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社會中的信任結構，可能被人為地破壞。而破壞社會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善意、信任，需要一套複雜而精緻的技術，經過系統整理，將敵意凝聚、提煉和升華為更強烈的仇恨。我們面臨的一個挑戰是：如何防止社會生活的“黑社會化”？
老高按：前幾天我轉貼推薦了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孫立平的《關於那個女孩，關於那次碾壓》。孫教授寫了該文之後，意猶未盡，連續兩天，又寫了兩篇短文，繼續分析這件事背後的社會心理何以演變至此。都很有啟發性，今天我就將兩文一併刊發於此與大家分享。
孫教授文中所講到的不少觀點，過去我也或深或淺、朦朦朧朧、零零碎碎地感覺到，還寫過一些文字。例如孫教授談到信任是社會生活的基礎時，舉例：到菜攤上買菜，彼此是有基本信任的，否則這麼一個簡單的市場行為就無法完成，或者需要付出很高的成本。我對此深有同感。
此前我一直對許多國家包括中國集貿市場上的討價還價不以為然：要價的人和還價的人，都預先存心不信任對方（說嚴重點，也就是存了心要騙對方），一筆很簡單的幾塊錢的交易，都可能拖半天，整個社會為此增加多少成本！——儘管許多人，包括我的許多親友告訴我，樂趣不在賺多少錢或者省多少錢，而就在雙方的博弈之中——“漫天要價，就地還錢”，賣方處心積慮要騙人，爭取受益極大化；買方“千方百計”防被騙爭取成本最小化，這是一個鬥智的過程嘛，樂在其中！
但即使在這個討價還價過程當中，雙方還是有基本信任的。若買者認定對方就是詐騙犯、要訛你一把，賣者認定買者只是“逗你玩”，這個過程還進行得下去嗎？那就是孫立平教授接下來所闡述的、在當今中國已經呈現的那種種惡果了。
孫教授還談到：資源匱乏下過度競爭產生敵意。這又是一個讓我深感認同的觀點。
記得20年前人們一度熱衷討論所謂“東方式嫉妒”和“西方式嫉妒”的區別——簡而言之，當時有些人撰文稱：西方人嫉妒的公式是：“你好，我就要超過你”；而東方式或曰中國式嫉妒的公式則是“你好，我就要幹掉你”。
我認為，這種說法帶有很大情緒化成分，重心在於表述西方式思維比中國式思維要高明或曰先進，卻並沒有多少實證根據。其實，嫉妒就是嫉妒，哪有“東方式”或“西方式”之分？之所以有“超過你”還是“搞垮你”的不同表現方式，是要看當時當地環境和制度所提供的競爭條件如何。當資源和機會豐富時，我若眼紅你成功，就琢磨“大丈夫當如是”；當資源和機會緊缺，我若眼紅你成功，自然就一心盤算“彼可取而代也”。而且究竟選擇“大丈夫當如是”“超過你”，還是“彼可取而代也”“幹掉你”？還取決於競爭者的心態和性格，以及他們對其時其地的資源、機會是否豐富如何判定。
孫教授文中所談到的，正是在資源匱乏下的競爭，很有警悚的意義！
孫教授說社會中信任結構被破壞，乃至充滿敵意，用他創造出的一個概念，叫作“原敵意識”（大概是從“原罪”一詞轉換而來？）。即在人與人的關係中，哪怕雙方本來不認識、也無利害關係，但在潛意識中，就把對方當作了對手——我覺得這有點像存在主義者所說的“他人就是地獄”——孫教授主要針對他所生活於其中的中國社會而言。但我也看到，在我們生活的海外，竟也有類似的表現：看看我的博客後面沒來由的對罵及對論敵充滿戾氣和惡意的猜測，可見一斑。海外比起中國大陸，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環境和機會不是寬鬆得多嗎？若不贊成對方的說法，完全可以去“超過你”而不必去“幹掉你”呀！
其原因，我只能解釋為：中國的社會中信任結構遭到破壞的現狀，使國人的思維形成了定式、慣性，也就延伸到了海外！
孫立平教授在其“社會觀察”專欄中還有一個做法：每篇文章的後面，貼一張自己拍的、與文章的內容並無關係的照片。這啟發了我也來東施效顰！
社會中的信任結構是如何被破壞的——碾壓事件延伸閱讀
孫立平，孫立平社會觀察
【本文寫於本世紀初，可能得有十五年的時間了。十五年後的今天看，不但沒有過時，似乎比寫的時候更有現實意義。特別是放到這幾天人們對碾壓事件的討論中來看。】
有人講了這樣兩個故事：
一個人覺得他現在自己的左手都不相信右手，左手幫右手撓痒痒，右手想，撓得那麼舒服，不知用心何在。右手幫左手擦肥皂，左手想，搓得那麼起勁，然後要幹什麼？兩隻手端一碗熱湯，左手想，我得自己端住，別指望右手；右手也同樣這麼尋思。結果，害得他多花了一倍的勁。
一個人在兒子三四歲時，給他上了一堂啟蒙課：兒子要喝水，他給了一杯。兒子喝了一大口，燙得哭了起來。他說，誰讓你不試試燙不燙，甚麼都得自己試，誰也別信，爸爸也不能信。
故事的本身顯得有點荒謬。但如果我們將其中的角色換成我們市場中做生意的兩個商人，恐怕這個故事就顯得普通而又平常了。甚至在其他的社會場所，類似的邏輯也並非完全不存在，差別只是程度不同罷了。
近些年來，我國社會生活中信任的缺失問題，已經引起人們的嚴重關注。事實上，信任是社會生活的最基本的基礎。如果沒有了最起碼的信任，可能我們的生活就會寸步難行。比如，我們到菜攤上買菜。你說我要兩斤西紅柿。往往是，賣菜的小販給你稱了兩斤，就倒在了你手裡拿着的口袋裡。如果這時候你不承認口袋裡的西紅柿是小販剛剛倒進來的，小販幾乎沒有任何辦法證明那西紅柿是他剛剛倒進來的。
但一般地說，這樣的情況不會發生。小販會不加思索地將西紅柿倒進去，而你也不會賴帳。這是因為他對你有着基本的信任。然後小販會說：兩斤西紅柿總共2元錢。你說沒零錢，接着就把一張50元的鈔票遞給給了小販，然後等着他給你找零錢。下面的情節是非常重要的：小販隨手就將50元的整鈔仍到了錢匣子裡，然後給你找零錢。如果這個時候小販說，你還沒給我錢呢。你有辦法嗎？你有什麼辦法能夠證明錢匣子裡那張50元的整鈔，就是你剛才給賣菜的小販的？如果有人讓你說出那張鈔票的編號，從而證明那張鈔票是你的，你十有八九說不出來。
但在日常生活中，這樣的事情也絕少會發生。為什麼？因為人們之間有着基本的信任。這樣的故事說明，哪怕是在我們最司空見慣的日常生活中，信任這個東西都是須臾不可離開的。如果離開了基本的信任，像在菜攤上買菜這樣每天都要發生的日常生活活動，都是沒有辦法進行的。
現在要提出的一個問題是，在一個社會中如果出現了信任結構缺失的情況，這個社會的社會生活會變得怎樣？許多的研究已經表明，在社會信任缺失的情況下，交易的成本會加大。比如，在我們舉的買菜的例子中，如果沒有基本的信任作為基礎，交易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進行，比如在交易的每個環節上都訂立書面的協議，或者都要有共同承認的證人在場。但這樣一來，交易的成本就會大大增加。
在我們的社會中，由於信任結構的缺失，從而使得社會交易成本加大，並進而影響到社會經濟活動順利進行的例子，可以說屢見不鮮。在商人和商人之間，首先要把對方假設為一個騙子，否則就可能上當受騙；在消費者和商人之間，凡是要購買一個大一點的東西，總要先繃緊一根弦：可別掉進陷阱里；在社會的公共生活中，官方的統計數字你不敢完全相信，報紙上的報道你不敢完全相信。這樣，人們幾乎在做每件事情的時候，都要向本文開始故事中那端湯的手一樣，多用上一倍甚至不止一倍的力氣。
問題還不僅僅如此。
在《信任論》一書中，著名社會學家鄭也夫曾經分析過信任結構的缺失與秘密社會甚至黑手黨的關係。鄭也夫教授指出，在一些地方，秘密社會甚至黑手黨的泛濫，是與社會中信任結構的缺失密切聯繫在一起的。由於人們不相信用常規的，法律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就會轉而求助於秘密社會甚至黑社會。而這恰恰是秘密社會乃至黑手黨能夠滋生的基礎。
他舉了一個例子：在黑手黨聞名世界的意大利的西西里，在發生偷盜時，如向警方報告，75%的情況是無所作為，15%能找到罪犯，只有10%能追回贓物；如找黑手黨調解，只有5%未獲成功，當然被盜人要拿出被盜財物的1/4到1/3供調解人和盜賊分享。
對意大利西西里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黑手黨，學者們已經進行了許多的研究，他們將黑手黨稱之為“不信任的代價”。他們發現，在這些地方，存在着一系列令人遺憾的現象：即使能夠給雙方帶來利益，人們也不合作；人們用受害的手段競爭；在某些場合，即使人們能夠從競爭中得到相當大的收益，他們也不這麼做。現在的問題是：這是由於人們缺少理性嗎？
學者的答案是否定的。他們認為，黑手黨是對信任普遍缺失的反應。而這種信任的缺失，是在複雜的歷史上形成的。他們發現，這些地方在西班牙統治之前，就存在這樣的一些特徵：順從而不是反抗統治、貴族貪圖享樂、法庭對貴族卑躬曲膝、將個人利益置於公眾利益之上、普遍的欺騙狡猾和偏袒、犯罪和謀殺等。而在西班牙統治時期，這種信任結構的缺失被進一步放大和嚴重化了。
有學者指出，“西班牙人不僅為達到統治目的而利用不信任，他們也教被統治的人民這麼做，並把它一代一代向下傳”。在西班牙統治期間，一直實行“分而治之”和“使之貧窮”的政策，在不同地區和不同群體的人民之間製造不信任和仇恨，特別是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人之間製造仇恨。在這個期間，存在着一種對信任結構的故意的破壞。也就是說，它一方面掠奪着屬國的財富，另一方面也掠奪着屬國的“美德”。
然而，這種對社會信任的破壞是一個相當精緻而複雜的過程。因為對於一個外來的統治者來說，他既要“瓦解一個社會的信任”（這有利於他的統治），但同時又要“保證它成其為社會所需的宏觀條件和微觀條件”（這是統治的基礎）。按照多利亞的分析，其具體的做法包括，在政治與社會結構上，“封授了大批的新貴族，新貴族的信任不再是社會之間的，而是直接面向國王”。同時，這“也非常有助於在舊貴族政府中產生敵意和動亂”。在文化上以西班牙的行為規範來取代公眾信任所依賴的舊規範，“‘習俗的變異’成功地產生了那些保證共和國自身繼續瓦解的法律條令”。
正如帕格頓所指出的，“實際上，這種文化價值觀的變遷所帶來的，是一個建立在所有成員相互信任基礎上的道德社會的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建立在懷疑和利己、傲慢和自大基礎上的貴族專制的社會”。而帕格頓更對西班牙統治者摧毀信任的具體技術進行了深入的分析。
在信任建立和維持的過程中，信息量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西班牙人為了破壞那不勒斯的信任社會，便有計劃地減少公民可得到的信息量”。於是，將政府的活動對公眾保密，在大學中教授非懷疑性的課程，倡導宗教的盲從等。於是，神秘化和信息的缺乏一起，導致了信任的毀滅，使得人們無法正確地理解他們的公民責任。在這樣的情況下，結果，在西班牙的統治下，那不勒斯成了這樣的一個社會：貴族階層以其地位本來應該對共同體承擔責任，但這地位卻只給他們帶來無知和傲慢；法律文本本應使執法人主持公正，卻變成了對無休止的高價訴訟的特許；公眾節日本應像羅馬競技一樣鼓勵平民對勇敢和對祖國的熱愛，也變得只是消遣和放縱的場合。
因此，“上層憤怒地對待下層，因為上層認為尊敬是他應得之物，下層卻認為上層騙取了他們的尊敬；而下層也同樣對待上層，因為他們認為上層人物都自視甚高，這樣在各階層之間就既無團結也無友愛。”每個人都不再關心其同胞的幸福，而只關心自己的和近親的私人目的。在經濟活動領域中，則充滿着交易的不可測性、協議的不確定性，從而使得非個人的廣泛合作不可能進行，對超過群體外的人普遍不信任。經濟活動領域信任的廣泛缺失，必然造成商業的凋零和經濟的落後。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黑手黨就是對這種信任普遍缺失狀況的反應。人是理性的。在這種自私和缺乏信任的社會中，人們唯一要做的就是，如何使自己處於有利的位置。而且，由於最基本的規則和信任的不存在，人們無法用正常“市場競爭”的手段來達到上述目標。在這樣的爭奪中，他們的最現實的目標不是要戰勝對手，而是要傷害對手。“人們唯一的目標，就是從比自己地位高的人那裡尋找特權，向跟自己地位相同的人強行要求特權，並把最小的一部分分給地位低的群體”。
而黑手黨的組織和行動方式，無疑是最適應這種環境的。“任何時候，黑手黨都可以被看成是一個成功的群體，或者是幾個群體的成功的聯合。它的成功不僅在於它能夠防禦性地應對信任的缺乏，而且也能使用殘忍的、必要的暴力手段，通過不斷地排外，把不信任變成有利的行動。它最重要的行為就是在儘可能大的領域內壟斷儘可能多的資源。”而且就整個社會來說，由黑手黨來控制經濟秩序和社會生活，儘管“交易成本要比一個信任社會中要高，但回報又比一點交易也沒有要高一些”。
黑手黨不同於一般的犯罪團伙，黑手黨的真正意義是在於，它不僅僅是一個獨特的社會群體，更重要的是，是它造就了一種新的社會秩序，或者說造就了一種以強化不信任為機制、以暴力為基礎的相對穩定的社會結構。正如甘姆貝塔所指出的，在一個深度不信任社會中，不管價值和文化規範是什麼，強制和經濟利益能在那些最接近黑手黨的人中產生理性的適應行為。
在這裡，暴力成了合作的最主要的機制，同時大量存在的黑幫規範又減少了暴力的使用。但僅僅有暴力的威脅還是不夠的，合作必須依賴於經濟利益這個更強有力的武器。在群體內部，在面臨被捕或生命的威脅時，團結一致能夠減少違法活動的風險。在群體外部，可以形成更廣泛的經濟聯繫：如通過腐蝕公務員、向參選者提供支持等方式交換利益。而這就是黑手黨參與社會生活的最基本的原則。
因此，在面對社會信任嚴重缺失的狀況時，我們面臨的一個挑戰就是：如何防止社會生活“西西里化”或“那不勒斯化”。近些年來我國社會生活中黑社會勢力的猖獗，使我們感到，這種擔心決不是多餘的。
為什麼每個人都覺得別人欠了他八百吊？
孫立平，孫立平社會觀察
（這是討論二次碾壓事件的第三篇）
這裡我想提出一個概念“原敵意識”。即在人與人的關係中，哪怕雙方本來就不認識，也不存在利害關係，但在潛意識中，把對方當作一個對手，當作一個敵人，當作對自己有害的存在。也就是說，這是一種沒有什麼來由的就把其他人當作敵人的意識。
在前天的《關於那個女孩，關於那次碾壓》一文中，我寫了這麼一段話：
這種冷漠更深層的原因，是現實的教育。一位朋友說：在面對這樣的一位受害者的時候，也許你會想象，她是打你孩子的老師，是賣你有毒食品的老闆，是判了你冤案的法官。當然，在當時的情境中，人們不會想得這麼具體，但這樣的思維定勢會形成一種潛意識的積累。惻隱之心來自同類意識，我們都是人，都是同一種動物，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無論是我們的教育也好，還是現實的教訓也好，都在拉大人們之間的距離，增加人們之間的隔閡。由此形成的，就是一個冷漠的，甚至是互害的社會。
無論是眾人抨擊的冷漠也好，還是上面提到的互害也好，可能與這種“原敵意識”都有直接關係。
那麼這種“原敵意識”是哪裡來的？也許需要注意下面的幾個原因。
第一，從熟人社會到陌生人社會。傳統農業社會是一個封閉的社會，親屬、鄰居、朋友，至少是互相比較熟悉的人，就是你交往的圈子。這裡不僅有感情的紐帶，而且有知根知底的信任基礎。即便是出現了違背規則的“意外”，他也是跑了和尚跑不了廟。費孝通先生將這種人際關係稱之為差序格局，有如一塊石頭投入水中激起的波紋一樣。
但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在迅速瓦解着傳統社會人際關係的紐帶，並直接把人們帶進一個陌生人的社會。我們每天不再是和親戚、鄰里、朋友打交道，我們每天遇到的、打交道的，往往都是陌生人，至少是沒有其他個人性的紐帶連接的人。在這種情況下，產生陌生感是必然的。
當然，正如很多人已經指出的，冷漠並不是今天才有的現象。對此，人們經常用魯迅剖析的看客作為例子。其實這很容易解釋。從費孝通先生“差序格局”的概念看，熟人社會在“我們”內部是密切的，但在外部的，就是陌生的，對外人的冷漠是題中應有之義。
但不管怎麼說，這種陌生人社會造成的陌生感，造成的是冷漠，但卻不足以解釋相當普遍存在的敵視與互害。
第二，資源匱乏下過度競爭產生的敵意。冷漠不是敵意，但是造成敵意的基礎。敵意產生於自己受到威脅的感覺。而這種威脅，與資源匱乏環境中的過度競爭有關。
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但人均資源又極為有限的國度。為爭奪有限資源而發生的衝突，也是社會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比如，因為土地爭端，因為爭奪灌溉的水資源而發生的械鬥，在過去的傳統社會中是普遍存在的。不過那時候此類的衝突有兩點。一是這種衝突往往是以團體的方式發生。它一方面造成了外部的某種“世仇”，另一方面也強化了內部的團結。二是在持續不斷的衝突中，也慢慢形成了某些規則。比如，兩個村子的人為土地爭端發生嚴重的械鬥，甚至打傷打死了人。但不能在平時隨便尋仇、復仇。也就是說，這種敵意具有某種理性的成分，是受到某些規則的約束的。
而在今天的社會，某些重要的資源仍然是極度稀缺的。特別是我們社會中價值的單一性，替代性選擇的缺少，更進一步加劇了這種稀缺。人們都在往一個地方努力，都在往一個地方使勁，由此使得競爭更加殘酷。一句在同學中流行的“感謝不殺之恩”的戲謔，道出了學生中競爭的慘烈。
特別要指出的是，在傳統社會中，由於每個人的生活世界是狹小的、有限的，敵意的對象往往也是具體的，明確的。而到了陌生的現代社會，這種敵意變得籠統而泛化。誰是你的競爭對手，模模糊糊，說不清楚，似乎每個人都是，又似乎每個人都不是。這樣，即可以理解為什麼人們從陌生人的眼神中很少能看到友愛，而更多看到的是敵意和警惕。
而“差序格局”形成的心理積澱，更使得這種敵意來得自然。人們經常說互害社會，經常指責菜農為了利益，濫用農藥，對他人的生命造成傷害。其實，在農民的世界和眼光中，人是分層的。首先是自己，自己吃的菜是不打農藥的；其次是親友熟人，有時會對他們給予善意的提醒，“現在菜里的農藥可多啊，你們得注意點”；而陌生人，是與他們無關的人，而且是泛化的與他們無關的人，是否受到傷害，不在他們的感覺之內。
當然，你也可以說，這與我們沒有現代文明中的“人”的概念和意識有關。
第三，敵對與鬥爭思維造成的人際關係生態惡化。社會的陌生化導致冷漠，競爭的劇烈產生敵意，但這都不意味着仇恨和傷害是必然的。前者向後者的轉化，源於系統的敵對與鬥爭思維的作用。
昨天的《社會中的信任結構是如何被破壞的》一文涉及到這樣的幾層意思：信任結構是可以人為地破壞的，而破壞信任結構需要一套複雜而精緻的技術。而對社會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善意、信任破壞得最厲害的，就是系統的敵對與鬥爭意識。
系統的敵對與鬥爭意識，可以在三個方面惡化人際關係的生態。
首先，促進敵意的泛化。如果說熟人社會導致的是對陌生人的不信任和冷漠，過度競爭導致的是對特有對象的敵意，而建立在系統敵對與鬥爭意識上的敵意則是在一個更抽象的觀念和意識的意義上，構造了一個無所不在而又抽象的敵人概念。
其次，促使敵意向仇恨的轉化。相對於一般的敵意而言，仇恨是一種更強烈的情緒。在日常生活中，一般的敵意只是變現為不信任、警惕、戒備。而經過系統整理的敵意，則經由凝聚、提煉和升華，成為一種更為強烈的仇恨。個人不僅是原子的，不僅是互相戒備的原子，而且是一部分仇恨另一部分的原子。
其次，導致敵意和仇恨向行為的轉化。一般的敵意不具有攻擊性，凝聚的仇恨則導致明顯的攻擊性。別的不說，在網絡上，人們就很容易感受到這一點。有時候，都不用有什麼明顯的分歧，更不用說嚴重的利益衝突，互相傷害的語言都隨處可見。更嚴重的，由於可以理解的原因，就不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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