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杨虎城将军在身边的共产党人推动下，与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时，他对于自己和家人子女在蒋介石治下可能冒什么样的风险，遭受什么样的厄运，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然而，杨虎城将军是否料想得到：他的女儿、乡亲，在他信任并打算追随的中共治下，会经历什么样的磨难呢？
◆高伐林
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改变了成千上万中国人的命运，也改变了杨拯英的命运——她那时只是一个刚牙牙学语的女娃儿。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要求蒋介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兵谏，过去了四分之三个世纪。2006年10月的一天，我来到西安古城一座不起眼的灰色居民楼，登门拜访杨虎城的女儿杨拯英。她前不久腿骨骨折，行走不便，披衣坐在床上，为不能下床迎迓而满含歉意地微笑，说起话来，却中气十足，语速急切，哪里像年过古稀？
房间里家具、陈设十分简单，甚至显得有点空空荡荡。除了床头小柜、双人沙发，最显眼的只是一台斜放著面对床头的彩电。墙上也基本上没有什么画幅、挂饰，只高高地悬挂一帧一尺见方的双人黑白合照：年轻的杨拯英与一位军官——她的新婚丈夫肩并肩，穿过54年风雨岁月向我们微笑，下面静静地垂著一个鲜红的同心结。
在这个朴素的退休老人的房间里，看不到杨虎城将军的一点痕迹。
 矗立于西安革命公园的杨虎城将军塑像。（高伐林摄）
年幼时就失去父母
“‘西安事变’的时候我刚两岁，对那场事变，我其实谈不出什么。”杨拯英说话相当实在。
但她是杨虎城将军社会福利会的会长。“我们这是个公益社团，不是研究机构。也无所谓‘专职’不‘专职’，我退休了，有个事做吧，忙着呢！”
杨家的亲朋故旧给杨拯英讲过许多往事。给她接生的助产士告诉她，她是在西安新城出生的，当年那是杨虎城的官邸，“西安事变”中当过张、杨的指挥部，现在则是陕西省政府所在地，“几十年来一直在里面改建，增加了很多窑洞、平房、楼房，我都说不清当年的原貌究竟啥样了。”
杨拯英对父亲的印象，多半得自照片和长辈的述说。“西安事变”之后，杨虎城被蒋介石解除兵权，强令“出国考察”，与妻子谢葆真带著儿子杨拯中去了美、日和欧洲列国。听到“七七事变”的消息，他一再发电请缨，要求回国参加抗战，蒋介石却不答应。他不管不顾，还是偕妻携子回来了。他要谢葆真回西安看望家小，自己则直接去见蒋介石，没想到被特务骗去南昌，再没有回来。
“我在父亲1937年被逼迫出国的时候起，就没有再见过他。母亲从国外回西安我见过，好像也就是见过一面……”谢葆真听说丈夫被扣，赶去南京，要求放人。她是1927年就加入中共的党员，对蒋介石应该说不会存什么幻想，一些亲友也劝她不要自投虎口，无奈她思夫心切，或许还以为当时已经是国共合作、举国抗日了，蒋介石和军统特务不敢怎么样，便带上儿子拯中去了，果然也被关押。
杨虎城夫妇被辗转囚禁于江西南昌、贵州息烽，最后转到了重庆。谢葆真牵挂远方的几个孩子，多次写信，都被特务扣留，孩子们没有收到父母的一字半句。1947年，谢葆真被折磨病故；两年后，国民党大溃退，军统特务在重庆戴公祠用刺刀刺死了杨虎城和儿子拯中；随后，杀害了他的秘书宋绮云一家三口和杨虎城最小的女儿拯贵。
“有一段时间，我一放学就站在书院门外电线杆下，等父亲过来。等来等去也没有等到……我们没见过面的小妹妹拯贵，是跟宋绮云一家一起死的。我一直也没弄明白：为什么把小妹妹交给宋家人？”
杨拯英的声音喑哑下来：“特务杀害他们后，用镪水（强酸）毁坏了面孔，然后拿洋灰抹、压上。解放军打进去之后，就到处挖掘，有个监狱里姓杨的看守，也是刽子手，是当时唯一一个交代情况的，他讲了埋在什么地方，才把遗体挖出来。我拯民哥哥说：四具遗体在一起：宋绮云和夫人徐林侠，他们的儿子宋振中——就是长篇小说《红岩》中那个‘小萝卜头’，还有我这个小妹妹。没有办法分辨出身份，最后找到了监狱的医生，医生知道头发的颜色，才辨认出来……后来，拿了几块头皮放在骨灰盒里，就算是我妹妹的遗体了……”
杨虎城将军子女众多，名字中都有一个“拯”字，打下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他的第一个妻子罗佩兰生了两个孩子，儿子拯民，女儿拯坤（后来改名叫周盼）。这两个孩子早早就投奔了延安。“父亲还有一个妻子张惠兰，是我的养母，她生了一个儿子拯人，6岁就夭折了。我自己的母亲谢葆真，生了儿子拯中，还有个儿子拯亚也夭折了；五个女儿，按照顺序，是拯美、拯英、拯汉、拯陆和在监狱里生、在监狱里死的小妹妹拯贵。”
“西安事变”后父母亲被囚禁，祖母一病不起，孩子们也被一些人看作是“罪臣”之后，在学校里受歧视、受监视。莫非女孩的生命力更为顽强？杨虎城虽然也生过好几个男孩，但1949年之后的幸存者除了一个儿子，竟都是“杨门女将”。
“我妹妹拯陆，几年后在新疆殉职了。”很少有人知道“杨门女将”中还有这样一个悲壮的故事。
杨拯英说：“……我妹妹当了地质队长，1958年有一天加班，和一个技术员出外工作，突然遇到暴风雪，天昏地暗，他们迷了路，没有能回来。新疆那地方多冷啊，气温骤降到摄氏零下20多度，人们在公路上来来回回地找，拿著灯喊他们，她们没有灯，呼救别人也听不见，爬行了好长一段路。第二天找著他俩时，都已经冻硬了。其实她已经爬到离公路不远了……那年她23岁。”
当时，杨拯陆的队伍完成克拉玛依地区1950平方公里的地质详查任务，她准备于9月举行婚礼。上级又下达三塘湖地区勘探任务，拯陆便推迟了婚期。而她殉职的9月25日，正是农历中秋。
杨拯陆牺牲后，她勘察的三塘湖盆地一个含油地质构造被命名为“拯陆背斜”。20世纪90年代末期，石油战线的文艺工作者根据其事迹创作了舞剧《大漠的女儿》；而中央电视台制片人吴兆龙则告诉我：他拍摄的电视连续剧《西圣地》中有些人物、情节的原型就是杨拯陆，感动了很多观众。
拯民因为是幸存者中年龄最大的，革命资历也最深，后来当到山西省副省长、全国政协常委，在有关“西安事变”的纪念活动中常常作为杨虎城亲属的代表出席。周盼则在中宣部工作过，后来担任北京市旅游局党委书记、副局长。他们俩都去世多年了，到“西安事变”七十周年时，只有拯美、拯英、拯汉三个老姐妹。
纪念“西安事变”与时俱进
杨拯英一直谦称对“西安事变”近年研究的成果和进展并不了解，还流露出这样的意思：作为当事人家属，其实参加该事件的研究团体未必合适。但她对笔者简述了中国大陆纪念和研究“西安事变”的50年变迁。
“在张学良没恢复自由以前，咱们国内不主张大张旗鼓地纪念，周总理就说：动静大了对张学良不利，担心国民党把他杀害了。所以二十周年（1956年）时是小范围纪念，没有公开活动；三十周年（1966年）不是到了‘文革’嘛，就顾不上纪念了；到1976年四十周年，还是小范围举行纪念活动。
“直到‘西安事变’五十周年（1986年），才开了比较大的研讨会。是先在美国开的国际研讨会，当时举行这个研讨会的意图，也是想发出民间营救张学良的呼声——那时他不是还被软禁着嘛。我哥哥拯民参加了美国的研讨会，回来才说，这边也要成立一个西安事变研究会，放在哪儿呢，最好放在西安，放在省社科院。研究会开第一届会议就通知我参加了，我哥哥不同意，说这个研究会最好别要家属参加。筹备者为什么找我呢？因为我在这之前参加过西安事变纪念馆的筹备工作，有广泛联系，可以找很多熟悉的知情人；第二，我‘文革’前在西安市委组织部工作时，主要的联系面是大学，跟教师、学者比较熟。
“1996年，‘西安事变’六十周年开过研讨会后，我就退了出来，之后基本上没有参加西安事变的研究——年龄到了么。东北搞纪念张学良的活动，老叫我去，打电话、发邀请函……我跟他们那些人都熟啊，他们不认别人，就认我。作为当事人的家属，我去过六次，最后张学良庆百岁那一次活动，我就跟他们说：今后我就不来了，我跑不动了。张学良去世以后，我就没有参加他们的活动了。研究队伍也变化挺大的，我熟悉的那帮研究的人也都老了，有的主要的教授也去世了……”
西安的止园是杨虎城故居之一，现为“杨虎城将军纪念馆”，由邓小平题写馆名。（高伐林摄）
颠沛流离的岁月
虽然对“西安事变”印象模糊，但是对自己早年颠沛流离的生涯，杨拯英却记忆犹新。
“我父亲出国时，让我们几个孩子都跟著我外婆。母亲还委托了一个叫张雨春的副官帮著照顾我们。后来逃难去了成都——‘逃难’说是逃日本人，其实，成都与西安差不多，我现在来看，哪是逃日本，是怕蒋介石下黑手。我们一大家子人，外婆，我们四个三四岁、七八岁的姐妹，还有张雨春副官，此外还有一个妗奶——陕西话‘妗奶’你知道吧，就是我外婆的弟媳，她守寡，没人管，就跟著我们去了成都，后来她就死在那儿了……过了三年，我们没了钱，也没了希望：谁知道仗要打多久，谁知道父亲母亲啥时能回来？在那儿没法呆了，碰上父亲的部属，就给我叔父写信——我们家管家的是叔父，他寄来一些钱，拿著这个盘缠我们就回到了西安。”
那是1940年。
“按说我们的生活费应该由叔父给，他管家么。但是我们姐妹四个在外婆家住，叔父给的钱很少。外婆家有点房产，那时陕西荒地多，她有些地皮，也有点耕地。外婆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子都指靠不上：大儿子（我大舅）当时是‘一子顶两门’，过继给了我二外爷；后来虽然又有了二舅，但二舅是遗腹子，比我们大不了多少。而外婆家把我们四姐妹算上，共有11个孩子，都张嘴要吃饭，家里挺困难的。我两个妹妹都挺苦，晚上两人盖一床被子，袜子都是湿的……外婆挺喜欢拯陆，但她也没办法啊，孩子太多。
“我姐拯美比我性格厉害，到上初中时跑回三原县质问叔父：‘你凭什么不管我？你不给我寄学费，我就回来住！’叔父家一大家人，多一张嘴就多一张嘴吧，那个年月学费也没有多少。
“我那时也是到处投靠，我祖母还在世时，我两次回三原县老家上学。那里其实就是我自己的家——杨家没分家么。但叔父用什么理由甩我们这些包袱呢，他说：你妈走时没把你们姐妹托付给我啊，出了问题谁负责呀？祖母在的时候我住那儿，他没啥说的；祖母死后，叔父倒不撵我，但是也不管我。”
到杨拯英上中学时，有人给她出点子：去找你养母张惠兰去。“我去了，她没在家，我小时候给我喂过奶的奶妈，住在那里看顾我同父异母姐姐周盼的孩子，她看见我来了就哭啊，说：‘哎呀，你连人家的丫头都不如了！’她是从农村来的，什么都不怕，说：‘你留下，就住这儿，我作主了！’住了一个来月，张惠兰母亲才回来。我这个养母不敢得罪奶妈，她也比较贤惠，以前没管我们，是负不起责：我母亲并没有把我们交给她啊，出了问题咋交代呢？现在是奶妈发话作主了么。我从1946年到1949年在她那里，她养了我三年。”
张惠兰当时的收入是靠杨虎城的房产。“本来我父亲出身是很穷很穷的，后来带兵打回来，蒋介石委任他当了陕西省主席，他能没钱吗？（笑）养母的消费也很少，自己有个养女，她不让她上学，让我去上学。”“张惠兰母亲在穿上特别关心我们姐妹，常常买衣服啊，做鞋啊，我们还不乐意她买啊做啊——那时我们要进步，讲朴素嘛。”
熬到了1949年。“我哥哥拯民回来了，那时我外婆也过世了，他就出面把我和两个妹妹正式接回家。”
不爱从政，却爱从教
杨虎城是中共的大功臣，中共终于夺得天下，“杨门女将”的处境应该改善了。
可以肯定，当杨虎城将军在身边的共产党人推动下，与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时，他对于自己和家人子女在蒋介石治下可能冒什么样的风险，遭受什么样的厄运，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然而，杨虎城将军是否料想得到：他的家人子女、父老乡亲，在他信任并打算追随的中共治下，会经历什么样的折腾和磨难呢？
1950年6月，还不到17岁的杨拯英，成了中共预备党员，那时她还在西安高中读书呢，又瘦又高。上级号召参军时她也报了名，团市委同意了，中共西安市委却没批准。没过多久，市委组织部把杨拯英调去了，挺重视她，安排在党管处，她却越干越觉得没有意思。
“我这个人不爱搞政治工作——我不是那个材料。你看过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吧？咳，就是那种感觉：组织部，成天干个啥呀？调研、写报告，提出怎样整党建党的意见。工人有产品，农民出粮食，咱们写文件，一次不行，写两次不行，好不容易弄出来，中央定下方针，又得改，改去改来，上级看不上，说是‘废品’，就全是无效劳动。后来层次提高，专门搞调研，我更不习惯。调研题目各种各样，一会儿说你去某某公社调查一下按劳分配，要在那儿弄出一篇文章来；一会儿说莲湖区一个工厂搞出个牛头刨，去写一个‘蚂蚁啃骨头的经验’，我又去跟人家工人师傅打成一片，晚上就住在车间旁边，想方设法要把经验写出来。我们这个处的人，这个到车间，那个到工地，我分工去大学，像西大，外院，师大……我觉得自己这么年轻，在机关里呆着，与实际太脱节了，下去调查，跟实际还是有距离。”
她想上大学，却和组织部另外两个想上大学的年轻人一起挨了批。那时批判胡风反党集团，上级说：“有些人不是胡风集团，也不是反革命，但就是要批判！”什么理由呢？说她们走“上层路线”：“我申请考大学，首先是找组织部，部里不批才去找书记——他们就批判这个。我不吭声，你爱咋批就咋批。反完胡风集团接著是肃反，肃反积极分子会不要我参加，我有点慌了：连肃反积极分子都当不上了？但我还是不吭声。”
政治运动一波接一波。市委好多年轻人被打成了“右派”——“年青人在一起玩，发发牢骚，哪里想得到组织部打了十几个‘右派’，还有宣传部、统战部……”杨拯英侥幸逃过了这一关：“我是遇到个机会把我救了。我们的处长能干，也比较公道，我和大家对于他的工作方法有点意见。那位从中学教师提上来的副处长呢，把过去他支持的事都推到正处长身上，组织部的年轻人就不同意了，跟他抬杠。我觉得这个人品质不好，就不发言了。结果，好多人发言提意见就成了‘右派’。”
不让她上大学，她也不想在机关呆，就要求去基层。她申请调到哥哥拯民所在的玉门油矿，上级不批：陕西干部怎么能调到甘肃去？那就在陕西调动吧：西北农学院要，交通大学也要……但上级还是不批：西安市的干部怎么能给省上单位？
杨拯英最后用“请求照顾夫妻关系”的名义，调到西安市19中当支部书记，后来又兼校长，在这个市郊中学干了十年。当时不少人把学校看成冷宫，有“问题”的人才被赶往这儿，有人奇怪：你在市委组织部红着呢，跑下来干啥？杨拯英说：“本人生平胸无大志，但求办好一个学校。”
她这个校领导亲自上讲台，还亲自当班主任，“上级党委组织部的人来看我了，我正在操场上辅导学生呢，没法招呼他们到办公室去。”她还安排副校长、教导主任、总务主任都上讲台，都当年级组长、班主任，上教学第一线，还组织学生搞社会调查。
教师是教育之本。1959年、1960年，听说一些大学年轻教师要下放的风声，杨拯英去找教育局长，建议把他们“挖来”。“他说：你能挖？我说：我能！跑到西北大学、陕西师大，一家伙挖来十几个好教师。教育局最后给我们学校两三个。以后每年大学生毕业我就跑教育局要人。加上附近有两个部队，家属中有些文化水平比较高，有的还是北师大出来的特级教师，我也就去要来。”
区委文教部长问她，西北大学最出名的一位“右派”，给你要不？她说：你给我就要！“右派”来了，杨拯英担心郊区农村的这些孩子在课堂上捣蛋，就跟教导主任一道去坐在后头听。老师并不“厉害”，整个教室却很快安静了下来。她俩放了心，悄悄走了。
“从1959年我到学校，到1966年‘文革’前，我们校高考录取率升到80％，快赶上省重点中学了。”
杨拯英题赠给我《杨虎城将军》一书。（高伐林摄）
“斗我我就喊，打我就更喊！”
“文革”闹起来，日子就不好过了。靠边站，挨批斗，戴高帽子游街，不仅说她是“走资派”，还要她“清算父亲的罪恶”——杨拯英说到这里笑笑说：“娃娃不懂事，爱说啥说啥吧。”“我们郊区中学还好一点，城里更厉害，部队一些孩子跟城里学，城里刮一阵风，我们那儿就掀一层浪。各学校校长都跟我一样成了‘走资派’，被关牛棚、挨打——真的是‘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名句）,有的牙被打掉了，有的肋骨被打断了……但他们不敢打我，斗我我就喊，打我就更喊。”
她被关了又放，放了又关，有一次关了八个月。杨拯英看见有老师一说要“买烟”，就可以放出去，她就也说要买。看守的学生不信她也抽烟，但没有理由阻拦，只好放她出门。“刚开始买两盒牡丹烟——还挺贵呢，怎么抽也抽不完，抽不完就没法再出去买，第二回就学精了，只买一盒……”
杨拯英感到了人心的向背。“有一次我正在扫地，有个人跑到我跟前就说了一句话：‘杨书记你注意健康啊’，说完就走了。这样的事情很多，农民、工人来说：‘找你们杨书记、杨校长谈话。’‘她是走资派，在监督劳动，不能谈话！’‘我就要找她！’跟红卫兵吵啊吵啊，吵半天就为过来说一句话：‘你多保重！’有的老师不敢来，就叫孩子偷偷来给我通风报信。”
红卫兵押解“牛鬼蛇神”去农村，跟贫下中农“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住在生产队的会计家——会计的父亲原来也是地下党，他三天两头跑到西安打探消息，回来就跟我说。会计的老婆叫我给她剥苞谷，不让我去下地干重活。有啥特殊的好吃食就给我做。离别时他们给我塞了一大包好吃的拿上……”
杨拯英坚持实事求是，对自己负责，也对别人负责。“有一次让我跪在凳子上，斗到晚上一点多，问我：学校里谁是‘反革命’？我说你们两边夹击，这边问我谁是‘反革命’，那边问我谁是‘保皇派’，我都不知道。他们说：‘谁谁谁就是！’我说：你们有材料，那你们定吧；我没有材料，我不知道。”
杨拯英老是顶牛，顶牛就“解放”不了。直到1969年，才被解脱出来调到另一所中学。
杨拯英的丈夫老陈在宝鸡柴油机厂当“军宣队”支左（这是文革中的术语，支持左派的简称），杨拯英在他那儿的子弟学校干了一年多。老陈和陈独秀同家族，其实根本没有见过陈独秀，也早“交代”了这一“问题”。但这回又被扯出来说“没搞清楚”。他一听不干了：那我回原部队去把我这个问题弄清楚。他回了西安，杨拯英就跟着也回来了。领导安排她去新城区委组织部，她不去；去宣传部，她也不去。最后领导说：党校要恢复，成立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你去那儿报到吧！
随后，杨拯英又被调去恢复西安市工会。“文革”过后，人们终于认识到要建成现代化强国，最关键的是要提高全民素质，弥补“批白专、缴白卷”造成的人才断层，工会也要成立职工大学，工会干部中没有几个人愿意搞教育，杨拯英说，办这事儿我在行。去市政府各个衙门申请资金、编制指标，跑各个学府借调师资……她在三个月之内把职工大学建了起来。上级想任命她当第一副校长，杨拯英却感到自己并不合适，就调到了陕西省重点——西安中学。
半路出家搞文史资料
从西安到宝鸡，从城区到郊区，从五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与杨虎城其他子女多半埋头于经济岗位不同，杨拯英工作单位换了无数，但都是围绕著教育：中学教育，党员干部教育，职工教育……她将生命的黄金岁月献给了教育事业。
在杨拯英看来，“西安事变”是一个公共事件，自己的父亲也是一个公众人物，自有学者们去分析研究，自己没有必要、也没有水平去参与。“我们这个家庭的子女，除了我哥哥是党要他出面以外，‘文革’前没有一个人说我是杨虎城的孩子。红卫兵去调查才众所周知，有人说：‘以前咋不知道你是杨虎城的女儿呢？’我说不知道就不知道吧，我也就是个普通干部，要凭自己的能力嘛，也不是凭父亲的名气。我的兄妹们都是这样，几个姐妹的丈夫们也没有一个在外面说‘我是杨虎城的女婿’。这是家风，我的孩子也是这样。”
一个偶然的机缘却使她转了行。“天津一位作者读到一篇写到我母亲狱中情况的文章，就找我来了。他说，我看你们家子女当中就你的身体还可以，应该去贵州弄清楚你父母的情况。我心中一动：对啊，确实应该去好好了解。我就去找市委书记，书记说，行啊，给你批些钱你去吧。我说，光我个人咋搞？当时政协正在筹建西安事变纪念馆，书记跟他们一说，他们就来找我。我说你们把我借调去试试看我能不能行。筹建纪念馆，主要是要广泛拜访、征集文物。我就到处去跑。‘文革’浩劫刚刚过去，好多老人一见我就哭了：我这里还有你父亲、母亲的什么照片、什么衣物……借调到政协一年，我就征集了大小二百多件文物。我还参与查阅文史档案中关于父亲的资料，编选一些书籍。”
一年后她正式调到《文史资料》当编辑，1983年又被安排为陕西省政协委员，一直干到1995年退休。
回过头来看“西安事变”的研究，杨拯英说：“我们国家近代史、现代史研究是很薄弱的，抗日战争咱们都还没好好研究，还有好多空白。去年陕西师大一位教授发言说：人家波兰关于二战的研究专著出了多少本，中国抗战时间最长，牺牲人最多，结果我们现在对这段历史没有出来真实、全面的系列专著。他说我们史学界有责任啊，不少学者不愿意沾‘西安事变’这样的题目，觉得这没有‘学术价值’。唉，现在来着手这段历史有点迟了，亲历者大部分都去世了……”
她说：国民党、共产党好多将领、士兵在抗战中都有功。后来不知咋弄的，扣这个那个帽子打成“反革命”，整去整来整得人都找不着了。现在开会见到有80岁、90岁的，甚至100多岁的，我就想：他们运气好，身体支撑活到了今天，好多人却那么默默地去世了。我父亲在青史上留下了名字，好多人却成了无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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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城及家人】
杨虎城（1893—1949），陕西蒲城人。父亲是木工，受诬陷在西安被官府处死。冤狱使杨虎城产生强烈反满意识，在家乡组织“中秋会”扶弱抑强。1914年夏秋，因打死恶霸被县府捉拿，他离开家乡，武装抗暴。全国讨袁护国，陕西义军四起，杨虎城也参与驱逐袁世凯的爪牙陕西督军陆建章。1916年，杨担任陕西陆军第三混成团一营营长。
1917年底，孙中山在广州树起“护法”旗帜，国民党于右任、井勿幕在陕西建立靖国军，杨虎城任靖国军第三路第一支队司令。皖系军阀、陕西督军陈树藩发动“八省援陕”，集中豫、晋、直、甘、川、奉、绥、鄂八省军阀的军队要歼灭靖国军，杨虎城屡克敌手，成为靖国军中坚。
1922年春，于右任将靖国军总部迁至武功，杨虎城任第三路司令，逐步退至延安，一面整训军旅，一面派人至广东同孙中山联系。他蛰居期间接触了著名教育家、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和中共西北组织创建人之一魏野畴，受到启迪，派代表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4年1月，孙中山批准杨为国民党员。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组织国民军，委任井岳秀为陕北国民军总司令，杨虎城为前敌总指挥。1925年7月，杨率部南下，将直系军阀部队驱逐至秦岭以南。
1926年4月，吴佩孚派刘镇华率7万镇嵩军包围西安。杨虎城同陕西督办李云龙等率1万人坚守八个月，城中粮食断绝，军民饿死5万余人。冯玉祥派兵援陕，当年11月西安解围。
1927年初，杨虎城被冯任命为国民联军第十路总司令（后改第二集团第十军），出潼关参加北伐。蒋介石“四一二”清党后，杨继续与中共合作，第二年才礼送在自己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南汉宸等出境。杨虎城于1928年4月下旬赴日本考察，11月16日回国率部驻胶东剿匪。
1929年4月，蒋、冯关系破裂，冯玉祥令杨虎城调向洛阳集中，南京政府电告杨驻原地。杨权衡利弊，弃冯投蒋，部队被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14师，任师长。
1929年9月，蒋介石调杨部赴河南，杨率部奇袭驻马店，协助蒋击溃唐生智，杨部被改编为陆军第17师，杨升任第7军军长兼17师师长。蒋又任杨为17路军总指挥，参加蒋、冯、阎大战。9月杨率部沿陇海线西进，夺下西安。蒋介石委任杨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陕西省政府主席。
杨虎城力图振兴陕西。他推动开浚泾惠、渭惠、洛惠等渠，以利农耕；争取把农学院建在陕西，创办尧山中学等学校；把陇海铁路从灵宝延至西安。
1933年5月，蒋介石免去杨的陕西省主席，又调杨一个旅至河南。蒋、杨矛盾不断加深。杨奉命堵截由鄂豫皖转移到陕南的红25军，其部队四次遭红军重创。经中共地下党员做工作，杨日益左倾，申请加入中共，还希望像贺龙那样将部队改编成红军。1935年秋，张学良奉命率东北军入陕“剿共”，杨虎城同张学良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达成共识。1936年12月12日，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提出抗日救国八项主张。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于1937年4月迫使杨虎城辞职，6月又迫杨出洋考察。1937年10月他与妻、子自行回国，11月抵达香港即遭国民党特务监视，后被骗至南昌囚禁。1949年9月，被特务用利刃秘密杀害于重庆戴公祠。
杨虎城先后有三位妻子。1916年他与罗佩兰结婚，罗1926年病逝，遗有一子拯民、一女拯坤（即周盼）。杨虎城早年由长辈作主与张惠兰结为“娃娃亲”，1919年张被父母送到杨家，随侍太夫人。罗佩兰、谢葆真所生子女均经她抚养或资助，1993年病逝。曾生一子拯人，后夭折。1927年杨虎城与谢葆真结婚，谢是中共党员，后随杨被囚禁，1947年病逝，遗有多名子女，活到1949年后的有四名女儿。
1936年“西安事变”前谢葆真与孩子们合影。左起：拯美、拯中、拯汉、拯英。（杨拯英提供）
杨拯民（1922-1998），杨虎城的长子，杨被害后惟一在世的儿子。1937年，在北平上中学期间参加中共外围组织。1938年，到延安上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先后担任过陕甘宁边区米脂县统战部长、县委书记、一野骑六师副师长、大荔军分区司令员，参加过智取华山等战斗。
1950年，杨拯民已是正师级干部。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想调他当刚筹建的空军参谋长，杨拯民对老上级、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习提出到玉门油矿去，终获同意，担任玉门石油矿务局局长兼党委书记。
后历任西北石油管理局副局长、陕西省副省长、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天津市副市长、建筑材料工业部副部长。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至九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
杨拯坤(1924—1994)，又名周盼，杨虎城的长女。
1937年，13岁的杨拯坤就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高中时代当过抗日救亡团团长，并加入中共。1941年到延安，主要从事宣传和学校教育，先后在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及陕甘宁边区师范工作。上级建议她改名以避免引起国民党特务注意，遂改为“周盼”。
中共建政后周盼调中宣部，负责编辑《读者来信》及《宣传通讯》两刊。后调北京丰台区党委、北京市政府工作。20世纪70年代以后，周盼担任过中国国际旅行社北京分社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北京旅游局党委书记、副局长等职，还是全国妇联执委，北京市纪委委员、北京市政协常委。
杨拯美(1932—)，杨虎城的二女儿，母亲是谢葆真。
16岁秘密加入共青团，1949年她被调去中央团校学习。1950年被分配到共青团西北工委学校工作部，不久加入中共。
1954年，她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毕业后选择去条件艰苦的甘肃，先后在甘肃省经委、省统计局、团省委等机构工作。1973年进入省轻纺厅从事计划工作，曾任处长、副厅长。1985年，杨拯美转到省政协，直到离休。
杨拯美早年与闻名全国的战斗英雄、神炮手白炳武恋爱结婚，轰动一时。后离异。
杨拯汉（1935－），杨虎城的四女儿，谢葆真所生。
曾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回国后在机关工作，1958年调到西安电机厂。她妹妹拯陆在新疆殉职后，她写信安慰未婚妹夫谢宏，四年后他们见面，相爱结婚。她随丈夫去了新疆，在克拉玛依石油管理局工作，曾任高级经济师，1998年退休回北京定居，为北京市政协委员。
杨拯陆(1936—1958)，杨虎城的五女儿，母亲谢葆真。“西安事变”时，她才9个月。
中共建政时，她在西安女子中学读书，担任过团总支书记。1953年考入西北大学石油地质系。大学毕业时，她填写第一志愿是到新疆石油管理局，报到后坚决要求前往环境严酷的大戈壁。1957年，她担任117地质队队长，是惟一的一名女队长。1958年9月25日，在野外作业时遇到暴风雪而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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