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兩種方法可以讓文化精神枯萎，一種是奧威爾式——文化成為一個監獄，另一種是赫胥黎式——文化成為一場滑稽戲。為什麼後者更具威脅性？因為一個人能抵禦痛苦，但能抵禦幸福嗎？人們憎恨鐵窗、防火牆和綠壩，但能憎恨肥皂劇和脫口秀嗎？
◆高伐林
昨天沒寫完，今天接着介紹尼爾·波茲曼的《娛樂至死》。本文是一則讀書札記，所以拖沓、雜亂、粗糙、淺薄，在所難免。
尼爾·波茲曼的《娛樂至死》 “印刷機時代”和“電視時代”
波茲曼因為生活在美國，對美國和西方面臨的危機更戰戰兢兢。他認為，《美麗新世界》遠比《1984》更逼近我們的生活——關鍵就在於：如果處在《1984》所描繪的環境，人們都能認識到那是威脅，都提高警覺、奮起抗爭、同仇敵愾；而處在《美麗新世界》所描繪的環境，人們卻不認為有什麼威脅，根本不會驚悟面臨毀滅自身的災難，沉溺於歌舞昇平、迷醉於感官享樂——這讓我不由得想起那個“溫水煮青蛙”的寓言。
波茲曼在分析《美麗新世界》的預警之前，用了大量篇幅論述美國在“印刷機時代”和“娛樂業時代”（也就是“電視時代”、“電子媒介時代”）的不同。他認為：“符號環境中的變化和自然環境中的變化一樣，開始都是緩慢地累積，然後突然達到了物理學家所說的臨界點。一條被逐漸污染的河流會突然變得有毒，大多數魚類都滅絕了，游泳成為一種危險。但即使是這樣，這條河看上去還是正常的，人們還可以在上面划船。換句話說，即使河裡的生命都已經死亡，這條河還是存在的，它的用途也還沒有消失，但它的價值大大降低了，並且它惡劣的條件對於周圍環境會產生不良的影響。我們的符號環境也是一樣的情況。我相信，我們也已經達到了一種臨界點，在這種情況下，電子媒介決定性地、不可逆轉地改變了符號環境的性質。”
兩者究竟有什麼不同呢？
波茲曼從容道來：美國是一個由知識分子建立的國家，這在現代歷史上是罕見的。19世紀的美國人關心的是怎樣“征服”空間，直到19世紀40年代，美國的邊境線延伸到了太平洋，“信息的傳播還是無法超過信息傳播者行進的速度，準確地說，無法超過火車的速度，更準確一點說，只能達到每小時35英里的速度”。由於這種局限，美國作為一個國家的發展受到了限制。
“眾望所歸的事情發生了，一個美國人找到了把電用於通訊服務的有效方法，並由此一次性解決了空間的問題。……但這是需要付出代價的。當莫爾斯預測電報將‘使整個國家成為一個社區’的時候，他並沒有想到電報會產生其他的結果。電報摧毀了關於信息的原有定義，並賦予公眾話語一種嶄新的含義。”
作者指出，亨利·大衛·梭羅是少數認識到這種影響的人，在其《瓦爾登湖》中寫道：“我們匆匆地建起了從緬因州通往得克薩斯州的磁性電報，但是緬因州和得克薩斯州可能並沒有什麼重要的東西需要交流……我們滿腔熱情地在大西洋下開通隧道，把新舊兩個世界拉近幾個星期，但是到達美國人耳朵里的第一條新聞可能卻是阿德雷德公主得了百日咳。”
也就是說，這些信息並沒有可以賴以存在的社會環境和精神環境。柯勒律治關於“到處是水卻沒有一滴水可以喝”的著名詩句，很能代表這種狀況。
對這一說法，或許有很多讀者（包括我在內）一時還摸不着頭腦。波茲曼解釋：
問問自己下面這一系列的問題，你可能就會更明白上文的意思了：對於解決中東的衝突你準備採取什麼行動？對於解決通貨膨脹、犯罪和失業問題你有何高見？對於保護環境或降低核戰爭危險你有什麼計劃？對於大西洋公約組織、石油輸出國組織、美國中央情報局、反歧視行動計劃和伊朗巴哈派教徒遭受的殘暴行徑，你準備採取什麼行動？我可以大膽地幫你回答：你什麼也不打算做。“在電報時代之前，信息—行動比基本是平衡的，所以大多數人都有一種能夠控制他們生活中突發事件的感覺。人們了解的信息具有影響行動的價值。但在電報創造的信息世界裡，人們失去了行動的能力，……我們第一次得到了不能回答我們任何問題的信息，而且對於這些信息我們也不必做出任何回答。”
波茲曼引用了電視業人士比爾·莫耶斯的話，道破天機：“我們美國人似乎知道過去24小時裡發生的任何事情，而對過去60個世紀或60年裡發生的事情卻知之甚少。”（轉引自1984年3月27日在紐約市猶太博物館舉行的全國猶太廣播檔案會議上的講話）
神父和總統、醫生和律師關心如何更上鏡
由此而來的，就是一種在波茲曼看來十分可怕的景象：“隨着娛樂業和非娛樂業的分界線變得越來越難劃分，文化話語的性質也改變了。我們的神父和總統，我們的醫生和律師，我們的教育家和新聞播音員，大家都不再關心如何擔起各自領域內的職責，而是把更多的注意力轉向了如何讓自己變得更上鏡。”
波茲曼舉出了總統競選電視辯論的例子，剖析說：“複雜的措辭、充分的證據和邏輯都派不上用場，有時候連句法也被丟到一邊。但這並沒有關係，他們關心的是給觀眾留下印象，而不是給觀眾留下觀點，而這正是電視擅長的”。
波茲曼引述說，歷史學家卡爾·肖斯科的觀點非常切中要害，他說，現代人對於歷史已經變得漠不關心，因為歷史對他們來說沒有實用價值。換句話說，導致歷史消失的是人們事不關己的態度，而不是他們的固執和無知。特倫斯·莫蘭認為，在一個本身結構就是偏向圖像和片斷的媒介里，我們註定要喪失歷史的視角。他說，沒有了連續性和語境，“零星破碎的信息無法匯集成一個連貫而充滿智慧的整體”（莫蘭《1984年的政治：這就是娛樂》，夏季刊，1984，第125頁）——我們已經被改造得不會記憶了。
波茲曼用了很大篇幅來解釋，為什麼電視提供的信息與過去年代的印刷文字提供的信息不同。他強調“語境”這個概念：印刷文字能夠提供一個語境，讓讀者能夠聯繫過去，而“圖像和瞬間即逝的新聞無法提供給我們語境。鏡子只能照出你今天穿什麼衣服，它無法告訴我們昨天的情況。因為有了電視，我們便縱身躍入了一個與過去毫無關聯的現時世界”。所以電視觀眾，永遠只能接受眼下片段的、顆粒狀的瞬間，而無法與他的全部生活經驗聯繫起來，從而獲得新知。 “電視不是禁止書籍，而是要取代書籍”
波茲曼論述說，奧威爾在《1984年》中的預測錯了，至少對於西方民主國家來說是這樣。他預見到歷史將消失，認為這應該歸咎於政府，是“真理部”這樣的機構系統地毀滅對政府不利的史實和說法。“但是，赫胥黎的預測更接近事實：歷史的消失，根本不需要如此殘酷的手段，表面溫和的現代技術通過為民眾提供一種政治形象、瞬間快樂和安慰療法，能夠同樣有效地讓歷史銷聲匿跡，也許還更恆久，並且不會遭到任何反對”。
波茲曼不無沉重地指出：“我們應該藉助赫胥黎而不是奧威爾，來理解電視和其他圖像形式對於民主國家的基礎所造成的威脅，更明確地說，是對信息自由所造成的威脅。”
這也正是我們今天在美國時刻感受到的現狀：我們的信息環境和專制國家、專制時代的信息環境完全不同，要擔心的是信息泛濫成災，以致根本弄不清重要與否，而不是被政府管制、過濾和封殺。
在波茲曼看來，過去，專制者們的審查制度就是他們對付挑戰的方法，現在的情況卻大不相同了，當政治變成了娛樂，審查制度當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我斗膽提出這樣一個觀點：有些書被禁止進入學校圖書館或用於教學，傳統的自由論者對此表示了強烈的反對，現在看來他們的反對是無關緊要的”——“電視不是禁止書籍，而是要取代書籍”！
波茲曼與“寓教於樂”劃清界限
中國人的文化傳統中有一個近乎經典式的教條：“寓教於樂”。也就是說，當我們進行教化（廣而言之，一切宣傳教育、說服公眾的事務）的時候，都要儘量採取輕鬆的、生動的方式進行，總的思路是，儘量模糊、消弭教化與娛樂的界限，讓受教育者並不反感、並不牴觸，樂意跟隨、樂意參與，潛移默化。波茲曼則斷然否定這種思路和做法。他在《娛樂致死》的第八章“走向伯利恆”中批判了宗教的娛樂化，在第九章“伸出你的手投上一票”中鞭撻了政治的娛樂化，在第十章“教學是一種娛樂活動”中，痛斥了教育的娛樂化。他認為，把一切事務都娛樂化，尤其是宗教、政治、教育等等最不該娛樂化的行業都娛樂化，這都是迎合人的低級本能，迷失了、放棄了宗教、政治和教育本身的性質和功能，“一切娛樂化”的結果，就是人類放棄提升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走向精神的低俗化，也就是人類自身的反面。
“那些經營電視的人從來沒有限制我們獲得信息，而是不斷擴大我們獲得信息的途徑”。這不是很好嗎？但是，波茲曼近乎喋喋不休地提醒說，“我們的文化部是赫胥黎式的，而不是奧威爾式的，它想盡一切辦法讓我們不斷地看電視，但是我們看到的是使信息簡單化的一種媒介，它使信息變得沒有內容、沒有歷史、沒有語境，也就是說，信息被包裝成為娛樂。”
是否誠懇不重要，看上去是否“誠懇”才重要
中國大陸的書評家、前《中國圖書商報》總編輯黃集偉早在2004年，《娛樂至死》的中譯本剛剛出版之際，就寫了一篇文章《雜耍、化妝術的盛宴》闡述，本書隱含的意思是說，就當下文化而言，“娛樂”已贏取我們這個時代“元媒介”的地位。尤其在大眾文化語境中，由印刷機開創並延續經年的所謂“闡釋時代”已然讓位於由電視機開創的“娛樂業時代”。“由此，一個平頭百姓或一名身價過億的名主持其內在品德是否‘誠懇’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看’上去是否‘誠懇’”？“新聞的價值也僅僅取決於它能帶來多少笑聲或噓聲……更有甚者，非凡品德、完美的人格之類，也僅僅取決於“化妝術”的高下”；成人的性秘密和暴力問題轉變為娛樂，新聞和廣告定位在學齡孩子的智力水平。
我的一位在廣播電台工作了數十年的大學同窗說：“一個中專生干廣播電視足夠。”而另一位同窗回憶，在他進入央視當編輯寫解說詞之初，“主持人××大姐每次都要將我的稿子改一遍，舉例教我，要像老太太嘮家常一樣。” 編節目要通俗化，要讓觀眾喜聞樂見，這無可非議。但是在市場競爭的壓力下，通俗化往往難以遏止地變成了低俗化——低俗的觀眾需要低俗的電視，低俗的電視訓導低俗的觀眾，電視與觀眾，就在說不清“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競相弱智的惡性循環中，一路退化下去了。 黃集偉下面這番話，似乎印證了我的同學的看法：相比於文字記者，電視記者的職業化程度，或者說應具有的人文素養真的是低很多。一個行業，一旦被電子科技所操縱，最終的成果只能通過電子設備產生，人的思考和感受的主要作用便退居其次。長期以往，只會漸漸退化。“電視從業者更加可悲的是，電視媒介本身的特性就像尼爾·波茲曼所說的那樣，理解能力要求的低齡化和深度的消解，電視從業者還得從中選出更加低齡化和膚淺的節目觀看和分析，這確實是對一個‘成年人’智力的極大摧殘和折磨！”
黃集偉和我的同學所說的，都是中國的電視，而我們在美國看電視，對這一點不是更感同身受麼！惡俗的電視節目，比比皆是。
《美麗新世界》比《1984》更應警惕
《1984》和《美麗新世界》，為什麼後者更危險？因為人人都能認得出、都討厭、憎恨監獄的鐵窗、鐵絲網、老虎凳和中宣部、新聞總署的禁書通知；但是，卻都歡迎肥皂劇、脫口秀，都安然於“讀圖時代”，絲毫不覺得這種趨勢有什麼不妥；簡而言之，人們對封殺和戕害自由的思想高度警惕和反感，但是對腐蝕自由的思想，卻毫無警覺，樂在其中。
波茲曼說，我們無需別人提醒就能認識到，我們的世界已經深受各種監獄文化的殘害，奧威爾在他的寓言中已經對這些監獄文化的結構進行了準確的描寫。奧威爾書中“最可貴的一點就是，他一再強調，不管我們的看守人接受的是左翼思想還是右翼思想，對於我們來說並沒有差別，監獄的大門一樣是堅不可摧的”。而赫胥黎告訴我們的是，在一個科技發達的時代裡，造成精神毀滅的敵人更可能是一個滿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種一眼看上去就讓人提高警惕的人。在赫胥黎的預言中，“老大哥”並沒有成心監視着我們，而是我們自己心甘情願地一直注視着他。如果一個民族分心於繁雜瑣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義為娛樂的周而復始，如果嚴肅的公眾對話變成了幼稚的嬰兒語言，總而言之，如果人民蛻化為被動的受眾，而一切公共事務形同雜耍，那麼這個民族就危在旦夕，文化滅亡的命運就在劫難逃。
於是波茲曼繼赫胥黎之後，擔負起了發出警號的角色。 記得我早年間寫過一首詩《雁奴》，說的是大雁在晚間棲息時，總有一隻雁擔負警衛，叫作“雁奴”，發現有危險，就叫醒同伴。而獵雁者掌握這一點之後，就不時驚擾一下“雁奴”，再潛伏不動。群雁被“雁奴”驚醒之後，發現四周平安無事，就又沉入夢鄉。這樣三番五次，“雁奴”的警號就不再被群雁信任，於是獵雁者可以輕而易舉地走過去全抓到手——唯一能逃脫的就只有因其忠於職守而被大家摒棄的“雁奴”。 對《美麗新世界》和《娛樂至死》作者這樣的“雁奴”，許多有識之士理解其苦心，憂心忡忡地加以響應。昨天我們提到的兩位讀書人劉蘇里和止庵，也都不約而同地認為，《美麗新世界》對我們今天更為重要。
止庵說：“這正是赫胥黎更深刻的地方。《1984》不過是把我們這個世界寫到頭了，之後還有一個‘美麗新世界’……在《美麗新世界》裡唯一的意識形態就是效率，而且所有人都主動追求這個效率。”“我覺得我們正處在《1984》和《美麗新世界》之間。”劉蘇里也認為，《美麗新世界》“是人類整體要面臨的事了”。
止庵還說：“美麗新世界”可能比“1984”更難為我們所抵禦，因為它沒有“壞”，只有“好”——雖然這種“好”意味着人已經喪失一切，甚至比《我們》和《1984》裡面喪失更多。
他倆的下面這段對話一針見血：
止庵：世間有了《1984》，人得以明白就中道理，看到危險所在，“1984”的實現因此困難許多；有了《美麗新世界》，“美麗新世界”仍然無法避免，因為是願望，而不是權力，導致它的降臨。
劉蘇里：多數人是不願意過《1984》那樣的生活，但願意過《美麗新世界》的生活。
止庵：所以如果要問《美麗新世界》和《1984》哪一本更重要，我可能要說《美麗新世界》更重要。對於《美麗新世界》你別想什麼了，這你只能接受，因為一個人能抵禦痛苦，但不能抵禦幸福。……
《我們》、《美麗新世界》和《1984》三部小說裡面有共同的一點，就是描寫的都是秩序的世界。你不能在秩序之外，秩序之外什麼都不允許存在。只有在《美麗新世界》裡，這個秩序跟你的人性一致了，雖然它是在更大程度上抹殺人性。“美麗新世界”是真正終結“1984”的。“1984”並不是終結於溫斯頓這樣的人。不是靠有幾個溫斯頓，偷偷摸摸地寫點什麼東西就可以動搖“1984”，它是終結於“美麗新世界”，這就是赫胥黎對奧威爾說那句話的真正意義：你那《1984》在我前面，我這《美麗新世界》替代你。
奧威爾手段和赫胥黎手段雙管齊下
撇開中共當局的“防火牆”“關鍵詞”“綠壩”以及對媒體、出版社、網站不時下達禁令，其實當局也已經開始“兩手抓”了：不僅動用奧威爾手段，而且也開始試用赫胥黎手段。“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並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願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中國大陸的思想者，由此面臨雙重夾擊：既有奧威爾預警的直接來自權力的高壓手段，也有赫胥黎預警的來自市場的娛樂手段。
波茲曼的憂心絕望之至：“如果一個民族分心於繁雜瑣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義為娛樂的周而復始，如果嚴肅的公眾對話變成了幼稚的嬰兒語言，總之人民蛻化為被動的受眾，而一切公共事務形同雜耍，那麼這個民族就會發現自己危在旦夕，文化滅亡的命運就在劫難逃。”
在《娛樂至死》這本書的最後一章一開頭，波茲曼痛切地指出，有兩種方法可以讓文化精神枯萎，一種是奧威爾式的——文化成為一個監獄，另一種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為一場滑稽戲。
向讀者鄭重推薦《娛樂至死》：這是一份非常有力度、非常有準頭的控訴書，這也是一份內容翔實、令人震驚的警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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