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態度不問事實，問動機不問是非，是戰無不勝的中國邏輯的核心。你只要披露和反思國人浩劫、民族誤區，你就必是領了或者希望領到“狗糧”。張之洞、馮玉祥雖系百年前的官僚軍閥，但腦子顯然比21世紀很多中國人好使，至少不以愛國大棒遮醜


　　老高按：讀到幾天來在我的博客文章後面有一些網友的跟帖，引起我一些感觸，正想着要不要回應、如何回應，恰巧偶然發現一位網名叫“二大爺別院”的作者，文章寫得尖銳而又有趣，有的正是針對我想回應的那些看法。挑了兩篇短文出來，轉載於下。
　　這兩篇文章所批評過的對象中，或許能有眼尖的人，發現這兩篇文章可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你“二大爺別院”的第一篇，批駁了那種把一切都歸結為最卑劣動機、“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沒有例外”的邏輯；你“二大爺別院”第二篇，卻強調要理解老百姓“趨利避害”的本能！呵呵，我想起二十年前我負責編輯一家雜誌時，刊發趙無眠一篇與人論戰的文章中的一句俏皮話：我丟了一塊西瓜皮出去，看他是不是真就踩上去？


　　在老鴇的眼裡，世人都是出來賣的

　　作者：二大爺別院，來源：博客

　　前幾天有位讀者給我留言，下面是他的原話（標點是我給他加的）：
　　“你對楊舒平演講評論寫得很精彩，說出國內醜惡的現象，但請允許我說一點，我的朋友很多在美留學生很反感楊舒平的演講，她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也知道全國會如何反應。這個套路很簡單：言論自由、但是被攻擊（人身攻擊）、律師收集材料、申請政治庇護、9個月內拿到綠卡、財產轉移、全家移民、當上反華先鋒、得到資助……名利卡三收。對於她來說，這是人生的捷徑，就是個心機婊，你以為以為她是……”
　　我忍住卡在喉嚨里的粗話，說了一句：勿以小人之心，度世人之腹。他說，表達一種不同觀點，就是小人之心？我說，你說了一大堆陰暗的假設，然後在這個假設的基礎上去推斷他人的動機，沒有一句事實，這哪裡是什麼不同觀點？
　　是的，楊舒平同學或許不是真君子，但能夠捕風捉影的做出這樣的假設的人，可以說一定是真小人。我很佩服這樣理直氣壯的無恥——因為至少我是想不出這麼複雜細緻的利益勾兌路線。
　　其實我卡在喉嚨裡面的那句話是：在老鴇的眼裡，世人都是出來賣的。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沒有例外。
　　說到這裡，我想起了那個著名的陳伯達和江青“廁所之爭”的故事。
　　陳伯達和江青都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文革中常在一起開會。某次在京西賓館開會。會議室附近的廁所外邊門上寫着盥洗室，裡邊只有一個廁所，不分男女。陳伯達忍不住，不及多想就進去方便了，出來的時候正遇上江青推門。江青見陳伯達從裡邊出來，勃然大怒：“你怎麼上我的廁所？”陳伯達大驚，指着門上的標記說：“這哪裡寫着是你的廁所？！”江青大罵道：“今天你闖進我的廁所，明天你就要闖進我的臥室了！”（王文耀、王保春：《江青與陳伯達的恩怨》，《百年潮》2008年第12期）
　　你看陳伯達這個可憐蟲多冤。就是上個廁所，結果就被認定明天要闖一個老女人的臥室。這上廁所和闖臥室之間有什麼必然的邏輯聯繫嗎？
　　有。在戰無不勝的中國邏輯裡面，它們就是有聯繫。因為我有這樣卑劣的假設，所以你必然有這樣卑劣的動機。因為有人想通過出位的言行博得移民的資格，所以你楊舒平也肯定是這樣。
　　問態度不問事實，問動機不問是非，問親疏不問道理。就是這種邏輯的核心。
　　這樣的邏輯我們其實一點都不陌生了。在石油論、陰謀論、封鎖論、圍堵論……中都已屢見不鮮。你只要反對我，你就是有什麼不可見人的陰謀；你只要為正義發聲，就一定是為了無法言說的利益。自己有一個低等動物的價值觀，就想當然的認為世界是一個蒙昧的動物世界。
　　一個老鴇在自己烏煙瘴氣的怡紅院中，見識了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皮肉交易，想當然的覺得世人也不過如此皮囊，都是出來賣的，只不過是價格的多少。這在怡紅院也許是對的。因為這樣的爛泥坑就是做皮肉交易的，它只配得上這樣的價值觀。
　　但世界並不是一個大的怡紅院。你也許想出來賣，但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想買。這個世界還有陽春白雪、十里春風，有嫉惡如仇、愛憎分明，有高山流水、恬靜安詳……有無數正常的、流氓們想象不到的，稱得上人的生活。
　　這樣的生活，無法給老鴇們講述。但它就在那裡，在怡紅院必將倒塌的牆外。


　　愛國的代價：良民的難題

　　作者：二大爺別院，博客

　　端午節難免要說說屈原——幸好他死得及時。放到今天，他那些抨擊楚國黑暗的詩辭，必然達到了“辱楚”的標準。別說什麼“愛國詩人”，頂多只能是個“楚國公知”。對比之下，那個二十出頭的馬里蘭大學姑娘就很不幸，喊了一句美帝的空氣是甜的，不僅媚外，還辱華了。可憐的姑娘就算不生在屈原的時代，早個百來年，也可以免去這些煩惱。那時候的良民們可不是僅僅唱幾句讚歌那麼簡單，直接掛洋旗，心甘情願的給洋人交保護費。
　　馮玉祥作為近代資深軍閥，是為數不多的幾個在當今的教科書中貼有愛國標籤的。他的自傳《我的生活》裡面記載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所謂“辱國辱己”的故事。
　　民國初年南北軍閥混戰，在南北之間，形勢最複雜、戰略價值最高的當屬四川和湖南。這兩個地方遭受的兵禍也最烈。馮玉祥帶兵攻下了有“黔川咽喉，雲貴門戶”湖南常德。他進城後發現城內許多商店掛的旗幟並不是民國當時的五色旗，而是日本人的太陽旗，而且還有游弋在常德境內沅江上的日本海軍發布的安民布告。
　　這下讓馮玉祥感到十分窩火。一問原因，掛洋旗的都是自願的，為的是扯虎皮嚇亂兵，表明自己的商店是受日本人保護的，免於被滋擾。馮玉祥把城裡的商戶都召集起來開會，說你們找外人來庇護，這是可恥的事情，辱國辱己，都給我撤了。
　　然後馮玉祥又去找日本人，說你們雖然可以在內河航行，但是不能上岸發布告。日本人的回答也很有意思：“這是貴國人民要求我們這麼做的。總覺得很是遺憾。”當然，日本人不是雷鋒，常德的商人肯定是花了不菲的代價才請得他們來發布告。
　　對此馮玉祥反思到，人民被環境逼得無法生存，花錢請日本軍艦保護、掛日本旗安生，這當然不是人民的錯。執政者的責任是富國安民，軍隊的責任是保家衛國，但是這兩者反而把人民逼上了出賣國籍，不願做中國人的路子，越想越悲憤，這不是給良民出難題嘛。
　　不僅如此，馮玉祥還舉了個美國人的例子，他說湖南軍閥張敬堯敗退岳州，當地民眾如避虎狼，紛紛到美國人的教會裡面躲藏，請求美國人保護。結果亂兵沖入教會，把阻攔的美國牧師給殺了。美國人反應極其迅速，美軍艦當天即從上海起錨，奔赴岳州，保護教民。馮玉祥感慨的說，你看人家軍隊保護人民是怎樣的精神，但中國軍隊不保護就罷了，還欺凌、虐殺。
　　馮氏雖為軍閥，但腦子顯然比21世紀的很多中國人好使。至少他還知道體恤同胞的難處，知道國事之不足，不以愛國的大棒遮醜。其實馮玉祥記載的這個事情並不是一時一地的新聞，而是當時內河、沿海各省存在的長達數十年的普遍現象，對於這種給洋人交保護費尋求保護的現象，有一個專有名詞，叫做“掛洋旗”。
　　舉個重慶聚福洋行的例子。這家內河運輸公司雖然名字裡面有個洋字，其實是不折不扣的民族資本。1920年起，聚福洋行以中法合資之名，每年付出3萬兩銀子（占其註冊資本的10%）的巨資，換來掛法國旗的權利。付出巨額資金還要被罵為“假洋鬼子”，但即便這樣，聚福洋行仍然覺得非常划算。因為如果要用實際行動愛國的話，光是營業稅、直接稅、二五稅、江防費、護商費等22種苛捐雜稅就遠超此數，而且還沒有任何的保護，時刻又被官府敲詐、扣押、拖欠的危險。
　　掛洋旗之後，有什麼好處呢？最顯而易見的，就是以外資的身份，免了多項苛捐雜稅和其他潛規則費用，而且洋人拿了錢也還真辦事，每艘船還會派兵護送航，如真的遇見危難，還會通過強硬的外交手段甚至軍事手段解決，企業可以專心於生產經營。因而，聚福洋行在七年間資產就翻了一倍。到1941年法國被德國占領，雙方停止合作，聚福洋行已經有五百萬兩的家底。
　　所以聚福洋行每年3萬兩銀子買來的是什麼？不僅是企業安全運營的保障，而是當時中國最缺，其實也是最基礎的公民權利。給國家交稅沒好處，給洋人交費，至少真的能象正常人一樣謀生啊。
　　不僅是內河省份的商人如此，沿海更甚。早在1904年的時候，福建廈門一帶開往外埠的商船，十有八九已經掛洋旗。江蘇官方設立了商船公會，專門勸人改掛清朝的龍旗，但是響應者寥寥。廣東地方政府甚至在1907年下令原來掛龍旗所繳納的50兩稅費一律豁免，以讓商人不要再掛洋旗，這愛國都免費了，但是成效依然不大。
　　當時湖廣總督張之洞在給光緒的奏摺中對於民間從洋教、掛洋旗的行為這樣解讀：“羨外國之富而鄙中土之貧，見外兵之強而疾官軍之懦，樂海關之平允而怨厘金之刁難，夸租界之整肅而苦吏胥之騷擾，於是民從洋教，高掛洋旗，士人入洋籍……”他作為統治階層的一員，居然沒有以“愛國”名義抨擊民眾，反而客觀地點明了緣由。今天讀來，是不是仍然覺得不過時？
　　不是人民要崇洋，不是人民不愛國，是人民真的不傻。趨利避害是人的本能，任你把愛國的幌子扯多高都沒用。
　　西方有句諺語，人生只有兩件事是無法避免的，死亡和納稅。作為公民，為自己的國家納稅是一種天然的義務。但是，但是，義務和權利必須是對等的。納稅的目的是什麼？公民讓渡自己的部分權利組成國家，還要付出真金白銀去供養政府，是為了換得應有的公民服務。這樣的服務包括但不限於保障平等權、生命權、自由權、幸福權以及財產所有權。如果我已經盡了公民的義務，卻依然換不回應得的權利保障，愛你幹什麼呢？你算什麼國家？
　　從這個意義上去看馮玉祥所說的“辱國辱己”，我們可能會有更深的體會。能侮辱一個國家的，不是一個敢說真話的姑娘，不是唯利是圖的商人，也不是只求安穩的良民。人必自辱而後人辱之，國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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