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中午，我請華新民老師當嘉賓，錄了一期“歷史明鏡”電視節目，專講他比較了解的錢學森在文革中的遭遇和表現。他在節目中講了錢學森的一段往事，我此前不知道，恐怕許多讀者也不太瞭然，這就是：錢學森在美國時加入了美國共產黨


　　老高按：近來我做歷史明鏡節目加大了頻率，有的是當天當場在網上直播，有的是錄製了，待日後擇日播出，於是我的感覺是坐進了“時光之車”，在一個世紀的中國歷史中來回穿越，前天深入抗戰戰場的炮火連天，昨天就跨進“九一三”事件詭譎現場，今天跳到改革開放初期，明天又跑回反右、大饑荒；與汪精衛的外孫女所作的兩期採訪，又讓我觸摸到晚清和民國初年的複雜氛圍……
　　昨天中午，我請華新民老師當嘉賓，錄了一期“歷史明鏡”電視節目，排在數周后播出。專講他比較了解的錢學森在文革中的遭遇和表現——華新民撰寫的長文《文革中的錢學森》，我已經在我的博客上刊登。華新民是錢所創建的中國科技大學的最初幾屆學生之一，文革後又回到科技大任教，後來通過了李政道主持的留美物理學研究生考試，來到美國，在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獲得物理學博士，此後在航天領域從事科研，現在已經退休。他一直關注文革，和他的夥伴們一起創辦了《華夏文摘》的“文革博物館”項目。
　　他在電視節目中，講了錢學森的一段往事，我此前不知道，恐怕許多讀者也不太瞭然，這就是：錢學森在美國時加入了美國共產黨。可能聽出我的疑惑，電視節目錄製結束之後，華新民給我發來了這一說法的依據所在，是中國科技大學熊衛民教授在他於今年出版的《對於歷史，科學家有話說——20世紀中國科學界的人與事》一書中講述的，出自熊教授對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李毓昌教授的訪談。
　　這裡我就轉發熊衛民的訪談《李毓昌：中科院力學所早年的人與事》，其中不僅講述了錢學森的若干秘辛，還講述了其他很多人，如錢偉長、林鴻蓀、林同驥、杜潤生等的故事，很有信息含金量。
　　我對華新民老師說：今年是反右60周年，您曾經寫過關於錢偉長的文章，錢偉長與錢學森一樣是“三錢”之一，也是卓有成就的科學家。他1957年被打成“大右派”，1986年上書中央舉報劉賓雁等人正籌備反右30周年研討會，致使此會流產，錢偉長則受到鄧小平的讚揚，後來晉身副國級領導人（全國政協副主席）。他的經歷和心靈歷程，對我們今天更有啟示意義。下一次就請您來給我們的觀眾講講錢偉長吧！
　　一直有人批評我只關注中國的負面信息，我已經多次回答，甚至列出了一系列我認為是體現“正面信息”的篇目。但是昨天有位朋友“俞先生”跟帖又說：“你總是在這裡揭歷史的傷疤。能不能貼一些讓人高興的文章？”我有點不解：歷史的傷疤固然讓人心裡沉重，但有楊繼繩這樣勇敢的學者正視歷史，總結教訓，難道不是“讓人高興”嗎？至少我就覺得很高興！而像熊衛民的訪談中所介紹的林鴻蓀、林同驥、杜潤生這些人，更讓我感覺，他們就是“中國的脊梁”，他們體現的正是中華民族的正能量。難道不是嗎？


　　李毓昌：中科院力學所早年的人與事

　　熊衛民（中國科技大學教授），澎湃新聞·私家歷史·訪談

　　【採訪者按】2015年5月，在讀了我的訪談提綱，經仔細準備之後，李毓昌教授分兩次共花了5小時深入、細緻地介紹了他所了解的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早年的人和事。包括他自己的簡要經歷，“文革”前力學所的多位黨政領導，從海外留學歸來的科學家，政治運動對力學所的衝擊等。其中，他對錢學森入黨、錢學森與錢偉長的關係、海外歸國科學家的經歷等有關歷史細節的回憶，尤其耐人尋味。限於篇幅，本文僅將該訪談的一些精要呈現於讀者之前。
　　李毓昌，中國科學院大學退休教授。1929年生於江西南昌，1945年考入中正大學，194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0年到南昌第一聯合中學工作，1956年調入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1958年擔任該所計劃處負責人，1970年被發配回農村，1979年落實政策到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任教，直至1989年離休。
　　時間：2015年5月19日、28日
　　地點：北京中關村李毓昌家

　　李毓昌教授在家裡（熊衛民攝於2015年5月19日）

　　錢學森入黨

　　熊衛民(以下簡稱“熊”)：郭永懷先生和錢學森先生都入黨了，是嗎？
　　李毓昌(以下簡稱“李”)：是的。錢學森先生入黨的時候，我正當支部的組織委員，所以對這件事情知道得比較清楚。大概情況是這樣的，1958年夏季的一天，楊剛毅從院裡開會回來，找到我們說：最近有一批名人要入黨，其中包括李德全（她是馮玉祥夫人、衛生部部長）和錢學森，中央書記處已經討論並同意了，要到支部來補辦一個手續。
　　熊：此時錢學森寫入黨申請書了嗎？
　　李：已經寫了。楊剛毅跟我們談過不久，錢先生就把自己的自傳交給我——按規定，應該由組織委員來接收這份材料。在他的自傳中講自己思想轉變過程的一些東西很有意思，我直到今天還記憶深刻。他說，他對美學很感興趣，有一年因病在老家杭州休養，經常去西湖寫生，久而久之就萌生了一個問題，為什麼人會覺得這個東西美，那個東西不美？然後就找書看，覺得很多書都沒有什麼說服力，直到讀到馬克思主義的美學理論。然後他就讀馬克思主義其他方面的論著，對階級鬥爭學說非常折服。病好了之後，他回到交大，向一些同學介紹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看法。在他的影響之下，有不少同學都學馬克思主義，其中包括顧德歡。
　　熊：哦，顧德歡是他同學？
　　李：解放後顧德歡曾任浙江省副省長、科學院電子所所長兼黨委書記。錢學森在自傳中說，顧德歡讀馬克思主義的書是受他影響。
　　錢先生還在自傳中說，到美國後，他參加了美國共產黨——在加州理工學院的支部裡面。後來他又從美共退了出來，因為美國高層有人壓制共產黨。當時美共找他談：擺在你面前有兩條路，一條路是繼續留在美共，但你必須加入美國籍，然後作為美國公民，你可受到美國法律的保護；另一條路是，如果你不想加入美國籍，那你就退出美共。他想了半天，覺得自己不願意做美國人，就選擇退出了美共。
　　錢先生百年誕辰時，大家對他是否加入過美共一事有爭議。我說：你們不要爭論了，我親眼看過錢先生的自傳，他在自傳中說自己加入過美共。
　　熊：前些天，鄭哲敏先生告訴我，他參加了錢先生入黨的支部會議，也親耳聽錢先生說過自己曾加入美共之事。
　　李：錢先生在自述中比較詳細地講了他加入和離開美共的經過。他還說，與中國共產黨不一樣，美國共產黨是個很鬆散的組織，開展的活動也就是一些教師每個月什麼時候聚在一起聊聊天，談論談論國家大事之類。
　　熊：但是後來錢學森又申請了加入美國籍。
　　李：這是他退出美共之後幾年的事。他沒在自傳中說這個事。
　　熊：自傳中沒有講這個事？
　　李：沒講。但這件事情我知道。有意思的是，因為屬行政支部，我們那個支部裡邊還有很多轉業軍人。事先我們跟他們打招呼說：錢學森的社會關係和歷史問題黨中央都已經審查完了，你們不要打橫炮！
　　熊：在支部會討論時，那些人是不是就沒打橫炮？
　　李：沒有。所以錢先生很順利地通過了。

　　錢學森

　　錢學森和錢偉長的關係

　　熊：中國社會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後文簡稱“力學所”)是從數學所力學研究室擴展而成，該室主任錢偉長可以說是力學所最重要的創始人之一。請您也談談錢偉長先生。
　　李：你讀過我寫的關於錢偉長先生的文章，我就不再多說了。反正錢先生也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熊：作為正、副所長，錢學森和錢偉長的關係如何？
　　李：我們從表面上看不出來。我感覺到，剛從美國回來時，錢學森有很多問題要請教錢偉長。畢竟他對國內的大環境不熟悉，而錢偉長已經在共產黨的統治下生活了六七年。我印象比較深的是第一次全國力學代表大會暨中國力學學會成立大會，由錢學森致開幕辭（主要是些客套話），由錢偉長做大會總結——因為錢學森覺得錢偉長的講話會比較合乎黨的政策，所以請錢偉長來講。
　　後來，我又注意到，在力學所的會議上，錢偉長先生和錢學森先生經常有不同意見。郭永懷先生和錢偉長先生不同，在力學所的會議上，他和錢學森先生沒有針鋒相對的時候。
　　熊：兩位錢先生因什麼事情而爭論？
　　李：我不記得，大概是力學問題吧。
　　熊：這種爭論會影響他們之間的關係嗎？
　　李：我覺得不應該影響他們之間的關係。

　　　　　　　　錢偉長

　　熊：但是，1957年“反右”的時候，卻有錢學森嚴厲批判錢偉長的報道。
　　李：在對待錢偉長的問題上，我覺得錢學森有兩面性：一方面是公開批判，另一方面是私下關照。1957年時，中國力學學會有一個核心小組，由力學所的正副所長錢學森、郭永懷，北京航空學院院長沈元，清華大學副校長張維，北京大學教授周培源等人構成。他們開會時，總會把我帶去做記錄。我注意到，開完會，周培源、沈元都告辭後，錢學森和郭永懷總會藉故留下來。他們跟張維講，錢偉長是一個有真才實學的科學家，雖然在政治上犯了錯誤，但這種人不用，不管是對他個人還是對國家都是一個損失，希望清華大學能夠妥善安排錢偉長。
　　熊：我接觸過一些智力特別高超的人。因為智力高，有些人對智力不夠高的人不耐煩，看不上他們。可人人都有自尊心，他們的這種態度很容易導致人際糾紛。錢偉長先生是不是也有類似問題？
　　李：可能有一些。不過錢偉長先生有個好處，他對年輕人從來不壓，似乎感覺後生可畏，有時候還估計過頭了。記得有一次我到他家裡去，他突然跟我講：“李毓昌，你寫的東西有一個缺點，數學味太重了。”其實我自己知道，我的數學根本不行，只是勉強弄懂了我研究的力學問題所需要用的數學工具而已。

　　林鴻蓀、林同驥和其他從海外歸來的科學家

　　熊：請您談一談力學所其他一些從海外歸來的知識分子的情況。
　　李：“文革”前，大概有十五六位知識分子從國外來到力學所，除錢學森、郭永懷兩位所長外，流體組有林同驥、潘良儒和卞英貴，固體力學組有李敏華、程世祜和黃茂光，動力室有吳仲華、吳文、吳承康和一個姓葛的。還有搞化學流體力學的林鴻蓀，搞運籌學的許國志。60年代又來了幾位，其中一個是談鎬生，我和他打交道比較少，因為他在“文革”前夕才來，而沒過多久我就當了“反革命”。還有一個叫張強新，他比較年輕，是從英國回來的。大概就這樣一些人。
　　這些人可分做幾類：一類是“二林”（林鴻蓀和林同驥），對共產黨非常熱情，一直很追求進步。現在我把他們兩人的情況跟你說一下。
　　林鴻蓀比我大四歲，是在天津長大的。他父親是中國銀行的高管，據說曾在中國銀行倫敦分行工作。抗戰開始時，林鴻蓀和姐姐一起在上海念中學，受進步思想影響，兩人非常地進步，以至於在林鴻蓀十四五歲、他姐姐十六七歲的時候，兩人跑到蘇北新四軍那邊去了。當然，蘇北解放區的生活條件和他們在上海的生活條件沒法相比，再加上解放區生活不安定，經常轉移，差不多天天行軍，不久之後，他和他姐姐都病了，且病得比較厲害。部隊領導就動員他們回到上海去，跟他們說：這個天下，哪一個地方不革命啊？你不要以為到解放區才是革命，你們在上海同樣也可以為革命做很多工作。這當然也是實話。他們可以團結同學，傳播進步思想嘛。結果，新四軍就把他和他姐姐從解放區秘密弄回了上海。
　　當時上海有一個汪精衛的特務機關，它的頭好像是李士群，總部設在極司菲爾路76號。他們也知道這兩個孩子實際並沒有什麼情報價值，你想想，大的也不過十六七歲，小的十四五歲，也就跑到解放區去轉了一圈，但是他們知道這兩個孩子的父親是銀行的高管，就把這兩姐弟抓了起來以勒索錢財。林鴻蓀的父親知道後當然很着急，後來就和汪偽的特務機關達成協議，我給你多少金條你們放人，結果就把他們兩個人贖了出來。出是出來了，但這件事情後來成了林鴻蓀歷史上的一個大問題：你曾經被捕過，到底是怎麼出來的？是不是當時有變節行為？而且林鴻蓀最後正是因為這個事情送了命。
　　林鴻蓀和他姐姐出來時，他父親已經從英國調到印度來了，在印度加爾各答的一個中國銀行當經理或別的高管。他說：你們姐弟兩個淨給我鬧事！就把他們從上海接到印度去了。所以，林鴻蓀的高中是在印度念的。在印度高中畢業後，他們就到美國去了。林鴻蓀在美國學化工，他數學很好，除化工外，對力學也很有興趣。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他坐不住了想回來，聽說他的博士論文都已經寫好了，只要等答辯完就能夠把學位拿到手，可他實在等不及，就提前回來了。當時錢偉長在科學院數學研究所內搞了個力學研究室。林鴻蓀回國後，被分配到錢偉長的手下工作。而這個力學研究室，就是力學所的前身。林鴻蓀、胡海昌、何勝玉等人是力學室最早的成員，在沒到力學所來以前，我經常讀他們寫的文章，所以我老早就知道林鴻蓀。後來到力學所來以後，我就認識他了。因為我是黨員，他非常靠近組織，所以他和我的來往很多。
　　熊：他很靠近您，是不是也跟您講過他的歷史？
　　李：對。1958年左右，他申請入黨，跟我談起他過去的歷史，以及上面提到的這樣一個問題。當時是楊剛毅當黨委書記，我們跟楊剛毅合計時，大家普遍認為，當時林鴻蓀很小，又沒參加共產黨，所以沒有出賣組織、出賣同志的問題；他就到解放區去轉一轉，也沒有向敵人泄露機密的問題。所以我們接受了他入黨。
　　熊：他和錢學森一道入黨？
　　李：不是同時，他比錢學森要稍微晚一點。錢學森先生是1958年暑假通過的，他可能快到1958年底了。然後，力學所在懷柔建了一個基地，搞火箭發動機的試車，派林鴻蓀去那裡負責。應該說他還是很能幹的，因為那邊主要是實驗工作，需要把很多實驗設備搞起來，在他的領導下，懷柔基地，也即力學所二部搞得不錯。
　　熊：他是二部的實際負責人？
　　李：對，他領了一幫年輕人在大山深處搞試驗。他當時工作非常忙。我記得他曾經得過肝炎，有一次他從懷柔回來，我見他臉色很不好，就問他：“老林，怎麼樣啊？”他說最近身體不好，還跟我開玩笑說，自己處於超重狀態，走不動，兩條腿像灌了鉛似的。我就向領導反映了他的情況。後來所里就讓他休息了個把禮拜再去。
　　熊：楊剛毅比較器重他，是嗎？
　　李：楊剛毅這個人是這樣的：只要你能夠勝任工作，他就對你比較放手。
　　熊：錢學森是不是也挺器重他？
　　李：對。林鴻蓀有一定的理論基礎，年輕、能幹，得到了領導的器重。可惜的是，“文革”的時候，有人又把他曾經被捕的事翻了出來，說他是“大叛徒”等，狠狠批鬥他。聽說1968年冬天，在一次批鬥的前夜，他逃走了，後來在一個大水泥管子中找到了他的屍體。
　　熊：談慶明先生跟我詳談過林鴻蓀之死。他了解的情況是這樣的：李佩挨斗，郭永懷很焦慮，急匆匆從核試驗基地回北京，結果飛機失事。林鴻蓀曾長期寄住在郭永懷、李佩夫婦家，和他們關係極好，郭永懷的突然離世，讓他殘存的一點希望破滅，就於1968年12月的一個晚上跑到懷柔力學所二部附近的一個小山溝中淹死了。小山溝中水很淺，他實際是自己硬把自己活活溺死的。
　　李：哦！談先生是林鴻蓀的學生，他應當了解更準確。我當時自己被整得狼狽不堪，也就聽人那麼傳。
　　下面我跟你談談林同驥先生。林先生回國之前，已經在美國拿到正教授的職位，學術地位也比大多數學者要高一些。他的專業是稀薄空氣動力學，研究衛星等在高空很稀薄的空氣中飛行所遇到的問題。好像他發展了一套類似於統計力學的計算方法。回國之後，他當研究組組長，工作特別努力，脾氣也好，與群眾關係處得不錯。他對共產黨也是非常有熱情。他是和夫人一起回來的。他夫人叫張斌，大概在美國拿了化學博士學位吧，所以回來後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化學所工作。
　　“文革”的時候，抓到一個人，說是美國特務，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大概他受不了刑訊，就胡亂招供。問他跟什麼人聯繫，他說我也不知道聯繫人的姓名，只知道她是一個從美國回來的女的，每天騎一輛紅色的自行車上班。後來一查，發現化學所有個張斌與此能對上。於是，有一天早上，突然間來了好多公安人員，就把張斌給抓進了監獄。聽說她在監獄裡受盡了折磨，尤其是被餓得很厲害，有時候恨不得抓一把草來吃。關了她四五年吧，因為實在找不到任何證據能夠說明她是特務，就把她給放了。我1956年初次見到張斌的時候，覺得她長得非常年輕，聽說她出獄時，背也駝了，腰也彎了，已經變成一個老太婆了。你說這個打擊有多大！
　　“文革”的時候，林同驥當然也就沒好日子過：你老婆是特務，你還能沒問題嗎？老是斗他。後來罰他到力學所的開水房去燒開水。有人說林同驥特別有意思，在開水房的時候，他還研究怎麼燒最節煤。改革開放後，對外關係鬆動，張斌說，我在中國大陸待不下去了，我回美國去。她就回美國去了。林同驥堅決不去，一個人留在力學所。我有一次在力學所碰見一些老同事，他們跟我開玩笑：“李毓昌啊，你知道什麼地方有好的托老所嗎？”我說：“不知道。誰要托老呀？”他們說，要把林同驥托去。他老婆走了，女兒也去美國了，就他一個人孤苦伶仃，還在這兒硬撐着不走。他們還說，改革開放後，有一次在法國巴黎開國際力學會議，林同驥去了，他特別地省，組織上給他的津貼，他全都省下來買書籍、儀器等。不僅自己省，還叫別人也省，說國家現在還窮，我們要省着點用。大概他們去的時間比較長，他還特地買了一把推子，平常誰要理髮，他就過去免費幫人理。他節省到這種程度。後來，他大概實在因為年紀大、身體不好，才去了美國，在那沒過多久就去世了。
　　熊：夫人、女兒都走了，他為什麼要留？他可說過理由？
　　李：他說，我還能幫國家做點事情。大概有很強的報效祖國之意。林先生的學問還是不錯的。應當說，改革開放以來，他還是做了一些事情，譬如帶研究生等。他後來入黨了，這大概是“文革”以後的事。
　　熊：在那之前，他向黨靠攏嗎？是否給你們遞過入黨申請書？
　　李：好像沒有。
　　熊：他那麼靠近黨，為什麼長時間不提交申請書呢？
　　李：那我就不知道了，有些事情我沒跟他敞開來談過。
　　下面談談其他人的情況。
　　應該說，那時候從美國回來的人，大部分人都屬於左派。李敏華先生、潘良儒先生等人，都認為自己是左派。還有一個人叫做程世祜的，也傾向共產黨。後來在“文革”時挨批，也在懷柔自殺了。他這個人還是很正直的，聽說當年在美國留學時曾質問總統：美國政府不讓中國留學生回來，他和其他70多個中國留學生就在《紐約時報》購買廣告版面，發表了一封致美國總統的公開信，質問他，你們美國不是尊重人權嘛，為什麼不讓我們回國，有什麼理由不讓我們回國？
　　我覺得這些人選擇歸國時，心理比較複雜。一方面他們對共產黨有好感。因為經歷長期動亂後，共產黨建立了一個統一而比較安定的國家，且這個國家在國際上的地位也提高了。我們小的時候，幾乎天天都是紀念日，今天是某個不平等條約簽訂多少周年，明天又是另一個不平等條約簽訂多少周年，很有屈辱感。於是，有很多人都以振興中國為己任。至於走什麼道路，則見仁見智各有不同。像胡適之等人，他們覺得應該走英美的道路。而另外有很多左傾、左派知識分子認為應該走蘇聯的道路。共產黨選的是蘇聯的道路，自1949年建政以來，在建設方面的確也做了一些工作，這些成績也是激動人心的。不說別的，就拿我們力學所的大樓來說，你知道當時的造價是多少？100萬元。1958年底動工，1959年10月1日左右我們就到樓內上班了。由此可見共產黨在發展科學方面的大手筆。
　　熊：以現在的目光看，力學所的主樓還是很氣派的。
　　李：我再補充我聽說的一件事情吧。大樓的建築圖紙做好了之後，拿給錢先生和郭先生審，他們覺得樓內設備過於豪華，就砍掉了一些項目，譬如原設計中大廳內很豪華的吊燈。他們認為，現在老百姓很窮，國家也很窮，在能夠省錢的地方，我們應儘可能省錢。那棟大樓的最初造價是每平方米110塊錢，經他們一砍，變成了每平方米100塊錢，而後者當時幾乎也已是最高的造價了。那個大樓總的建築面積是一萬平方米，所以，總投資是100萬。共產黨肯花錢搞這種基礎建設，還是能夠得到留學歸國人員的好感的。
　　另外一方面，他們也感到不自由，感到壓抑。我怎麼知道呢？因為當時我們都在化學所的五樓上班，黃茂光等人經常到我們那個辦公室來串門。他主要是跟潘良儒等人談話。在他們的對話中，有不少牢騷，譬如“現在官僚主義很嚴重”之類。可能大部分人都屬於這種情況：一方面，對共產黨有一些好感——認為你這個建設還真是有一點新氣象，中國在國際上不再被人家瞧扁。另外一方面，他們也看出來了這當中還有所謂“宗派主義”的東西——黨內、黨外分得特別清楚。他們還沒經歷過“反右”，還不知道嘴上面應該安把鎖，談話時還是比較放得開的。後來慢慢地，尤其是經過“反右”之後，雖然看到了越來越多的缺點，但前車之鑑在那裡，大家也就變得都比較沉悶，許多事情都不講了。

　　杜潤生組織政策座談會

　　李：可能因為他們覺得我有獨立見地，以後科學院的多位領導到力學所來，都會徵求我的意見（譬如“你對大躍進有些什麼看法”），甚至於一到力學所來就約我長談（有一次談了兩天）。有一天，汪志華到我的辦公室來找我。
　　熊：這是哪一年的事？
　　李：1961年或1962年，具體時間我記不清楚了。汪志華說：“李毓昌啊，我們一起到院裡面去走一趟。”我問是什麼事，他還挺神秘，說：“到了之後你就知道了。”我就坐他的車，和他一起去了院部的會議室。稍後，杜潤生來了，他說：中國有一句老話，叫“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我今天要把這句話改一下，改為“不在其位而謀其政”。你們有的是所裡面的，有的是院機關的，都比較年輕，但大部分人入黨的時間都不短了，而且有專業知識。今天我把你們請來，是因為我覺得，關於科學院的工作，黨組需要找一些人來諮詢。以後每次黨組有什麼大的動作，我都會提前把你們找來商量商量，聽一聽你們的意見。

　　　　　　　　杜潤生

　　熊：那次會議有多大規模？
　　李：大概20多個人吧，這種會以後開過多次。我認識一些從院機關過去的參會者，譬如張勁夫的秘書吳明瑜，生物學部的過興先（他年紀比較大一點，以前是浙江的地下黨）和薛攀皋，政策研究室的朱琴珊、黎功德，計劃局的徐簡。還有汪志華，計劃局局長，原西南聯大學數學系的高材生。汪志華是林鴻蓀介紹給我認識的。林鴻蓀說，1956年搞科學規劃的時候，他就跟汪志華在一起。當時還有蘇聯專家參加規劃，他們中有些人對汪志華非常佩服，覺得他見解很高明，說他工作能力很強。在我們這個諮詢組裡，汪志華、過興先年齡較大，職位也比較高。杜潤生對他們比較倚重，特別是汪志華，大家都把他看成是杜潤生的得力助手。“文革”中杜潤生受到猛烈的批判和攻擊，汪志華也未能倖免。一些品質惡劣的人對汪志華威逼利誘，讓其揭發杜潤生。最終汪志華寧死不屈，被迫自殺，但他保住了自己寶貴的氣節和尊嚴。
　　此外，研究所還去了一些人，但不是每個所都有人，而且，有的所經常換人。譬如說物理所，原來是一個姓許的人參會（此人資格很老，原西南聯大畢業的），後來換成了陳春先。再如化學所，換了好幾個人，其中一個是陶行知的兒子叫陶馮，後來陶馮不幹了，又找了一個姓馬的人去。沒換人的研究所，大概只有數學所和力學所，數學所的田方真和力學所的我，自始至終都參加這一系列會議。
　　熊：所里的參會者是不是也普遍有一定的職位？
　　李：都是和我類似的業務負責人。
　　熊：這種會議大概多長時間開一次？
　　李：大概個把月開一次吧。有時還讓我們放下所里的工作，到賓館（科學院在那裡包有房間）住一段時間——通常是幫院裡搞什麼文件，有時也討論討論過去工作的得失，總結總結工作的經驗教訓。其中最重要、同時花時間也是比較多的一次是擬科學14條。實施“八字方針”時，為了調整政策，黨中央出台了農業60條、工業多少條等，然後有科學14條。
　　14條說是黨中央的，實際上是由科學院來制定的。我們都具體參加了這個東西的擬訂。寫這個東西時，我記得討論得比較多的，一個是基層黨支部的作用，過去說基層黨支部起領導作用，這是不對的，因為基層黨支部往往由小年輕構成，他們才入科學的門，又怎麼去領導？所以就改成基層黨組織起保證作用。還有一個是要保證研究人員有充足的時間去搞業務，後來規定要有六分之五的時間用於業務，只有六分之零點五，也即六天當中只能夠用半天時間來搞政治學習。當時還討論了以任務來帶學科究竟對不對。當時討論是比較多的。我覺得，杜潤生這個人腦子非常靈活。
　　熊：這些活動一直都是杜潤生主持的？
　　李：一直都是杜潤生主持，而且他自始至終都盯在那個地方。
　　熊：這些都涉及大政方針的制定啊。張勁夫參加過嗎？
　　李：張勁夫沒參加過，都是杜潤生抓的。科學院的人曾開玩笑說：科學院有一個“山西幫”，好多山西人，裴麗生、杜潤生、秦力生都是。我覺得杜潤生是老幹部當中頭腦非常清醒的一個。對於知識分子的作用，他有充分的估計。好多幹部對知識分子有不切實際的指責，他經常會為此而很動感情，甚至跳將起來。記得有一次，杜潤生問一幹部：“某人怎麼樣啊？”“還好，就是開會不積極發言。”杜潤生聽後，很動感情地說：政治上表態誰不會？我計較的是他的科研工作做得如何！
　　因為尊重知識分子，杜潤生在科學院的知識分子中威信很高。我給你講一件事情。錢學森入黨，力學所黨委書記楊剛毅是介紹人。還需要另一個介紹人，楊剛毅跟錢學森講，你覺得院領導里誰的政治水平高？可以請他來做你的另一個介紹人。後來，錢學森就提了杜潤生。所以，杜潤生和楊剛毅是錢學森的入黨介紹人。
　　杜潤生非常重視我們的意見，在黨組做重大決定前，會召集我們開會，每次開會他都自始至終全在場。
　　熊：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為什麼呢？公共政策的制定，理應在事先徵求意見。
　　李：對，兼聽則明嘛。
　　（本文為“中國科學院院史編撰與研究”項目成果之一，感謝美國加州州立理工大學王作躍教授閱讀了本文初稿並提供寶貴資料。本文原題《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早年的人和事》，發表於《史林》2016增刊，此處有刪節。收入《對於歷史，科學家有話說——20世紀中國科學界的人與事》，熊衛民著，東方出版社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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