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主導閱讀，長文變得更有風險。文字、圖片、視頻、表情包的混合文本，在最大程度上逗樂受眾。人們只願轉發具有“社交屬性”的新聞，而頗費精力的嚴肅調查乏人問津。習慣手機閱讀，將更懶於思考，我們距離赫胥黎的預言又進了一步


　　老高按：六年前，2011年的8月份，我曾經在老高的博客上連發兩篇長文，從尼爾·波茲曼的《娛樂至死》這本書（中文版，廣西師大出版社2004年），談到奧威爾《1984》和赫胥黎《美麗新世界》對未來的兩種預警，希望能引起大家的關注。兩篇博客文章的題目是：
　　《兩個預警，一給中國，一給美國和世界》
　　《中國有識之士也更警惕“赫胥黎預言”》

　　當時中國有識之士已經注意到波茲曼的《娛樂至死》這本書，以及奧威爾和赫胥黎，也開始在談論：對未來的兩種預警，在中國都成為現實，其中哪一種更值得警惕？但我沒料到，這本書在中國繼續走紅，引起更多人關注和討論，以致中信出版社又在2015年出版了此書。這本書的影響，已經從知識精英漫溢到大眾媒體。
　　近年來中國和世界發生的一系列事件，證實了《娛樂至死》這本書中許多論斷確實值得重視。《新京報·書評周刊》的一篇文章，就談到這一問題。這篇文章標題挺長：“到處充斥性和暴力，寫《娛樂至死》的波茲曼會不會悲觀至死？”，我是在網上讀到的，署名為“媒記”，但沒有查到在原發媒體上署名為何。
　　“波茲曼會不會悲觀至死？”其實已經不成為問題：波茲曼已經在2003年，即這本著作中文版出版之前就去世。我想，波茲曼是不是“悲觀至死”，不敢說，但臨終前肯定不會是樂觀的。
　　《新京報》文章寫道：手機主導的閱讀，長文變得更有風險。人們不再以“頁”來評判文章，而是以“屏”來衡量。第一屏的300字至關重要，沒有人再會有耐心慢慢看到最後。過去那種在文章最後精巧轉折的小小說，如今註定會消失。人們只願意轉發那些具有“社交屬性”的新聞，那些頗費精力的嚴肅調查新聞，往往無人問津。
　　我想起前一段時間，有位讀者就再三提醒我“文章太長了”，鞭策我寫短一點。這正與當下人們接受信息的趨勢相吻合。
　　我在2011年寫道：
　　有兩種方法可以讓文化精神枯萎，一種是奧威爾式——文化成為一個監獄，另一種是赫胥黎式——文化成為一場滑稽戲。為什麼後者更具威脅性？因為一個人能抵禦痛苦，但能抵禦幸福嗎？人們憎恨鐵窗、防火牆和綠壩，但能憎恨肥皂劇和脫口秀嗎？

　　中國與其它國家相比，讓我覺得對前景更悲觀。這是因為，在世界上其它大多數國家，奧威爾《1984》和赫胥黎《美麗新世界》對未來的兩種預測（“文化成為一個監獄”和“文化成為一場滑稽戲”），是先後發生的，每一個時期只是其中之一；而在中國，這兩種威脅卻是“雙管齊下”，思想文化領域呈現更為複雜的局面，兩面夾擊，一起壓頭，文化人和大眾更招架不住，致使精神世界塌方更塊更徹底更不可收拾。放眼寰中，難道不是這樣的嗎？


　　到處充斥性和暴力，寫《娛樂至死》的波茲曼會不會悲觀至死？

　　媒記，微信公眾號：新京報·書評周刊


　　最近，法國新總統的高顏值已被刷屏。“顏值即正義”、“顏值就是生產力”，現年39歲的馬克龍一躍成為法國史上最年輕的總統，連歐美股市、匯市、期市也全線飄紅。
　　毫無疑問，倒不是馬克龍顏值高，法國民眾才選了他。按照德國思想家馬克斯·韋伯的說法，政治合法性來源中確有一種叫克里斯瑪（charisma）的權威，需要傳說、相貌、經歷和人格等個人魅力。但時過境遷，這種權威早已式微，讓步於包括民主選舉在內的法理型權威。
　　問題是，這些鋪天蓋地的高顏值禮讚，到底是娛樂狂歡，還是言論的自由表達而無可厚非？到此時，你可能想到了一本書叫《娛樂至死》。作者是尼爾·波茲曼。
　　娛樂節目和青春流行電影在市場上“得意”之時，大家常常習慣性地提到這本書，甚至可以說，近十幾年來，它是中國公共討論中流傳最廣的學術著作之一。一本學術著作能在大眾閱讀中暢銷堪稱神奇。波茲曼似乎在抵抗娛樂，或至少是批判娛樂狂熱。然而，這只不過是一種誤讀。
　　人類從未離開過遊戲和娛樂。波茲曼所警惕的，是“政治規則”和“公共討論”的娛樂化，致使理性思維喪失，大腦漸漸變得不能思考繼而更可能被操控。單是說新任總統顏值高，誇讚他的浪漫愛情，無可厚非——他也是人呀。但如果有證據表明娛樂化的顏值左右了法國大選和政治走向，那只可能是一種“娛樂至死”。《娛樂至死》的中譯本面世已有十幾年，就像在其它國家一樣，它仍在講訴着嚴肅政治需要嚴肅對待。
　　但波茲曼看到，傳播媒介在默默地改變着這一切。從印刷時代到電視時代，畫面的轉換變成核心。一個災難現場過後，下一條新聞可能是兇殺案，再下一條，有可能是趣聞。對觀眾而言，他知道每一個場景都是短暫的、臨時的，都是一種娛樂。波茲曼於2003年逝世，未能目睹一場同具革命性的新媒體時代：長文閱讀變得有風險，寫作者費盡腦汁在前兩百字利用人性弱點（如性和暴力）抓住好奇心，情緒主導公共討論，如果嚴肅政治被它降伏，他會不會悲觀至死？

　　因緣巧合：學術著作遇上娛樂節目

　　尼爾·波茲曼2003年去世，他的代表作《娛樂至死》2004年被廣西師大出版社引進大陸。
　　2004年，湖南衛視舉辦了第一次“超級女聲”選秀節目，酸酸甜甜的張含韻脫穎而出。這是中國電視史上的標誌性事件，中國娛樂業到了一個新階段，從此之後，各種選秀和真人秀節目脫穎而出。到了2005年，超女比賽達到真正的巔峰，李宇春和張靚穎的粉絲，用幾乎瘋狂的投票行動衝擊了中國人的觀感。這一年，我到成都工作，單位同事搶走了我的手機，強行投了張靚穎一票。
　　中國媒體開始討論娛樂革命性的力量。這樣的娛樂節目是一種進步吧？粉絲和選秀明星的關係，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儘管此前，中國的電視已經普及，但是卻沒有從中感受到娛樂能有如此大的動員力。
　　在這種背景下，《娛樂至死》成為一本相當引人關注的著作。事實上，它幾乎成為了一本像暢銷書一樣的學術著作。到2015年，這本書的中文出版社從廣西師大換成了中信，在此之前，它多次重印，這似乎讓它擁有了相當多的受眾。
　　或許，正是因為這本書的出版時間與中國娛樂業的繁榮太過吻合，讓很多人產生了誤解，認為這本書是研究娛樂的。流行的看法，認為它是對娛樂業的批判，“娛樂至死”，這說明娛樂肯定不好；另類一點看法，認為它是“肯定娛樂”的，有一種“讓我們娛樂到死方休”的意思。
　　雖然不能說娛樂無關，但《娛樂至死》卻並不是研究娛樂和娛樂業的。它是一本傳播學經典之作，尼爾·波茲曼要處理的問題是，電視時代與印刷術時代到底有什麼不同？這種變化意味着什麼？

　　《娛樂至死》
　　作者：尼爾·波茲曼，版本：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6月；中信出版社2015年5月

　　從印刷到電視：相貌成了一樁生意

　　在尼爾·波茲曼看來，美國曾經是這個世界上最有文化的國家。當初托克維爾到美國考察時，注意到了美國人一個特點：美國人不會“交談”，但是卻很會“講話”。他們在和你講話的時候，往往像是在讀文章，有濃厚的書面語氣質。談論幾句，為了吸引你的主意，甚至來一句“尊敬的先生”。某種程度上，這像是在演講，而把美國人的談話整理了一下，很容易做出論文的樣子。
　　那些從英格蘭移民而來的清教徒，對鉛字有着非同一般的崇拜。1638年，剛成立兩年的哈佛大學就有了印刷機，很快波士頓和賓夕法尼亞也有了自己的印刷機，在當時的英國本土，即使是利物浦這樣重要的港口，印刷機仍然是被禁止的。到了19世紀初，美國所有地區都形成了以鉛字為基礎的文化。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波茲曼認為美國從建國開始，就是精英的、理性的，甚至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國家。美國開國元勛們，大多都非常愛閱讀，非常有文化，這一點上，我們可以從《聯邦黨人文集》這樣的著作中清楚地感受到。
　　波茲曼還是一個學生的時候，就見過傳播學大師麥克盧漢。他在麥克盧漢“媒介即信息”著名論斷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得出“媒介即隱喻”“媒介即方法論”這樣的看法。形式決定內容（而不是相反），印刷媒體這種形式，決定了美國人的思維習慣和處事風格。印刷媒體這種形式（句子與段落的排列，敘事風格），具備一種理性的本質，喜歡閱讀的人，有着更深的思考力。
　　波茲曼舉的一個例子特別精彩，那就是林肯與道格拉斯的七場大辯論。當時，林肯還不是總統，人們並不是因為這兩個人的政治身份才聚攏過來，而是辯論本身的魅力。兩人的辯論，往往持續好幾個小時，其中有一場，道格拉斯闡述自己的看法，就用了4個小時。輪到林肯發言時，他請求聽眾回家吃飯並休息一下，因為他的答辯，也需要4小時，而成百上千的聽眾也欣然同意，回家吃飯後繼續來聽。
　　他們的辯論，引經據典，很多都是長句。他們並不擔心聽眾聽不懂，也不去討好聽眾，聽眾鼓掌時，他們甚至會說：“不要用掌聲，要動用你們的理性”。這種公眾話語模式真是讓波茲曼着迷不已，聽眾要有多高的知識和理性素養，才能享受這樣的辯論啊。這種盛況，正是印刷術時代獨有的，聽眾和林肯，都讀過相似的書，擁有相近的理性。
　　電報和照相機的發明，是改變的開端，最終電視機被發明出來了。尼克松競選總統輸給肯尼迪，那些“聽辯論”的選民，大多認為尼克松會贏，而那些看了電視轉播的，則認為他輸定了，他在氣質和顏值上輸了，他的鬍子也成為敗筆，後來，尼克松專門聘請了形象團隊。到了里根競選時，他作為演員的技巧和幽默，成為他獲勝的關鍵。正是這種變化，促使波茲曼寫出了《娛樂至死》。

　　赫胥黎式的警告：公共話語的娛樂化

　　在波茲曼看來，電視時代的本質特徵，就是把一切嚴肅的公共話語，都變成娛樂。
　　他用一個比喻來說明這一點：這是一個躲貓貓的世界。美國人的“躲貓貓”，和中國人理解的捉迷藏不一樣，它是父母“面孔一隱一現來逗小孩的遊戲”。電視屏幕就像這個遊戲中父母變幻的面孔一樣，而觀眾則像孩子，被逗得樂不可支。如果“媒介即隱喻，媒介即方法論”，那麼，電視時代的人們，就擁有新的思維方式。
　　同樣用討論問題的場景來分析。電視中的典型的討論問題是這樣的：一段新聞後，主持人開始介紹4位嘉賓。由於每個嘉賓的時間有限，只有5分鐘，他們就不會把時間浪費在評論別人的看法上，而是着重展示自己的看法。等到第四位嘉賓發言，觀眾不但感受不到他和第一位的觀點有什麼關係，甚至連第一位嘉賓說了什麼也忘記了。
　　畫面的轉換，是電視的核心。一個災難現場過後，下一條新聞可能是兇殺案，再下一條，有可能是趣聞。對觀眾而言，他知道每一個場景都是短暫的、臨時的，都是一種娛樂。最能代表電視這種話語系統和思維模式的，是“好……現在”這個句式。一個新聞播出後，主持人會說：“好，這段直播就到這裡，現在讓我們把目光投向……”不管前面播出的是什麼，都被“好……現在”給顛覆了。
　　新聞已經是電視中最嚴肅的節目了。如果考慮到各種娛樂節目，各種廣告的插入，這個光怪陸離的時代，確實顛覆了人們的認知。對這種變化，80年代的波茲曼是持批判態度的，所以，他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對20世紀後半葉美國文化中最大變化的探究和哀悼”。他擔憂的不是娛樂業或娛樂本身，而是電視這種媒介主導了人們的生活之後，會讓整個社會喪失思考的能力和理性。

　　《美麗新世界》
　　作者：阿道司·赫胥黎，譯者：陳超，版本：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7年1月

　　最後，波茲曼用赫胥黎在《美麗新世界》中的預言來警告這種現實。80年代，喬治·奧威爾《1984》中對“老大哥時時刻刻監視着我們”的預言，在美國並沒有發生，但是，波茲曼卻認為，赫胥黎的預言還是有可能發生的：在一個科技發達的時代，造成精神毀滅的敵人，更可能是一個滿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種一眼看上去就讓人懷疑的人。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義為娛樂的周而復始，如果嚴肅的公眾對話變成了幼稚的嬰兒預言，總而言之，如果人民蛻化為被動的受眾，那麼這個民族就會發現自己危在旦夕，文化滅亡的命運就會在劫難逃。

　　新媒體的到來：波茲曼可能悲觀至死

　　波茲曼的看法，在80年代以來“文化批評”潮流中相當有代表性。如何看待電視、電影興起後的大眾文化或消費社會，一直是知識界爭論不休的問題。
　　波茲曼是否正確？也許我們還很難給出答案。但是，他肯定沒有想到的是，所謂“電視時代”，在今天已經讓位給智能手機時代了。2003年波茲曼去世的時候，喬布斯還沒有研製出來第一代蘋果手機，而1984年才出生的扎克伯格，還不到20歲。但是到2017年再看，這確實已經不是電視時代了。
　　社交媒體的興起意味着什麼？麥克盧漢和波茲曼都沒有給出答案，但是我們可以嘗試用他們的理論做出分析：手機閱讀和看視頻，這種形式會催生什麼樣的思維方式來？會對公共生活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自媒體”，就其字面意思來說，就是與“公共”相對立的。相對於電視時代，自媒體時代的公共話語，肯定更支離破碎，更稍縱即逝。自媒體不但塑造了新的受眾，甚至還塑造了新的寫作方式。如果波茲曼還在世，他肯定會更加悲觀，悲觀至死。
　　特朗普是第一位自媒體時代總統，他經常被諷刺為“推特治國”。很多國家大事，他都會第一時間發布到自己的推特上。他與傳統媒體交惡，尤其看不起、看不慣報紙。這讓美國那些常年跑白宮的記者們感到困惑，如何面對這位“新新人類”確實是一個問題。
　　在中國，媒體的變革更為劇烈。波茲曼的着眼點是美國文化，但是作為一種媒體變革趨勢，電視統治人類以及接下來手機統治人類，都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移動互聯網時代，很有可能會讓客廳的電視消失。
　　手機主導的閱讀，長文變得更有風險。人們不再以“頁”來評判文章，而是以“屏”來衡量。第一屏的300字至關重要，沒有人再會有耐心慢慢看到最後。過去那種在文章最後精巧轉折的小小說，如今註定會消失。人們只願意轉發那些具有“社交屬性”的新聞，那些頗費精力的嚴肅調查新聞，往往無人問津。
　　文字、圖片、視頻以及表情包的混合文本，在最大程度上逗樂受眾。習慣手機閱讀的時代，更懶於思考。如果波茲曼是對的，我們將距離赫胥黎的預言又進了一步。
　　但是，也存在另一種可能性：自媒體時代的這種“去中心化”“反中心化”“自我表達化”趨勢，在衝擊公共話語的同時，會不會催生出一種新的、有價值的文化？最後會不會產生新的公共討論模式？至少在中國，“自媒體”帶來的效應，還有待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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