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67年歷史中，執政者進行了四個社會大實驗：第一個，是打碎階級結構的實驗；第二個，是恢復結構的實驗；第三個，是資源配置方式的實驗；第四個，是尋找社會矛盾緩衝機制的實驗。前兩個是先後進行，後兩個則同時下手
老高按：對於中共建政以來究竟幹了什麼，站在左派、右派等各種立場的人，有各種歸納，像“以革命的名義殺人，以公有的名義搶劫，以改革的名義分贓，以維穩的名義封口”之類。清華大學李強教授在三味書屋的一個演講，也提出了一種歸納的思路，即從考察社會分層的角度，指出執政者進行了四個大實驗。前兩個，雖然有其必然性，但對中國社會結構都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後兩個正在進行，也問題多多。他的這種敘述，對於我們理解中國67年的里程，有一定的啟發意義，轉此供各位進一步思考。文章相當長，您如果打算細細讀完，請安排至少20分鐘吧。
中國社會分層背後的真相
李強，原載“社科大師”
我不知道大家對“社會分層”這個概念熟悉不熟悉，社會分層是一個很學術化的概念。過去，漢語裡沒有這個詞，你要查古書上更是沒有。這個詞最初是從英文翻譯過來的。是社會學家借用自然科學的概念——地球是分層的，社會學家發現人類社會也是有高有低的層化現象，於是大概在十九世紀，就把這個詞引入社會研究中來了。
研究社會分層，通俗地講就是分析一個社會的階級結構。首先，大家有一點都能理解，就是社會肯定是分成不同群體的。我們說原始社會是平等的。其實我覺得那是大家沒有經歷那個社會，看不見。
我們從資源的占用上說，人們要想非常均等的分配資源本身就非常困難。原始部落時期，一般來說，部落酋長的條件要好一點。有人研究早期的人類社會的小部落，結果發現有分層現象的占絕大多數。所以從古到今社會分層現象是很普遍的。
有人認為，社會分層現象在我們國家有一段時間裡可以說是弱化了，就是1949年以後，農村要分田，城市裡要分財產，到了1956年以後基本上私有化的財產包括私有房屋就變得很少了。這看起來好像分層現象弱化了，但實際上我們如果仔細分析的話，即使從1949年到1979年，也有分層社會。我記得有很多小說，比如《血色浪漫》裡描寫的幹部大院，你就能感到幹部大院裡就跟普通老百姓的不一樣。所以，它也是分層的社會。我寫過一篇文章叫《政治分層和經濟分層》，我的意思是說，1949年到1979年，經濟分層確實有弱化現象，但政治分層很突出。
剛才主持人、三味書屋的李老師介紹說到紅五類、黑五類，那都是1949年到1979年的時候發生的現象，那不是典型的分層嗎？不過當時更多講的是政治地位。所以，我們就發現這個層化現象在任何一個時候，任何一個社會都是存在的。
我們中國到今天，什麼樣的一個層化現象大家認為是公平的、是合理的？這是關鍵的核心問題：什麼叫公平？任何一個社會都在解釋這個問題。
其實毛澤東發動的土改運動，在1945年的解放區就開始了，不過大規模的土改還是在1949年以後。當時從法理上說，土地是屬於地主的，就跟今天沒賣出的房子是屬於房地產商的一樣，說我們找一幫人搶過來？那不行，這是違法的。但是，1950年的時候，政務院頒布了一個法律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它先立法了。所以，土地改革運動合乎法理，剝奪地主土地時，講的是剝奪為公平，當時全民接受了。但是今天你要說有一塊地，你帶人去搶那可了不得，那肯定要抓進監獄。1949年到1952年這個時期，農民搶地主的土地就是合法的，就被認為是公平的。當然有地主反抗，當時就以反革命治罪給鎮壓了。大家看葛優演的一部電影《活着》，就是講的那個年代的事。
當時毛澤東提出來一個概念叫公平，他認為大家一樣就叫公平。但是，這個理念到今天不存在了；鄧小平在1979年提出大家不一樣叫公平。要不然他怎麼提出一部分人先富呢？所以可見這個分層還真是個很大的問題。從共和國剛建立一直到今天，它基本都是頭號問題。
我向大家來闡述一下基本理念，什麼叫公平和公正？我研究這個問題，寫過很多書，1988年是第一本，叫《中國大陸的貧富差別》。貧富差別現象1987、1988年的時候開始出現，但沒有今天這樣突出。後來我寫過一系列的文章，大家從網上應該也很容易找到。
對改革開放30年和建國60年的總結，我覺得兩者都很重要。共和國在階級分層和結構上做的四個大的實驗，我想今天就大概地講一講，這也是我最近的一個觀點。
第一個大實驗：打碎階級結構的實驗
這是毛澤東做的實驗。在中華民族3000多年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中，都從來沒有發生過毛澤東做的這個打碎階級結構的實驗。中國王朝更替頻繁，但它基本上都複製了原來的社會結構，沒有把原來的結構打碎，然後建造一種新的結構。
大家都知道，把農村的結構打碎，一開始的時候農民挺老實的，你讓他去搶地主土地，他不敢。周立波寫的小說《暴風驟雨》，就是反映解放區土地改革中的階級風暴，一開始誰敢去搶啊，都是本分農民。但是共產黨就給他們講清道理，為什麼要搶。
一般本分農民真的不敢。後來大家一想也是，憑什麼地主就擁有那麼多土地，最後就把這些土地分了。從理論上講，我們管這樣一種公正觀念叫結構公正，就說我不管什麼原因，最後大家結果應該是一樣的。所以出於這樣的理念大家最後接受了。
農民分地事件對中國社會的影響非常巨大，直到今天我們都必須承認。為什麼呢？大家後來分析了分了土地的國家和沒分土地的國家的各自發展進程，發現沒分地的國家後期的改革改造特別困難，如泰國就沒分地，到現在為止還不穩定，就是說打碎這個土地所有制不能說它沒有意義，但是確實也付出了十分慘重代價，為什麼慘重呢？
你要理解一個村莊怎樣生活，中國人是講仁、義、禮、智、信的，一個社會生活占有財產和不占用財產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更多的是大家得有理念。
我們中國並沒有很強的宗教，西方的宗教很發達，所以你能理解西方通過宗教來傳播它的東西。但中國從來沒有一個能讓全體民眾都接受的統一的神教。大家說的佛、道，實際上信的是很少一部分人，而且那個宗教在中國也改變形狀了。
宗教強調的是一個理念，如果求的都是現實目的那不叫宗教。比如說她想生孩子，她去拜觀音娘娘，說讓我生個男孩子。宗教不是那麼要求現實利益的，不是我要賺錢就趕緊去求神拜佛。
宗教講的是一個比較崇高的目的和理念。所以佛教傳到中國後都變形了，不是原來意義上的佛教。那這個民族的精神靠什麼維持呢？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仁義禮智信這套儒家的思想大家都信了，然後形成一種——梁漱溟先生管它叫家庭倫理本位社會。這個東西就維繫着這個民族。這套東西以誰來為載體來傳播呢？隋朝以後建立科舉考試制度形成了士紳階層，這個士紳階層很重要的，他們占有土地，他們也是一個社會的理念的代表。
看魯迅寫的小說，還能看出當時農村里還存在沒有破落掉的士紳階層。費孝通講過，其實“士紳”和“地主”是一回事。地主，我們革命以後就認為是壞極了，是剝削者。其實他們也是文化的代表。那麼，當我們把這個土地平分、把地主階級摧毀掉以後，那就出現了一個大的問題，就是一個農村該怎麼來治理？它還有沒有正義的代表了？
當然我們出現了村幹部。我覺得在這段時間裡毛澤東傳播了他所創造的思想體系，雖然他認為是繼承發揚了馬克思主義，其實你要仔細研究老三篇，《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這些也是講仁義禮智信的，是跟傳統儒家道德是接軌的。毛澤東創造的思想體系，被全民族也接受了。
在這段時間裡原有結構打碎以後，農村非常困難。大家要理解為什麼老是沒有糧食吃——我們從1949年以後，一直到1979年把土地再分了以前，糧食不夠吃的問題一直解決不了。在座的年齡大的都知道，一到夏天的時候就得下鄉幫助農民去。你想想那時候中國的農民比現在還多，怎麼就種不出糧食來呢？我那時候在北京四中念書，一到夏天收糧食的時候，學生都要到鄉下去，割麥子、收糧食。農民怎麼就不收呢？農民不好好幹活——農民是顧家的，如果你強調這是給他家干，他絕對好好干。如果你說給公社干，他不太理解你，他不會給你好好干。我們那時候好多人到農村去幫農民幹活其實是很荒誕的。你以為農民幹不了？農民當然會幹，農民只不過是不干。
原有的結構打碎以後我們真的是很困難。直到今天這個“三農”問題還是解決不了。其實核心問題，還是農村沒有一個道德價值觀的載體。因為毛主席的時代好歹還有個村幹部，那個村幹部有的時候也自私，但是毛澤東對他們訓的很厲害，經常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那時候村幹部頂多有一點多吃多占。
我不知道大家理解不理解，我們看那個時候的材料，一個村幹部到公社去開會，他看人家早點店裡賣炸糕，他就買了兩個炸糕吃，結果回去就被批鬥了——這叫“多吃多占”啊，這是公款啊，你敢拿公款買炸糕吃！六十年代初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主要就批判農村幹部多吃多占這個事情。毛澤東時期的幹部大體上還代表一種為公的價值觀。像陳永貴就是這種代表，我覺得陳永貴還是挺努力的，不管怎麼樣，人家是幹活干出來的，真的是讓那個山西的大寨多打糧食了。
當時出了一些榜樣。但改革以後就完了，因為大家分田單幹了，幹部也要有利益，所以幹部就不再是正義的代表了。
所以農村到現在為止搞不好。其實大家都明白，一個事情要搞好，核心是人啊。現在幹部都自己顧自己，他還想多撈一點呢，怎麼能把村里搞好呢？所以實際上我們自從打碎這個士紳階層以後，我們始終沒找到一個能整合農村的社會階級。今天雖然也有村幹部，但總有很多矛盾。有一些，像華西村、韓村河……有一些好的村代表，但都是個案。很難像傳統的士紳階層那樣有着道德理念這樣的一種代表。
這個階段的實驗大體上是摧毀結構的一個試驗。摧毀以後也有一點好處，就是後來的試驗比較好做，要不把舊的結構摧毀掉，你後來想做的事情很難做到。摧毀結構的一個試驗實際上就是解放農民。
這個打碎階級結構的試驗先是在農村進行。後來到50年代中期，毛主席決定把它引到城市中來。1956年開始了社會主義改造，就是資本家要把他們的產業廠房都讓出來。當然一開始說的是“公私合營”，但合着合着都合成後來國營、集體的了。
這個事情大家如果看材料的話，榮毅仁他們都寫過回憶錄。1956年夏天，毛澤東主席在中南海組織了一個座談會，把當時最有錢的這些人，工商業主，包括榮毅仁都請去了。
毛澤東勸說他們要搞社會主義。當時榮老闆帶頭。毛澤東問榮老闆，問他是公有制好還是私有制好。榮老闆趕緊回答毛主席，說：“公有制好！”然後所有在座的都說公有制好。
毛澤東主席原來設想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過渡時期相當長。你要理解中國的國情，我寫過一篇論文叫“中國人的心理二重區域”，中國人的心裡都分成兩個東西，一個是對外講的，一個是不對外講的，心理學上有這個現象。那明明就是他們家的東西，怎麼會說“不要了”呢？他不是不要，而是迫於當時那種情況，應該說毛澤東是一個很有感染力的人，畢竟大家接受了他的想法，所以說中國人就很怪。
清王朝入主中原之後，強制推行清朝髮式：將前額頭髮剃掉，後面留起辮子，當時有“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之說。一開始漢人是反抗的，大家看歷史檔案知道，誰要不剃頭就砍頭，但就有人敢反抗，於是清王朝很震驚。你統治就統治吧，但你連頭髮都剃，那就過了，你非讓大家剃頭，不剃就得殺頭。清王朝在一開始有點害怕，但後來下了決心，殺。最後還是老百姓慫了。那就剃吧。你說當時人們心裡真服氣嗎？當然不服氣了。所以我估計中國人心理二重區域有很長遠的歷史。
我們分析文革，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有個教授叫黃宗智，Philip.C.Huang，研究過文革，他發現當時報紙上講的是一套東西，而實際上做的是另一套東西，這是很難以理解的。香港也有個教授研究大陸，也有同樣的感受，就是說你文字上寫的東西與實際做的是兩回事情。直到今天，比如說我們在學校里有政治學習，大家發言，大家一定會說“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什麼的，等到散會了，就說另一套話了。
所以我覺得毛主席是一個心理學大師。他那樣問“公有制還是私有制好？”當時那些民族資本家們能說什麼？肯定得說公有制好。不管怎麼樣，那場財產制度的改革是比較徹底的，所以可以說到了1956年以後，從財政上來看我們原來的財產結構真的打碎了，連房產結構都打碎。
在座的老同志都知道，1956年的時候是要把私房交出去的。而到了90年代後期開展了大規模的公有住房改革，最大的事情就是把公有住房分掉了。現在城市裡的老百姓70％得到的是房改房，30％是後來買的商品房，大概就是這樣一個分配結構。
住房改革一下子把中國變成了在全世界裡住房自有率很高的國家了。而1956年做的是相反的事情：要你把私房交公，按道理說這太難了。
當時有一個文件，是中央批轉了中共中央書記處《關於目前城市私有房產基本情況及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意見》，按照文件要求：如果你們家房子很小，就你們家幾口人在裡面住，這是自住房屋是允許的。但除了自住房屋以外，如果還有房子拿去出租，那就叫剝削，這在當時是件很可怕的事。
那你說大家交房嗎？我看了幾份當時的有關資料，表明都踴躍交了房。你要理解這就是“心理二重區域”。我看一個資料說，中、小學生在學校里受教育，回去就跟父母們不幹了，說爸媽你們說清楚咱們家的房子，到底是公房還是私房。凡是家裡有私房的人就覺得特對不起孩子，就覺得（孩子）說人家都交了，你為什麼不交？所以父母就紛紛交房。
1956年的私房改造，造成了許多歷史遺留問題，不僅是北京市，好幾個城市都有這樣的問題：1956年把房子交了，現在又後悔了，跑到政府去想要回這個房子，這不是一個少數，是相當大的一批人，現在政府沒有辦法解決這些問題。
1956年把私房拿來以後，交給現在的那個房管所。大家去查那個房屋的性質，一般叫“經租房”。什麼叫“經租房”？就是這個房本來是你們家的，後來經國家去出租了。開始，是給你點利息，後來也不給了，反正就變成國家的了。這件事確實是有點不明不白的。這從法理上說合法嗎？嚴格的說，不合法。
土改的時候，確實立法把土地分了。大家知道我們的五星紅旗有五個星，那四個小星星什麼含義？最初設計的時候指的是四個階級，其中有一個星是代表民族資產階級，那是共和國建國時候的一個合法階級。後來就把人東西給搶過來了。嚴格的說，這件事情做的不是特別合乎法律。大家說那怎麼就違法了呢？那你想想毛澤東主席是什麼人物？大家說毛澤東主席是無產階級革命家，我覺得一點不錯。後來是個領導人就說是無產階級革命家，我說你不能隨便叫。只有像毛澤東這樣的人，真敢把財產分了，才能叫無產階級革命家，對不對？革命家大家要想想，他按不按法律辦事？當然不按法律辦事。按法律辦事叫革命嗎？革命啊，那能合法嗎？
尼克松和基辛格1972年訪華的時候，毛澤東直白地告訴尼克松：我這個人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當時美方翻譯沒太理解，後來美國國務院公布的文本怎麼說的呢？說毛澤東主席像一個和尚，打着一把雨傘，行走在風雨之中。後來尼克松在海外老說毛澤東說他是一個打着雨傘雲遊四方的和尚。他就沒理解毛澤東是什麼意思。（這一說法有誤。毛澤東講“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是對再次訪華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說的。——老高注）
毛澤東的行為真的是不按法律辦，他搞的文化大革命符合哪條法律？所以他真的打碎了原有的結構。
打碎階級結構以後出現了靠什麼來維持秩序的問題。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根據共產黨的理論，讓無產階級的先進代表來當管理者。那時候我們清華大學，就有工宣隊進駐，就是工人當領導了。
1968年，我們被要求上山下鄉，我在東北呆了好多年，離那個叫珍寶島的地方很近，叫寶清。我們村裡面那時候有一個活動叫“憶苦思甜”，我們解放後出生的人也憶不出什麼苦。那村里真有苦的，有個馮自盛（音），憶着憶着就越憶地位越高。最後，當了副團長，相當於副縣長這麼一個級別。當領導以後他就管後勤。他一個農民，解放前是吃過不少苦。他管倉庫，他覺得倉庫里什麼東西都好，他就天天從倉庫里往他們家搬東西。搬到最後，大家實在不能容忍了，說你再苦，天天把倉庫的東西拿到你們家，你也不能當這個幹部了。就把他撤掉了。
我的意思是，打碎階級結構以後，也嘗試過各種各樣的管理辦法，但總的來說一個打碎階級結構的社會是比較混亂的。鄧小平在1979年以後就堅決不允許“坐直升飛機”。王洪文是一個上海的工人，毛澤東把他作為接班人，所以當時黨內排名次是毛澤東、王洪文、周恩來，（此說不夠準確。中共十大政治局常委，按地位排名，王在周后居第三位；按姓氏筆畫排名，才是毛、王、葉、朱……周恩來在九常委中倒數第三。——老高注）後來是毛澤東不信任王洪文了，又把他撤掉了。
鄧小平說要有秩序，決不能那樣方式提拔人。你要理解那一段時間，中國確實秩序比較混亂，這它和打碎階級結構有密切的關係。當然，毛澤東打碎階級結構以後也複製了一套新的秩序，比如說幹部制度、戶籍制度。戶籍制度應該說是在毛澤東時期形成的，它也是維持秩序的一種方法，其實也是分層，實行城鄉二元結構。
第二個大實驗：恢復結構的實驗
這是鄧小平做的實驗。仔細想想，鄧小平改革以後做了什麼，他不過就是恢復了原來那個結構。鄧小平在農村做的一件事就是分田。
很簡單一個道理：從前田是歸公社的，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幾個農民把田地分了，然後逐漸傳到全國去，鄧小平他們也支持。於是農民就把地分了，這就叫作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
其實分田這件事情很簡單，50年代就分過田。後來在困難時期，大家知道毛澤東和劉少奇的一個重大分歧就是劉少奇搞“三自一包”。劉少奇就認為你沒糧食了，那你就把田分給農民自己種，農民只要知道是給自己幹活，那他就絕對好好干。若說不清是給誰幹活的，那農民這活表面上像干，實際沒幹。
在恢復結構的這段時間裡，我使用了一個概念叫“社會記憶”。這一點體現出中國和前蘇聯的不同。大家知道，蘇聯所謂社會主義革命如果從1917年算起的話它是70多年了，它原來社會的一套徹底沒有了。而中國嚴格的說，社會主義實驗只有20多年。1956年以前資本家還很多，私營企業還是很普遍的，然後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基本結束，接着就開始改革了。鄧小平請榮毅仁這些大資本家再出來的時候，這些人還活着。
改革最初有個概念叫老個體戶，什麼叫老個體戶呢？1956年時人家就是做個體的，現在又重操舊業。所以我覺得中國的打碎階級結構的實驗實際上時間很短。到1979年以後它開始恢復結構。為什麼能夠恢復？就是因為人們的社會記憶沒有忘卻，改革這30年來好大一部分都是社會記憶。你比如說老的京戲怎麼又重新恢復了？那都沒忘啊，詞和曲都會的。所以你要理解，包括比如四書五經又開始變得熱起來了，於丹又紅起來了，實際上它的這套道德價值觀念中斷的時間不算長，它打碎的時間並不是很長。在一定程度上它還有可能恢復原有的結構。
恢復結構這段時間的實驗，我曾經有過一些總結。首先就是說我們特殊地把財產均等化的一個分配製度。現在所有數據都能證明，毛澤東時期做的這個財產均等化的試驗，實際上證明財富分配的均等程度是平均多了。
我們用一種方法來測算吧——我不知道大家熟悉不熟悉——用基尼係數來測。基尼係數實際上是個統計學家叫基尼，用經濟學上的洛倫茨曲線來算人們的差異性程度的這麼一個指標。
算的結果證明，毛澤東時期中國如果把城鄉合在一起的基尼係數大概是0.3的樣子。這個係數最小為0，最大為1。0就是絕對平等，1就是絕對不平等。當然1是不可能出現的。如果出現1，那就是意味着，所有財富都歸國王一個人，從第二個人開始，一分錢都沒有。連王后也不給一分錢，一口飯也不給。所以是不可能的。毛澤東時期的基尼係數，如果城鄉合計是0.3左右，如果單算城市是0.16，這是世界銀行在1979年做的一個數據，均等化很強。0.16，做研究的人知道，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個地區。
這是怎麼弄的呢？就是用票證來分，你真的不得不承認它分的很均等，票證太多了，買什麼東西都是均等地分。這套體系組織太強大了——當然不是他一個人，有周恩來幫着他。當時也有一點腐敗但不嚴重。假設是今天來分，亂了。幹部肯定都拿走了，誰還分給你呢？當時毛澤東他用他那套理念來教育大家，然後大家真的就均分了。
改革以後，我有篇文章分析中國怎麼恢復到原來體制的，毛澤東創造的體系，財產均等化程度很強。改革以後，中國又變成貧富差距很大的國家。我們測的基尼係數，目前一般大概認為是0.5的水平。
大家對這0.3與0.5可能不太理解。0.5的水平在世界上應該說算比較高的。0.3是比較低的。一般認為，基尼係數如果低於0.4，就屬於中低不平等程度。基尼係數如果高於0.4，那屬於高不平等程度。
我們從1994年以後就進入高不平等程度國家。到現在我們屬於比較高的了。因為全世界基尼係數最高的國家也就0.61～0.62的樣子。我看世界銀行數據，像塞拉利昂、巴西、危地馬拉等南美洲、非洲的一些國家，基尼係數最大的前十位，最高也就是0.6稍多一點。從來沒見過0.7的。我估計財富分布還是有天理的：如果你一口飯不給人家你還能統治嗎？
像巴西，我看過一個材料，說巴西在城市裡辦了很多的食品服務中心，我理解就跟我們從前說的“粥棚”差不多，大概就這意思。我們還沒到那個程度，但是全世界各個國家相比，我們現在排的是比較前面，但沒有進入最前列，我們是0.5。
所以說毛澤東做的財產均等化的實驗，實際上以失敗告終了——因為鄧小平說了“讓一部分人先富”，除了鄧小平，我沒見過世界上有第二個領導人敢說這句話的。你想想美國總統敢說嗎？當然不敢說了！大家知道，美國是不是一部分人先富？那是肯定的。但他一定得說“自由平等博愛”，他絕不敢說“讓一部分人先富”。我們得承認鄧小平膽子大。這是很傷人的，憑什麼一部分人先富？八十年代初就在爭論，誰是這“一部分人”？現在還在爭論。我記得胡耀邦在世的時候，說那我們幹部不能當這“一部分人”。他挺正直的，說幹部不能當。但這東西不是誰要當不要當的，財富的分布，特別是推進市場化以後，不是你指揮棒能決定的，不是你說誰就是誰。
從這個角度來看，改革以後我們這樣一個恢復結構的實驗產生的結果表現的是財富的不均等化比較突出。那麼當然就要探討一個問題了，就是合理不合理，公正不公正。這是核心問題。
在分析這些問題的時候我提出過好多理論。90年代後期到新世紀以來，我管它叫“階級結構定性化”。80年代，階級流動率很高，一個人說我想致富，絕對有機會。1992年以前都不能說有大富翁。真的富翁是鄧小平1992年南巡以後產生的。最大的財產是來源於土地、礦產、國有企業這些大資源。這些資源如果分掉的話，那極大的財產集團就產生了，實際上是分這些東西產生的。而80年代，萬元戶就了不起了。你想想萬元戶，現在上大學一年都得交一萬。所以直到80年代沒有什麼大的財產集團產生，大的財產集團都是到90年代才出現。
90年代以後我們發現這樣一個現象，80年代社會流動率比較高，窮人真的可能變富，有好多個案都證明。當時有一次我們把中國私營企業（當然可能不是很準）前100名請到北京來，那是1994或1995年的事，發現有很多就是農民。他們為什麼突然就變得暴富了呢？主要是產權不清楚。
怎麼致富呢？我覺得特簡單：有一個廣西人，那時候包荒山，他就把山包了。結果他突然發現這山上有礦，這礦是誰的說不清楚，當時有個口號叫帶領大家致富，就是不管怎麼樣反正咱就採礦、開礦，就把這礦挖出來開始賣了，越賣越多，那時候發現的是大理石，他就買了切割機，跟切豆腐一樣切成片。城市建設需要，就大量往城裡運，這樣逐漸的有了150輛卡車，迅速就暴富了，好幾個億的財產了。那你這個山是誰的？礦是誰的？在改革初期就說不清楚嘛！人家包了，那就是人家的。另外人家可不光是自己一個人富，他帶領全村富裕啊，大家都去採礦。他很有財產，但別人也賺了些錢。這是第一個階段，可以說社會沒有形成階級結構，很亂的。
到了90年代我們就逐漸立法，在座的說：“我再去包一座山！”——今天沒有這個機會了。你去看那法規說的越來越細，財產權越來越清楚。2007年3月份我們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經過一個比較亂的時期，到現在，階級的界限逐漸形成了。
80年代姜文演過一個電影叫《本命年》：從大牢裡放出一個人，沒工作，誰也不願意要他。街道有人勸他，“你扯個照吧”，就是說你搞個個體買賣吧。那個時候真沒什麼規定，反正只要你自己創業，做個什麼事情就做起來了。今天應該說這套規範越來越嚴格，那叫註冊資本。你說我辦個房地產公司，得有一兩千萬註冊資本，如果沒有，你就辦不了。
我們發現階級的界限形成，階級的流動率降低，階級的生活方式形成……這套東西在都在這個階段形成了。我們管它叫恢復結構時期。當然還有好多好多特徵，我就不去細講這些特徵了。
這是第二個實驗。這段分析，我也提出過一些想法和觀點，我寫過《中國社會的四個利益集團》、《丁字形社會結構》等文章，這些文章在網上都能看到，大家可以去網上看一看。
第二個實驗是回答這樣一個問題：誰得到了什麼。毛澤東說地主不能有土地，把它分給農民。農民得到了土地。鄧小平說應該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那誰是那“一部分人”呢？
我們知道在歐美的學界中國研究變得非常熱，我不知道大家熟悉不熟悉。就是說過去關於我們中國的研究在西方叫Regional study——區域研究，不是他們的學術主流，但最近你看國外的經濟學雜誌、社會學雜誌，中國研究不僅僅是一個區域性的研究，它會把它作為一個主題的問題提出來。
我想這是因為中國目前的這場實驗是具有世界意義的一個實驗——太大的一個實驗了！歐美社會的社會結構基本定型了。它沒有那麼多驚心動魄的實驗。而中國這個實驗非常吸引人，所以就有很多人在研究中國。歐美學界，特別是社會學界，他們始終在探討一個問題，就是改革以後誰獲利了？
他們研究這個問題，有一派認為幹部獲利了。北大張維迎教授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的觀點。有一天，我看了張維迎一篇回憶他母親的文章，看後挺感動。張維迎出身非常貧寒。他是陝西一家很貧窮的農民子弟。但他說了這樣一句話：改革以後幹部是利益受損最大的集團。這一下子網上都在罵張維迎。
歐美學界一直在爭論：幹部究竟獲沒獲利。美國康奈爾大學，挺有名的一個大學，在紐約州的北部，這個大學的Victor.Nee教授，在八十年代寫了一篇論文。當時做了一個關於醫療的調查。調查裡面有收入的數據，他用那個數據證明，大概在1981或1982年，福建農村改革的時候，農民獲益了，幹部受損了。
這有可能。因為大家知道分田最開始的時候，之前都是幹部有權利，突然把土地分給農民了。他用福建的一組數據，證明在80年代前期的時候，幹部權利縮小了。但後來所有數據都證明，那只是改革前期裡面很短的一段時間裡發生的事情。
後來的歷史證明肯定不是那個樣子。所以，歐美學界就批評Victor.Nee。可能有人不太知道他。這個人看他樣子你以為他是個華人，其實他是典型的美國人。不會說漢語，他是在美國出生的。但是他寫的那篇文章還是挺有影響的。後來美國學界爭論的焦點就是說到底是誰獲利了？到現在還在爭論這個問題。其實我們中國人都明白，幹部當然沒受損失了，還用說嗎！
對第二個實驗，大部分爭論是在“誰得到了什麼？”我的一篇文章叫《中國社會的四個利益集團》，也是分析哪些是受損的集團，哪些是獲得巨大利益的集團。
第三個大實驗：資源配置方式的實驗
換句話說，我在解釋：“怎樣得到的？”從社會分層角度講有兩個大問題，第一個叫“誰得到了什麼？”第二個叫“怎樣得到的？”其實“怎樣得到的？”比“誰得到了什麼？”還重要。
“怎樣得到”更多的證明社會正義，他得到的合理不合理？鄧小平說一部分人先富。好，假設某一個人他富了，比如說姚明，大家承認姚明有錢。我前一段看了一個富翁排行榜，說姚明年收入七億。但姚明為什麼得到？有沒有人嫉妒姚明？沒有。為什麼沒人嫉妒他呢？那就是他為什麼得到？因為人家有本事，到外國去掙錢，掙NBA的錢。反過來了，說一個大貪污犯――海軍有一個王副司令員，有個女孩老在海軍大院門口告他，最後告到中紀委去他家的時候（我這是從網上看的），從他家搜出人民幣現金5000多萬元。沒有一個人認為這是公正的吧。
還有一個例子，就是黑龍江的馬德受賄案，說馬德受賄的時候，在病床上，別人都是提一個大提包里裝幾十萬元，給馬德的時候都是往病床邊一放，馬德往床底一踹，從來不帶數的。根據那個提包的大小，將來給你安排什麼職務（我在網上看到的）。這也沒有人認為是公正的。
我把改革以來得到財產的渠道分了六個方面，這篇文章還沒寫成，我只是在想這個問題。我覺得大概是六種方式，我簡單介紹一下為什麼得到：
第一種方式叫市場機制。
改革以前是怎麼配置的呢？就是政府配置。毛澤東當時創造一種方法，就是比較均等化的一種配置。但改革以後引入市場制，這個市場一共走了三步，直到今天也不能說走完了。什麼叫市場？市場大家都明白，從亞當斯密以來就說是用一支看不見的手去配置資源的，也就是說讓人們在競爭中去實現。
所謂市場講的是三個市場：商品市場、勞動力市場、金融信用市場。我們改革就是走三步。第一步是鄧小平、趙紫陽的商品市場改革。商品市場改革的核心是物價。改革開放前，商品的價格是國家控制。改革後，放開物價。我們就經歷了八十年代末的物價暴漲時期。沒有商品，就敢闖物價關。我覺得鄧小平膽子很大，鄧小平當時指示趙——大家去看《人民日報》，《人民日報》寫的是“闖物價關”。
鄧小平認為這就跟打仗一樣。真是很難，因為你沒有東西就放開物價，當然就是價格暴漲了。大概到90年代中期，物價不是問題了。中國人的生產能力煥發出來了。就是說你只要生產東西能賣，能賺錢，那當然都去生產了。所以，我們第一步叫做商品市場改革。
第二步是勞動力市場改革。誰搞的？朱鎔基。膽子大不大？確實比較大，下崗啊。換句話就是說再沒有分配工作了，再沒有鐵飯碗了，勞動力市場配置。到今天為止大家都理解這一點了。找工作變得很難了，沒有分配工作了，老闆想解僱就解僱。90年代中期以前，那時候中國還有鐵飯碗制度。這是第二步，就是勞動力讓市場自由配置。
第三步是2006年12月底在WTO協議上承諾的，放開金融市場。看看2007年、2008年的股市暴漲暴跌，這就是金融改革實驗。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就是因為大家相信有一個市場的，雖然不是我能控制住的，由它去配置。當然，金融市場實在也是危機很大。市場是周期性的，康拉捷夫曾經研究了幾百年的市場，他發現市場是周期的。只可惜我們今天很慘，所有的市場都是走到這點上。但大家也不用灰心。因為市場是周期的。即使目前是在最危機的蕭條期，但它會復甦。康拉捷夫是拿出幾百年的數據去證明，市場就是這樣一個東西。
既然我們中國人敢用這個東西，那你就得承受市場形成的壓力。市場配置這個實驗應該是最大膽的，中國改革開放30年做的最主要的事情就是這件事情，它就是把從前讓政府規定的東西去讓市場配置。
這個市場配置大家要理解，它也是慢慢完善的。市場配置初期漏洞很多，那時一個人要想賺點錢，不是太難。要想暴富，在那個制度很混亂的階段還有可能。當它逐漸秩序化，以後就很難實現了。為什麼呢？我們中國人民銀行實行存款實名制。1995年以前，你瞎編一個名字，就能存錢，那時候就這個樣子，什麼證件都不要。當時還說為儲戶保密。現在，你到銀行就要拿身份證。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說我敢編一個名字就去存錢的。但1995年以前，中國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要理解這個制度有個完善的過程。市場機制的實驗應該說還算是成功的實驗，儘管這裡面產生無數的問題。市場它實際上講的是一個競爭規則的問題。那就是說你這個規則要逐漸完善。我們用一組數據測算發現這個成功之處。什麼成功之處呢？我們測了一個東西，叫教育的收益率。在座不是專門做這個研究的人，可能不太理解什麼叫教育收益率。
就是說，假設有兩個人，甲和乙。說甲比乙多上一年學，將來對他的收入產生什麼影響。我們中國過去確實出現過一個很怪異的現象叫“腦體倒掛”。80年代，社會上有種說法叫“搞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今天就不能理解了，國家搞原子彈的那幫人，收入還沒大街上賣茶葉蛋的收入高？80年代，中國真的就這樣子。那時候還有種說法叫“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不是假的。你去查查那時候的醫生，一個醫生做一個大手術，或者一夜連做三四個手術。到早上拿加班費，一角八分錢。那時候就這麼慘，叫“腦體倒掛”。
都不要上學了，越上收入越低。教育收益率從八十年代的負收益，到1993、1994、1995年，每年我們測，教育收益率逐漸變成正收益了。一開始是4％、5％、6％，最近，測我們中國人的教育收益率達到10％的樣子了。什麼叫10％的教育收益率呢？就是如果一個人比另一個人多上一年學，在一般概率的意義上來說，他可能比少上一年的人要多收入10％。這些東西說的是為什麼得到。
市場機制有沒有合理性？應該說，它有合理性。我們畢竟建市場時間不長，漏洞還很多。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管它叫政府的作用。我前年寫了一篇論文，我發現改革30年，政府起了特別大的指導作用。其實就看政府政策怎麼定。老百姓管這叫“說你行，你就行；說你不行，你就不行”。實際很大程度上是說，它想把財產給誰？
我們國有企業有一段時間搞抓大放小，當時很多的國有企業財產就拍賣掉了。在那個過程中產生了很大的問題。我記得當時有個叫郎咸平的指責顧雛軍，郎咸平發現格林柯爾——顧雛軍自稱在香港註冊的一個公司——收購了四家大國企。
在那段時間，說實在的，很大一部分富裕叫“政策性富裕”，就是看政策對誰有利、政策想讓誰富。雖然我們認為第一個因素有市場的合理性在裡面，但不公正的現象是很多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所分的財產都是毛澤東留下的那筆財產。
毛澤東留下的財產，應該說最大的那筆叫土地，對吧？比如2008年，最有錢的黃光裕。2007年，最有錢的是26歲的一個女孩——碧桂園的楊惠妍，她是中國首富。大家怎麼看心理也不平衡。26歲也就是個年輕的女孩子吧，就成中國首富了？那就是說你為什麼得到？因為他們家有土地。
那我們就得問了：土地是誰的啊？因為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就兩種所有制：農村土地為農民集體所有，城市土地為全民所有。大家看憲法到現在還是這麼寫的。但是說他家買了70年的使用權，然後他就暴富了。這段時間裡很多的富裕屬於政策性富裕。政策性富裕和第三種叫權力性富裕還不太一樣，政策性富裕就是說它也合乎法規。但法規本身應該說不是機會公平的，而是不公平的。
第三種我管它叫權力性富裕。權力性富裕就很麻煩了，包括腐敗這些因素，這裡面確實非常複雜。這個就和第四種東西聯繫在一起——我管它叫“關係”。中國是全世界關係最為複雜的一個國家。我們想建法治社會，但“關係”最摧毀法治。這個東西無處不在，表面上你看不出來。比如說土地公開。你看我也限制了，他的子女不許怎麼怎麼樣了。但是你要理解，這個七大姑、八大姨拐彎抹角的關係啊，什麼老鄉啊、同學你防不勝防。你要想從法律上來把關係限制住，你絕對限制不住。
現在，權力加關係，這個東西太可怕了。這是中國碰到的一個大難題。我們本來以為說世界各國要搞法治，但搞到東亞國家以後，都碰到這個難題了。當年的日本，也是腐敗的要命，總理跟走馬燈一樣的更換。韓國、我們國家的台灣，你看那陳水扁都弄出事來了。所以東亞這些國家到最後它沒有辦法，就全盤的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了。但中國大陸說了，我們決不能模仿西方的政治制度。
對我們來說非常大的難題，就是怎麼限制住權力。用法律來限制關係太困難了。陳水扁我覺得他關係用的不算太傑出。他就他兒子這幾個家庭成員，如果他動用的關係更複雜的話就更難處理了。我們今天碰到的是極其複雜的。比如陳良宇，當時就把上海的兩個房地產商審出來了。一個叫周正毅，一個叫張榮坤。從家庭關係看，找不到。你找不到陳良宇與他們有什麼直接的親屬關係，但是他就給他們批地。這個批地可是了不得的，可以把表面做的很漂亮，也是公開招標，程序合理，實際上大家都明白，那東西就是要給他的。你不管這遊戲怎麼玩，玩到最後肯定是到他手裡。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第三種和第四種結合，在“為什麼得到”里是最複雜的一個問題了。解決這個問題太困難了。
第五種我管它叫單位的作用。就是說在配置資源裡面，一直到今天有的資源是通過單位配置的。比如說有人在銀行工作，有人在中石油、中石化工作。前一段，企業老總可以自行定工資，這是合乎法理的。平安保險公司的馬明哲給自己定了一個六七千萬元的年薪，於是大家就開始罵。說你那個平安保險公司，國家把保險給你，你不就等於白拿錢嗎？怎麼就能給自己定那麽高的工薪？
所以就看你在哪個單位。這個東西你說他為什麼得到，因為他在銀行工作，他在中國移動工作。這個東西就很複雜了。我覺得在這個事情上可能對中國今天就業產生很大的問題。
改革以後，鄧小平的設想就是說我們大家應該是機會相等的。但今天就業變的非常困難，在就業這個事情上，不公平變的極其嚴重了。就是剛才我說的關係。你去看吧，最後那個就業全都是關係了。我覺得這個事情很麻煩了，還不如回到過去分配工作。因為你的班主任還是有點良心。他一般還是根據你的學習成績來分配的。要這樣說來的話分配工作還有一定的合理性。對老師來說，一班都是自己的學生，都對他們好，但分配工作肯定是他功課好，給好單位，你天天不及格肯定給你分一個差單位。他心裡還有公正可言，而今天我看了一些事情，就覺得真的了不得。
所以今天勞動力市場機制表面上看很合理的，其實是最不合理的了。就因為“關係”把一切都衝破了！聽起來很好的一個制度，全都是走後門。問題很大。
那大家說按你這個配置，我們老百姓就一點辦法都沒有了嗎？
老百姓也有一點辦法。比如那個最牛釘子戶，都走了，就剩他一家。大家就覺得這人膽真大，他怎麼就留下。後來網上說了，人家是全國散打第二名。大家理解了吧？——拳頭。
所以我們就理解了：抗爭如此激烈啊。我們一年發生的群體性事件八萬多起，真了不得啊。所以說你一個無權無勢無關係的老百姓，他最後就是拳頭抗爭。
管不管用？那個最牛釘子戶還是管用，據說後來給了他很大一筆錢。一個社會如果講秩序最後要上拳頭，但現在真的就是拳頭！
我曾經研究兩個地方的舊城改造，一個是什剎海，還有是我們關於南池子的舊城改造有一個課題，社會學和建築學一塊做的。南池子改造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南池子是王府井和故宮之間那塊地叫南池子。寸土寸金，所以那個改造過程中鬥爭極其激烈。
記得有一次我們到那個地方去調查，老百姓跟我反映各種各樣的問題。我們聊着聊着就發現，老百姓一個個眼神不對，顏色不對，然後就一個個溜溜溜全跑了。
我就問發生什麼事情了？老百姓就說：李教授，你快看，他們來了！趕緊跑。什麼來了呢？就是拆遷公司。拆遷公司那麼厲害？你要理解，多數老百姓還是不敢動拳頭，比較老實的。人家也不說什麼，你不是不搬嗎，今天一回家，玻璃破了。你去找，找不清楚。明天，孩子哭哭啼啼回來了，說媽媽，一個叔叔說了，明天我就不一定能回來了。
當家長的你想什麼心情啊？算了，咱鬥不過人，趕緊跑吧。多數人都被嚇跑了。但有沒有厲害的？絕對有，散打冠軍，絕對有釘得住的。
最近，碰到了一系列的事件和問題，我感到關於為什麼得到，你要理解一個社會大的制度變形，原來毛澤東以各種名義占有的財產，基本以公眾名義占有的。後來就分這筆財產。分的時候基本就是按照我剛才說的那六個機制分的。裡面有沒有合理因素，我剛才說了有。比如說姚明人家有本事。那你說莊則棟有沒有本事。肯定莊則棟他有本事。毛澤東時期莊則棟連續三次得世界冠軍，給錢沒有？沒給什麼錢。因為按毛澤東想法來說，你得世界冠軍，精神鼓勵為主嘛。現在莊則棟家裡掛的獎狀很多。那時候的分配機制、想法跟現在不大一樣，。如果今天莊則棟連續三屆獲世界冠軍，我估計莊則棟家裡錢也不少了，對不對？改革以後，資源配置的方式發生了變化，這一部分就是分析這個問題的。
第四個大實驗：尋找社會矛盾緩衝機制的實驗
我們第三個實驗引發了很多的社會矛盾。資源配置一個大的問題就是合理不合理，公平不公平。所以，第四個實驗就是今天正在做的。政府試圖找到一種機制來緩解由於資源配置機制中各種不合理因素造成的社會衝突。
今天的中國是什麼樣一個社會呢？我們管它叫轉型社會。因為中國社會幾個基本的事情沒有完成，它從一個農業社會向一個工業社會轉型，我們管它叫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
在這個變化過程中，都是最激化矛盾的事情。歐美他們曾經在一二百年前和我們出現過同樣的問題，就是大量人口向城市，工業化的速度非常快。
那個時候矛盾衝突也是非常激烈。中國你要理解為什麼群體性事件變的這麼激烈，那就是說你這三個實驗和三個大變化（市場化、城市化、工業化）。
中國形成全世界最大的工人階級隊伍，按道理這是工業矛盾衝突非常尖銳的時期。我們也在探討，用什麼樣一種體制和機制，來緩解這個矛盾和衝突。
歐美國家基本上是想用制度化，想讓矛盾衝突制度化。比如說法律就是一種矛盾衝突的制度化，他們也開始建立了各種各樣的集體談判制度等等。我們也在嘗試着各種各樣的實驗。
大家問我們要用多長時間？這是個大問題。最近我也寫了一篇文章，就說我們改革開放30年了——從1978年到2008年，那篇文章預測，再過30年什麼樣子。當然，我們都不是神仙，不敢斷定一定是什麼樣子。我們先看30年發生了什麼變化，變化的方向是什麼，根據這個方向，我們能預測未來的30年。
預測大概是這樣一種情況：再過30年，到2038年，農民占人口多大比例？直接從事農業生產勞動的人在全部勞動者中只占10％了。所以再過30年變化非常非常巨大。
我們在改革之前，30年前，在國營、集體企業里就業的人數占99.9％。就是說城市的勞動者都在國有企業。只有0.15％不在國營企業。還有一點個體戶，但非常非常少。今天在國有企業里工作的人（2008年）大概占到21％的樣子。
再過30年，國有、集體企業，包括政府所有加在一塊，在城市的全部就業者中也就占10％的樣子。我相信中國的這個結構會有很大的變化。
還有一個很大的變化就是，大家可以從網上看我的一篇文章《丁字形社會結構》。我把我們國家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拿來用一種方法我們叫國際社會經濟地位指數來算，算完結果發現中國特別怪。中國是一個什麼社會呢？一個大橫道，一個大豎道。這個就是每個人得分的分值。我們有一種算法，就是你的職業得多少分。因為我們“五普”數據有職業記錄，我們就知道每一個人的詳細職業。那為什麼是一個大橫道，一個大豎道呢？那就是城鄉分野。
這個大橫道大體是農民，大豎道大體是城裡人。換句話說，這個社會中產階級不是很明顯很突出。再過30年，大橫道就只占10％了。中產階級變的比較大了。從這個角度看，我相信中國社會似乎也能找到一種緩解社會矛盾的辦法。因為中產階級發展起來了。今天我們的中產階級有多大？按我們的算法，中產階級在我們今天中國的全部就業者中只占15％，所以85％都不是中產階級。再過30年這部分會膨脹起來。我相信這個社會很大一部分穩定的因素會來自這樣的一個階層。
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已經講了一個半小時，大概還有半個小時可以讓大家提問，那講課就到這了。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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