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为什么后者更具威胁性？因为一个人能抵御痛苦，但能抵御幸福吗？人们憎恨铁窗、防火墙和绿坝，但能憎恨肥皂剧和脱口秀吗？
◆高伐林
昨天没写完，今天接着介绍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本文是一则读书札记，所以拖沓、杂乱、粗糙、浅薄，在所难免。
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 “印刷机时代”和“电视时代”
波兹曼因为生活在美国，对美国和西方面临的危机更战战兢兢。他认为，《美丽新世界》远比《1984》更逼近我们的生活——关键就在于：如果处在《1984》所描绘的环境，人们都能认识到那是威胁，都提高警觉、奋起抗争、同仇敌忾；而处在《美丽新世界》所描绘的环境，人们却不认为有什么威胁，根本不会惊悟面临毁灭自身的灾难，沉溺于歌舞升平、迷醉于感官享乐——这让我不由得想起那个“温水煮青蛙”的寓言。
波兹曼在分析《美丽新世界》的预警之前，用了大量篇幅论述美国在“印刷机时代”和“娱乐业时代”（也就是“电视时代”、“电子媒介时代”）的不同。他认为：“符号环境中的变化和自然环境中的变化一样，开始都是缓慢地累积，然后突然达到了物理学家所说的临界点。一条被逐渐污染的河流会突然变得有毒，大多数鱼类都灭绝了，游泳成为一种危险。但即使是这样，这条河看上去还是正常的，人们还可以在上面划船。换句话说，即使河里的生命都已经死亡，这条河还是存在的，它的用途也还没有消失，但它的价值大大降低了，并且它恶劣的条件对于周围环境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我们的符号环境也是一样的情况。我相信，我们也已经达到了一种临界点，在这种情况下，电子媒介决定性地、不可逆转地改变了符号环境的性质。”
两者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波兹曼从容道来：美国是一个由知识分子建立的国家，这在现代历史上是罕见的。19世纪的美国人关心的是怎样“征服”空间，直到19世纪40年代，美国的边境线延伸到了太平洋，“信息的传播还是无法超过信息传播者行进的速度，准确地说，无法超过火车的速度，更准确一点说，只能达到每小时35英里的速度”。由于这种局限，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发展受到了限制。
“众望所归的事情发生了，一个美国人找到了把电用于通讯服务的有效方法，并由此一次性解决了空间的问题。……但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当莫尔斯预测电报将‘使整个国家成为一个社区’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电报会产生其他的结果。电报摧毁了关于信息的原有定义，并赋予公众话语一种崭新的含义。”
作者指出，亨利·大卫·梭罗是少数认识到这种影响的人，在其《瓦尔登湖》中写道：“我们匆匆地建起了从缅因州通往得克萨斯州的磁性电报，但是缅因州和得克萨斯州可能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需要交流……我们满腔热情地在大西洋下开通隧道，把新旧两个世界拉近几个星期，但是到达美国人耳朵里的第一条新闻可能却是阿德雷德公主得了百日咳。”
也就是说，这些信息并没有可以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和精神环境。柯勒律治关于“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的著名诗句，很能代表这种状况。
对这一说法，或许有很多读者（包括我在内）一时还摸不着头脑。波兹曼解释：
问问自己下面这一系列的问题，你可能就会更明白上文的意思了：对于解决中东的冲突你准备采取什么行动？对于解决通货膨胀、犯罪和失业问题你有何高见？对于保护环境或降低核战争危险你有什么计划？对于大西洋公约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美国中央情报局、反歧视行动计划和伊朗巴哈派教徒遭受的残暴行径，你准备采取什么行动？我可以大胆地帮你回答：你什么也不打算做。“在电报时代之前，信息—行动比基本是平衡的，所以大多数人都有一种能够控制他们生活中突发事件的感觉。人们了解的信息具有影响行动的价值。但在电报创造的信息世界里，人们失去了行动的能力，……我们第一次得到了不能回答我们任何问题的信息，而且对于这些信息我们也不必做出任何回答。”
波兹曼引用了电视业人士比尔·莫耶斯的话，道破天机：“我们美国人似乎知道过去24小时里发生的任何事情，而对过去60个世纪或60年里发生的事情却知之甚少。”（转引自1984年3月27日在纽约市犹太博物馆举行的全国犹太广播档案会议上的讲话）
神父和总统、医生和律师关心如何更上镜
由此而来的，就是一种在波兹曼看来十分可怕的景象：“随着娱乐业和非娱乐业的分界线变得越来越难划分，文化话语的性质也改变了。我们的神父和总统，我们的医生和律师，我们的教育家和新闻播音员，大家都不再关心如何担起各自领域内的职责，而是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如何让自己变得更上镜。”
波兹曼举出了总统竞选电视辩论的例子，剖析说：“复杂的措辞、充分的证据和逻辑都派不上用场，有时候连句法也被丢到一边。但这并没有关系，他们关心的是给观众留下印象，而不是给观众留下观点，而这正是电视擅长的”。
波兹曼引述说，历史学家卡尔·肖斯科的观点非常切中要害，他说，现代人对于历史已经变得漠不关心，因为历史对他们来说没有实用价值。换句话说，导致历史消失的是人们事不关己的态度，而不是他们的固执和无知。特伦斯·莫兰认为，在一个本身结构就是偏向图像和片断的媒介里，我们注定要丧失历史的视角。他说，没有了连续性和语境，“零星破碎的信息无法汇集成一个连贯而充满智慧的整体”（莫兰《1984年的政治：这就是娱乐》，夏季刊，1984，第125页）——我们已经被改造得不会记忆了。
波兹曼用了很大篇幅来解释，为什么电视提供的信息与过去年代的印刷文字提供的信息不同。他强调“语境”这个概念：印刷文字能够提供一个语境，让读者能够联系过去，而“图像和瞬间即逝的新闻无法提供给我们语境。镜子只能照出你今天穿什么衣服，它无法告诉我们昨天的情况。因为有了电视，我们便纵身跃入了一个与过去毫无关联的现时世界”。所以电视观众，永远只能接受眼下片段的、颗粒状的瞬间，而无法与他的全部生活经验联系起来，从而获得新知。 “电视不是禁止书籍，而是要取代书籍”
波兹曼论述说，奥威尔在《1984年》中的预测错了，至少对于西方民主国家来说是这样。他预见到历史将消失，认为这应该归咎于政府，是“真理部”这样的机构系统地毁灭对政府不利的史实和说法。“但是，赫胥黎的预测更接近事实：历史的消失，根本不需要如此残酷的手段，表面温和的现代技术通过为民众提供一种政治形象、瞬间快乐和安慰疗法，能够同样有效地让历史销声匿迹，也许还更恒久，并且不会遭到任何反对”。
波兹曼不无沉重地指出：“我们应该借助赫胥黎而不是奥威尔，来理解电视和其他图像形式对于民主国家的基础所造成的威胁，更明确地说，是对信息自由所造成的威胁。”
这也正是我们今天在美国时刻感受到的现状：我们的信息环境和专制国家、专制时代的信息环境完全不同，要担心的是信息泛滥成灾，以致根本弄不清重要与否，而不是被政府管制、过滤和封杀。
在波兹曼看来，过去，专制者们的审查制度就是他们对付挑战的方法，现在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了，当政治变成了娱乐，审查制度当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我斗胆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有些书被禁止进入学校图书馆或用于教学，传统的自由论者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对，现在看来他们的反对是无关紧要的”——“电视不是禁止书籍，而是要取代书籍”！
波兹曼与“寓教于乐”划清界限
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中有一个近乎经典式的教条：“寓教于乐”。也就是说，当我们进行教化（广而言之，一切宣传教育、说服公众的事务）的时候，都要尽量采取轻松的、生动的方式进行，总的思路是，尽量模糊、消弭教化与娱乐的界限，让受教育者并不反感、并不抵触，乐意跟随、乐意参与，潜移默化。波兹曼则断然否定这种思路和做法。他在《娱乐致死》的第八章“走向伯利恒”中批判了宗教的娱乐化，在第九章“伸出你的手投上一票”中鞭挞了政治的娱乐化，在第十章“教学是一种娱乐活动”中，痛斥了教育的娱乐化。他认为，把一切事务都娱乐化，尤其是宗教、政治、教育等等最不该娱乐化的行业都娱乐化，这都是迎合人的低级本能，迷失了、放弃了宗教、政治和教育本身的性质和功能，“一切娱乐化”的结果，就是人类放弃提升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走向精神的低俗化，也就是人类自身的反面。
“那些经营电视的人从来没有限制我们获得信息，而是不断扩大我们获得信息的途径”。这不是很好吗？但是，波兹曼近乎喋喋不休地提醒说，“我们的文化部是赫胥黎式的，而不是奥威尔式的，它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不断地看电视，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使信息简单化的一种媒介，它使信息变得没有内容、没有历史、没有语境，也就是说，信息被包装成为娱乐。”
是否诚恳不重要，看上去是否“诚恳”才重要
中国大陆的书评家、前《中国图书商报》总编辑黄集伟早在2004年，《娱乐至死》的中译本刚刚出版之际，就写了一篇文章《杂耍、化妆术的盛宴》阐述，本书隐含的意思是说，就当下文化而言，“娱乐”已赢取我们这个时代“元媒介”的地位。尤其在大众文化语境中，由印刷机开创并延续经年的所谓“阐释时代”已然让位于由电视机开创的“娱乐业时代”。“由此，一个平头百姓或一名身价过亿的名主持其内在品德是否‘诚恳’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看’上去是否‘诚恳’”？“新闻的价值也仅仅取决于它能带来多少笑声或嘘声……更有甚者，非凡品德、完美的人格之类，也仅仅取决于“化妆术”的高下”；成人的性秘密和暴力问题转变为娱乐，新闻和广告定位在学龄孩子的智力水平。
我的一位在广播电台工作了数十年的大学同窗说：“一个中专生干广播电视足够。”而另一位同窗回忆，在他进入央视当编辑写解说词之初，“主持人××大姐每次都要将我的稿子改一遍，举例教我，要像老太太唠家常一样。” 编节目要通俗化，要让观众喜闻乐见，这无可非议。但是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通俗化往往难以遏止地变成了低俗化——低俗的观众需要低俗的电视，低俗的电视训导低俗的观众，电视与观众，就在说不清“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竞相弱智的恶性循环中，一路退化下去了。 黄集伟下面这番话，似乎印证了我的同学的看法：相比于文字记者，电视记者的职业化程度，或者说应具有的人文素养真的是低很多。一个行业，一旦被电子科技所操纵，最终的成果只能通过电子设备产生，人的思考和感受的主要作用便退居其次。长期以往，只会渐渐退化。“电视从业者更加可悲的是，电视媒介本身的特性就像尼尔·波兹曼所说的那样，理解能力要求的低龄化和深度的消解，电视从业者还得从中选出更加低龄化和肤浅的节目观看和分析，这确实是对一个‘成年人’智力的极大摧残和折磨！”
黄集伟和我的同学所说的，都是中国的电视，而我们在美国看电视，对这一点不是更感同身受么！恶俗的电视节目，比比皆是。
《美丽新世界》比《1984》更应警惕
《1984》和《美丽新世界》，为什么后者更危险？因为人人都能认得出、都讨厌、憎恨监狱的铁窗、铁丝网、老虎凳和中宣部、新闻总署的禁书通知；但是，却都欢迎肥皂剧、脱口秀，都安然于“读图时代”，丝毫不觉得这种趋势有什么不妥；简而言之，人们对封杀和戕害自由的思想高度警惕和反感，但是对腐蚀自由的思想，却毫无警觉，乐在其中。
波兹曼说，我们无需别人提醒就能认识到，我们的世界已经深受各种监狱文化的残害，奥威尔在他的寓言中已经对这些监狱文化的结构进行了准确的描写。奥威尔书中“最可贵的一点就是，他一再强调，不管我们的看守人接受的是左翼思想还是右翼思想，对于我们来说并没有差别，监狱的大门一样是坚不可摧的”。而赫胥黎告诉我们的是，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提高警惕的人。在赫胥黎的预言中，“老大哥”并没有成心监视着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地一直注视着他。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于是波兹曼继赫胥黎之后，担负起了发出警号的角色。 记得我早年间写过一首诗《雁奴》，说的是大雁在晚间栖息时，总有一只雁担负警卫，叫作“雁奴”，发现有危险，就叫醒同伴。而猎雁者掌握这一点之后，就不时惊扰一下“雁奴”，再潛伏不动。群雁被“雁奴”惊醒之后，发现四周平安无事，就又沉入梦乡。这样三番五次，“雁奴”的警号就不再被群雁信任，于是猎雁者可以轻而易举地走过去全抓到手——唯一能逃脱的就只有因其忠于职守而被大家摒弃的“雁奴”。 对《美丽新世界》和《娱乐至死》作者这样的“雁奴”，许多有识之士理解其苦心，忧心忡忡地加以响应。昨天我们提到的两位读书人刘苏里和止庵，也都不约而同地认为，《美丽新世界》对我们今天更为重要。
止庵说：“这正是赫胥黎更深刻的地方。《1984》不过是把我们这个世界写到头了，之后还有一个‘美丽新世界’……在《美丽新世界》里唯一的意识形态就是效率，而且所有人都主动追求这个效率。”“我觉得我们正处在《1984》和《美丽新世界》之间。”刘苏里也认为，《美丽新世界》“是人类整体要面临的事了”。
止庵还说：“美丽新世界”可能比“1984”更难为我们所抵御，因为它没有“坏”，只有“好”——虽然这种“好”意味着人已经丧失一切，甚至比《我们》和《1984》里面丧失更多。
他俩的下面这段对话一针见血：
止庵：世间有了《1984》，人得以明白就中道理，看到危险所在，“1984”的实现因此困难许多；有了《美丽新世界》，“美丽新世界”仍然无法避免，因为是愿望，而不是权力，导致它的降临。
刘苏里：多数人是不愿意过《1984》那样的生活，但愿意过《美丽新世界》的生活。
止庵：所以如果要问《美丽新世界》和《1984》哪一本更重要，我可能要说《美丽新世界》更重要。对于《美丽新世界》你别想什么了，这你只能接受，因为一个人能抵御痛苦，但不能抵御幸福。……
《我们》、《美丽新世界》和《1984》三部小说里面有共同的一点，就是描写的都是秩序的世界。你不能在秩序之外，秩序之外什么都不允许存在。只有在《美丽新世界》里，这个秩序跟你的人性一致了，虽然它是在更大程度上抹杀人性。“美丽新世界”是真正终结“1984”的。“1984”并不是终结于温斯顿这样的人。不是靠有几个温斯顿，偷偷摸摸地写点什么东西就可以动摇“1984”，它是终结于“美丽新世界”，这就是赫胥黎对奥威尔说那句话的真正意义：你那《1984》在我前面，我这《美丽新世界》替代你。
奥威尔手段和赫胥黎手段双管齐下
撇开中共当局的“防火墙”“关键词”“绿坝”以及对媒体、出版社、网站不时下达禁令，其实当局也已经开始“两手抓”了：不仅动用奥威尔手段，而且也开始试用赫胥黎手段。“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中国大陆的思想者，由此面临双重夹击：既有奥威尔预警的直接来自权力的高压手段，也有赫胥黎预警的来自市场的娱乐手段。
波兹曼的忧心绝望之至：“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之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在《娱乐至死》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一开头，波兹曼痛切地指出，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向读者郑重推荐《娱乐至死》：这是一份非常有力度、非常有准头的控诉书，这也是一份内容翔实、令人震惊的警世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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