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錢學森感到寂寞的是，那些從前的朋友、學生都在聲討“四人幫”的殘害、傾訴“牛棚”里的苦難……他已經同他們不再有共同的語言。他安然度過了“十年浩劫”，像是從另一個世界來的人。這不是他的過錯，但從前的那種友情是很難恢復了

　　老高說明：3月6日，我轉載了以下華新民《錢學森膽戰心驚度過文革前後20年》一文，引起網友很大的興趣。但昨晚接到華新民先生來信，告知我轉載的該稿，並非他的完整版本，不能完全正確反映他的意思。華新民先生隨信附來2010年最初面世時的版本，囑我予以澄清。我拜讀了他的長文，感到比上次我轉載的那個版本，確實更為全面和深入。已經遵囑轉載了，請見：《文革中的錢學森》完整版本

　　特此說明。2017年3月14日

　　老高按：前幾天讀到不少文章和短信，很多人舉了很多例子，稱頌民國時代的文人學者如何有骨氣，言下之意，是抨擊中共治下的知識精英，整體上如何墮落無行。我不能說他們這些頌揚和批評不對，中共治下的許多知識精英的醜行，也實在是讓我們嘆為觀止；我們也確實應該推崇獨立人格、氣節，開創和重建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但是我總是在想：我們這些生活在自由、法治、人權環境之下的人，批評那些生活在無自由、無法治、無人權保障的環境之下的人，有理由、有資格那麼義正辭嚴嗎？
　　我見到過、聽到過很多在舊時代保持獨立人格的人士，在“新中國”卻屈從強權的例子——這些例子太多，我不忍心列舉——這些真的只能歸咎於他們個人靈魂的蛻變嗎？
　　批評者是否想過，舊時代，畢竟有相當大的社會空間，頂不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擊壤歌》）公權力管不到他；但中共治下，“黨是領導一切的”，無遠弗屆，無微不至，支部建在連上，公權力覆蓋村莊、街道、家庭，控制一切生產資料、生活資源，“普天之下，莫非共土”——作家蕭軍在東北受到批判，被剝奪政治權力和謀生手段，他逃到北京，想甩脫高崗和劉芝明（東北文協主席）的淫威，但沒有轉關係的介紹信，他在北京就無法找到工作，全家饑寒交迫，陷於絕境……這一類的事情成千上萬，哪裡是民國時期能夠相提並論的？
　　我們不妨捫心自問：如果生活在他們所生活的中國大陸環境，自己能不能與他們不一樣？——當然，有些人在會上和文中去頌揚最高權力者是“精神引路人”，“縱做鬼，也幸福”……那是另一個層面的問題了！
　　二十年前曾讀過已故作家史鐵生所得評價甚高的長篇小說《務虛筆記》，後來在他的散文集《病隙碎筆》中，又讀到他反覆闡述的一個話題：我們不曾在酷刑拷打和死亡威脅下叛變，但我們真有資格譴責那些叛徒嗎？
　　讀了華新民的一篇講述錢學森的文章，有了以上感慨。華新民的文章是客觀的、平實的，雖然沒有深入剖析錢學森的心路歷程，但可以幫助我們能更公正地理解和評價錢學森一類人——其中，錢的扭曲，當然有其個人應負的一份責任。


　　錢學森膽戰心驚度過文革前後20年

　　華新民，光冕傳媒

　　錢學森

　　錢學森先生高齡逝世，引起許多正面負面的評論。少有涉及錢學森在六、七十年代的言論行止。筆者在1962年秋天考入中國科技大學近代力學系，班裡的同學幾乎都是投奔系主任錢學森這個偶像而來的。我們的耳聞目睹大概比其他人群多一點。
　　關於錢學森在六七十年代的經歷，他的秘書塗元季在鳳凰衛視訪談節目中只是籠統地提到：“他是非常非常地謹慎處事……他內心有多少，我們不要去問。文革中他沒有倒，當然中央很保護他，他自己也很注意處理各方面的關係，甚至注意自己的言行，要跟中央保持一致。”
　　這是一段很有深意的談話。早在1958年，錢學森向黨交心所寫的檢討和其他材料“都定為‘絕密’級，不准向外擴散”。看來從這個時候開始，黨的高層領導就啟動了一項秘密計劃，要把這位在美帝國主義那裡受過迫害的“苦大仇深”的科學家培養成為一名“優秀的共產黨員”“又紅又專”的樣板。它的第一個措施就是控制有關錢學森的一切資訊，只讓人們知道他紅色的一面。另一個措施，就是減少他同普通民眾的接觸。1958年的大躍進運動中，錢學森參加了到北京郊區農村去吆麻雀（註：指驅趕麻雀。讓其不能落地停歇而死）的“除四害”，中央知道後，立即指示：“像錢學森這樣的科學家，黨有更重要的事請他辦，以後這樣的活動再不要讓他參加了。”

　　委以造衛星和導彈的重任

　　1960年八月，錢學森送別了突然撤走的蘇聯專家。這對錢學森來說是一件大事。蘇聯專家走後三個月，1960年11月5日，中國在酒泉基地成功發射了第一枚自製的仿蘇R02型短程導彈，又叫東風一號。然而1962年3月，真正中國自己研製的東風二號中程導彈的第一次試射沒有成功，經過兩年多時間的研究和改進，在1964年6月方才將它送上了天空。1965年11月，中國發射第一枚慣性導航的導彈東風二Ａ，並在第二年10月載上輕型的核裝置從甘肅的雙城子基地打到九百公里以外新疆的試驗基地，完成了所謂“兩彈結合”試驗。
　　可以想像錢學森在1962年春到1964年夏天這兩年多時間裡，承受着東風二號試驗失敗帶來的何等巨大的壓力。1964年東風二號的發射成功終於讓他鬆了一口氣，毛、周、聶的指望沒有落空。讓毛高興的還有，1964年10月一個月裡發生兩件大事：中國第一次核爆炸試驗成功以及毛的死敵赫魯曉夫下了台。於是，在那一年12月26日，毛難得地舉行了一次生日宴會，毛把錢學森、陳永貴安排在自己的一桌，錢學森被“御賜”坐在毛身邊，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只能在另一桌“忝陪末座”。不久《人民日報》上刊登了一張毛澤東、錢學森和陳永貴三人合影的照片。這三個人就是三大革命運動的代表：毛澤東／階級鬥爭；陳永貴／生產鬥爭；錢學森／科學實驗。
　　不僅是科大的校園，這時連中關村也不大容易見着錢學森了。錢家1955年回國時住在中關村為高級科學家建造的住房裡，大概就在黨中央批評力學所領導讓錢學森下鄉之後不久，他們就搬到了阜成路的軍隊大院裡去了。錢學森是國防部第五研究院的院長，保密當然是搬家的一個理由。
　　錢學森住在中關村的時候，每逢節假日，常同以前在美國時的老朋友聚會。例如1957年清華大學的物理教授徐璋本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捕入獄。錢學森同徐璋本是老朋友，竟然每月接濟他的家屬，這種立場不穩的事難免流傳到社會上。錢家搬進軍隊大院以後，去拜訪他要填寫會客單，昔日的朋友除非工作上有往來，就不容易見到他，這就將他同那些複雜的社會關係隔離開了。

　　父親受衝擊，錢表態關閉大學

　　住進與世隔絕的軍隊大院還有一大好處——在文革來臨的時候保護了他。1966年八、九月間，軍隊大院的高牆替他擋住了紅衛兵破“四舊”抄家風潮的第一道衝擊波。當時在中國科技大學的華羅庚等着名學者都少不了有人貼大字報，紅衛兵到中關村的高級科學家家裡去抄家。錢學森得以倖免。
　　不幸的是，他的老父親住在高牆之外，當時在中央文史館任職，是錢學森回國後由國務院任命的，文革一開始就被停發了工資，直到1969年逝世，這三年中一直沒有收入。這在政治上無疑讓錢學森感到了相當的寒意。他的心情抑鬱表現在行動上，有讓他發表對教育革命的意見，錢的講話給我們印象最深的是，他竟然主張大學都不要辦了，學生應該參加到科研課題組中，在完成科研任務的過程中接受教育，按照需要才上一些課。
　　當然大學也沒有按錢學森的意見解散。1968年7月12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中央文革成員時說：“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裡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當時我們都認為這些“最高指示”是針對錢學森先前的講話而說的。可見錢講話的份量。
　　文革最初幾個月的動亂總算過去了，原來的國防部五院這時成了七機部，錢學森是七機部的副部長。1967年1月，錢學森遇到了文革開始後頭一個重大事件——七機部奪權。
　　發起奪權的“九一六”組織的頭頭就是葉挺將軍的兒子葉正光。他們事先還請示過周恩來、聶榮臻和李富春，在得到准許後，於1967年1月23日晚上把部長王秉璋、錢學森和其他四個副部長召集到部長辦公室，通知他們七機部奪權了。“錢學森聽了一下子變得面無血色，差點昏了過去。”葉正光趕緊過去扶住他，讓他坐下，並告訴他不要擔心，他是受到保護的，不會撤他副部長的職位，錢學森和另外兩位副部長就立即表示支持奪權，王秉璋和另外兩位副部長則表示反對，而且王秉璋拒絕交出印章。在第二天的會議上，錢學森恢復了平靜，他在發言中讚揚了葉正光和造反派，而且說這是他第一次呼吸到新鮮的空氣。事後看來，這次奪權事件對錢學森只是虛驚一場，他除了從此要到普通職工食堂排隊打飯以外，仍然是七機部的主要領導。

　　回歸老友受迫害死，錢不寒而慄

　　真正讓錢學森感到震驚的是1968年以後接連不斷的死訊，其中最主要的是姚桐斌和趙九章的死。1968年6月8日，703所所長、冶金和航空材料專家姚桐斌被“九一五”組織的人用鋼管打死。
　　趙九章是氣象學和空間物理學家，科學院地球物理所的所長。他於1968年10月在中關村的家中服安眠藥自殺而死。
　　他們的死，不僅讓錢學森失去了在導彈和衛星計劃方面的兩位得力的同事和友人，更傳遞了一個令他不寒而慄的信號：他們都屬於“海歸”一類，都有着複雜的“社會關係”。他的岳父蔣百里就是國民黨“反動軍隊”的一級上將，幸運的是，姚桐斌和趙九章的死，使得周恩來感到保護科學家的緊迫性，他開列了一份《重要科學家保護名單》，要求保證名單上的每個人的生命安全。不過“周恩來名單”能夠保住錢學森本人的平安，卻不能保護他熟悉的同事和朋友：
　　錢學森最親密的戰友郭永懷，在1968年12月因公殉職，被授予烈士稱號。但是郭夫人李佩受到隔離審查，服安眠藥自殺被救。錢學森在美國時的學生羅時均和妻子被說成是美國間諜，妻子被逼自殺，他被隔離審查。近代中國物理學的奠基人之一、北大物理系的饒毓泰教授在家中自縊身亡。從美國歸來的力學家、北大數學力學系教授董鐵寶，在學校附近的樹上上吊自殺。火箭燃料化學家蕭光琰不堪刑訊逼供服用過量安眠藥自殺，三天后他的妻子和女兒也用同樣的方法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錢學森有一個朋友羅沛霖，他們的友誼從交通大學讀書的年代就開始。只是因為妻子的嫂子是英國人，就全家“被特嫌”了，錢學森妻子的母親是日本人，兩人的親屬中有許多生活在海外，包括蔣英的姐妹和他自己的堂兄弟。錢學森後來說：“文革中如果沒有周總理保護，恐怕我這個人早就不在人世了。”

　　廬山會議站錯隊被迫檢討

　　在中央的保護下，錢學森不僅沒有受到審查，反而在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上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即文革中的廬山會議。錢學森出席了會議。開幕第二天他在華北組發言，陷進了一個險惡的漩渦。
　　會議討論林彪開幕式的講話。錢學森的發言被寫進“第六號簡報”。不料這份簡報被毛定性為“反革命簡報”加以嚴厲批判。錢的發言內容是：“建議在憲法上，第二條中增加毛主席是國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國家副主席。”接着“汪東興同志進一步建議憲法要恢復國家主席一章，大家熱烈鼓掌，衷心贊成這個建議”。
　　毛澤東對這份簡報感到震驚和惱怒，稱發言犯了錯誤的人，是上了陳伯達一類騙子的當，要求都要作檢查。這份簡報實際上是毛和林攤牌決裂的導火線。錢學森的不幸就在於他被分配在錯誤的討論組，在錯誤的時間、做了一次錯誤的發言。儘管他幾次都是毛澤東的座上客，這一次毛澤東沒有對他格外開恩，他必須做出檢查才能過關。
　　最終的高潮是林彪在1971年“九一三”出逃和喪命的事件。錢學森的同僚王秉璋因為“上了林彪的賊船”被關押起來，傳說是為林彪外逃提供外匯。錢學森的問題雖然沒有這麼嚴重，但受着巨大的心理壓力，被迫同一切可能受到懷疑的關係劃清界限。
　　能夠使他稍感寬慰的是，他在五、六十年代提議和領導的幾項對國家有重大意義的國防和科研項目，在進入七十年代時開始收穫成果。錢學森在1965年1月提出，由於東風系列導彈取得的進展，中國應該儘早開始規劃全面的航太事業，因為長程導彈和洲際導彈的開發將使發射衛星成為可能。國防科委提交了在1970年或71年發射衛星的計劃。很快得到周恩來的批准。1970年4月24日，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如期發射成功，三天后，《華爾街日報》用了這樣的標題“北京的第一顆衛星是美國培養的科學家計劃的”。接着錢學森主持的海鷹號地對艦導彈在同年試驗成功。在後來的幾年裡，在他領導下，中國又把海鷹號導彈從雷達制導換成紅外線制導。後來海鷹號導彈出口到中東，就是國際上說的“蠶式導彈”。錢學森對中國導彈和衛星事業的貢獻和不可替代的地位使他獲得了特殊的保護，幫他度過了當時的政治難關。

　　批鄧：主動對張愛萍落井下石

　　但是，一旦離開他的專業本行，進入社會政治領域，錢學森就時常陷入被人指責的境地，不是在1975年（此處疑有誤，應是1958年？——老高注）因為論證糧食產量而受到基層群眾的指責，就是在1970年因為廬山會議的發言而受到最高領導的指責。
　　1975年底毛澤東發起“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年初剛出任國防科委主任的張愛萍和當時的鐵道部長萬里、教育部長周榮鑫以及科學院主持工作的胡耀邦，被人們稱為是追隨鄧小平搞右傾復辟的“四大金剛”。
　　國防科技和國防工業系統被宣布為右傾翻案風的重災區。號召“打一場批判張愛萍的人民戰爭”。作為國防科委副主任和黨委的成員，錢學森大概是唯恐重複廬山會議的錯誤，決心維護毛的文革。他為了表明同上司張愛萍劃清界限，貼了一張大字報揭發張愛萍的“大國沙文主義”，說張愛萍曾指着地圖跟他說：“這裡是蒙古，從前都是中國的領土。”當時這張大字報在北京許多人都知道而且感到不可思議。
　　這張大字報或許張愛萍並不在意，但是錢學森在批鬥會上的發言卻深深傷害了張愛萍，甚至損害了他的健康。張愛萍兒子張勝在《從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的對話》一書中說：“其實父親並不在意別人對他的批判，他經歷得太多了。只是有一個大科學家的發言，使他困惑和難受。這位科技界的泰斗說：‘張愛萍是個什麼人？我看是個魔鬼！他想拉我下水，就像魔鬼在向我招手！’父親心臟病突發，301醫院立即上報軍委。”誰都知道，這位大科學家、“科技界的泰斗”就是錢學森。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16日《人民日報》發表錢學森的文章〈終生不忘毛主席的親切教誨〉，文章除了感激“毛主席把我從外國的苦難中救了出來而且引導我走上革命的道路”，不忘“繼續批鄧”，說“劉少奇、林彪、鄧小平是所有走革命道路的科技工作者的死敵。”錢學森在批鄧中的表現堪稱毛主席的“優秀共產黨員”。
　　“四人幫”不久就垮台了，鄧小平復出，張愛萍回到國防科委重新掌權。城頭上的旗幟變換得如此迅速，錢學森的那些批鄧、批張的言論文字人們還記憶猶新，這使他一度十分被動。1978年郭沫若逝世，按理錢學森應當是繼任科學院院長的第一人選，但是沒有輪到他。科學界都猜測這同他在批鄧運動中的積極表現有關。
　　使他感到寂寞的倒是，他那些從前的朋友、學生都在渡盡劫波後聲討“四人幫”對他們的殘害、互相傾訴在“牛棚”里的苦難，交流如何把鄉下的子女調回身邊的門徑……而他已經同他們沒有共同的語言。他安然度過了“十年浩劫”，自己和家人沒有受到審查，兩個孩子都進了軍隊。在他們面前，他像是從另一個世界來的人。平心而論，這不是他的過錯。就像那些非猶太血統的德國科學家，安全地度過了納粹時期，沒有受迫害一樣。但是當他們在戰後重逢那些倖存的猶太血統的老師、學生和同事時，從前那種友情是很難恢復的了。
　　（作者華新民，美籍華人科學家、文革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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