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7周年前夕，《亞洲周刊》深度報道了《八九民運史》修訂版中若干觀點，例如：王維林擋坦克可能是戒嚴部隊出於宣傳需要而設計；趙紫陽遭“信息蒙蔽”導致對戈爾巴喬夫講話成為“罪證”；官方和學生誤會了高瑜與體改所關係而做出錯誤決策……


　　老高按：4月18日，我在老高的博客上介紹了北京女學者陳小雅，在美國出版了《八九民運史》修訂版，從整整20年前（1996年）台灣出版該書初版的20多萬字，發展到136萬字。並在我的博客上轉載了陳小雅為該書所寫的序言，此前也將之推薦給明鏡網刊出。
　　香港明報集團旗下的“老字號”《亞洲周刊》，剛剛出版的最新一期，以大篇幅刊登了該刊著名記者江迅等對陳小雅的一組深度專訪和報道，披露了書中若干顛覆人們認知的考證和見解。轉載於下，供各位參考。
　　由於該書作者和出版商的好意，我獲得了一套（三大厚冊）的紙本修訂版《八九民運史》，將我重新帶入27年前血火交迸的歲月。
　　11年前陳小雅在接受我的專訪時就提到：她嘗試用推理小說的手法來探索歷史。江迅在其專訪中也說：“陳小雅這部《八九民運史》，從初版二十萬字到修訂版一百三十六萬字的過渡，不僅是二十年歷史變化的凝聚，更是一種如讀偵探小說般的發現和思考過程。”我讀這部巨著的過程中，時而大驚之後深想而大悟；時而新獲之餘再思而新惑；作為讀者、作為歷史事件經歷人，我的情緒，也時而血脈賁張、時而大喜過望、時而掩卷喟嘆、時而鬱塞難解——作者剝繭抽絲，條分縷析，從浩如煙海的史料中，對立場水火、觀點對立、甚至描繪基本事實都大相徑庭的回憶文字，加以平行對比，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給出了一系列答案，力圖拼出全貌，極大地深化、拓展了我們對“六四”的認知；當然，也留下一系列疑問和線索，供人們詰問、質疑甚至痛駁，做進一步探索。
　　《亞洲周刊》在對陳小雅的這組深度報道中，簡要介紹了陳小雅書中的若干觀點，例如她認為：阻擋坦克的“坦克人”王維林，極可能是戒嚴部隊出於宣傳需要而設計的；趙紫陽遭遇“信息蒙蔽”導致他對戈爾巴喬夫講話內容成為“罪證”；官方（鄧、李一方）和學生對高瑜與體改所關係的誤會，於是做出錯誤判斷和決策……等等，相信都會引起關注“六四”真相者的極大興趣。而書中有更多的顛覆我們認知的披露。當然，要了解她說的是否確有道理，她對“這潭深水”成分、來源、後果的化驗分析，究竟是否準確，還盼各位細讀這套洋洋百萬言的巨著。
　　《亞洲周刊》文中引述陳小雅說：“八九民運複雜在於，它不是單純的學生和政府的矛盾，而是黨內高層的鬥爭加入了這場運動。”“這場運動最大悲劇在處理棘手公眾事件的過程中，摻和了過多的高層權力鬥爭。……民間社會十年的成長，決定了社會不滿足於舊有的權力結構；高層博弈又決定，這種朝野互動的機制不可能建立。所以，十年改革必然以‘八九’民運為結局，‘八九’民運必然以‘六四’鎮壓為結局，這是我書裡說的兩個宿命。”
　　是耶、非耶？禍歟、福歟？當年是否若此？今天又當如何？

　　陳小雅自己設計了《八九民運史》的封面。


　　陳小雅：完善六四研究 對歷史負責

　　江迅、劉曉宇，《亞洲周刊》

　　陳小雅小檔案
　　1955年10月生於湖南長沙。1982年畢業於湖南師範大學歷史系。當過工人、幹部、編輯記者。現退休。1996年因出版《八九民運史》，在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政治制度研究室副研究員任上被解聘。出版有《天安門之變——八九民運史》、《佛之血——八九/六四研究文集》、《沉重的回首——1989天安門運動15周年文集》、《中國“牛仔”——毛澤東的公案、行為及心理分析》、《中國“丈夫”——毛澤東的情事》、《中國“廢片”——毛澤東的命案》、《搖籃與墓地——嚴復的思想和道路》等著作。

　　北京學者陳小雅。

　　陳小雅認為，研究“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是中國人共同的事業，完善這個研究，是對中國、對青年、對歷史的責任。三冊修訂版大幅完善了二十年前的初版。
　　五月三十日，陳小雅在北京接受《亞洲周刊》專訪。
　　談到自己對新書《八九民運史》的感受，陳小雅說：“八九民運複雜在於，它不是單純的學生和政府的矛盾，而是黨內高層的鬥爭加入了這場運動。這一點北京市長陳希同後來也提及。黨內大老們互相在斗，不管學生死活，出發點是自己的利益，最後結局，讓鄧小平負責。而趙紫陽在這場鬥爭中一退再退，本來他是最主張和學生對話的人。中共‘十三大’他主張‘公開性’、‘提高透明度，與學生對話，可學運中一直不肯見學生，不開常委會。”
　　她繼續說：“趙紫陽在學運早期不見學生，一是因為胡耀邦的下台他是推手和主要受益者，於心有愧；二是學生的反腐訴求，趙紫陽家人恰恰後來被查出與腐敗有脫不開的關係。再有是鄧小平四月二十六日已經給了一個說法，趙若提出不同說法，相當於與他的唯一支持者鄧小平決裂。這場運動最大悲劇在處理棘手公眾事件的過程中，摻和了過多的高層權力鬥爭。十年改革的成功與否，取決於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協調；八九民運的最終成功，取決於朝野互動機制的建立。民間社會十年的成長，決定了社會不滿足於舊有的權力結構；高層博弈又決定，這種朝野互動的機制不可能建立。所以，十年改革必然以‘八九’民運為結局，‘八九’民運必然以‘六四’鎮壓為結局，這是我書裡說的兩個宿命。”
　　以下是專訪內容：

　　《八九民運史》的初版與新版，有什麼差異？
　　初版脫稿於一九九四年四月，一九九六年六月由台灣風雲時代出版公司出版，距今二十年，出版時書名為《天安門之變——八九民運史》。由於初版時的形勢嚴峻、資源奇缺，使之不可能是一本史學意義上完備的研究著作，而過多地承載了“道義辯駁”的義務。寫作時最大感受就是必須擁有資料，這二十年來之所以沒有放棄，完全是由於朋友們的支持和讀者期待，他們義務為我提供資料，給我精神支持。我始終認為，研究“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是中國人共同的事業，完善這個研究，是對祖國、對青年、對歷史的責任。封面是我設計的。當年初版二十餘萬字，今年新版一百三十六萬字，分上中下三冊。

　　三冊的重點布局何在？
　　上冊全新，以“八九民運的歷史因由”為題，增補八九民運發生以前，十年改革史與八九民運相關的內容，這是初版完全沒有的。所有的事情都有一個發展過程，學運也好，黨內運動也好，矛盾都有激化的過程。為什麼一個領導人的去世可以引發一場這麼大的運動？這一部分追溯了運動前十年的“根”，把“根”捋了一遍。以前寫的都是露在泥土外的部分，現在我把泥土下的東西都挖出來了。根的形狀和深度決定了枝葉的形狀和大小。中冊增補了民運組織結構及運作的資料，從多元砥礪、同黨競爭的互動關係中，把握運動的演變過程，將表層的敘事，引向深入的研究。細化、微觀化、具體化。下冊有重大補充，詳細描述和研究了戒嚴和開進過程犧牲的問題。

　　民間、高層與朝野三主線
　　據說新版講述的內容是由三條主線推進的？
　　受歷史時代的局限，比如政治壓力、資料缺陷，初版較多承擔道義辯駁的責任。新版回歸歷史研究，全面的描述整個事件、深入的研究歷史事實的細節、探尋真相，以及梳理事物之間的關係，揭示其互動過程。在結構上，初版結構簡單，一條線：民間運動，包括學生和知識界是主線，政府活動是副線。高層派別鬥爭沒展開。新版是三條主線：民間競爭，高層博弈，朝野互動，環環相扣。民間競爭有北高聯、對話團、絕食團，支持黨內改革派的人最後轉變為激進派。高層博弈有趙紫陽的幾個關鍵節點，鄧小平的幾個謎，江澤民和楊尚昆的矛盾等。

　　新版修訂始於哪一年？
　　從二零一四年開始。由於二零零七年我腦傷，家中還有一個九十多歲、中風二十四年的母親需要照顧，拖拖拉拉持續三年。期間曾幾次想放棄這項看來自己已力不從心的工作，但終因初版的缺陷太明顯，就此為本人的研究劃上句號心有不甘。一些朋友也不斷催促，我不得不堅持下來。二零一五年七月，我的微博“陳小雅二零一三”被封，致使我唯一的消遣被斷絕，於是就集中精力修訂新版。其實半個月前，我們都沒把此書的出版提上日程。四月的一天，因朋友相邀外出參觀，為防備萬一，我通常都有將重要事情作一防範處理的習慣。這一次，我將尚未編輯完畢的書稿寄給了身在美國的徐文立和封從德。一來在這個世界上留下備份，二來請他們提意見修訂。沒想到，徐文立當即決定，應當“馬上、全部出版”。他是從戰略上考慮問題的人。我猜他首先是感覺到內容的重要和我會有危險。所以覺得不管什麼形式，出了我就安全了。如果我出事，這本書會賣得更好。這就從兩方面給我們上了保險。由於出版社的迅速反應和工作效率，再次把我推上了義無反顧的境地。這新版只是徵求意見稿，尚未編輯校對完畢。限於本人的能力、信息和水準，書中錯謬肯定不少。


　　六四禁書揭坦克人真貌與高層博弈內情

　　江迅，《亞洲周刊》


　　阻擋坦克的王維林：真相成謎

　　長期研究六四事件的北京政治學者陳小雅，於六四事件二十七周年前夕推出《八九民運史》修訂版，一百三十六萬字的中國禁書，透過抽絲剝繭分析出當年阻擋坦克的“坦克人”王維林的真面貌，認為那極可能是戒嚴部隊出於宣傳需要而編排出來的。趙紫陽遭遇“信息蒙蔽”導致他對戈爾巴喬夫講話內容成為“罪證”。王丹既聯繫著方勵之，又“聯繫”著趙紫陽，因此成為第一號通緝犯，趙紫陽也因此被指控“支持動亂”。

　　歷史不應該忘記，忘記歷史你就不知道從哪裡來，向哪裡去。當歷史硝煙漸漸散去，歷史長河中，有心人堅守一個信念，揭開不為人知的歷史真相。儘管時間終究會把真相“生”出來而水落石出，可這“生產”的過程往往一波三折，乃至險象環生。二十七年前的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尚有諸多真相被隱埋著。發現真相往往需要漫長時間。在“六四事件”二十七周年紀念日前夕，一部一百三十六萬言的《八九民運史》修訂版，由亞馬遜全球銷售，這部巨著揭開了那年的一些謎團。
　　這是一部關於“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的全方位著述，是陳小雅一九九六年出版的《天安門之變——八九民運史》的修訂本。新書綜合二十多年來新披露的文獻資料、作者的採訪和研究，除介紹八九民運的歷史因由和“八九六四事件”過程外，重點聚焦了一些公認的大案、疑案、懸案，探討事發前後的朝野互動、高層博弈和民間競爭，並探討其背後的隱秘，在諸多方面提出新解。
　　在書中，陳小雅對於當年震撼全球的長安街上“坦克人”王維林事件，有不同的分析。陳小雅在新書中說，這是戒嚴部隊出於宣傳需要而編排出來的。她認為，“坦克門”事件，很可能與當天下午發生的“劉國庚移屍案”、次日發生的“木樨地軍民聯歡案”一樣，是當局刻意安排的。
　　陳小雅從各種攝像記錄下的鏡頭中看到的場景，大體情況是這樣的：
　　首先，“坦克人”面朝方向，是天安門廣場。換言之，他阻擋的是從天安門廣場開出的坦克，而不是進入天安門廣場的坦克：一名青年男子，身著白衣、深藍褲，襯衫掖在褲子裡，腳穿疑似“懶漢鞋”，面對一隊坦克——十八輛五九式坦克而立。他一手提著塑膠袋，一手打著旗語，在將近十米的地方，攔住了最前面的第一輛坦克。那輛坦克的駕駛員似乎楞了一下，將坦克停下來，隨後打右舵，打算躲開這個青年，跟隨在它後面的第二輛坦克也隨之改變路線。但青年左右移動著身體，繼續阻擋坦克前進。那輛坦克在靠近青年二、三米遠的地方停了下來。在經過多次嘗試後，第一輛坦克放棄移動並且將引擎關閉，而後方的坦克隊伍也跟著將引擎關閉。青年向坦克走去，並爬上炮塔，與打開艙蓋露出上半身的一位軍人握手，彼此交談了一陣子，結束談話後，該名男子從坦克側邊離去。
　　陳小雅在書中寫道，另一目擊者稱，打開艙門現身的軍人是“坦克里的車長”。他打開自己的艙門後，還“向後頭的坦克隊伍揮手表示停止前進”。似乎他們之間不是透過無線電系統，而是透過手語完成調度。“之後第一輛坦克發動引擎並且準備往前行進，而在坦克側邊一至二公尺的男子看見坦克加速前進，便急忙跑上去並且再度擋在坦克前方。”“之後雙方對峙了一段時間，先是一名騎著腳踏車的男子騎向坦克前方並且與男子交談幾句，之後兩名身穿藍色上衣並高舉雙手的男子也前往現場，接著便帶著阻擋坦克的男子快步離開街道混入人群之中，而坦克隊伍隨後則繼續向前行進”。
　　上述場景，是現場攝影者留給受眾的。像所有的“短劇”一樣，它傳達的意涵也十分清楚：其一，在那個血雨腥風的次日，一個弱小的青年，以孤獨的身軀，成功對抗了象徵專制暴政的強權；其二，中國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在面對民眾的阻撓時，採取了極大的克制。顯然，兩種解說，歧義巨大。正因為如此，它究竟是一場精心編制和部署的“短劇”，還是偶發事故，就成了後人解讀的關鍵。
　　二十七年後的今天，仍有多種歷史解讀觀點，陳小雅卻認為：首先，如圖所示，“坦克人”所站立的位置在北京飯店貴賓樓、北京市政府大院和公安部大院的中間點，與這三地的最近邊緣線大約都相距一百多米。與天安門廣場邊緣直線距離僅七百米。從鏡頭中，可以看到從金水橋延伸而來的昔日皇城紅牆末端，老北京人都知道，此地名叫“南河沿”。該地周圍居民，主要是國務院各部（委）和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幹部職工及其家屬，以及散落在院落夾縫中的昔日皇城根居民。
　　陳小雅認為，其二，在這樣一個地域，外國敵對勢力要安排一個反對性事件，而做到全身而退，不容易。“坦克人”作為本地居民的可能性極小。回想觀看中央電視台播放這段錄影的當時，她對“坦克人”的身份也作過一番猜測。她第一個想到的，是“北方交通大學”學生，因為他動作有度，似乎懂旗語。但事發路段空無一人，而北方交大在距市中心遙遠的海淀，如果他是一名“學生”，在這個悲痛日子裡，怎麼會孤雁離群，一個人跑到這個與學校所在方向完全相反的地方來？其三，他的裝束與連日來屐拉著拖鞋、穿著老頭衫、短衣短褲阻攔軍隊的當地居民相比，顯得過於正式，甚至堪稱拘謹。特別是他把襯衣掖在褲腰內、將長袖袖口扣得一絲不苟、手提塑膠購物袋的形象，倒是與六月三日以來化妝進城的戒嚴部隊戰士有些相似。這些印象在腦海中聚集以後，“人武部”三個字便浮現於她的腦海。
　　陳小雅在書中寫道：其四，也是最關鍵的因素，自坊間開始流傳“坦克人”名叫“王維林”以後，她就開始懷疑。因為，這個信息的披露意味著這個人的身份是可以查詢到的：既然名字都知道了，那麼，所在學校、家庭住址、同學鄰居、父母親友，都是可以證實的。但是，直到今天，二十七年過去，除了“王維林”這名字外，一切都還是空白，這不合邏輯。不論他是英雄，還是被中國政府視為“犯了錯誤”的人，都沒有必要隱藏這麼久。他出來，不僅根本不會有安全問題，而且會受到國際社會的空前巨大關注和幫助。
　　陳小雅這部《八九民運史》，從初版二十萬字到修訂版一百三十六萬字的過渡，不僅是二十年歷史變化的凝聚，更是一種如讀偵探小說般的發現和思考過程。

　　對戈爾巴喬夫講話是關鍵

　　——在《天安門之變——八九民運史》初版脫稿之日，陳小雅尚未讀到趙紫陽在十三屆四中全會上《關於“六四”事件的自辯發言》。其中，他對戈爾巴喬夫透露“黨的最高機密”的主觀動機的解釋，與外界，包括其戰友的感覺反差巨大。陳小雅也從耿軍和蘇曉康兩處得知，趙紫陽在走進會見廳時，劈頭便問中央電視台記者：“是直播嗎？”他的這一問話，與隨後出現的“倒鄧風潮”一起，致使運動形勢急轉直下。因此，這很像是一個主動出擊。直到十八年後，陳小雅當面詢問鮑彤，他對此事的解釋與趙的口徑完全一致，並給出了完美理由。陳小雅認為，鑑於其“同黨”身份，仍然將信將疑。但李鵬《六四日記》的相關記載，令陳小雅得以推出趙、鮑這一行為的合理解釋。（見新書中冊第七章）
　　——吳國光曾撰文指出，鄧小平一度“失蹤”與趙紫陽“失權”的關係。這一判斷可以受到楊尚昆相關回憶的支撐。但從趙紫陽的口述回憶錄，讀者根本找不到他對此有任何警覺，甚至他的秘書鮑彤還重複地從這位上司那裡，聽到“小平同志完全支持”的樂觀消息。正是這位最不應該受蒙蔽的人遭遇的“信息蒙蔽”，導致了鮑彤起草的“對戈爾巴喬夫講話”與客觀實際南轅北轍的嚴重後果。（見新書中冊第七章；下冊第一章第四節）
　　——與之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是，外間不少人，包括陳一咨和萬潤南認為，嚴家其的《五一七宣言》，是把鄧小平“逼到死角”，促使他作出“不怕流血，強行鎮壓”決定的“關鍵性”事件。事實是，鄧小平決定“戒嚴”是在《五一七宣言》問世之前。鄧小平聽說《五一七宣言》，是在五月十七日晚上的飯桌上，即戒嚴決定已經作出之後。（見新書下冊第一章第一節）

　　破解“共和國衛士”謎案

　　——圍繞“共和國衛士”崔國政，有兩個性質頗為嚴重的謠言：一個是說他殺了人；一個是說他沒死。前一個謠言，直到事發後很長時間，還在事發地點流傳；後一個謠言，直到半年後還困擾著他父母，甚至引來了好奇的新華社記者遠赴邊城的探訪。這一切是空穴來風嗎？新書破解了這個“謎案”。這件事再次使陳小雅確認這條真理：即使一塵之微，也不至於無因落地。（見新書下冊第七章第三節）
　　——“六部口血案”是“六四”事件中最令人髮指、令人意外、令人震驚、令人痛惜的犧牲。陳小雅知道，誰的手裡握有肇事者的證據，但在很長的時間裡，她都沒有想到有可能找到事發原因，以及真正的責任者是誰。但是，透過細讀戒嚴部隊官兵的回憶文章，這個人物已呼之欲出。
　　上校團長羅剛帶領的那支坦克部隊，就是“六部口血案”肇事者所在部隊。因為事跡突出，上士李樹存後來被封為“共和國衛士”，這支部隊名叫“坦克一師”，隸屬於北京軍區的第六十五集團軍。令人回味的是，抗拒執行戒嚴令的三十八軍軍長徐勤先曾經是“坦克一師”的師長。一九九八年七月，“坦克一師”被取消番號。原有部隊被整編為“裝甲第一師”，沒有參加一九九九年建共和國五十周年大閱兵；二零一一年十一月，“裝甲第一師”又整編為“裝甲第一旅”。自參加“六四平暴”後，該師一路走“背”。從另一個角度看，有人刻意要讓那位青史留名的主帥，為自己部隊遺憾萬年。（見新書下冊第六章第九節）
　　——王丹為什麼會成為被通緝學生的第一號人物？一直以來，陳小雅認為這和他運動前主辦過“民主沙龍”、與方勵之夫婦有來往、與社經所關係密切，以及與他較多地被海外媒體所關注有關。直到二零一六年一月，她讀到《人民日報》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上的一篇文章，她才感到，上述一切都不是致命的，而致命的環節，包含在以下誤解中：
　　“中央關於召開胡耀邦同志追悼會的公告是四月十九日晚才公布的。然而在十六日，受控於鮑彤的國家體改所成員、《經濟學周報》編輯高瑜便找到北大學生王丹，明確地告訴他：‘這次咱們要掀起十里長街……因為中國的老百姓都成了華老栓了，成了阿Q了’。‘星期六（二十二日）我們希望學生都到人民大會堂外’。”剛開始讀這條消息，僅僅是為高瑜女士的氣魄而感到震驚，繼而恐懼：十六日有關方面就已經在他們之間布上了“內線”。隨即又對這件事情的真實性發生了懷疑。最後，幾乎是頓悟，陳小雅突然想到，不論這件事情是否真實或是否存在，“官方一直把高瑜當做體改所的人”卻是千真萬確的。李鵬《六四日記》在“五月二十七日”也寫道：“黨內的自由化分子，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曾經發動一場五十多名人大常委簽名，要立即召開緊急人大常委會，對抗中央在首都戒嚴的決定，而若干人大常委簽名都是通過體改所雜誌副總編輯高瑜聯繫的。這位神通廣大的高瑜還與嚴家其、王丹、劉瑞（疑系李鵬筆誤，應為“銳”——老高注）紹（香港文匯報駐京記者，支持動亂者）、張潔鳳（香港反動雜誌《百姓》記者）等保持經常的聯繫。五月二十日高瑜在給張潔鳳的電話中稱：‘今天鮑彤他們被點名了，被控制了，想讓鮑彤轉移。’”
　　陳小雅說，當初，她讀到這裡時，僅僅為李鵬政府的信息如此不靈通感到可笑。但這一次她突然意識到，她的活動也必然牽累到對趙紫陽及其“智囊”的指控。她一旦被認為代表著趙系人馬在活動，那麼，她個人與學生的一切聯繫以及言論，不僅會被李鵬們認為是趙紫陽在操控學運，連學生也會誤解，她所傳達的信息來自“中南海”。事實上，絕食出台前，學運中支持黨內“改革派”的勢力一直不同意這種做法，但一個與王丹一同列名的絕食發起者說：“非常確切的中南海的消息，實際上改革派希望咱們大鬧，越大鬧越好。”這當然不是事實。由鮑彤執筆，署名“新華社評論員”，針對“新華門事件”的《維護社會穩定是當前大局》，口氣的強硬僅次於“四二六”社論。他的聲音就是當時改革派的希望——改革在困難時期，不希望添亂。

　　高瑜與體改所關係的誤會

　　這件事的打通，不僅為“王丹為什麼成為第一號通緝犯？”提供了答案：因為他既聯繫著方勵之，又“聯繫”著趙紫陽。也為當局為何指控“趙紫陽支持動亂”提供了答案。同時，當然也為高瑜為什麼在六月三日被捕，以及她為何至今找不到檔案提供答案。李鵬們一定是調走了她的檔案，並企圖從中找出她與體改所的蛛絲馬跡。很可惜，他們不可能找到。
　　至於高瑜為什麼會被認為是體改所的，可能與她的言論有一定關係，也可能完全是一種誤會。誤會可能來源於高瑜任職的《經濟學周報》此前的社長張鋼。但據陳一咨回憶，張鋼因經營不善，原主辦單位社科院“經團聯”希望甩掉這個包袱，他早已將該報賣給了急需發聲平台的一家民辦研究所——北京市社經所（陳子明那個所）。因此，張鋼雖然進了體改所，但並沒有將《經濟學周報》帶進體改所。另一方面，高瑜的確有取得體改所情報的管道，而她獲得的情報，事後也真的成了公安部長王芳報告的根據。（見新書下冊第五章第四節）

　　陳小雅的這部新版《八九民運史》，依舊採取“編年體”與“紀事本末體”相結合的體例；追求敘事、求證與評論各不偏廢的風格；重大事件、重點時段和完整案例辟專門章節的寫作方法。

　　相關人士紛推出回憶錄

　　歷史波詭雲譎，關於它的謬誤往往令讀者慨嘆又無奈。這些年來，各種勢力、不同立場的人士紛紛撰寫回憶錄。《懷念耀邦》系列的出版、趙紫陽《改革歷程》、《杜導正日記》、李鵬《“六四”日記》、鄧力群《十二個春秋》、張良《中國“六四”真相》、解放軍總政文化部的《戒嚴一日》、陳子華主編的《浴火重生——天安門“黑手”備忘錄》等著述，無疑是二十年來關於“八九六四”研究最重要的文字。
　　陳小雅說：“近二十年，特別是近十年來，大量記述當年高層活動的書籍、文章和採訪記錄的發表，使我們這些事件參與者，有可能在還有思考和鑑別能力的今天，比較全面地了解隱藏在那段糾結歷史背後的部分真相，從而使本人，能在有生之年完成這次修補。”萊茵筆會和亞琛八九學社組織研討和印製的《回顧與反思——八九學運歷史回顧與反思研討會記錄》、柴玲《一心一意向自由》、封從德《六四日記——廣場上的共和國》的問世，都提供豐富信息。新聞界前輩、時任《人民日報》代理總編輯陸超祺的《“六四”內部日記》，其完整性、專業代表性和可信度，不僅可以作為“八九”敘事一個側面的主幹，還可以補正諸多高層回憶和第二手敘述。
　　陳小雅說：“閱讀這些史料，我常常會對一個無辜的詞彙感慨萬千。這個詞就是‘沒料到’。學生沒料到政府會鎮壓；鄧小平、李鵬沒料到‘四二六社論’和戒嚴令不起作用；趙紫陽沒料到學生不聽他的。正是這些‘沒料到’，實際上在各個環節決定了這場運動的走向，而這些‘沒料到’說明，對立雙方互相併不了解。因為不了解，所以存在不切實際的希望。而由不切實際的希望主宰制定的政策，只能是‘賭’，即朝野雙方豪賭。這會導致什麼結果？不言而喻，肯定是南轅北轍。”
　　“六四事件”真相仍有待抽絲剝繭、尋真覓源。上述那批書，大多是在香港出版的。香港始終是紀念“六四”的主要陣地，二十七年來，香港人對“六四”念茲在茲，不離不棄。港人歷來對“六四事件”，大多認同當年由學生主導、發生在北京和全國各地的“六四”運動，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是中國民主進步的重要里程碑。不過，近年，特別是這一年來，香港學界卻不願意參加支聯會舉辦的“六四”紀念活動。一些學生組織認為，凡與中國有關，便意味與香港無關，本土先行，認為中國內地發生的一切，包括“六四事件”都事不關己，“六四”燭光悼念“流於形式”而“應劃上句號”。

　　民運團體少參與香港民運

　　在香港，註冊和沒有註冊的中國海外民運組織有：中國民主黨香港黨部、中國社會民主黨香港黨部、中國民主聯合陣線香港黨部、中華民會、中國自由民主黨香港黨部、民主正義黨香港黨部、香港民主中國陣線、香港民聯、泛藍聯盟（香港）、中國人權論壇（香港）、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香港地區委員會、中國民主黨（海外）香港委員會等。這些政治團體，大多總部分散在世界各地，香港是分部或地區委員會，成員都來自中國大陸，幾乎沒有本地人加入。這些在香港的團體組織，很少參與香港本土民主派活動，在近年香港民主派推動的香港大規模政治運動中，只能看到這些團體的個別成員，並非以組織名義參與。“六四”紀念前夕，一位資深民主人士在網上呼籲，“中國海外民主運動”必須融入香港民主運動，成為香港民主運動不可或缺的力量。


　　近期圖文：

　　政治領袖如何選接班人成本小、收益大？　　
　　陳小雅《八九民運史》出了135萬字新版　　
　　比較公有化和私有化利弊，從常識出發　　
　　介紹一本紀念方勵之的新書　　
　　抓住50年時機反思文革？確實是兩難　　
　　價值倫理還是責任倫理？從趙紫陽選擇說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