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我們所受的教育總是說：“宗教是統治階級麻醉人民的鴉片”，外國傳教士被描繪成“披着羊皮的狼”。然而，荷蘭籍胡永生神父的事跡使謊言不堪一擊。在抗日戰爭中始終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的西方宗教界朋友，這是一個偉大的群體！
老高按：在抗日戰爭中殉難的胡永生神父，我相信在中國人中，沒有多少知名度。明天，2017年6月17日，在山西垣曲縣長直鄉長直村，要為這位荷蘭籍的神父、這位偉大的英雄，舉行一個立碑儀式。
立這個碑，據稱主要是由高士潔女士個人慷慨解囊捐款。她是國軍中將高桂滋的女兒，陝西省政協退休幹部。她的父親、時任17軍軍長兼84師師長，在中條山戰役與日寇作戰中失敗，遭日軍搜山搜捕，已經做好了舉槍自盡殉國的準備，萬般危急中，是垣曲老百姓救了他，掩藏他，轉送他，讓他能夠重新歸隊，集結隊伍與日作戰，令他永誌不忘。
高士潔和她的哥哥高斌，都是我的老友，她給我發來了高斌明天將在立碑儀式上的致辭稿，並授權給我說可以發表。此時此刻，已經是北京時間的6月17日，我轉載在下面，與他們一起，悼念、緬懷胡永生神父。
胡永生神父的名字和事跡，我十年前聽高桂滋中將的兒子高斌講述過，後來我查到關於他的事跡的介紹，在中國民族宗教網上還有過專門敘述。原來他的慘死，還有一段秘辛。歸納整理如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暨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戰場上，湧現出一批與中國人民同舟共濟、患難相交的國際友人。其中有一個數量龐大的群體，即來華的外國傳教士們，一些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山西垣曲石頭疙瘩村（今垣曲縣長直鄉長直村）天主教堂的荷蘭籍胡永生神父就是其中一位，他是為了保護中國難民而被侵華日軍殺害的。
1938年，侵華日軍開始第三次進犯山西垣曲。垣曲百姓四散奔逃，其中，躲到石頭疙瘩村天主教堂的百姓，一時多達2000餘人。蜂擁而來的難民超出了教堂的容納能力，一些人的帳篷甚至搭到了教堂院外的大路旁。
這裡的本堂神父是荷蘭籍傳教士胡永生。他本名Aemilianus van Heel，1907年出生於荷蘭萊頓市，方濟各會修士，於1936年剛剛來垣曲傳教。當地教民回憶，胡神父身材高大，面色紅潤，中文流利。胡神父將眾多難民安置下來，並為容納這些難民擴建了灶台，拓展院牆。為了防止日軍前來騷擾，胡神父特地搬來一張桌子擋在教堂門口，常常親自坐在那裡，以防日軍擅自闖入。
不久，就有日軍士兵前來騷擾，宣稱教堂內窩藏有中國士兵，要進行搜查。胡神父越是拒不讓進，日軍就越要強行闖入。後來，胡神父堅持不過，便讓日軍進去，但他緊跟在日軍身邊，步步緊隨，嚴防日軍侵害百姓。
1938年10月8日，日軍在漢奸的帶領下，再次來到石頭疙瘩村天主教堂騷擾，並公然索要婦女。胡神父身穿白袍擋在教會女校的門口，不讓日軍闖入。一個日軍士兵隨手抓住一位姓馮的女子，欲強行拖走，胡神父見狀立即衝上前去，將日軍士兵打倒在地。身材高大的胡神父像老鷹捉小雞一般將他抓起來，扔出了大門外。
日軍見不能得逞，又提出無理要求，要胡神父限期內交出20個姑娘和10頭牛來。 胡神父回答說：“要牛我沒有，不過你們可以把我自己的騾子牽走；但只要有我在，就決不會把婦女交給你們欺辱。”
次日一早，本是教會做禮拜的時間。眾多教友在教堂內左等右等，始終也不見胡神父出現。胡神父的輔祭馬永久等前往胡神父居住的臥室查看，這才發現胡已經慘死：他倒在門口，臥室內血流滿地，床板上有大洞，辦公椅的兩側扶手上也滿是血跡。
胡神父慘死後，人們用當地上好的棺材將其下葬，而難民們則四散逃去，僅餘少數教友留守教堂，臨時主持教會事務的是會長鄭忠義。兩個月後，1938年12月9日，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向重慶國民政府發去電報，該電報現藏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重慶行政院。密。據關專員民權報稱：垣曲縣城西之石頭疙瘩村天主堂神父胡永生（原名：艾米利亞諾）系荷蘭國人。九月間敵攻垣曲附近村莊，婦女多到該堂避難。敵人到時，迫令胡神父逐婦女出堂以供姦淫，神父不允。敵寇憤恨之餘，竟將該神父胡永生以槍擊斃等情。謹電轉報。伏祈鑒核。閻錫山叩稟。”
據石頭疙瘩村馬永久、於希斌等老人回憶，此時，有“抗日神父”之稱的比利時來華傳教士雷鳴遠，帶人來到垣曲石頭疙瘩村天主教堂，到胡神父的墓前憑弔。雷神父哀痛地說道：“胡神父，你是為我而死的呀！”
原來，雷鳴遠神父之前被國民政府任命為第三軍“華北戰地督導團”團長，在華北戰場從事醫療救護、民眾動員、媒體報導、輿論宣傳等抗戰工作。雷神父在行軍途中，曾在半路上收留了一位自稱姓王的中國天主教修士，參加到自己的抗戰隊伍中來。但隨着接觸的逐漸深入，雷神父發覺此人形跡可疑，有敵偽密探的嫌疑。於是，在行軍路過石頭疙瘩村天主教堂時，雷神父將此情況告知了胡神父，並將王姓修士留給了胡神父繼續盤問。
胡神父經盤問後也覺得此人頗為可疑，不但說話漏洞百出，而且連修士身份也可能是假的。隨後，胡神父向駐守當地的國民黨軍獨立第三旅報告，並將其交給了國民黨軍進行審訊。經審訊，此人承認自己是日偽密探，此行混入雷鳴遠神父的隊伍，一是為探聽情報，二是以做飯為由，擇機殺害雷神父後再逃走，審訊時從他身上還搜出了毒藥。
日軍攻占垣曲時，曾派人到石頭疙瘩村天主教堂質問胡神父：“那個姓王的修士哪裡去了？”胡回答：“不知道！”這使日軍對胡神父懷恨在心，最終痛下殺手。
兩年半後的1941年5月，日軍發動中條山戰役，第五次侵占了垣曲。國民黨軍愛國將領、第17軍軍長高桂滋將軍，在此役戰敗後逃亡，也曾躲入石頭疙瘩村天主教堂。此時的教堂已沒有了過去的力量，留守在此的中國教民不過寥寥數人或十數人，主持教堂事務的會長鄭忠義冒險將高桂滋將軍藏入胡神父生前所住臥室的地下室內，瞞過了日軍的搜查。蟄伏多日後，鄭忠義又安排護送高桂滋將軍脫離險境，經當地幫派人物郭金聲幫助，高將軍得以安然西渡黃河返回陝西。
2008年，高桂滋將軍之女高士潔，曾兩次來到垣曲縣長直鄉石頭疙瘩村天主教堂，尋問父親與救命恩人的歷史。高女士感懷於胡神父的救民義舉，積極支持重修胡神父的墓地，並在2014年10月河北召開的正定教堂慘案研討會上發出倡議，統計抗日戰爭中所有為保護中國軍民而被日軍殺害的外國傳教士，以緬懷國際友人的義舉。
據荷蘭前駐中國大使楊樂蘭介紹，在胡永生神父的家鄉，現已無法找到親人。但上世紀90年代，荷蘭教會仍有修士還記得他。胡神父在中國樂善好施，曾收養了十餘名孤兒，直到上世紀90年代初，這些孤兒仍有在世的。胡神父擅長醫術，為人治病且分文不取。石頭疙瘩村胡蓮英老教民回憶，胡神父雖然年輕，但他蓄着長鬚，還經常戴禮帽、拄拐杖等。胡蓮英老人還回憶起一件有趣的小事，胡神父曾跟自己開玩笑說：“喂，小丫頭，咱們是一家的，都姓胡啊！”胡神父長期珍藏父母的照片，也會時常給別人看。
新中國成立後，石頭疙瘩村天主教堂曾長期作為長直鄉和長直村的政府所在地，上世紀80年代曾出，租給企業使用。直到上世紀90年代，又歸還天主教會使用。
很可惜，我現在尚沒有得到關於胡永生神父立碑的照片。我相信，高斌先生參加這個立碑儀式並致辭，隨後回到美國之後，會給我發來有關照片。
今年四月，我邀請高斌先生作為嘉賓參加“歷史明鏡”電視訪談節目的直播，引起很多人的共鳴和鼓勵。後來我對他又做了一次訪談，已經錄製下來，擇機播出。
今天（6月17日）上午，我收到高士潔發來的立碑儀式的照片。照片上左三穿白襯衫的是她哥哥高斌。墓碑上銘刻着胡永生神父的中外文名諱和生卒年月。高士潔告訴我，立碑儀式進行得很順利，有二三百人蒞會。碑的後面，正舉辦緬懷垣曲抗戰英烈的紀念展。其中也展出了高桂滋中將在垣曲活動的照片和資料。——老高 6月17日補記
高桂滋中將子女在胡永生神父立碑儀式上的致辭
高斌致辭，高士潔撰稿
尊敬的武主教、樂神父，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嘉賓和垣曲縣的鄉親們：
你們好！
我們是抗戰時期17軍軍長高桂滋的子女。今天，我們懷着無比崇敬的心情與大家一起緬懷荷蘭籍神父胡永生先生。
一個人，給自己起名叫“永生”，這很容易。但是能真正做到永生，卻很難，然而胡神父他做到了。他在風華正茂的26歲時，離開文明美麗的荷蘭，到中國山村傳教布道。他引導人們從善如流，把博愛的種子播撒在希望的田野里；他樂善好施，用自己的錢收養了十多名孤兒；他精通醫術，為窮人治病分文不取。當中國人民遭受強敵入侵時，他為周邊鄉親提供在教堂避難的食宿，面對日寇把婦女逐出教堂的無理要求，他怒斥入侵者“無恥”！他因此被敵寇殘殺。他的生命雖然只有31歲，但是他的事跡傳遍晉南的三山五嶺，他的英名流傳至今。
2007年，我們為尋訪父親高桂滋的抗戰足跡來到石頭圪塔，獲知胡神父的事跡後很受震撼。以往我們所受的教育總是說：“宗教是統治階級麻醉人民的精神鴉片”，外國神父，經常被描繪成“披着羊皮的狼”等等。然而胡神父的事跡使得那些謊言不堪一擊。以後，我們發現了一個偉大的群體，他們是在抗日戰爭中始終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的西方宗教界朋友。比如，直接參加戰鬥、擔任我第三軍救護隊隊長的比利時神父雷鳴遠（已入中國籍）；首位在中國“八一三淞滬抗戰”中開闢安全區，救助、保護中國難民30萬人的法國神父饒家駒；在河北正定，同樣是因保護中國難民而被日軍屠殺的荷蘭籍主教文致和及七位教士（另有一位被害者是來為教會維護設備的西方人）；在震驚世界的南京大屠殺中，與德國友人約翰·拉貝一起，收容了25萬中國難民的14位美國人中，有十位是傳教士……所以，我們的認知又發生了一個顛覆性的轉變：宗教不是“洪水猛獸”，宗教是文化信仰，宗教多數是勸人向善的（除了邪教）。
當然，我們是無神論者，不在教。
您會問，我們為什麼要為胡神父立碑呢？我們有三個理由：
一、太史令司馬遷墓有一句詩刻在登山道路的匾額上：“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意思是：對品行才學像高山一樣的人，要仰視；景行是大路的意思，就是要向有高尚道德品行的人學習做人，走光明正大之路。胡神父就是我們的“高山”“景行”，是我們學習的榜樣。所以，我們要把他的事跡刻在石碑上，讓子孫後代都要學習。
二、中國人還有一句話叫“知恩圖報”。我們為胡神父立碑既是為弘揚胡神父的博愛正義精神，也是向垣曲人民報恩。雖然不是胡神父直接救了我父親，卻是胡神父幫助過的垣曲人民救了我父親。所以，垣曲人民懷念胡神父，那我們就幫助垣曲人民實現這個願望。當年，我父親在晉南會戰中被日軍圍追搜捕，險遭不測。脫險後，他曾多次說過多虧垣曲人民救了他。今天，我們按照他的意願，再次向垣曲人民說聲謝謝！
三、胡神父沒有子嗣，沒有後人；年紀輕輕就來中國傳教，他家鄉人並不知道他的善行義舉；而且他是為救中國人被殺害的。我們作為抗日戰爭倖存者的後代，我們就是他的後繼之人，我們要繼承他的遺志，以“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精神服務社會，這樣才能使胡神父的英名流芳百世。
看到被整修一新的胡神父墓園，聖潔漂亮的碑坐落在長青松柏的環抱之中，我們深感欣慰。在此，我們要特別感謝這兩位朋友。一位是約翰.拉貝研究會的姜玉春先生。他四次折返曲陽，考察廠家，精選石材，起草碑文，訂製，驗收，發運。可以說沒有他的奔波，這事就無法成功。他還四處搜集胡神父的照片，撰寫胡神父的生平事跡，讓更多的人了解胡神父的英雄事跡。
還要感謝樂永躍神父。是他對胡神父真摯的愛戴感動了我，我才下決心做這件事。
第三位是宋慧敏先生。是他把垣曲人民對胡神父的回憶撰寫成文，為我們留下寶貴的史料，讓我們認識這位抗日英雄。
最後，講點我們的希望。
一、胡神父墓地見證了中荷兩國人民的友好關係，希望它能成為垣曲縣的一個新名片。
二、抗日戰爭真相是中國人民最寶貴的精神財富，希望垣曲能積極爭取到建設中條山抗戰紀念館的項目。
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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