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青史留名的问题，草民可能不在乎，士大夫却很在乎，当国者就更在乎。直到半个多世纪以前那场大饥荒中，身居高位的领导就提出：“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算是最重的警告，还是寄希望于对青史留名的畏惧，能起到约束作用


　　老高按：今天上午主持了两小时的中国研究院关于知青话题研讨会节目，有点疲乏，但是读到资中筠的文章《说真话为什么这么难？》，感觉很难得，将之转载出来，以利推动这一话题的思考深化。
　　讲真话难，这恐怕是大家的共识。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讲真话为什么难？大家或多或少也能谈出点原因、道理。难得的是资中筠，要言不繁、几下子就说明了相当复杂的现象及其成因，很有启发性，可以开拓我们的思路。


　　说真话为什么这么难？

　　资中筠，《中国新闻周刊》600期

　　新年伊始，人民日报微博说今后要“努力说真话”，引起热议。《中国新闻周刊》600期策划也提到，一直在“努力说真话”。我特别欣赏的是“努力”二字。如果哪家媒体底气十足地说：“我们一贯说真话，今后也将保证只说真话，不说假话”，那么这句话本身就足以让人对它以后所说的每一句话的真实性发生怀疑，因为这显然不符合已存在的事实，以及今后可以预期的现实条件。所以，承认需要“努力”，就是面对现实，至少这话是真诚的，进而决心为此而努力，那就更值得赞许。
　　那么，为什么说真话这么难？

　　首先，这里指的是对当代社会，乃至后世都会有影响的公众话语。我们每个人扪心自问，在日常生活中，一辈子百分之百没有说过一句假话的，恐怕很少。即使在家人、亲人之间，有时也难免有所隐瞒。有的是善意的谎言，有的却有损道德。有人“实诚”，有人“狡猾”，私德的问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媒体是“公器”，话是说给广大公众听的，所以称作“舆论”，会产生一定的力量；而且，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所以对后世也有影响，其真、假的分量自然非同小可，所负的责任也无法和私人交往关系相提并论。
　　为什么要说假话？对谁说假话？首先是对敌人。“兵不厌诈”，古今中外皆然。现在充斥电视屏幕的谍战剧，里面的英雄人物都活在自己和他所属的组织编织的谎言里——为了一个“信仰”。他欺骗的是心目中的敌人，自信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心安理得。还有一种情况是外交，虽然打交道的对方不一定是敌人，但是国家之间只有利益，今天是友，明天就可能是敌，“防人之心不可无”。有一个不知何人发明的对外交官的经典定义：“一个诚实的人被派到外国，为了国家的利益而说谎。”但是在和平时期，国家之间还是有基本的信誉规则的，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能靠谎言支撑，尤其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发达的今天，说假话越来越难，必须限制在非不得已的范围，而且要拿捏分寸和策略，不能“瞪着大眼说瞎话”，否则非但不能维护国家体面，反为天下笑。

　　写史者的标杆

　　那么，对本国的公众呢？为什么不能说真话？
　　先说历史。大概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重视历史，有这样悠久的史学传统，而且给历史赋予这样重大的责任。同时也很少有国家像中国那样，写真实的历史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甚至生命。于是有齐太史这样的名垂千古的、一家三兄弟以身殉史的“史学烈士”，最简单的“秉笔直书”成为英雄事迹。世上只有以身殉职、殉道、殉国之说，而殉史的，似乎只有中国有，这也可算“中国特色”。
　　为什么如实记录史实那么难？因为是“官史”。中国的传统文史不分，顾准称中国的文化就是“史官文化”。史官不是民间独立人士，而是有官职的，被写的对象是掌握生杀之权的权贵，于是写真话就成为与权力的抗争。史官手无寸铁，双方天生就处于不对等的地位，其胜负结果可想而知。对中华民族幸运的是，那个时代的人特别有血性，认死理，把说真话看得重于生命，前赴后继，为了一个字，牺牲了三兄弟，最后对立面崔杼认输了，他的行为还是以“弑君”载入历史。
　　平心而论，那崔杼也不算太坏，他到一定程度就罢手了，知所止就是知耻，说明还有所畏惧。还有一位名人就是晋国的董狐，他运气比较好，被他笔伐的那位赵盾，叹口气，认了。“董狐笔”从此成为写真话的象征。先秦时代的政治文化还没有认可绝对集权，在位者不敢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到后世，刀把子在握，杀到你屈服为止，诛九族不在话下，三兄弟算什么？更重要的是，齐太史、晋董狐为后世写史者留下一根标杆：要说真话，即使不能完全做到，也要“努力”去做。另一方面，还有一个传统的规矩，皇帝不能看史官对他起居言行的记录，有点回避制的味道。直到唐太宗坚持要看，把这个规矩给破坏了。
　　今天回顾历史，古人能发明这样一条规定，居然在专制皇朝还能实行这么长的时间，我不由得对老祖宗肃然起敬。后来，这一传统逐渐式微，史官笔下“报喜不报忧”，自觉地对君主隐恶扬善多起来。不过史官还是有一定的独立性，心目中有一个榜样，治史者对后世有一份责任心，对真相心存敬畏，不敢胡编乱造。另外，除了官史之外，还有许多野史、私家编撰的见闻录。
　　例如宋周密撰《齐东野语》的序言说：“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因为官史受当时的政治斗争影响，有私心、有党争，只有他们家祖辈传下来的实录是可靠的。当然这也只是一家之言。不过在明清以降大兴文字狱之前，这种民间野史的刻写、流传还有一定的自由度，而即使是修官史，主要是写前朝历史，可以客观一些。其所依据的史料也包括广为搜罗的野史，甚至民间传说，所以，为我们留下的二十四史，还有相对可信度。中国古代的史学有努力写“信史”的优良传统，我们常说要发扬民族的优秀传统，这个传统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

　　假消息贻害无穷

　　以上说的都是治史，似乎与媒体无关。事实上所谓历史，就是昨天的新闻。齐太史、晋董狐写的都是当时发生的事，当事人就在眼前，按今天的标准应该算作新闻，只不过古代没有大众传媒之说，朝堂之事，黔首黎民不得与闻，记录下来，是留给后人看的，记者与史官合二为一。而且古人赋予历史的意义不仅是记下所发生的事，而且带有监督、警戒当政者的作用。如果生前不能受到一定的评判，死后在历史上也要留下鉴定。青史留名的问题草民可能不在乎，士大夫却很在乎，当国者就更在乎。直到半个多世纪以前那场大饥荒中，身居高位的领导还提出：“饿死人是要上史书的”（原话是刘少奇对毛泽东说的：“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老高注），算是最重的警告，还是寄希望于对青史留名的畏惧能起到约束作用。现代的新闻报道更有即时的监督的职责，所以本文所举写史之例完全适用于写新闻。
　　今人研究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的资料来源，除了档案之外，就是当时的新闻报纸。档案姑且不论，如果某个时期的报纸登的都是假消息，那可就谬种流传，贻害无穷了。例如研究中国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民生和经济状况，如果单凭那几年的报纸，会以为出现过亩产万斤这样的超高生产力，全民精力充沛，干劲十足，根本没有发生饥荒。若按掌握话语权者的意图，饿死人也不能上史书。所幸“努力”挖掘和披露真相的志士前赴后继，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野史。尽管如此，已经大规模传播的假话都要恢复真相并不那么容易。我见到过当代的年轻人为了解某位经济界人物，翻阅“三反”“五反”运动中的报纸，发现对此人的详细报道，罪名吓人，历数其罪状，振振有词。尽管这个运动的扩大化和大量冤案现在已经是公认的事实，但是对于这个具体人和这则报道，那位年轻人还是不由得不信。事实是，事主一年后就已彻底平反（他算是幸运的），那些“罪状”完全无据。但是这种公开“揭批”是大张旗鼓的，而“平反”是“内部”悄悄的。政治运动没有“毁谤罪”，名誉受损也没有在同样的范围内恢复名誉之说。我们这一代过来人对这种“特色”心领神会，但对于后来有幸生长在比较正常环境中的人，除非有专门训练，能分辨真假吗？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遇到一位海外留学生，研究“反右”运动历史，也是依据当时国内报刊的公开资料，还有经过特殊渠道得到的“右派”档案材料，运用被认为“科学”的国际学术界时髦的“量化”分析，得出结论是“这是一场有野心的知识分子向工农干部夺权的斗争”，因为白纸黑字这样写着，“连他们自己都承认的。”这种论文因为出处有据，注释齐全，合乎学术“规范”，在名牌大学中居然也得到承认。从最低限度讲，这类报道是误人子弟，而且祸延海外！当时发表此类消息的媒体和媒体人早已“丢掉”“董狐笔”的传统。他们不享有古代史官的相对独立性，那段时间里，恐怕想要做以身殉新闻的烈士而不可得。

　　一句真话的力量

　　掌权者为什么需要向公众掩盖真相？当然真相是坏事，是施政之失，如果是善政，是功劳，大书而特书还来不及呢。做了错事想掩盖，这也是人之常情，小孩子闯了祸大多不想让大人知道。像孔夫子提倡的“闻过则喜”，需要较高的修养，不是一般人能达到。文过饰非倒不是中国人特有的国民性。特别是掌权者，如果有权、有办法掩天下耳目，很少人会把百姓当作神父，自觉地忏悔自己的罪过。所以问题在于他是否拥有这个权力。
　　以尼克松“水门事件”为例，他触犯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基本游戏规则，被发现后，使出浑身解数加以掩盖，是两名普通记者锲而不舍地挖掘和披露真相，最后把他拉下马。他一定对他们恨得牙根痒痒，如果有权力加以封杀，不择手段让这两个记者闭嘴，早就这么做了。可是他没有这个权力。是制度设计决定真相战胜。又如克林顿的绯闻，他最初也是否认，想掩盖，但是盖不住，只得承认并道歉。他差点被弹劾的罪名不是生活不检点，而是撒谎，“作伪证”，是违法的。所以最后记者问他，认为自己的行为对美国青少年有什么影响，他的回答是：人不能说谎，总统也不行。政治人物的私德固然重要，而对公众必须说真话更为重要。他们的制度、法律就是这样要求的。
　　现代媒体的天职是反映真相，而真相往往被重重掩盖，就需要深入揭露，发展出“调查性新闻”这样的文体。在充分享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媒体履行职责也还会遇到威胁利诱的困扰，表现有优劣之分，而在迫使政治透明的法律机制欠缺、媒体没有独立身份、说真话没有安全保障的环境中，还是坚持拒绝假话，努力挖掘真相，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这样的媒体人的勇气、智慧和高度敬业精神可与古之太史遥相呼应，更值得尊敬。这里的“真相”当然是涉及国计民生、社会公平正义之事，不是指那些名人八卦。如《中国新闻周刊》600期所举事例，涉及法制、民主、公民权利等各个方面，大多影响深远。
　　要奋斗就要有牺牲。就以孙志刚事例来说，真相的披露揭开了暗无天日的黑幕，促成了收容制度的取消，是一大功劳。但有人因此付出了代价，只是公开加于他们的罪名是另外罗织的借口，在这点上，今人还不如古之崔杼者流坦率。而且，收容制固然取消，还有其他类似的黑暗场所，包括劳教所。最近有记者暗访“救助站”所遇到的险情和发现的惨状，说明只要这种权力不受约束的体制不改变，类似孙志刚的惨案难以杜绝。当然那些冒险暗访的记者也属于敬业、勇敢，值得尊敬之列。
　　子曰：“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我理解有几层意思：其一，在位者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人都可以看得见，其二，错误是特例，一经指出，很快能得到改正；其三，黑暗是暂时的，多数时间是光明的。如果日蚀、月蚀成为常态，那就是黑暗世界了。所以如果在位者掩盖错误、撒谎成性，天天指鹿为马，使民众长期生活在谎言笼罩的黑暗之中，这个民族必然成为愚昧的民族，而且弄虚作假成风，全社会都失去诚信。从这一角度，有公众话语权之媒体是否说真话影响深远。
　　我还是把新闻与历史相提并论，如果说，一句真话能改变社会，恐怕有所夸大，但能照亮民众的心智，善莫大焉。不断地揭露真相，集腋成裘，亮光就会逐步驱散黑暗，不但照亮今人，而且惠及后世。今日之中国，坚持说真话仍然任重而道远，同志仍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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