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華說：有時合乎邏輯的並不一定是真相，我的研究一直在修訂，就是因為不斷有新史料出來修正我的看法。馮勝平說：研究歷史不僅要看有沒有史料，更要看符不符合邏輯。有史料，無邏輯，可能是錯；無史料，有邏輯，真相也許在其中
老高按：朋友馮勝平，自2011年秋天被我和其他人“煽惑”，從忙於從房地產生意賺錢的生涯中抽出時間，重入政治歷史討論的醬缸江湖以來，至今五年多，寫了幾十萬字的文章、並在各種會議上多次發言，在海外中文思想界知識界中，算得上一個異峰突起、觀點另類的少數派，有不少觀點甚至被人形容為“驚世駭俗”。
勝平兄對不實之詞深惡痛絕，不管是中共為維護自身統治而編造的謊言，還是反中共人士為挑戰專制權力而虛構的謠言，他都常常花很大功夫去查證、核實、反駁和澄清——當然，花這些功夫都是“義務勞動”。這一點我深表贊成，引為同道，幾年來讓我受益良多。但他時常掛在嘴邊的一個觀點，我很不以為然，這就是馮勝平多次闡述的“史實與邏輯”哪個更重要的問題——
事實勝於雄辯，邏輯強於事實。研究一段歷史，不僅要看有沒有史料，更要看符不符合邏輯。有史料，無邏輯，可能就是錯；無史料，有邏輯，真相也許就在其中。……
歷史必須經得住邏輯的檢驗。凡天上事，必有規律，凡人間事，必有邏輯。規律在萬物之中，邏輯在人心/人性之中，它就是“人類內心的道德律”（康德）。事實可以偽造，邏輯不行。（載《“草地密電”：查無實據，事出有因》，完全一樣的或基本類似的話，也在《事實勝於雄辯，邏輯強於事實——在翁寒松新書研討會上的發言》等多文中反覆重申）
這些看法，我難以認可。開頭與之爭辯過，但我的理論水平難以與博覽群書的勝平匹敵，在平時交談的倉促之間，很難說服辯才無礙、隨時旁徵博引甚至“東扯西拉”的他。但勝平的觀點，也未必像人們剛看上去那麼荒謬，足以啟發我認真思考這一問題，或許等稍有閒暇了，整理思緒，再提出我自覺得更有理有據的看法，供他參考。
今天我想推薦中國著名歷史學家沈志華的一篇答問，恰恰也涉及這個邏輯和史實的關係。沈志華的看法，我舉雙手贊成。不知勝平兄看了，會有何感想？
不用一手檔案就不能開題
沈志華／劉文楠，《歷史學人》
【《歷史學人》編者按】本文原刊於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主辦的英文版《中國近代史》（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2015年第2期，系雜誌編輯劉文楠女士對著名歷史學家沈志華教授的專訪。訪談時間是2015年6月17日，當時沈教授剛結束了在韓國三個月的集中寫作回到北京，數日後就要啟程去俄羅斯繼續收集檔案。趁着這個空隙，沈教授在北京的寓所里接受了採訪。這篇訪談原題《“歷史研究猶如審理舊案”》（現題為編者所擬），涉及“沈教授學術道路的軌跡、他強調實證的歷史研究方法、他的歷史教學理念，以及他對冷戰史領域未來發展的展望”。
沈志華教授
劉文楠：您在學術機構之外其實也能做研究，但為何後來又回到了大學教書？您對歷史教學有什麼心得？你覺得培養學生的時候，最重要的是哪方面？
沈志華：我回到體制內，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培養學生的考慮。我自己可以獨立做研究，我可以自己花錢請人翻譯、整理資料，都沒問題。但如果想培養出一批學生來，把這個研究領域的影響力擴大，傳承下去，就還是需要回到體制內。所以當時華東師範大學和我談，說是可以提供一個平台，我就去了。
我現在研究生挺多的，加在一起大概有二十多個。有些學生我從本科開始就看中了，從碩士、博士一直跟我學，我從頭開始教他們研究方法。做我們這行，首先要有興趣，沒興趣做不下去。興趣主要靠學生自己。第二就是方法，老師的責任就是傳授研究方法。歷史學的方法主要就是怎麼找檔案、怎麼解讀檔案。我剛去華師大的時候，就發現這個問題，學生寫論文都用二手資料，不用檔案。這在1980年代是可以理解的，那時候剛剛開放，可用的檔案也不多，思想上也還比較保守。但到了21世紀，各國的檔案都已經開放，德國、美國、法國、俄國、日本的檔案都能看到，你還蹲在圖書館裡看二手資料，就是給中國學術界丟人了。所以我的原則是，不用一手檔案就根本不讓你開題，即使你開題了，我也不能讓你的博士論文通過。現在，華師大的學生就形成了很好的風氣。至少我們冷戰中心，從選題開始就先看材料，如果沒有相關檔案就不能選這個題目。
怎麼找檔案，找到檔案後如何整理，如何解讀檔案。就是我所謂的方法。我上課的時候就教學生這些方法。檔案材料怎麼編目，書上的材料怎麼編目，檔案翻譯完了，如何做卡片，做完卡片後如何編排，如何解釋其間的邏輯關係，如何基於卡片寫論文。現在電腦有這個功能，可以把分類卡片變成編年卡片，編年卡片變成章節卡片，這樣寫書的時候就可以很快。比如我這次在韓國閉關寫作，在兩個月內寫了三十萬字，都是因為之前的卡片做好了。所以每次新生入學我都會給學生講一門課，教學生這套做研究的方法，順便再教一下學術規範。
沈志華擔任總主編的《蘇聯歷史檔案選編》（全34卷）
劉文楠：能否請您具體談談如何教這門課？
沈志華：首先，當然是教他們怎麼找檔案。但這方面不用教太多，現在學生對網絡都很熟悉，而且相互學習，有時候比我知道得還多。我只需要大致指個方向，他們就能找到。關鍵還在於資料找到以後，怎麼解讀，怎麼利用。就拿我最近教的課來說吧。這門課叫“冷戰史文獻導讀”，一共十個學生。當時我剛給《近代史研究》寫完一篇論文，關於1945-1949年的中朝關係。我在寫文章的時候，把相關材料整個都梳理了一遍，也有了自己的結論。我就選了其中一個問題，就是東北內戰的時候，朝鮮給東北局什麼援助，給了武器多少，什麼時候給的，把涉及這個問題的資料都匯總起來做成一個資料集。這批材料里什麼都有，既有俄國檔案，有中共中央的文件，也有金日成的回憶錄，還有中國方面的回憶錄。其中既有真實的，也有虛假的。我把各種材料都放到一起，做成卡片，按時間順序排好了，將近20萬字，都有出處。我給每個學生發了一模一樣的這樣一份資料集，讓他們回去看。看完以後，每個人寫一個論文大綱，連論文題目帶分節標題。上課的時候，我先給大家講一課，把中朝關係的整個大背景講了一遍，然後讓他們自己去寫，寫完後討論。
他們的研究就五花八門，有人忽略了這個，有人忽略了那個。比如，朝鮮給了中共在東北的軍隊一批槍。中國人的回憶錄就提到朝鮮送來一車皮軍事物資，中共中央開會就寫了朝鮮送了一批槍，而金日成的回憶錄里就提到朝鮮給了中共10萬枝槍——有很具體的數字。而這個資料集裡我其實放了一筆史料，就是蘇聯的檔案里記錄了當時他們在朝鮮繳獲了日本人多少槍多少炮。這些材料都放在這個資料集裡，但因為資料集是按照時間順序排的，所以都在不同地方，你在看的時候，就要能把這些線索聯繫起來。這樣你才能考證出來：金日成在說大話，蘇聯紅軍一共才繳獲41000多枝槍，朝鮮自己再留點，不可能送給中共十萬枝槍。這些細節我上課的時候不會給他們講，我只是給他們講下大致背景，這些問題得讓學生自己去發現。
我還問學生一些問題，比如中共和朝鮮的政治關係，朝鮮和蘇聯的關係。我的觀點，當時中共和朝鮮沒有直接關係。朝鮮只是個蘇聯的衛星國，中蘇通過朝鮮的渠道溝通（此句疑有誤。根據上下文，似乎正確的說法應該是：“中朝通過蘇聯的渠道溝通。”存疑。——老高注）當然，這也並不是說朝鮮不重要，在地理、物資各方面，朝鮮都提供了通道。但當時朝鮮對中共的援助，本質上是蘇聯對中共的援助。還有民族問題，朝鮮族在中國的東北也有，並不被中朝國境線所隔斷。學生就針對這些問題，基於史料進行討論，最後我再提我的看法。我覺得這樣的討論還是很有效果的。學生就會思考：我寫的為什麼就跟沈老師的不一樣？我哪些問題沒有考慮到？他們就會對如何解讀史料有心得體會。其實，學術的討論有時也會啟發自己進行新的思考。
劉文楠：聽您講如何收集、解讀史料，就讓我想到蘭克的史學方法。蘭克也提出用各國檔案互證，最後會得到一個歷史的真相。您讓您的學生讀同樣的材料，卻得出不同的結論。最近幾十年西方歷史學研究強調對史料詮釋的多樣性，挑戰蘭克實證史學的方法，認為歷史學家本身的視角會影響對歷史過程的敘述。所以，也許學生基於相同史料的不同論述就是歷史學研究的常態呢？
沈志華：我覺得我們所處理的課題，還是比較實證的，主要還是對“過去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作事實的清理，多種詮釋的空間不大。在我的課堂上學生們的不同結論，基本上還是因為他們解讀史料的經驗不足。如果他們把史料都看了，都注意到那些細節，以及史料之間暗藏的邏輯關係，按理說對史料的解讀不會有太大的出入。除非又出了一批新的史料，結論才會發生變化。
我有個例子，能很好地說明史料與其背後邏輯之間的關係。1990年代以前，我們不知道中國出兵朝鮮的決定是什麼時候做的，但我們都知道1950年10月中國出兵了，研究也都圍繞着出兵以後發生了什麼。到了1990年代末，根據蘇聯檔案，當年7月份，中國就已經向朝鮮要求出兵，8月、9月，一直在要求，但朝鮮都沒答應。當時沒有更多材料了，也沒有朝方的材料。我就基於這些材料就做了些分析，為何朝鮮拒絕中國出兵。如果當時中國就出兵的話，美國就不會在仁川登陸，也就沒有了後來的朝鮮戰爭。而且如果中國出兵，把元山和仁川兩個地方守住，美國也不可能在仁川成功登陸。
所以，我就分析朝鮮拒絕中國出兵的原因。首先，朝鮮原來是中國的藩屬國，金日成剛剛取得了國家獨立，好不容易擺脫了日本的殖民統治，怎麼可能再讓鄰國一個大國派十幾萬軍隊到自己的領土上來呢？其次，朝鮮當時有一大批延安派幹部，這批幹部抗戰時期都是在延安，抗戰結束後回到朝鮮，都在軍隊裡擔任高官，他們與中共的關係，遠遠比金日成與中共的關係更為密切。所以金日成對他們有提防，避免中共的介入。這些解釋並不是沒有道理的瞎猜，一些回憶錄、還有我去韓國採訪了一些當事人，都有提到。金日成有這些想法也是挺合理的，當時也的確沒有直接史料可以證明，我就這麼推測了。但是，我一直跟學生強調，這種時候不能貿然下結論，必須說明這只是推測。而且不僅是在寫作中需要說明，自己心裡也要有清醒的認識，這只是假設和推斷，在我心裡還是個問號，還在存疑。如果出了新的史料，一定要跟蹤。
2005年，又解密了一批俄國檔案，我才發現不是我原來推測的那麼回事。不是金日成不願意讓中國出兵，而是斯大林不讓他同意中國出兵。這在金日成跟蘇聯大使的談話記錄、兩者間的電報中都有談到，而且不止一次，材料相當多，包括朝鮮勞動黨開會的過程，最後通過了什麼決議，裡面都提到了這個問題。最後這些材料說明，斯大林當時不表態，金日成就不敢動。再結合當時的蘇朝關係來看，斯大林不同意的事情，金日成不敢做。所以我2013年修訂《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一書時，相關的論述就都改了。原來推斷的邏輯並不錯，但與新的史料不符合，新的史料還會帶來新的邏輯。對於金日成來說，如何保住政權是他的當務之急，而斯大林想的是儘可能減小中國對朝鮮的影響。這個例子就說明了史料對歷史解釋的重要性。
《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
劉文楠：也就是說，在史料充分的情況下，像您研究的這類中外關係史的問題，都是可以有比較確鑿的史實還原的。但如果有些很重要的問題，史料卻不足以去做這樣的史實還原，您是否還會繼續做下去？如果是的話，要如何做才能彌補史料不足的困難？
沈志華：在梳理歷史過程的時候有幾種情況。一種情況是主要材料都沒有，比如說檔案還未解密，這樣是沒法做的，基本敘事架構搭不起來。還有一種情況，是主要材料有，但是有欠缺，有些細節問題沒法回答，比如關於朝鮮戰爭，1950年10月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記錄沒有，10月4、5日政治局會議記錄沒有，10月17日政治局擴大會議記錄沒有，還有很多內部商量的記錄我們不知道。但是還有很多會議、電報、回憶錄能夠提供線索，比如會議開完發了很多電報，往往就是會議的決議。如果通過能獲得的材料能把基本的敘事架構搭起來，這個題目就能做。中間如果材料有缺憾，最忌諱就是想當然地把這些缺失的地方聯繫起來，而是應該告訴讀者，這裡的敘事鏈條其實是有缺陷的，我作了合乎邏輯的猜測，而不是證實了的。
我覺得，歷史研究就好像一個陳年的舊案交給你重審。譬如10年前發生的一起兇殺案，當年的一些破案證據保留了，有審訊記錄、證據、法院判決、雙方證詞等等，都移交給你。但是10年裡又增加了很多證據，比如找到了兇器，或者犯罪嫌疑人的動機，對案件的審理就可能發生變化，甚至這就可能是個錯案。你就來重新解讀這些證據，對這個案子進行重審。所以我做歷史研究特別來勁，做一個題目就好像破一個案子。如果做一個課題沒有主要材料，就只能把現有材料搜集齊了擱在那裡，等以後時機成熟了再做，因為現在關鍵問題沒法回答。
劉文楠：那您認為哪些算是決定一個課題是否可以做的主要材料？
沈志華：基本上，史料主要分兩大塊。一是文字史料，包括當時就公開的材料，如《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還有當時是秘密的文件，30年後或者更長時間後才解密的檔案史料。這些檔案史料可能大部分當時人也看不到，比如檔案文獻、會議記錄、往來電報、領導人談話記錄等。另一些史料則可以算是口述史料，如回憶錄、採訪錄、口述史等。這些也是不能缺的，因為很多會議是沒有記錄的，只有通過這些當事人的回憶留下線索。但這些史料也不可全信。因為記憶、情感等種種因素，這些史料往往會有誤，而且這些人自己當時就可能有誤解。回憶錄也有兩種，一種比較可靠，作者有日記能解決記憶的問題，而且作者參考檔案文獻來寫，比如《顧維鈞回憶錄》、《閻明復回憶錄》（毛澤東的俄文翻譯）。這類回憶錄價值更大。另一種則主要憑自己印象，找幾個人聊聊天就寫出來的，就不太可靠。總之，這幾種史料都得相互印證着看，不能偏廢了。
史料和研究的關係，關鍵是看已經掌握的史料能否形成一個合乎邏輯的對歷史過程的重構。但我前面也舉例子提到了，有時候合乎邏輯的並不一定是真相。所以我自己的研究也一直在修訂，就是因為不斷有新的史料出來，修正我之前的看法。對於歷史研究而言，儘量多地掌握材料，肯定是必要的，然後你才能進一步做取捨，做分析。
英文版《中國近代史》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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