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美援朝”的认识逐渐拨乱反正之后，以为自己知道了朝鲜战争最血腥的史实，不再会感到震撼了。但读到刘家驹回忆亲身所见所闻，还是惊心动魄：处决掉队士兵，灭口朝鲜向导，强抢朝鲜老乡活命粮，掏死去战友心肝充饥……尤其是他最后讲的惊悚故事


　　老高按：我听多人讲述过朝鲜战争——不包括我父亲，他一个字也没跟我说过，虽然他作为当时已经有一定口碑的外科大夫，曾奉命率领一支抗美援朝医疗队到接近战场的地方救护伤员。现在回想，我感到奇怪，更感到遗憾。
　　魏巍写过特写《谁是最可爱的人》，长期作为中小学语文教材，也长期成为我对朝鲜战争的固定印象。动摇这一印象的，我记得，最早是70年代初期一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在我们由《武汉文艺》杂志主办的创作学习班的宿舍里讲过许多抗美援朝故事。我已经忘记了此人的姓名，只依稀记得他姓张，名字中好像有个“九”字。他很有讲故事才能，不过在当局奉革命样板戏“三突出”原则为圭臬的形势下，他却无论如何也无法让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写作了多部长篇小说，几十上百万字，却都胎死腹中，无一问世（不知道后来他是否有作品发表？）。这位时年五十岁上下的无作品业余作者，讲起当年参加抗美援朝经历中的故事，却绘声绘色，尤其是讲起志愿军官兵的性苦闷及化解之道，听得我们年轻人目瞪口呆。当时我已经读过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得知路翎为写这篇志愿军和朝鲜少女的爱情故事，遭受了多少苦难。但与这位业余作者仁兄讲述的情况比较，路翎的文章实在是太浪漫化、太理想化、太文人化了。
　　后来我又听好几位年长朋友讲过朝鲜战场的遭遇，其中有的后来是人文历史领域的专家；我读过前志愿军张泽石、程干远等人的回忆录，读过王树增的长篇纪实文学《朝鲜战争》，大鹰的《志愿军战俘纪事》，当然更读过沈志华等学者的专著。我对朝鲜战争的认识，经历过拨乱反正，逐渐立体化，清晰化，甚至以为自己已经知道了朝鲜战争最血腥、最惨烈的史实，不再感到震撼了。但读到刘家驹所写的关于朝鲜战争的回忆，还是深感惊心动魄：对其他部队掉队士兵的处决，对朝鲜向导杀人灭口，强抢朝鲜老乡的活命粮，掏死去战友的心肝充饥……尤其是他最后讲的那个故事：为给祖国慰问团“表演战争”，结果报销了几十位官兵的生命，事后还差点枪毙了奉命指挥“演出”的副教导员——读来真是酸甜苦辣五味俱全！
　　不要对我说，所有残酷的战争，都会让人性退回到野兽的本能。不要对我举例，还有某某战争更血腥、更令人发指。可能确实如此，但朝鲜战争，因为多种原因而格外牵动我们的情绪，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是我们的父兄所投入的战争——而且是不义的战争！
　　特此转载，与各位分享。
　　去年7月31日，86岁、病重多年的刘家驹去世了。“去世前刘家驹和老伴住在北京西三环一个解放军干休所，他的很多邻居都和他一样，是参加过朝鲜战争后又在总政治部工作过的老人。对于他们来说，朝鲜并不是一个只存在于新闻里的神秘国度，而是一个会唤起战争惨痛记忆和强烈情绪的符号和印记。”《纽约时报》中文网这么报道。
　　刘家驹1931年生于重庆，1949年，念高二时自愿参加了12军35师军干校。1951年，20岁的刘家驹随部队入朝参战，刘任文化教员，管理挑夫班，负责一所野战医院的尸体掩埋，后加入炮兵营任副排长。他经历了伤亡惨重的第五次战役，成百上千志愿军官兵在他眼前被美国炮火吞噬。
　　回国后，1972年调往北京，加入总政下属的解放军文艺杂志社，接触各时期的党史、军史和党政军各界人士。1991年退休后加入《炎黄春秋》，从事军史写作，后成为杂志副主编。《纽约时报》中文网的报道说，“刘的军史写作涉及林彪和朝鲜战争等话题，也以其与官方史料的背离而知于公众。例如，他在走访了近百名知情人后，认为林彪在1971年‘九一三’外逃事件中是无罪的。而他关于朝鲜战争的写作中较为人知的一篇是2000年前后在网络上发表的《我经历的朝鲜战争》，文章细节所体现出的战争残酷令人吃惊。”
　　以下所转载的刘家驹文章，只是他发表的文字的一部分。有机会我再推荐其它部分。有兴趣的读者，也可直接在网上找到。
　　朝鲜战争对中国半个多世纪国运走向的影响，迄今不少人可能认识不足。记得我采访中共党史专家阮铭，他就认为，毛泽东对未来中国设计的路线，是经朝鲜战争才决定性地偏移的。
　　少年时读过一部好像是苏联的长篇小说，作者与内容统统都忘掉了，只有书名牢牢铭刻于心：
　　——“人血不是水”。


　　我经历的朝鲜战争

　　刘家驹，微信公众号：《中央情报局》

　　一

　　1950年秋，解放军开进了为金日成将军火中取栗的朝鲜战场，更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大枪小炮换了苏式装备，吃穿用有刚成立的共和国做大后方，本应不再像国内战争时期那样发愁了，可战场上却依然出现断粮。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拥有制空权，开战三个月，我军投入的运输车给打掉了一半，仅靠800辆车供应几十万大军打仗，要把战略物资运送到三八线，都是昼伏夜行，再挥军南下三七线作战，就只能用我军的传统战法：武器，不增加一枪一弹；吃的，每人自带七天干粮（炒面）。这种不要后勤的游击，美国人嘲笑我们是一星期的战争，一个战役何止打七天啊！弹尽粮绝还得拼死拼活地持续作战，每到饥荒时刻，红军时期培育的流寇思想，就会得到“光大发扬”，我军所到之处，掘地三尺，凿壁捣墙，打翻坛坛罐罐寻找口粮。
　　我经历的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是从1951年4月22日开始的，到6月10日结束，历时50天，中间只给我们补给了一次干粮，就是说有36天缺粮！我们生存凭借些什么？有人说是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我说是人在死里求生时本能的发挥。
　　战役一开始，我60万志愿军迅速突过三八线——别以为我军攻势如破竹，美国人为了拉长我们的补给线，有意不和我们对着干，他们驾起四个轱辘跑，我们放开两条腿追。7天就追到了离汉城10公里的汉江北岸，丝毫未受损失的敌人知道我们开始饿肚子了，他们在汉城外围的预设阵地上组织起重兵阻击，想把我军拖个精疲力竭，再收拾我们。
　　我所在的野战医院，一上战场总是尾随先头团救治伤员。先头团在汉城边上激战了一天一夜，指挥员看到粮袋光了，进不了城了，赶紧下令回撤。这天拂晓，我们医院竟懵懵懂懂地还在往前闯，炮弹不停地在身边炸响，枪弹在头顶上呼啸乱飞，要不是夜幕，我们就会撞到敌人的枪口上了。院长一接到后撤的命令，掉过头就带领我们百十人撒开两腿，一气跑了10多里还未停歇。我领着挑夫班急追快赶，还是要掉队三五里。
　　我的本职是文化教员，一上战场，既不能提枪打仗，又不会救死扶伤，教导员分工我跟着司药老吕管理挑夫班。挑夫班有10人，10副挑箱里装的是医药、手术器械和敷料布疋。老吕主管医药用具，随用随取；我分管埋葬死人，凡抬到医院的伤员不治身死，由我指挥挑夫们进行掩埋处理。挑夫都是军法处轻判的犯人，有开小差抓回来的，有枪走火伤人的，有奸污妇女未遂的……都给发配来以苦役代刑罚。教导员对我和老吕有特别交代，说他们都是没改造好的解放兵，又犯了罪，要处处警惕他们的不轨行为。
　　教导员的忠告我毫不怀疑，战役开始以来，已通报过好几起战场报复杀害干部的案件，都是这帮人干的。每天行动，我和老吕都带有一支20响，一前一后盯住他们，休息时也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特别忧心的是挑夫班长。大前天，部队追到汉江边，先头团团长吴彦生给敌人冷炮袭击牺牲，尸体送来医院交我处理。按规定，团以上干部牺牲不得就地掩埋，要拉回国葬在沈阳的烈士陵园。我让挑夫班长给我三丈白布裹尸，他很不情愿地从挑子里取出一匹布来，用右手食指和拇指牵住布头的一角，左手沿布边拉动到左肩胛，丈量了10次，是10公尺的量。我说，他是个老红军，还是你的团长，再给他添加一丈吧。他脸上泛起愠色，嗤的一声撕下他刚量好的布扔给我。我压住火不和他理会，赶紧给死者包裹。包完头部四肢，还要给死者包全身，翻身时我让挑夫班长帮忙，他气呼呼地说：“我干不了！”我只好让随担架来的吴团长的警卫员搭个帮手，才给死者全都裹上白布，填了一份牺牲鉴定书插在死者身上，又从公路上拦住一辆送弹药返回的卡车，送走了死者。这时我自然对挑夫班长生产生了警觉：他仇视自己的团长，也会仇视我们，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来一次报复，捅我一刀，或撂下挑子远走高飞！

　　二

　　紧急转移，虽然医护人员没有多少负重，身上只携带一个救急大包，一张雨布，一把挖防空洞用的小镐，但长距离的跑动还是大都支持不住，开始三三两两的掉队，像是一群溃退的散兵游勇。挑夫的担子都有五六十斤，虽慢下来好几里，可他们的耐力良好，肩担闪闪悠悠，前后还能相互照应，消除了我防范他们借机逃跑的疑虑。
　　此时，一个人在我前头一瘸一拐地跑着，突然“咣当”一声摔倒了，一听“啊呀”的叫声，是个女孩子。我疾步上去扶她，是护理员小冯，她痛苦地躺在地上，我怎么也拉不动。老吕从后面赶来，给她包扎了膝上破皮的伤口。她缓过劲，撑起身来走了几步，突然转过身回到摔倒的地方，抽出背负的小铁锹，猛力地砸了几下那块绊倒她的石头，飞溅的火星伴着她的愤怒：“你是混蛋，你欺侮人，你是帝国主义……”她那稚气的动作和骂声，让我心底泛起阵阵酸楚：一个刚从城市走向战场的小家碧玉，承受战争的苦难比我们男人沉重得多！她不想走了，蹲下来放声大哭，还苦苦哀求说：“我一天没吃东西了，例假也来了，实在是走不动了，你们先走吧。”饥饿正瓦解她的意志。我急了：“你别犯傻了，这是什么时候，我带着你！”
　　挑夫班长停下来，放下肩上的挑担，打开箱子，取出半袋炒面。他是个有战场经历的人，视粮食如生命，这是他的“库存”。他摘下腰间的瓷碗，从袋里挖出一碗来，又从箱里撕下一块包裹死人用的白布给包上，递给小冯，什么也没说，挑起担子赶路了。像上天赐了一把灵芝，小冯抓起炒面拼命往嘴里填塞。等她吃完最后一口，我才拽起她来，牵住她的手说“快走”！
　　我的腹内空空，周身乏力，支撑自己身体的力气都快没有了，还要顾及小冯。小冯身体本来就纤弱瘦小，加上饥饿，每跑一步几乎都要我全力牵动。我的胃开始翻滚，不住地涌动酸水，从口里鼻腔往外冒，又苦又涩。老吕见我难受呕吐，上来悄声告诉我说：“不要吐，咽下去，那是胆汁，胆汁没有了，生命也没有了。”我听他的，一口口往回咽，喉管像火燎一样难受。
　　天亮了，我们终于赶上了大队。医院人马已分散在一条山沟里隐蔽，休息待命。我把小冯拉到护士长跟前，这个1946年就入伍的山东老兵，圆睁两眼，光火了：“好个小冯啊，还让人牵着手回来，为什么不让人家背着你！”我从护士长疑神疑鬼的眼神里感到冤枉，我和小冯相识有半年，从未正儿八经地说过话，相见仅是点点头，这牵手是出于关爱伸出的援手啊！我无法和这位法海式的女人争辩，只向她作了一番自信无鬼的解释，算是交了差。
　　离开小冯时，我发现她眼里流溢出一股感激之情。她没有说话，只是傻傻的望着我。我走开了，脑子里一直映现着她那副傻傻的眼神，手心热乎乎的，一种逆反效应从心底猛烈升起，身上出现了异样的感觉，但绝不会是那种“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
　　我回到挑夫班。老吕正在柘树丛下召集挑夫训诫：“……你们别以为是我们吃败仗了，我们的撤退是把敌人放进来打，你们中谁有幻想，谁要趁机开溜，我绝不手软，坚决执行战场纪律……”这是老吕天天都要做的功课。挑夫都埋着头，似听非听，只有挑夫班长不时抬眼望望老吕，眼里有股凶光在闪动。等老吕讲完，我和颜悦色地安排大家分散休息。
　　挑夫班长靠在一棵松树干上，两眼半睁半闭地养神，他对小冯的同情让我产生了好感，我走近他，勾下身问他累不累？他睁开眼没有表情。我讨了个没趣，转身要走，他叫住我，说：“我箱子里还有半袋炒面，都给你。”他起身要去打开箱盖，我忙制止他：“我不能要你的，我还能坚持，你干的是力气活，没有你们，医院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他的脸上泛起一丝笑意，我马上坐下来唐突地问：“你是哪年的兵？”他答：“在淮海战场给提溜过来的。”“你还当过班长？”“现在是犯人。”“为什么犯事？”“没改造好，思想反动，与人民为敌。”他的话有真意，有嘲弄，心气仍是不平。我说：“犯法是指强奸的，行凶的，你讲了两句怪话就问罪，是怎么回事？”“我说的都是真话，还是人家传来的。”“你说了些什么？”他目不转睛地注视我好一阵，似乎看到了信任，才说：‘朝鲜男人裤子不大裤裆大，房子不大炕大，国家不大惹的事大，金日成肚脐眼不大心眼特大’……这些顺口溜谁都在讲啊，我一说就不得了啦，我是个国民党啊！还说我思想反动，带坏了一个班，军法处判我是思想犯，发配到这里来劳改两年。”
　　各种传言的蔓延，不及时处理，将会涣散部队斗志，可为什么不是批评教育，动不动就给他判刑？我问：“你为什么不申诉？”他面无表情，说：“能申诉吗？共产党一贯正确。”这家伙胆子够大的，带着枷锁还敢揶揄。我怕引出他更反动的话来，想起我在给他团长裹尸时他那付凶相，问：“你们团长怎样？”“是个老共产党，”他平静地回答，“他老是把我们这号人看成敌人。保卫股抓我那天，他站在一边训我，说我侮辱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是破坏了国际主义精神，反动透顶。说真心话，我还感激他呢，我要不给逮起来，还得上到最前线吃枪子。现在，我到了福地，虽比一般人苦累，但保住了命，即使伤了，这里有医有药，能得到及时救治。打仗啊，就图个活命！”
　　简短的交谈，我对他的了解有了点清晰度，但不能劝谕他，更不能教训他，他是个有自尊的人，只能和他和平共处，共生共存。我要他好好休息，就起身找老吕去了。

　　三

　　老吕在一处深深的茅草窝里蹶着睡了。我没惊动他，靠近他躺了下来，浑身骨头像散了架，饥肠辘辘的。倒头便睡。不知睡到什么时候，突然我的身躯给人摇动：“快起来，他们都走了！”我睁眼见是老吕，呼地爬起来四下张望，太阳正下山，天上有架侦察机在低空盘旋，远处轰鸣的炮声依然不断，四野空寂。我不知所措地问：“怎么办？”老吕说：“这是挑夫班长的报复，故意不叫我们，快走呀，追他们去！”
　　我俩跑出了山沟，前方的山峦上有一片森林，我们以为医院大队人马已转移到那里隐蔽。飞奔过去一看，这里生长着参天大树，林木阴森，似进入绝境，强烈的恐惧感令人浑身发冷，我们不放弃，冒着胆向林间深处搜寻。走了一程，路面开阔起来，脚下出现了一条宽敞的神道，尽头约50米处是一座庙宇。我们疾步过去，上到台阶，便是大殿的正门，门楣上有“大成至圣”四个金字，是座孔庙。高大的殿门是敞开的，透过幽幽的光亮，见到殿堂中央有一尊孔夫子站立的塑像，头上有冕，身着飘逸的彩色袍式官服。我们小心翼翼进到殿内，老吕走在头里，他一到孔子像前，虔诚的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战争在这一带拉锯了近一年，韩国人崇敬的孔夫子都得不到祭祀，老吕的祈祷更不济事。我上去拽他赶快离开，说：“孔圣人帮不了我们的忙，快走吧。”说话间，我发现供桌上堆着供品，很杂乱，满是尘垢，想寻些吃食的欲望驱动我上去胡乱翻找了一阵。果品大都腐烂，我看到一只木盆中有块打糕，是朝鲜人用蒸熟糯米放在木臼里砸出来的，我们称它“糍粑”，已长出一层长长的白毛。揭开霉衣，露出洁白的糯米茸来，我用手指拈了一小块放到嘴里，很硬，硌牙，像嚼骨头渣子，咬了几下，软了，无异味。我兴奋地抓起打糕，约斤把重，剥去皮层，揪了一半给老吕，我们急忙退出了大殿。
　　太阳快落山了，我判断出北方，边咬着打糕又开始小跑。我俩上气不接下气直跑到入暮时分，发现我们后面上来了一支小分队。我惊呼：“是敌人！”路旁已找不到隐蔽的地形地物，我俩只得站在路边听天由命。老吕是老兵，沉住气说：“是自己人就合伙走，要是敌人就束手就擒。”他们过来了，突然传来一声：“前面是谁？”一听是自己人，我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老吕答话：“是师医院的。”对方大步过来一人，在离我们几米远的地方站定，似乎辨清了我们的面目，才把端在胸前成战斗状态的冲锋枪送到身后，问：“你们是掉队的？”我说：“是掉队的。你们也是？”对方说：“我们是二支队二营收容的。”我心里涌起一股热浪，命悬一线时刻碰上救星，感激话正要出口，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过来了，用手电在我们脸上晃了晃，验明了正身，命令式地说：“你们跟着走。”他侧过头对刚和我们打交道的战士说：“三班副，你带着他们。”小分队从我们身边走过，11人，还有一个韩国人，50多岁，杵根木棍，是带路的。
　　副班长说：“你们俩跟在我身后，拉开距离。”
　　万籁俱寂，只有脚下的沙沙声。正行进间，走在我头里的老吕停下来附在我耳朵上说：“你看！”我紧张地抬眼望去，夜暗中，副班长正用手捋下一把路边小树上的树叶，放到嘴里。我知道，他已饥不择食了，一种报恩之心油然而起，我几步就走上去从袋里取出我剩下的打糕，掰下一半给他。他三下两下就塞到嘴里，只说了声：“快走吧。”口气和缓多了。他悄声告诉我：他们的任务是保障大部队撤退的安全，警惕敌人的跟进，又不让有任何人掉队，带队的是营的参谋。我跟在副班长身后，保持着五六米距离行进。恐惧已消除，可我的打糕马上没有了，我学着副班长，从路边小树上摘下几片嫩叶放到嘴里嚼了两下，苦味满口串，干呕了好一阵。我想起入朝前教导员的谈话，要我经受住党赋予的生死考验，吃大苦、耐大劳……我还是个正被改造的小知识分子，要脱胎换骨，起码还要三年五载的磨难历程。

　　四

　　已入午夜，前面出现几点星火，在星光下能影影绰绰见到一座村庄的轮廓。小分队在路边停了下来，参谋派人到村子里去搜索，看看有没有人掉队。没多久，派出的战士回来了，参谋问询了战士几句，就带领我们进了村，来到一家院落。房子里闪烁的火光透出窗户，参谋推开了房门。我看到坑中央正燃起炉火，两个战士围在火盆边翻烤着苞米，两支步枪扔在一边。参谋对他俩发话：“你们是哪个单位的？”大个子战士停下他手上的拨火棍抬起头来：“二支队三营的。”“为什么不赶队？”“饿得走不动了，天亮再走。”“你们现在就跟我走！”参谋在下达命令。“十多天没睡觉了，睡一觉再走，”另一个瘦瘦的战士回答，说话慢条斯理的，很油。“敌人很快过来了，你们必须马上离开！”“我们又不是新兵嘎子，你别唬人了。”“你们想不想走！？”“你想干什么？我们在国民党那边还没人敢逼我们呢。”大个子说话更傲气，说完，把扔在一边的步枪拉到自己身边，似乎在显示他的自主能力。听得出，这两人都是解放兵，战场的历练给了他们天不怕地不怕的胆气。参谋发出警告：“你们究竟走不走？”瘦瘦的战士说：“走不走我们自己决定，用不着你来给瞎子点灯。”参谋火了：“你们想当俘虏？”大个子说：“当就当呗，无非是第二次解放！”参谋气得“砰”的一声猛力关上房门，退下台阶来，一挥手说：“我们走！”刚走出院落，参谋回过头来，叫：“三班长！”一个敦敦实实的战士走到他跟前，参谋吩咐说：“你带着小李马上去处理了他们！”参谋转身领着我们出了村，上到路口，突然间，从我们刚离开的那家院落传来几声叫骂，接着两声枪响。我毛骨悚然，心像重重地压上了块石头。
　　我们又开始行进。脚下是一条牛车路，路面坑坑洼洼的，本来就绷紧的神经还得全神贯注盯住地面，生怕稍有不慎摔倒爬不起或走不动，就得吃枪子。班长带着那个小李回来了，快步从我身边通过，那黑森森刚开过火的冲锋枪，成了我加快步伐的动力。肚子又开始饥饿了，步子却是疾速的。
　　拂晓前，我们来到一处山垭口。两侧的山头上一支殿后的部队正在构筑工事，清晰的镐锹撞击声，在夜空中传得很远，他们在准备迎击跟上来的敌人。我意识到已到达安全地带了。参谋停下来用手电看了看手中的行动路线图，走过来对我和老吕说，现在已进入三营的阻击线，他的小分队已完成任务，要从另一条小路下去归队了，那里是他们营的集结地。参谋要我们径直往前走5公里，就是支队部的位置，到了那里就可以打听到师医院所在地。
　　我俩表示了感谢正要走，参谋叫过三班长说：“把带路的老乡带到背静处去解决了。”我一听惊恐了，老吕忙转过身到参谋跟前求情说：“放了他吧，他带路我们才走出来的。”参谋提高了嗓门，说：“你放走他，敌人跟上来就不会放过你，这里不只你和我，还有上千人的安全！”他急迫地命令班长：“带走！”那个韩国人，见班长在推搡他，其势又汹汹，已意识到什么，喊叫开了，班长连推带拉地把他弄到不远的一个小沟边，我不敢看……枪声响了，子弹像穿过我的心脏，我全身发出阵阵的颤抖。

　　五

　　天光大亮，我和老吕终于回到医院的新营地。这是一座被炮火摧毁成疮痍的村子，一个坑洞，一处断垣，一间塌房，都有我们的人在藏身，他们把身体蜷曲成一团呼呼睡去。老吕是党员，组织观念强，他领着我去找教导员汇报掉队的事。教导员正在地边的一个土坑里弓着身子睡觉，老吕叫醒了他，向他报告了我们掉队赶队的经过，教导员张着惺松的睡眼说：“你们活着回来就不错嘛。”话语是冷漠的，也许正在为自己的生死存亡忧心忡忡，已见不到战前他那种“政治工作的活力”了。我里有几分怅然：战争把人情都扭曲了，你死了，如同工作调离，你历险归来，就像出趟差回队，一切都平淡无奇，生生死死的此时此刻，党的关怀麻木了，人的相悯相惜已不如动物的群体。
　　我找到了挑夫班。他们正蹲在一间半塌的牛棚里，有的靠着墙在睡觉，有的围在炊事班的灶前捉虱子，我清点了人数，9个。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问：“你们班长呢？”几个挑夫都抬起头望着我，感情是漠然的。半晌，一个挑夫用怪怪的声调说：“跑啦，没走多远，你快去追吧。”他面对灶火的脸上似笑非笑的，听得出，这是在调侃我。我平静下来，问他们一路的情况，没人答理我。
　　医院已断炊，炊事班在这里支锅升火，只为大家烧开水。这场战役一开始他们就不再造饭，现在没干粮吃了，烧水只是尽职尽责给大家补充水分。挑夫班长来了，手里拎着一袋鼓鼓的东西，到了灶前，他提起麻袋就往锅里倒，我一看全是老百姓当柴火的老苞米芯子，盛了满满一锅。不多会煮开了，苞米芯在锅里热气腾腾，几个挑夫迫不及待地用树枝各自拨出一个来托在手上吹着、啃着，还把捉住的虱子也放到嘴里，拌着苞米芯吃。他们都当过国民党兵，吃虱子是常事，从不畏惧什么回归热的传播，还认为是以血还血，既增加营养，也惩治了虱子。他们围住火堆，把脱下的内衣内裤翻来覆去地找，嘴里接二连三地在咬虱子，卟哧卟哧的，像吃五香豆，咂巴得有滋有味。人常说：虱子多了不痒，此时，我身上却开始反射，感到虱子在爬动。我也脱下衣裤收拾起来，捉住的虱子，不像他们放在嘴里，而是扔进火堆，捉一个扔一个，实在太多了，我就抓住衬衣的领肩往火炉里使劲抖动，火堆里立刻闪现出一片火星子，发出了噼啪炸响，我感到一种惬意。

　　六

　　刚开始享受心情的缓和，棚子外面响起一阵急促的哨子声，有人高喊：准备出发！是管理员的声音，我的神经又绷紧了。马上穿好衣服，叫起躺在墙角的挑夫，挑夫班长把锅里的包米芯子捞起两个来塞给了我，说：“你太斯文了，他们都在抢着吃，你为什么不动手？”我感激地向他点了点头。他让一个挑夫和他一起，把一锅包米芯子拎到路边，给医护人员分发，一人一个。院长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说：“好样的，你在立功赎罪。”挑夫班长面无表情，木木的，像是很不愿意接受这种赞誉。
　　出发了。医院不是班排连的编制，各自招呼自己的小集体，稀稀拉拉啃着包米芯子上路了。这是第一次白天行动，说明情况是紧急的，谁也不顾及饥饿疲惫，步子再沉重也要咬着牙关跟进。路边有人倒下了，后面上来的人不扶也不问，无所顾忌地从他身边走过去。我们医院年轻女同胞多，脚板上都是泡摞泡，行动起来痛苦钻心，有的边走边哭，老兵骂骂咧咧，拽着推着催她们赶路。
　　太阳刚升起，传来口令：人人要戴防空圈。我弄来些带叶的树枝，扎成一顶伪装帽扣在头上，很大，像个斗笠。敌机果然来了，四架油挑子（美F86佩刀式歼击机，翼下有副油箱，我们称它为“油挑子”），它们发现了目标，直朝我们前面一支正行进的步兵分队俯冲扫射，还扔下几枚炸弹。炸烟起处，有人倒下，更多的人四处狂奔。等我们走到飞机袭击过的地点时，伤员已抬走，留下两具尸体，死者浑身是血，鞋袜已被人扒走，胸襟是敞开的，腹腔已开裂，白花花的肠子突露出来，肠的破处都是些草团子。女同胞捂住嘴扭着头快步通过，我们到死者跟前，挑夫班长放下挑子，蹲下来看个究竟。他扒拉开肠子，把一只手伸进死者腹腔里去摸了一阵，退出手来，整个手臂都是殷红淋淋的血污，用力甩了几下，对我说：“心肝都没有了，肯定给他们掏走了。”我不解地问：“这是怎么回事？”他说：“人打死了，人肉不好吃，人的心肝要比猪羊身上的细嫩。”“你吃过？”“吃过，战场上没吃的就得吃死人身上的，什么都要会吃，何况这是好东西啊！”这个来自国民党的老兵，身处绝地，他有自己生存的法则。
　　我小的时候，常去刑场观看刀砍枪崩犯人，人们都争着去弄些死人血回来辟邪。我也去弄过一回，刽子手刚砍下一个大烟贩子的脑壳，我们一群孩子奔过去用草纸或小铜钱蘸上鲜血，拿回家压在床头。挑夫班长说吃人的心肝，让我不寒而栗。战争，人性就得退到动物的地位。

　　七

　　日以继夜的强行军。天天蹲山沟，在一堆草边，一棵树下，刨个坑蹶着就睡。肚子里没有食物支撑，每迈动一步如同背负三箱弹药一样吃力。人人都形容枯槁，面带菜色，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像一具具活僵尸。人在绝处都有求生的欲望，连路边的小草也给连根拔起，抖抖泥就放进嘴里。老吕煮了一饭盒灰菜，倒去苦水，我俩分享，算得上一顿美食。我们在一条山沟停下来歇息，他把我带到沟口一处断壁残垣的村落里去找吃的。韩国人早就把食物藏进了深山老林，这里还是不断被人梳篦，仍然有好几十个战士在村里村外东寻西觅，奋力翻着刨着，盼望能捞到一口吃的。
　　我跟着老吕在一处残房中撬开坑石，脑子里不断出现幻觉，仿佛每掘开一块石板，都有一缸白油油的大米。一次次希望又一次次失望，我们已别无所求，只有不惜余力才能活命。正刨着，见几个战士围着一个坐在房前台阶上的韩国老人说话，老人背靠残壁，闭着眼。战士说的是半通不通的朝语，一个战士像是认定他坐的台阶下有隐藏的东西，就抓住老人的手臂拉扯，老人犟着不动，几个战士一齐上去提起老人的胳膊腿，硬是抬出了十几米，放到一个草堆上，回头就抡起镐头，砸碎了台阶的石板，露出一道阴沟来。一个战士急忙卧下身去掏了一阵，拉出一个草包，这是朝鲜人盛的稻子。旁边的两个战士伸手拎住草包的一角，提溜出来，那个掏的战士又<伏下身躯，不一会又拉出一包来。这时，周围正在搜寻的十几个战士蜂拥而至，七手八脚撕开两个草包，稻谷散了一地，都忙不迭地脱下衣服裤子，把稻子往自己的衣裤里拨拉。我和老吕眼热了，也脱下军装挤进人堆奋力哄抢，好不容易都弄得三四斤，如获至宝。生怕被再来的人夺走，我们抱着军衣包住的谷子转身跑到一处残墙下，找来两块坑石，抓出一把谷子放在石板上，再压上另一块石板搓磨开了。磨了一阵，揭开石板，吹去稻壳，捡出了一把米粒，急不可待地塞进嘴里，又抓出一把稻子来磨，边磨边嚼边咽，忙活了个把时辰，吃下了有斤把的生米。一股青香味在口腔里久久回旋，恐慌情绪抑止了，剩下的稻谷我用块布包起来系在腰上，找了个草多的地方，美美地睡开了。
　　半夜，炊事员来传信息，说一支队的几个连队从山上的洞里搞到了不少粮食，要挑夫班去给他们说说，弄些过来。挑夫班长从睡梦中惊起，带着挑夫班就向山上奔去，我和老吕怕他们出事，紧跟在他们的后面。在半山腰，一个班的战士正抬着两个草包下山，挑夫班长来了精神，三步并两步地冲了上去：“站住！放下，这里是我们的地盘。”走在头里的是个老兵，可能是班长，他毫不示弱：“谁规定是你们的地盘？”“是我的规定。”挑夫班长举了手中的扁担。那个像班长的老兵，呼地从身后把冲锋枪顺到胸前，拉动了枪栓，说：“你想找死！”他身后的七八个战士放下抬草包的扛子，端起了枪。挑夫们也高举扁担，眼看火并一触即发，老吕慌忙举起双手连连往下压，高喊：“都放下！出了人命谁都活不成。都是自己人，我的意见二一添作五，和为贵，你们留下一包。走人。”对方没吭声。我站出来晓之以情：“我们是医院，伤员多，大家都在挨饿，总要给伤员留下一口吃的吧？”我不由分说地招呼过来几个挑夫，扛上一包就下山了，那个班长明知遇到了拦路打劫，又斗不过我们一伙不要命的，气呼呼地愣在那里。
　　回到营地开包，全是苞米，炊事班熬出了两锅半稀半干的苞米粥，全院每人都分得两碗夺来之食。

　　八

　　我军的紧急转移，不是北撤，而是挥师东向，到中线地区寻机歼敌，这是彭老总的新部署。我们是6月12日到达三八线上重镇华川的，在那里补给7天的干粮。
　　补粮那天，我们医院的大队人马是半夜开进兵站的。在一个山坡的树林里，每人用自己的面袋盛了9斤炒面，装袋时都迫不及待往嘴里填，像是盛宴。腮帮子、鼻子上都粘了一层香喷喷面粉，一咳嗽像是嘴里喷出一朵蘑菇般的云烟。没有水，全是在干咽，我一口气吃了两碗，多少天来一直贴着脊梁的肚皮鼓起来了，挑夫班长警告我：“千万不能喝水，喝了就要膨胀，撑死你！”我打嗝都小心翼翼地护着肚子。
　　挑夫班长在求生存上比谁都精明，他不知从哪里得到一个令人惊喜的信息，说在另一处山沟里还有一个特供站，专给机关首长提供高级食品的。他领着挑夫班和我去了，到了沟口，有哨兵守卫。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站在路边大声问：“哪个单位的？”挑夫班长理直气壮的大声回答：“九二〇司令部的。”九二〇是军的代号，因打砸抢的名声让人生惧，对方没敢再问，放我们进去了。进沟约百十米，沟的两侧出现了十多个货堆，堆上盖的都是青草，还能辨出袋装的米面和箱装的蔬菜副食，有不少人正在领取。挑夫班长从一个货堆里拖出一箱来撬开一看，全是猪肉罐头。大家相机行事，都拖出一箱来砸开，急切地脱下裤子就往里装，我装了二十多筒，用皮带收紧裤腰，又扎紧裤脚，码到脖子上就急匆匆往回走。没人拦，没人问，奔出了沟，心里像得了唐僧肉一样兴奋。挑夫班长力气大，扛了两整箱回到路边，他一人一筒分给了医护人员。医生高兴得抚摸着挑夫班长的手，女同胞就举手敬礼致谢，挑夫班长笑呵呵的像是在给大家授勋。我突然想起了小冯，跑到护理班，悄悄塞给她三筒，剩下的我又给了挑夫班长和老吕，我留下了三筒。
　　路上，我问挑夫班长：“你为什么不给自己留下几筒，是不是为了立功受奖？”他说：“我绝不承认我有罪，也不需要立功。他们都饿成了皮包骨，还要抢救伤员。”我说：“你的心肠太好了。”他说：“我在国民党当了八年兵，升了班长，再艰苦，我的班从来不会饿肚子的。人要结善缘啊，上天就会保佑你。”

　　九

　　五次战役进入第二阶段，我军以3000人的代价，打开朝鲜中部的屏障加里山，切断了洪杨公路，在小平川围歼了美军第三十八团。
　　此时，担任后续部队的三支队刚翻过加里山，在一条冲积沟里隐蔽待命，给敌人发现了，15个炮兵营万炮齐发，打得这个团人仰马翻，伤亡2000多人。我们的医护人员都投入了抢救，跟随先头团的副师长、作战科长和团参谋长，也被炮击牺牲，尸体抬来交给我处理，我让护理班守尸。挑夫班里有个叫小李子的犯人，见到死者中有武参谋长就哭开了。他告诉我，成都战役时，他是俘虏，武参谋长那时是营长，给他们动员说：“我们是为穷苦百姓打天下的，你们愿跟我们打老蒋的，就掉过枪口，不愿的就发给三块大洋，走人。”他留下了，还打了一仗，伤亡了几个刚过来的弟兄。武参谋长很仁义，给死者挖坑垒坟，用木板写上墓牌，还给他们家寄去烈士证。小李说话时很带感情，两眼泪花花的。挑夫班长感动了，他打开挑箱，倒出里面所有的纱布绷带，说：“白布没有了，就用这些来包好他们。”边说边动手，我们三人把三具尸体裹了个严严实实。天下起小雨，小李子拿出自己的雨布给尸体盖住。
　　挑夫班长感动地说：“人心是肉做的，谁对我好，我也会用十倍的恩情报答谁。小李判的罪是报复杀人，他的排长骂他打他，他无法忍受屈辱，枪杀排长未遂，他是个懂得恩仇的汉子。”挑夫班长的感言让我领略：带领他们，无需用阶级斗争的思维，就是一个“仁”字。
　　晚上，我去拦了一辆送弹药返回的车，把三具尸体送上了车。回过头，身边已无干粮了，我又忙着去找吃的。
　　小平川是一个村庄，村前有一片开阔地，美军一个营在这里被全歼，到处是尸体，一百多顶帐篷东倒西歪。这里早就被战斗部队打扫战场清洗过了，我在死人堆中翻找了半天，最大的运气是从一具死尸的腰上拽下来一只铝质饭盒。我又沿着洪杨公路搜索，发现一辆美军的中型吉普翻到有六七米深的沟底。我下到沟里一看，车身已变形，浑身血污的驾驶员僵直地横躺在座椅上，两条腿悬吊在车门之外。车箱内空空的，尾箱锁着，我用石头砸开，里面仅有一只木箱，我轻轻托出来，最大的担心是伪装炸弹。敌人知道我们都是些饿鬼，把爆炸物制成如打火机或罐头之类食品来诱杀我们，我曾用过美军飞机上撒下的传单擦屁股，肛门红肿流血，痛苦了好些天。这次，我倍加小心地把木箱抱上公路，从路边拾来一根长约30米的电话线，一头捆住箱子，我从另一头拉着在公路上奔跑。没有听到箱子有动静，我仍不放心，回头又抱起箱子扔到路边的坎下，赶紧伏在地上，只传来啪的一声，箱子开裂了。我爬起身向下望去，见沟底散落一地的饼干，我欣喜不已，下到沟底，把饼干装进破箱扛回营地。
　　老吕打扫战场先我回来，他从炊事班弄来一只大盆，把他捡回来的十多听罐头煮了一锅，稀稀的。我忙把刚弄回来的饼干全倒了进去，想让挑夫班的人来共享我和老吕的成果，熬了一会，我迫不及待用瓷碗舀了半碗，不顾滚烫，就放到嘴边吹着喝着。刚喝两口，就尝到一阵难受的苦涩味，呲牙咧嘴对老吕喊道：“不能吃，毒药！”老吕也惊愕了，他用手指醮上放到嘴里品了品，也吐了。我赶紧去找来郝军医，他是白求恩大学来的，懂英语。他拿起老吕开过的空罐头看了看标识和文字说：“不是毒药，你们拿回来的都是人家的战伤用药，你看，这是沙发米德，我们也在用嘛。”老吕脸红了，他是老司药，脸上露出难为情的样子，说：“怪我没认真看，饥不择食了。”
　　我后悔不已，捡来的一箱子饼干全报废了。

　　十

　　我们又开始后撤了，传来的命令是十万火急。美国人摸准了我们的补给已断线，他们不再像战役第一阶段那样不敢尾追，这次竟放心大胆地撒出了五个先遣快速纵队，从我们6个军的战斗分界线楔入，用坦克开路，迅速深入到我后方，俘虏了我们一个师（第180师）。我们兵团的20万大军阵脚乱了，撤退已无序，滚滚人流都争先恐后挤在一条公路上逃命。实在跑不动的，就倒在路边呻吟，叫骂，公路边的沟里，几付遗弃的担架上，伤员呼天唤地哭嚎，谁也顾不上谁。我的体力严重透支，困倦已极，跑动中连连摔跤。我突然想起挑夫班长担子中有鸦片，我要他放下担子，给我弄出一小块来。我用纸卷起，点上火，猛吸了两口。烟气实在难闻，又满嘴苦涩，咳嗽不止，走在我身后的老吕上来警告说：“这是生烟啊，止痛用药，你要吃死的。”我惊恐地扔掉烟卷。挑夫班长递给我一盒万金油，我抠了一点抹在太阳穴上，凉凉的，神志开始兴奋了，从路边拾来一根树棍拄着。挑夫班长让我揪住他挑担上的绳子跑，还要我闭上眼，果然我神情懵懵的，两耳已听不见周围马嘶人叫，两条腿成惯性迈动。
　　迷糊中有人在我身后推了一把，说：“前边有匹骡子给飞机打死了，赶快去看看，搞点来吃。”我一听是大好事，跌跌撞撞地跟着老吕向前奔去。果然，公路边大约有三四十人挤成一团，有吵嘴的，有打架的，我和老吕怎么也挤不进人堆。我转着圈找人缝，终不得逞，老吕眼尖，说：“你看，一条腿。”我从老吕指处发现从一个战士的两腿间露出了一只骡蹄子来，老吕抓住骡蹄子又拽又扯，怎么也不得手。我上去用头顶住那个正抢夺的战士的屁股，帮老吕合力拽住蹄子摇晃了一阵，也无能为力。突然我身后伸进来一双大手，左旋右转几下，猛力地一顿，扯出了骡子腿，我回头一看是挑夫班长。老吕用双手紧紧抱住骡子腿起身便跑，几个挤不进人堆的战士像见到希望，跟在老吕身后紧追不舍。老吕跑下了公路，在一条小溪边停下来，等我上去一看，他扔在地上的骡腿上白净净的，几乎没一点肉，几个追来的战士失望地掉头走了。
　　老吕不死心，说：“哪怕敲骨吸髓，我也要吃上几口。”他从身上取出一把小刀来，在骨头上刮着，真给剔下了几块薄如纸的软组织，他兴奋地说：“不错嘛，还有点油水。”我从腰间取下铝质饭盒，把他刮下的往盒里装。我又找来一块尖棱的石块在骡腿骨上刮开了，刮了半个时辰，已盛了半饭盒。老吕拾来些干树枝，我支上饭盒，点上火熬了起来。刚开锅，我的喉咙里像伸出了手，迫不及待地端起滚烫的饭盒倒出一半，狼吞虎咽地喝开了。突然想起挑夫班长，我向老吕建议给他留一些。我们各自匀出一半来，我提着饭盒拼命赶上队，递给还在跑动的挑夫班长，他怎么也不要，说：“还是你留下吧，你再不增加营养，真要倒下了。”他话语真诚，有情有义－－谁说他是罪犯呢？
　　我又想起小冯，把剩下的骡肉汤端到她跟前。她患了夜盲症，护士长用一根绳子牵引着她，跟在护理班的班尾，那纤弱的小腿，举步似千斤，口边流着涎水。她一见我捧着半盒热乎乎的肉汤，两眼泪花涌动：“你真好！”护士长回头来一见是我，那双冒着火的眼睛变得和睦了，善意地向我点了点头。我永远记住了这充满人性的一瞬间。
　　我们真像拿破仑从莫斯科的大撤退，千军万马不成列。人们挤着拥着，吵架的、打斗的，乱成一团。路的两侧，有人坐着，有人躺着，分不清是死是活。一个战士坐在公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双肘抵住膝盖，手掌托住腮，两眼睁开，安详地望着每个行人。他死了，没有倒下，像一尊雕塑。人们走过都要敬佩地向他注目致敬。我和挑夫班长走到他跟前，默立良久，挑夫班长用沙哑的声音对我说：“他了不起，人都死了，还为我们送行。说不定有一天，我也会像他一样，为你们送别的。”

　　十一

　　已疲累不堪的败军经两天两夜急行军，到达了北汉江，江桥已给美国飞机炸断，一个工兵营正在伐树抢修，大部队都给堵在江的南岸。这是一条独路，一边是绝壁，一边是临江的悬崖。祸不单行，我们的后方华川，已给美军快速纵队占领，开设在那里的兵站医院给连锅端了，4600伤员和300医护人员都成了人家的战利品。从华川到眼前的江桥有30多公里，敌人坦克正迂回过来断我们的后路，我们已派出一个营去阻击。
　　滚滚人流，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我们医院挤在中间。突然间，护士长在人群中高喊：“快给我们让路，前面有伤员，我们要去抢救！”她带领几个老女兵在前边不住地喊着、冲撞着，有牲口挡路，女兵们就掀翻了驮子，还把一辆大车推下了悬崖。饲养员破口大骂，女兵们出语更凶：“闭住你们的P嘴，你挨了枪子，老娘不会给你堵洞！”一路冲冲撞撞到了桥头，江桥中段的桁间已整体断裂，修复它恐怕要等到天明。炮弹在江岸附近爆炸，弹片在头上横飞。此时，护士长又发了神威，她振臂高呼：“女同胞们，不要等待了，赶紧趟水过河！”她纵身先跳下水，女兵们紧随其后，接着呼呼啦啦地一帮人马都进到河中，炮弹在河水中升起水柱，求生的人不顾一切扑向对岸。
　　步兵分队都跟着下了水，一时间，北汉江上像开锅的水饺，几千人在水中扑动。地面上，敌人的坦克炮在不住点地轰击，夜空挂满照明弹，飞机临空一拨接一拨，狂扔炸弹，激起无数水柱，织成了一道高高的水墙，死的伤的都让水冲走了，越过死亡线上岸的，就惊呼狂叫，像是庆幸他们的活着。
　　我们医院徒涉过江，一些不会水的女同胞站立在江岸，急得直叫唤。挑夫班长突然一声喊：“我们班都放下挑子，背人过江！”他带头背上哭叫声最高的小冯，扑扑啦啦游向河心，挑夫班的都背上人跟在他身后。他们一连来回背了三趟，医院终于突破了封锁线，人都上到了北岸，院长马不停蹄地又急速带领大家继续突围。他们走了，我和老吕停下来等挑夫班－－他们背人过河后，又返回南岸搬取自己的挑子。
　　他们回来了，我清点人数，9人，少了挑夫班长。我问：“你们班长呢？”一个挑夫抓住两副挑子哭开了，说：“他把挑子交给我了，说不过来了。”老吕惊恐地火了：“为什么他就不过来？他想干什么？”挑夫们都闷不吭声。半晌，挑夫小李子高喊：“还不赶快走，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此时，江岸上黑压压地堆满从水中爬上来的人群，嘈杂的呼叫声响成一片。我催老吕快走，老吕气呼呼地挑起挑夫班长留下的那副担子，领着我们融入了溃逃的人群。
　　在路上，小李子告诉我，班长交待，他箱子的半袋炒面是留给我的。我问小李子：“他为什么不过来？还说了些什么没有？”小李子说：“我们回去搬箱子，他对我们说：‘你们都是有妻室儿女的人，还要顾家，就好好接受改造，活着回去。我什么也没有了，我走了……’”
　　到了后方休整。教导员在总结会上说：“这场战役，我们医院冒着敌人炮火，忍饥挨饿，收治转运伤员3700多人，有17名同志为保家卫国在战场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也出现了叛逃的……”
　　挑夫班长被定性为叛逃者。
　　我心目中他却是一个没有过河的卒子。
　　据说，改革开放后，他回到大陆老家开办了一家粮食加工厂。
　　30年后，我出差去南方，顺便探望了小冯，她逃过了战争的劫难，幸运地随夫转业走进了东方大都会。她已是一个事业单位的人事处长。也许是对战争伤痛的感怀，她特地做了一席丰盛的家宴款待我，一再嘱咐：“要吃饱啊！”
　　这场战争的残酷性远不止让人析肝吐胆的饥饿。我军遭到惨重损失的真实人数官方一直没有公布，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在他的回忆录后记中只说了一句话：“牺牲了几十万同志。”前些年，彭德怀的老秘书王亚志给了我一个具体的数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志愿军负伤、阵亡、病故、失踪、被俘，共为978122人，占入朝作战总人数190万人的51.5%（这一惊人的数字还经民政部门在全国普查核实过）。

　　表演战争

　　1952年秋，祖国赴朝慰问团来到金城前线。一天，营部通知我，说慰问团有个代表要见我。什么人？传话人说不清楚。我知道这支慰问分团来自四川，肯定是家里人带来嘱咐，我喜出望外，跟连长打了个招呼，一气跑了十多华里来到师部。慰问团住在师部附近的一条山沟的小坑道里，我见到要见我的人。他是四川省的劳模，我哥哥当年的车工徒弟，我叫他乔哥，现在已是所在丝厂的车间主任，分管动力部。他果然带来我父母的问候，好长时间没写信回家了，他们都牵挂我的死活。
　　代表团成员将分头给部队作鼓舞斗志的报告，谈家乡的新气象、新面貌。乔哥是搞阶级斗争的积极分子，他悄悄告诉我重庆的肃反大逮捕，一夜就抓了七千人，镇压了好几百。他的丝厂厂长肖渊也给枪毙了，肖是留日的，有缫丝专业技能，枪毙他是有人说他是日本特务。他夫人收的尸体火化未烧尽，连肉带骨头的装了两坛子运回浙江老家。
　　乔哥还告诉我一件高兴的事，慰问团带来一台川剧的折子戏。最有名的演员都来了，丑角有周企何，旦角有陈书舫，他们在四十年代就红遍川南川北。过去，我在家就听老一辈人经常谈起他们的轶事，遗憾的是从未见过他们的演出。
　　第三天，师里安排我们山炮营观看慰问团的演出。地点在离阵地后方十多公里的一片树林里，这里有高大的落叶松，足以掩蔽500多人的活动。慰问团为我们师一天要演两场，演出时是高度的戒备，场地四周设有防空哨，敌机一来就鸣枪示警，同时，安排了慰问团和部队疏散的路线和防空地域，还专门有一个高炮营保护。
　　那天听完代表报告，乔哥又坐在我身边陪着我观看演出。第一个节目是周企何的《花子骂相》，花子嘲弄官僚，体现了古代的阶级斗争，周扮演的花子骂得痛快之极，四川方言幽默，看得观众满堂喝彩。第二出是陈书舫的《秋江》，她把尼姑陈妙常思凡的心境演得缠绵又细腻，直看得人回肠荡气。第三出是《小放牛》，由青年演员晓艇、晓舫（陈书舫的女儿）载歌载舞的用旧调新词赞美四川改天换地。乡音乡情唤起我们思念之情，激动地把手掌都拍痛了。最后一出是《八仙过海》，表现何仙姑、吕洞宾等仙人和虾兵蟹将大打出手，剧情说明书上说，志愿军就是八仙，打败侵略者的法宝就是全国人民作坚强后盾。乔哥兴奋的告诉我，这出戏得到七团团长的百般赞许，他对慰问团表示，他的七团要打一仗给慰问团看，邀请代表们到前线观战！
　　我一听十分欣喜，七团团长是川南人，1938年只身跑到陕北参了军，他的乡音未改，乡情更浓烈。我说：“好啊，让你们看看我们是怎么用真刀真枪打美国鬼子的，你回去够你摆一辈子的龙门阵！”
　　看戏归来，营长把各连排以上干部留下。营长只说了几句：我们准备配合七团二营五连打641（我们给敌人阵地的编号），每连弹数是240发，还有喀秋莎连、炮41团的一个105火炮连和我们协同，炮火准备时间是明天上午9时。给慰问团的表演战斗和部署就这么简单。
　　我们已和敌人对峙近一年，敌我阵地犬牙交错，像这样的小打小闹，每个月要打好几回，我们称之为“挤”阵地，来来回回的争夺，目的不只是争地盘，而是诱杀敌人的有生力量。比如攻打641，我们已打过好多次，无需作多大准备，说打就打，有现成的射击诸元，最大的准备就是炮弹数量。我回到阵地，连长分配给我们排60发炮弹，只需10分钟就可以打完。
　　我从乔哥那里知道，慰问团要来观战，观看的位置肯定是在我们阵地后面的龙凤山。龙凤山山势突兀，又居高临下，可以看到敌人一线营垒的全景，山上有师的前进指挥所，团指挥所和我们营的炮兵观测所。我还打听到，师团都安排人给慰问团做现场解说。我在电话里要求营长也安排我，营长知道我在慰问团有亲人，满口答应。
　　第二天，我提前来到龙凤山我们营的观测所。等了半个时辰，慰问团一行在师警卫连的护卫下爬上山来了，他们有12个代表和8个演员。据说，来的人都经过严格政治审查的，他们分成7个小组，到炮兵观测所来的三位代表，自然有乔哥。
　　山上的指挥所都是土木结构的掩蔽部，活动面积小，只能容下三到五人，原值班的和通信人员都撤走，瞭望孔有30－50公分宽，可供三人观望。师领导担心不够，还让工兵连在附近又构筑了几个临时观察所备用。我们的观测所有一架20倍的炮对镜，一个代表往镜里瞧时，兴奋的喊开了：呀呀，敌人从工事里伸出来的枪都看见了！
　　我向他们三人介绍了敌我态势，这场战斗用多少炮弹打，多少人攻。他们仨听得新奇又新鲜，傻傻地张着嘴。更让乔哥感动的是，他在家乡见我时，我还是个娃娃，现在已是带兵的排长了（其实还是见习的），表扬说：老弟呀，你像个官了。
　　我把炮对镜对向攻击目标641，还给他们配了两个望远镜。我一边讲解，一边给他们指示目标。这是一条横向拖长的山梁，641是山梁中段隆起的山包，面积约百十平米，美军只用一个排依托水泥工事在防守。我们攻击部队从我方的610阵地出击，顺山梁到641约400米距离，为了给慰问团观看清楚，攻击路线和战斗队形，全都选择在面向我们的斜坡。三位代表听我的介绍，已急不可待，巴不得马上看到敌人灰飞烟灭。
　　到各观察点的代表都已在掩蔽部就位，山上出现了一片难耐的寂静，等待我们的炮火准备。9时整，龙凤山左侧喀秋莎阵地的炮火首先响起，这是苏联二战后期发明的多管火箭炮，一个齐射同时打出64发，给敌人以突然袭击。两分钟之后，百炮齐鸣，千百发炮弹从龙凤山前掠过，肉眼都看见弹丸在空中飞行，无以计数的小黑点，很像蜂群出巢，带着尖利的啸声扑向敌人的阵地！霎时间，641山头上弹着密布，一簇簇烟柱冲天而起，接着传来地动山摇的炸裂声，火光闪烁，石块泥土在硝烟中上下翻飞，三位代表看得兴奋的跳起了脚，嘴里直叫：啊呀呀，真了不得，了不得！
　　火炮的射击还没停，我步兵一个排从617阵地出动接敌。等炮火延伸，步兵排加快了前进的速度，边冲击边用手中枪射击。当他们离敌人阵地不到100米时，突然从残存的工事里一挺轻机枪复活了！攻击的先头班倒下了，跟进的一个班给打的往坡下翻滚。我的心沉了：我们使用了比过去打641多两倍的火力，为什么还不能彻底摧毁敌人工事？很快，团的82炮连进行火力支援，打了五分钟，敌人机枪哑了。五连的又一个排很快向641靠近，刚接敌到150米左右，敌人从642阵地上扑下来一个班，手中全是冲锋枪。过去，敌人是不敢白天反击的，为什么今天竟敢出来碰硬？我们的第二个排也给突如其来的增援火力打得趴在坡上。炮火不能支援了，因靠敌太近，怕误伤自己人，就这样僵在那里，都用自己手中武器对射。这时，我发现这场战斗的指挥者在一块石头边上正挥动手臂，不一会，后面上来一挺轻机枪，卧在他身边不住点的向641阵地射击。敌人大都趴在残留的工事、堑壕或弹坑里顽强的对我进行阻击。机枪打了一阵，丝毫不能掩护步兵前进。
　　我突然想到，过去我们“挤”阵地，都是多路攻击，敌人总是措手不及，惟独这次是专为代表观看，仅选择一个光秃秃的山坡，而且还是单一的路线在出击，只为看，不为战，把战士生命当了儿戏。
　　敌人开始在我进攻道路上进行炮火拦阻射击，五连全暴露在山坡上挨打。在岩石边的指挥员已无能为力了，我看到他把挂在胸前的一只小羊角号放到嘴里，我虽然听不到号声，但我能猜度他是在下达撤退的号令。果然，上去的两个排连滚带爬的退下来了，只剩下十几个人。
　　山梁上没有枪声了，战斗已停止。我们的三位代表都长叹了一口气，他们没见到消灭一个敌人，看到的是自己人死了一大堆。他们惶惑的脸上似乎都是在责怪自己，不该来看一场用生命表演的战争。
　　我安抚他们说，失败是兵家的常事。乔哥保证说，我们回到四川不会乱说的。
　　七团团长在战场上培养了争强好胜的脾性，这次却在祖国亲人跟前大丢了面子。送走慰问团，他火冒三丈，要惩处指挥战斗的二营副教导员。团长之所以用他，一是年轻，二是四川人，如让代表们看他打了胜仗，会给四川人增光添彩的。可惜他辜负了团长的期望，只能让他上天国去反省。他命令身边的赵参谋，去二营执行他的处决命令。
　　赵参谋到二营，把副教导员五花大绑拉到一个山沟里，举起手枪对向他脑后勺，问，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副教导员已泪流满面，说“我对不起祖国，对不起团长！我不知道该怎么打这一仗——团长是要我表演啊！排兵布阵都是你们来制定的，我的失职是没有拿下阵地。”
　　赵参谋的心颤动了，这场战斗是他和团长来二营部署的，团长还特别指名要副教导员代连长指挥，自己也有重大责任。他慢慢放低了枪口，回过头对跟在身边看他执行死刑的营长和教导员说：“你们给他松绑带回去，等候发落。”
　　赵参谋没直接去找团长解释他不执行命令的原因，即使他敢去，也会尝到苦果。他先找了慰问团副团长，请他出面干预。这位副团长是从部队转到地方的，他和我们师政委交换意见时说，责任不在基层，不能再用干部的性命去抵偿这场战斗的损失，希望枪下留人。
　　副教导员给保下来了，撤职任副指导员。回国转业回四川，在一家大厂做保卫股长。
　　多年后，我见到已是某步校教研室副主任的赵参谋。旧事重提，他说，这明明是团长好胜喜功，不惜人命，自己下不了台，还诿过于人，要那个副教导员给他垫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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