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哲说：我佩服陈云，他是毛后共产党内最有深远眼光的一位；也佩服阎淮书中所写陈云长公子陈元，最能克绍乃父箕裘：“统治阶级要有统治意识”。自文革至改开，父子从不为任何“政治正确”价值观批评所动，始终扣紧“统治阶级利益”这个主链


　　老高按：去年明镜集团出书不多，我作为责任编辑，电子书编了若干，多是共和国档案史料；但印刷纸本书，我只编了两本：一本，是前中组部干部阎淮的《进出中组部：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另一本，是中共创始人之一陈潭秋的儿子陈楚三的《人间重晚晴：一个所谓“红二代”的人生轨迹》。

　　说来也巧，两本书都是从出生迄今的回忆录，两位作者都年过古稀，都是清华校友，都在十年动乱中积极参加运动，都是清华文革中的风云人物（一个是保守派，一个是温和造反派），两位作者都是“红二代”，还都在书名上反映出来（只不过在“红二代”这个词上，一个加了引号，并用“所谓”这个词来表示否定；另一个虽然没有加引号，但强调的是“理想主义者”和“另类人生”）……
　　伴随着出书，我在我主持的《历史明镜》视频节目中，分别对两位作者做了多次访谈。因为他们通过写书和接受访谈披露的史实，确实具有大量独家内容，因此两书都很受读者重视，尤其是《进出中组部》，既因为作者叙述了参与对若干后来官拜正国级、副国级领导人考察拔擢的内幕，也因为作者披露了中共领导集团最高层在选人用人问题上的良苦图谋和实施手段（这个图谋和手段，简而言之，恰好就是关于“党”的两个成语：结党营私，党同伐异），于是各方反映相当热烈，印刷和网络盗版盛行一时。
　　到前天为止，对《进出中组部》，我听到的都是正面肯定，尤其是好几位名人的加持称许：李锐和杨继绳分别给该书写序；杨建利写了一篇《因良知而洒脱》的读后感；著名学者徐友渔在其著名的《友渔读书》视频节目中一连用了三期来谈阎淮此书，此外徐友渔还用了两期谈陈楚三的《人间重晚晴》……
　　我说的是“到前天为止”。王希哲发来一篇长文《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与陈云的远见——与阎淮的晤谈》，对阎淮提出了尖锐批评。王希哲是海外左派领军人物，他从对阎淮这本书的批评引申开来，涉及对中国发展历程功过的分析和对未来前景的设想。他对阎淮的批评用词并不太尖刻（是否因为彼此相熟？），但是批评的分量却很重。前天我仔细拜读，深感值得推荐给大家一阅，也相信值得思想者深思。此文已经在《独立评论》和明镜网刊登，所以我想作者不反对我在此披露。
　　对希哲某些观点，我马上就感觉无法苟同，但其通篇立论是在哪里失足，其中是否能筛选、提炼出某些正确合理的思想养料，我一下还理不清思路。全篇只见希哲兄长传短吊地密集攻门，不见阎淮兄如何防守反击，虽然我理解希哲兄顾及阎淮兄在国内处境的好意，终觉是个缺憾。于是写信问阎淮是否有自我辩护、反驳老王的文字？他告诉我：当时希哲是从西海岸特地飞到东部来与他晤谈，有备而来，事先有详细提纲；而自己则没有思想准备，只作为朋友见面闲聊，所以当时没有记录，过后也不思量。而希哲事后给他的短信中也承认是“欲借兄书倾弟自家胸中多年块垒”。
　　阎淮在读到王希哲这篇文字之后，是否会对这次晤谈写下自己一方的回忆加以订正？是否对老王的看法写出回应文章？目前我不得而知，且留一个悬念。
　　王希哲的看法，可能会引起不少争论。我有言在先：敬请各位读者网友文明发言，有话好好说。


　　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与陈云的远见——与阎淮的晤谈

　　王希哲

　　介绍：
　　阎淮，“红二代”。原清华老红卫兵，后由陈元派遣进中组部青干局，负责中共第三梯队考察提拔。陈云、邓小平、江泽民家族皆为其仕途背景。时李锐手下。书称由其考察“提拔了胡锦涛、习近平、李克强……”。89后“叛党”，海外参加民运。数年后途穷，再由“江叔叔”网开一面回国。（以上简介多处表述不确，老王实在不应犯这类低级错误。——老高注）近来出版一书《进出中组部》，所揭内容相当深刻。据说，引起了当局不满和对其的控制。原已应邀出席今年2月老王社长组织的第二次曼谷座谈会，缘此书故，被禁与会。老王读此书，对书中特别的亮点“中国官僚阶级”与陈云家族的关系，极感重要。值阎兄访美机会，专飞普林斯顿友人家约阎兄晤谈此书。阎兄先明示他的晤谈言论不作公开，后又表示不妨少作公开。老王权衡利弊，考虑阎兄处境，觉还是只整理发布老王社长一方的谈话为妥。谢谢读者。
　　2018年7月1日

　　王希哲：
　　阎淮兄，我希望对你整个书发挥一下我自己的看法。我注意你的书特别强调一般共产党国家得到政权以后新阶级形成的问题。你好几次提到德热拉斯的《新阶级》一书，文革中间你提到，后来六四你也提到。这个问题我想谈谈。
　　为什么人们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后，成为了新的统治阶级那么不满呢？中国革命是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农民为主的革命。我们先撇开它是是马克思主义党，先假设它就是一个历史上一样的农民革命，造反夺取政权的团体，像李逵说的，杀进汴京，夺了鸟位。如果说当年毛带着他的革命成功队伍进了北京，不说不做李自成，他就做了李自成了，就做了皇帝了，周恩来就做了宰相了，下面各级战将干部就封官进爵，当然，汉以后基本就不裂土了，但无土之王还是有嘛。如果这样，1949当时新阶级就形成了，没有任何人能说什么话。他造反成功了，理所当然他就是皇帝呀；跟随他造反革命的，理所当然就应立马财产权力再分配，剥夺旧阶级，全革命队伍成为新统治阶级呀。不然，人家提脑袋造反革命干什么？天公地道，谁能有话说？
　　问题就在，你是共产党，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自称无产阶级的党。毛就进京前对他的队伍发警告了；“我们不作李自成”，就是说我们不做新的官僚阶级，我们与旧式的农民革命不同，我们永远是无产阶级，做人民的勤务员。两次曼谷座谈会，第一次我就重点谈这个问题：农民起义队伍即使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灌输，在既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它能不能不变质呢？它的最终变质，作“李自成”，是不是一种必然性呢？后来我认识到，它变质是一种必然性。
　　阎淮：对，我同意是一种必然性。
　　王：如果变质是一种必然性，那么毛的不允许他的党，他的革命胜利了的农民队伍“不作李自成”，就是在与一种必然性作斗争，作一种最终必定要失败的绝望而又悲壮的奋斗。毛后半生的全部悲剧，根源就在这里了！毛他想不作李自成，但是，他的高中下层官僚内心本能的渴望，又在他们老婆孩子社会关系的怂恿下，就是要做作各级李自成的。解放初期有个农村干部刘介梅，拿他的“忘本回头”作典型，就是因为农村基层干部得了田地又有了权力，强烈欲望要做新地主了嘛。本来说革命后要有长期一段新民主主义，让人民自己发家致富，后来为什么很快要合作化呢，公社化呢？就是毛发现不行，个体农民成长不得了。农民有了田地很快两极分化，很快要形成新的地主阶级，新贫雇农阶级。共产党革命结局仍然是旧农民革命的重演，革命就失去意义了。毛极力地要去压制这种趋势，不让新的地主阶级出现。
　　阎淮：毛是非常不希望的。
　　王：毛又发现，非但农村基层，中央地方高中级干部普遍也是如此。开始形成“官僚阶级”了。他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文革就是在毛的这个认识基础上发动了。这点，戚本禹在他的回忆录中，揭露了不少中央高干中惊人的腐败例子。他还问过周恩来，毛的共产党“官僚阶级”提法，是否源自德热拉斯。阎淮你的书也举了不少例子证明文革前，共产党官僚阶级已经严重存在。
　　但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文革前，“官僚阶级”作为资产阶级性质的一个阶级，还没有真正形成。因为那时的共产党官僚再腐败，也只是搞些特权“多吃多占多享受”，他们还没有也不允许攫取和占有可以增值的私人资本，在权力加资本的经济运作下，去盘剥压迫工农弱势民众。他们还是“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上层的官僚特权阶层。
　　中国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真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实际是文革被“彻底否定”，右派官僚对造反派全面反攻倒算，取缔了人民宪法“四大”权利，全面推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改开”以后，才形成的。
　　你的书里有非常重要的两个人的说话，一个是陈元，一个是邓朴方。一个政治上，一个经济上。政治上，陈元1984年在李锐主持的“干部子女座谈会”说：“统治阶级要有统治意识”。“如果一个阶级对自己的子女都没有把握，他就不配称为统治阶级。对干部子女政策的出发点应是阶级利益，它是阶级政策的一部分。”而这个“干部子女座谈会”，原意是胡耀邦为遏制干部子女已经肆无忌惮的特权在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指示召开的。在陈元的“统治阶级利益和统治阶级政策”发言下，胡耀邦本要求发出的《关於对干部子女管理教育问题的通知》，无疾而终。说明这时的共产党官僚层，才明确地有了自己的阶级意识，明白地确认了自己是社会的“统治阶级”，其子女，自属这个“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且应共同地享有“统治阶级利益”了！
　　然后是邓朴方，在经济上。书中引述了一段邓朴方与陈一咨惊人的对话：
　　邓问：“一谘，你说说看，改革是什么？”
　　陈答：“任何改革都是利益和权力的再分配。要使那些穷苦老百姓富裕起来，政府就要给每个人创造平等竞争的机会和环境。”
　　邓笑着说：“你说的是原则。现实地说，我觉得改革就是：谁有本事，谁就从国家那儿捞一块！”
　　邓朴方接着说：“过去国家把什么都管起来了，现在国家要松绑，要放权，就是要利益共享，谁能捞一块，就让他捞一块。”
　　陈说：“照你这个说法，那谁离权力近不就可以捞得多，还是一般老百姓吃亏吗？”
　　邓说：“你看历朝历代，总是能人先得利嘛！”

　　中国当前“改革”的全部秘密，就都在这里了！由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大公子邓朴方，毫无隐晦大大方方地全盘托出了！：
　　原来“改革就是”，“有本事”的共产党大小官僚们都去“从国家那儿捞一块！”从原来的特权阶层转化为拥有资本的权贵资产阶级。
　　这其实是近40年“改开”，人民天天眼见的事情。只是没能想到邓朴方代表的共产党官僚“统治阶级”，早已把它作为自觉的阶级行为罢了！
　　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指出，共产党官僚阶级的权力基础并非基于拥有财富，而是对于国家所有财富的控制，即邓朴方说的“过去国家把什么都管起来了”，现在，邓朴方告诉我们，彻底否定了文革的中国共产党官僚层，已经不满足于“对国家财富的控制”，而是要去“松绑”、“拥有”，去攫取，去瓜分了！
　　过去谁要求“国家把什么都管起来”？毛泽东！因为他不允许出“李自成”。他就不得不高度“专制”。现在毛泽东死了，右派官僚政变当权了，就“要国家松绑”“要国家放权”——“谁能捞一块，就让他捞一块”，我们终于能作“李自成”了！陈元、邓朴方们，真的是很有阶级意识的。
　　攫取和占有国家财富，从无产阶级的官僚特权阶层演变为权贵官僚资产阶级，真正是在“改开”后才形成的。这个认识，涉及文革的是非问题。共产党1949革命胜利得天下，到文革才十七年，它虽是一个农民革命的党，但毕竟有马克思主义灌输，干部队伍整体演变成与人民阶级对立的官僚阶级，还没有那么快。虽经济条件决定了干部队伍内部从延安起就分有等级差别特权，但滥用特权压迫人民的干部，至文革前，毕竟还是少数。大多数干部确实还是好的。你阎淮的书就说，你父亲是好的。你父亲是中央部级干部。你家的猫偷了条鱼衔回来，你爸爸都要去补钱。对你影响很深。其实今天哪位红二代写他们的父母，都会有这类故事。我相信。我相信那时候干部，大部分确实是这样的。说明他们还没有完全官僚阶级化。但由于毛泽东提出了与工农尖锐阶级对立的“官僚主义阶级”的概念，把所谓走资派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文革一来，对各级干部的打击面就相当大了，所谓“打倒一切”，而且往往斗得还很残酷，大面积地混淆了两类矛盾，由此又延伸到了群众中混淆两类矛盾的不同派别的武斗。文革走向了极左，后期更脱离了群众，人民普遍对文革产生了抵触和厌倦。我组织“李一哲”给毛主席写信，贴出大字报《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为老干部说话，肯定文革大方向的同时，要求纠正中央文革（也实际是毛主席）的极左倾向。四十多年了，我至今还是这个立场：既不全盘美化文革，更不“彻底否定文革”，一切要有分析。
　　但阎淮你的立场很奇怪。你认为官僚阶级是共产党的制度造成的，延安时代就存在，文革前更存在，现在更更是存在。既然如此，你文革中就应该是个彻底的造反派呀，你就应该至今也肯定文革，但你为什么又与今天的反共公知精英们一样，要彻底否定文革，甚至与他们一样表现出对文革那样不容置辩的仇恨呢？这符合逻辑吗？
　　现在一提起文革，就一片黑暗，一片恐怖，鼻涕眼泪流，要人“忏悔”，其实是完全相反的两类人。
　　一类说，文革迫害，残害了大量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家庭和无辜平民群众。所以一片黑暗，一片恐怖。
　　是的，文革中确有这种情况。但这些事是谁干的？不正是你阎淮们干的么！你的书真实记录了当年北京的“红八月”是怎么开始的：派出所所长来清华找到你。你是清华红卫兵的头头。他把“地富反坏”名册交给你，要你带队去抄家。有人提出，还应去抄“黑帮”的家，那派出所长赶紧说使不得，这些“黑帮”今天被打倒是“黑帮”，明天说不准平反又是“红帮”了，惹不起的，别干。还是只抄“地富反坏” 的家保险。这派出所长的确经验老到，很有阶级意识。阎淮一听有道理，就带队去抄“地富反坏” 家了。战果非常辉煌，你书中有记录。
　　找红卫兵抄家，这绝不会是那派出所所长个人的起念。上面没有人指示，他敢做这个？ 北京的各院校高干子弟“老红卫兵”能全北京（再蔓延全国）铺开干这个？从戚本禹回忆录那儿看到，实际是叶剑英的很神秘的“北京工作组”那里下来的。红卫兵抄家“战果”也归了他们，周恩来甚至不许戚本禹过问。所以，“红八月”抄家滥打滥杀不是中央文革发动支持的，恰是中央文革认为是“走资派”转移文革斗争大方向而反对的。不错，那时的“老红卫兵”阎淮们以为这也是毛主席的文革，去抄“地富反坏” 家是紧跟毛主席干革命， 但他们很快就发现，那确不是文革要他们干的，文革要他们干的，是要他们去揭发批斗他们的爹妈。于是他们觉悟了，他们不干了，他们甚至组织“老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造反，要反对中央文革，要抵制批判毛主席的“错误路线”了。联动被取缔后，他们便鸟兽散，包括阎淮在内的大部，就逍遥各地山水间不干了。所以，他们实际早就认识到了，他们所干的“红八月”，现在的反共公知精英和平民一提起文革，就一片黑暗，一片恐怖，鼻涕眼泪流，要人“忏悔”的文革中确曾发生的一切，不是文革，而是反文革。他们应该忏悔，应该道歉。但他们忏悔、道歉的，不应该是文革，而应该是他们在文革中的反文革！其实这个道理反共公知精英们心里也都明白。为此书写序言的杨继绳就指出过，老红卫兵们的行为，实际是代表了刘少奇官僚势力对文革的抵制和反抗。但今天的反共公知精英和当年的“老红卫兵”却真正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怀着一个共同的彻底否定和抹黑文革的目的，搅浑水，把自己当年的反文革干的坏事，倒说成是文革，来“忏悔”来“道歉”了。陈小鲁等如此，阎淮也如此。还被反共公知精英们赞赏为“真诚”！
　　还有另一类说，文革迫害，残害了大量的老干部及其子女家庭，所以一片黑暗。控诉文革黑暗，大体就是这两类了。
　　这确是文革。文革要整“走资派”，受了共产党革命利益真诚要“跟毛主席干革命”的工农群众及其子女（如王大宾、蒯大富等），和对共产党的革命和干部心怀仇恨要乘机“打着红旗反红旗”报复的民众，混杂起来组成造反派，一下子把从中央到地方一大片干部都打击了。不少打击得很过分，后来被渲染成“迫害”“残害”，也是可以的。这些事是谁干的呢？是造反派，和害怕被说成是保守派也要显示“造反精神”的原保守派（骨干一般是共产党培养依靠的劳模群众），加一些也要“紧跟毛主席干革命”被先后“解放”“结合”的大小干部们干的。
　　但是非就在：文革前，吸人民血与人民整体阶级对立的共产党官僚阶级，真的已经形成了吗？阎淮坚持说，这个“官僚阶级”已经形成了。既然已经形成了，那么，文革群众起来，一下子把从中央到地方一大片干部（官僚阶级）都打击了，甚至不少打击得过分了点，又有什么不对呢？没有罚不当罪呀？按理说你阎淮应该支持毛呀，可后来你为什么又反对毛了呢？为什么开始抄“地富反坏”家你们那么积极血腥，待中央文革把你们的矛头扭转过来，要打击你们的父母——“官僚阶级”了，你们便不干了，说是毛的“错误路线”了，要抵制了，抵制不成，便作“布尔什维克”消极隐退了呢？
　　这么简单的道理：若文革前“官僚阶级”已经形成，文革打击干部一大片，是打击那个阶级，便是对的，应该肯定的；若文革前“官僚阶级”没有形成，文革应打击的应是少数作恶特权官僚，打击干部一大片，便是错的，是应该纠正的。这点上，阎淮完全失去了逻辑。
　　希哲恰是认为，文革前整体的“官僚阶级”没有形成，部分的高中基层干部变质，还只是一个尚不拥有资本的无产阶级中的特权阶层，人数不多。残酷打击一大片是错的。所以1973-74年才写信写大字报批评毛主席和中央文革，要求纠偏（只要求纠偏，并无否定文革）。这是符合逻辑的。
　　问题又来了：既然文革中打击干部一大片不对，甚至“迫害”了，“残害”了，那么干了这件错事的文革造反派，和害怕被说成是保守派也要显示“造反精神”的保守组织和人物，他们后来要不要“道歉”“忏悔”呢？不必要了，因为1976的十月的共产党右派官僚政变上台后，一轮又一轮的对他们的咬牙切齿的政治报复：杀的杀，关的关，斗的斗，判的判，“清理”的清理，最后还要秘密“记录在案”，永不录用（阎淮书揭露），他们的文革负债，已经百倍千倍地还清了，还“道歉”个什么？他们只是需要总结文革正反教训，以传左翼后人，与改开后才真正形成的共产党权贵官僚资本阶级，作持久的顽强斗争罢了。
　　我们现在可以看见，右派精英与一般平民对文革的控诉，总集中在“红八月”高干子弟们的打人抄家恐怖记忆上，而对造反派和准造反派们对干部的“打击一大片”，还真没有什么控诉。所以，他们对右派官僚政变上台后清理“文革整老干部打砸抢的三种人”，却不见清理处分当初制造了“红色恐怖”的高干子弟，很不理解，又看到他们占尽了文革后升官接班，经商暴富，出国买办等各种风光好处，更为不满觉很不公平。提出也要查查他们。对此，负责此事的阎淮在书中说了：
　　我（阎淮）私下向清华领导交底：“老人家们此举专为整治批斗他们的造反派，岂能拿自己子弟开刀！成立青干局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对付造反派红卫兵。”
　　阎淮向李锐汇报情况，并请示“老红卫兵头头”的问题。李锐：“你对清华领导说得好，就是那么回事！”随后，李锐让部办公厅立即通知北京组织部，并转发全国各大学——“文革初期保守的老红卫兵不是造反派，其头头不属於记录在案范围。”阎淮说，这与日后陈云对“北京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的头头孔丹来信的批示是一致的——“这些红卫兵不属於‘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    
　　杨继绳提出说，这是陈云们清理文革罪恶使用了“双重标准”。不对！那是杨继绳公知精英们，自家搞错了。用陈云的说法，是陈楚三（烈士陈潭秋之子，文革温和造反派）和杨继绳们故意“将水搅浑”了，对陈楚三们要“特别警惕！”。
　　陈云官僚们看得非常清楚，也分得非常清楚：造反派整他们才是文革，高干子弟们当初的打人抄家“红色恐怖”，决不是什么文革，也决不是什么罪行，那恰是他们对毛泽东文革方向的干扰和扭曲，是反文革，这干扰和反文革，其实就是他们当初在背后唆使策划，为了掩护他们的。那是有功，怎是有过？怎能说是“双重标准”？就拿阎淮说，你是清华红卫兵抄家的带头人，但你却是被陈云们视为文革中“表现特别优异”，进入中组部作了考察中共第三梯队人选的青干局负责人的。“清理三种人，记录在案”的责任，就委托在你的身上了。对你们，阎淮们，不但“绝不应当追究。还应当依靠他们和三种人进行斗争”！
　　这道理老王早就一再说过了，没人听。杨继绳和公知精英们呀，你们现在就听听陈云们的话吧，不要再把当年高干子弟红卫兵的“红八月”行为算到文革的头上啦！那不是文革，那是反文革；那是有功，不是有罪；陈云们用的是一个标准，“统治阶级利益”标准，不是“双重标准”。你们就不要再来“搅浑水”啦！
　　我非常佩服陈云。他是毛后共产党内最有深远眼光的一位。也佩服阎淮书中对阎淮影响最大的陈云长公子陈元。“生子当如孙仲谋”。看书中，陈元所具的睿智，亦最能克绍乃父箕裘：“统治阶级要有统治意识”。“如果一个阶级对自己的子女都没有把握，他就不配称为统治阶级。”自文革至改开，此陈家父子二人，从不为任何“政治正确”的价值观批评所动，始终扣紧了“统治阶级利益”这个社会演变的主链。
　　去年，我与李伟东就已经这样谈过一次陈云了。读了阎淮的书，更加深了对陈云的认识罢了。
　　李伟东说，89六四后，邓小平要加紧搞市场经济，即加紧推行资本主义，南巡，逼在邓小平陈云前首鼠两端的江泽民加紧搞资本主义（美其名“特色社会主义”），不然要“换人”，连换下三个“总书记”。陈云原主张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大鸟笼”下开放的小市场。陈云看挡不住邓小平了，他知道资本主义市场和股票金融一搞起来，是根本不可能回头的。于是提出，换人也好，但要换上我们自己的子弟。“接班人还是我们自家的子弟可靠，今后总不至于挖共产党祖坟”。于是，派一位“太子党核心人物”（陈元？）与江谈判：可以支持江，但江必须让红二代上位。江泽民赶紧同意交易，决计将“省部级以上与中央密切的国营大企业，元老家族一家安排一个，进入这些企业的核心管理层”。一个家族分一个国企的结果，就是今天权贵资本主义的滋生发展的源头。
　　毛泽东是决不允许跟随他打下天下的共产党干部们去搞资本主义，追求私人和家族的发财显贵的。开始就说了，毛要求他们必须是“无产者”。即便搞点特权，也无非是多吃一点多占一点多享受一点。毛一直压制着共产党干部变质的自发性。压制到了极点，便是“斗私批修”的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江泽民“彻底否定”毛泽东的文革，放开了共产党新旧官僚们的手脚，放手让他们去搞资本主义，“先富”起来。但毛泽东的官僚无论大小原来都是无产者，两手空空，你要他们从摆地摊起家，一点一滴积累起资本吗？他们自然要利用他们或他们的父辈当年打天下获得的权力，将毛泽东时代属于人民共同财富的“国企”，先“股份公司”化，再私有化，攫取到自己手里，将自己迅速转化为大资本家。
　　右翼会说，“我们主张资本主义，但获得财富的机会要平等。反对红二代们依托政治权力吞噬原国有财产，成为权贵，盗国集团。”
　　社会主义的原国有财产要不要私有化？除非你是社会主义左派，根本反对私有化。你若是右派你告诉我，不将原国有财产私有化，怎能完成中国的资本主义演变？那么，私有化给谁？都给外国人？行不通。都平分给全民？苏联解体试过，也行不通。希哲早就问过胡平：“胡平，你那么主张资本主义，主张私有化，那么私有化给谁？能私有化给你胡平们吗？”胡平是所谓“黑二代”。“黑二代”显然希望中国的私有化能私有到非红二代“平民”，最好私有到因共产党革命，家族曾被剥夺的“黑二代”手里。他们把这叫“转型正义”，是迟来的对共产党的正义“清算”和赔偿。胡平们“黑二代”在文革中是极力地反对“血统论”“自来红”的。认为“血统论”“自来红”剥夺了他们“黑二代”道路选择，背叛家庭，争当红色革命接班人的权利和前途。因为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时髦。但当今日邓小平“改开”时代，资本主义时髦了，当年争着要红的“黑二代”们便纷纷退红复黑（解说当年是被“洗脑”），回归家族阶级立场，要与“红二代”们争夺私有化“平等机会”了，还因为“共匪”当年非法剥夺了他们父祖的财产，因此今日应比“红二代”更有权利优先占据原国有财产了。
　　陈一咨很天真。“什么是改革？”他回答邓朴方的问题：“任何改革都是利益和权力的再分配。要使那些穷苦老百姓富裕起来，政府就要给每个人创造平等竞争的机会和环境。”
　　邓朴方、陈元比他明白得多。瓜分国有财产，权力再分配，真要“给每个人平等竞争机会”，共产党纵其手中之鹿请天下共逐之，中国的原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关系的大颠覆，大动荡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陈云所谓“接班人还是我们自家的子弟可靠，今后总不至于挖共产党祖坟”的名言，说明他的忧虑，说明他预见了不可阻挡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景下，必将潜藏着共产党革命历史、革命人物最后被“挖祖坟”的危险。紧紧掌控着中组部的他，未雨绸缪，便遣陈元传令青干局李锐、阎淮、陈伟兰（陈云幼女）们部署共产党高干“自己的子女”政治接班，并各家族将原社会主义国家财富，瓜分一块，以今后红色豪门联盟的经济力量来维持共产党的政权地位不动摇。这个决策，对共产党官僚统治阶级家族有利，但实际上，在中国社会性质大变动的进程中，对保持社会各阶级的稳定不发生剧烈的动荡，颠覆，也是根本有利的！
　　当然，社会舆论最不满的，是共产党元老家族的瓜分国有资产。一般口碑最受“政治正确”赞誉的，是应如毛刘周朱任这共产党五大常委第一级家族后人的无人发财，甚至一贫如洗。陈云是谋深远的。他不为这“政治正确”所动。他知道中国资本主义化下，若共产党自家的“孩子”不能现在迅速利用权力转化为占据国家主要财富的资本家，继续掌控住国家全部经济命脉，那是非常危险的。教条地让自家孩子守住“红”的本色，坚持要他们作中国资本主义化下的“无产阶级”贫民，如毛泽东子女李讷毛远新般处社会底层，国家财富就只能急速地私有化到非红二代乃至“黑N代”手里，阶级力量阶级关系就将发生颠倒性的变化，“颜色革命”就不可避免了。“红N代”那时，将空有愤怒没有任何财富力量作抵抗手段了，中国革命历史价值观就必将颠覆了，共产革命就将被那时的法院“依法追诉”判定为“犯罪”了，共产党就是“匪”了，共产党的“祖坟”就要被挖了，就要接受复辟的“黑二代”们的“正义审判”，上绞架了，内战也就不可避免了。决不可图虚名而处实祸。
　　共产党“自家的孩子”作了大资本家，就不颠倒革命价值观了么？也会的。“存在决定意识”，新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必须要有新的阶级意识阶级理论来为他们的阶级转化辩护。他们有人早已不断地跟着反共右派精英“反思”和“真相”共产党革命，甚至不断地跟着反共右派恶骂毛泽东了。但他们的血脉使他们毕竟不能彻底地否定共产党和清算共产党。陈云相信，子女再不肖总不致去仇父祖，“挖祖坟”。因为这一挖，就挖空了自己的立足之地了，就什么都说不通，他们也就什么都将没有了！
　　果然，改开40年，中国虽然已然质变，中国的颜色革命就是杳不发生。非红二代的或黑N代的新资本家及右翼公知，是无力发动颜色革命的，只能徒唤奈何。况，大批非红或黑N代的新资本家，还只能依附共产党权力或依附“红N代”垄断性大资本家，才能获得有限发展空间。中国的颜色革命动荡极可能获免。这正是当初西方观察家误判，以为中国“改开”资本主义发展了，“中产阶级”壮大形成力量了，颜色革命就必将到来，却终于盼不到，失望不解的根源所在。他们应该明白了，秘密就在掌控住了中国全部经济命脉的大资本家，仍然是“红N代”。这是陈云的老成谋国，生前的深远谋划。
　　台湾就是这个教训。国民党败退到台湾，掌握住政权，为羁縻本土势力，定政策由“外省人当官”，经济上则另开一条路，去让“本省人发财”。以为如此平衡，省籍沟壑可长安无事。日据时期，本土已经颜、林、林、辜、陈五大财阀。台湾土改，大批地主农家子弟获得土地补偿，投资工商业发财，什么王、蔡、张、徐、吴数十家旧“望族”新财阀更先后涌出，掌握住了台湾主要财富。他们便成了立志埋葬国民党的台独民进党的后盾和金主。长荣张荣发便曾是陈水扁的直接雇主。国民党没有本土财阀支持，只能靠政权资源。搞“民主化”政权一失，财源随失，便大势去也，只剩点“党产”苟延坐吃。民进党穷寇必追，“割喉割到断”，杀人杀到死，剑及履及紧盯党产做文章，判国民党党产为“不当党产”查封没收，又再狠手剥夺国民党社会基础“军公教”个人的原优厚年金，国民党在台湾便只剩进坟墓一路了！共产党的老敌手最后竟由民进党送终。看国民党，再看共产党，不得不说，陈云眼光老辣。

　　（上面是第一天与阎淮的长篇谈话，阎淮的插话和意见，没有收录）

　　我说最后一个问题。阎淮书中的结论是说，中国能够实行多党的宪政，你为此89后出走巴黎干了几个月“民运”。陈元说你“大节叛党”。但我赞成胜平（冯胜平）的意见，中国还不能实行所谓普世的宪政，还是要先搞共产党党主立宪。党主立宪就是共产党领导制定并严守宪法接受宪法制约的一种宪政。
　　中国与现在西方的宪政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有仇恨的社会。如果中国在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共产党与国民党签了双十协定，民主建国，双方真有诚意，那时，还可以跟国民党一起搞宪政。但一旦内战发生，一党打倒另一党，战争消灭另一党，暴力实行了社会改造，就没法再普世宪政了。现在流传甚广共产党毛泽东抗战胜利后的许多向国民党要民主宪政的文章，还有许多赞美美国民主的文章，说共产党失信，不兑现诺言。其实这些资料最早恰都是我搞出来的。我那时也认为是共产党得天下后没守诺言。后来才醒悟，不是的！是国情变了。那些鼓吹宪政文章，都是抗战胜利前后，内战爆发前的东西。内战爆发了，中国国共两大政治势力战争决了胜负了，革命暴力土改了，镇压了“反革命”了，中国社会有了你死我活政治仇恨了，国共两党就根本无法再在一起搞宪政了，甚至也无法与先后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所谓“民主党派”一起搞宪政了。57年自由鸣放都难。条件变了，刻舟焉能求剑？
　　美国独立战争、林肯战争后，宪政也是一二百年才搞出的结果，且今天的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本质亦不过是二百年前华盛顿革命党一党的两派分化。共产党执政又过近70年了，现在能搞宪政了吗？还是不能。中国今天还是个政治仇恨社会。我在海外民运混了十几年，发现国外和国内的反共势力与共产党的仇恨，还是非常深的，刻骨的，反共社会层也还是很广的。他们声称要推翻共产党实行宪政。但这个推翻共产党后的宪政，怎么可能是“普世民主宪政”？只能是反共宪政，也即反共专政。
　　他们说，“共匪的革命本来就是无理的，非法的。仇恨也是他们造成的。难道可以不清算吗？不要转型正义吗？”有道理。可是，你们的反共先人就没有对共产党播下仇恨了？谁先谁后？这个真不好辩论，也不必去辩论。问题在中国，现实是共产党革命已经发生，他们也早得了胜利，你与共产党的政治仇恨也已造成，怎么办呢？“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若中国需要普世宪政，美国宪政进程了二百年，也给共产党一二百年看看吧，现在才70年。
　　其实中国宪政不远，还是有希望的。宪政不是主观人为的。宪政反映的是社会客观现实力量对比下的阶级关系，它是社会各势力斗争博弈中已经客观形成的阶级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宪法确认。人为设计搞出推行的“宪政”，该国家一定混乱，失败直至内战。由内战的结果来确定该国“宪政”所能实际实现的程度。
　　为什么共产党党主宪政可能？无他，因为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
　　共产党高中级官僚转化为大中资产阶级，领导发展中国的“特色”资本主义，但共产党广大的传统无产者基层党员和社会传统的拥共阶层群众，不可能都转化为资产阶级，至多拥有些小资产。“红N代”搞资本主义，为了维持自己的合法性，他们还必须强调“不忘初心”，不能改旗易帜，不能完全丢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红色意识形态。现在有激进左派说，“特色”共产党口里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意识形态是假的，是用来掩饰的。对，他们的“特色”就在这里了。但任何假的东西，只要他被迫始终披在身上，就总会对他有制约，就总会多少发生真的效果的。这就为广大基层共产党员基层拥共群众逐渐结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左翼反对派，提供了正统的合法性，占据了道义的优势，牵制共产党中央右派官僚集团不能向资本主义走得太远，并尽可能地逼迫他们，保留和恢复，甚至扩展更多的有利国家和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因素，如工人平民的监督各级官吏的言论自由权、自由选举权，民众的住房、教育、医疗等的福利。
　　这两大势力之间，是阶级斗争性质，但没有你死我活的仇恨。左翼反对派是建设性反对派。他们的斗争博弈，是同一历史价值观下国计民生政策的竞争。在这长期斗争中，宪法的至高无上地位，便将愈趋形成。于是，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就将在这两大政治势力斗争的基础上步步实现；中国的共产党党主宪政，也将在这两大政治势力斗争的基础上步步实现。
　　2018年6月28日普林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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