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董狐筆”之稱的軍旅作家、黨史軍史學者劉家駒先生，在建軍節前夕辭世。他臨終前的遺言，字字凝重：篡改黨史軍史是對國家民族的巨大危害，我曾渴望領導人中有良知者會向國人作出深刻的懺悔，可嘆的是——由期望、失望變成絕望

　　老高按：中國大陸軍旅老編輯、黨史、軍史作家、有“董狐筆”之稱的劉家駒先生，於2017年7月31日去世，享年86歲。他在生命最後關頭寫給摯友三千字留言，回顧平生，剖白心跡，向朋友和人民發出警世通言。哲人將逝，其言倍真，一字一句，帶着滄桑血淚，擲地作金石聲！
　　我無緣認識這位可敬的老人，卻在幾年前打過一次交道。由軍旅女作家、林彪研究者舒雲整理的《林豆豆口述》一書，2012年由明鏡出版社出版，我受委託擔任此書責任編輯。出版之後，我得到多年研究林彪問題的劉家駒先生的一篇文章，對該書內容提出質疑和批評，認為有些文字不是林豆豆口述的，而是舒雲加工甚至自己編造的，文章的火氣很大，有些用語相當激烈尖刻。一方面我感到爭鳴是好事，劉家駒根據他掌握的大量史料查核辨析，有助形成“無影燈效應”——多個光源照射之下，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陰影，有助於我們全面地準確地了解歷史真相，我當時是《新史記》雙月刊的總編輯，這篇文章可以而且應當在《新史記》上刊出；但另一方面，我感到其文中對舒雲頗有“誅心之論”、推斷舒的動機、用意，這些不利於形成良性爭論氣氛，可能會引起意氣之爭，引偏方向，貽人口實；此外，《新史記》兩個月才出一期，此文刊後，若有不同意見要反駁，也得等到兩個月之後了。
　　出於這些考慮，徵得出版社負責人何頻的認可，我給劉家駒先生寫了回信，在表示非常歡迎和感謝之後，建議他對行文做些推敲，更為冷靜和理性（這樣反而會增加公信力和說服力）；還徵求他的意見：是否容許我們將這篇大作轉給書的作者舒雲女士，請她也寫一篇答辯文章，《新史記》同期刊登，以利爭鳴？
　　劉家駒先生經過考慮之後，沒有同意我的意見。這篇文章顯然在中國大陸是不可能發表的——除非被刪削得面目全非——後來聽說在海外一家媒體上發表了，但我沒有再讀到，不知發表出來的文字是否全文，是否減少了一些火氣。
　　此文果然引起了舒雲的自辯。一兩個月之後，我收到舒雲的文章，附有大量林豆豆手稿影印件（印象之中有十多頁），舒雲要向世人證明：她整理的《林豆豆口述》書稿，對原文絕無篡改和憑空編造。這些手稿影印件作為史料，十分珍貴，於是我在《新史記》雜誌上刊出了。
　　我們當時着眼的，專注在舒雲所整理的這一部林豆豆手稿，是否符合口述者原意這個問題上。至於林豆豆所寫是否符合史實，舒雲與劉家駒在其它方面有什麼分歧和爭論，誰是誰非，這是另外一些層面的問題，姑且不論。據有關知情人介紹的情況，我們後來分析，這次導致劉、舒產生爭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林豆豆在不同時期所寫的這些向組織上的“交代”和“申訴”，內容有差異；有的“交代”和“申訴”又因多次修改增刪，於是前後幾稿的說法也有變化，從不同的渠道流傳出去，情況相當複雜，文本不盡一致。劉家駒獲得的文本與舒雲獲得的文本可能不是一個東西。
　　以上所說，都是題外話。雖然有這場糾葛，卻一點兒也沒有減少我對劉老的敬重。劉老這樣的人，本來就太少了，他一走，又少了一位，為之一慟！
　　遙祈劉老安息！您留下的遺言，我聽到了，我記住了。您說“我留下約70餘篇文字暫時還不能發表的文稿，它反映了我一生經歷和見聞的歷史暗角。我的信念是——歷史的亂象還會返璞歸真的，也望你們能從中領悟到我的心聲”，我希望這些文稿能夠問世，我希望我能有擔任這些文稿的責任編輯的榮幸。


　　我的留言

　　劉家駒，朋友圈

　　我的大限己至，離世之前，留下些心裡話向您（你們）訣別，祝願你們幸福長壽。
　　我是1949年12月在重慶參軍的。12軍的軍政大學，以及所屬各師的幹校，各團的隨校，軍師團的醫疔機構和文工團隊等，先後在重慶地區招收大中院校學生入伍有9600多人（我們這批勵志報國的學生，在朝鮮戰場上傷亡有600多人，其餘的人大多因家庭出身、社會關係和言論右傾遭到清洗，最後留存在軍隊的僅有55人）。
　　我進入35師幹校後，學習社會發展史，參加征糧剿匪。1951年，12軍投入朝鮮戰爭的第五次戰役。我從文化教員改行到師屬山炮營三連任見習副排長、排長、指揮排長。戰爭結束，回國後擔任副連長，訓練隊副隊長。1957年，師政治部借調我參加12軍部隊史寫作，並為老幹部代寫回憶錄。
　　我是高中肄業的文化程度，擔當寫史真讓我難為。這是組織做出的安排，必須遵從。我努力閱讀軍史史料，學習範文，請教學者，在摸索中提起了筆。當時，全軍各個部隊都在組織寫軍史進行光榮傳統教育，總政治部的指示告誡：下筆不得暴露我軍的陰暗面，每篇文章都要緊緊把握住人民軍隊的“光榮、偉大、正確”這一宗旨
　　從1957—1959的兩年間，我在這一規範下，為師團幹部代筆寫出進軍四川的《搶渡烏江》，解放重慶的《山城拂曉》，成都戰役阻止胡宗南10萬殘軍西竄的《不讓敵人逃往康藏》。我還記下《大破銅鼓寨》，《巧襲觀音廟》等一組我軍征糧剿匪的故事。
　　關於朝鮮戰爭，我記錄整理了《司號員到指揮員》、《在醫療戰線上》、《上甘嶺的一支車隊》和戰鬥英雄胡修道的小傳等篇，編入《光榮的道路》下發部隊。1964年，我參與寫《郭興福和他的戰士們》後，解放軍文藝社收編了我。
　　我到編輯部當了散文組副組長。散文組要編發大量的革命戰爭回憶錄，對紅軍時期、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方方面面稿件中的史實查詢。我走訪老革命，獲得了大量珍貴的史料，其中有不少血腥的、醜惡的史實。比如：蘇區莫須有清除“社會黨”、“AB團”，濫殺自己人近10萬；長征流竄中為求生存一路的打砸搶；四渡赤水是碰壁川軍之後的大逃竄；抗日的平型關一役，自己傷亡兩千八，殺敵只八百三；百團大戰，只出動三萬一千人，打了幾個小仗，還誇大了敵人的傷亡；解放戰爭，在東北製造了令人心冷齒寒的死城、鬼城、血城；朝鮮戰爭是我軍為金日成火中取栗，傷亡近百萬……為凸現我黨我軍的光輝，大量的“陰暗面”史實被塗上“金”或被掩蓋。我問過總政文化部副部長陳亞丁：“我們是一支勝利了的軍隊，為什麼就不能向世人說出些史實的負面？”陳回答了一句話：“暴露我軍的短處就是給反動派幫大忙。”
　　我進入《解放軍文藝》社正是文革時期，得“天”獨“厚”，總政圖書室管理員專為我開放禁書。我閱讀了巴爾扎克、雨果、莫泊桑、仲馬父子等人的巨著，他們批判現實的醜惡對我產生了重大影響，大量的負面史料我都記錄在案。
　　1990年代初，我從《解放軍文藝》退下來，走進《炎黃春秋》擔任副總編輯。這裡是從意識形態營壘衝殺出來的一幫老革命搭起的自由民主平台，他們敢把黨史中不敢示人的秘聞和自己苦難的政治經歷捅向當今社會。一篇篇震撼心靈的文章，引發我的共鳴。老革命諄諄教誨我摒除黨文化偏見，遠離立場觀點，用劉知幾“不掩惡”、“不虛美”的史德審視我軍這支“王者之師”。
　　2003年，我從《炎黃春秋》退下來，打開塵封已久的筆記，撿選些記憶深刻的人和事，審視它的典型性和社會意義，寫成些獨立短小的篇章。
　　我記敘的戰爭有：
　　朝鮮戰爭的第五次戰役，為攻取加里山，我所在的35師是用三千戰士前仆後繼的血肉之軀堆上山的。我是掩埋組長，面對自己戰友橫屍異國山野，血在心底流淌出《血路，血本，血酬》。
　　越南人忘恩負義，我們自衛反擊的懲罰手段很醜惡，我寫下《紅軍師洗劫越南城》，講述該師把一座秀美的同祿縣掠奪一空。
　　抗日戰爭結束，太行山下日偽的“土圍子”還在頑抗，我軍打開後，把俘獲的眾多的匪徒（包括匪首家屬）當靶子。《殺土頑，壯膽氣》所記錄的，就是這場令人毛骨悚然的反人類大屠殺。
　　記敘的政治事件有：
　　國民黨退出大陸前，四川的田賦己徵收到1958年，我軍入川後，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出現糧荒，鄧小平按中央指令在四川強征30億斤糧。軍隊出動《武裝奪糧》，把兩百萬老百姓逼上了梁山。
　　關於“西安事變”。我走訪了“西安事變”的當事人，揭露了我黨支持少壯派殺害東北軍軍長王以哲“二·二事件”的醜聞。
　　全軍樹立的“南京路上好八連”之所以“好”，是在上海灘繁華鬧市進行封閉式管理，才保持了“一塵不染”。我1975年深入“好八連”探訪，發現他們如同蹲在大上海的一座小監獄。
　　1958年全國大放農業“衛星”。我參觀了江西波陽三廟前公社的“水稻畝產13萬斤”的現場，憤怒的公社社員向我們揭發：豐收的“成果”是幾百付糧擔繞着村轉圈秤出的。
　　1967年7月，毛澤東在武漢東湖賓館流連忘返，武漢造反派“百萬雄師”衝擊了毛的安樂窩，邱會作給我講述了《驚破毛澤東的霓裳羽衣曲》。
　　黨指揮槍用於戰爭，也要槍桿子為政治鬥爭服務。文革興起，280萬解放軍投入“三支兩軍”，《文革鼙鼓動江淮》，是記敘我12軍進入安徽“支左”，軍人無處不在建立的軍政權，卻是反憲政的無產階級專政。
　　雲南箇舊縣沙甸回族鄉，在文革中清除四舊時，漢族造反派侮辱了可蘭經，還給回族的談判代表用豬首扣在頭上遊街示眾。回族人以不共戴天仇的義憤持槍反抗，遭到“支左”的14軍無情鎮壓，殺死1600多人，殺傷近千人。我這把一慘案記為《沙甸人的恩仇》。
　　記敘的軍史“秘聞”、各類人物以及“林彪事件”的有：
　　人對性的渴求是常情，我在《軍人，女人，性，糖衣炮彈》中，記敘了我軍從將軍到士兵在嚴格紀律約束下仍是性亂難止的見聞。
　　《軍商，我的能見度》是寫我軍縮減軍費，讓軍隊走向市場，不惜惡劣手段與民爭利的亂象。
　　羅瑞卿是我軍人人敬畏的鋤奸、鎮反能手，殘酷的政治鬥爭發展到文革時反把他整得跳樓。他之所以四面樹敵，是他握持生殺予奪的大權，性格孤傲，身兼黨政軍要職後威風八面。《我見聞的大將羅瑞卿》，就是揭示他的霸氣。
　　關於“嚴鳳英之死”。黃梅戲之花嚴鳳英，文革中被列入“牛鬼蛇神”，她已知自己無法在專政下生存，臨死前還向社會表白：“我生是毛主席的人，死是毛主席的鬼。”她的死，我算半個見證人，我記下她不為公眾所知的死因細節。
　　我還銘記些憤世的小人物，如《摳八》中我的戰友常仁，他家世代貧農，歡天喜地迎來了解放，讓他無法承受的是得到的翻身生活，比當初的貧農還貧困。公社化時，連他祖上留下的一棵樹也要充公。他抗爭，軍隊容不下他的“階級異己”，打發他回鄉重扛鋤頭。
　　蘆花，一個煙臺的農村婦女，我的遠親，丈夫僅因和鄰居口角就被關死在派出所。蘆花進京告狀無果，回到家披麻戴孝向市委申冤，得不到回應，她憤懣難平，隻身在煙臺市的車站碼頭大街散發“還我丈夫”的傳單。這位“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剛直的婦女，最終得到40萬撫恤金。
　　1986年春，解放軍出版社《星火燎原》編輯部聘我撰寫《林彪傳》。幾年間，我採訪林辦工作人員和林的老部下近百人，僅記下了二十多篇雜記，足以證明林彪無“反革命”罪，林彪反黨集團不存在，《571工程紀要》是一篇有先見之明聲討獨裁者的檄文。
　　《雪白血紅》是我軍作者張正隆記敘林彪在東北戰場指揮才能的一部優秀紀實文學著作，解放軍出版社出版後，引起楊尚昆、王震等人的憤怒，指責該書是給蔣介石評功擺好、為林彪翻案的壞書，作者、編輯遭到關押。我記述了這一無法無天的惡行：《〈雪白血紅〉蒙難記》。
　　我採訪記錄的《毛家灣軼事》，反映了多名受訪者十多年間在林辦生活工作的秘聞。敘說了帥府家庭在複雜的政治環境裡的生存和生活。
　　《小艦隊的興亡》，記敘了林立果進入空軍後的成長、以及從崇敬毛到反毛的前因後果。文章同時述及周宇馳、於新野用博浪沙大鐵椎一擊般的膽識，敢向毛澤東頭上動土的壯舉。
　　在我生命的最後時刻，官方劫收了《炎黃春秋》，我身心已嚴重危弱，仍寫出《炎黃春秋的歷史和她的“歷史虛無主義”》抗爭。
　　我們黨本應是一個密切聯繫群眾的黨，講真活，辦實事，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是我黨的宗旨。篡改黨史軍史是對國家民族的巨大危害，我曾渴望領導人中有良知者會向國人作出深刻的懺悔，可嘆的是——由期望、失望變成絕望。
　　我留下約70餘篇文字暫時還不能發表的文稿，它反映了我一生經歷和見聞的歷史暗角。我的信念是——歷史的亂象還會返璞歸真的，也望你們能從中領悟到我的心聲。
　　我匆匆走過八十五年，自信無愧此生。我的文字，任由歷史和後人評說。古人云：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後波。
　　我相信歷史。
　　我相信未來。

　　劉家駒絕筆
　　1931.10.21—2017.7.31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本月圖片主題：滄海）

　　普希金在《致大海》中稱大海是“自由的元素”，信然！本月圖片，以此為主題。這是我在加拿大東南部的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大西洋海濱所攝。新斯科舍這個省，也是一個面積5萬多平方公里的大島，人口近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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