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千上万平民生命有危险，政府知道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有能力有办法解救而刻意不救。这是什么政府？领导人要负什么责任？这样的政府行为今天人们能接受吗？如果数十年前这样的行为今天不被批判而是被歌颂，是不是默许同样行为再发生？


　　老高按：前几年读到网上不胫而走的于光远大女儿于小红的回忆《白花丁香树》，昨天又重读于光远另一个女儿于小康的文章《孙历生和害死她的董光苔》。这篇文章早在2013年由爱思想网发表，但当时我读到没有太注意，是最近与好几位熟悉于光远的老学者交谈，得知于的家庭变故的原委和身后留下的若干疑点，再读此文，不免感叹，感到也有必要让更多读者了解。
　　孙历生（1934—1968），就是于光远的前妻。1951年，17岁、尚是中学生的孙历生结识中共中央宣传部高级干部于光远，不久后与于结婚。在反右中，孙在党校以“批评党领导”等原因被定为“右派”，开除党籍，辗转南苑数个劳改农场。于光远虽受到组织压力，但继续与孙保持夫妻关系。1958年秋冬，孙历生和于光远离婚，1959年1月产下三女。孙历生1960初再婚，年底又生一女儿。
　　文革中孙历生惨遭折磨，1968年文革“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关在女三中校内。家属被告知：孙历生7月12日自杀身亡，但死因遭到各种质疑。
　　董光苔是什么人？她的父亲是红军第一方面军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当时红一军团总指挥是林彪，红三军团总指挥是彭德怀），后为红五军军长。经历过多次血战。在西路军打通河西走廊时，血战高台、寡不敌众而阵亡。马家军将他的头颅割下来，挂在高台县城东城楼上示众。他的死，后来中共党史工作者在研究中列出四种说法：一、中弹后跌下城墙牺牲；二、中弹后跳下城墙或突围中带伤双枪射击敌人时用最后一颗子弹自杀殉职；三、负重伤后让警卫帮他结束自己的生命；四、被敌人杀害。一般认为，第一种可能性最大。
　　董振堂死后，毛泽东、徐向前、邓小平、叶剑英等领导人用各种方式表示悼念，塑像树碑，建立陵园、纪念堂和纪念亭。1958年，周恩来指示，把董振堂的遗孀贾明玉接到北京，在北京展览馆路分给两套住房给她和女儿董光苔。
　　董振堂与国民党、马家军殊死拼杀流尽最后一滴血，但他的“红二代”女儿董光苔，虽然在1966年“红八月”时也受到冲击，却又扮演了迫害他人致死的角色，怎能不令人深思、再思、三思！


　　孙历生和害死她的董光苔

　　于小康，民间历史，转自《新三届》、爱思想网

　　孙历生

　　（一）孙历生的悲剧始于她14岁

　　小时候我曾抱怨妈妈孙历生乱说话成了右派。姐姐小红在《白花丁香树》里回忆妈妈，记得爸爸于光远后悔让妈妈去党校。而我责怪爸爸1957年时流连东欧不回来保护妈妈。这些说法看法，其实都是童稚之言，不得要领。
　　孙历生是个热情的北平进步学生，14岁加入共产党，也许对北京和平解放有微不足道的贡献，说不上功绩。那时北京市民心向共产党的很多，连我毫无政治倾向的姥姥、姥爷都曾为被警察追捕的进步学生开过门打掩护。
　　像孙历生这样的进步知识分子，她和党的短短缘分，是她在反右和文革中的遭遇的根源。因为毛泽东对地下党员在建国后的既定方针是：“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如果你是被逐步淘汰的对象，反右时人在不在党校，说什么不说什么话，丈夫在不在身边，有什么大关系？而文革说到底，是“人民的幸福”来源于专政对象的痛苦。没有专政对象还得造出几个来，何况有过记录的右派，既使是错划的。
　　为什么他们要被淘汰？我没研究过党史，不会解释毛泽东的宏图大略。我只知道母亲孙历生所以是进步学生，是因为她有文化会独立思考，勇敢直率，向往自由。也许这些特性恰恰是她注定要被淘汰的原因。

　　（二）董光苔害死孙历生

　　孙历生的死，直接的责任人是董光苔。1967年初解放军“支左”部队由马营长领导进驻北京女三中，“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是原女三中副书记董光苔。董光苔领导的女三中，继续了该校从红八月开始的整人打人的恶行，使女三中最终成了北京学校里的文革重灾区。
　　在母亲非正常死亡的文革中期，女三中还逼死了另一个女老师方婷之，逼疯了一个男老师盛荃生。董光苔迫害了大批教职员，有名的故事是体育教员孙瑞英被她打成“反革命”，仅仅因为她做针线活时把针插在毛主席像外的白纸边上。董也要间接地为一些老师家属的死亡负责。这样的人在文革后一直没失去权力，在清理“三种人”时安然无恙。只是由于她在女三中民怨太大，被调换了个地方后继续做领导。
　　董光苔已经死了。董光苔对我母亲之死的个人责任是不难推定的，即使不提及母亲有被“他杀”的巨大嫌疑。完全可以归责到董光苔的有非法关押、诬陷、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甚至有人见证说孙历生当时解下来时尚有气息而董不许救治。可惜因为我们没有及时收集控告董光苔的人证物证，追诉期过了。即使中国以后放宽对“反人类”罪行的追诉期，我们手里有再多证据也不能把董光苔拉进法庭当堂对质令她伏法了。
　　董光苔以“文革受害者”自居，以“红八月”受过迫害为由拒绝承认她害人的事实。在我看来，受过迫害并不能洗白一个人践踏他人生命的罪过；害过人，也不能成为被别人摧残凌辱的借口。这是一种“两不互相否定”吧。文革中发生的残酷迫害事件，只能一个事件一个事件地分析。在法律的基准上，聚焦在被害人的基本人权被侵犯，聚焦在害人者反人类的行为。不要东拉西扯，混淆是非。
　　从反右到文革之前，妈妈的生活是痛苦的。即便不再被劳改，她也天天受精神折磨，写不完的检查交待不完的错误。那些直接间接明里暗里迫害她的人，在文革中也自己受到迫害。即使对这些人，我依然为他们悲惨的下场万分悲哀。无论如何，文明社会应该有一个“不能无法无天地践踏人的基本权利”的底线。

　　（三）董光苔是特权时代的产物

　　董光苔害人时已年过35岁，不是头脑冲昏的未成年人。和那时大多数中学老师校长不同，她不是普通家庭出来的知识青年，而有幸是她那个年龄段不多见的红二代，顶有烈士子女的光环。她的青少年经历据说很坎坷，曾在困窘中度过一段时间。1958年，周恩来安排她母亲来京和她团聚，确认了她母亲是董振堂遗孀，给了她们住房。董在文革前已经是校长沙坪之下的女三中第二领导。
　　在文革中，董光苔得到了平民百姓没有的“可以活命”的私授特权。这个党和领袖特别开恩赐予她的特权，后来演变成她对别人生杀予夺的实际权力。她无节制地滥用她的权力向平民施虐，对施恩于她的权势表示忠诚，把一个小小的女三中搞成了人间地狱。她的烈士子女光环也使得她逃脱了文革后被追究手上平民鲜血的罪责。
　　孙历生不是董光苔唯一加害的人，但她和孙历生的恩怨反映了她的人品。女三中老教师们记得，母亲早年对董光苔多方照料，董受到孙历生的恩惠，举止就像她的跟班。母亲怀姐姐和我时，上下台阶董光苔都会主动地搀扶她。可是，1958年她们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母亲变成了“右派”，而董光苔的烈士子女身份却得到了确认。
　　董光苔的身份改变以后，不仅仇视孙历生，也仇视其他知道她根底的老师。这种怨恨来源于一点：这些人知道她没有发达之前的窘态，因此他们都罪该万死。董光苔这样的人品在任何时代都不会是好人，而文革把对权力的所有制约取消，董光苔毫无顾忌地整人报复，给她治下的教师学生带来了梦魇。
　　我不放过董光苔，不接受她也有被迫害过因而是受害者可以不担责的开脱，不接受“人性本恶从来如此”的是非不分解释，不接受要受害人和施害者共同承担责任的胡言。董光苔害死孙历生有罪。给她无制约的权力来害人的权威有罪。

　　（四）我逃脱了董光苔的魔掌

　　一个月前，我给北京市第77中学写了封感谢信，原因也和董光苔有关。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在北京景山学校四年级，那时才10岁。1967年底“复课闹革命”时，我应该上初中。因为父亲于光远被整，我没有回景山学校。女三中离姥姥家最近，也是孙家女儿们一向去的中学。按道理，我应该在那里上初一。那么，我就会在女三中里亲眼看着母亲被斗争批判罚跪关押毒打。在董光苔的控制下，我很难想象我的遭遇是什么。幸运的是，有人帮助我去了离家很远的77中学而不是女三中。
　　我至今不知道我是如何逃脱董光苔的魔掌的。我写信给77中学，也是想揭开这个谜，找到当年救了我的人。

　　孙历生的三个女儿。

　　（五）毛主席下旨，董光苔放生

　　在腥风血雨的红八月里，母亲孙历生和董光苔有短短时间共同被关在牛棚。和母亲这种庶民右派不同，董光苔有着特别的机遇。故事的很多细节是董光苔自己告诉文革研究者王友琴教授，后来被其他女三中老师们证实。我是小时候听我姥姥讲的，而她是从我妈妈处听说的。甚至有董光苔的远房亲戚发贴说过此事。细节虽有出入，故事梗概一样：
　　在红八月里，董光苔和女三中十几个教职员一起被关押在学校多日。沙坪校长被打死以后，董光苔的母亲，烈士董振堂的遗孀贾玉明给毛主席写了信，通过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关系，把信递了上去。由于这种特殊途径，毛泽东收到了信，并作了批示。批示是总政治部来人向女三中红卫兵开会传达的。董光苔因此从劳改队释放，并且很快被三结合了。
　　一个细节我没有搞清楚：放生董光苔具体是在红八月的哪一天。贾玉明找毛主席是在沙坪8月20日被打死之后。董家亲戚另外说是在董被关押在校七天之后。为什么我在意一个日期？因为我想知道在董光苔被放生之后，还有多少北京学校的教职员伤残死去。因为政府对这些人的死伤有无法脱逃责任，受害人和亲属有权要求政府赔偿。
　　董光苔的故事说明了三件事：第一，最高权力在那时知道有一批学校教职员在红卫兵手里，生命危在旦夕。第二，那时并不存在红卫兵“失控”的现象：解放军来个人开个会，人就放了。第三，放生董光苔，不放生其他人。不是不能救，是不想救。
　　想一想：成千上万的平民生命有危险，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是政府知道的，有能力有办法解救而刻意不救。这样的政府是什么政府？政府领导人要负什么样的责任？这样的政府行为今天的人们能接受吗？如果47年前这样的行为今天不被批判而是被歌颂，是不是默许同样的行为再发生？

　　（六）向前看

　　虽然董光苔已死，我对清查没有水落石出的文革冤案和追究文革时的个人责任的态度并没有变。如果这仅仅是一家一户的恩怨，我可以放下。放不下是因为我认为反右和文革的谎言不被揭穿，可怕的根依然活着，不知道哪天又会发出邪恶的幼芽。反思反右和文革，就是为了往前走向前看，这是造福后代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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