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佐夫称：杨奎松教授比较我各个版本《毛泽东传》，强调俄文版与英文版对毛的认知与评价上有差别。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俄文版与英文版对毛的“认知与评价”上没有差别。从各种迹象看，杨教授英语能力有限，而俄语能力则完全没有

　　老高按：前两天转载了中国大陆著名历史学家杨奎松对俄国出生、在美国任教的亚历山大·潘佐夫《毛泽东传》的长篇文章（分上、下）。下面让我们来看看潘佐夫的反批评——时在杨奎松文章发表一年多之后，足见潘对杨的批评不敢掉以轻心，下了很大功夫，反击相当犀利。关于毛泽东传记的“潘杨之争”这第二回合，也给在下很多启示。
　　随后我将刊出杨奎松前不久对潘佐夫这篇回应的再回应——时在潘佐夫文章发表大半年之后，说明杨奎松也是慎重其事。高手过招，精彩纷呈！
　　前天是加拿大国庆节，明天是美国独立日。借此机会，向美、加的博友、读者祝贺节日！


　　对杨奎松教授关于《毛泽东传》书评的回应

　　亚历山大·潘佐夫，《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6期，注释从略

    潘佐夫，美国首都大学历史系教授

　　近日偶然浏览到杨奎松教授在《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3期所发表的对拙著《毛泽东传》的评论。感谢杨教授对拙著的关注，同时，想与杨教授探讨一下他在评论中的一些错误。

　　一、关于我的《毛泽东传》的各种版本

　　杨教授通过比较我的各个版本的《毛泽东传》（除德文版本之外）开始他的评论。他强调：“俄文版与英文版在对传主的认知与评价上也有差别。这一差别的形成，很可能与英文版的合作者梁思文的参与以及西方读者的阅读需要有关。”（杨奎松：《评潘佐夫的〈毛泽东传〉——兼谈潘书中的若干史实错误》，《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3期，第4页。以下在引用该文时只注明页码。）我质疑杨教授是如何发现我在两个版本中对毛泽东的认知与评论有差别的？首先，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俄文版与英文版在对毛泽东的“认知与评价”上没有什么差别。其次，从各种迹象来看，杨教授的英语能力有限，而他的俄语能力则完全没有，这可能是他没有意识到的问题。

　　二、关于埃德加·斯诺和费正清

　　杨教授称，我断定在西方史学界研究毛泽东有两种思想，第一是埃德加·斯诺学派代表的毛泽东是一个苏维埃马克思主义者，第二是费正清学派代表的毛泽东是一个独立的思想家（第6—7页）。
　　我从来没有发表过这样的言论。在我的各版书籍当中我只写到过，在1937年，在他的《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斯诺认为毛泽东看起来像一个忠实的苏维埃马克思主义的信徒。随后我又写道，在20世纪40年代，埃德加·斯诺，海伦·福斯特·斯诺，史沫特莱，弗莱达·阿特利，克莱尔·班德和威廉姆·班德，T.A.比森，哈里森·福曼等人，都“异口同声地向世界保证说，中国共产党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美国中国研究的领导者们，包括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勃兰德（Conrad Brandt）以及诺斯（Robert C. North），都提出毛泽东在与斯大林的关系上及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上的“独立性”，这一观点成了一个经典公式。
　　为什么杨教授要错误地理解我的观点呢？

　　三、罗伯特·C·诺斯对毛泽东的看法

　　杨教授认为：“美国学者前期的研究，因为受到麦卡锡主义和冷战思维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也多半倾向于认定中共，包括毛是莫斯科的傀儡。”（第7页）
　　这种倾向是确实存在的，但是杨教授错误地以罗伯特·C·诺斯的《莫斯科和中国共产主义者》（Moscow and Chinese Communists）举例。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诺斯、费正清、史华慈还有布兰德都一样坚信，“毛泽东的生活经历……会导致人们怀疑，这位农民领袖会错误走向‘纯粹无产阶级路线’或对苏俄原则的教条主义应用。……毛泽东的崛起似乎并不受约瑟夫·斯大林和其他莫斯科的共产主义领导人的影响，而非由于他们的原因。”顺便说一句，诺斯是一个自由派学者，如果他知道在他死后15年有人会把他当成“麦卡锡主义者”的话，他会感到失望的。

　　四、关于中国学者们的优先性

　　杨教授写道：对莫斯科直接影响毛泽东的问题，“早在潘书俄文版出版10年前就有中国学者做过较深入的研究，并得出了相近的看法。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读一下潘书的注释，也不难有所了解。”（第8页）
　　事实上，我在1981年就开始写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关系的历史，但是我总是意识到中国的学者们在这方面对我所产生的影响，我也从未否认他们在很多方面所具有的优先性。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书中写道：“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档案馆的档案材料也很重要，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们的努力，最近这些材料才开始为人们所知。”
　　我不仅对包括杨教授在内的中国历史学家们的著作进行了仔细品读，而且我也尝试把更多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放在一起展现给读者。杨教授也承认：“潘书的主要价值或贡献，理当是集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中、俄、美等诸多方面各种前期研究之大成，同时提供了一些自己独特的思考和研究心得……它毕竟将不少新发现或新开放的俄国档案，包括中外学者新发现的档案史料，较已有传记更全面、更系统地集中起来了。仅此一点，对现阶段大批关心毛泽东生平思想研究新成果的读者来说，它也还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传记。”（第8页）

　　五、对俄罗斯档案的使用问题

　　杨教授抱怨：“自潘书中文简体版出版以来，不止一次读到和听过人们称许此书的‘史料价值’。”（第8页）为了证明人们的这个观点的“错误”，杨教授不惜花费时间认真计算了我在中文版中发布的一些新文件，并将这个数字与我在美国版本中引用的文件数目进行比较，甚至还比较了一些参考文献与其他尾注。(第8—11页)最终杨教授得出结论说，我的“俄国档案的披露还在其次”。（第8页）
　　对于杨教授这个耗时的工作我认为值得赞扬。但我很遗憾他浪费了这么多宝贵的时间。我的书不是一本档案文件的合集，我也不会和其他的编译者们的著作去竞争。虽然我实际引用并公开了一些新档案文件，这些文件改变了我对毛泽东的看法，但我从来没有声称过我书中的所有资料都是来源于未知出处的卷宗。我的书是基于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秘密档案中的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私人档案，其中包括毛泽东档案15卷。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资料。我的书是我多年来研究过的原始资料以及其他相关资料的结晶，目的不是让读者震撼于解密的档案，而是在尽可能多的信息基础之上，以更自由的批判性态度，不夹杂政治偏见的立场去解密和了解毛泽东复杂而又精彩的一生。

　　六、关于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的立场

　　杨教授指责我错误地理解了毛泽东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立场。他声称，毛泽东那时是赞成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积极开展工作的，而不是我所强调的偏见。他指责我使用了张国焘的回忆录而不是马林关于大会的记录。
　　我想这一点杨教授错了。我没有以张国焘的回忆录替代马林的会议记录，而是将其作为对马林的会议记录的补充。我在尾注中明显地确认了这一点。张国焘的回忆录与马林的会议记录并不冲突，但是杨教授却拒绝看到这一点，从而试图表明毛泽东没有犯错误。这就是他为什么选择性地引用的原因所在。他甚至并没有注意到，在马林的会议记录中，马林对于毛泽东有一些犹豫和怀疑的描述。比如，他根据马林的会议记录写道：
　　毛泽东和本身就是工人出身的王荷波，邓培等代表明确讲，中国工人只“关心改善生活条件的问题”，充其量拥有民族主义情感，毛并告诉马林，他对（湖南）工会组织已经拿不出任何办法，所以十分悲观。（第16页）
　　杨教授很明显地曲解了马林的原话。马林是这么写的：“毛和其他人说‘工人们都有一个相同的一点，工人们关心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的问题，他们对政治和阶级斗争的理解都是有限的。’”除此之外，毛泽东“对工会组织已经拿不出任何办法，所以十分悲观，他认为只有俄罗斯的介入才能拯救中国”。毛泽东还说“中国的革命必须在世界革命之后”。
　　除此之外，根据马林的记录，毛泽东在大会前夜建议苏联应该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一个“军事基地”，假设“我们不能发展一个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的现代的群众性的党派”。（毛也在大会上重复了最后一句话。）
　　马林的报告显示，毛泽东和其他湖南省代表至少是反对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对国民党的工作这一点的。

　　七、关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24年2月的立场

　　杨教授提到我错误地理解了1924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以及毛泽东当时的立场，因为我写到了毛泽东的意见与这份决议相同。（第17—18页）
　　事实上，我写道，1924年2月，毛泽东最终对国民党和中共在国民党里面的工作表达了“乐观”态度。我还写道，毛泽东并不是一个人陷入狂热，因为2月份的决议认为，扩大国民党组织，纠正它的“政治错误”，同时吸收工人、农民和城市中间阶级的代表加入国民党，以扩大国民党的群众基础，是共产党员的主要任务。我同时还指出，这份决议指示共产党应该把自己转变为国民党内的非法组织，做好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的秘密准备。
　　杨教授怀疑我“是否读到了”这个决议。理由是，第一，我在正文中“没有直接引述文件的文字”；第二，我也没有对于这份决议做尾注；第三，我署错了文件（中国官方文件命名为“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最后，在决议中没有“把自己转变为国民党内的非法组织，做好夺取国民党领导权的秘密准备”之类的文字。（第17—18页）
　　然而，所有的这些指责都是错误的。事实上，我读到了共产国际档案馆所藏的该决议的俄文副本，它已经由俄国学者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Глунин发表并出版。该决议的俄文标题就是“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这可能是一个共产国际翻译员的错误，但肯定不是我的错误。俄语文本包含了我刚才提到的相同的话，包括中共“应该把自己转变为国民党内的非法组织，做好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的秘密准备”。与此同时，该决议还呼吁共产党员们要尽可能扩大国民党作为一个合法政党的地位。毛泽东的立场是一样的：他非常激动地在中国大地上推广国民党。
　　至于对该决议的尾注，我引用了Глунин的文本，因为至少他第一个发表了这部分。我可以看到在我中文版的著作中426页下的尾注。它是第178个尾注。为什么杨教授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呢？
　　至于直接引用，这是我的决定和选择。我可以从决议中直接引用它或者间接转述它。我认为这真的无伤大雅，因为决议的本质是保留的。

　　八、关于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

　　杨教授提到：“奇怪的是，作者的这段叙述及其引文，没有任何一条源自当年这些档案史料……因此不确及错误处甚多。”（第18页）
　　什么是不确及错误处？杨教授写道：“作者在说明1926年中山舰事件的过程中，称‘在布留赫尔不在的情况下’（那个时候他在莫斯科），‘只有鲍罗廷好歹能够维持住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内部脆弱的力量平衡。’”（第18页）
　　这是与我的原文完全不符的！我的表述并非“1926年中山舰事件的过程中”而是“到1926年春天的时候”，“只有鲍罗廷好歹能够维持住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内部脆弱的力量平衡”。这是一个错误吗？不。1926年春节是2月13日。那什么是错误？根据杨教授的介绍，我的话很容易“给人印象”，第一，好像“鲍罗廷当时还在广州”（我没有说他3月20日在广州），第二，好像“中山舰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国民党中央内部的矛盾问题”（难道这不是至少部分正确的吗？），第三，好像“布留赫尔只是暂时离开了广州”。（第18—19页）
　　出于最充分的尊重，我认为我的读者们完全有能力理解我的写作方式而不需要去想象。
　　此外，杨教授还同时指出那些他认为的所谓的我的“错误”。他说，既没有维什尼亚科娃，也没有切列潘诺夫，在他们1926年3月20日的回忆录里没有调用过李之龙“政委”和汪精卫用季山嘉败坏蒋。（第19页）
　　对不起，但这一切根本不是真的。
　　杨教授也不肯相信，在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在广州宣布，“我信仰共产主义，我本人几近于共产分子。但中共党人把自己出卖给俄人，成了其‘走狗’。因此之故，我决意反对他们”。但是这应该不是我的问题，而是切列潘诺夫的问题，因为切列潘诺夫写到这一点。
　　顺便说一句，杨教授似乎忘记了我的书是毛泽东的传记，我没有使用多个档案文件来写中山舰事件的历史，是因为毛泽东没有参与。我只想在这里简单地用一个著名的故事片段来叙述当时的历史。

　　九、关于斯大林对“李立三路线”的反应

　　杨教授提到我“错误地”表述了斯大林对1930年“李立三冒险路线”所作的反应。为什么呢？首先，他坚持在1930年8月，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并不知道李立三于8月初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呼吁挑起一个世界战争并让苏联卷入进来。杨教授质疑我“显然不了解”莫斯科到上海的沟通需要经过多长时间。根据他的推断，需要好几个月，所以斯大林无法在1930年10月以前，即共产国际执委会寄给中共中央政治局著名的“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之前，了解到李立三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身份。（第19—20、27页）
　　为了证明他的观点，杨教授甚至写道：潘佐夫错误地写道，在1930年8月25日斯大林命令李立三“尽快到这里（莫斯科）来”。他讽刺道，第一，1930年8月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令不包括“命令”这个词，只有“尽快来”。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命令。这是个让人不可思议的推断。第二，他断定该指令是由莫洛托夫领导的苏联政治局发出的，而不是斯大林。
　　不幸的是，杨教授不仅对文件所知甚少，而且他不明白共产国际和布尔什维克党里面的政治权力关系。不可思议的是，杨教授发表了许多关于中苏关系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著作，使一些学者认为他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者中的世界领袖”。
　　与杨教授的假设正好相反，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远东局所在地上海，与莫斯科之间的交流沟通肯定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来自上海的密码电报可以在一两天内到达莫斯科，反之亦然。可以肯定的是，有时需要更长的时间，但肯定不是几个月那么久。这就是为什么有关李立三关于世界革命计划的第一手消息在1930年8月8日就呈到了莫斯科领导人们的面前，就在远东局给他们起草并发送最后一部分电文的第二天（电报是从1930年8月4日至7日分几个部分发送的）。顺便说一句，正是这个电报促使共产国际执委会立即决定把李立三叫到莫斯科。8月7日，远东局发送了第二封密电。
　　8月12日，远东局发送了第三封密电，于8月13日或14日抵达莫斯科。当时，斯大林正在俄罗斯南部城市索契度假，他的左膀右臂莫洛托夫在他休假时暂时领导苏联政治局会议。当然，莫洛托夫会给斯大林汇报一切事务，其中也包括中国。作为回复，斯大林在1930年8月13日写信给莫洛托夫：“中国人的倾向是不切实际的也是危险的……现在他们想在全中国做蠢事。我们不能允许他们这样做。”因此，在1930年8月25日，莫洛托夫不得不召开苏共政治局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很明显，莫洛托夫做的这一切是受斯大林的指令的。难道杨教授真的不知道莫洛托夫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人物，而且他没有权力自己决定准备什么文件吗？

　　十、关于米夫

　　杨教授提到，在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上，米夫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把陈绍禹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没有把沈泽民增加为中央候补委员。他强调“米夫当时并不能轻易决定谁当选谁不当选”。（第20—21页）
　　他的观点与众所周知的关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及米夫在这次会议中所起的领导作用相矛盾。文件也不会支持他的观点。例如，在1931年1月3日，第四次全体会议前几天，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政治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建议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实际负责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而米夫当时是远东局的负责人。
　　除此之外，杨教授还提到我所说的米夫让张国焘成为“政治局委员”是错误的。（第21页）但是，我真的没有这么说。我说的是“米夫把缺席的张国焘补充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由此再次表明，杨教授确实没有仔细阅读我的书。

　　十一、关于1935年夏天的中共中央会议

　　杨教授指责我“歪曲”了1935年夏天在第一、四方面军合并后召开的中共领导人的几次会议的历史事实。他说，我错误地认为在7月中旬，张闻天（洛甫）准备把他的总书记职位交给张国焘；在某些会议上，洛甫和毛泽东对于张国焘从鄂豫皖撤退进行批评，而张国焘指控毛和洛丢失了中央苏区。（第21页）他紧接着说，逄先知主编的《毛泽东年谱》中没有包含我提供的这些信息。很奇怪，他引用了《毛泽东年谱》第2卷第502—503页关于1944年3月22日至4月2日的纪事。事实上，应该是在第1卷的第463—466页。
　　我认为这些毫无依据的指责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首先，杨教授除了毛泽东年谱外，没有征询其他的来源。包括，例如施拉姆（Stuart R. Schram）所著《毛泽东权力之路》（Mao's Road to Power）的“导言”一直到第5卷，刘英的回忆录，张培森主编的《张闻天年谱》，还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第二，因为他没有认真读我的书，所以他没有意识到我写了不止他所谓的两个会议，而是写了三个，分别在7月18日、7月21日至22日（我的中文翻译误译为7月20日），还有8月4日至6日（可能杨教授不是很熟悉1935年8月4日至6日在沙窝举行的会议，也可能他把第二次会议和第三次会议搞混了）。第三，他没有仔细地阅读过《毛泽东年谱》第1卷，否则，他肯定会注意到逄先知等人确实写了毛泽东对于张国焘“严重错误”的批评。洛甫也这样做了。

　　十二、 关于西安事变

　　首先，杨教授提到：“作者错把12月13日苏联副外长斯托马尼亚科夫对季米特洛夫说的话，当成了季米特洛夫自己的话。”（第22页）
　　很显然，这是由于俄语原文与中文翻译之间的不协调而产生的误解。相关研究者们都在使用俄罗斯和保加利亚档案馆所藏季米特洛夫在莫斯科时写的俄语日记原文，所以如果杨教授想要知道季米特洛夫对西安事变的真实态度，杨教授还需要研究俄文的原版材料才行。同时，在杨教授所引用的马细谱教授翻译的《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有一些杨教授可能未曾查证过的错误。
　　杨教授说，季米特洛夫1936年12月13日在《日记》中写道：“斯托马尼亚科夫来见。他对张学良做出好的乐观的评价。苏联应该谨慎和巧妙地对待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反苏运动。”这与俄文原文完全不相符合。事实上，季米特洛夫于1936年12月13日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关于张学良的部队在陕西起义的报道。逮捕了蒋介石。斯托马尼亚科夫在我的地方。乐观、赞赏地看待张学良。苏联需要克制、灵巧地应对与西安事变相关的反苏运动。”
　　季米特洛夫在日记原文中并未写道：“斯托马尼亚科夫”或者“他”“对张学良做出好的乐观的评价”。马细谱教授在翻译时错误地附带了“他”这个多余的字眼。《季米特洛夫日记》的原文清清楚楚地写道，季米特洛夫本人是极为高兴的。季米特洛夫当时是共产国际总书记，而斯托马尼亚科夫当时是苏联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季米特洛夫的职务比斯托马尼亚科夫的职务要高，所以斯托马尼亚科夫不可能就苏联对西安事变需要怎么办的问题来教导季米特洛夫。斯托马尼亚科夫只是把西安事变报告给了季米特洛夫，然后季米特洛夫对西安事变表达了他个人的看法。只能说这是他们两人（季米特洛夫和斯托马尼亚科夫）对于西安事变的一致看法。
　　在1935—1936年，苏联外交部和斯托马尼亚科夫跟季米特洛夫一样，都遵循斯大林的政策。西安事变以前，斯托马尼亚科夫也经常致电苏联驻中国大使鲍格莫洛夫，写道：我们要同蒋介石合作。但是，斯托马尼亚科夫和季米特洛夫都知道，斯大林不相信并且恨蒋介石。在此情况下，杨教授为什么以为，在听到西安事变消息后，斯托马尼亚科夫能对张学良做出好的、乐观的评价，而季米特洛夫不能对张学良做出好的、乐观的评价？我认为，他们两位都能做出好的、乐观的评价，因为他们都恨蒋介石，但是《季米特洛夫日记》明确显示：这是季米特洛夫做出好的、乐观的评价。所以斯大林给季米特洛夫打电话批评他。也许，斯托马尼亚科夫自己通知了斯大林，说季米特洛夫很高兴。
　　第二，杨教授提到我没有承认共产国际执委会（季米特洛夫）在听取和讨论了中国共产党代表邓发12月13日的报告之后，制定了一份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指令草案。
　　这个指责很奇怪，因为《季米特洛夫日记》清清楚楚地表明，在12月13日，季米特洛夫没有听取任何邓发的报告。众所周知，邓发在西安事变发生前6个月左右来到莫斯科，季米特洛夫在1936年12月14日记录了，邓发的“信息变得相当的过时”。12月14日，在季米特洛夫了解了斯大林关于逮捕蒋介石的立场后，把邓发的过时报告简要地发给了斯大林，从而保护自己，同时把西安事变的所有责任推到了中共的身上。他写信给斯大林说，邓发的过时报告“显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不顾我们的警告和张学良建立了非常密切和友好的关系”；还说“很难想象张学良能不和中共商量协调就孤身犯险”。
　　第三，杨教授提到，在我的中文版著作中我错误地声称，在12月15日的清晨，“斯大林又给莫洛托夫打了电话，通知莫洛托夫第二天下午到斯大林同志办公室来，讨论中国事情。并要求莫洛托夫只和苏共派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曼努伊尔斯两个人去”。他说，实际情况是莫洛托夫打电话给季米特洛夫。（第21—22页）这个指责也是不正确的，我没有写过斯大林打电话通知莫洛托夫。这是中文版翻译上的错误。在2016年9月12日他们写信给我，承认是他们的错误。
　　实际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没有给我充分的时间阅读全部的中文翻译校对稿就出版了这本书。2015年8月6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把中文校对稿寄给我，同时告诉我，出版社8月14日要出版我的书。所以，我只有一个星期阅读校对稿。我应该首先检查我书中“最敏感的部分”。在中文版中，我发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做了很多违反我和出版社之间协定的剪辑和改动，我不能接受这些剪辑和改动，因为它们涉及并改变了我对毛泽东的批评性意见。我应该同编辑商量，改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所做的剪辑和改动。总之，我没有充分的时间去检查翻译的质量。
　　由此，我无法承担任何由翻译的错误而产生的责任。杨教授声称，他比了我的各个版本的《毛泽东传》（除德文版之外），为什么他在这里没有对照我的书的其他版本？

　　十三、关于毛泽东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

　　杨教授试图否定我的一段陈述：
　　毛需要汇报执行共产国际（12月16日的）指示（他实际于12月20日收到）的情况，但他同时也不想在自己的党内同志面前显得太窝囊。因此，尽管毛已经接受了莫斯科的指示，客观情况也有利，他还是没有与蒋介石签订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协议。
　　杨教授写道：在1936年12月，“党的总书记不是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并不由毛负责。”他继续写道：“毛虽分工负责统战和军事，但在应对西安事变如此重大事件的基本决策问题上，当时也还是集体讨论决定……即使出了什么问题，首要负责者，也是负总责的总书记，而非毛。”（第22页）
　　在那时毛泽东不是总书记，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杨教授像是忘记了，毛泽东那时已经是最权威的中共领导人了，而且尽管他和总书记洛甫（张闻天）及其他领导人商讨，但所有最重要的决策几乎都由他制定。这就是为什么1936年12月17日和18日周恩来在西安发送他的与会报告时是发送给毛泽东和中央委员会，而不是洛甫和中央委员会。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给了周恩来指示。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权威也得到了莫斯科的承认。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起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不是对洛甫。在共产国际第七届代表大会上，宣布了毛泽东而不是洛甫，像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一样，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标杆”。
　　早在1935年10月15日，陈云在他呈交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关于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报告中就强调，遵义会议的结果是“我们驳回了‘铅笔战略家’，并推选毛泽东同志作为领导人”。与此同时，他对1935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选择洛甫而不是博古担任总书记这件事只字未提。因此，斯大林只能考虑毛泽东而不是那个曾经在莫斯科学习的学生洛甫，作为他的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的伙伴。顺便补充一句，不要忘记，在埃德加·斯诺1936年所写的书中，也称毛泽东为中共领导人，并且用一整章的文字来讲述毛泽东的人生故事，而提到洛甫的只有6次。这一章被立刻翻译并在苏联出版。苏联的新闻界是否也同样关注洛甫？不是。当然，毛泽东并没有把所有的电报都由自己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但是在1936年至1937年间他已经是实际的主要的决策者，而这些电报则传达了他的观点。
　　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权威在中国也得到了承认。这是为什么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把逮捕了蒋介石的电报发给了毛和周恩来，而不是洛甫；这也是为什么斯诺的书中有关毛泽东生活的章节也在中国被立刻翻译并出版的原因。
　　杨教授同时讽刺地问：“要和蒋谈协议，也是远在西安的周恩来等才能谈，毛如何‘与蒋介石签订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协议’？”（第22—23页）
　　首先，我并没有写过“签订协议”，而是“went slowly on concluding an agreement”。中文版本的翻译者还犯了一个错误，应该是“慢慢地达成协议”或者“慢慢地缔结协议”，而他们却写成了“签订协议”。但是我的书的翻译错误和杨教授的错误相比，我认为是微不足道的。问题在于，当时我写道，“毛泽东在与蒋介石慢慢地达成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协议”，这并不是指毛泽东在协议签名时走得很慢。按照同样的逻辑，如果我们说1939年8月23日斯大林与希特勒达成协议，我们并不能假设这两人在文件上签署他们各自的名字，所有人都知道签署这份文件的是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如果我们说莫斯科和北京达成协议，我们也并不能假设莫斯科和北京所有公民都签署了这份文件。

　　十四、关于洛川会议

　　杨教授声称，我在写关于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开的著名的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时，犯了几个错误。他说我错在：
　　洛甫起草并由会议通过的一个决议声称，为了赢得南京政府的“信任”和公共舆论的好评，八路军在最初阶段应该在与其他中国军队合作的情况下进行运动的游击战。该决议要求，在日军战线出现缺口的情况下，共产党控制的部队应转而进行独立的和纯粹的游击战，借此来扩大他们在日军华北占领区内军事行动的范围。
　　他说，我所用的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相关内容中“并无所引文字”。此外，他声称洛甫的决议根本不涉及军事问题。（第23页）
　　首先，他从我的书中引用的文字不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的直接引用。我只是简单地转述了家喻户晓的故事。第二，洛甫的决议清楚地强调：“我们应该克服一切困难，为实现本党所提出的争取抗战胜利的十大纲领而坚决奋斗。”而“十大纲领”等直接要求中共与中国的其他组织各自发展独立的游击战争。这两个文件在这方面是有交集的。
　　杨教授同时还认为，在1937年8月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可能谈论“扩大他们在日军华北占领区内军事行动的范围”。他写道：“华北敌后根本就不存在。”（第23页）
　　这是真的吗？我建议杨教授阅读有关洛川会议的文件和文献。所有的资料都会表明，毛泽东、洛甫和很多其他中共领导人，在会议之前和会议当中都谈到日军后方的游击战争。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为抗日战争会是一场持久战。
　　此外，杨教授还声称，我扭曲了毛泽东在1937年9月1日中央一级积极分子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他事实上说毛泽东不可能在积极分子会议上讨论他的计划（即“要么我们战胜他们，要么他们战胜我们”），因为“毛泽东……只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小范围会上去争论”。（第23—24页）
　　我很遗憾不得不再次推翻杨教授的结论，因为毛泽东确实在积极分子会议上透露了他的计划。至少有作为即将召开的会议的发言稿为证，他写道“国民党吸引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我可以同意他的措辞和我的中文版本译文略有不同，这主要是因为我的中文翻译可以轻易地直接地从原始文本中摘抄毛的话，而不像我的书的俄文翻译。然而，从根本上说，意思是一样的。

　　十五、关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

　　在杨教授的书评中题为“‘新民主主义’是斯大林的阴谋？”的一节中，杨教授显然出现了自相矛盾的说法。在第8页，他声称就“新民主主义论……受到过莫斯科的直接影响”这个观点他曾“做过较深入的研究”。然后，他试图谴责我，因为我认为毛泽东的概念源自于克里姆林宫的“老板”斯大林于1937年11月11日发给中共领导人的战术指令。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杨教授承认，在1937年11月11日，斯大林确实向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以及康生发出了以下指示：
　　在中共党代表大会上讨论理论问题是没有益处的；理论问题应该推迟解决，在战后再去解决它。
　　——和以前相比，现在不是谈论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好时机。
　　（毕竟，资本主义正在中国发展着！）

　　但是，杨教授却讽刺地指出：“斯大林在莫斯科的这段谈话，毛自然不可能听到。”（第14页）
　　当然，毛泽东不可能一字不落地听到这句话，但我在书中写道：“中共代表团成员有义务向中央委员会和毛本人转达这一指示。”杨教授可能不知道有文件能证明我的观点：不仅王明和康生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了斯大林的指示，而且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在1937年1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也完全接受了它们。
　　有一份保存在俄罗斯档案馆季米特洛夫秘书处的文件。它是中共中央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电报。季米特洛夫于1938年1月4日把它呈交给斯大林。电报这样写道：“在我们的会议上，我们一致接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令（斯大林于1937年11月11日的指令）。我们检查了实现统一战线的经验和教训，并纠正了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的一些偏差。”
　　第二份文件是1938年5月8日任弼时的报告，他于5月17日呈交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报告部分地提到了“十二月政治局会议，认为……现在抗日战争中的任务是……建立民主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并不是非资本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国家）”。
　　顺便说一句，王明和康生寻求与斯大林会谈，他们很愿意得到斯大林的“建议”。他们相信斯大林的建议“不论对于我们的进一步工作还是对于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所有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都有巨大的意义”。
　　杨教授还试图通过另一个问题来证明我的新民主主义论题的“不正确性”：如果斯大林要求中共制定一条新的政治路线，排除了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么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为什么要走“温和的民主道路”？（第15页）他坚持认为，毛泽东想在中国建立新的民主政权，为了证明它，他引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文件和毛泽东的官方作品。（第14—15页）
　　我不知道杨教授是否看过斯大林与毛泽东在二战结束后的往来信件，以及他们在莫斯科交谈的记录。这些文献显示，斯大林经常故意冷却毛泽东关于撤销新民主主义论的热情。杨教授是否知道，毛泽东只是在克林姆林宫的“老板”去世后才抛弃了新民主主义论吗？
　　顺便说一句，杨教授把我误解为“同许多俄国学者一样，作者在致力于分析说明1949年以前毛成功的原因的同时，也会特别看重来自莫斯科的作用和影响”。(第13页)他提到的“许多俄国学者”指的是谁？我想我可以保证，杨教授不必担心挑起矛盾，因为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俄罗斯汉学家曾经这样做过。苏联和俄罗斯的汉学家们一直强调毛泽东的民族主义和他对莫斯科的反对。然而，文献证明了他们是错误的。

　　十六、任弼时和他的1938年莫斯科之行

　　杨教授指责，我曲解了若干关于1938年任弼时莫斯科之行的事实。不幸的是，他做出的诸多批评性的言论，必须写给我的书的中文翻译者。
　　任弼时被派到莫斯科去执行一项很微妙的任务。毛泽东派他到莫斯科确认共产国际承认毛泽东是中共的主要领导人。早在我的书的俄文版本中，我就写道：“在他抵达后不久，在4月中旬，他以笔名陈林……向共产国际主席团呈交了关于中国局势的长篇大纲。他没有收到关于他的大纲的回复……在五月中旬，他感到相当的焦虑并向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一届会议提交了一份巨大的报告。”
　　随后，负责将俄文版本翻译成英文版本的梁思文教授在这段文字上出现了错误：“在他抵达后不久，在4月中旬，他向共产国际主席团递交了关于中国局势的长篇报告。他没有收到关于他的报告的回复……在五月中旬，他感到相当的焦虑并向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一届会议作了一份巨大的报告。”事实上，我已经准备好对于我没有认真地阅读梁思文教授的翻译而产生的错误表达深深的内疚。
　　再后，我的俄文版本的中文译者也错误地翻译了这段文字。中文版本这样写道：“就是抵达莫斯科不久，他就以陈林的笔名向共产国际主席团递交了一份关于中国形势的长篇报告……这份报告递交上去后没有任何回音。于是，5月中旬，任弼时又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一次会议提交了第二份报告。”
　　杨教授声称，他了解我的书的几乎所有的版本，由于某些原因，他并没有参考过我的书的俄文版本。相反，他简单地认为：“可知作者并没读到任弼时4月14日报告大纲的内容。据此亦不难判断，作者在这一问题上没有发现任何俄文档案。”（第24页）
　　任弼时于1938年4月14日的报告大纲就存放在俄罗斯档案馆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档案中。我不仅阅读了这个文件，而且还将它和以俄文和中文出版的报告进行了比较。我很惊讶，杨教授竟然没有注意到它们都明显地传达了毛对莫斯科的忠诚绝不在王明之下的信息。杨教授还质疑，在这些文件中没有出现过这些文字，而我也没有说有。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文件在本质上把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政策表达得完全正确。不仅是我这样认为，中国学者高华也是这么认为的。
　　此外，杨教授还错误地断言，“潘书称，共产国际依据任弼时报告通过的‘决议还同意由毛泽东取代洛甫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第25页）我从来没有这么说过。众所周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1938年6月11日通过了关于任弼时报告的决议，但是莫斯科在7月才批准决定选择毛泽东。这里，又是我的书的中文版翻译的错误。在此可以对照我的书的俄文版、英文版和中国台湾版。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杨教授并没有检查我的书的其他版本，怎么还声称了解它们呢？

　　十七、关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

　　杨教授试图反驳我，他写道，毛泽东在1949年3月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竭力避免‘新民主主义’这个术语，转而使用‘人民民主革命’这个术语”，他指责我“曲解”了文件。
　　然而，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他指的不是毛泽东的报告而是第二次中共中央全会的决议。（第25—26页）显然，这不是同一回事。我只能说，他对两个文件产生了混淆。

　　十八、关于朝鲜战争

　　杨教授试图否定我关于斯大林对朝鲜战争（1950—1953）的意见。我认为，斯大林不是要统一韩国，而是企图把美国卷入朝鲜战争，以便使美国不只对朝鲜作战而且还对中国作战，从而能使美国损耗国力。杨教授声称，“多数研究者都相信”，“进攻的策动者不是莫斯科而是平壤”，但是，“潘书作者实际上是反其道而行之，基本认为过去的说法没错，朝鲜战争从发动到进行，始终都在斯大林的计划与密谋之中。”（第11—12页）他在声称“多数研究者都相信”时，参考了Catherine Weathersby的“朝鲜战争的新发现”。
　　他的指责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质疑过Weathersby的发现。相反，我非常赞同她所说的：“战争爆发前，金日成同斯大林搞了一个协定。实际上正是斯大林挑起了战争，他支持了金日成的冒险计划，该计划规定：在至多27天内夺取南方。”之后我参考了Weathersby在同一篇文章中所说的：“1948—1950年，金日成就这个问题向斯大林发了48封电报。”换句话说，我推断斯大林在朝鲜战争中有他自己的计划，他试图把它强加给金日成和毛泽东，这一点与Weathersby关于战争的倡议来自金日成的想法完全不矛盾。我相信我已经解释得很明确了，但很遗憾杨教授没有很好地领会这一点。
　　不幸的是，杨教授也没有注意到，安德雷·葛罗米柯的回忆录第二版提到的斯大林在朝鲜战争中的立场以及斯大林在1950年8月27日给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илин的电报，这份电报要求转交给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克莱宁门特·哥特瓦尔德。该电报保存在俄罗斯总统档案中，于2005年由AM Ledovsky首次披露。
　　之后，它被Gary Goldberg翻译成了英文，出现在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中。然后，我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中也找到了它，但是似乎是我第一个意识到这份文件的意义，即这份文件清晰地解释了斯大林在朝鲜战争中的计划（不仅Ledovsky和 Goldberg没有提出，而且其他任何人都没有这样做过）。当我在2008年写关于这件事的时候，受到了被俄国斯大林主义者们称为“国家叛徒”的严厉谴责。
　　杨教授还认为我“明显不了解朝鲜战争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史实”。（第13页）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指责。他凭什么这样推断呢？
　　首先，他说我错误地声称，斯大林拒绝为中国军队提供空中掩护。杨教授写道，斯大林“并没有拒绝”，“他只是相信时间上要延迟一两个月”。他的指责是荒诞的。我在书里是这样叙述的：“他（斯大林）只是答应，在两个月到两个半月之后出动飞机。”
　　第二，他声称，我关于毛泽东犹豫于1950年10月初出兵朝鲜的推断，“既不合常理，也不合逻辑”。（第12页）我的推断是根据以下出版物得出的，包括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还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彭德怀回忆录》《聂荣臻回忆录》，以及俄罗斯学者Анато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Торкунов从俄罗斯总统档案馆中收集的文件，此外还有几份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同时，我还使用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的文件。
　　最后，他还声称，我做出的关于斯大林没有让毛泽东和金日成完成战争的推断是错误的，因为毛泽东自己不想这么做。但是我的推断是基于Торкунов出版的俄罗斯国家总统档案做出的。
　　如果杨教授不同意我的推断或这些文件，请他与上述著作的作者继续探讨。

　　十九、杨教授“发现的其他史实错误”

　　杨教授以4页“简表”列出了我的著作中文版中其他41处“错误”而结束了他的评论。但是，我的应答文字到这里已经过长，并且我也不想回应所有的质疑而让我的读者感到厌烦。我只想再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杨教授写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评论。
　　（1）杨教授声称，在我的书的中文版中这样写道：据称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所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第一次使用“毛泽东主义”这个词，作为“军事机会主义”的同义词。他写道：“错，该决议案中并无此用词。”（第27页）
　　我完全认同，该决议案中并无此用词，但是，问题在于我没有写出来在其他地方有此用词。再次，是我的中文版本译者犯的一个错误，可是杨教授并没有参考我的书的其他版本。我所写的是：“在这个时候（1927年秋天），“毛泽东主义”一词是由中央委员会作为“军事机会主义”的同义词传达的。”我并没有说这个用词是在决议中。我的推断是完全正确的。
　　（2）杨教授坚信我写错了：“1935年夏，因为害怕德国和日本，斯大林在外交政策方面做出了调整”，他声称：“错。斯大林开始改变苏联外交政策的时间是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第27页）
　　这个指责又是不正确的，我没有写过这个！我的书的俄文版写的是：“毛的新政策与共产国际的路线不谋而合！1935年夏，斯大林本人在对外政策方面做出了调整。因为害怕德国和日本侵略苏联，他紧急改变了共产国际和它的党的政策。”我的书的中文译者翻译为：“毛的新政策与共产国际的路线不谋而合！1935年夏，斯大林本人在外交政策方面做出了调整。因为害怕德国和日本侵略苏联，他迅速改变了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政策。”
　　我的书的英文译者梁思文教授翻译为：“毛的新政策与共产国际的路线不谋而合！1935年夏，因为害怕德国和日本侵略苏联，斯大林在他的政策方面做出了调整。”我的书的中文译者的错误与杨教授的错误引用比较起来并不严重。中文版本已清清楚楚地表明：我在谈论共产国际第七届大会和斯大林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态度的紧急转变。可是杨教授却在谈论斯大林在苏联外交政策上的最初的变化。他为什么故意改变我的本意？
　　（3）杨教授推断我在写作时犯了错误：“1936年6月末和7月初，毛在给莫斯科的第一封电报中请求斯大林将对中共的援助增加。”他写道：“不确。自1934年夏天以来双方一直没有人员和电讯联系，何来要求‘增加’财政援助一说。”（第28页）
　　很明显，杨教授不了解相关的文件。事实上，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无线电联系已经在1936年6月末7月初恢复了，俄罗斯档案中保留着中国共产党要求“增加财政援助中共党”的文件。我参阅了这件档案，而杨教授显然没有注意到这个。杨教授在这里还犯了第二个错误。他写道：“自1934年夏天以来中国共产党和莫斯科双方一直没有人员……联系”。既然如此，那么该如何解释陈云在1935年9月底来到了莫斯科呢？
　　（4）杨教授写道：叶子龙是毛泽东的“译电员，并非毛秘书”，潘佐夫犯了错误。（第28页）
　　可是，叶子龙自己写道：“从1935年11月我到毛泽东身边任机要秘书，并照料他的日常工作生活，饮食起居，陪同他出行访问视察。”
　　（5）杨教授断言，叶子龙没看到张学良在给毛和周关于逮捕蒋介石的电报中的“兵谏”二字，因为“电报中无‘兵谏’二字”。(第28页)
　　叶子龙看不到是肯定的。这封电报很有名，但我没有说他是在电报中看到这两个字的。我是引用了他在回忆录里的话，他说他看到了它们。他的回忆录不是关于汉字的信息，而是记录了他作为一个目击者所看到的在蒋介石被抓捕事件的前前后后中共高层所做出的反应。如果我需要特别地考证张的电报的真实性，我可以轻松地做到，因为考证它有太多渠道。
　　（6）杨教授指出，在我的书的中文版本中，我写了莫洛托夫在1937年2月5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电报草稿上做了“几处修改”。他说“是季米特洛夫做了几处修改”。(第28页)
　　再次重申，这不是我出的错。我从来没写过是莫洛托夫，这仍是我的中文版本译者出现的错误，杨教授可以通过比较中文版本和俄文版本来得到证实。
　　（7）杨教授指出，在我的书的中文版本中写道：1938年4月“毛、洛甫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立刻正式批准了他（指张国焘）的退党要求”。
　　我没有那么说过，再次重申，杨教授必须把此处问题归咎于我的中文译者。我的原文是这样写的：“在1938年4月，张国焘因为无法承受对他的排挤，从延安逃到汉口，离开中国共产党。毛、洛甫和党的其他领导人正式批准将其驱逐出党，指责他是‘机会主义’。
　　我可以继续说下去，但是我认为已经搞清楚了，大致可以将杨教授声称的在我的著作中文版中发现的“错误”归为三类：
　　第一，中文版本译者的翻译错误。我已经声明，这是出版社的责任。鉴于杨教授声称，他“认为简体中文本译文的质量总体上还是好的”（第31页），由此是否可以认为杨教授仔细比较了俄文原文和中文翻译呢？如果认真比较了，为什么他没有注意到中文翻译的严重错误？
　　第二，所谓的“错误”造成的事实，其实是杨教授误解了我的话，并把我没有说过的话归在我的身上。
　　第三，所谓的“错误”，归根结底是杨教授不了解我使用的资料的来源。

　　二十、关于我的真正的错误

　　以上所有的辩驳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写的《毛泽东传》没有任何错误和过失？当然不是，任何人在这么大篇幅的书中都难免出现错误。
　　最重要的错误如下（都是杨教授发现的）：
　　（1）我错误地计算了1935年1月7日邀请参加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米夫的学生那部分人数。我写道，他们占与会者的1/3，但事实上他们仅占16.2％。然而，有6个而不是杨教授所说的5个为旅苏学生：他忽略了1927年至1930年在莫斯科学习过的夏曦，其俄语名字是Metallov（米塔洛夫）
　　（2）我错误地把1936年12月14日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的信当作是斯大林给季米特洛夫的信。
　　（3）我错误地断定是毛泽东选择了任弼时1938年去莫斯科。实际上，这是王明的提议并且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仍然不了解有关1938年3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让任弼时去莫斯科的讨论的信息。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王明会推荐在会上关于统一战线和其他问题的“尖锐的冲突”中支持毛泽东而反对他的任弼时。高华的解释是王明认为任弼时是他的朋友，但是看起来不可能，因为在会上发生了冲突。
　　（4）我错误地写道，金日成在1950年春天派他的总政委到北京请求毛泽东派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3个朝鲜师到朝鲜，实际上这是1949年春天的事。
　　不过，这些错误没有改变我对毛泽东、金日成、斯大林或者季米特洛夫个人以及他们的政策的观点。
　　关于季米特洛夫1936年12月14日那封信的故事是特别与主题相关的。是的，尽管在《季米特洛夫日记》中没有明确的叙述，但是这是一封季米特洛夫交给斯大林的信，而不是斯大林给季米特洛夫的信。《日记》的原文是：“问他（斯大林）的关于中国同志们立场的看法。建议（俄文词是没有写完的“Предлож”——作者注）：‘劝他们采取独立的立场’。”季米特洛夫没有指出是谁建议，他甚至没有写完“建议”这个词。然而，马细谱教授的翻译是：“（我们）建议”，尽管在《季米特洛夫日记》中没有“我们”这个词。
　　无论如何，我最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现在我清楚地知道，这是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的信。
　　然而，最重要的是，季米特洛夫在1936年12月14日上午阅读《真理报》和《消息报》社论之后写了这封信。在这些社论描绘下，西安事变变成了一个日本的阴谋。在同一天早上，季米特洛夫还读到了塔斯社同样的声明。这3篇文章使他对斯大林的立场立刻有了清晰的了解。所以他马上改变了他对西安事变的乐观评价。他立即召集他身边的人开了一个讨论中国局势的会议。之后他写信给斯大林，送给他邓发的过时报告，表明中共可能是张学良的后盾。所有这些史料都仍然支持我的观点，即斯大林让季米特洛夫改变了他最初对西安事变的乐观评价。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对我确实出现的错误表达深深的歉意。同时，我不能说我自己好像孔子的学生子路一样“人告之以有过，则喜”，但是我的确对于杨教授发现了我的书的那些真正的错误表示感谢。我确定我会在我的下一版本的书中校正那些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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