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青史留名的問題，草民可能不在乎，士大夫卻很在乎，當國者就更在乎。直到半個多世紀以前那場大饑荒中，身居高位的領導就提出：“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書的！”算是最重的警告，還是寄希望於對青史留名的畏懼，能起到約束作用


　　老高按：今天上午主持了兩小時的中國研究院關於知青話題研討會節目，有點疲乏，但是讀到資中筠的文章《說真話為什麼這麼難？》，感覺很難得，將之轉載出來，以利推動這一話題的思考深化。
　　講真話難，這恐怕是大家的共識。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講真話為什麼難？大家或多或少也能談出點原因、道理。難得的是資中筠，要言不繁、幾下子就說明了相當複雜的現象及其成因，很有啟發性，可以開拓我們的思路。


　　說真話為什麼這麼難？

　　資中筠，《中國新聞周刊》600期

　　新年伊始，人民日報微博說今後要“努力說真話”，引起熱議。《中國新聞周刊》600期策劃也提到，一直在“努力說真話”。我特別欣賞的是“努力”二字。如果哪家媒體底氣十足地說：“我們一貫說真話，今後也將保證只說真話，不說假話”，那麼這句話本身就足以讓人對它以後所說的每一句話的真實性發生懷疑，因為這顯然不符合已存在的事實，以及今後可以預期的現實條件。所以，承認需要“努力”，就是面對現實，至少這話是真誠的，進而決心為此而努力，那就更值得讚許。
　　那麼，為什麼說真話這麼難？

　　首先，這裡指的是對當代社會，乃至後世都會有影響的公眾話語。我們每個人捫心自問，在日常生活中，一輩子百分之百沒有說過一句假話的，恐怕很少。即使在家人、親人之間，有時也難免有所隱瞞。有的是善意的謊言，有的卻有損道德。有人“實誠”，有人“狡猾”，私德的問題，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媒體是“公器”，話是說給廣大公眾聽的，所以稱作“輿論”，會產生一定的力量；而且，今天的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所以對後世也有影響，其真、假的分量自然非同小可，所負的責任也無法和私人交往關係相提並論。
　　為什麼要說假話？對誰說假話？首先是對敵人。“兵不厭詐”，古今中外皆然。現在充斥電視屏幕的諜戰劇，裡面的英雄人物都活在自己和他所屬的組織編織的謊言裡——為了一個“信仰”。他欺騙的是心目中的敵人，自信是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心安理得。還有一種情況是外交，雖然打交道的對方不一定是敵人，但是國家之間只有利益，今天是友，明天就可能是敵，“防人之心不可無”。有一個不知何人發明的對外交官的經典定義：“一個誠實的人被派到外國，為了國家的利益而說謊。”但是在和平時期，國家之間還是有基本的信譽規則的，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不能靠謊言支撐，尤其是在全球化和信息發達的今天，說假話越來越難，必須限制在非不得已的範圍，而且要拿捏分寸和策略，不能“瞪着大眼說瞎話”，否則非但不能維護國家體面，反為天下笑。

　　寫史者的標杆

　　那麼，對本國的公眾呢？為什麼不能說真話？
　　先說歷史。大概很少有國家像中國這樣重視歷史，有這樣悠久的史學傳統，而且給歷史賦予這樣重大的責任。同時也很少有國家像中國那樣，寫真實的歷史要付出如此大的代價，甚至生命。於是有齊太史這樣的名垂千古的、一家三兄弟以身殉史的“史學烈士”，最簡單的“秉筆直書”成為英雄事跡。世上只有以身殉職、殉道、殉國之說，而殉史的，似乎只有中國有，這也可算“中國特色”。
　　為什麼如實記錄史實那麼難？因為是“官史”。中國的傳統文史不分，顧准稱中國的文化就是“史官文化”。史官不是民間獨立人士，而是有官職的，被寫的對象是掌握生殺之權的權貴，於是寫真話就成為與權力的抗爭。史官手無寸鐵，雙方天生就處於不對等的地位，其勝負結果可想而知。對中華民族幸運的是，那個時代的人特別有血性，認死理，把說真話看得重於生命，前赴後繼，為了一個字，犧牲了三兄弟，最後對立面崔杼認輸了，他的行為還是以“弒君”載入歷史。
　　平心而論，那崔杼也不算太壞，他到一定程度就罷手了，知所止就是知恥，說明還有所畏懼。還有一位名人就是晉國的董狐，他運氣比較好，被他筆伐的那位趙盾，嘆口氣，認了。“董狐筆”從此成為寫真話的象徵。先秦時代的政治文化還沒有認可絕對集權，在位者不敢肆無忌憚地為所欲為。到後世，刀把子在握，殺到你屈服為止，誅九族不在話下，三兄弟算什麼？更重要的是，齊太史、晉董狐為後世寫史者留下一根標杆：要說真話，即使不能完全做到，也要“努力”去做。另一方面，還有一個傳統的規矩，皇帝不能看史官對他起居言行的記錄，有點迴避制的味道。直到唐太宗堅持要看，把這個規矩給破壞了。
　　今天回顧歷史，古人能發明這樣一條規定，居然在專制皇朝還能實行這麼長的時間，我不由得對老祖宗肅然起敬。後來，這一傳統逐漸式微，史官筆下“報喜不報憂”，自覺地對君主隱惡揚善多起來。不過史官還是有一定的獨立性，心目中有一個榜樣，治史者對後世有一份責任心，對真相心存敬畏，不敢胡編亂造。另外，除了官史之外，還有許多野史、私家編撰的見聞錄。
　　例如宋周密撰《齊東野語》的序言說：“國史凡幾修，是非凡幾易”，因為官史受當時的政治鬥爭影響，有私心、有黨爭，只有他們家祖輩傳下來的實錄是可靠的。當然這也只是一家之言。不過在明清以降大興文字獄之前，這種民間野史的刻寫、流傳還有一定的自由度，而即使是修官史，主要是寫前朝歷史，可以客觀一些。其所依據的史料也包括廣為搜羅的野史，甚至民間傳說，所以，為我們留下的二十四史，還有相對可信度。中國古代的史學有努力寫“信史”的優良傳統，我們常說要發揚民族的優秀傳統，這個傳統是值得繼承和發揚的。

　　假消息貽害無窮

　　以上說的都是治史，似乎與媒體無關。事實上所謂歷史，就是昨天的新聞。齊太史、晉董狐寫的都是當時發生的事，當事人就在眼前，按今天的標準應該算作新聞，只不過古代沒有大眾傳媒之說，朝堂之事，黔首黎民不得與聞，記錄下來，是留給後人看的，記者與史官合二為一。而且古人賦予歷史的意義不僅是記下所發生的事，而且帶有監督、警戒當政者的作用。如果生前不能受到一定的評判，死後在歷史上也要留下鑑定。青史留名的問題草民可能不在乎，士大夫卻很在乎，當國者就更在乎。直到半個多世紀以前那場大饑荒中，身居高位的領導還提出：“餓死人是要上史書的”（原話是劉少奇對毛澤東說的：“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書的！”——老高注），算是最重的警告，還是寄希望於對青史留名的畏懼能起到約束作用。現代的新聞報道更有即時的監督的職責，所以本文所舉寫史之例完全適用於寫新聞。
　　今人研究歷史，特別是近現代史的資料來源，除了檔案之外，就是當時的新聞報紙。檔案姑且不論，如果某個時期的報紙登的都是假消息，那可就謬種流傳，貽害無窮了。例如研究中國20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民生和經濟狀況，如果單憑那幾年的報紙，會以為出現過畝產萬斤這樣的超高生產力，全民精力充沛，幹勁十足，根本沒有發生饑荒。若按掌握話語權者的意圖，餓死人也不能上史書。所幸“努力”挖掘和披露真相的志士前赴後繼，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野史。儘管如此，已經大規模傳播的假話都要恢復真相併不那麼容易。我見到過當代的年輕人為了解某位經濟界人物，翻閱“三反”“五反”運動中的報紙，發現對此人的詳細報道，罪名嚇人，歷數其罪狀，振振有詞。儘管這個運動的擴大化和大量冤案現在已經是公認的事實，但是對於這個具體人和這則報道，那位年輕人還是不由得不信。事實是，事主一年後就已徹底平反（他算是幸運的），那些“罪狀”完全無據。但是這種公開“揭批”是大張旗鼓的，而“平反”是“內部”悄悄的。政治運動沒有“毀謗罪”，名譽受損也沒有在同樣的範圍內恢復名譽之說。我們這一代過來人對這種“特色”心領神會，但對於後來有幸生長在比較正常環境中的人，除非有專門訓練，能分辨真假嗎？
　　上世紀九十年代，我遇到一位海外留學生，研究“反右”運動歷史，也是依據當時國內報刊的公開資料，還有經過特殊渠道得到的“右派”檔案材料，運用被認為“科學”的國際學術界時髦的“量化”分析，得出結論是“這是一場有野心的知識分子向工農幹部奪權的鬥爭”，因為白紙黑字這樣寫着，“連他們自己都承認的。”這種論文因為出處有據，注釋齊全，合乎學術“規範”，在名牌大學中居然也得到承認。從最低限度講，這類報道是誤人子弟，而且禍延海外！當時發表此類消息的媒體和媒體人早已“丟掉”“董狐筆”的傳統。他們不享有古代史官的相對獨立性，那段時間裡，恐怕想要做以身殉新聞的烈士而不可得。

　　一句真話的力量

　　掌權者為什麼需要向公眾掩蓋真相？當然真相是壞事，是施政之失，如果是善政，是功勞，大書而特書還來不及呢。做了錯事想掩蓋，這也是人之常情，小孩子闖了禍大多不想讓大人知道。像孔夫子提倡的“聞過則喜”，需要較高的修養，不是一般人能達到。文過飾非倒不是中國人特有的國民性。特別是掌權者，如果有權、有辦法掩天下耳目，很少人會把百姓當作神父，自覺地懺悔自己的罪過。所以問題在於他是否擁有這個權力。
　　以尼克松“水門事件”為例，他觸犯了美國民主制度的基本遊戲規則，被發現後，使出渾身解數加以掩蓋，是兩名普通記者鍥而不捨地挖掘和披露真相，最後把他拉下馬。他一定對他們恨得牙根痒痒，如果有權力加以封殺，不擇手段讓這兩個記者閉嘴，早就這麼做了。可是他沒有這個權力。是制度設計決定真相戰勝。又如克林頓的緋聞，他最初也是否認，想掩蓋，但是蓋不住，只得承認並道歉。他差點被彈劾的罪名不是生活不檢點，而是撒謊，“作偽證”，是違法的。所以最後記者問他，認為自己的行為對美國青少年有什麼影響，他的回答是：人不能說謊，總統也不行。政治人物的私德固然重要，而對公眾必須說真話更為重要。他們的制度、法律就是這樣要求的。
　　現代媒體的天職是反映真相，而真相往往被重重掩蓋，就需要深入揭露，發展出“調查性新聞”這樣的文體。在充分享有言論自由的國家，媒體履行職責也還會遇到威脅利誘的困擾，表現有優劣之分，而在迫使政治透明的法律機制欠缺、媒體沒有獨立身份、說真話沒有安全保障的環境中，還是堅持拒絕假話，努力挖掘真相，反映事物的本來面貌，這樣的媒體人的勇氣、智慧和高度敬業精神可與古之太史遙相呼應，更值得尊敬。這裡的“真相”當然是涉及國計民生、社會公平正義之事，不是指那些名人八卦。如《中國新聞周刊》600期所舉事例，涉及法制、民主、公民權利等各個方面，大多影響深遠。
　　要奮鬥就要有犧牲。就以孫志剛事例來說，真相的披露揭開了暗無天日的黑幕，促成了收容制度的取消，是一大功勞。但有人因此付出了代價，只是公開加於他們的罪名是另外羅織的藉口，在這點上，今人還不如古之崔杼者流坦率。而且，收容制固然取消，還有其他類似的黑暗場所，包括勞教所。最近有記者暗訪“救助站”所遇到的險情和發現的慘狀，說明只要這種權力不受約束的體制不改變，類似孫志剛的慘案難以杜絕。當然那些冒險暗訪的記者也屬於敬業、勇敢，值得尊敬之列。
　　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我理解有幾層意思：其一，在位者的一舉一動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人都可以看得見，其二，錯誤是特例，一經指出，很快能得到改正；其三，黑暗是暫時的，多數時間是光明的。如果日蝕、月蝕成為常態，那就是黑暗世界了。所以如果在位者掩蓋錯誤、撒謊成性，天天指鹿為馬，使民眾長期生活在謊言籠罩的黑暗之中，這個民族必然成為愚昧的民族，而且弄虛作假成風，全社會都失去誠信。從這一角度，有公眾話語權之媒體是否說真話影響深遠。
　　我還是把新聞與歷史相提並論，如果說，一句真話能改變社會，恐怕有所誇大，但能照亮民眾的心智，善莫大焉。不斷地揭露真相，集腋成裘，亮光就會逐步驅散黑暗，不但照亮今人，而且惠及後世。今日之中國，堅持說真話仍然任重而道遠，同志仍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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