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土改的史書和小說已無其數，與方方的《軟埋》的價值取向基本一樣。這些學者作家，名氣不比方方小；這些歷史專著和文學作品，影響力也不比《軟埋》小，但出籠之後都似乎波瀾不驚。何以方方這本書惹得黨和軍隊的退休元老忍無可忍，出面批駁？


　　老高按：中國女作家方方的長篇小說《軟埋》意外地引起了激烈的爭論，驚動了前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張全景和前國防大學政委趙可銘上將，出面狠批，左派更是一擁而上；而另一方也不肯示弱，方方本人也針鋒相對，堅決打回去。
　　這件事出得蹊蹺，讓我一頭霧水。許多疑問縈繞於心。
　　方方是我的武漢大學校友，比我低一屆，但77級、78級同時在校三年半，當然就有很多接觸的機會。我認識她，更在上學之前——記得是1976年的春夏之交，《詩刊》編輯王燕生到武漢來，約了幾位業餘作者到位於武昌司門口的一個招待所見面聊聊。我和方方（那時方方還不是小說家，而是詩人，用本名汪芳發表作品），還有她的哥哥，都在被邀之列，那天恰逢武漢罕見的狂風暴雨，但與北京來的編輯見面，實在受寵若驚，下刀子也得去！就這麼見了面。印象極其深刻。
　　後來在校內和校外，我與方方並無多少交往，她改寫小說了，取得了巨大成就，是我（以及我全家）非常敬佩的作家，但這時我更不能“謬托知己”，拉她的大旗做虎皮啦。我曾經寫過關於她的中篇小說《風景》的評論文字；前幾年（應該是2011年吧）她的長篇小說《武昌城》更讓我受到震撼。我曾說過：這部小說若不得“茅盾文學獎”，是“茅盾文學獎”的恥辱！但後來果然沒有這部作品榮獲“茅盾文學獎”的報道。但我建議各位，設法找來這部反映1926年北伐攻打武昌城的小說。我絕對相信，您不會失望的。
　　說回《軟埋》，我最大的疑問是：我讀了若干關於土改的小說和歷史專著。歷史專著且不說了，黨史專家楊奎松教授的多部著作，尤其是其大開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中第一章和第二章共167頁，十多萬字專寫土改問題，有豐富翔實數據和文件；人大博導高王凌教授的《租佃制度新論——地主、農民和地租》，清華秦暉教授關於農民和農村問題論文……等等，都給了我跳出當前左右爭論來思考的指導性線索！
　　這都且不說了，只說文藝作品，許多中國當代作家都對土改給予關注。除了周立波《暴風驟雨》、丁玲《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是歌頌土改之外，20世紀80年代以來，僅我讀到的長篇，就有張煒《古船》（1986年）、劉震雲《故鄉天下黃花》（2004年）、莫言《生死疲勞》（2006年）、嚴歌苓《第九個寡婦》（2008年）、賈平凹《老生》（2014年）、畢飛宇《平原》《玉米》……描述了土改及其中的各色人物。
　　考察這些在文學界都得到較高評價、也十分暢銷的作品（有的還被改編成電視連續劇，如《第九個寡婦》），與方方的《軟埋》一書的價值取向，可以說是基本一樣的。
　　這些學者和作家，名氣應該不會比方方小吧？這些歷史專著和文學作品，影響力應該不會比方方的《軟埋》小吧？像張煒《古船》中血腥屠殺地主的場面，像莫言《生死疲勞》中被殺地主輪迴轉世的執着追問，像賈平凹多部作品中對地主和貧僱農積極分子愛憎分明的描繪……更不用說學者根據中央文件和地方政府的統計數據、調查匯報所寫出的學術文章了。但出籠之後都似乎波瀾不驚，並沒有引起激烈爭論；何以到了方方這本書，卻引起這麼強烈的反彈，連退休黨和軍隊的元老都覺得忍無可忍，出面嚴加批駁？
　　我想去想來，實在百思莫解。在微信朋友圈上我請教眾多教授、博導，有學友指出：原來沒有反應、現在有強烈反應，原因是：政治環境變化了；網絡發達微信廣泛了，人們有了表達個人情緒的平台；社會心理也變化了，對當前社會經濟走嚮導致反彈心理。這些說法確有一定道理，各位網友如何看？
　　下面，我轉載中國人民大學高王凌教授的一篇論文。文章也不短，不想看長文的朋友，就到此止步。不僅文章長，其註解也多，文字甚長。我曾經想為遷就不想讀長文的朋友，刪去註解，但這些註解的信息量都很大，實在難以割愛，就都保留了。
　　

　　多重視角下的土地改革運動

　　高王凌，愛思想

　　本篇是我與弟子劉洋合作的文章。

　　事起於2005年，北京的一群社會學家就中國農村變革，打算合作寫作一組系列文章，在法國的年鑑學派雜誌發表。於是第一篇也是最難的土地改革就“讓”給了我。
　　在我看來，最新一輪對土地改革的研究始於1990年代，隨着當代土地問題的出現，又使它得到進一步的關注。本文藉助一個村莊的土改畫面，說明中共在運動中如何步步深入，步步擴大，終至剷除農村上層，完成基層“扁平重組”的過程；也說明拋棄傳統觀念和道義原則所帶來的深刻影響——包括生產的下降（這就涉及對土改後“黃金時代”的評價）。而這一切，與日後的集體化和人民公社運動都有着密切的關聯，表明土地改革的性質，決不僅僅是消滅“封建制度”的“新民主主義”，而是一場有着更為深刻含義的政治運動。土地問題是民國年間社會史論戰中的一大問題，但是，土地兩次平分之後（一土地改革，一包產到戶，目前正是分配最“平均”的時候），“三農問題”是否真的得到了解決？土地，是不是今天農村問題的“關鍵”？土地改革的意義何在？……也許，都可以從這裡得到一些啟發。

　　本篇英文本發表於法國的《éTUDES RURALES》，179期，2007.8；中文本發表於《二十一世紀》2009年二月號。其後有所增補。

　　他們並不了解自己正在創造的歷史或者影響他們的所有力量。我們卻沒有這樣的藉口。 2

　　你要問我土改中的事嗎？我不能告訴你，你永遠也不要知道。 3

　　在對大陸當代農村變革的研究中，將土地改革放在首位，其道理是顯而易見的。土地改革是中共進入農村之始，它開啟了其後一系列的重大變故。如果能把這一大段歷史——從當初的分田分地到後來的包產到戶——予以貫通，我們甚至可以說，中國農村變革是以土地改革為始終。過去把土地改革說成“新民主主義”的性質，顯然是“小看”它了；也可以說是“割裂歷史”的一種表現。

　　在大陸，土地改革重新提起人們的重視，大約是始於1990年代初期。以杜潤生為首的一個研究小組回顧了40年來的農村變革歷史；對於土地改革的目的，在傳統的兩個解釋層面之外（即解放生產力和動員農民參戰支前），提出了第三個解釋，即“重組基層”。 4 繼起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師生的口述調查項目，把研究推向了更深的層次，和把它帶入社會學的領域，其關注點則是所謂“訴苦”，即從“翻身農民”的角度契入土改運動的研究。 5 相對於此，近來出現了從“倒霉者”角度來重新考察土改的新的取向。 6 另一方面，隨着對當前土地問題的日益重視，人們日益認識到，土地改革並不是一個陳舊的往事，當代研究也需要一定的歷史縱深。土地改革研究遂受到更大的關注。
　　但在這樣一個短篇中，我們究竟應回答怎樣一些問題，和選擇什麼角度切入？換句話說，土地改革最大最突出也不容迴避的問題是什麼呢？這可能就是：土改運動為什麼要搞得那麼極端了。我認為，不從諸如此類的“大處”着眼，無數的具體問題將無法解釋，“地方史”縱然深入，也易於走入偏鋒。具體說來，在這大段的歷史進程之中，可能也存在着深刻的邏輯關係。其中既有大的，也有小的邏輯層面。我們所要作的，就是藉此把問題一步步展開。

　　“政策界線”的不斷變更

　　中共公開宣傳的土地改革目標，是消滅“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階級”，實現“耕者有其田”。
　　對此有學者提出，所謂“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並不是地主與農民間的矛盾，並且中國也沒有那麼多的地主。 7 根據民國年間的多次調查，可以發現地主占有土地不到總數的40%，其中四分之一屬於“公田”（如學校田、寺廟田、宗族田），並不能簡單的等同於“地主所有”。而在華北，地主比例就更小了，甚至有的村子裡就沒有地主。據說農民最窮的也有三兩畝地，完全沒土地的不過百分之一二。 8
　　近年還有研究表明，農民很少提出不交租的說法，但他們修改了地租制度，即少交一部分地租。在清代，地租實收率大約只有租額的80%上下，相當於畝產量的30%，遠沒有過去所說的50%那麼多。 9
　　除了不認為地租是什麼“剝削”以外，在農民頭腦里，還可能存在一些障礙，如認為土地本來是人家的（不管是辛辛苦苦掙來的，還是祖上傳下來的）， 10 怎能白拿過來（這不成了搶嗎）？ 11 與此相關，許多農民相信命運，主張逆來順受， 12 而不具備“階級”和“階級鬥爭”概念。一本關於傳統農村有名的社會學著作中曾經寫道：
　　（山東）台頭村沒有固定的社會階層，也沒有大地主。這原因就是因為存在興衰繼替的家庭周期，幾十年就循環一次。需要錢時，就抵押土地。所以沒有哪個家庭會認為自己與別人有什麼根本區別。他們重視的不是一時的財產多少。主佃之間也不存在所謂佃戶和地主那種關係。 13

　　本文依託的調查點赤峰市乾村，是一個以山東移民為主的村落。 14 土改時第一批入黨的戴玉堂（後評為中農）說：
　　“你說那個地富，就是你不鬥爭他，他也超不過三輩，到他孫子就窮了。他怎麼富的呢，追追他的根，百分之九十八，都是艱苦奮鬥。做大官那樣的，全國也不上去幾百個。這營子的地主富農，就沒有一個是巧來的。就說老戴家，他們老哥四個，都扛活，趕後尾都成地主富農了……” 15
　　這些觀念問題如若不能解決，土地改革就無法順利展開：例如鬥爭對象也許不承認他是什麼“地主”； 16 即是分田分房，也可能偷偷給送回去。 17
　　一般人多不容易接受這一套階級觀念，一個典型的例子說明，不僅基層幹部、普通農民對成份標準的掌握會出偏差，就是一些小地主、富農對自己究竟屬於哪個階級也心中無數。 18 所有這些人，恐怕都要等到共產黨來了以後，（由上至下和由外及內地）為他灌輸一套階級觀念，和給他評定階級。

　　在土改運動中，這些問題是如何解決的呢？這時，黨就顯出了它的深謀遠慮和對策略的特別講求。顯然，他們是有備而來。 19
　　抗戰勝利後，共產黨占領赤峰。通過開會，村民們開始學習“剝削”、“階級”等新名詞。乾村老農民戴玉堂說：
　　“共產黨一解放，土地改革，那就宣傳啦，說是封建社會，就是不平等，不光滿洲國，多年來就是不平等的。那陣就講階級立場，窮的呢給富的扛活，當長工打短工。這就是不合理，剝削行為。” 20
　　“說服”農民的辦法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可能就是“開會”，它是每個村莊都少不了的，也貫穿了運動始終。正是通過這樣那樣的交談、討論，人們的觀點被改變了。同時，開會成為一種權利，如果不能參加，就意味着被排斥，被劃到了敵對的一方，以致每一個人都無可躲避、自外於運動。於是被動者變成了主動者，個體變為群體，少數集聚為多數。 21
　　中農戴玉坤對新政權的這些宣傳產生過一些懷疑，但他無法抵禦那反覆一律的說教：
　　“這些詞，整天的念叨啊，開這些會我不都參加了嗎？我不還學點嗎。”“那時候那個想法吧，就尋思，地主是真正的（地主）麼？有那個地主麼？你趕等一開始的時候，甭管你是不是。那時候就有點亂套了，估量着你差不多有碗飯吃就想抓着你，反正把你拉淨了，……那時候就是那樣啊。” 22
　　實際上，乾村的所謂“地主”擁有土地十分有限。戴玉堂說：
　　“要比較那口裡的那樣大的，又有勢力的大地主我們這兒是沒有。反正他就是雇長活，雇月工，有個一百來畝地，弄四五十擔糧食。” 23
　　戴玉坤是個進步青年。但旋即開始的運動已“容不得他多想”。出乎意料，在這個既沒有“漢奸”，也沒有“大地主”的小村子裡，他竟被列入第一批打擊對象。　　
　　在乾村雖沒有大地主，但鄰村有一個丁姓的滿洲國大官，是個大地主，是在第一次“解放”後，在“反奸除霸”運動中以“漢奸”的罪名被鎮壓的：
　　“這一解放吧，就是抓漢奸、賣國賊。不是還沒劃成分呢麼，就是些有錢的。最大的賣國賊、漢奸、惡霸，槍決一部分，趕是一般的小地主吧，沒多大事，就減租減息。” 24
　　在華北許多地方，一開始“地主”都是以“漢奸”的罪名被清算的。例如在《苦菜花》裡，山東崑嵛山區的大地主王唯一及堂弟柬芝就被說成了漢奸。當追蹤到他們的“原型”時，當地老鄉回憶說：
　　“那家地主本來姓馮，馮柬芝有文化，曾經留學日本，而且是個很不錯的人，在我們這一帶也算是個人物。共產黨本來是想利用他的，但他一直瞧不起共產黨，土槍土炮的，42年日軍來了以後，沒辦法才把他槍斃的。可是他並沒有投降日軍，只是參加了國民黨。馮唯一是53年鎮壓反革命才槍斃的。” 25
　　也許就因為同樣的道理，以後新區土地改革都把“清匪反霸”當作了運動的第一個階段。在傳統觀念里，那些“漢奸”、“匪”、“霸”本身就是不道德的，現在把他們和“地主”連在一起，後者也就擔上了臭名，被抹了黑；連帶農民日常生活中的合法性觀念和是非標準，也置於一個被質疑的地位。
　　近年有學者指出，在複雜的社會現實中，“表達性現實”和“客觀性現實”之間並不一定是一致的。從土改到文化革命，農村階級鬥爭的表達性建構越來越脫離客觀實踐，兩者的不一致強烈影響了共產黨的選擇和行動。 26
　　若是換一種觀點來看，群體心理其實就不區分現實與非現實的，也無所謂什麼“真”、“假”之分。 27 鬥爭對象從“土豪劣紳”擴大到“中小地主”，沒有地主也要找出地主，這並非偶然，也許並不是什麼“表達差異”，或思想認識上的什麼“誤差”，而是背後的更深層的邏輯關係，影響了人們的選擇和行動。它是按照願望，而不是真實情況思考問題的，也非簡單依靠“說服”（不但依賴明確的指示，還有各種“暗示”的作用）。不但地主與漢奸，地主與惡霸，都可以等同起來。這種藝術的運用或許在“訴苦鬥爭”和“革命文藝”中有最好的表現。儘管關於革命如何在精神上“征服”群眾，通過哪些技巧來達到目的，——相信它是有完整的一套，深思熟慮、幾無遺漏，而且無須誰教給誰，——並不屬於我們打算探討的範圍。

　　乾村與戴玉坤一起被抓的有三個人。一個戴玉宗，是個學生，家裡有一百多畝地，雇三個長活，被評為地主；一個徐殿卿，是買賣人，既沒有錢、也沒有多少地：
　　“趕後來到北窪子（行政村），呆了四天。把鄰村的地主黎祥（破爛地主，寫有抄家帳）、張春（不夠個中農，帶國民黨抓人）崩了，第二天就把我們三個弄回營子來，鬥爭。大車往外拉東西，轟隆轟隆地拉糧食，拉草，有啥拉啥，鍋碗盆都給你拉走了，啥都不給你留。” 28
　　這反過來更促進了鬥爭的擴大化。因為害怕“二茬鬥爭”，戴玉坤被嚇得逃跑了。之後，一些本不該斗的中農貧農相繼受到衝擊：
　　“就問他富農也好地主也好，問他是不是，只要大傢伙評了他，他這就是地主。不是地主富農就是地主富農了。矬子裡拔大個啊，那都得一等一等選，趕等鬥爭大發勁了，就不選了，看誰不大離就拾掇了。工作組再不來啊，還得接着斗。還有那個比赤貧農強一點的呢，你好一點，當不住就攤上。” 29

　　矬子裡拔大個，這也正是戴玉坤之所以挨斗的理由。
　　乾村的情況，反映出土改中並沒有堅持所謂階級路線。42戶人家中，就有18個成了“鬥爭戶”，占到全村人口的40%以上，這遠遠超出了黨的規定：新解放區土地改革總的打擊面，“一般不能超過戶數百分之八”。 30 在赤峰全縣，地主富農的數量已達到16%，這還不包括其他打擊對象在內。在其他一些地區如晉綏、太行等，地富也普遍劃到20%以上（凡這種地方多“錯訂”了一半以上）。據說，東北受打擊者占人口25%，有的更高，達到40～45%。 31 對此的解釋是：
　　“鬥爭要深入，打擊面要擴大”。 32
　　“他不這麼鬧騰，他發動不起來”。 33

　　在乾村18個“鬥爭戶”里，有地主4戶，富農6戶，中農和貧農8戶。當地這些“地主”都是只僱工，而沒有出租土地，按政策嚴格說來，應劃為富農，屬於“資本主義經濟”。事實上，不僅在內蒙，還有在東北的遼闊土地上，大多是這樣的富農或“經營地主”，都被當作了“封建經濟”，一律清算了。 34
　　在乾村的鄰村，還有隻有一、兩畝地的地主，也被清算。 35 筆者曾經問一位參加過察哈爾土改的老幹部：“占有和出租多少土地才算地主？”回答：“只要出租土地！”“一畝地也算？”“一畝也算。” 36
　　乾村的富農實際只能被算作中農（戴玉坤即是其一，後被改正）。在任何一個鄉村中農都占很大比重，韓丁寫道，嚴重的是許多中農也受到了地主富農同樣的對待。 37 它終於“造成鄉村中的普遍恐慌”。 38 開始認識到共產黨“厲害”的戴玉坤說：
　　“恐怖那就是他隨時隨地就抓人，那時候就都害怕了。”“頭一次沒抓人啊，二次解放來抓的人，才知道共產黨歷害了”，“誰也不知誰攤上”。 39
　　戴玉堂也說：
　　“那時候都不知道誰挨斗，那真危險。”“哎，那都提心弔膽的，家有點啥麼，有一個車，有幾個牲口，有時候雇短工了，那有點啥。那都害怕，那一歪歪嘴就完。” 40
　　檔案記載說：“很多人不管是中農、或貧僱農，只要稍微有口飯吃的，就非常害怕，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挨揍”。這在赤峰成為一個普遍的現象。
　　口號是“瘦中抽肥，羊群里找大個”、“鬥了大戶斗小戶，鬥了小戶斗幹部”。
　　“有包就鏟，有凹就平”；“一切都平”，“家家平”、“樣樣平”；“‘有’就鏟”。
　　地主富農害怕，中農也跟着害怕。
　　不止中農，連有口飯吃的貧僱農也非常害怕。因為中農的糧食鏟的差不多了，就輪到自己頭上呢！ 41
　　即便是“翻身”的貧農也要遵循一定的規則，“貧農”這個身份並不能保障他們平安無事。戴玉坤說：
　　“沒錢的窮的是破爛地主，整你！你沒錢我不要你錢我整你人。你就是窮八輩你嘴不老實，你是壞分子，給你扣帽子，一樣整你。” 42

　　打人在土改中也是非常普遍的現象。據檔案記載，雖然領導上多次提出：打人要少，不要亂打亂拖。但很難為幹部接受，亦未貫徹。幹部中左傾情緒甚為濃厚，認為吊、打、拖、烙是鬥爭地主，進行“挖浮”（浮財）的唯一手段。結果，在赤峰，每斗必打，以打或毒打為佳：
　　吊人很普遍，甚至還有什麼凍、燙、烙、拖的現象，成了一種“風氣”、“規矩”，“有斗必打”，不打總覺鬥爭沒勁。
　　拖人的時候，把其他地主富農都押到外面看着。結果這些人嚇得丟了魂一樣。有的當場就說我可坦白啊。 43
　　體罰並不是出於本地農民的意願。因為“本營子拉不下臉來”，常常需要外村積極分子來參予鬥爭。乾村村民們相處比較融洽，他們對被斗戶暗中保護，或虛張聲勢，蒙蔽外來幹部。戴玉坤逃跑後，他的老婆被拖，“那時這營子老百姓都出來看。有一些老頭老婆就拽着，沒拖。趕鬥爭戴玉宗（早先抓的三人之一），在高粱地，順着壟溝拖，穿着棉褲棉襖，也沒真拖。趕打了，弄個氈子擱炕上，啪啪地打氈子。‘哎吆，哎吆’，實際沒打人。”土改積極分子王瑞華說：
　　烙（富農）戴玉祥老婆（頂數她燙的厲害，被“烙個腰帶”），打（貧農）徐儉家的（“扒了光腚打”），在跟前我全掉了淚了。那是真打嗎，那是假打，那個傅區長（延安幹部）在外邊啦，背着手聽着。弄着可似打呢，實際他打着凳子呢。 44
　　當然，也有“真打真吊”的，烙，也死過人。當地群眾反映說：八路軍來了比滿洲國殺的多（雖然竟殺的壞人，好人沒殺一個）；對地富，赤西大部地區一律掃地出門。 45 據了解，當年在一些地方（如太行老區）差不多把地主都殺光了。 46 據估計，土改過程中約有300～500萬人喪生，他們大多數是中小規模的地主，大多數是被活活打死。 47
　　這些做法的目的之一是起一種“震懾”作用， 48 似乎非如此就不能破除各種舊有的合法性觀念。它突顯出，這場運動的一切（無論是開會、訴苦），都並非單憑“說理”，而是以武力和暴力恐怖為後盾。 49

　　革命的對象，原本是一個“制度”，現在卻變成一批個人；原來是“土豪劣紳”、“大地主”，也演變為村村非有不可的“土老財”；而且先驗地確定一個高比例（10%）、數達三千六百萬的人口為“敵”（當時全國農村人口估計為三億六千萬），也為中國傳統所無。它終于越過了一般地主，而指向了一個社會階層。
　　過去接觸過一些太行區的老幹部，講起始終不明白當地土改時，為何要把幾個小學教員從城裡叫回村來，一律打死？後來我才了解到，在“惡霸”之外，還有所謂“善霸”、“不霸”，如南方新區的一些小學校長、醫生等。《苦菜花》的“原型”馮柬芝就有幾分近似於一個“善霸”，所以被槍斃了：
　　“那個時候，不留那個大頭頭！那陣很好樣的，不留。唉，窮人都救濟，過年都給錢。啊，我那陣還使他五塊錢，噢，滿街滿疃都救濟。（他的死）滿疃的人都不割捨，誰割捨？” 50
　　乾村的徐恩因“說破壞話”被抓起來。民兵隊長王鳳儀說：
　　“我抓他，只為他為這麼一句話，哎，‘操他媽的，你看那幾個種，借着共產黨的事你看脹巴的’，這樣的人你不抓他，不行。就得抓他，打打他的威風，要不他給你起破壞作用，他一句話，你兩天工作都做不過來。” 51
　　看着挺傲、挺威風的徐恩，雖“家裡沒多少東西”，卻被定為富農。他也許還不夠稱“霸”，但所有的“霸”，大約都是加上一個“地富”的名義給鎮壓的，有沒有地、有多少地，都不重要。因為他們說話有影響力，具有一定的威望，正是一地文化傳統的代表。如果說前此運動還藉助了某些原有觀念，至此就無須任何假借了。這終於使它達到了徹底反傳統的地步。

　　過去人們想當然的以為，土改必使農村中大多數人受益，和得到大多數人擁護。現在看來，這一所謂“多數”和“少數”可能就會顛倒過來，或須拋棄這一概念，也未可知。
　　通過運動，終使土地改革成為觸動每個當事人身心的大革命。從某種角度來看，農民也都接受了黨的說法，成了“共謀者”，不管主動被動，或受到打擊與否。如戴玉坤一開始“的確也牴觸”，後來再一尋思，這是一個“新社會”了，要講完全不同的另一個理兒，所以“聽之任之”，（對退賠多少）也都不再計較。 52 其實，所謂“合法性”，其背後不過是個“理”字，“怕”的背後，也有一個“理”在。戴玉坤、戴玉堂也多次說到有兩個“理”，就看你站在那種立場來看罷了。
　　結果，黨達到了對農村社會的最大掌控。它，難道不是土地改革的最大收穫？

　　內在邏輯及其效應

　　在土地改革中，問題的“根源是共同的，那就是極端主義”，韓丁說，貧苦農民帶着這種極端主義打碎了一切封建枷鎖，又帶着它進行了平分土地運動；當時，我們思想上的最大問題就是：“為什麼整個運動出了那麼大的偏差？” 53
　　在黃仁宇看來，“《翻身》書中最動人的一節，在敘述到參與這運動的年輕人衷心矛盾細膩之處。一方面這群眾運動無異對舊社會開刀，不如此中國沒有前途，另一方面大刀闊斧之下也實在沒有個人內在的公平。讀者可以就此了解革命之真意義。……我們學歷史的人，只因為這種行動不可逆轉，也不能再來，才大膽的指出它在歷史上的長期的合理性。”；“中國近代史初看起來混亂糊塗，黑白顛倒。可是仔細追究起來大部分責任仍在讀歷史的人和寫歷史的人之身上。要是我們都放寬眼光，膽敢承認歷史中之粗線條的現實，讀之令人心悸的現實和人所不敢沾手的現實（實際上也是最後無可規避的事實），” 54 也只有這樣才能有一個反思，達致更為透徹的認識和理論修訂，否則恐怕也不可能。 55

　　問題也可以歸結為一句話：為什麼不可以實行“和平土改”？
　　事實上，中共曾幾次提出實行“和平土改”的主張，如1946年曾為此徵詢黨內意見（並在陝甘寧試行）；1950年“由於戰爭已經結束，關起門來辦事的時期已經過去”，打算進行比較溫和的土改，但都未能如願。 56 這道理是什麼呢？除了上述當事人的具體解釋及“小邏輯”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大道理”？
　　土改的目地，最初的說法是為了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但是土地改革的這種作用，一時間卻難以看清，有時還不難發現相反的例證。如各地都有經驗表明，土改後的頭一二年，生產往往出現下降。 57
　　另一方面，不管平分土地對於經濟發展具有怎樣的作用，它卻不是當時革命的中心工作；對於中共來說，此刻的任務就是一個∶武裝奪取政權。在這種情況之下，土改成為一種政治性的為武裝鬥爭服務的手段，也就無足奇怪。儘管不免於“政治土改”之譏，“參戰支前”作為前一說法的補充，日益得到重視。近日還有學者強調，“如果僅僅為了以解決土地問題而爭取農民的支持，那麼大可不必採用那種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過分暴烈的手段，完全可以也應該採取減少震盪的和平方式。事實上，這一時期的土改主要是一種戰爭動員，分配土地只是動員的手段之一，或者說動員的藉口，一旦實現了占有區域的戰爭動員，土改運動隨之停止”。 58
　　不過，土改在戰爭動員中的作用真的有那麼大嗎？例如，1948年毛澤東指示中原“新解放區必須充分利用抗日時期的經驗”， 59 其核心就是“反奸除霸”和“減租減息”，而不是土地改革，並據此取得了以後戰爭的勝利。可見這一解釋仍是不充分的。為此，也可以說土地改革在“解放生產力”和“參戰支前”兩個目標之外，還有一個過去一直沒有說清的目的，那就是“重組基層”。
　　這點也未為當事人全部忽視，如杜潤生曾提出將“發動群眾整頓基層”作為土改的第一個“最基本的環節”，毛澤東也代表中央表示贊同。 60 針對傳統中國“基層不下縣”，打通（重組）基層成為實現現代化的必要措施，它並非只有共產黨一家在做，也並非始於土地改革，但不經過土地改革即沒有如此的大變動，也不可能造成農村舊有的大破裂大滌盪（相比之下，日本侵華期間的一些做法如“大鄉制”等，只是躲避了矛盾而並沒有解決它）。所以說，中共的土地改革不僅是“改朝換代”，而且是“改天換地”，它不可避免的要走上“鬥爭土改”的道路。 61

　　赤峰土地較寬，乾村每個農民分得了6畝土地。一些僱農得到了地主的房子，由於並沒有斗出多少浮財，有的民兵只是“分到一個缸，再就是一個罈子，就這麼兩個玩意”。搜查出來的大煙、金銀，則“一律交縣”了。由於“咱們這塊土地稀鬆，要多少有多少”， 62 分配土地並沒有解決多少問題（）。 63 土改以後幾年，赤峰的農業生產不但沒有上升，反而出現了一場饑荒。
　　同樣，在太行張莊，一些人家被當做剝削者鬥了，其他光景較好的人家也怕挨斗。“割韭菜”思想迅速蔓延。相當一部分人徘徊觀望，只要能生產出夠全家糊口的糧食，就不再繼續努力。 64 在太行山東麓的十里店，中農“人人自危”，擔心有一天會整到自己頭上。他們又把破衣爛褂穿了起來，注意在人前只吃粗糧。有的賣掉了驢子，而很少往地里施肥。“生產，不可避免地下降了”。 65
　　乾村出現饑荒的原因，一是剛分到土地的農民有“變天思想”，“怕國民黨來再給搶回去”，從而影響了生產；二是鬥爭的時候糟蹋了一部分牲畜和生產資料；三是一些新分到地的農民有着不愛勞動的習慣，或勞動技能不行，“沒牲畜打不下糧食啊，窮人吧地種不好，有錢的都垮了。那一年才困難”。 66 檔案里記載說：
　　災荒，是“天造一半，人造一半”；其實人造的成份是比較大的。
　　“今年的年成不屈，去年翻身年過得太多了”；有人狠狠打自己的耳光，“活該、活該”。
　　依靠鬥爭度日的情緒直接影響了各階層的農民的生產情緒。
　　把土改弄得和生產脫節，造成農村嚴重的破壞浪費現象。
　　食糧、草料一部分被破壞，大部分被浪費；對春耕都沒有想起。 67
　　這就自然引出了重新評價土地改革的經濟成就和1950年代初期中國農業效績的問題。

　　“消極、浪費、怠工”，是赤峰檔案材料給當時農民行為所作的總結：
　　一些中農和貧僱農有東西在家，等着挨鏟，一天殺豬宰羊，吃飽呆着。
　　貧僱農看到中農都挨鏟了，他們想：“好好幹活管啥呀！也誤不了挨鏟”。
　　貧農分到東西也大吃而喝；就是沒人幹活；“我們將來過好了也得挨斗”。
　　煙民的想法是，餓死沒關係。反正共產黨不叫窮人餓，他們說誰有吃誰的。
　　“從打去年春鬥爭一開始，我就沒心腸子過日子也沒有好好幹活”。有的群眾不敢打柴，有的中農在一起哭，“不如扎煙針刨別人去”，“扎窮了算了”。有一個上中農從前非常勤苦，從打鬥爭一開始，他就不幹活了，“怕趕到別人家去”。 68
　　在土地改革中，農民雖分得了土地，但仍是“缺這少那”（如畜力、農具、種子、資金）。即令查獲了一些浮財，其分散和浪費也不可避免。打擊工商業的結果更造成社會經濟生活的脫節和周轉困難。這些，都可以視為“客觀原因”，而不一定是農民的“主觀意志”和“主動行為”。但狠狠打自己的耳光，說“活該、活該”；一天殺豬宰羊吃飽呆着；沒人幹活，不幹活，不好好幹活，這些主動放棄“積極性”的行為就可以算作不折不扣的“反行為”了。這對生產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儘管他們並非“有意對抗”，而不過“身不由己”而已。
　　在土改運動中有沒有農民的“反行為”呢？近年來不斷有同仁這樣詢問。 69 答覆一直是“沒有”。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反行為”本是指集體經濟時期，農民針對政府的制度規定，“反道而行”的那些行為，如“偷拿”、“瞞產私分”等（高王凌，2002，2005b）。土地改革，似乎還屬於另一個歷史階段。但從以上材料看來，土改時期其實也是有着農民的“反行為”的。
　　農民的反應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土改運動造成了多重合法性的喪失。首先是在生產資料上，千百年的傳統被完全打破，許多土地和大牲畜說拿就拿走了，至於新分的地又會有什麼保證（果然幾年以後就收回了）？在生產上也存在同樣的問題，“富有”將可能使他淪為鬥爭對象，失去人身安全的保障。這樣，一個邏輯導致了農民的另一個邏輯，某種“互動”就這樣產生了。
　　土改以後，農民一方面害怕致富，同時也通過他們的這些行為抵制了黨提出的高產要求，並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壓低”了產量（“壓產”，是集體經濟時期農民“反行為”的主要方式之一）。看看早期那些增產合作社的記錄，就可以得知兩者的距離有多大了（當然它被解釋為合作化優越性的結果；而所謂農民保守、落後，不肯使用新的技術，也成為一種公式化的簡單說法）。
　　傳統中國本是一個“非充分發展”（“發展不充分”）的經濟。 70 中國糧食產量在1952年為3,278億斤，恢復了往日和平狀態的正常水平（但人均不如，經濟作物生產上問題更大）；1955年僅增加到3,679億斤。黨期望合作化後能增產30%，就是1,000億斤糧食。 71 這可望而不可及的一千億斤糧食，幾乎成了它的夢魘。因此克服“生產到頂”的思想，即成為當時工作的一個重點。
　　“黨給了你土地，你能不聽黨的話嗎？”
　　這成為土改以後黨的“強勢話語”之最，和全部工作的槓桿。

　　為此，中共提出土改後“農村黨的精力的最大部分，必須放在恢復和發展生產”上去， 72 並做了一系列的政策調整（如鼓勵“發家致富”等）。但它取得的成果卻是有限的：農民缺乏“積極性”仍是最大的問題。試問：如果土改以後就出現了如同日後“包產到戶”頭幾年那樣的大增產（糧產增加30%，約2,000億斤，到1984年“供過於求”，出現“賣糧難”），那還用再搞什麼“合作化”嗎？
　　土改以後，赤峰出現了連續三年的大饑荒。“48年，49年，50年，那三年呢都完蛋，打一百多斤，五十來斤。都餓的，地淨草”（戴玉堂）；三分之一人口斷糧，三分之二只能在野菜中摻很少糧食。部分農民只能顧得奄奄的待息生命；餓的死去活來，嚴重痛苦。 73 於是，“土改”工作團改作了“春耕”工作團，提出“今年不要荒一畝地，不准有懶漢，人人都要勞動”，並立即開始了互助合作運動。當然，饑荒並不是各地普遍的現象，但在張莊和十里店，土改之後都隨即開展了互助運動，卻不是偶然的。
　　運動所造成的損失和浪費不僅在農業上，也破壞了工商業。這並不是“解放生產力”，而看似相反。如上所述，鬥爭也早已超出了“反封建”的範圍，再加上“有包就鏟，有凹就平”，“家家平”、“樣樣平”的絕對平均主義，這就決定了土地改革不可能隨着戰爭動員而“停止”，也決定了它不僅僅是“民主主義”，而帶有的強烈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在這中間存在的多重邏輯，不但規定着土改運動的命運，也規定着其後鄉村革命的走向，其結果均超出了大多數當事人的想象和意料。 74 在如此巨大的歷史性的社會變動面前，只突顯出個人能力的渺小，和無由作主。 75 常常有人議論“歷史沒有目的”，其實這一目的只是很難認識罷了。人們的解釋，也多是淺層次的，有如“盲人摸象”。從群體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那些事件的“原因”，也不外乎半真半假、亦真亦幻。
　　我們也可以說，土地改革有着多重的目的：有經濟上的（解放生產力說）、內戰動員上的（參軍參戰說）、財政上的（籌集資金說）、基層建設上的（重組基層說）、農村革命上的（集體生產共同致富說），歸根到底，也可以說是“動員”上的。無論如何，它埋下了一個又粗又大的根子，在很大程度上規定了以後農村情勢的發展動向，而與所謂“工業化”等因素並無直接的關聯。易言之，“三大改造”及其提前，是有着極為深刻和複雜的原因的。
　　共產黨通過“土地改革”獲得了對中國農村極大的掌控能力，——不但通過“暴力”，也通過“強勢話語”，不但針對着“富裕階層”，也觸動了“貧苦農民”，——它不會“到此為止”，也是“收不住”的（那並不符合共產黨的性格特點）。稍後就會發現，自土地改革為始的這種革命邏輯，不但使中國農村導向了集體化，也導向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
　　直到幾十年後，它因動力耗散，邏輯鬆懈，才終於失去目標，以“地富摘帽”和“包產到戶”為標誌的農村改革於是發生，否則還不能夠。而這一切，都“肇端”於土地改革，也“結束”於土地改革（包產到戶）。　　

　　本文作為一項社會學上的合作研究，也許可以遵照法國同仁的意見，再引申幾句：
　　自土地改革開始，在中國農村，共產黨取得了一場又一場運動的勝利，但徹底剷除傳統法理的同時，也遇到了空前的“道統”問題（它包括了所謂“合法性”問題，以及“公平”“公正”和“產權關係”等問題），昔日宋儒有言：
　　“天下同之，之謂大公；天下中正，之謂皇極。……善為天下者必先持皇極，而致大公也；不善為天下者必先放皇極，而廢大公也。” 76
　　土改後數十年時間，都是“道義”之“放”、“廢”的結果。幾十年，一以貫之，可以說直到今天，問題始終沒有解決。

　　注釋：

　　1 本項研究是基於劉洋同學的調查和論文“征服——一個村莊土地改革的口述史研究”（2004年，未刊稿）；麥港和伊莎白參予了本文的寫作過程，並提出許多修改意見，謹致謝忱！
　　2 莫斯科維奇（S. Moscovici）：《群氓的時代》（中譯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頁463。
　　3 一個“地主婆”對不在家兒子問起土改運動中個人遭際的回答，湖南湘中，1998年。
　　4 參見高王凌：“中共土地改革的歷史意義”，《農村制度研究報告》第3號，1994。隨後，這篇內部報告被北京和香港幾所大學用為教材。又見 http://www.bjsjs.net/ 網上文章，2004年。
　　5 參見孫立平、方慧榮等人的一系列論文，茲不贅述。

　　6 參見劉洋：“征服——一個村莊土地改革的口述史研究”，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碩士論文，2004年。
　　7 如“關中無地主論”等，參見秦暉、蘇文：《田園詩與狂想曲——關中模式與前近代社會的再認識》，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北京。
　　8 王耕今的口述，1996，訪談者：劉小京、盧暉臨。
　　9 參見高王凌：《租佃關係新論——地主、農民和地租》，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農民很少提出不交租的說法，因為農民如果根本不交地租，土地租佃制度也就不復能夠存在了，在他們看來，這顯然不是一個“合理”的鬥爭目標，恐怕也不符合鄉村中大多數人的利益。
　　10 在太行山麓張莊：一說到土地制度本身，許多人就給搞糊塗了。認為地主的土地是合法購置或祖上傳下來的，就應該交租子韓丁（W. Hinton）：《翻身——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紀實》（中譯本，北京出版社，1980），頁144；丁玲：《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頁146：一地主說：“咱有幾畝地麼，又不是偷來的，又不是搶來的，還不是祖先留下的？”頁157：又一個說，田地不是祖先留下的，一點一滴都是他一個人掙的；清代雍正皇帝也曾說過（《世宗實錄》卷79）∶“直省各處富戶，其為士民而殷實者，或由於祖父之積累，或由於己身之經營，操持儉約，然後能致此饒欲，此乃國家之良民也”。

　　11 丁玲，頁15：一個老農說：窮人“翻身總得靠自己受苦掙錢，共人家的產，就發得起財來麼”？尤鳳偉：《小燈》（《中篇小說選刊》2003：4，頁56）：“分地？那不是搶嗎？”還有一個貧農說，“俺不要不義之財”；《杜潤生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14）中也提到：“老百姓也覺得這樣拿人家的東西沒道理”。
　　12 他們相信該窮該富是命運註定的，自己是沒有力量也沒有權力來改變的。他們像綿羊一樣馴服，像豆腐一樣任人擺布，馮德英：《苦菜花》（春風文藝出版社，2003，瀋陽），頁3。
　　13 楊懋春：《一個中國村莊：山東台頭》（中譯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頁129～130。
　　14 該村時屬熱河省，約有1300畝土地，42戶人家；參見劉洋：“征服——一個村莊土地改革的口述史研究”。
　　15 戴玉堂（79歲，中農）訪談，2005年2月，赤峰。

　　16 周曉虹：《傳統與變遷：江浙農民的社會心理及其近代以來的嬗變》（三聯書店，北京，1998），頁152：劃分階級時，不同成份的人分坐兩邊，一邊說：“某某是地主”，另一邊說：“我不是”！
　　17 丁玲，頁108：佃戶侯忠全對命運已經投降，什麼樣的日子都能泰然的過下去；還說是“前生欠了他們的”，因此把分給他的地偷偷退了回去。
　　18 據說江蘇崑山周莊鎮一個蔣姓偽鄉長，“在鄉里只有20多畝地，（在土改運動時）以為自己能分到他人的田地就積極要求回鄉分田，結果被評上了地主”，周曉虹，頁152。
　　19 黃仁宇：《黃河青山》（聯經出版公司，台北，2001），頁338。
　　20 戴玉堂、王瑞坤（89歲，中農）訪談，2003年9月，赤峰。

　　21 莫斯科維奇，頁239。
　　22 戴玉坤（87，中農）訪談，2003年9月，赤峰。
　　23 戴玉堂訪談，2003年9月，赤峰，隨後我們可以發現，乾村那幾個小地主並不夠格；在丁玲筆下（頁53），農民是區分大、小地主，普通地主和惡霸地主的，“只是，（涿鹿暖水屯的鄰村）孟家溝有惡霸，咱們這裡就只有地主了；連個大地主也沒有。”
　　24 戴玉堂訪談，2003年8月，赤峰。
　　25 王琳：“《苦菜花》之‘苦’的生產”，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26 黃宗智（P. Huang）：“中國革命中的農村階級鬥爭——從土改到文革時期的表達性現實與客觀性現實”（中譯本），《中國鄉村研究》，第二輯，商務印書館，2003，北京（原載Modern China，21.1，1995年1月：105－143）。“誤差”之一表現在桑乾河畔，雖然暖水屯並不是沒有更大的地主。但它給我們最大的感受，就是運動之初確立“鬥爭對象”之難。終於選上了一個只有10畝地的“漢奸”錢文貴，才打開局面。丁玲（頁258）借一個老幹部的口說：象這種新解放區，老百姓最恨的是惡霸漢奸狗腿，還不能一時對地主剝削有更深的認識，也看不出他們是一個階級。所以第一步還是要拔尖。
　　27 莫斯科維奇，頁112。
　　28 戴玉坤訪談，2005年2月，赤峰；在丁玲的筆下（頁296～299，251），有着對鬥爭大會的生動描述：錢文貴被民兵按得跪了下去，群眾猛然得勢，於是又騷動起來。戴上的紙帽子把錢丑角化了，他卑微的彎着腰，曲着腿，他已經不再有權威，他成了老百姓的俘虜。……一樁樁的事訴說着，有些人問急了，便站到台上來，敲着他問。底下的人便助威道：“打死他！打死他！”……一伙人都衝着他打來，也不知是誰先動的手，有一個人打了，其餘的便都往上搶，後面的人群夠不着，便大聲嚷：“拖下來打！拖下來！大家打！”……幾千年的深仇大恨，所有的怨苦都集中到他一個人身上了；據說，孟家溝打死惡霸陳武早已經把其他地主“嚇壞了”。
　　29 戴玉坤訪談，2005年2月，赤峰；另一個老人說：“工作團再晚來個幾天，這營子還得斗個四五戶”；丁玲，頁97：這一改革，要把全村都鬧成窮人；頁199：聽說扳倒了地主扳富農，扳倒了富農扳中農。如今只有窮光蛋才好過日子；《小燈》（頁54）記載了排富戶時積極分子和工作隊員的談話，當問到排多少富戶時，答：“有多少就排出多少來。”“富戶的標準呢？”“這沒有定規，……比方一群豬，哪幾個頭個大哪幾頭個小不是一眼就分出來了嗎？”
　　30 《毛澤東選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北京），頁1250；按戶數計是百分之八，按人口計為百分之十。

　　31 羅平漢：《土地改革運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頁253。
　　32 韓丁（W. Hinton）：《翻身——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紀實》（中譯本，北京出版社，1980），頁229。
　　33 戴玉坤訪談，2003年8月，赤峰。
　　34 趙效民：《中國土地改革史》，人民出版社，1989，頁307：據說在東北以外的地區，大部分土地仍然操縱在地主手中。
　　35 戴玉坤訪談，2003年8月，赤峰。

　　36 徐衛訪談，2002年，北京；赤峰與察哈爾，還有丁玲筆下的晉察冀桑乾河畔都是抗戰以後才開始土改的，它們在運動的進程和特點上，都有許多近似之處。
　　37 他還寫道，聽說毛澤東看了綏德的報告，了解到有一個村子沒收了27戶中農的財產，說∶“這種事最可怕！比帝國主義更危險”，韓丁，頁280、470。
　　38 松山區檔案館檔案，《赤峰縣平分土地總結》，1948年5月17日，1－1－26。
　　39 戴玉坤訪談，2003年10月，赤峰。
　　40 戴玉堂訪談，2003年10月，赤峰。

　　41 松山區檔案館檔案，《赤峰縣平分土地總結》；關於各地類似情況，參見羅平漢：《土地改革運動史》，頁238、252、255、258等。
　　42 戴玉坤訪談，2003年8月，赤峰。
　　43 松山區檔案館檔案，《赤峰縣土地工作與整黨工作初步總結》，1948年6月13日，1－1－26。
　　44 王瑞華（78歲，中農）訪談，2003年10月，赤峰。
　　45 《赤峰縣土地工作與整黨工作初步總結》。

　　46 參見高王凌：“中共土地改革的歷史意義”，《農村制度研究報告》第3號，1994。
　　47 黃仁宇，頁275；通常的解釋是說：“只有當農民被逼得忍無可忍時，他們才會行動起來。一旦行動起來，他們就要走向殘忍和暴力的極端”（韓丁，頁60）；“農民的心理是，不鬥則已，一斗就要往死里斗。他們要求報復，要求痛快。有些農民常常會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陣子拳頭先打死再說。村幹部也擔心將來的報復，所以一不做，二不休”（丁玲，頁112、177、280）。1951年，參加全國政協西南土改工作團的章乃器（團長）不同意肉刑吊打，不贊成眼開眼閉地執行政策。為此川東區黨委發出指示：“連激於義憤也不許打”，但在後來又受到批評，說是不利於追“果實”。于學忠反映：吊打時婦女離開，農民回頭看幹部。梁漱民提出三個問題：一、變相肉刑何時始？二、包辦代替何時始？三、幹部有無暗示吊打？還說：追果實而打與義憤而打不同；章立凡：《記憶：往事未付紅塵》（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頁79～80。在一些地方，據說土改工作組曾經布置，“不許打人”就是個暗號，一聽見就開打；程為敏：紹興調查（2005年2月）。
　　48 黃樹民是這樣使用“震懾”這一詞彙的：在土地改革時，鄭姓管家遭到處決，村裡的富農被批鬥，大家記憶猶新，至於沒有人敢反對的第二個理由，我相信是農民被政府震懾住了。黨不是解救了他們，不用再像從前一樣吃苦受難嗎？黃樹民：《林村的故事：1949年後的中國農村變革》（三聯書店，2002），頁50。
　　49 如《李友九回憶錄》：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較量，“八路軍已經替我們做好了一半，現在槍桿子在我們手裡，政權在我們手裡”（山西省新聞出版局內部圖書，2003，頁10）；否則，將首先面臨還鄉團的反撲，或犯“急性土改”的錯誤。
　　50 王琳論文。

　　51 王鳳儀（81歲，中農）訪談，2004年10月，赤峰。
　　52 戴玉坤訪談，2003年10月，赤峰。
　　53 韓丁，頁249、707。
　　54 黃仁宇的信，1989年5月。
　　55 參見騰訊網對高王凌的專訪：“60年農民沉思錄”。

　　56 高王凌，1994。
　　57《毛澤東選集》，頁130，注一；據說原因主要是地權還沒有確定，農民的生產情緒也還有些波動等；1947年1月，劉少奇致電各解放區負責人，請他們答覆一些問題，其中即包括“是否第一年農民不會有生產積極性”，羅平漢：《土地改革運動史》，頁79。
　　58 張鳴：“動員結構與運動模式──華北地區土地改革運動的政治運作（1946－1949）”，（香港）《二十一世紀》，2003年4月。
　　59 《毛澤東選集》，頁1327。
　　60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北京，頁107。

　　61 以上參見杜潤生：《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人民出版社，2005），頁20；高王凌，1994；幾年以前我曾和秦暉談論土地改革，不約而同的說，它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並不是在土地問題；民國年間激烈爭論的兩派之一，以為“土地改革”即可根本解決中國的問題，近年“包產到戶”以後，土地分配最為平均，但農村問題獲得“根本”的解決沒有？直至今天，土地仍是農村問題的關鍵嗎？這一事實終使人們認識到，農村問題的癥結並不僅僅是在這裡，如我的學生劉君代（哈佛大學博士候選人）所說，今日土地仍然只是一條“輔線”，而非什麼“主線”。
　　62 《赤峰縣土地工作與整黨工作初步總結》。
　　63 陳公博曾寫道：分土地對大革命時的士兵缺乏吸引力，他們來當兵，是為着別一種希望（《苦笑錄》（東方出版社，2004），頁75；賽爾登引用斯諾的話說，（西北）土地不值錢；江西時期革命的失敗，毋寧說是農民缺少根本上的土地訴求（《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頁92）。
　　64 韓丁，頁249。
　　65 柯魯克：伊莎貝爾、大衛·柯魯克（David and Isabel Crook）∶《十里店－－中國一個村莊的群眾運動》（中譯本，北京出版社，1982），頁14。

　　66 戴玉堂訪談，2003年9月24日，赤峰。
　　67 《赤峰縣土地工作與整黨工作初步總結》。
　　68 《赤峰縣土地工作與整黨工作初步總結》。
　　69 筆者與黃宗智（2001）、劉小京（2005）的談話和私人信件。
　　70 高王凌，1999：《經濟發展與地區開發——中國傳統經濟的發展序列》，海洋出版社，北京，1999；劉燈：“小農經濟論辯”，碩士論文，2004年。

　　71 《陳雲文選（1949—1956年）》，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頁238。1956、57年數字的不可靠，參見高王凌：“1956年的大減產”（未刊文稿）。
　　72 《毛澤東選集》，頁1314。
　　73 松山區檔案館檔案，《赤峰縣春耕情況報告》，1948年4月15日，1－1－25。
　　74 黃仁宇說：在延安發起運動的人士，他們很少能預期到，這種運動的動力，最後會將他們捲入文化大革命；在毛時代的中國，國家經濟持續25年類似戰爭的狀態，正是土地改革的自然結果，《黃河青山》，頁37、544。
　　75 黃仁宇說：人們經常產生幻覺，以為選擇似乎操在我們手中。但大門砰的關上時，個人只能默默接受他們在歷史上扮演的角色。……共同的主題就是無路可逃，《黃河青山》，頁224。
　　76 契嵩：《皇極論》卷四，引自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三聯書店，2004，北京，頁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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