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7周年前夕，《亚洲周刊》深度报道了《八九民运史》修订版中若干观点，例如：王维林挡坦克可能是戒严部队出于宣传需要而设计；赵紫阳遭“信息蒙蔽”导致对戈尔巴乔夫讲话成为“罪证”；官方和学生误会了高瑜与体改所关系而做出错误决策……


　　老高按：4月18日，我在老高的博客上介绍了北京女学者陈小雅，在美国出版了《八九民运史》修订版，从整整20年前（1996年）台湾出版该书初版的20多万字，发展到136万字。并在我的博客上转载了陈小雅为该书所写的序言，此前也将之推荐给明镜网刊出。
　　香港明报集团旗下的“老字号”《亚洲周刊》，刚刚出版的最新一期，以大篇幅刊登了该刊著名记者江迅等对陈小雅的一组深度专访和报道，披露了书中若干颠覆人们认知的考证和见解。转载于下，供各位参考。
　　由于该书作者和出版商的好意，我获得了一套（三大厚册）的纸本修订版《八九民运史》，将我重新带入27年前血火交迸的岁月。
　　11年前陈小雅在接受我的专访时就提到：她尝试用推理小说的手法来探索历史。江迅在其专访中也说：“陈小雅这部《八九民运史》，从初版二十万字到修订版一百三十六万字的过渡，不仅是二十年历史变化的凝聚，更是一种如读侦探小说般的发现和思考过程。”我读这部巨著的过程中，时而大惊之后深想而大悟；时而新获之余再思而新惑；作为读者、作为历史事件经历人，我的情绪，也时而血脉贲张、时而大喜过望、时而掩卷喟叹、时而郁塞难解——作者剥茧抽丝，条分缕析，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对立场水火、观点对立、甚至描绘基本事实都大相径庭的回忆文字，加以平行对比，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给出了一系列答案，力图拼出全貌，极大地深化、拓展了我们对“六四”的认知；当然，也留下一系列疑问和线索，供人们诘问、质疑甚至痛驳，做进一步探索。
　　《亚洲周刊》在对陈小雅的这组深度报道中，简要介绍了陈小雅书中的若干观点，例如她认为：阻挡坦克的“坦克人”王维林，极可能是戒严部队出于宣传需要而设计的；赵紫阳遭遇“信息蒙蔽”导致他对戈尔巴乔夫讲话内容成为“罪证”；官方（邓、李一方）和学生对高瑜与体改所关系的误会，于是做出错误判断和决策……等等，相信都会引起关注“六四”真相者的极大兴趣。而书中有更多的颠覆我们认知的披露。当然，要了解她说的是否确有道理，她对“这潭深水”成分、来源、后果的化验分析，究竟是否准确，还盼各位细读这套洋洋百万言的巨著。
　　《亚洲周刊》文中引述陈小雅说：“八九民运复杂在于，它不是单纯的学生和政府的矛盾，而是党内高层的斗争加入了这场运动。”“这场运动最大悲剧在处理棘手公众事件的过程中，掺和了过多的高层权力斗争。……民间社会十年的成长，决定了社会不满足于旧有的权力结构；高层博弈又决定，这种朝野互动的机制不可能建立。所以，十年改革必然以‘八九’民运为结局，‘八九’民运必然以‘六四’镇压为结局，这是我书里说的两个宿命。”
　　是耶、非耶？祸欤、福欤？当年是否若此？今天又当如何？

　　陈小雅自己设计了《八九民运史》的封面。


　　陈小雅：完善六四研究 对历史负责

　　江迅、刘晓宇，《亚洲周刊》

　　陈小雅小档案
　　1955年10月生于湖南长沙。1982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当过工人、干部、编辑记者。现退休。1996年因出版《八九民运史》，在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政治制度研究室副研究员任上被解聘。出版有《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佛之血——八九/六四研究文集》、《沉重的回首——1989天安门运动15周年文集》、《中国“牛仔”——毛泽东的公案、行为及心理分析》、《中国“丈夫”——毛泽东的情事》、《中国“废片”——毛泽东的命案》、《摇篮与墓地——严复的思想和道路》等著作。

　　北京学者陈小雅。

　　陈小雅认为，研究“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是中国人共同的事业，完善这个研究，是对中国、对青年、对历史的责任。三册修订版大幅完善了二十年前的初版。
　　五月三十日，陈小雅在北京接受《亚洲周刊》专访。
　　谈到自己对新书《八九民运史》的感受，陈小雅说：“八九民运复杂在于，它不是单纯的学生和政府的矛盾，而是党内高层的斗争加入了这场运动。这一点北京市长陈希同后来也提及。党内大老们互相在斗，不管学生死活，出发点是自己的利益，最后结局，让邓小平负责。而赵紫阳在这场斗争中一退再退，本来他是最主张和学生对话的人。中共‘十三大’他主张‘公开性’、‘提高透明度，与学生对话，可学运中一直不肯见学生，不开常委会。”
　　她继续说：“赵紫阳在学运早期不见学生，一是因为胡耀邦的下台他是推手和主要受益者，于心有愧；二是学生的反腐诉求，赵紫阳家人恰恰后来被查出与腐败有脱不开的关系。再有是邓小平四月二十六日已经给了一个说法，赵若提出不同说法，相当于与他的唯一支持者邓小平决裂。这场运动最大悲剧在处理棘手公众事件的过程中，掺和了过多的高层权力斗争。十年改革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八九民运的最终成功，取决于朝野互动机制的建立。民间社会十年的成长，决定了社会不满足于旧有的权力结构；高层博弈又决定，这种朝野互动的机制不可能建立。所以，十年改革必然以‘八九’民运为结局，‘八九’民运必然以‘六四’镇压为结局，这是我书里说的两个宿命。”
　　以下是专访内容：

　　《八九民运史》的初版与新版，有什么差异？
　　初版脱稿于一九九四年四月，一九九六年六月由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出版，距今二十年，出版时书名为《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由于初版时的形势严峻、资源奇缺，使之不可能是一本史学意义上完备的研究著作，而过多地承载了“道义辩驳”的义务。写作时最大感受就是必须拥有资料，这二十年来之所以没有放弃，完全是由于朋友们的支持和读者期待，他们义务为我提供资料，给我精神支持。我始终认为，研究“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是中国人共同的事业，完善这个研究，是对祖国、对青年、对历史的责任。封面是我设计的。当年初版二十余万字，今年新版一百三十六万字，分上中下三册。

　　三册的重点布局何在？
　　上册全新，以“八九民运的历史因由”为题，增补八九民运发生以前，十年改革史与八九民运相关的内容，这是初版完全没有的。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学运也好，党内运动也好，矛盾都有激化的过程。为什么一个领导人的去世可以引发一场这么大的运动？这一部分追溯了运动前十年的“根”，把“根”捋了一遍。以前写的都是露在泥土外的部分，现在我把泥土下的东西都挖出来了。根的形状和深度决定了枝叶的形状和大小。中册增补了民运组织结构及运作的资料，从多元砥砺、同党竞争的互动关系中，把握运动的演变过程，将表层的叙事，引向深入的研究。细化、微观化、具体化。下册有重大补充，详细描述和研究了戒严和开进过程牺牲的问题。

　　民间、高层与朝野三主线
　　据说新版讲述的内容是由三条主线推进的？
　　受历史时代的局限，比如政治压力、资料缺陷，初版较多承担道义辩驳的责任。新版回归历史研究，全面的描述整个事件、深入的研究历史事实的细节、探寻真相，以及梳理事物之间的关系，揭示其互动过程。在结构上，初版结构简单，一条线：民间运动，包括学生和知识界是主线，政府活动是副线。高层派别斗争没展开。新版是三条主线：民间竞争，高层博弈，朝野互动，环环相扣。民间竞争有北高联、对话团、绝食团，支持党内改革派的人最后转变为激进派。高层博弈有赵紫阳的几个关键节点，邓小平的几个谜，江泽民和杨尚昆的矛盾等。

　　新版修订始于哪一年？
　　从二零一四年开始。由于二零零七年我脑伤，家中还有一个九十多岁、中风二十四年的母亲需要照顾，拖拖拉拉持续三年。期间曾几次想放弃这项看来自己已力不从心的工作，但终因初版的缺陷太明显，就此为本人的研究划上句号心有不甘。一些朋友也不断催促，我不得不坚持下来。二零一五年七月，我的微博“陈小雅二零一三”被封，致使我唯一的消遣被断绝，于是就集中精力修订新版。其实半个月前，我们都没把此书的出版提上日程。四月的一天，因朋友相邀外出参观，为防备万一，我通常都有将重要事情作一防范处理的习惯。这一次，我将尚未编辑完毕的书稿寄给了身在美国的徐文立和封从德。一来在这个世界上留下备份，二来请他们提意见修订。没想到，徐文立当即决定，应当“马上、全部出版”。他是从战略上考虑问题的人。我猜他首先是感觉到内容的重要和我会有危险。所以觉得不管什么形式，出了我就安全了。如果我出事，这本书会卖得更好。这就从两方面给我们上了保险。由于出版社的迅速反应和工作效率，再次把我推上了义无反顾的境地。这新版只是征求意见稿，尚未编辑校对完毕。限于本人的能力、信息和水准，书中错谬肯定不少。


　　六四禁书揭坦克人真貌与高层博弈内情

　　江迅，《亚洲周刊》


　　阻挡坦克的王维林：真相成谜

　　长期研究六四事件的北京政治学者陈小雅，于六四事件二十七周年前夕推出《八九民运史》修订版，一百三十六万字的中国禁书，透过抽丝剥茧分析出当年阻挡坦克的“坦克人”王维林的真面貌，认为那极可能是戒严部队出于宣传需要而编排出来的。赵紫阳遭遇“信息蒙蔽”导致他对戈尔巴乔夫讲话内容成为“罪证”。王丹既联系著方励之，又“联系”著赵紫阳，因此成为第一号通缉犯，赵紫阳也因此被指控“支持动乱”。

　　历史不应该忘记，忘记历史你就不知道从哪里来，向哪里去。当历史硝烟渐渐散去，历史长河中，有心人坚守一个信念，揭开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尽管时间终究会把真相“生”出来而水落石出，可这“生产”的过程往往一波三折，乃至险象环生。二十七年前的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尚有诸多真相被隐埋著。发现真相往往需要漫长时间。在“六四事件”二十七周年纪念日前夕，一部一百三十六万言的《八九民运史》修订版，由亚马逊全球销售，这部巨著揭开了那年的一些谜团。
　　这是一部关于“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的全方位著述，是陈小雅一九九六年出版的《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的修订本。新书综合二十多年来新披露的文献资料、作者的采访和研究，除介绍八九民运的历史因由和“八九六四事件”过程外，重点聚焦了一些公认的大案、疑案、悬案，探讨事发前后的朝野互动、高层博弈和民间竞争，并探讨其背后的隐秘，在诸多方面提出新解。
　　在书中，陈小雅对于当年震撼全球的长安街上“坦克人”王维林事件，有不同的分析。陈小雅在新书中说，这是戒严部队出于宣传需要而编排出来的。她认为，“坦克门”事件，很可能与当天下午发生的“刘国庚移尸案”、次日发生的“木樨地军民联欢案”一样，是当局刻意安排的。
　　陈小雅从各种摄像记录下的镜头中看到的场景，大体情况是这样的：
　　首先，“坦克人”面朝方向，是天安门广场。换言之，他阻挡的是从天安门广场开出的坦克，而不是进入天安门广场的坦克：一名青年男子，身著白衣、深蓝裤，衬衫掖在裤子里，脚穿疑似“懒汉鞋”，面对一队坦克——十八辆五九式坦克而立。他一手提著塑胶袋，一手打著旗语，在将近十米的地方，拦住了最前面的第一辆坦克。那辆坦克的驾驶员似乎楞了一下，将坦克停下来，随后打右舵，打算躲开这个青年，跟随在它后面的第二辆坦克也随之改变路线。但青年左右移动著身体，继续阻挡坦克前进。那辆坦克在靠近青年二、三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在经过多次尝试后，第一辆坦克放弃移动并且将引擎关闭，而后方的坦克队伍也跟著将引擎关闭。青年向坦克走去，并爬上炮塔，与打开舱盖露出上半身的一位军人握手，彼此交谈了一阵子，结束谈话后，该名男子从坦克侧边离去。
　　陈小雅在书中写道，另一目击者称，打开舱门现身的军人是“坦克里的车长”。他打开自己的舱门后，还“向后头的坦克队伍挥手表示停止前进”。似乎他们之间不是透过无线电系统，而是透过手语完成调度。“之后第一辆坦克发动引擎并且准备往前行进，而在坦克侧边一至二公尺的男子看见坦克加速前进，便急忙跑上去并且再度挡在坦克前方。”“之后双方对峙了一段时间，先是一名骑著脚踏车的男子骑向坦克前方并且与男子交谈几句，之后两名身穿蓝色上衣并高举双手的男子也前往现场，接著便带著阻挡坦克的男子快步离开街道混入人群之中，而坦克队伍随后则继续向前行进”。
　　上述场景，是现场摄影者留给受众的。像所有的“短剧”一样，它传达的意涵也十分清楚：其一，在那个血雨腥风的次日，一个弱小的青年，以孤独的身躯，成功对抗了象征专制暴政的强权；其二，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在面对民众的阻挠时，采取了极大的克制。显然，两种解说，歧义巨大。正因为如此，它究竟是一场精心编制和部署的“短剧”，还是偶发事故，就成了后人解读的关键。
　　二十七年后的今天，仍有多种历史解读观点，陈小雅却认为：首先，如图所示，“坦克人”所站立的位置在北京饭店贵宾楼、北京市政府大院和公安部大院的中间点，与这三地的最近边缘线大约都相距一百多米。与天安门广场边缘直线距离仅七百米。从镜头中，可以看到从金水桥延伸而来的昔日皇城红墙末端，老北京人都知道，此地名叫“南河沿”。该地周围居民，主要是国务院各部（委）和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干部职工及其家属，以及散落在院落夹缝中的昔日皇城根居民。
　　陈小雅认为，其二，在这样一个地域，外国敌对势力要安排一个反对性事件，而做到全身而退，不容易。“坦克人”作为本地居民的可能性极小。回想观看中央电视台播放这段录影的当时，她对“坦克人”的身份也作过一番猜测。她第一个想到的，是“北方交通大学”学生，因为他动作有度，似乎懂旗语。但事发路段空无一人，而北方交大在距市中心遥远的海淀，如果他是一名“学生”，在这个悲痛日子里，怎么会孤雁离群，一个人跑到这个与学校所在方向完全相反的地方来？其三，他的装束与连日来屐拉著拖鞋、穿著老头衫、短衣短裤阻拦军队的当地居民相比，显得过于正式，甚至堪称拘谨。特别是他把衬衣掖在裤腰内、将长袖袖口扣得一丝不苟、手提塑胶购物袋的形象，倒是与六月三日以来化妆进城的戒严部队战士有些相似。这些印象在脑海中聚集以后，“人武部”三个字便浮现于她的脑海。
　　陈小雅在书中写道：其四，也是最关键的因素，自坊间开始流传“坦克人”名叫“王维林”以后，她就开始怀疑。因为，这个信息的披露意味著这个人的身份是可以查询到的：既然名字都知道了，那么，所在学校、家庭住址、同学邻居、父母亲友，都是可以证实的。但是，直到今天，二十七年过去，除了“王维林”这名字外，一切都还是空白，这不合逻辑。不论他是英雄，还是被中国政府视为“犯了错误”的人，都没有必要隐藏这么久。他出来，不仅根本不会有安全问题，而且会受到国际社会的空前巨大关注和帮助。
　　陈小雅这部《八九民运史》，从初版二十万字到修订版一百三十六万字的过渡，不仅是二十年历史变化的凝聚，更是一种如读侦探小说般的发现和思考过程。

　　对戈尔巴乔夫讲话是关键

　　——在《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初版脱稿之日，陈小雅尚未读到赵紫阳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关于“六四”事件的自辩发言》。其中，他对戈尔巴乔夫透露“党的最高机密”的主观动机的解释，与外界，包括其战友的感觉反差巨大。陈小雅也从耿军和苏晓康两处得知，赵紫阳在走进会见厅时，劈头便问中央电视台记者：“是直播吗？”他的这一问话，与随后出现的“倒邓风潮”一起，致使运动形势急转直下。因此，这很像是一个主动出击。直到十八年后，陈小雅当面询问鲍彤，他对此事的解释与赵的口径完全一致，并给出了完美理由。陈小雅认为，鉴于其“同党”身份，仍然将信将疑。但李鹏《六四日记》的相关记载，令陈小雅得以推出赵、鲍这一行为的合理解释。（见新书中册第七章）
　　——吴国光曾撰文指出，邓小平一度“失踪”与赵紫阳“失权”的关系。这一判断可以受到杨尚昆相关回忆的支撑。但从赵紫阳的口述回忆录，读者根本找不到他对此有任何警觉，甚至他的秘书鲍彤还重复地从这位上司那里，听到“小平同志完全支持”的乐观消息。正是这位最不应该受蒙蔽的人遭遇的“信息蒙蔽”，导致了鲍彤起草的“对戈尔巴乔夫讲话”与客观实际南辕北辙的严重后果。（见新书中册第七章；下册第一章第四节）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外间不少人，包括陈一咨和万润南认为，严家其的《五一七宣言》，是把邓小平“逼到死角”，促使他作出“不怕流血，强行镇压”决定的“关键性”事件。事实是，邓小平决定“戒严”是在《五一七宣言》问世之前。邓小平听说《五一七宣言》，是在五月十七日晚上的饭桌上，即戒严决定已经作出之后。（见新书下册第一章第一节）

　　破解“共和国卫士”谜案

　　——围绕“共和国卫士”崔国政，有两个性质颇为严重的谣言：一个是说他杀了人；一个是说他没死。前一个谣言，直到事发后很长时间，还在事发地点流传；后一个谣言，直到半年后还困扰著他父母，甚至引来了好奇的新华社记者远赴边城的探访。这一切是空穴来风吗？新书破解了这个“谜案”。这件事再次使陈小雅确认这条真理：即使一尘之微，也不至于无因落地。（见新书下册第七章第三节）
　　——“六部口血案”是“六四”事件中最令人发指、令人意外、令人震惊、令人痛惜的牺牲。陈小雅知道，谁的手里握有肇事者的证据，但在很长的时间里，她都没有想到有可能找到事发原因，以及真正的责任者是谁。但是，透过细读戒严部队官兵的回忆文章，这个人物已呼之欲出。
　　上校团长罗刚带领的那支坦克部队，就是“六部口血案”肇事者所在部队。因为事迹突出，上士李树存后来被封为“共和国卫士”，这支部队名叫“坦克一师”，隶属于北京军区的第六十五集团军。令人回味的是，抗拒执行戒严令的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曾经是“坦克一师”的师长。一九九八年七月，“坦克一师”被取消番号。原有部队被整编为“装甲第一师”，没有参加一九九九年建共和国五十周年大阅兵；二零一一年十一月，“装甲第一师”又整编为“装甲第一旅”。自参加“六四平暴”后，该师一路走“背”。从另一个角度看，有人刻意要让那位青史留名的主帅，为自己部队遗憾万年。（见新书下册第六章第九节）
　　——王丹为什么会成为被通缉学生的第一号人物？一直以来，陈小雅认为这和他运动前主办过“民主沙龙”、与方励之夫妇有来往、与社经所关系密切，以及与他较多地被海外媒体所关注有关。直到二零一六年一月，她读到《人民日报》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上的一篇文章，她才感到，上述一切都不是致命的，而致命的环节，包含在以下误解中：
　　“中央关于召开胡耀邦同志追悼会的公告是四月十九日晚才公布的。然而在十六日，受控于鲍彤的国家体改所成员、《经济学周报》编辑高瑜便找到北大学生王丹，明确地告诉他：‘这次咱们要掀起十里长街……因为中国的老百姓都成了华老栓了，成了阿Q了’。‘星期六（二十二日）我们希望学生都到人民大会堂外’。”刚开始读这条消息，仅仅是为高瑜女士的气魄而感到震惊，继而恐惧：十六日有关方面就已经在他们之间布上了“内线”。随即又对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发生了怀疑。最后，几乎是顿悟，陈小雅突然想到，不论这件事情是否真实或是否存在，“官方一直把高瑜当做体改所的人”却是千真万确的。李鹏《六四日记》在“五月二十七日”也写道：“党内的自由化分子，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曾经发动一场五十多名人大常委签名，要立即召开紧急人大常委会，对抗中央在首都戒严的决定，而若干人大常委签名都是通过体改所杂志副总编辑高瑜联系的。这位神通广大的高瑜还与严家其、王丹、刘瑞（疑系李鹏笔误，应为“锐”——老高注）绍（香港文汇报驻京记者，支持动乱者）、张洁凤（香港反动杂志《百姓》记者）等保持经常的联系。五月二十日高瑜在给张洁凤的电话中称：‘今天鲍彤他们被点名了，被控制了，想让鲍彤转移。’”
　　陈小雅说，当初，她读到这里时，仅仅为李鹏政府的信息如此不灵通感到可笑。但这一次她突然意识到，她的活动也必然牵累到对赵紫阳及其“智囊”的指控。她一旦被认为代表著赵系人马在活动，那么，她个人与学生的一切联系以及言论，不仅会被李鹏们认为是赵紫阳在操控学运，连学生也会误解，她所传达的信息来自“中南海”。事实上，绝食出台前，学运中支持党内“改革派”的势力一直不同意这种做法，但一个与王丹一同列名的绝食发起者说：“非常确切的中南海的消息，实际上改革派希望咱们大闹，越大闹越好。”这当然不是事实。由鲍彤执笔，署名“新华社评论员”，针对“新华门事件”的《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大局》，口气的强硬仅次于“四二六”社论。他的声音就是当时改革派的希望——改革在困难时期，不希望添乱。

　　高瑜与体改所关系的误会

　　这件事的打通，不仅为“王丹为什么成为第一号通缉犯？”提供了答案：因为他既联系著方励之，又“联系”著赵紫阳。也为当局为何指控“赵紫阳支持动乱”提供了答案。同时，当然也为高瑜为什么在六月三日被捕，以及她为何至今找不到档案提供答案。李鹏们一定是调走了她的档案，并企图从中找出她与体改所的蛛丝马迹。很可惜，他们不可能找到。
　　至于高瑜为什么会被认为是体改所的，可能与她的言论有一定关系，也可能完全是一种误会。误会可能来源于高瑜任职的《经济学周报》此前的社长张钢。但据陈一咨回忆，张钢因经营不善，原主办单位社科院“经团联”希望甩掉这个包袱，他早已将该报卖给了急需发声平台的一家民办研究所——北京市社经所（陈子明那个所）。因此，张钢虽然进了体改所，但并没有将《经济学周报》带进体改所。另一方面，高瑜的确有取得体改所情报的管道，而她获得的情报，事后也真的成了公安部长王芳报告的根据。（见新书下册第五章第四节）

　　陈小雅的这部新版《八九民运史》，依旧采取“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体例；追求叙事、求证与评论各不偏废的风格；重大事件、重点时段和完整案例辟专门章节的写作方法。

　　相关人士纷推出回忆录

　　历史波诡云谲，关于它的谬误往往令读者慨叹又无奈。这些年来，各种势力、不同立场的人士纷纷撰写回忆录。《怀念耀邦》系列的出版、赵紫阳《改革历程》、《杜导正日记》、李鹏《“六四”日记》、邓力群《十二个春秋》、张良《中国“六四”真相》、解放军总政文化部的《戒严一日》、陈子华主编的《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等著述，无疑是二十年来关于“八九六四”研究最重要的文字。
　　陈小雅说：“近二十年，特别是近十年来，大量记述当年高层活动的书籍、文章和采访记录的发表，使我们这些事件参与者，有可能在还有思考和鉴别能力的今天，比较全面地了解隐藏在那段纠结历史背后的部分真相，从而使本人，能在有生之年完成这次修补。”莱茵笔会和亚琛八九学社组织研讨和印制的《回顾与反思——八九学运历史回顾与反思研讨会记录》、柴玲《一心一意向自由》、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的问世，都提供丰富信息。新闻界前辈、时任《人民日报》代理总编辑陆超祺的《“六四”内部日记》，其完整性、专业代表性和可信度，不仅可以作为“八九”叙事一个侧面的主干，还可以补正诸多高层回忆和第二手叙述。
　　陈小雅说：“阅读这些史料，我常常会对一个无辜的词汇感慨万千。这个词就是‘没料到’。学生没料到政府会镇压；邓小平、李鹏没料到‘四二六社论’和戒严令不起作用；赵紫阳没料到学生不听他的。正是这些‘没料到’，实际上在各个环节决定了这场运动的走向，而这些‘没料到’说明，对立双方互相并不了解。因为不了解，所以存在不切实际的希望。而由不切实际的希望主宰制定的政策，只能是‘赌’，即朝野双方豪赌。这会导致什么结果？不言而喻，肯定是南辕北辙。”
　　“六四事件”真相仍有待抽丝剥茧、寻真觅源。上述那批书，大多是在香港出版的。香港始终是纪念“六四”的主要阵地，二十七年来，香港人对“六四”念兹在兹，不离不弃。港人历来对“六四事件”，大多认同当年由学生主导、发生在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六四”运动，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是中国民主进步的重要里程碑。不过，近年，特别是这一年来，香港学界却不愿意参加支联会举办的“六四”纪念活动。一些学生组织认为，凡与中国有关，便意味与香港无关，本土先行，认为中国内地发生的一切，包括“六四事件”都事不关己，“六四”烛光悼念“流于形式”而“应划上句号”。

　　民运团体少参与香港民运

　　在香港，注册和没有注册的中国海外民运组织有：中国民主党香港党部、中国社会民主党香港党部、中国民主联合阵线香港党部、中华民会、中国自由民主党香港党部、民主正义党香港党部、香港民主中国阵线、香港民联、泛蓝联盟（香港）、中国人权论坛（香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香港地区委员会、中国民主党（海外）香港委员会等。这些政治团体，大多总部分散在世界各地，香港是分部或地区委员会，成员都来自中国大陆，几乎没有本地人加入。这些在香港的团体组织，很少参与香港本土民主派活动，在近年香港民主派推动的香港大规模政治运动中，只能看到这些团体的个别成员，并非以组织名义参与。“六四”纪念前夕，一位资深民主人士在网上呼吁，“中国海外民主运动”必须融入香港民主运动，成为香港民主运动不可或缺的力量。


　　近期图文：

　　政治领袖如何选接班人成本小、收益大？　　
　　陈小雅《八九民运史》出了135万字新版　　
　　比较公有化和私有化利弊，从常识出发　　
　　介绍一本纪念方励之的新书　　
　　抓住50年时机反思文革？确实是两难　　
　　价值伦理还是责任伦理？从赵紫阳选择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