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上的這群老人，在人生的暮年對巨大的社會變遷無所適從，在紅色的夕陽下抒發對青春的鄉愁。但他們極力公開發出自己的聲音，受到打壓也不屈不撓，試圖影響社會、影響上層、影響後輩——這也是爭取擴展公民社會空間的可貴努力


　　老高按：《誰在為“浩劫”招魂：大陸文革懷舊群體調查》這篇文章，我讀過至少有大半年了。一度想在老高的博客上推薦，但遲遲沒有，因為此文主要調查的對象，是經歷過文革、現在都已經起碼年滿花甲、進入古稀的老人；而我越來越感覺，現在對文革呼喚分貝最高的，倒是文革結束多年之後才出生的“80後”“90後”，如果能有有心人對這個群體進行一番調查，我相信更有意義——前者再怎麼“招魂”“懷舊”，畢竟日薄西山了嘛；而後者，是“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他們的價值取向，更值得重視，最近發生的馬里蘭大學中國女生楊舒平畢業致辭引起風波，遭到眾多同齡人口誅筆伐，就是一例。
　　不過最近看到《誰在為“浩劫”招魂》這篇文章不斷有人轉貼介紹，包括像“民間歷史”這樣的網站。我再想一想，覺得轉貼者確有道理：一來，畢竟這是中國目前懷念文革和崇拜紅太陽的不容忽視的社會群體；二來，雖然我不贊成我這些同齡人的觀點，但他們並不是光自己個人懷念和在小圈子中間崇拜了事，而是要求行使自己的公民權利，公開發出自己的聲音，受到打壓也不屈不撓，試圖影響社會、影響上層、影響後輩，這也是對抗權力高壓、爭取擴展民間社會空間的可貴努力；三來，他們也正是前面我提到的“80後”“90後”年輕人的父輩或爺爺輩，是這些年輕人“嚮往”文革的信息、精神來源之一，要了解當今的年輕人，也不妨從翔實地而不是空泛地了解其長輩的經歷和心態這個側面入手。所以，我也將此文轉貼於下。


　　誰在為“浩劫”招魂：大陸文革懷舊群體調查

　　王家駿、楊桐，中國文化基金會，原載《鳳凰周刊》

　　在中國的老工業城市，尤其是北方老工業城市，他們甚至已成為固定一景：廣場或公園的某個角落，一群上了年紀的他們，或在紅歌聲中手持紅寶書念念有詞、大跳忠字舞，或站在紅色橫幅下，集體聆聽激情澎湃的演講。在反日保釣之類的遊行中，偶爾也會見到高舉的毛澤東像下的他們。
　　他們與時代的強烈脫節感和容易引人注目的言行，在“唱紅”大潮的背景下，很容易被觀察者納入“文革”思想在中國大陸回潮的典型症候。同時會引發警惕“文革”以及對“文革”罪惡缺乏徹底檢討反思的議程。
　　然而，以社會學的田野調查視角看，他們整體上是“50後”為主，他們並非對“文革”真相隔膜，恰恰是“文革”的親歷者和見證人。

　　這是一個可以被稱為“文革遺民”的群體。
　　他們並非在媒體和學術圈頻頻發聲的左翼知識分子。大多數情況下，他們都有相似的家庭和人生境況：工人出身，文化水平有限，在九十年代下崗，所依附的國企破產，個人陷入貧困，靠養老金度日。
　　在新時代的集體失落感，會讓他們本能的追憶毛時代“激情燃燒”的青春，以及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自豪感——哪怕只是一種自我想象。
　　他們易引人注意的政治主張背後，更有某種懷舊心理作為支撐。如果將今天的中國視為一個在高速發展中不斷分化與撕裂的社會，那麼他們正是被撕裂的一極——這個在政治光譜中處於極端一側的人群，雖然不是這個社會最徹底的失敗者，但卻可能是這個社會最無望的失意者。
　　而中國失意人群可以扎堆互相取暖的“火堆”非常少，宗教和社團組織不發達，可供他們選擇且他們熟悉的資源只有“文革”話語。而“徹底打倒”，“堅決清算”等“文革”話語特有的歇斯底里和攻擊性，既給了使用者極大的心理滿足，也放大了這個群體在社會中的影響力和存在感。
　　這套政治話語儘管顯得可笑和過時，卻可能是他們參與到“中國向何處去”這一宏觀議題的唯一方式。

　　“文革控”的廣場

　　一群以下崗工人為主體的老人們，在人生的暮年對巨大的社會變遷無所適從，只能以懷念“文革”的方式抒發對青春的懷念。
　　他皺着眉頭，神情肅穆，手裡拿着銅鑼與鑼槌，站在廣場中央。獨自一人進行着某種宗教儀式：敲兩下鑼，抬頭仰望蒼天，皺褶的雙手盡全力向上伸展，之後繼續敲鑼，周而復始。
　　此舉吸引了旁人走上前去圍觀。他半張着嘴一言不發、以茫然的目光回應人們的嬉笑。“都啥年代了！”掠過他身邊的年輕女子用中原方言輕聲說道，隨後加快腳步穿越廣場，提着購物袋奔向另一座百貨大樓。發出這樣的感嘆，或許是因為她看到了他胸前的那抹紅色——毛澤東像章。
　　這裡是洛陽市公安局大樓腳下的周王城廣場。每天下午兩點多，一天中最溫暖的時候，廣場北部準時湧入半場人。同樣別着主席像章的老人們駕駛電瓶三輪車來到此處，在小車上立起竹竿，升起國旗和黨旗。一幅展開的毛澤東畫像下方，印有“中華民族不可以沒有精神，毛澤東思想就是我們的精神”的字樣，後續的排比句中，“精神”一詞被圓潤地替換為：信仰、靈魂、旗幟和方向。
　　積極的活動參與者，還在廣場西北角的樹木間拉起繩子，掛出參觀遊覽南街村和朝鮮時拍攝的圖片，以及從各種左翼網站上打印的文章。
　　另有三五成群議論時政的人們，在整個活動區域零星分布了六七組。討論由別着像章的骨幹主導，話題從為“文革”正名到抵制轉基因作物，再到政策路線，從釣魚島問題再到中央人事變動，頗為龐雜。間或有一位流浪漢吃着饅頭參與到其中一組，談論現今階級鬥爭的嚴峻形勢。
　　隨着圍觀者越來越多，活動進入了高潮。當高分貝的紅歌響起，暮氣一掃而空，一些中老年婦女扭動身軀，手中揮舞並不存在的語錄本，跳起了忠字舞。
　　如果不是廣場南部有從事文娛活動的人群存在，置身其中會有強烈的時空錯亂感。老人們往往會與誤入此處的年輕人主動交流，指着大幅的畫像說道：“改革30多年改的是個屁，老百姓就認這個！”順手給表情錯愕的年輕人遞去一本毛主席語錄。

　　下崗工人的“文革”記憶

　　胡新芳並不是每天下午都會來，但他的每次出現總會成為廣場西北角的中心。矍鑠的黑髮使他在外觀上異於其他人；腰間的擴音器總是播放着“文革”廣播，播音員的聲音鏗鏘有力；高高舉起的手中常常拿着政治人物作為封面的雜誌，站在花壇石階上揮動，十分引人注目。
　　胡新芳把他的雜誌稱為“紅色文化書籍”，其主題無一例外圍繞着軍事、政治和歷史。這些書籍大部分是非法出版物，每本五到十元。
　　“能掙一點錢，”胡新芳說自己的生意有些微薄的收入，“掙的錢都被用在每本雜誌里附送的資料卡片上。”胡新芳介紹自己這樣做是“為了追求理想，推廣紅色文化”。
　　“炮打司令部”、“備戰，備荒，為人民”、“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卡片往往是毛澤東時代政治術語的名詞解釋，配有毛澤東的畫像和題字。胡新芳完成排版後在複印店批量製作。“排版的技術，還是文革期間油印傳單時積累下來的。”
　　1955年胡新芳出生在今屬洛陽市澗西區的下溝村。當時的澗西區剛剛從一片荒野的基礎上開始大規模的工業建設。整個“一五”期間全國156個重點建設項目，設在此地的就有7個，從西向東一路排開，分別是高速柴油機廠、礦山機械廠、第一拖拉機廠、耐火材料廠、發電廠、滾珠軸承廠、銅加工廠。
　　在計劃經濟體制和單位制社會下，來自中國沿海省份老工業地區的工程技術人員、技術工人，以及來自原屬華北抗日根據地各個省份的管理，被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匯聚在一起，構成了在建企業的基本班底。以規模最大的第一拖拉機製造廠為例，據澗西區公安局曾做過的戶籍資料統計，建廠時來自江蘇的人員占到總人數的4.81%，山東的占3.53%，河北2.91%，上海2.17%，浙江1.75%，遼寧1.78%，吉林1.3%。
　　這些第一代創業者，以領導階級的政治地位出現在古都西部。在後來的60年裡，徹底改變了生活中的一切。
　　胡新芳的家就在電廠旁，如同中共建政初期其他土生土長的洛陽人一樣，胡新芳從事手工業的父母並沒有成為技術密集型的重工業工廠的第一代創業者，他的家庭在合作化運動後，移居洛陽市東部的老城區。
　　“文革”開始那年，11歲的胡新芳喜歡到距離自己小學不過百米遠的洛陽市七中看大字報。在半停課的狀態里，大字報成為了他識字的教材和政治啟蒙讀物。因為經常與組建了造反組織的“老三屆”（1966、1967、1968年三屆中學生）大孩子們一起玩，所以中學生們串聯時也帶上了他。
　　1966年國慶期間，毛澤東第四次接見紅衛兵。瞞着父母私自來到北京的胡新芳，和成千上萬洛陽市廠礦子弟學校的學生們一道在天安門廣場上遠遠看見了毛澤東。領袖在天安門城樓上超越黨組織和官僚集團，直接動員群眾的政治方式使他深深折服，而“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和“造反有理”的理論，更成為了胡新芳和他部分同學們的堅定信仰。
　　從此，胡新芳的內心被革命野火點燃，並養成了極為自豪的“政治敏感性”。初中畢業後，他和其他學生一樣要“上山下鄉”，巧的是“下鄉”的地點正是下溝村。雖然下溝村還是農村，但附近早已換了人間。只要向南走上不到一公里，就能看到規模龐大的“一五”項目。再往南行，則是蘇式建築風格的工人生活區。宏偉的建築景觀和狂熱的政治生活共同組成的畫面，永遠烙在了胡新芳的腦海中。“一切就像在昨天一樣”，胡新芳動情地用帶有方言腔調的普通話說道。
　　給胡新芳留下深刻印象的廠礦企業，當時已建成十多年了。那些二三十年代出生的第一代創業者所生育的子女也先後成年。企業建成後，數輪面向本省的大規模普通工人招募，使得重工業的澗西區一躍成為了洛陽市內人口最多的行政區。
　　在流傳着“華北的幹部、沿海的技術、中原的工人”說法的澗西區，人員五方雜處，普通話自然而然成為了交際語言，整個區域成為迥異於其他城區的“工業語言島”。而普通話在交流工具外，更成為此區域人們（尤其是作為創業者子女的第二代工人）身份認同的標準，它承載着法定的工人階級領導地位和獨特的大院生活記憶，以及相對本地人的高度優越感。
　　胡新芳在青春期同第二代工人一起成長，為了融入到群體中，他的口音也向普通話轉變。穿行在廠區和居民區間，胡新芳“目睹了‘文革’期間洛陽的每一件大事”。
　　1968年，拖拉機研究所、拖拉機製造廠、軸承廠大門前的廣場上紛紛豎立起毛澤東塑像，其中軸承廠前的塑像最大。“造像的那幾個月，我每天都要去看，”胡新芳回憶道，“軸承廠前的那座像帶有地下室，前面還有台階，人們可以登上去做演講。”
　　在今天，軸承廠前的廣場已經成為懷念毛澤東時代的老人們最為鍾愛的活動場所，那一具通體金色的毛澤東塑像如同磁鐵般具有凝聚力。對老人們而言，每年4月5日前後的清明節、9月9日毛澤東忌辰、12月26日毛澤東誕辰格外重要，這幾個日子，軸承廠廣場非去不可。
　　50年代生人的“工二代”群體有着值得眷戀的青春，但90年代中後期直到新世紀前五年的國企改制陣痛，改變了他們的人生軌跡。
　　1999年胡新芳從洛陽鋼鐵廠下崗。後來在周王城廣場上與胡新芳一起從事“宣傳毛澤東思想”，常常帶頭跳起忠字舞的王仙峰也在此時遇到了挫折。
　　出生於1959年的王仙峰，父親是一名被稱為“鐵杆馬列”的市委組織部幹部，母親是燈泡廠的普通工人。進入1993年後，與當時的許多國企職工一樣，王仙峰的生活不再順心，企業經營不善，經常發不出工資，幾次停工後，最終兼併重組。重組當中，能言善辯的王仙峰被推選為職工代表，在職工代表大會上炮轟廠方的改制方案。
　　其間，王仙峰遭遇了一場婚變後重組家庭。為了化解工作和生活中的苦悶，王仙峰開始集郵。通過收集與毛澤東時代有關的郵票的方式，尋找自己青春的記憶。她越來越覺得，毛澤東時代是她所經歷的最值得回憶的時光。
　　懷舊開始在失業的“工二代”群體中流行。目睹了1992年後突然拉大的貧富差距，“工二代”懷念當年所擁有的一切——社會相對平等、生存保障、作為領導階級的顯赫地位、造反的權利、廉潔的幹部。生活越坎坷，那個年代在回憶中就越美好。
　　雖然現實有些殘酷，但他們並未將心中所想付諸行動。50年代生人的這批“工二代”還未達到退休年齡，“有老人要養，有孩子要供，生計擔子很重，我也沒有時間推廣紅色文化。”胡新芳說道。
　　下崗後的胡新芳和妻子一起賣小吃，供應早餐午餐。直到2004年兒子大學畢業，之後又堅持一年，才放棄了這門需要在凌晨起床的忙碌營生，逐漸成為了一個半職業的紅色思想宣傳員。

　　失落的“三種人”

　　在第二代工人群體面臨壓力的同時，明確提出懷念“文革”的群體已經在洛陽出現。這一群體以“文革”時期的造反派領袖為主，其中一個重要人物是被洛陽毛派同志們稱為“紅色資本家”的姚法。
　　姚法在“文革”期間曾擔任過某鄉鎮的革委會委員，並作為造反派代表到天安門前接受過毛澤東的檢閱。1976年“文革”結束時，洛陽市數以千計的人群涌到本地造反派總部，搶奪各式各樣的辦公器材，在別人哄搶留聲機之類的電器時，姚法砸爛相框，取走了牆上的巨幅絲製毛澤東畫像，後來這幅畫像被他重新裝裱掛在了自己的藏書室內。
　　鄧小平曾經將“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和“文革”中的打砸搶分子簡稱為“三種人”。鄧小平稱“他們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勢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黨中解決，就會留下禍根，成為定時炸彈。”因此在“文革”結束後，“文革”中叱詫風雲的造反頭目和以造反表現突出而入黨提干的人們都被清查，不少人被開除出黨。
　　在河南，“文革”結束後的“清查三種人”使得超過10萬名“文革”積極分子被追查，洛陽因此而被停發工資、失去工作甚至拘押坐牢的也有萬人左右。
　　如今廣場上的“文革”懷舊者中，不少人都曾因“三種人”的身份遭到清查，姚法就因此被關進“學習班”學習了50多天。後來他開始購買拖拉機跑運輸，1985年，已經積累起第一桶金的姚法開始做保溫材料的生意，後來成為了資產過千萬的私營企業主。
　　雖然是市場經濟中的成功者，但姚法對毛澤東的崇拜並沒有隨着社會的變遷和時光的流失而減弱，他一直在收藏“紅寶書”，以此懷念那個特殊的年代。
　　1989年，一名曾經擔任過洛陽某高校革委會主任的人通過招工進入姚法的工廠，相同的“文革”造反經歷讓二人一見如故，經其介紹，洛陽一批“文革”時期的當權者紛紛到姚法的工廠座談。這批人當時都是50歲以上的年齡，因為“文革”時參與造反，所以在改革後一直不得志，有的甚至剛從牢裡放出來。
　　他們聚在一起除了學習毛澤東著作之外，也討論當下時事。基本上每個月的20號會舉行一次固定聚會，每次有20多人參加，坐在一起談一下午，姚法掏錢請大家吃晚飯，然後各自回家。
　　幾乎是同一時間，鐵路工人劉三英也在和一些懷念“文革”的人士進行着“單線聯繫”。劉三英父親是個老紅軍，1972年，20歲的劉三英根紅苗正，自然被當成重點培養對象，提拔為貨運車間的黨支部副書記，但在1978年卻因“清理雙突人員”（突擊提拔、突擊入黨）時被免去了職務，又變成了一個普通工人。“文革”當中洛陽鐵路系統和劉三英一起入黨提干的有358人，文革結束後政府對他們在“文革”中的表現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清算，有3人涉及刑事犯罪被判刑，10餘人留黨察看，320多人被開除或降級，保留黨籍的只有8人。
　　劉三英堅定地認為自己是“生在紅旗下，長在新中國，唱着《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長大的一代人。”她說：“1980年我去白馬寺燒香，跪在佛前許了一個願，就是要永遠忠於毛澤東。”
　　1983年，劉三英看到了一本名為《中流》的雜誌，在思想風氣整體傾向開放的80年代，這本雜誌以主張堅持正統的社會主義道路，反對經濟改革而聞名。劉三英給該雜誌編輯部寫信，稱自己看到雜誌後“就像一棵乾枯的禾苗受到了雨露的澤潤”。隨後，這本雜誌開始在劉三英認識的鐵路系統造反派中流傳，而後她又接觸到其他機關、廠礦的“文革”造反派領袖，經常性地聚會討論。

　　被稱為“當代江姐”的劉三英認真仔細地擦拭着偉人的相片，絕不讓落上灰塵。

　　在90年代，劉三英和姚法在各自的圈子裡尋求精神慰藉，兩人並不認識。洛陽懷念文革時代人士的活動基本處於半地下狀態。偶爾有姚法所熟悉的幾個造反派領袖，走上洛陽的牡丹廣場、亞世廣場等露天廣場發表演講，將工人下崗、貪污腐敗等社會問題歸咎於改革開放。有不同意見者會上前與之辯論，圍繞的主題基本是“毛澤東時代好還是現在好”。但這種演講和辯論議題單一，參與者寥寥，最終沒有形成氣候。
　　直到王仙峰、姚法和劉三英們走到一起，更重要的是“工二代”到達退休年齡後，形勢才發生了改變。
　　2004年，王仙峰的兒子去日本讀書，為了和兒子通過視頻聯繫，王仙峰學會了上網。她將自己收藏的有關毛澤東的郵票貼到網上，很多同齡人跟帖。通過這次展示郵票，王仙峰接觸到了一些收藏毛澤東像章的老人，並通過他們認識了搞毛澤東圖書收藏的姚法。
　　此時，姚法專門從毛澤東的家鄉韶山“請”了一尊毛澤東銅立像，專門在自己的工廠辦公樓內辟出了一間紀念堂，將銅像供在房間北面，每天像敬神一樣焚香上供。銅像前還擺放着香煙和辣椒，“如果是重要的日子，還會供上主席愛吃的紅燒肉。”
　　紀念堂剩下的三面牆壁上懸掛着姚法從美院學生手裡買來的油畫。這些每張花費千餘元的習作，主題分別是井岡山時期、延安時期和“文革”時期的毛澤東。不過，橫跨四十載歲月的毛澤東在這些習作中容貌都高度一致。

　　姚法的收藏室

　　此外，姚法把收集到的近5萬本圖書陳列在辦公樓里的“毛澤東著作版本珍藏館”內。姚法的辦公樓里，每個房間的門上都貼着毛主席語錄銘牌，提醒造訪者這裡是紅色企業，造訪者也免不了要陪同主人一起在主席像前鞠躬致意。
　　姚法把國內能參加的“紅色組織”幾乎都參加了個遍，比如毛澤東特型演員李海林組建的“中國紅色文化協會”等，並擔任這些協會的副秘書長、理事等職務，每年都交納一筆數千到數萬元不等的會費。
　　基於對毛澤東的崇拜，姚法走訪了毛澤東的部分親屬和曾經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的勤務人員，並把與這些人的合影擴印裝裱。這種經歷讓洛陽“毛派”人士羨慕不已，參觀者絡繹不絕。姚法也樂於充當中間人的角色，希望把各種“毛派”力量聚到一起。

　　走到一起的懷舊者

　　2004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誕辰111周年，姚法把自己的部分藏書和圖片在洛陽的亞世廣場進行展覽，這是洛陽“毛派”的第一次公開活動。因為共同的信仰，王仙峰和姚法成為朋友，並相互介紹自己的朋友給對方認識，這群以中老年為主的“文革”懷念群體除了座談毛著，也開始在“烏有之鄉”、“毛澤東旗幟網”上瀏覽發帖，而線下的活動也在當年開始頻繁起來。
　　次年的毛澤東誕辰日，他們在軸承廠廣場的毛澤東塑像前舉行了頗具聲勢的紀念活動。獻花儀式和現場演講吸引了數以千計的圍觀者。
　　大門內的洛陽軸承廠其時正在經歷一場重組改制，該廠總資產為28.3億元，負債總額22.5億元，其中銀行貸款14.7億元，負債率為79.3%，全廠有7022名工人待崗，沒有經濟收入，生活處於極端困境。洛陽的大部分國營企業單位與軸承廠境況相當，為了討要工資和養老金，罷工堵路事件頻頻上演。劉三英等人在三個重要節日時固定在軸承廠門口的活動，讓那些生存窘迫、青春不再的“工二代”們終於找到了共鳴。
　　“退休之後鬧革命”的中老年人精神狀態似乎變得更好。隨着越來越多的“工二代”退休，隊伍不斷壯大；原先分散的力量、碎片化的觀點和認識現在凝聚到一起，並且從左翼網站中獲得了張宏良等人通俗而又成系統的表述。
　　更令他們激動的是，曾經在90年代以“向中央上萬言書”形式表達的理念似乎正在成為現實。堅持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論述、處理“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的行動，乃至60年國慶典禮時出現了久違的毛澤東思想方隊，都讓他們感到今日的政治氣候相比90年代發生了變化。
　　他們聚集的活動也正是從2009年起變得公開化和常態化，他們開始每天下午都在周王城廣場聚集。這一年，王仙峰已經辦理了退休手續，她在家開了一個只有8個房間，每個房間收費20元到60元不等的小旅館，旅館平時有丈夫照看，她更頻繁地參與毛派的活動，並成為中堅分子。
　　胡新芳也在這個時候拿着多年來收藏的刊物，走向了周王城廣場。之前的那些年，當他擺出雜誌後，總會被廣場管理人員驅趕。
　　2010年1月底，由王仙峰、劉三英等人發起的洛陽紅歌團在周王城廣場正式成立。曾經擔任過洛陽市副市長的竇祖皖到場祝賀並代表老幹部發言。王仙峰給紅歌團的定位是“一個高舉、四個歌唱”，即“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歌唱祖國、歌唱共產黨、歌唱人民、歌唱社會主義。”

　　洛陽紅歌隊

　　這不僅僅是一個由中老年組成的文藝團體。成立之初，成員們在活動中就更熱衷於探討時政話題。在隨後的發展中，骨幹成員有了統一的識別標誌：胸前的主席像章，不同成員亦有默契的分工：領舞、播音器材、文字材料、旗幟、大幅畫像各有專人負責。成員不定期學習毛著或其他文章，討論決定廣場上的活動方式。
　　藉助“烏有之鄉”等網站和網絡通信工具，他們不僅在全國各地找到了自己的同志，而且形成了話語上的統一：對粉碎“四人幫”稱呼為“76年政變”，以及對領導集體使用“資改派”（走資產階級道路的改革派）和“黨內健康力量”的二分法等。
　　王仙峰說，她一般會從官方的“大網站”上選擇文章，比如新華網和人民網，而“小網站”只是供參考。但是絕大多數在廣場懸掛的打印文章，均來自包括“烏有之鄉”和“毛澤東旗幟網”等網站，不會上網的老年人對這些時評類的文章十分推崇。
　　這些文章和活動參與者的談論中，可以看到對左翼網站熱門議題的跟隨：從要求儘早武力收復台灣、對日復仇，到外媒披露或者坊間流傳的高層官員腐敗消息；再到“揭露轉基因糧食陰謀”、懷念“文革”時代的“精神勁”，稱江青為“至善至美”的理想主義者，以及對國內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批判乃至“鋤奸”的人身威脅。
　　唯一缺乏的，或許是學院左派那些由難懂句子構成的理論著述。洛陽“毛派”們的思想資源來自張宏良、老田等網友的通俗文章。由“群眾天然正確”的民粹主義、來自長期的宣傳灌輸現今依舊殘留在老一輩人心中的領袖崇拜、極端的民族主義共同構成了廣場上表面統一、實則紛亂複雜的泛左翼光譜。
　　與北京市左派砸袁騰飛售書現場、右派與吳法天“約架”所反映的高度對立情況類似，周王城廣場上多次發生過激烈的“政治鬥爭”。多次發生在廣場上的打人事件，在各自“是對方先動手”的描述中總會成為一筆糊塗賬。
　　老人們對自己總能在“政治鬥爭”中獲勝充滿了自豪，一篇寫於2011年9月23日打人事件後的博文中，作者這樣記述“辱罵毛主席的右派”的下場：“那個穿藍衣服的老右派很精明，已經溜出了包圍圈，一經群眾指認，馬上就有群眾追上去，一把抓住他的脖領子給揪了回來。分不清誰的巴掌；分不清楚誰踢出的腳，像雨點一樣紛紛落在這些反毛者的身上。”
　　2013年初，王仙峰經常身着印有“中朝人民友誼萬歲”口號的黑色套頭衫出現在跳忠字舞的人群中。舞步結束後，不斷有人朝她聚攏，詢問赴朝的見聞和感受。
　　王仙峰是在2012年12月14日受“烏有之鄉”的邀請，同13名活躍的左翼網友一起去朝鮮參觀的。這個旅行團完全按照朝方制定線路進行遊覽參觀，朝鮮中央青年團的官員陪同他們游完了全程。但王仙峰從不懷疑自己看到的朝鮮的真實性，她說，朝鮮之行給她最大的感觸是：“朝鮮人民對領袖和對國家的忠誠，中國人真該好好學習。”
　　面對聲稱“貧窮、封閉和饑荒才是朝鮮真實狀況”的反對者，王仙峰立即反擊說，自己看到的並非如此。她堅持認為，朝鮮並不窮，平壤到處都是32層和40層的高樓，農民的伙食豐富。而且接待他們一行人的伙食相當好，這一切都說明朝鮮並不貧窮。“國家凝聚力特別強，朝鮮的崛起才是真正的崛起。”
　　隨着洛陽紅歌團影響日漸擴大，洛陽的其他左派團體也開始活躍起來。一群老幹部成立了“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每周五在老幹部活動中心開展一次活動，以退伍軍人為主的“毛澤東詩詞研究會”也每十天開一次會，另外有下崗職工組成的“5040”群體和上訪者形成的群體也打出了毛澤東的旗號，甚至一些民間的宗教信仰者也把毛像當成神像供奉。這些群體的壯大，使得之後每年毛澤東的誕辰和忌日的參與者越來越多，但訴求的不同，各方並未形成過深的交際。

　　紅色潮退

　　在洛陽紅歌團漸成氣候時，官方對其也不再保持不管不問。那些表達對當代社會和現行體制甚至現任領導層不滿的文章徹底超出了官方的容忍限度。
　　每當紅歌團有大型活動時，就會有政府部門組織的消防、法制、工商等各式宣傳活動在周王城廣場上同時開展，並在紅歌團最初聚集的地方搭起腳手架，最後乾脆打開了噴泉。王仙峰們的活動場地只得由最開闊的毛澤東雕塑前變成了廣場北部。

　　洛陽周王城廣場“毛派”集會

　　2010年5月7日，劉三英因為在周王城廣場參與發起萬人簽名活動，與現場的政府人員發生爭執，被帶到派出所詢問，後因其高血壓病發當晚就被放了出來。這一事件之後，劉三英又在洛陽軸承廠毛澤東像前面對一群白髮蒼蒼的老人激情演講，現場視頻被左派人士在互聯網上競相轉發，她因此獲得一個稱號——“洛陽江姐”。
　　後來的網絡文章中，還出現過洛陽“毛派”指責官方派人搶奪紅旗、“偷走音響設備”等一系列衝突事件，但這些事件都未獲得官方正面回應。洛陽紅歌團沒有固定的經費來源，前期打印和條幅都是由幾個牽頭人集資，而後，他們通過募捐添置了樂器和音響設備。音響設備數次被收繳，讓經費不寬裕的老人派最終選擇了胡新芳那種便攜的設備：可以綁在腰間的擴音器。
　　老人們和官方的衝突漸漸升級，他們推翻廣場上的腳手架，並在網絡上發動串聯。在王仙峰發出“憤怒聲討（官方）法西斯暴力行徑”的《洛陽紅歌團告全國人民及海外僑胞書》的幾天后，2010年11月11日，王仙峰因擾亂社會治安被判處勞教1年9個月。和她一起被抓的史團正被判勞教3年，陝西的左派郭東民被判1年6個月，另一位臧姓男子被判1年6個月。次年3月31日，劉三英被判勞教1年，但因其身體有病被允許監外執行。網上的左派人士不斷聲援呼籲，周王城廣場也一度打出要求放人的條幅，王仙峰因此被稱為“毛派”中的“洛陽女俠”，她在出獄時受到了紅歌隊員們給予地如對英雄般的迎接。

　　手拿話筒的為被稱為毛派中“洛陽女俠”的王仙峰。

　　最近三年間，洛陽的“毛派”廣場活動中被抓被判或被控制的活躍分子已達30多人，隨着幾名最主要參與者的被抓，周王城廣場的活動雖然每天都在進行，但遠沒有之前熱鬧。2012年7月之後，原來經常到廣場演講的造反派領袖們不見了蹤影。姚法說，“文革”後被停發工資的老左派有上千人，經過多年的行政訴訟，這些人贏得了官司，今後每月可以領取1400元的生活補貼，但前提是簽署一份不再參與廣場活動的保證書。
　　其實在周王城廣場聚集的老人中，一直不乏“打醬油”的圍觀者。即使在最受歡迎的文字材料區域，圍觀者一直是安安靜靜地看，從不發表意見，也很少有爭論的情況出現。
　　在原來的造反派離場的同時，“毛派”運動也後繼乏人，廣場上的老年人們普遍在60歲以上。這個群體事實上也一直缺乏深厚的社會基礎，像周王城廣場這樣日常化聚集數百名“毛派”成員的現象，在全國已算屈指可數。
　　能為“毛派”運動打一劑強心針的，只有能引起廣泛關注的熱點事件。那年中國大陸因釣魚島問題而爆發的反日遊行中，紅歌團成員製作了畫像和橫幅，分發給參與遊行的青年，年輕人沒有拒絕的表現讓老人們高興了許久。
　　現在的王仙峰有兩個打算，一是籌建洛陽紅歌團自己的網站——儘管她一再否認是這個團體的負責人；二是準備在洛陽市的孟津縣找塊地，種植綠色蔬菜，通過主打反轉基因的經營策略，為以後積累些活動資金。
　　因為曾有勞教經歷，她非常羨慕西安左派的處境，在多次考察中，王仙峰發現“那裡不打壓，宣傳主席思想的人好像還有合法身份”，為了也獲得來自官方的認可，王仙峰專門搞到了遼寧省的“毛澤東思想宣傳員”的證書。
　　“地方政府對宣傳毛澤東思想的群眾就不應該打壓，在西安還能組織演講。像反日保衛釣魚島遊行中，西安群眾打出了不少毛澤東思想的標語，這就是宣傳的成績。”王仙峰對宣傳毛澤東思想的事業仍有信心，始終相信會有年輕人加入他們。

　　姚法收藏的各國文字出版的《毛澤東選集》

　　而姚法已將洛陽紅色文獻博物館的申報材料上交工商局審批，他需要獲得一個合法的身份，以免參觀的人多以後涉嫌非法聚會。他對洛陽市的左派貢獻頗多，但還是會堅持站在幕後的處事原則，儘管心有不甘，但他和胡新芳都認為回到“文革”時代絕無可能。
　　胡新芳則繼續做宣傳員推廣紅色文化與紅色書籍，每天收聽法國廣播公司等新聞節目，保持自己的“政治敏感性”。
　　廣場上的這群老人們，在人生的暮年對巨大的社會變遷無所適從，在紅色的夕陽下抒發對青春的鄉愁。■


　　高看（每天一圖。與文章沒有關係）：

　　在墨西哥的旅遊勝地坎昆（Cancun），瑪雅文化中對死亡的迷戀這一元素，被超級發掘和利用來發展旅遊經濟，舉目望去，大大小小色彩搶眼的骷髏，硬是把安魂曲演奏成狂歡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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