置于书后，或许才比较妥当。
　　我在此所以要讨论潘书的“史料价值”问题，实在是因为过分强调潘书在发掘、发现、披露俄国机密档案问题上的作用，会造成误导。从前面提到的俄国档案馆保存的与中共历史，包括涉及毛的生平思想史的档案情况可知，俄国保存有这类史料的档案馆至少有七八家之多，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并不是最重要的一家。凡研究中共史或中苏关系史的学者都知道，自苏联解体以来，涉及毛泽东生平思想历史最具重要性的一些机密档案的披露，大都不是源自于主要保管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情报局与各国党关系档案的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比如1947—1953年间毛泽东与斯大林的通电，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华与毛泽东等人谈话后的系统报告，斯大林几度对毛泽东与中共中央询问的答复意见，以及刘少奇、毛泽东、周恩来等访苏谈判的各种记录，朝鲜战争前后中、苏、朝三方领导人协商交涉情况的记录与电报，还包括从1948年至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两党领导人频繁会面谈话的记录，等等，基本上都是由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和俄罗斯联邦外交部政策档案馆这两家档案馆提供给学者阅览并同意刊布的。该两馆中毫无疑问还有许多重要档案尚未被发现和利用过，而其他像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军事历史档案馆、内务部档案馆、经济档案馆等一众同样藏有和中共历史有关的史料的档案馆，迄今为止甚至还极少得到利用。面对还有大量俄国档案史料没有发掘利用的情况，如果我们以为主要只利用了（且只是部分利用了）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一家史料的潘书，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利用俄国机密档案研究毛生平思想的问题，就大错特错了。

　　为什么说潘书在发掘、利用和披露俄国重要机密档案方面还差得很远呢？潘书虽然说明至少利用到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大约25个卷宗的档案资料，但全书2000多条引文注释，直接引自该馆者仅120条左右。即使加上书中注明引自季塔连科主编，已经出版并广为学者利用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档案》的70余条同样出自该档案馆的史料，都还比不上作者书中引用施拉姆主编的英文“毛泽东集”（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的条目多。
　　而且，这120余条注释引文，不少还是重复引自同一文献的。如引自萧三关于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回忆文章（大陆早已出版），就有十五六次之多。还有不少虽注明引自该档案馆藏档，实际上早经前人发表或早有人利用过了。如马林1922年7月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季诺维也夫1922年年初在远东大会上的报告，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1924年给维经斯基的信，斯大林1925年5月在东方大学的讲演，以及1926年关于国民党要求加入共产国际的资料等。真正首次为作者所利用或由作者首度披露于此书中者（有些未注明出处），数量十分有限。直接与毛泽东有关者，除了被英文本编者删去的几件外，更值得重视的是20世纪30年代前中期共产国际就毛泽东问题与中共中央之间的数封来往电报，1937年11月11日季米特洛夫日记摘录的斯大林谈话和前文提到的1940年前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备忘录等。但这些资料除备忘录外，若干年前都已经陆续刊布并译成中文了。
　　由此或不难了解，过于强调潘书的特色或价值在于作者大量发掘、利用和披露了俄国机密档案，很可能会令熟悉毛生平思想史的读者失望。在这一点上，笔者更倾向于认为潘书英文本的做法是适当的。因为，压缩世人熟知的内容并删除大量冗长的档案引文，只会使潘书的特色和贡献展现得更清楚。这样做不仅不会降低潘书的学术价值，反而有助于提升其质量，突出其在研究视角与历史解读上的特色所在。

　　4、潘书所用俄国档案的局限

　　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藏档，对研究毛泽东生平思想的局限，在潘书中反映得很明显。如全书36章，就有将近1/3的内容作者无法从该馆的藏档中得到帮助。这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影响到作者在此书中论证和贯彻自己对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新说法”的效力。在缺乏新史料的情况下，作者只能大量转引转述前人用过的史料和史实，这不仅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在完整形成自己的“新说法”时还不免会捉襟露肘，甚至不易自圆其说。
　　如该书前两篇，总计8章，将近13万字的篇幅，讲述的是1893年到1924年毛泽东31岁以前的生平经历。对于这段时间毛的生平思想，俄国几乎没有哪个档案馆保存有很值得重视的史料，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也是一样。因此，在这8章里面，我们看不到任何一条有用的俄国档案。查这8章共有注释430条，除了20余条名词解释性质的注释外，数量最多的引文出处是中国大陆的出版物，尤其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机构和毛亲属编著的毛传记、年谱、文稿、文集、族谱和回忆录之类。其余征引最多的，就是多数读者已熟知的斯诺早年的各种访谈报道文字、施拉姆选编英文版毛泽东集，包括菲力浦·肖特那本并不很可靠的《毛泽东传》。这8章唯一直接引自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的注释，只有16条，15条是出自前面提及的在中国早已出版的萧三的回忆录，1条新史料即后面会全文照录的毛泽民1939年12月底在莫斯科替毛填写的调查表。不过其内容也只是说毛的母亲非常勤劳而已，同样的内容在斯诺整理的毛泽东自传以及其他中文史料中很容易找到，并无必要做此注释。可以想见，对于多数读过其他毛传，对毛这段家事和经历多有了解的读者来说，再读这8章13万字并无“新说法”的文字，不免会有些乏味。
　　相比之下，潘书第七、八两篇八章，讲述从1950年朝鲜战争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毛的生平思想，同样没能从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利用到有用的档案，却因为有作者的“新说法”，就写得风生水起，能给人较深印象。当然，由于作者只能借助于前人研究已经反复利用过的个别史料，并无新史料支撑，其“新说法”有时也不免会让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看得瞠目结舌，有些难以接受。
　　受文章篇幅所限，这里仅略举其第七篇第一章几例，以证此所说之不虚。
　　这一章主要讲的是1950年到1953年朝鲜战争期间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关系状况。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外学界从俄国联邦总统档案馆和俄国联邦外交政策档案馆发掘了大量档案文献，对战争爆发原因、经过及过程，早就有了较为一致的了解和判断。多数研究者都相信，以往西方关于朝鲜战争的发动是苏联的战争计划的说法是不准确的，这一“进攻的策动者不是莫斯科而是平壤”。潘书作者实际上是反其道而行之，基本认为过去的说法没错，朝鲜战争从发动到进行，始终都在斯大林的计划与密谋之中。但是，这一并不新的“新说法”有哪些可靠的文献依据呢？
　　书中着重介绍了1950年3月底金日成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密谈统一朝鲜的军事计划，以及5月来华向毛泽东通报与斯大林商谈结果的情况经过。作者利用的资料，一是来自于俄国学者托尔库诺夫的著作，一是来自于美国学者威瑟斯比的著述。两学者基本上都认为这一军事密谋很大程度上与金日成坚持不懈的努力分不开，斯大林和毛泽东相反都较为被动。潘书则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斯大林的精心设计。斯大林想要通过让中美发生冲突来削弱美国，说这原本就是斯大林“扩张苏联霸权的一个手段”，甚至说斯大林“准备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第577、585页）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明显不熟悉冷战史学界在这方面已经取得的研究进展，甚至不知道朝鲜在1949年春和1950年春实际上有过两度分别与苏、中两党就此商谈的情况。在他的叙述与论证中，1949年春和1950年春三方两度商谈交涉的资料竟被混为了一谈。作者把1949年春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赴华密访，当成了1950年春金日成访苏以后的事情；把1949年春毛泽东对金一讲的话，当成了斯大林1950年春对金日成讲的话；把1949年朝鲜几度提出的希望得到人民解放军三个朝鲜族师（1950年年初已大部交给朝鲜）这件事，当成了金日成1950年春访苏后才派金一去向毛提出的，等等。这一连串史料的误植和误读，首先就动摇了其“新说法”的可信度。
　　潘书接着谈到了1950年10月1日斯大林要求毛泽东出兵后发生的波折，按照作者此前对斯大林与毛泽东关系性质的理解，中国出兵早就在斯大林的计划之中，依照中国官方20世纪90年代初公布的毛1950年10月2日决心出兵的电报，这一说法很容易成立。不巧的是，90年代中期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发现了10月2日另一封同样由毛签署的拒绝出兵的电报。这就给研究者造成了麻烦。坦率地说，对于这两封内容完全不同的电报的由来，中外学者已经形成了共识。但作者却别具一格地提出了一种新说法。
　　作者写道，在出兵问题上毛本来一直信誓旦旦，但真的到了苏、朝都要求中国出兵的“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突然退缩了”。原因是“10月1日和2日，毛同他的亲密同事们讨论了朝鲜局势”。“在权衡了所有的赞成出兵和反对出兵的意见之后，他意识到，自己低估了美国人。中国还没有做好与美国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的准备。”据此，毛只好通过罗申大使给斯大林去电，借中共中央之口，说我们决定“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不出兵”。但是，出于对斯大林的畏惧，“就在当天，他又向‘伟大导师’写了一封完全不同的电报”，表示准备派兵去朝鲜。作者的解释是，因为毛泽东知道，“同斯大林争论当然是危险的”。既然如此，毛又为什么会违拗斯大林的想法，发去一封不同意出兵的电报呢？作者的解释是，“他决定，还是先‘探一探’斯大林的口风再说，谁敢说斯大林就一定不会接受他（不出兵）的意见呢”？（第583—585页）
　　无须说，这样一种解读既不合常理，也不合逻辑。在这里，作者至少是有意无意地弄错了，或没有弄明白这两封电报稿形成的时间顺序。
　　实际情况是，10月1日夜，毛收到斯大林请求中国出兵的电报后，即与另外三位书记处书记进行了紧急磋商，基本取得一致后，便于2日凌晨起草了决心出兵的电报稿。第二天白天，政治局会议上与会者否定了毛的出兵主张，会后毛只好通过罗申大使向斯大林转达了中共中央的初步决定，压下了原来的电报稿。但毛并未放弃出兵的意见，因而将在外地的彭德怀等重要军事领导人召来北京，于4日、5日又接连开会讨论，最终促使中共中央改变了2日会议的决定。
　　同样，接下来谈到毛泽东在出兵朝鲜之后的态度变化时，作者也明显缺乏对已有的关于战争过程中毛泽东、斯大林、金日成复杂关系的研究成果的深入阅读。在他看来，一切照旧都在斯大林个人意志的支配下。他写道，出兵之初，考虑到与现代化美军作战的困难，中方请求斯大林提供空中掩护，遭到了斯大林的拒绝，“毛仍然无力与斯大林对抗”，只得勉强派部队入朝作战。出兵后，中国军队很快推进到了三八线一带，说毛这才开始有了将战争“拖延下去”的信心。想不到不久战况就陷入僵局，斯大林却不给中国人提供重大援助，上百万中国军人每天都在流血牺牲，“毛终于不得不开始考虑把他们撤出朝鲜的问题了”。“从1951年春季开始，他就不停地向斯大林灌输这一想法”。但毛的话讲得再委婉，斯大林也不接受，因为斯大林“仍然需要这场战争”，结果是毛泽东和金日成花了两年时间都没有能够说服斯大林同意停战。直至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周恩来受命到莫斯科参加葬礼，才得以向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转达了中国政府关于加速停战谈判的迫切要求”，并得到了苏联领导人的同意。（第587—590页）
　　在这里，作者明显不了解朝鲜战争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史实。
　　首先，斯大林并没有拒绝为中国军队提供空中掩护，他只是相信时间上要延迟一两个月。中国军队出兵后不久，苏联空军实际上就已经进入中国东北，之后并跟进到朝鲜境内，为中国军队在提供空中掩护了。
　　其次，中国军队推进到三八线一带时，中、苏、朝三方根本不存在想要将战争“拖延下去”的想法或计划。除了前线指挥官彭德怀希望暂时停下来休整外，三方政治领导人都坚持要立即突破三八线，并争取把美国人赶下海去。
　　再次，正是由于打过三八线后的战役失利，带来了一个导致中国方面两年多难以与美国通过谈判实现停战的麻烦问题，即美国拒绝无条件遣返2.1万名志愿军战俘。因此，毛泽东这期间没有也不可能有“撤出朝鲜”的考虑。不仅如此，为了迫使美国遣返中国战俘，毛显然想要和美国较量下去。因此在和与战的问题上，反而是中、朝之间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能形成一致的意见，斯大林却支持了毛。说毛泽东想和，斯大林想战，中、朝不得不在斯大林的压力下勉强继续作战，显然不准确。

　　5、“新民主主义”是斯大林的阴谋？

　　写政治历史人物传记很容易观念先行，黑白分明，好就一切都好，坏就一切都坏。作为现当代争议最大的政治历史人物之一，毛的传记作品在这方面自然也呈两极化倾向。然而，作为苏联培养出来的研究者，作者对毛的评价看上去显得要客观不少。至少，对革命年代的毛泽东，作者多半都抱持着一种比较理解的态度。比如反复说明毛在中国农民问题上所做的种种努力，声称1925年春毛就认定“只有依靠无数不幸的农民，革命才能成功。”（第199页）说“他从来没有背叛过自己追求普遍平等的理想！”（第271页）尽管，作者也注意到毛那些军事共产主义性质，或曰极端平均主义的社会正义蓝图，本质上是反农民的；注意到“斗争目标和斗争本身的浪漫主义色彩迷住了他的双眼，强大的意志力推动着他去克服一切障碍”。（第289、291—292页）但他认为毛最大的特长，就是“有对事实进行理论归纳的能力，明快、清晰而巧妙地把自己的思想表述为一个概念体系的能力，及作为一个宣传家的才能。”（第226页）肯定毛能够实事求是，“每到一地首先是认真调研当地的情况”，因此能够调适自己的观点。（第328页）作者甚至认为，在许多情况下，“毛差不多是唯一的一位能够对形势做出非常清醒的评估的中共主要领导人。这一评估是他对共产党夺取政权所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第259页）
　　当然，同许多俄国学者一样，作者在致力于分析说明1949年以前毛成功的原因的同时，也会特别看重来自莫斯科的作用和影响。在作者看来，他的“新说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种种史料印证了毛泽东的思想与斯大林主义之间存在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其评价是：“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其中包括毛，在意识形态、组织和政治上几乎完全依赖莫斯科。”（第637页）毛泽东尤其“是斯大林的忠实信徒”。（第616页）如果说有毛主义，“也只不过是斯大林主义的中国变种，换句话说，是中国的民族共产主义。”即使毛强调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与斯大林的策略路线也是一致的（第495页）；哪怕中共建立政权后中国全面走向毛泽东化，也并不改其斯大林主义的特质。因为，“作为一种政治和经济的权力体系，斯大林主义一如既往地影响着中国”。（第660页）
　　在一部传记作品中做出类似的评判是容易的，但从历史研究的角度，任何一种结论性的评说，都需要一连串建立在可靠史料基础上的史实的支撑。在这方面潘书做得显然还很不够。以潘书着力论证的一个说法，即毛的新民主主义说实际上是来自于斯大林，并且反映了斯大林的一个阴谋为例，我们不妨做一点概要性的讨论与辨析。
　　作者认定毛的新民主主义说源自于斯大林，主要是基于他对1937年11月11日斯大林在莫斯科与中共代表的谈话记录的理解。因为简体中文本译者对作者这段文字表述有个别关键词句译得不准确，故笔者参照2012年版英文本，结合简体中文本的文字，试提供新的译文如下：
　　斯大林着重强调了以下问题：“中国共产党目前的基本任务是投身到全民族的洪流中去并取得领导地位。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战争，不是土地革命、没收土地……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不适宜进行理论的讨论，把理论问题往后放放，留到战后去吧。和过去比，现在不是谈论中国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好时机（毕竟，资本主义正在中国发展着！）。”换言之，斯大林要求中共制定一条新的政治路线，直到抗日战争胜利都不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第466—467页）
　　斯大林在莫斯科的这段谈话，毛自然不可能听到，作者虽无史料依据，但合理推测“中共代表团成员有义务向中央委员会和毛本人转达这一指示”（第468页），且猜想“1937年年底至1938年年初，他似乎掌握了1937年11月11日这位克里姆林宫独裁者在对中共领导人谈话中表述的，这一斯大林式统一战线政策的真髓”。（第476页）
　　这一“真髓”是什么呢？作者还是在没有史料依据的情况下做了大胆的推断和概括。称：
斯大林对共产党的要求是……大力宣传这个国家在战后所应选择的新的发展道路，即温和的民主道路，以此来取代并不为多数人民所支持的左翼的激进道路（即“非资本主义道路，或者更准确地说，社会主义道路”）……换句话说，需要用战后中国将不可避免地经历一个完整的民主发展阶段的思想来取代不间断地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理论。这一策略能够把诸中间阶级的代表们吸引到共产党这一边，进而帮助共产党大大扩充其群众基础，因为中间阶级反对任何专政，不管是共产党的专政还是国民党的专政。（第476页）
　　对照前引斯大林的说法不难发现，作者的这一概括与斯大林的说法存在着很大的出入。斯大林说的是：“直到抗日战争胜利都不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作者却偷换成了战后中国也应排除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激进选择，而走“温和的民主道路”。
　　至于斯大林为什么主张战后中国也应该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作者的解释是，“斯大林的策略一直是建立在欺骗的基础上的，这一次也不例外”。这一政策其实“是一个精心掩饰了的战术手段，其目标不仅在于团结全中国的所有力量抵抗日本侵略，还在于为抗日战争结束后共产党夺取中国政权奠定基础”。（第476页）
　　问题是，如果采取温和政策的目的“在于为抗日战争结束后共产党夺取中国政权奠定基础”，那么，说战后中国也应排除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激进选择又是为了什么呢？如果经过抗战，中共取得了领导权，随后顺利地战胜了国民党，取得了政权，也要走“温和的民主道路”吗？
　　作者相信这就是斯大林的想法：中国不应急于走社会主义的或曰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原因是，按他的推断，斯大林的目的有二：一是争取“中立美国，使华盛顿及其盟友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民主主义方案的字面意义信以为真，支持中共！那样一来，中共就将能够把蒋介石及其支持者逐渐地‘挤出’权力部门，然后通过争取国民党左派和自由主义者，最终夺取政权。”（第519页）二是“身为俄罗斯民族的共产主义者，他十有八九会为一个新的、强大的共产主义权力中心在未来的崛起而担忧。遵循苏联模式并通过专政手段迅速完成经济现代化的共产主义中国可能会对他在共产主义世界的霸权构成威胁，如能设法把毛的抱负限制在‘民主’的目标上，斯大林就有可能使毛作茧自缚，并使中共的策略路线服从于他本人的政治行动路线”。（第536页）
　　不论这一大胆想象是否合理，作者的结论显而易见，即毛泽东利用1937年11月斯大林的指示，于1940年年初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说，不过是在贯彻落实斯大林的夺权计划。用作者的话来说，“他做的这些工作原则上并没有什么新意。他的新政策完全符合斯大林的地缘政治战略”。（第500、502页）在作者看来，一心想要把中国引上“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毛泽东，从抗战开始就对建立在统一战线政策基础上的这类方针不感兴趣。（第536页）因为“毛泽东比斯大林更激进”。他清楚地知道，新民主主义不过是一种暂时的斗争手段。因此，抗战一结束，毛就打算要抛弃新民主主义这个概念了。到1949年春天之前他之所以还“在正式表述中一直沿用这个提法，是为了避免触怒莫斯科的那位领袖”。（第536页）一旦“伪装成新民主主义者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军事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不管斯大林喜欢不喜欢，他就改提“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这个概念实际上就从毛的讲话和文章中消失了”。（第543页）

　　历史史料和史实是否能够印证作者的这样一种判断呢？恐怕很难。
　　简而言之，第一，斯大林1937年11月11日谈话涉及中国发展道路问题的核心内容，其实就是一句话：抗战期间不要搞也不要去讲过去苏维埃那一套，一切等战争结束再说。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在1940年前正是按照斯大林这一指示精神做的，这也是为什么从1937年战争爆发到1939年年底，毛及中共始终主张与国民党“共同建国”——建立“不是苏维埃，也不是社会主义”的“三民主义共和国”。
　　第二，毛的新民主主义说不同于斯大林要求的关键之处，在于斯大林坚持抗战期间一致对外，战争结束再来解决国共两党“怎么打的问题”。（第467页）毛从1940年起就认定，抗战中就要准备与蒋介石分庭抗礼，要努力争取创建一个区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由共产党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第三，1949年毛并没有因为提出“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概念，就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的提法、政策和方针。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公报都明确肯定，胜利后的中国将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在6月30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时，他同样解释称：“人民民主主义”就是“新民主主义。”据此，由中共中央负责起草，并经全国政协会议一致通过的《共同纲领》，更是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义的国家。”
　　因此，说新民主主义论只是抗战中毛贯彻斯大林夺权阴谋过程中创造的一种宣传策略，恐怕未必准确。实际上，潘书对诸多这类涉及毛泽东、斯大林、季米特洛夫，或共产国际领导机构政策、主张、态度、说法频繁变动的历史现象，不少都存在着解读、说明过于简单、武断，用力过猛，甚至明显靠猜的情况。限于篇幅，这里不做进一步的展开。（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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