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打了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大多數中國人感到，“二戰很近，一戰很遠。”其實一戰啟動了中國現代史巨車之輪，助推人包括在一戰中流汗流血的華工。從一戰至今，中國已經做了五次抉擇，影響百年國運，現在面臨第六次抉擇
老高按：“二戰很近，一戰很遠。”這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感受。說“近”和“遠”，既指時間，也指空間。第二次世界大戰距今只有七十來年，戰火燒到中國的國土上、家門口，很多當事人、親歷者就在我們眼前凋零，他們的回憶讓我們感到餘溫尚存；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都距今整整一個世紀了，親歷者都早已作古，何況槍炮聲是在歐洲大陸響起，雖然中國當時也選邊站，算“參戰國”甚至是“戰勝國”，但這場戰爭離亞洲、離中國真算是“遠在天邊”。許多中國人對二戰的進程能如數家珍，對一戰卻所知寥寥，提起一戰，大多數人可能只知道戰爭結束之後的巴黎和會對中國不公，引發了“五四”運動，進而促成了中共誕生。
今年是一戰結束一百周年，西方主要國家，包括當時參戰雙方，都當成一件大事，最近幾天國際主要媒體都在大張旗鼓地報道百年紀念活動，討論那場戰爭的深遠歷史影響。
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年—1918年），期間共有970萬軍人和1000萬平民死亡。其中協約國一方，包括英法俄在內共有570萬士兵及370萬平民死亡，而同盟國一方，德意志帝國和奧匈帝國，則有400萬士兵及310萬平民喪生。BBC還報道，英國有600萬人在一戰期間參軍，每四名英國男性中就有一人，共88.6萬陣亡。這些數字，不是“絕後”，卻是“空前”，在當時必定算是駭人聽聞！
對中國人來講，一戰確實“遠在天邊”，但又“近在眼前”。BBC的一篇深度報道，題目就是《一戰百年 影響中國國運的六次抉擇》，文章說：
中國是一次大戰的戰勝國之一，但多年來一直將其看作是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官方宣傳主要強調列強在巴黎和會上出賣中國利益，中國是帝國主義的受害者。但現在宣傳口徑有了變化，當年中國在一戰期間向英法輸送華工的歷史成為新的重點。
中國開始利用一戰歐洲戰場上的華工血淚史，來強調歷史上中國對世界和平的貢獻，將中國描繪為和平秩序的建設者，突出中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
文章還介紹：
其實，正面看待中國參與一次大戰的歷史，在中國學術界早有呼聲。有學者甚至認為，中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正確決策都促進了中國大國地位的確立。
但這篇深度報道的重點，是一戰以來中國歷屆政府所做的幾次重大戰略抉擇及其成敗。今天，中國在國際上面臨新的戰略挑戰。重溫這些抉擇有特別的意義。
有哪六次抉擇呢？這篇報道逐一列舉：
第一次世界大戰，選擇站在協約國一邊；
第二次世界大戰，選擇站在英美盟國一邊，共同抗擊軸心國，勝利後獲得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
但是，二戰後不久，中共奪取全國政權，做出了完全不同的戰略抉擇，投靠了蘇聯為首的紅色陣營。按中國知名宏觀分析師高善文的話說，在中國近代史上一次又一次重大的歷史轉折關頭，“中國總是作出錯誤的選擇”，而“1949年我們跟蘇聯搞在一起”是“搞錯了”。
此人今年7月28日在山西證券發表的演說中說：“過去40年，在小平同志的主導下，我們賭了兩次賭對了，這兩次賭對我們就創造了如此巨大的經濟繁榮。”
BBC這篇報道說：
這兩次“賭對”，第一次指的是中國1978年開始對外開放，與美國共同對付蘇聯，使中美關係處於“蜜月時期”，與西方世界全面恢復交往。
第二次則是在1991年蘇聯解體後，鄧小平作出重要指示：“韜光養晦，絕不當頭”，使中國避免迅速成為美國的下一個對手。緊接着，1992年鄧小平南巡，明確表示中國要全面建設市場經濟，使美國認為中國正在向美國的意識形態靠近，從而使中美關係進入了新的蜜月期。
以上兩次“賭對”，可算中國第四次、第五次抉擇。而第六次抉擇，就是習近平執政的當下了，按照高善文的說法，經過1949年一次“搞錯”，1978年和1992年兩次“賭對”，2018年的中國再次面臨抉擇的關口。
BBC報道中的下面這段話，可供我們今天在百年來第六次選擇中參考：
在回顧民國時期的外交成就時，秦暉說，中國在兩次大戰中作出成功決策，是因為當時的政府“選擇站在功利上最可能的贏家、價值上最文明進步的陣營一邊”，也就是以美、英、法為代表的西方陣營。
兩次大戰的歷史，並不能自動證明當今的中國是可以信賴的“負責任大國”，而只能為北京當局指出吸取前人經驗、走出目前困境的一條路徑。在這百年間第六次重大抉擇面前，中國將給出何種答案，無疑將對國家的未來產生深遠的影響。
“六次抉擇”的說法，只是一家之言；但話說回到一戰與中國的關係、一戰對中國的影響，從歷史角度來看，我們這一代中國人，確實應該補課。下面我轉載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魏城的文章《一戰與中國：遲到的歷史公義》，供各位參考。
過去我們在中國大陸中學的課堂上讀到：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史的起點。但《金融時報》魏城文中提到一位英國作家則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講，恰如鴉片戰爭揭開了中國近代史的序幕，第一次世界大戰則揭開了中國現代史的序幕。”
一戰與中國：遲到的歷史公義
《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魏城，《金融時報》中文網2018年11月10日
一戰華工史料圖片展宣傳海報
整整100年前，1918年11月11日11點，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式停戰。
一個世紀以來，世界各地都有許多的紀念活動。今年，由於是一戰停戰100周年，許多國家，尤其是這次大戰的主要交戰國，更是很早就開始籌劃隆重的紀念活動，尤為令人矚目的是，法國將在今年11月11日一戰停戰百年紀念日那一天舉行盛大的紀念儀式，屆時美國總統特朗普、俄羅斯總統普京等多國領導人都會共赴巴黎，參加紀念儀式。
此前不久的11月6日和7日，在英國首都倫敦唐人街的一個不那麼起眼的小會堂，則有一場不那麼張揚的活動正在舉行，這就是“一戰華工史料圖片展”。
曾幾何時，在西方，這段歷史曾被有意無意地掩蓋和忽略；而在中國，由於派遣中國勞工參與主要是歐洲列強之間的戰爭這一決定，是由名聲不佳的北洋政府做出的，所以，後來很長一段時間裡，也幾乎無人提及、更無人紀念這段歷史。
在這次圖片展的開幕式上，中國駐英使館公使馬輝致辭說，一戰華工是一戰歷史的一部分。14萬華工歷盡千辛萬苦來到一戰西線戰場，冒着生命危險為協約國軍隊提供後勤支援，為早日結束這場人類史上極具破壞性的戰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代表主辦方的山東省僑務代表團團長、山東省政府外事辦公室副主任吳冠介紹說，一戰華工中，山東籍人員達8萬餘人，此次展覽中的不少照片系首次公開，還原了華工歷史。
這次主題為“銘記歷史，珍愛和平”的圖片展在英國展出兩天后，又繼續在一戰的主要戰場比利時和法國展出，在法國展出時，則恰逢一戰結束100周年紀念日，在要人云集的隆重盛大的紀念儀式的對照之下，這個不起眼的小型圖片展，將以一張張樸素的黑白照片，向世人提醒中國勞工在百年前這場大戰中的付出和貢獻。
塵封的歷史
她叫程玲，年屆六旬，胖胖的，典型的山東婦女模樣，這次她隨着山東省僑務代表團，專程來到英、比、法諸國來辦展。“我從來沒有見過爺爺，他離開家鄉時，我父親才幾個月大，”在倫敦唐人街的圖片展上，程玲告訴我。她爺爺畢粹德就是赴歐參加一戰的14萬華工之一。程玲父母很少提起爺爺，父親甚至還在戰亂年代改換了姓氏，直到1998年，她回山東萊蕪老家探親，無意中看見了一塊銅製的英國一戰勳章，才知道那是當年英國政府頒發給作為英軍勞工的爺爺的勳章。
一戰華工後代程玲
她告訴我，爺爺當年從青島坐船，穿越整個太平洋，再坐悶罐子火車，穿越整個加拿大，來到英國，然後作為英軍的勞工，來到了法國戰場。一戰結束，他本以為可以返回家鄉，沒想到，法國仍然需要華工從事戰爭善後勞務。1919年9月27日，一戰結束後近一年，爺爺在法國清理戰場時被殘留的炸彈炸死。
但她對爺爺的了解也僅限於此。出國前，她曾經對新華社記者說：“當時父親剛出生，家裡條件也不算差，奶奶也多次挽留，為什麼爺爺還要毅然決然去歐洲做勞工呢？我想找到塵封的檔案，了解那段歷史。”
由於種種複雜的原因，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一戰華工的歷史被埋沒在歷史的煙塵之中，只是到了近些年來，這段歷史才被重新挖掘出來。一年前，英國電視四台（Channel 4）播放了一部紀錄片《被忘卻的英國（華工）軍隊（Britain's Forgotten Army）》，講述了這段被遺忘、甚至被刻意掩蓋的歷史。
11月6日，這部紀錄片開始提到的一個英國人約翰•德•露西（John De Lucy），也帶着全家人，來到了“一戰華工史料圖片展”。
一年前，約翰•德•露西在家中發現了外祖父威廉•詹姆斯•霍金斯（William James Hawkings）留下的一個木箱，裡面收藏着數十張玻璃幻燈片，記錄的正是一戰期間華工生活、工作的真實影像。霍金斯曾經在中國經商，一戰期間，他到山東為英軍招募勞工，陪同他們前往法國戰場，並擔任他們的長官。在此過程中，霍金斯用相機記錄下了中國勞工被招募、踏上旅程、在戰場上工作以及返鄉的全過程。
約翰•德•露西的兒子、英國公司Amplify Trading的創始人威廉•德•露西（William De Lucy）在圖片展現場接受了我的採訪，他說，英國有6000處一戰紀念碑，但沒有一處為一戰華工修建的紀念碑，華工做出的貢獻也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承認和紀念，現在是時候修建一戰華工紀念碑了。
威廉•德•露西對我說，他現在也常去中國，在中國有很多業務，包括培訓中國金融從業人員，他覺得他在某種意義上接續了他外曾祖父的中國聯繫，儘管今天的中國完全不同於100年前的中國。他說，他在中國的時候，有時會給他的中國朋友展示他外曾祖父拍攝的一戰華工照片，對方的反應通常是大吃一驚、不敢相信，因為這些中國人也不熟悉這段歷史。
“立碑運動”
他長了一張白人面孔，卻有着一個地道的中文名字。
在圖片展開幕式後舉辦的座談會上，他就坐在我的旁邊，面前的姓名牌上寫着他的中文名字——劉中慶。他似乎不會說中文，用英文發言，但很精彩。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中國勞工
座談會結束後，我與劉中慶聊了起來。他告訴我，他是中英混血兒，爸爸是來自香港的華裔移民，媽媽是曼徹斯特的英國白人。“我小的時候長得像中國人，成人後像白人。但我更希望反過來，”他笑着對我說。他和其他英國華人社區領袖發起了一個“立碑運動”，即推動英國有關部門批准建立一個永久性的“一戰華工紀念碑”。他談到了為促成此事所經歷的種種挫折和艱辛，儘管如此，他說，為了追求“歷史公義”，他仍然堅持努力，不肯放棄。
談到一戰華工，劉中慶告訴我，除了西線戰場的14萬華工，東線還有更多的華工，即被沙俄政府招聘的華工，具體人數則有不同的說法，一說二十萬，一說四、五十萬，他們的境遇更為複雜、悽慘：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之後，新成立的蘇聯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此後，一部分華工參加了蘇聯紅軍，另一部分則參加了與紅軍作戰的白俄軍隊，原來曾攜手挖戰壕的同胞兄弟，此時卻各據各營，互相殘殺；還有一部分華工流落到西歐，甚至參加了西班牙內戰。西線的華工戰後也未能實現立即返鄉的願望，他們被法國政府留下清理戰場、掩埋屍骨、修建墓地，其中一些人雖然倖存於一戰的炮火，卻未能逃過戰後的種種劫難，如程玲的爺爺畢粹德。戰中、戰後客死他鄉的西線、東線華工，具體有多少人，誰也說不清，但劉中慶認為，至少應該有兩萬人。
談到一戰結束後很長一段時間裡華工的貢獻在西方被無視的原因，劉中慶對我說，在英國，是因為當時的英國統治精英在戰爭最低落的時點、在英國軍人死亡最慘重的時刻從中國招募了華工，但他們不想讓外界知道，當時號稱“日不落帝國”的英國，此刻卻需要向當時的“東亞病夫”中國求助，所以戰後他們一直下意識地試圖抹去這段記憶；此外，當時西方人對中國人的歧視和對所謂“黃禍”的恐懼，也是英、法、美等戰勝國有意無意地掩蓋這段歷史的部分原因。
“一戰揭開中國現代史序幕”
座談會上發言精彩的人，還包括一個名為克里斯多夫•阿南德（Christopher Arnander）的英國作家。兩年前，他與人合著出版了一本書《被背叛的盟友：一戰中的中國（Betrayed Ally: China in the Great War）》。有趣的是，他的外祖父也與一戰有關：作為當時的貴族和英國政壇的資深政客，他的外祖父曾在一戰期間隱瞞身份，跑到前線醫院工作，救治傷員。
《被背叛的盟友：一戰中的中國》（Betrayed Ally: China in the Great War）
在座談會後的閒聊中，阿南德談了一個觀點，讓我頗為吃驚——他認為，在巴黎凡爾賽和會上對中國的背叛，責任最大的是當時的美國總統威爾遜，其次才是當時的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和法國總理克里孟梭。
兩天后，我找到一個機會，採訪了阿南德。他詳細解釋了他的觀點：作為一戰之後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美國的領袖，威爾遜在1918年初宣布了治理戰後國際關係的“十四點原則”，包括成立國聯和民族自決權，他因為這個具有理想主義遠見的計劃而受到全世界的讚揚，一位中國人甚至稱他是“全球頭號大善人”，但在1919年巴黎凡爾賽和平會議上，儘管中國勞工為協約國的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美、英、法三國卻共同決定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交給日本，而不是歸還給中國，這種做法完全違背了威爾遜提出的民族自決權原則。阿南德對我說，協約國所有成員國都對這一卑鄙的決定負有責任，但負有最大責任的人卻是威爾遜，因為他參與做出的這個決定徹底背離了僅僅一年前他所張揚的那種高尚的理想主義，世人只會預期如英法這樣的殖民列強才會做出如此卑劣的決定，但中國（也包括其它許多國家）曾經期待美國的所作所為遠遠好過那些殖民列強。
談到當時中國人的失望情緒，阿南德引述了當時中國報紙抨擊威爾遜背叛其“十四點原則”的一個標題：14=0
阿南德接着說：如果非要為威爾遜辯護，你也許可以說，國聯的成立對他來說非常重要，那時的他實際上被日本所綁架，因為日本威脅如果得不到山東就要抵制國聯，而失去日本將會嚴重損害威爾遜的目標，但事實證明，日本在幾年後卻成為國聯的最大破壞者。
阿南德說，中國在巴黎凡爾賽和會上的屈辱，直接導致了五四運動，從而成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並由此導致了後來中國一系列的發展，包括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而日本在巴黎和會中取得的“戰果”也讓它變得更為貪婪，進而在1931年占領了中國東北，並在1937年對整個中國發動了侵略。從某種意義上講，恰如鴉片戰爭揭開了中國近代史的序幕，第一次世界大戰則揭開了中國現代史的序幕。
“追求歷史公義”
參加“一戰華工史料圖片展”的，還有一位意大利人，他叫西蒙•德•古列爾莫（Simon De Guglielmo），出生在羅馬，在倫敦工作。他對我說，他也有1/16的華人血統，部分為了追求歷史真相和歷史公義，部分為了這1/16華裔血統的“尋祖”，長期以來，他一直利用業餘時間，作為義工研究員，參與了一戰華工數字化博物館的創建工作。
“公義” ——這是劉中慶、阿南德、露西、古列爾莫等人接受我採訪時都用過的一個詞，也是《華工出洋歌》歌詞中提到的一個詞，儘管其間相隔了100年。
《華工出洋歌》
一戰華工中的許多人都是從山東威海衛出發的，在他們出征前，都會共同唱着一首《華工出洋歌》，其中最後幾句歌詞是：“歐美文明國是我友誼，最應該發兵來救濟。無奈何，文武官吏，愛國心不足，眼多近視貪私利，無人顧公義。我工人，冒險而至，一為眾友邦，二為自己，中華人最愛好名譽。”
專門描述一戰華工經歷的歷史小說《他從東方來》的作者姚蜀平由此發出感慨：“這些淳樸的華工，自己還沒有解決溫飽，就想着要去解救全世界；自己還不自由，就為他人自由而戰，為中國人的名譽而戰，為中國地位而戰，這是何等可歌可泣的精神。”
參加完“一戰華工史料圖片展”開幕式三天后，為撰寫此文搜集歷史資料時，我偶然發現了這麼一段記述——
1919年6月27日，《凡爾賽條約》正式簽字的前一天，一個奇特的包裹郵寄到了當時的中國外交總長、也是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團長陸征祥手中，包裹裡面有一把手槍和一張字條，字條上寫着：“苟簽名承諾日本之要求，請即以此槍自裁，否則吾輩必置爾於死地！”署名為：“中國勞工——山東省萊蕪縣牛泉鎮上裕村農民，編號97237，畢粹德。”
畢粹德？這個名字好熟悉啊！我忽然想起，畢粹德就是三天前我採訪的那位山東婦女程玲的爺爺！
採訪中，程玲並沒有提起這段歷史啊，除了知道爺爺來自山東萊蕪農村、一戰期間辛苦勞作、一戰之後死於非命之外，她還知道爺爺曾經有過這麼一段如荊軻刺秦王般的義舉嗎？
（作者電子郵箱地址：weiming.liu@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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