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後28年的歷史，特別是黨國政權自身的演變史、衰敗史，以及與此伴隨的中華民族精神墮落史，都證明當年學生和市民訴求的正確。正因為統治者出於一己之私，頑固拒絕變革，才導致歷史大倒退，堵塞了此後中國政治轉型的道路


　　老高按：關於“六四”，我想不出來還有什麼話可說——28年來，心裡想說的話都早已經說盡。但是，年復一年地走近這個日子，來到這個日子，送別這個日子……它是一根刺，它是一塊鉛，它是一粒火，它是一個黑洞，不在別處，就在心頭。
　　最近幾個月，相當集中地投入對中共黨史上的重要事件的反思回顧——到昨天，已經主持了37期《歷史明鏡》節目。可以說，比以前更深切地感受到：1989年的“六四”，是整個中共黨史，從1921年到1989年，自身運行了68個春秋的一個必然的邏輯結果，而並非一個驚天逆轉，更不是一個偶然意外——若說“偶然意外”，只是恰巧發生在6月3日深夜、6月4日凌晨這個時間點，但如果沒有“六四”，也一定會有“六五”“六六”。
　　這樣說，當然不是要抹殺中共黨內一批有良知、也有膽略的人，拿出“九牛二虎”的“洪荒之力”要扳動歷史道岔的努力；也不是無視“六四”前後各種勢力都在施加影響、而非僅僅是“兩軍對壘”非黑即白；也不是要否認歷史充滿偶然性——那個歷史的道岔，如果再有些微之力的增或者減、扳的方向再稍左或稍右，說不定就扳出了另外一種結果
　　但是，“六四”畢竟發生了！中共本身邏輯的必然性畢竟取得了決定性的優勢。
　　“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杜甫《石壕吏》），比起“六四”平反、死者得到撫恤和公正的評價來講，我們更應該思考的是：“六四”提出的任務並未完成，甚至更加嚴峻、更加複雜。在仍然處在中共強大體制的強大邏輯之下，中國向何處去？我們能做什麼？讀到前中國社科院學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張博樹在BBC發表的一篇文章，很有同感，轉發給大家分享。
　　

　　“六四”並未離我們遠去

　　張博樹（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BBC

　　28年，就人類個體生命而言已經是一代人的間隔。在哥倫比亞大學，我所面對的學生絕大多數出生於“六四”以後，而他們中的不少人對“六四”說不出個子丑寅卯。這當然是黨國封殺歷史記憶的極大成功。
　　記得“六四”天安門屠城剛發生後的那些年，李鵬作為國務院總理每年都會遭遇“兩會”結束時答記者問的尷尬。有外國記者問：“一個中國人，可不可以既愛國，又批評共產黨？” 而李只能用“中國憲法規定中國共產黨是領導核心，所以一個中國人愛中國就應該愛中國共產黨”之類荒唐邏輯做出應答。欣賞此類“現場直播”，是那個壓抑年代正直中國人難得的心理享受。
　　而今，甚至這樣的情景也再見不到了。“兩會”上不會再有外國記者問如此不識時務的問題。他們不但怕因此被中國政府吊銷簽證，大概也覺得此類問題早已不合時宜。取而代之的，是對中國“大國地位”、“大國責任”的肯定，即便那些對本國政府保持凌厲攻勢的西方大媒體，也都學會了面對北京時的乖巧。時代似乎真的變了。
　　更有論者鼓吹，恰恰是當年對“六四”的鎮壓，不但保證了黨國20年的穩定，而且促成中國經濟的騰飛，所謂“沒有穩定，任何事都無從談起”，正此謂也。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正在冉冉上升的中興大國，如今的黨國正熱衷於營造“萬邦來儀”的大場面，充當“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首倡者甚至守護者，挑戰美國所代表的舊秩序、舊權威。而這一切的前提，是“中國模式”的“有效”或“正確”，據說，中國的治理是成功的，中國的選舉也是“民主”的（相反，西方的選舉反倒是“騙人的把戲”）。
　　按照這個“邏輯”，當年的“六四”不過是反對共產黨的一場鬧劇而已，何足道哉？——如今把持了中國最好大學講台的那批“學者”（包括一些新左派，也包括某些洋大人）唱的就是這個調子。
　　然而，“六四”真的已經無足道哉，可以被歷史遺忘了麼？黨國自己的回答就否定了這一點。

　　“六四”後造就權貴資本主義

　　年復一年，每到“六四”周年紀念，北京就會如臨大敵，“敏感”依舊，恰恰證明他們完全沒有忘記這件事。一般來說，只有做賊心虛者，才會有自己造下的罪孽總是如影隨形的感覺。如果真的“四個自信”，何必整出如此龐大的網軍，一定要把哪怕剛剛露頭的不和諧音迅速消滅於無形，包括對“六四”的紀念？
　　更重要的是，“六四”後28年的歷史，特別是黨國政權自身的演變史、衰敗史，以及與此伴隨、甚或必然發生的中華民族作為精神軀體的墮落史，在在證明着當年學生和市民訴求的正確。試想，若當時的共產黨執政者順應民意，啟動更加大膽的政治改革，鼓勵說真話、政府信息公開、新聞監督和司法獨立，黨國的腐敗斷不至於達到後來病入膏肓、無藥可治的程度，中國或許早已迎來政治清朗、民族創造力迸發的春天。正是因為統治者出於一己之私、一黨之私，頑固拒絕變革，才導致歷史的大倒退，不但把天安門民主運動扼殺於血泊之中，而且堵塞了此後中國政治轉型的道路。
　　事實上，“六四”後的中共統治者在一黨獨裁的路上越走越遠，它帶來了兩個重大後果：一是被壟斷的政治權力與某種偽市場經濟相結合，造就了頗有“中國特色”的權貴資本主義，它所暴露的，已經遠非一般資本主義所具有的文明缺陷，而充斥着現代版中國專制主義的所有無恥與野蠻。你不願意在這種無恥面前忍氣吞聲麼？你要為草民伸張那本已十分可憐的權利麼？那就讓你嘗嘗“專政”的鐵拳。
　　前不久，我從網上看到因所謂“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三緩四、剛剛放回家中的維權律師李和平的照片，竟然一下認不得了：不足兩年的牢獄之災竟讓我記憶中的英俊小伙子變成了70歲的白髮老人，而他的實際年齡不過40多歲！李和平是過去20年中國民間湧現出來的無數有勇氣、有擔當的好公民中的一位，打壓、迫害這樣的公民，就是要傳達一個信息：與黨國作對絕沒有好下場。
　　如此，我們又可以理解“六四”後黨國獨裁加劇導致的第二個後果，那就是邪氣上升，正氣下降，剛直不阿者死，唯唯諾諾者生，溜須拍馬者騰達，從商場到官場，人間正氣再難尋覓。如今甚至文革死灰復燃，“核心”崇拜甚囂塵上，完全忘記了十年浩劫殷鑑不遠，這難道不是中華民族更深一層的精神劫難？！

　　待從頭收拾舊山河

　　所以，“六四”精神不死。“六四”提出的任務遠未完成。“六四”代表的方向仍是當今中國必須追求、必須為之奮鬥的方向！
　　當然，應該承認，歷史演變充滿了變數，正義的落實並非一條單行道，而往往充滿了艱辛。回顧歷史，我甚至常常慨嘆我的祖國“時運”不濟。百年前的晚清固然已經千瘡百孔，但若不是攤上慈禧這樣的完全不曉得天下大勢、只知道嗜權如命的統治者，當時的中國未必就沒有別的選擇。
　　而當下呢？中國經濟確實獲得長足的發展，中國社會內部的緊張也早已提出變革和自由民主轉型的要求，但當今中國的統治集團又是一個遠較100年前的滿清統治者聰明的集團，他們之間的“勢”和“運”似乎也有天壤之別。就經濟記錄而言，過去30年的中國是近代150年以來最好的時期，經濟增長的原因雖然並非如某些御用學者所說那樣乃黨國體制所賜，但這個增長本身的確給黨國增加了合法性，也增加了力量。國際方面，歐洲的衰落、美國全球領導力的相對下降、俄國民主化的倒退和普京主義的崛起、再加上成熟民主國家內部出現的一系列問題，似乎都在給中共黨國加分，同時也在給中國民主轉型的可能性減分。這是一個事實。對此，中國的民主人士必須正視。
　　而這將意味着，“從頭收拾舊山河”對中國民主轉型的追求者來說將是一個更加艱巨、需要待以時日、努力耕耘方能實現的工程。我們需要創造新的“勢”，有利於中國民主轉型的“勢”，而這個“勢”不僅和中國相關，而且和整個世界相關，和世界的和平與未來、和全人類的福祉相關。我們必須證明，只有一個民主中國，它的崛起才對文明人類有益，而一個專制中國的崛起，只會給世界帶來禍害。
　　“六四”天安門民主運動，就是要推動建設一個民主中國。就此而言，“六四”至今仍與我們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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