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個國家的軟實力，嚴密控制的社會必然缺乏文化創造力。當下中國，中共紅色革命文化已被證明毫無創造力，也不能被世界接受，而中共又抗拒西方文明和普世價值，就只能採取復興傳統文化、以民族主義來對抗普世價值的策略


　　老高按：北京格鬥狂人徐曉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擊倒中國“太極大師”魏雷，引起軒然大波。但隨着官方迅即多管齊下出手干預，踩下剎車，徐曉冬在視頻中表示：“武協，我錯了”。
　　挑戰、應戰雖然畫了句號，但網絡上掀起的狂歡熱潮卻餘波洶湧，各種段子讓人目不暇接。這件事本來沒有政治色彩，正好給苦於精神禁錮、言論鉗制的學者提供了發揮才華、一展口才的話題和空間；而這件事本身也正好顯現出多重可供解讀分析的層面和側面，沒想到，具有高度政治敏感的官方有關部門，還是給這件事貼上了政治標籤——中國官方的武術管理機構中國武術協會發表聲明說，武術是中華民族傳統體育項目，能夠“傳承中華傳統文化、增強民族自信、推動‘文化走出去’、增強國家軟實力與國際影響力”；隨後武術散打世界冠軍集體發表聲明，稱“中國武術是國粹，不容挑釁”。看，上升到“捍衛國粹”的高度了！那麼，類似徐曉冬這樣的挑戰，性質就變了：那就是挑釁“中華傳統文化”、挑釁“國家軟實力”、乃至挑釁“中華民族自信”！
　　這件事也引起國際媒體的關注。昨天紐約時報中文網發表了洪振快的文章《中國功夫之爭：真相可否KO假象？》。我順便還關注到此前紐約時報中文網的幾篇與這一話題有關聯的文章，例如：關於太極拳申遺（申請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關於中國“十大名樓”聯合申遺的波折和背後博弈，讀來都讓我很開眼界。索性一併轉載於下與網友分享。

　　中國功夫之爭：真相可否KO假象？

　　洪振快，紐約時報中文網，2017年5月16日

　　作者為獨立歷史學者，研究過中國武術史和武俠史，著有《講武論劍》一書。

　　近年中國官方試圖向世界推銷中國傳統文化，比如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學院以推銷儒學等，但成效似乎並不顯著。推銷最成功的中國傳統文化，應該是“中國功夫”，當然主要推動力並不是中國官方。不過，最近，在中國，北京綜合格鬥（MMA）拳手徐曉冬KO（擊倒）中國功夫“太極大師”魏雷的視頻，卻讓“中國功夫”受到是否具有技擊價值的強烈質疑，並引發中國人對於中國傳統文化是否具有價值的熱烈討論。
　　徐曉冬在KO魏雷後，宣布他是要“打假”，他不僅認為很多中國功夫都是假的，不具有實戰價值，為驗證他的觀點，他要挑戰很多中國功夫門派的領袖人物或代表人物。而很多中國功夫門派則宣布要應戰徐曉冬，包括中國河南陳家溝太極拳傳人和少林寺第一護法武僧等。

    Courtesy of Hong Zhenkuai
    歷史上聲稱能練成“少林神功”的《易筋經》，只是一種設想，並不可能成為事實，但它影響了中國人的觀念。圖為北京的國家圖書館藏清代《易筋經》抄本。

　　實際上，這些門派大多是1990年代以來受中國武俠小說、影視影響創造出來的，歷史上實際並不存在這些所謂的“門派”和“掌門人”。但是中國官方隨即表態時，就站在他們的一邊。
　　5月3日，中國官方的武術管理機構中國武術協會發表聲明稱，徐曉冬、魏雷“約架”行為有違武德，涉嫌違法，對此應堅決反對。聲明還說，武術是中華民族傳統體育項目，具有強身健體、防身自衛、修身養性的功能價值；傳承中華傳統文化、增強民族自信、推動“文化走出去”、增強國家軟實力與國際影響力，需要更好地傳承與弘揚。中國武術協會表示，將進一步加強行業管理，整治武術亂象，加大宣傳引導，規範武術賽事等。5月5日，多名武術散打世界冠軍集體發表聲明，稱“中國武術是國粹，不容挑釁，更不懼挑戰”。
　　官方的反應如此激烈，徐曉冬受到巨大的官方與民間壓力。他的武館隨即受到消防檢查，需要整頓；他的個人微博被封號；他原先準備舉行的消息發布會也被取消。徐曉冬開始向中國官方服軟，在視頻中表示“武協，我錯了”。
　　不過，從研究歷史的角度來分析，這次徐曉冬“打假”的對象，即作為中國“民族傳統文化”的武術，官方與網民對於這個“國粹”抱有很多錯誤觀念。武術“大師”被KO事件，恰恰證明，受中國政府保護的傳統文化的軟實力很有限。我們必須得去了解為什麼是這樣子。

　　中國功夫，指中國傳統武術，歷史上也叫“國術”，1952年中國大陸官方規定不再用“國術”稱呼，統一用“武術”之名，但台灣習慣上還是稱“國術”。
　　中國功夫，並不是通過現代搏擊運動，而是通過影視，為世界各國公眾所知。在影視中，中國功夫練習者通常具有高深的搏擊技術，能夠打敗西方、日本的拳擊、柔道搏擊高手，捍衛民族尊嚴，或者在中國古代則是兩位中國功夫高手對打，最終“好人”戰勝“壞人”，正義得到伸張。
　　影視屬於藝術，藝術不等於真實。影視中的神奇功夫，是一種設想，屬於觀念，而不是真實的存在。譬如，聲稱能練成“少林神功”的古代作品《易筋經》，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設想而已。然而，對於不了解中國功夫真實情況的人（包括中國人和外國人）來說，容易形成中國功夫很神奇、很厲害、很能打的觀念。而在中國民間，則有不少中國功夫練習者也宣稱自己很厲害、很能打，擁有神奇的功夫，以吸引練習者，獲取個人名利。
　　最近的中國功夫練習者被KO事件，打破了中國人的觀念，很多中國人表示憤怒，因為這和那些中國功夫練習者宣稱的不一樣，那些中國功夫練習者實際上是在欺騙公眾。很多中國人則更進一步反思，認為中國功夫其實已經完全喪失搏擊功能，是一種花拳繡腿，完全沒有價值，甚至以像中國功夫這類傳統文化都應該被拋棄。而有些人則認為，中國功夫在現代雖然主要是作為一種健身方式存在，但在中國古代，確實存在很厲害、很能打的功夫，只是現在已經失傳了，不能以現在不存在否定古代曾經存在。在中國官方近年來利用民族主義應對外交壓力的背景下，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包括武術，很容易造成中國人群的觀念分歧乃至撕裂。
　　客觀地說，中國古代確實存在以搏擊為目的，而且具有相當高的技術水平的武術。以中國功夫中的少林武術為例，在450多年前的中國明朝嘉靖皇帝時代，被稱為倭寇的日本浪人和部分中國人侵犯杭州、上海、蘇州一帶，他們手持“光耀射目，令人寒心”的倭刀，使用快速多變、“奇詐詭譎”的日本刀術，由於朝廷軍隊一時沒有抵抗能力，組織的平民又打不過倭寇，作戰連續失敗37次，政府臨時召集了一些精通武術尤其是棍術的少林僧人參與抗擊倭寇。根據《江南經略》、《吳淞甲乙倭變志》等中國古代文獻記載，少林僧人至少參與了6次戰役，作戰時手持重30斤、長7尺的鐵棍，使用少林棍法，在作戰時作為前鋒，功夫非常厲害，多次戰勝倭寇，扭轉了戰局，僧人也有不少人壯烈戰死。這些歷史文獻的作者中有一位戰略家，名叫鄭若曾，當時就去拜訪了少林僧人中名叫“天員”的首領，記載應該是可信的。所以，歷史上的少林武術可以用於戰場搏鬥，實戰能力很強，應該是沒有疑問的。
　　在少林僧人抗倭事跡在當時中國文化最發達的蘇州、上海、杭州一帶流傳開來以後，少林僧人的高明搏擊能力得到了全社會的認可和讚譽。但是，進入清代以後，由於滿族統治者擔心漢人反抗而禁止漢人習武，少林僧人的習武轉入地下，慢慢衰落，已經不大為公眾所知。據《鴻雪因緣圖記》記載，1828年，一位清政府高級官員視察時希望少林寺展示功夫，而少林寺僧人開始時表示他們並沒有功夫，在一再要求之下才展示。1928年，少林寺在軍閥戰爭中被燒毀，僧人流散。
　　1949年後，中共的政治運動把傳統文化當作“四舊”來破除，先是鎮壓了一些有實戰能力的拳師，之後接受蘇聯體育理論，把太極拳編成蘇式體操，實戰技能也失去了。少林寺內已經無人練武。對各拳種的代表性傳承人，則採用統戰的辦法，有一些人給予政協委員的身份，與各行各業一樣。經過文革，原有的傳統技擊方法也很少保留了。1976年“文革”結束時，少林寺內只剩下十多個僧人，而且基本上不會武術。
　　上世紀80年代開始，由於中國改革開放政策，傳統文化復興。散打興起時，傳統武術練習者不服氣找散打運動員打，都被打敗，所以後來才沒有再鬧。1982年開始，因電影《少林寺》的播映，少林武術受到追捧，但是這時候少林寺內開始習練的功夫是從寺外回傳的，這些回傳的功夫與450多年前的那些武術，沒有可信的證據證明存在傳承關係。古代的那些少林武術肯定是能夠用於戰爭的技擊術，但現在的“少林功夫”到底有多少技擊價值就很難說。
　　中國目前很重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2006年，“少林功夫”被評選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據報道，本還想為其申請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但是，按照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評選的要求，它必須證明是歷史上留傳下來的，而且傳承脈絡必須清楚，“少林功夫”顯然並不符合這樣的要求，其具有多大的文化價值是值得懷疑的。

　　“少林功夫”的情況是中國武術的一個縮影。一方面，它雖有表演價值，也有健身價值，但實戰價值不高；另一方面，它和歷史上的武術可能已經不一樣，沒有證據證明具有歷史文化價值。這樣的“功夫”，其實並不是有價值的傳統文化。但是，就像少林寺要把他們的“少林功夫”申報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一樣，其他各種“功夫”也希望得到社會認可。於是，中國功夫泛濫，很多人還把武俠文藝中的神奇武功當作實有其事，認為中國功夫很厲害，實際上差不多都是文化造假行為。這種文化造假，得到官方媒體的支持，包括CCTV、各省電視台，經常有宣傳神奇功夫的節目。
　　社會缺乏誠信，社會生活中的各領域普遍存在造假行為，這是當代中國的一個事實。功夫造假，只是社會亂象的一部分。中國政府實行嚴密控制社會的政策，不允許民間社會的自主發育，武術也在控制之列。政府不希望不在它控制之下發展實戰技能的武術，而希望把習武的人都納入政府控制的武術協會的管理之下，武術運動的開展也要求接受政府的指導和組織。不符合政府意志的武術運動項目或與政府不合作的武術團體，都難以得到發展。
　　嚴密控制的社會必然缺乏文化創造力。而文化是一個國家的軟實力。當下的中國，中共原來的紅色革命文化已被證明無創造力且不能被世界接受，而中國政府又抗拒西方文明和普世價值，故只能採取復興傳統文化、以民族主義對抗普世價值的策略。在此背景下，傳統文化越來越受到重視。
　　2017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意圖全面復興傳統文化。武術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因其只是體現一個民族的搏擊智慧，與中國傳統集權專制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關係不大，因而有可能保留體現民族智慧的獨特內容，豐富世界的搏擊文化。
　　然而，經過一百多年的社會動盪和社會生活變遷，加上中共執政以後的紅色革命文化對傳統文化的破壞，目前的中國武術存有多少有價值的傳統文化成分，已經成為一個疑問。最近傳統武術“大師”被KO事件發生之後，代表中國官方的中國武術協會出面干預，目的自然是要維護原有的武術管理機制，但在這種機制之下，有價值的傳統文化已經不存在或極其微弱，全面復興無異於痴人說夢，傳統武術遭嚴重質疑頗具有象徵意味。


　　太極拳申遺何時成功？中國人很着急

　　Karoline Kan，翻譯：陳亦亭，紐約時報中文網，2017年3月21日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本月，張見在北京的一個公園裡帶領學生打太極拳。

　　北京——去年，印度瑜伽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名錄。2011年，韓國的跤拳成為首個獲此殊榮的武術項目。
　　那麼，中國的太極拳為何無法贏得類似的國際認可？

　　隨着一年一度申請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最後期限臨近，嚴雙軍一直在腦海里想這個問題。該名錄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制定，旨在頌揚和保護全世界的文化多樣性。過去十年裡，嚴雙軍一直四處遊說，希望把太極列入該名錄。太極是一種有數百年歷史的武術，把如行雲流水般的動作與深呼吸和冥想結合在了一起。
　　“通過太極，可以了解中國文化，從醫學到文學，從哲學到藝術，”河南省溫縣太極拳申報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領導小組副組長嚴雙軍說。溫縣普遍被認為是太極的發源地。
　　雖然太極拳的支持者和愛好者堅稱太極體現了中國文化獨一無二的方面，但他們擔心，如果中國不能讓太極進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名錄，其他國家可能會推動它們自己的版本申遺。他們說，已經有過先例了。
　　儘管太極拳或許起源於防身的需要，但近年來，它廣受歡迎，被當成了一種有益健康的鍛煉，既能促進身體健康，又能減輕壓力。在全中國甚至國外，都能看到練習太極拳的人聚集在公園或其他公共場所，整齊劃一地慢慢做完規定的動作。
　　但正是受歡迎這一點，增加了太極拳支持者的擔憂。在前不久閉幕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上，來自河南的代表張立勇強調了此事的緊迫性。
　　“韓國、日本等國都在‘搶報’太極拳申遺，”張立勇對記者說。“尤其是韓國，通過媒體到處散布‘太極拳的創始人是張三丰，張三丰是遼東濟州島人，濟州島屬於韓國’等不實言論，韓國已經把我們的端午節和拔河都申請為他們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應引起我們高度警覺。”
　　中國的端午節用賽龍舟和設立公共假日的方式紀念古代詩人屈原。當200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把韓國的江陵端午祭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時，一些中國人提出反對，稱其發源於中國的端午節，並指責聯合國支持韓國侵占中國文化。2009年，中國端午節被納入名錄。
　　得到認可只會帶來聲望，而非經濟回報。但對嚴雙軍來說，這種聲望意義重大。截至目前，他還沒聽說中國政府會否申報太極。他說自己很焦慮。申報的截止日期是3月31日。
　　“沒有消息就是壞消息，”他說。
　　中國2006年制定自其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時，太極拳名列其中。2008年，太極是中國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的35個項目中的一個。但嚴雙軍和同伴被告知，教科文組織覺得申報材料“太模糊”。他們被要求進行修改並重新申報。
　　於是，他們收回申請，希望第二年再申報。但後來，規則變了。所有國家的申報項目都不得超過兩項。太極拳被排除在外，中國申報了京劇和中醫針灸，它們都得到了教科文組織的認可。
　　“從那以後，”嚴雙軍哀嘆道，“在一長串等着申遺的中國文化遺產中，太極拳就再也沒有引起過注意。”
　　近年來，中國獲得教科文組織認可的項目包括皮影戲和珠算。
　　申報由文化部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交。接到電話時，該機構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研究員說不方便討論今年會申報哪些項目。
　　北京57歲的太極拳師傅張見說，如果又沒報上去，就太遺憾了。
　　“說到功夫，人們往往會想到少林寺，”張見說。他指的是河南省登封的那座寺廟和裡面的僧侶，武打片讓他們出了名。“但少林功夫更多的是為了表演。太極拳不一樣。它完全是為了個人練習，應該受到更多關注。”
　　嚴雙軍說他會繼續努力，爭取讓中國太極拳在全球獲得更廣泛的認可。
　　“相比於中國文化的其他很多方面，太極拳相對實用，能幫助中國提升軟實力，”他說。“就連我們的宇航員都練太極，所以說我們已經讓它進入外太空了！”



　　中國“申遺”背後的制衡與較量

　　獨眼，紐約時報中文網，2012年12月21日

　　獨眼是建築評論人。目前主要從事小說創作、撰寫書評及建築評論。


　　中國“十大名樓”聯合申遺遭遇真實性的質疑，最終擱淺。圖為武漢黃鶴樓。

　　基於“虛構”歷史而成的建築，是否可以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在中國，這種事情是可能的。
　　2012年11月底，中國國家文物局發布了最新的《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這份名單與2006年公布的35個項目的那一版相比，剔除了已經申報成功的項目，增添新項目，總數達到45個。這份名單可以看作是中國“申遺”的預選名單。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第17屆大會上通過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提出將全球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需為了全人類的利益加以保護的文化和自然遺產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中國1988年加入《公約》，總計已有43項遺產入選。
　　2012年的這份“預備名單”透露出的信息量很大。比如，它去掉了山西幾地聯合推舉的“晉商大院”——因為其中幾處院落虛構了一些建築——這像是回歸了評價遺產價值的“真實性”標準；擴展了“絲綢之路”涉及的遺產地，這該歸功於歷史研究和論證的成果；但是，“江南水鄉古鎮”從4個增加到10個，其中幾個尚且籍籍無名，看上去給人希望借世界遺產申報發展旅遊的印象。名單裡的最後一項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志蓮淨苑與南蓮園池。
　　實際上，這兩座園林都是基於“虛構”的歷史而建，建築年齡也沒有超過20年。它們是參照了山西、敦煌、日本等地的唐風建築設計建造的“仿唐”寺廟和園林。志蓮淨苑的歷史據說可以追溯到1934年，但如今的這座寺廟，1989年至1998年陸續建造了十年，2000年才開放。作為志蓮淨苑託管項目的南蓮園池，2003年開始建造，2006年開放。這兩組建築作為一個文化遺產項目列入名單，一舉刷新了我國文化遺產認定的“年齡”界線。
　　名單發布之前，“申遺熱門”的“十大名樓”在民間和文物建築保護界已經備受質疑。這十座建築是：黃鶴樓（武漢）、岳陽樓（岳陽）、滕王閣（南昌）、大觀樓（昆明）、蓬萊閣（煙臺）、鸛雀樓（永濟）、天心閣（長沙）、閱江樓（南京）、鐘鼓樓（西安）、天一閣（寧波），它們無一例外都進行過大規模改造維修，部分保留了少量古代建築遺構的幾棟在歷史方面還算有跡可循，可是，黃鶴樓、滕王閣、天心閣是1980年代中後期重建的，年輕的閱江樓、鸛雀樓是2001年、2002年重建開放的，它們都使用了鋼筋混凝土仿木結構，有些建築內部配有電梯。這些做法喪失了建造技術、工藝、材料的歷史真實性，由此帶來的一些結構性的“改良”甚至帶有了虛構歷史的成分。最終，“十大名樓”都沒有出現在預備名單上。
　　什麼樣的建築算遺產和古蹟？ “十大名樓”即使在建築上有這樣那樣的歷史問題，仍然都建造在有史料可以為佐證的地點上，它們確實包含了區域歷史和文化信息。可是，香港的志蓮淨苑與南蓮園池是在沒有過唐代古建築也沒有真正與其建築樣式相關的歷史文化可追溯的地點上生造出來的，“仿唐”樣式雖然經過了很多專家考證、設計研究，在沒有圖紙和實物留存的時代，仍然是帶有虛構和推測性質，它們更像是當代人對唐代建築研究成果匯集成的模型。
　　澳門在2005年成功申報成功了“澳門歷史城區”，一直是世界遺產城區環境管理的一個優秀範例，這次香港項目的入選給人一種“地域平衡”的安慰色彩。

　　目前來看，中國還沒有“世界遺產”相關項目的直轄市和省份，就只剩下上海和海南。根據已經申報成功的世界遺產名錄和兩批由建設部發布的《中國國家自然遺產、國家自然與文化雙遺產預備名錄》，唯有上海和海南缺席。本來上海江南造船廠曾經在世博會之前，有意讓國家文物局論證船廠作為近現代工業建築遺產申報世界遺產的可能性，以增加和上海市政府談判的籌碼，但最終不了了之。
　　入選“預備名單”並不意味着會申遺成功，其中耗費的時間甚至可能是幾十年。根據國家文物局公開的申報計劃，2013年中國將向世界遺產大會申報自然遺產“新疆天山”和“紅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觀”；2014年申報在《預備名單》上的文化遺產項目“大運河”。以每年一項文化遺產的申報速度，列於目前這份《預備名單》上的項目全部申報完，很可能需要等幾十年。

　　中國目前擁有43項世界遺產，排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之後，算是所謂的“遺產大國”。在中國加入《世界遺產公約》的最初幾年，申報世界遺產的工作進展得比較順利，最多時一次通過了6個項目，大部分年份會有3、4項通過審議，保持着較好的通過率。
　　2000年，在澳大利亞凱恩斯舉辦的世界遺產大會上，通過了《凱恩斯決議》。它限制全世界每年申報世界遺產的總數為30項，已有遺產的締約國每年只能申報一個項目，沒有遺產的締約國可以申報2至3項。這個決議想為負責遺產審查的國際機構節省工作量，又想解決“締約國之間遺產數量不平衡”的問題。這份決議帶着一種政治平衡意味，也潛在表達了尚沒有遺產地進入《世界遺產名錄》的國家對於遺產大國的不滿。意大利代表提出抗議，認為《決議》有違《世界遺產公約》的出發點和核心精神，難道不是保護具有“普適價值”(universal value)的遺產才是最重要的嗎？但這些意見擋不住更多“遺產小國”的擁護。之後經過4年的動員、遊說、斡旋，2004年在中國蘇州舉辦的世界遺產大會上，中國主導提出的《凱恩斯決議》修改方案通過了：每年申報總數的限額變為45項；已有遺產的締約國每年可以申報一個文化遺產項目和一個自然遺產項目。這算是多少緩和了一點兒中國的遺產申報危機。
　　此後，每年的中國對於世界遺產的申報都變得非常謹慎，產生了許多策略性的變化。比如，鼓勵跨省、跨國遺產，鼓勵像“文化景觀”這種跨界的項目。重點只有一個，就是申報只能成功不能失敗，一個項目沒通過，就會造成名額的損失，浪費一個省甚至幾個省數年的準備和等待。
　　就中國而言，申遺成功的關鍵是兩個方面：根據世界遺產評定標準闡述遺產本身的價值，這通常取決於遺產地自身的狀態、知名度和申報文件上的說理功夫；另外重要的一點是遺產所在省份的能力，這不僅是保護和管理，甚至包含了外交能力。
　　2007年，廣東“開平碉樓與村落”作為“世界文化遺產”進入了《世界遺產名錄》，第二年，才輪到福建土樓。其實，無論在國內外，福建土樓的名聲要比開平碉樓大得多，申報世界遺產的呼聲更大，1999年就開始準備申遺，每一個步驟都比開平領先一年時間，但多數土樓保存和管理狀況並不理想，環境清理整治的工作進展緩慢，很快就被廣東追上了。根據一份名為《開平碉樓及村落申遺大事記》的公開信息，開平碉樓的申報得到了地方和廣東省政府非常強力的支持，同時民間——尤其是華僑——在產權託管、調查研究、保護經費上也給了力所能及的便利和幫助。在世界遺產大會上，廣東代表感情充沛地講述了離家萬里去打工的海外華人如何回到開平建造中西形式結合的碉樓，這1800多幢樣式奇特的建築對於海外華僑來說是寄託“故鄉情”最重要的實物，從這個角度突出了碉樓的具有代表性的“普適價值”。只用了11分鐘，碉樓就通過了審議，成為了“世界遺產”。

　　另一個政府公關斡旋的實例發生在“重慶武隆申遺”過程中。   
　　同樣是2007年的世界遺產大會，在“中國南方喀斯特”的項目中，雲南石林、貴州荔波、重慶武隆三個遺產地聯合申報，其中拍攝過電影《滿城盡帶黃金甲》外景的武隆，雖然風景幽美，但喀斯特地貌的特點卻沒有另外兩地那麼具有代表性。頗有一些國家的專家代表對武隆是否應當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有看法。根據當時《新華網》的報道，在武隆準備申報世界遺產的初期，去當地勘察的國內外專家指出過在保護區內留有許多農戶和賓館，對保護工作不利，於是，武隆縣在80多天裡“搬遷農戶6家、拆除賓館等設施16家，碎石場12個、關閉景區企業3家，改造核心區步游道7公里多”，但即使這樣，按照《重慶晚報》上武隆縣風景管理局副局長周濤的說法，2007年5月底，“從小道消息得知IUCN（國際自然保護同盟）寫的評估報告建議將雲南石林、廣西荔波作為第一批次申報，而將武隆納入第二批次，大家急得團團轉” 。7月，在世界遺產大會現場，中國代表團繼續四處做工作卻收效甚微，一位當年在大會現場的專家透露，代表團甚至討論拿掉武隆讓其他兩個遺產地聯合申報以確保成功通過的可能性。隨團主管申報的重慶市副市長余遠牧如坐針氈，承受着“掉腦袋”的壓力，不得不打電話到國內，動用國內的關係尋找外交方面的渠道來幫忙。具體國內在短時間內做了哪些工作不得而知，最終，重慶武隆作為“中國南方喀斯特”，進入《世界遺產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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