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中的信任结构，可能被人为地破坏。而破坏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善意、信任，需要一套复杂而精致的技术，经过系统整理，将敌意凝聚、提炼和升华为更强烈的仇恨。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如何防止社会生活的“黑社会化”？
老高按：前几天我转贴推荐了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的《关于那个女孩，关于那次碾压》。孙教授写了该文之后，意犹未尽，连续两天，又写了两篇短文，继续分析这件事背后的社会心理何以演变至此。都很有启发性，今天我就将兩文一并刊发于此与大家分享。
孙教授文中所讲到的不少观点，过去我也或深或浅、朦朦胧胧、零零碎碎地感觉到，还写过一些文字。例如孙教授谈到信任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时，举例：到菜摊上买菜，彼此是有基本信任的，否则这么一个简单的市场行为就无法完成，或者需要付出很高的成本。我对此深有同感。
此前我一直对许多国家包括中国集贸市场上的讨价还价不以为然：要价的人和还价的人，都预先存心不信任对方（说严重点，也就是存了心要骗对方），一笔很简单的几块钱的交易，都可能拖半天，整个社会为此增加多少成本！——尽管许多人，包括我的许多亲友告诉我，乐趣不在赚多少钱或者省多少钱，而就在双方的博弈之中——“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卖方处心积虑要骗人，争取受益极大化；买方“千方百计”防被骗争取成本最小化，这是一个斗智的过程嘛，乐在其中！
但即使在这个讨价还价过程当中，双方还是有基本信任的。若买者认定对方就是诈骗犯、要讹你一把，卖者认定买者只是“逗你玩”，这个过程还进行得下去吗？那就是孙立平教授接下来所阐述的、在当今中国已经呈现的那种种恶果了。
孙教授还谈到：资源匮乏下过度竞争产生敌意。这又是一个让我深感认同的观点。
记得20年前人们一度热衷讨论所谓“东方式嫉妒”和“西方式嫉妒”的区别——简而言之，当时有些人撰文称：西方人嫉妒的公式是：“你好，我就要超过你”；而东方式或曰中国式嫉妒的公式则是“你好，我就要干掉你”。
我认为，这种说法带有很大情绪化成分，重心在于表述西方式思维比中国式思维要高明或曰先进，却并没有多少实证根据。其实，嫉妒就是嫉妒，哪有“东方式”或“西方式”之分？之所以有“超过你”还是“搞垮你”的不同表现方式，是要看当时当地环境和制度所提供的竞争条件如何。当资源和机会丰富时，我若眼红你成功，就琢磨“大丈夫当如是”；当资源和机会紧缺，我若眼红你成功，自然就一心盘算“彼可取而代也”。而且究竟选择“大丈夫当如是”“超过你”，还是“彼可取而代也”“干掉你”？还取决于竞争者的心态和性格，以及他们对其时其地的资源、机会是否丰富如何判定。
孙教授文中所谈到的，正是在资源匮乏下的竞争，很有警悚的意义！
孙教授说社会中信任结构被破坏，乃至充满敌意，用他创造出的一个概念，叫作“原敌意识”（大概是从“原罪”一词转换而来？）。即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哪怕双方本来不认识、也无利害关系，但在潜意识中，就把对方当作了对手——我觉得这有点像存在主义者所说的“他人就是地狱”——孙教授主要针对他所生活于其中的中国社会而言。但我也看到，在我们生活的海外，竟也有类似的表现：看看我的博客后面没来由的对骂及对论敌充满戾气和恶意的猜测，可见一斑。海外比起中国大陆，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环境和机会不是宽松得多吗？若不赞成对方的说法，完全可以去“超过你”而不必去“干掉你”呀！
其原因，我只能解释为：中国的社会中信任结构遭到破坏的现状，使国人的思维形成了定式、惯性，也就延伸到了海外！
孙立平教授在其“社会观察”专栏中还有一个做法：每篇文章的后面，贴一张自己拍的、与文章的内容并无关系的照片。这启发了我也来东施效颦！
社会中的信任结构是如何被破坏的——碾压事件延伸阅读
孙立平，孙立平社会观察
【本文写于本世纪初，可能得有十五年的时间了。十五年后的今天看，不但没有过时，似乎比写的时候更有现实意义。特别是放到这几天人们对碾压事件的讨论中来看。】
有人讲了这样两个故事：
一个人觉得他现在自己的左手都不相信右手，左手帮右手挠痒痒，右手想，挠得那么舒服，不知用心何在。右手帮左手擦肥皂，左手想，搓得那么起劲，然后要干什么？两只手端一碗热汤，左手想，我得自己端住，别指望右手；右手也同样这么寻思。结果，害得他多花了一倍的劲。
一个人在儿子三四岁时，给他上了一堂启蒙课：儿子要喝水，他给了一杯。儿子喝了一大口，烫得哭了起来。他说，谁让你不试试烫不烫，甚么都得自己试，谁也别信，爸爸也不能信。
故事的本身显得有点荒谬。但如果我们将其中的角色换成我们市场中做生意的两个商人，恐怕这个故事就显得普通而又平常了。甚至在其他的社会场所，类似的逻辑也并非完全不存在，差别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近些年来，我国社会生活中信任的缺失问题，已经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事实上，信任是社会生活的最基本的基础。如果没有了最起码的信任，可能我们的生活就会寸步难行。比如，我们到菜摊上买菜。你说我要两斤西红柿。往往是，卖菜的小贩给你称了两斤，就倒在了你手里拿着的口袋里。如果这时候你不承认口袋里的西红柿是小贩刚刚倒进来的，小贩几乎没有任何办法证明那西红柿是他刚刚倒进来的。
但一般地说，这样的情况不会发生。小贩会不加思索地将西红柿倒进去，而你也不会赖帐。这是因为他对你有着基本的信任。然后小贩会说：两斤西红柿总共2元钱。你说没零钱，接着就把一张50元的钞票递给给了小贩，然后等着他给你找零钱。下面的情节是非常重要的：小贩随手就将50元的整钞仍到了钱匣子里，然后给你找零钱。如果这个时候小贩说，你还没给我钱呢。你有办法吗？你有什么办法能够证明钱匣子里那张50元的整钞，就是你刚才给卖菜的小贩的？如果有人让你说出那张钞票的编号，从而证明那张钞票是你的，你十有八九说不出来。
但在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事情也绝少会发生。为什么？因为人们之间有着基本的信任。这样的故事说明，哪怕是在我们最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中，信任这个东西都是须臾不可离开的。如果离开了基本的信任，像在菜摊上买菜这样每天都要发生的日常生活活动，都是没有办法进行的。
现在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出现了信任结构缺失的情况，这个社会的社会生活会变得怎样？许多的研究已经表明，在社会信任缺失的情况下，交易的成本会加大。比如，在我们举的买菜的例子中，如果没有基本的信任作为基础，交易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进行，比如在交易的每个环节上都订立书面的协议，或者都要有共同承认的证人在场。但这样一来，交易的成本就会大大增加。
在我们的社会中，由于信任结构的缺失，从而使得社会交易成本加大，并进而影响到社会经济活动顺利进行的例子，可以说屡见不鲜。在商人和商人之间，首先要把对方假设为一个骗子，否则就可能上当受骗；在消费者和商人之间，凡是要购买一个大一点的东西，总要先绷紧一根弦：可别掉进陷阱里；在社会的公共生活中，官方的统计数字你不敢完全相信，报纸上的报道你不敢完全相信。这样，人们几乎在做每件事情的时候，都要向本文开始故事中那端汤的手一样，多用上一倍甚至不止一倍的力气。
问题还不仅仅如此。
在《信任论》一书中，著名社会学家郑也夫曾经分析过信任结构的缺失与秘密社会甚至黑手党的关系。郑也夫教授指出，在一些地方，秘密社会甚至黑手党的泛滥，是与社会中信任结构的缺失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由于人们不相信用常规的，法律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就会转而求助于秘密社会甚至黑社会。而这恰恰是秘密社会乃至黑手党能够滋生的基础。
他举了一个例子：在黑手党闻名世界的意大利的西西里，在发生偷盗时，如向警方报告，75%的情况是无所作为，15%能找到罪犯，只有10%能追回赃物；如找黑手党调解，只有5%未获成功，当然被盗人要拿出被盗财物的1/4到1/3供调解人和盗贼分享。
对意大利西西里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黑手党，学者们已经进行了许多的研究，他们将黑手党称之为“不信任的代价”。他们发现，在这些地方，存在着一系列令人遗憾的现象：即使能够给双方带来利益，人们也不合作；人们用受害的手段竞争；在某些场合，即使人们能够从竞争中得到相当大的收益，他们也不这么做。现在的问题是：这是由于人们缺少理性吗？
学者的答案是否定的。他们认为，黑手党是对信任普遍缺失的反应。而这种信任的缺失，是在复杂的历史上形成的。他们发现，这些地方在西班牙统治之前，就存在这样的一些特征：顺从而不是反抗统治、贵族贪图享乐、法庭对贵族卑躬曲膝、将个人利益置于公众利益之上、普遍的欺骗狡猾和偏袒、犯罪和谋杀等。而在西班牙统治时期，这种信任结构的缺失被进一步放大和严重化了。
有学者指出，“西班牙人不仅为达到统治目的而利用不信任，他们也教被统治的人民这么做，并把它一代一代向下传”。在西班牙统治期间，一直实行“分而治之”和“使之贫穷”的政策，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群体的人民之间制造不信任和仇恨，特别是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人之间制造仇恨。在这个期间，存在着一种对信任结构的故意的破坏。也就是说，它一方面掠夺着属国的财富，另一方面也掠夺着属国的“美德”。
然而，这种对社会信任的破坏是一个相当精致而复杂的过程。因为对于一个外来的统治者来说，他既要“瓦解一个社会的信任”（这有利于他的统治），但同时又要“保证它成其为社会所需的宏观条件和微观条件”（这是统治的基础）。按照多利亚的分析，其具体的做法包括，在政治与社会结构上，“封授了大批的新贵族，新贵族的信任不再是社会之间的，而是直接面向国王”。同时，这“也非常有助于在旧贵族政府中产生敌意和动乱”。在文化上以西班牙的行为规范来取代公众信任所依赖的旧规范，“‘习俗的变异’成功地产生了那些保证共和国自身继续瓦解的法律条令”。
正如帕格顿所指出的，“实际上，这种文化价值观的变迁所带来的，是一个建立在所有成员相互信任基础上的道德社会的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建立在怀疑和利己、傲慢和自大基础上的贵族专制的社会”。而帕格顿更对西班牙统治者摧毁信任的具体技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在信任建立和维持的过程中，信息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西班牙人为了破坏那不勒斯的信任社会，便有计划地减少公民可得到的信息量”。于是，将政府的活动对公众保密，在大学中教授非怀疑性的课程，倡导宗教的盲从等。于是，神秘化和信息的缺乏一起，导致了信任的毁灭，使得人们无法正确地理解他们的公民责任。在这样的情况下，结果，在西班牙的统治下，那不勒斯成了这样的一个社会：贵族阶层以其地位本来应该对共同体承担责任，但这地位却只给他们带来无知和傲慢；法律文本本应使执法人主持公正，却变成了对无休止的高价诉讼的特许；公众节日本应像罗马竞技一样鼓励平民对勇敢和对祖国的热爱，也变得只是消遣和放纵的场合。
因此，“上层愤怒地对待下层，因为上层认为尊敬是他应得之物，下层却认为上层骗取了他们的尊敬；而下层也同样对待上层，因为他们认为上层人物都自视甚高，这样在各阶层之间就既无团结也无友爱。”每个人都不再关心其同胞的幸福，而只关心自己的和近亲的私人目的。在经济活动领域中，则充满着交易的不可测性、协议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得非个人的广泛合作不可能进行，对超过群体外的人普遍不信任。经济活动领域信任的广泛缺失，必然造成商业的凋零和经济的落后。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黑手党就是对这种信任普遍缺失状况的反应。人是理性的。在这种自私和缺乏信任的社会中，人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如何使自己处于有利的位置。而且，由于最基本的规则和信任的不存在，人们无法用正常“市场竞争”的手段来达到上述目标。在这样的争夺中，他们的最现实的目标不是要战胜对手，而是要伤害对手。“人们唯一的目标，就是从比自己地位高的人那里寻找特权，向跟自己地位相同的人强行要求特权，并把最小的一部分分给地位低的群体”。
而黑手党的组织和行动方式，无疑是最适应这种环境的。“任何时候，黑手党都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成功的群体，或者是几个群体的成功的联合。它的成功不仅在于它能够防御性地应对信任的缺乏，而且也能使用残忍的、必要的暴力手段，通过不断地排外，把不信任变成有利的行动。它最重要的行为就是在尽可能大的领域内垄断尽可能多的资源。”而且就整个社会来说，由黑手党来控制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尽管“交易成本要比一个信任社会中要高，但回报又比一点交易也没有要高一些”。
黑手党不同于一般的犯罪团伙，黑手党的真正意义是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更重要的是，是它造就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或者说造就了一种以强化不信任为机制、以暴力为基础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正如甘姆贝塔所指出的，在一个深度不信任社会中，不管价值和文化规范是什么，强制和经济利益能在那些最接近黑手党的人中产生理性的适应行为。
在这里，暴力成了合作的最主要的机制，同时大量存在的黑帮规范又减少了暴力的使用。但仅仅有暴力的威胁还是不够的，合作必须依赖于经济利益这个更强有力的武器。在群体内部，在面临被捕或生命的威胁时，团结一致能够减少违法活动的风险。在群体外部，可以形成更广泛的经济联系：如通过腐蚀公务员、向参选者提供支持等方式交换利益。而这就是黑手党参与社会生活的最基本的原则。
因此，在面对社会信任严重缺失的状况时，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防止社会生活“西西里化”或“那不勒斯化”。近些年来我国社会生活中黑社会势力的猖獗，使我们感到，这种担心决不是多余的。
为什么每个人都觉得别人欠了他八百吊？
孙立平，孙立平社会观察
（这是讨论二次碾压事件的第三篇）
这里我想提出一个概念“原敌意识”。即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哪怕双方本来就不认识，也不存在利害关系，但在潜意识中，把对方当作一个对手，当作一个敌人，当作对自己有害的存在。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没有什么来由的就把其他人当作敌人的意识。
在前天的《关于那个女孩，关于那次碾压》一文中，我写了这么一段话：
这种冷漠更深层的原因，是现实的教育。一位朋友说：在面对这样的一位受害者的时候，也许你会想象，她是打你孩子的老师，是卖你有毒食品的老板，是判了你冤案的法官。当然，在当时的情境中，人们不会想得这么具体，但这样的思维定势会形成一种潜意识的积累。恻隐之心来自同类意识，我们都是人，都是同一种动物，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无论是我们的教育也好，还是现实的教训也好，都在拉大人们之间的距离，增加人们之间的隔阂。由此形成的，就是一个冷漠的，甚至是互害的社会。
无论是众人抨击的冷漠也好，还是上面提到的互害也好，可能与这种“原敌意识”都有直接关系。
那么这种“原敌意识”是哪里来的？也许需要注意下面的几个原因。
第一，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传统农业社会是一个封闭的社会，亲属、邻居、朋友，至少是互相比较熟悉的人，就是你交往的圈子。这里不仅有感情的纽带，而且有知根知底的信任基础。即便是出现了违背规则的“意外”，他也是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费孝通先生将这种人际关系称之为差序格局，有如一块石头投入水中激起的波纹一样。
但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在迅速瓦解着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的纽带，并直接把人们带进一个陌生人的社会。我们每天不再是和亲戚、邻里、朋友打交道，我们每天遇到的、打交道的，往往都是陌生人，至少是没有其他个人性的纽带连接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产生陌生感是必然的。
当然，正如很多人已经指出的，冷漠并不是今天才有的现象。对此，人们经常用鲁迅剖析的看客作为例子。其实这很容易解释。从费孝通先生“差序格局”的概念看，熟人社会在“我们”内部是密切的，但在外部的，就是陌生的，对外人的冷漠是题中应有之义。
但不管怎么说，这种陌生人社会造成的陌生感，造成的是冷漠，但却不足以解释相当普遍存在的敌视与互害。
第二，资源匮乏下过度竞争产生的敌意。冷漠不是敌意，但是造成敌意的基础。敌意产生于自己受到威胁的感觉。而这种威胁，与资源匮乏环境中的过度竞争有关。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但人均资源又极为有限的国度。为争夺有限资源而发生的冲突，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因为土地争端，因为争夺灌溉的水资源而发生的械斗，在过去的传统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不过那时候此类的冲突有两点。一是这种冲突往往是以团体的方式发生。它一方面造成了外部的某种“世仇”，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内部的团结。二是在持续不断的冲突中，也慢慢形成了某些规则。比如，两个村子的人为土地争端发生严重的械斗，甚至打伤打死了人。但不能在平时随便寻仇、复仇。也就是说，这种敌意具有某种理性的成分，是受到某些规则的约束的。
而在今天的社会，某些重要的资源仍然是极度稀缺的。特别是我们社会中价值的单一性，替代性选择的缺少，更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稀缺。人们都在往一个地方努力，都在往一个地方使劲，由此使得竞争更加残酷。一句在同学中流行的“感谢不杀之恩”的戏谑，道出了学生中竞争的惨烈。
特别要指出的是，在传统社会中，由于每个人的生活世界是狭小的、有限的，敌意的对象往往也是具体的，明确的。而到了陌生的现代社会，这种敌意变得笼统而泛化。谁是你的竞争对手，模模糊糊，说不清楚，似乎每个人都是，又似乎每个人都不是。这样，即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从陌生人的眼神中很少能看到友爱，而更多看到的是敌意和警惕。
而“差序格局”形成的心理积淀，更使得这种敌意来得自然。人们经常说互害社会，经常指责菜农为了利益，滥用农药，对他人的生命造成伤害。其实，在农民的世界和眼光中，人是分层的。首先是自己，自己吃的菜是不打农药的；其次是亲友熟人，有时会对他们给予善意的提醒，“现在菜里的农药可多啊，你们得注意点”；而陌生人，是与他们无关的人，而且是泛化的与他们无关的人，是否受到伤害，不在他们的感觉之内。
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与我们没有现代文明中的“人”的概念和意识有关。
第三，敌对与斗争思维造成的人际关系生态恶化。社会的陌生化导致冷漠，竞争的剧烈产生敌意，但这都不意味着仇恨和伤害是必然的。前者向后者的转化，源于系统的敌对与斗争思维的作用。
昨天的《社会中的信任结构是如何被破坏的》一文涉及到这样的几层意思：信任结构是可以人为地破坏的，而破坏信任结构需要一套复杂而精致的技术。而对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善意、信任破坏得最厉害的，就是系统的敌对与斗争意识。
系统的敌对与斗争意识，可以在三个方面恶化人际关系的生态。
首先，促进敌意的泛化。如果说熟人社会导致的是对陌生人的不信任和冷漠，过度竞争导致的是对特有对象的敌意，而建立在系统敌对与斗争意识上的敌意则是在一个更抽象的观念和意识的意义上，构造了一个无所不在而又抽象的敌人概念。
其次，促使敌意向仇恨的转化。相对于一般的敌意而言，仇恨是一种更强烈的情绪。在日常生活中，一般的敌意只是变现为不信任、警惕、戒备。而经过系统整理的敌意，则经由凝聚、提炼和升华，成为一种更为强烈的仇恨。个人不仅是原子的，不仅是互相戒备的原子，而且是一部分仇恨另一部分的原子。
其次，导致敌意和仇恨向行为的转化。一般的敌意不具有攻击性，凝聚的仇恨则导致明显的攻击性。别的不说，在网络上，人们就很容易感受到这一点。有时候，都不用有什么明显的分歧，更不用说严重的利益冲突，互相伤害的语言都随处可见。更严重的，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就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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