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威爾擔心的是禁書，赫胥黎擔心的是失去任何禁書的理由，因為再也沒有人願讀書；在奧威爾筆下，人們受制於痛苦，而在赫胥黎筆下，人們由於享樂失去了自由。“簡而言之，奧威爾擔心我們憎恨的東西會毀掉我們，而赫胥黎擔心的是，我們將毀於我們熱愛的東西。”
◆高伐林
來自中國大陸的朋友，讀到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1903—1950）的長篇小說《1984》，肯定不會覺得陌生。這本書是奧威爾的傳世之作，堪稱最著名的反烏托邦、反極權的政治諷喻小說，與蘇聯扎米亞京的《我們》、英國小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被合稱為“反烏托邦三部曲”。書中描繪了極權國家“大洋國”的可怕景象：自由遭剝奪，思想受鉗制，生活被壓縮，尤其是人性被逼迫到不分是非善惡的程度。 
1961年企鵝版《1984》，是1961－1972年間企鵝的美術總監Germano Facetti設計的。
《1984》出版後48年在中國才開禁
《1984》是奧威爾辭世前最後一部著作，小說中的“老大哥”、“雙重思想”、“新話”等詞彙都已收入權威的英語詞典，甚至衍生出“奧威爾式”（Orwellian）、“奧威爾主義”（Orwellism）這樣的通用詞彙，不斷出現在作家和記者筆下，足見其作品在英語國家影響之深遠。
喬治·奧威爾1903年生於印度，他的父親在當地殖民地政府供職，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家屬於“中產階級的下層，或沒有錢財的中產家庭”。一歲時，母親帶他先回到英國。他自幼天資聰穎，11歲時就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詩作《醒來吧，英格蘭的小伙子們》。14歲又考入著名的伊頓公學，還獲得了獎學金。但早在小學時期，他已經對不平等有了初步的體驗。
1921年，奧威爾從伊頓畢業後考取了公職，到緬甸當了一名帝國警察，在那裡，殖民地民眾的悲慘生活無時不在刺激他的良知。他深深感到“帝國主義是一種暴虐”，遂於1927年辭了職，寫下多部作品描寫這段生活。
1928年1月回國，25歲的奧威爾深入到社會最底層，四處漂泊流落。儘管他自幼就體弱多病，但在巴黎、倫敦兩地，他當過洗盤子的雜工，住過貧民窟，並常常混跡在流浪漢和乞丐之中。次年，寫下了關於這段經歷的紀實性作品《巴黎倫敦落魄記》（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1933年）。
奧威爾思想上開始傾向社會主義。1936年，有出版商聘請一位屬於“不是受害者自己，而是見證人”的作家，去北部工業區實地調查工人的窮困狀況。奧威爾欣然應聘，歷時數月，通過自己親眼所見，記述了大量事實，譴責資本主義工業化對人性的摧殘，還主張用社會主義來拯治社會的弊端。
1936年，西班牙內戰爆發，奧威爾與新婚的妻子一同奔赴西班牙，投身於保衛共和政府的戰鬥。他在前線擔任少尉，喉部曾受重傷，為記述西班牙內戰而寫的《向加泰羅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1938年）一書，後來成為關於這場內戰的權威性文獻。
但是，沒死於法西斯槍彈下的奧威爾，差一點喪身在共和政府內部黨派之爭的傾軋中。這個慘痛的經驗對奧威爾影響巨大。他曾說自己“從1930年起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了”，而這時候，他又開始考慮“捍衛民主社會主義”的問題了。這個思想，影響到他後期的兩部名作，也是他一生的代表作《動物莊園》和《1984》的創作——僅以這兩部作品而言，他的影響已經不可估量。
作者是1948年寫完《1984》，1949年出版，此後全球不知出版了多少種版本，總計銷量超過5000萬冊（2003年統計）。但是1949年恰逢中共建政，這本書當然被視作“洪水猛獸”，在很長時間內列於“禁書”名單。即使到開始解凍、改革開放之後，也很長時間被限製發行。我在中國時到處打聽這本書的中譯本均不可得，是到美國來後才得知，這本書的中譯本1985年在大陸“內部”出版過，1997年公開出版，但購買者必須買一整套叢書，不拆開賣。難怪發行量少了。不過，現在在中國大陸，《1984》已經有了張曉輝譯本、孫仲旭譯本、董樂山譯本……還出版了台灣劉紹銘譯本，據有人統計，中文簡體字版已經出版了不少於八個譯本。可見，思想的傳播，終究還是阻擋不住的。
中國讀者並不太看重《1984》
不難想見這本書給我留下的印象之深。比起男女主人公的悲歡故事，更讓我震驚不已的是政權專管內部清洗的“友愛部”、專管思想控制的“真理部”這些名稱、無所不在的“電幕”、標語“老大哥在看着你”（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還有真理部大廈的牆壁上銘刻的三句宣言：“War is Peace；Freedom is Slavery；Ignorance is Strength。”（戰爭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愚昧就是力量）……與中國大陸現實的高重合度。以致於不由得發出“作者寫的不就是中國，就是今天麼”的驚嘆。感受最深的，當然就是小說中的“老大哥”，無止無休地按照最新的政治需要修改歷史，銷毀一切不符合最新口徑的歷史檔案、書籍——主人公的工作就是幹這個：奉命從過去的報紙、雜誌、書籍，各種影像中刪除某個人，就好像他壓根兒就沒有存在過。
不過，一個不無奇怪的現象是：中國人似乎並不太把《1984》當回事。這本書影響全世界，但在中國，儘管已經有了多種版本，可以自由選購，但是市場反應卻平平。
兩位讀書人劉蘇里和止庵在《1984》英文版出版60周年時，做了一次對談。止庵說：“我看過兩部根據《1984》改編的電影，都不大成功。我從中發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當把書中的事情具體化的時候，就顯得很簡單，也很單薄，甚至不真實了。奧威爾這本書我第一次看是1985年，到現在已經24年了，其間看過不止一遍。我只要有機會就推薦這本書，這你也知道。有人問起對我影響最大的書，我想了半天還是舉出這本。為什麼呢？因為我覺得這本書在中國並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雖然它理應受到這種重視。”
止庵還說：波蘭的米沃什曾對《1984》由一個英國人寫出感到遺憾。這句被一個蘇聯人轉述過。“我讀的時候，同樣有這樣的感覺。《1984》在歐美都是課外必讀書，它的銷量特別大，就是因為上中學就要看這本書。回到中國，我這麼強調《1984》，就是因為我覺得它在中國實際上沒有起到多大作用，除了在知識界個別有點反應之外。”
《往事並不如煙》寫了百分之一
《1984》已寫到百分之百
止庵曾回憶：“我記得前幾年有一次參加朋友聚會，有位老先生非常興奮地談論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我當時說，在您感興趣的那個方向上，走到頭是百分之百，《往事並不如煙》大概才寫了百分之一，我們由此可以想到百分之五，這樣您就非常激動了。但是我告訴你有一本書，早已寫到百分之百了，就是奧威爾的《1984》。您一輩子都想不透的東西，他已經早替您解決了。” 止庵這句話深獲我心。我確實覺得，《1984》已經把道理講的再透不過了。
止庵甚至說：“有關這個問題，你真是不能再說什麼《1984》沒有揭示過的了。”“不要只看具體寫到什麼，它從本質上揭示了一切。”
“蘇聯後來的解體當然並不是因為有了《1984》，但是《1984》至少使得鐵幕以外的人不再相信蘇聯代表着人類的方向了。”劉蘇里同意止庵的這個看法，並補充說：“起碼蘇聯體制在歐洲蔓延的可能性，很大程度被這本書遏制了。”
《美麗新世界》：另一種預警
三大反烏托邦小說中的另一部《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一名“勇敢面對新世界”，為英國作家奧爾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1963）於1931年創作、1932年發表的反烏托邦作品。書名得自莎士比亞的《暴風雨》中，米蘭達的對白：“人類有多麼美！啊！美麗的新世界，有這樣的人在裡頭！（O brave new world, that has such people in it.）”。
這個書名，其實是在諷刺：新世界雖然“看上去很美”，其實科技並沒有推動社會精神進步，相反，人類已經人性泯滅，成為在嚴密科學控制下，一群被註定身分和命運的奴隸。
《美麗新世界》
37歲的赫胥黎從飛速發展的汽車工業身上，預感到未來的國家機器將不再用警察和軍隊來維持統治，取而代之的是各種高科技手段。統治的目標將是經濟繁榮，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人類也將被改造。於是寫了這本薄薄的十多萬字預言小說，不脛而走。 小說中的“美麗新世界”有高度的物質文明，所有一切都是自動化的。人們不愁吃穿，享受着最舒適的生活，每天下班以後，可以乘坐私人的超音速飛機，去世界各地度假旅行。經濟繁榮和享受生活成為整個社會唯一的哲學理念、唯一的宗教。第一個採用流水線生產的亨利·福特被視為新的上帝，他生產出第一輛“福特”Ｔ型車的1908年被作為新的紀元元年（小說的故事就發生在福特632年，也就是公元2540年）。
赫胥黎敘述：人類認識到了科學帶來的巨大生產力，享受了流水線生產出來的豐富的物質產品，也同時發現了這種生活模式的脆弱性。人類社會中的種種不穩定因素——大到戰爭動亂，小到失戀生病——都會影響到物質生產，進而在不同程度上使人類社會發生混亂和倒退。於是，為了保證社會的穩定和繁榮，保證各種物質能夠源源不斷的生產出來，實現人類的幸福，就有必要消滅這些不穩定因素。“美麗新世界”的設計者認識到，改造社會的基礎在於改造人。以前諸次社會革命，之所以成果不大，就在於它們對人的改造還不徹底。“美麗新世界”將利用先進的科學技術，在四個方面徹底改造人。
1，杜絕有先天缺陷的嬰兒，建立萬無一失的優生體系。人類的出生地不再是醫院產房，而是類似高級養殖場的“人類孵化中心”。為了防止父母的不良基因遺傳給新生兒，胎生被取消，人是直接在孵化車間裡被創造的，身上只含有優良的基因，所有對社會穩定繁榮不利的基因都將被去除。
2，並不是所有的工作都需要高質量的人來完成的。讓有才幹的人去干低級工作，他勢必會感到非常痛苦，這就為社會不安定埋下了隱患。低等人的活只能讓低等人去干，因為他們不會覺得是犧牲。所以對人從胚胎時期進行識別和分類，不同等級的胚胎將接受不同的培養，並且用各種手段強化胚胎之間的差別，以便適應將來不同崗位的需要。
3，還必須讓每個人安心接受自己的等級，熱愛自己的等級，忠於自己的等級，這樣才能避免等級之間的衝突。這必須靠宣傳和教育來實現。一旦人在思想上接受了社會現實，認為發生的一切都是合理的，就不會有自覺的動力去改進社會，那麼社會不穩定的因素就消除了一大半。
4，人在日常生活中還是會產生很多煩惱和痛苦，必須找到辦法來消除它們。最常見的煩惱有兩種，性壓抑和衰老。為了使每個人性慾都能得到充分的滿足釋放，“美麗新世界”提倡性的泛交，男女之間不再有夫妻關係，而只有性交關係。至於征服衰老，必須“給他們保健，不讓他們生病，人工維持他們的內分泌，像年輕人一樣，給他們輸入年輕人的血液，保證他們的新陳代謝永遠活躍。”
小說開始時，近乎全部人都住在城市。他們在出生之前，就已被劃分為“阿爾法(α)”、“貝塔(β)”、“伽瑪(γ)”、“德爾塔(δ)”、“愛普西隆(ε)”五種“種姓”。阿爾法和貝塔最高級，在“繁育中心”孵化成熟為胚胎之前就被妥善保管，以便將來培養成為領導和控制各個階層的大人物；伽馬是普通階層，相當於平民；德爾塔和愛普西隆最低賤，只能做普通的體力勞動，而且智力低下，尤其是許多愛普西隆只能說單音節詞彙。有情緒問題，就用一種叫作“索麻”（Soma）的無副作用致幻劑麻痹。“家庭”“愛情”“宗教”統統成為歷史名詞，社會的箴言是“共有、統一、安定”。
“美麗新世界”的設計者明白，社會穩定的關鍵在於控制人的思想，他們也不允許思想自由，但採取的辦法，迥異於《1984》國家用快樂和消遣作為思想的替代品，思想的空白被各種各樣的娛樂和感官上的刺激所填補。人們也不再信仰上帝，而轉而信仰亨利·福特。幸福不再是人生追求的目的之一，而反過來成為人的枷鎖。
小說中設置的環境如上，具體情節是：一個“野蠻人”約翰和母親，由美國新墨西哥州的“野蠻人保留區”進入了作為那個時代的最大政權“世界國”的重要城市倫敦。“野蠻人”約翰有太多使當地人不解的地方，而他對倫敦也有太多不解，為了人生的自由、為了解放城市人而努力，卻受盡城市人的白眼、取笑，陷入絕望，直至最後自殺而死。
“野蠻人”約翰說：
“我不需要舒服。我需要上帝，需要詩，需要真正的危險，需要自由，需要善，需要罪惡。”“我現在就要求受苦受難的權利。”
當他被告知說，他的要求，實際上就等於“要求衰老、醜陋和陽痿的權利，要求害梅毒和癌症的權利，要求食物匱乏的權利，討人厭煩的權利，要求總是戰戰兢兢害怕明天會發生的事的權利，要求害傷寒的權利，要求受到種種難以描述的痛苦折磨的權利。”
在一陣良久的沉默之後，約翰終於開口：“這一切我都要求。”
奧威爾的預警贈給中國
赫胥黎的預警奉送美國和世界
跟《美麗新世界》比起來，當然《1984》名氣和影響要大得多，被美國《時代周刊》評為1923年至今最好的百部英文小說之一，1984年還被改編成電影上映。1984年蘋果公司為推出自己的新產品——蘋果電腦，請來大導演雷德利·斯科特為其拍攝廣告，靈感正是來自奧威爾的《1984》：不到1分鐘的廣告上，只見蘋果電腦推出，讓人民終於逃脫思想的奴役，將“老大哥”講話的“電幕”砸得粉碎。《1984》的故事深入人心，以致著名作家村上春樹都要從這個書名演化出自己新著的書名——“1Q84”，煌煌上中下三大冊小說寫得很精彩，讓我讀得欲罷不能。 但是我最近讀的一本書《娛樂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尼爾·波茲曼著，廣西師大出版社2004年）開宗明義卻斷定：
——“可能成為現實的，是赫胥黎的預言，而不是奧威爾的預言。”
尼爾·波茲曼（1931～2003。作者名為Neil Postman，在我看來，譯為“波茲曼”並不準確，但既然已經傳開，就姑且從眾吧）是一位有世界名聲的媒體文化學者、批評家，生前一直在紐約大學任教，創辦了媒體生態學專業，並長期擔任文化傳播系主任。
作者在該書的“前言”中就直截了當地寫道：
人們一直密切關注着1984年。這一年如期而至，而喬治·奧威爾關於1984年的預言沒有成為現實，憂慮過後的美國人禁不住輕輕唱起了頌揚自己的讚歌。自由民主的根得以延續，不管奧威爾筆下的噩夢是否降臨在別的地方，至少我們是倖免於難了。
但是我們忘了，除了奧威爾可怕的預言外，還有另一個同樣讓人毛骨悚然的版本，雖然這個版本年代稍稍久遠一點，而且也不那麼廣為人知。這就是奧爾德斯·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
波茲曼用了一連串的排比句來比較這兩個可怕預言的不同：
奧威爾警告人們將會受到外來壓迫的奴役，而赫胥黎則認為，人們會漸漸愛上壓迫，崇拜那些使他們喪失思考能力的工業技術；
奧威爾害怕的是那些強行禁書的人，赫胥黎擔心的是失去任何禁書的理由，因為再也沒有人願意讀書；
奧威爾害怕的是那些剝奪我們信息的人，赫胥黎擔心的是人們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變得被動和自私；
奧威爾害怕的是真理被隱瞞，赫胥黎擔心的是真理被淹沒在無聊煩瑣的世事中；
奧威爾害怕的是我們的文化成為受制文化，赫胥黎擔心的是我們的文化成為充滿感官刺激、欲望和無規則遊戲的庸俗文化。
在《1984》中，人們受制於痛苦，而在《美麗新世界》中，人們由於享樂失去了自由。
波茲曼的結論是：“簡而言之，奧威爾擔心我們憎恨的東西會毀掉我們，而赫胥黎擔心的是，我們將毀於我們熱愛的東西。”
——這真是一個振聾發聵的警號！波茲曼更擔心的、認為更可能成為現實的，並非奧威爾的預言，而是赫胥黎的預言。
當讀完全書，我深切地感到，他說得極有道理。但是，要加個限制詞，他發出警號所針對的對象，並不是中國等極權、威權體制的國家，而是美國和西方民主國家。他的上述警告，應該改作：“可能成為西方的現實的，是赫胥黎的預言，而不是奧威爾的預言。”而對眼下的中國而言，還是奧威爾的預言更像達摩克里斯的懸劍——不過，當然，赫胥黎預言的情況也已經出現，危險性在逐步上升。
而對於美國來說，正處在赫胥黎預言的籠罩中。
換句話說：奧威爾的預言，是中國今天要面對的問題；而赫胥黎的預言，還不是中國的今天，而是明天的問題；但已經是美國、西方今天面對的問題。
波茲曼為什麼會如此斷言？他是怎麼論述的？
當我寫到這裡，有別的事務岔了進來，暫時擱筆，明天接着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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