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多年扶植和縱容朝鮮，導致成為中國最大的國際負資產之一；是否到今天，反而讓中共擁有了絕妙的籌碼：“養虎遺患”，但虎養大了升值，到關鍵時賣掉與美國做一筆好交易。是否盤算着這種前景：中國放棄朝鮮換得川普放棄台灣？

　　老高按：川普與蔡英文的一個電話，掀起軒然大波，眾說紛紜。一位美國華人學者早在電話剛打之際，就對我指出：川普實際上是打算將台灣話題炒高了炒熱了，不斷升值，將來“賣”台灣與中共做一筆好交易。
　　後來有很多媒體、很多人從這個角度來分析這位商人總統此舉的動機，但最開始一語道破、洞燭機先的，還就是這位學者朋友（未得其同意，不便披露其姓名，將來或許能確認其首創權）。
　　我由此聯想，若有所悟：中共多年來幫助朝鮮，是否也有類似隱秘動機？——談“動機”很難蠡測，那麼不妨換個角度，談“效果”：多年來中共幫助朝鮮，飽受國際抨擊、國內民眾反感，是中共在國際問題上少有的官民最為對立的話題，導致與朝鮮的關係成為中國最大的國際負資產之一；但是否斗轉星移，到了今天，反而讓中共擁有了絕妙的籌碼，與川普的舉動異曲同工？——中共“養虎遺患”，虎養大了升值，朝鮮問題被釀成了一個美國、日本不得不出高價來解決的難題。這樣，最終，從中共的角度來看，多年扶植和縱容朝鮮，最終證明是對中國利大於弊的政策——到關鍵時，中國“賣”朝鮮，與美國（以及日本）做一筆好交易！例如，他們是否盤算着這種可能的前景：中國放棄朝鮮，換得川普放棄台灣？
　　在這個時候，重讀中國歷史學家沈志華的《中朝關係內幕》，相信我們都能受到更豐富的啟迪。


　　中朝關係內幕

　　沈志華，華夏文摘

　　最近10年到20年中國對朝鮮政策有一些問題，總是給人一種好像被誰牽着鼻子走的感覺。為什麼會形成這樣一種局面？很大程度歷史的神話束縛了我們的頭腦，束縛了決策者的頭腦。一個什麼樣的歷史神話？——中朝關係是歷史上用鮮血凝成的牢不可破的中朝關係，“中朝傳統友誼”、“唇寒齒亡”形容詞非常多，如此說法講了60年，所以至今仍根深蒂固。
　　對此，我的學生對我說，網上大家對這個問題提出很多疑問：真是兄弟關係？真的是鮮血凝成的友誼？現在怎麼凝不到一塊去？這需要我們對歷史進行深刻分析和深刻檢查。這幾年我看了很多材料，試圖對中朝關係的歷史脈絡、外交特徵、性質做出判斷。如果我們判斷比較準的話，對過去發生過什麼事，在什麼條件下發生過什麼事，中國又是怎麼處理的，是成功的還是失敗的，如果對這個歷史過程有一個大致了解，可能會對今後、現在有一個借鑑作用。
　　我先從1940年代講起，之前就不用講。中朝關係很古老，到晚清前，朝鮮大多時間都是中國的藩屬國，後被日本人統治了40年時間（1905-1945年）。日本人之後是蘇聯人，自1945年蘇聯紅軍占領北朝鮮後一直到1949年蘇聯撤軍，在這4年中基本是蘇聯人說了算；再以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因為朝鮮戰爭，中國在朝鮮有很大的發言權，直到1958年志願軍全部撤走，朝鮮才真正說了算。所以朝鮮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形成很晚，具有自己獨立地位的時間很短。一會兒我給各位講故事就會知道，他想做什麼事，一會兒老大哥來了，一會兒老二哥來了，他做的事都不算數，都得重來。朝鮮現在有一些行為和心態，得分析它的歷史過程。

　　在中蘇關係邊緣的朝鮮

　　在1945-1949年，中國跟朝鮮基本上沒有直接的高層關係，因為中國內戰，朝鮮支持中國共產黨；但在基層，主要是在中國東北地區，朝鮮被蘇聯占領，朝鮮執行的政策就是蘇聯政策。那時蘇聯對中共是支持的，但又不能公開支持，就通過朝鮮起作用。比如朝鮮是林彪的倉庫、庇護所、轉移基地，四野部隊跟國軍打仗，打不過就往兩個地方跑：一是朝鮮，二是中國大連。如此國軍不敢追，因為朝鮮是另一個國家，大連則由蘇聯占領，所以它是庇護所也是倉庫。軍隊打仗，沒有一個穩定的基地不行。而戰略物資放在朝鮮比較合適，用得着就過江拿，拿回來再打，要不然借道朝鮮繞過去，比走東北方便得多。包括傷病員都在朝鮮治病。所以在東北戰場，朝鮮為中共提供很大幫助，但多大程度上是朝鮮本身做出的決定很難講，因為那時是蘇聯遠東軍第25集團軍駐紮朝鮮，整個朝鮮都在蘇聯軍政府指揮下、安排下活動，以及通過大連港給中共運物資、武器、彈藥。這時期，雙方大體上保留在這樣一個層面。出面聯繫的是當時的東北軍區，至少中共中央沒有直接出面；而朝鮮跟國民政府更沒關係。所以，這個階段，與中國國家層面沒有直接關係。
　　到什麼時候有了高層的聯繫？那是1949年初夏。當時，金日成很想通過武力實現朝鮮民族統一。在1948年朝鮮分為兩部分後，李承晚和金日成都想統一朝鮮，因為他們兩人都認為靠宣傳、口號實現不了統一，只有通過武力才能實現。金日成很想通過蘇聯和中國的幫助實現此目標，所以派人到北平（北京）。那時，金日成不僅見了毛澤東，還見了周恩來、朱德和劉少奇，他希望把四野部隊當中的朝鮮族官兵放回國。因為1949年4月，駐紮朝鮮的蘇聯部隊撤走了，留下了一部分武器給朝鮮，但沒軍隊。朝鮮原來都沒有國家，遑論軍隊？就只有打游擊的，那也沒有見過大陣勢，只有四野部隊中4萬多人打過大仗，比如166師圍困瀋陽、164師圍困長春，都是參加過大兵團的戰鬥。後來毛澤東同意，另有一部分人跟着林彪南下到海南島，打完後就給你送過去。就這樣一個過程。
　　金日成第一次到北京見毛澤東是1949年5月13日。在此之前，他於4月20日至4月25日去了莫斯科，向斯大林匯報，希望通過軍事手段實現朝鮮統一，但斯大林臨走時說：你必須到北京跟毛澤東談，得中共中央同意。所以金日成5月13日到北京，13-16日談了幾天，毛澤東同意了也接受了。這是金日成第一次跟毛澤東見面。
　　在這個時期，朝鮮基本上是聽蘇聯的，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我看俄國電報檔案：金日成問斯大林能不能跟中國建交？斯大林回電：當然可以，等我與中國建交後你再建交。金日成跟毛澤東談時想跟中國簽同盟條約。毛澤東不同意，說同盟條約打完仗以後再簽。這話有道理，但他們內心怎麼想的現在不得而知，有可能毛澤東不願意在法律上承擔這樣一個責任。所以毛澤東問斯大林：金日成來想跟中國簽同盟條約，我的意見是朝鮮實現統一後再簽。斯大林回電說可以。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時間裡就這麼一次接觸。這是第一階段。

　　值得懷疑的“血凝的友誼”

　　第二個階段是1950年-1957年。很多中國人都以為這個階段是中朝關係最好的，朝鮮戰爭鮮血凝成了友誼。其實錯了，這段時間是中朝關係最不好的時候。檔案文獻顯示，在整個朝鮮戰爭過程中，中、朝兩國在幾乎所有的問題上都存在分歧，立場完全不一樣。因此，我們說的戰鬥友誼、中朝之間密切關係是否存在？這個當然存在，兩國軍隊並肩作戰怎能沒有友誼、怎能沒有友好關係？當然有，但主要在基層。毛澤東對此曾經發過好幾封電報：對朝鮮一草一木要愛護，跟居民搞好關係，志願軍違反軍紀有槍斃、處分的。中國軍隊很注意，這些都是事實。可根本問題，即在重大戰略問題上中朝兩國領導人的高層考慮不一樣，分歧非常大。
　　比如：中國軍隊到朝鮮應誰指揮？金日成覺得應該他自己指揮，我是最高司令長官，彭德懷應該聽我的。彭德懷覺得中國怎麼能聽你的，你把自己的軍隊打光了，怎麼能聽你的？因此，他們倆從一開始就有非常大的矛盾。金日成對彭德懷說：“彭德懷同志，你的司令部是不是和我靠近一些，咱倆在一起好一些。”潛台詞是我指揮你。彭德懷說：“沒問題，咱倆就在一塊。”結果合在一起之後，金日成突然發現是彭德懷想指揮他。第一次戰役（1950年10月25日-11月5日）打完也沒有明確誰指揮誰，而且當時朝鮮軍隊幾乎被打沒了，剩下的跑到吉林修整，作戰部隊只有志願軍13兵團。但總體說來，這時還不存在大問題。
　　但是，隨着第二次戰役（1950年11月7-12月24日）打響，問題就陸續出來了。在第二次戰役中，朝鮮人民軍有一個兵團參與了戰鬥，因為他們的軍隊經過訓練回來了。不久就發生了很多問題和矛盾，兩個司令部之間沒有溝通，志願軍在前面追着美國人，卻被朝鮮人民軍抄了後路，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來，而且有兩次，這無疑是指揮問題。金日成建議中朝軍隊分開指揮，各管各，派個聯絡員聯繫。金日成想，他是一國元首，必須指揮自己的部隊，把部隊給中國人指揮成何體統？這個感受可以理解。所以他一直不願意交出朝鮮人民軍指揮權。但彭德懷堅決不干，強調：必須統一指揮，否則戰役很難打。吵來吵去沒有結果，一直等到斯大林的電報：軍隊必須由中國指揮。就是說朝鮮人民軍要交給志願軍指揮，金日成沒辦法，只好交出了指揮權，由此成立了中朝聯合司令部，中國為正，朝鮮為副。
　　這件事對戰爭當然有益，但對金日成的影響可想而知。有一段記錄，記錄了金日成與蘇聯大使的談話，他說：我明白了這意思，就是讓我放棄總司令的職務對不對？蘇聯駐朝鮮大使捷連季·福米奇·什特科夫說：“對，是這樣。”金日成默默無語地走了。想像一下這個情景，他心裡肯定特不好受。
　　這個事過後不久，又發生了一件事：那是第三次戰役（1950年12月31日-1951年1月8日）開始後不久，志願軍就越過了“三八線”；1月4日，志願軍占領了漢城；1月8日，彭德懷下令停止進攻、全軍休整。這可把金日成惹惱了：哪裡有這樣的？打了勝仗的軍隊不繼續追擊怎麼能休整？乘勝追擊把美軍趕到海里就完了，戰爭就結束了，國家也統一了。彭德懷說必須休整。細說起來，這件事有由來：那時，“第二次戰役”還沒結束，彭德懷就曾給毛澤東發電報：建議不越過“三八線”。為什麼？部隊精疲力盡，彈藥打光了，糧食沒了，新兵員補充不上來，而且美國轟炸非常厲害，打得非常艱苦。九兵團打第二次戰役是從上海調過來的，當時甚至都沒有冬裝，士兵們單衣單褲，結果導致第二次戰役中非戰鬥減員5萬人，第二天起來不是手指頭沒了，就是腳趾頭凍掉了。所以彭德懷、聶榮臻跟中央報告說這個戰爭不能再往下打。毛澤東回電說不行，這不是軍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三八線”一定要過，否則朋友們會不高興。彭德懷回電說，“三八線”過可以，能否保住不敢保證。所以說，這是彭德懷和毛澤東商量過的，而且實際情況要求只能休整，不休整怎麼辦？這樣的決策與命令，和朝鮮人的想法差距很大，朝鮮人當時一心希望儘快實現國家統一，儘快結束這場戰爭。這次爭吵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網上盛傳金日成讓彭德懷扇了一大嘴巴，這個我不知道，但兩個人的吵架記錄我看到了，你一言、我一語用詞非常嚴厲。彭德懷還說：“我就這樣決定了，如果將來證明這個決定是錯誤的可以槍斃我。”在志願軍司令部吵了3天，一直爭論不下。金日成希望應該一鼓作氣趕快結束這場戰爭。彭德懷說原來就想一鼓作氣，結果不是被人家攔腰截斷全軍覆沒，你想讓我也重蹈你的覆轍嗎？話說得很難聽，金日成臉上也掛不住，那點事都給抖出來了，他倆爭來爭去誰也說服不了誰。
　　最後，彭德懷說：“你不是說現在風一吹就能把美國人吹到海里去了嗎？你去吹風，我幫你去守後方，省得讓人家抄你的後路。”一直到1月19日，斯大林給毛澤東電報說：“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是正確的，彭德懷是真正的軍事家”（我沒有看到毛澤東給斯大林的回電，但斯大林的回電肯定是接到毛澤東的報告：到底是打還是停，聽您說一句話）。當時，跟朝鮮領導人站在一起的還有蘇聯駐朝鮮大使、蘇聯軍事顧問，他們都贊成乘勝追擊，所以斯大林還有一段話是衝着蘇聯軍事顧問的，斯大林說：“以後軍事問題你們少插嘴。”如此才把問題解決。這件事對朝鮮人的影響也非常大。我看1954、1955、1956年的檔案材料，在朝鮮勞動黨內一直有一個傳言：朝鮮沒有實現統一主要是中國人造成的。為什麼？就在馬上要取得勝利時彭德懷下令停止進攻，結果導致朝鮮失去了戰勝美帝國主義的最好機會，至今朝鮮都沒有實現統一。當然這不是事實，真打也打不過，也不可能實現統一。但朝鮮勞動黨內之所以流傳着這樣的說法，說明這件事對金日成領導人的影響非常大，至少他們是這麼認為的：本來可以取勝，因為你中國下令停止進攻搞休整導致這樣的結果。

　　夾縫中的金日成

　　再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也是中朝之間矛盾吵得不亦樂乎的，是鐵路管理權。朝鮮鐵路歸誰管？開始一直是志願軍司令部管，因為朝鮮鐵路基本被炸毀，中國派遣了18萬民工幫助朝鮮修復鐵路，然後又派出了鐵道兵，援助了機車、車廂。因為當時戰事非常緊迫，雙方還算相安無事。至1952年，戰爭進入邊談邊打階段，中朝分歧也就出來了。金日成覺得戰爭既然不能立即結束，就要搞建設，朝鮮幾乎被炸爛了，就要求運經濟物資。但彭德懷還是以戰爭為主，軍隊必須控製鐵路，要運軍事物資。大概有一年時間，雙方在鐵路問題上發生很多爭執，彼此搶車頭、路線、倉庫，導致諸多事故。當時，美國轟炸非常頻繁和激烈，一搶起來雙方都在，美國轟擊轟炸一下就炸毀了。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彭德懷幾次向鐵道部要求支援。最後，是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出面跟朝鮮談判，鐵路到底誰說了算，他要求歸中朝志願軍司令部。金日成呢，幾次找中國政府交涉，說鐵路權就是主權，不能喪失主權交給中國人管。最後周恩來出面跟彭德懷講：算了，這不爭了，朝鮮願意管就讓朝鮮管，只要保證軍事物資供應就行了。但是，周恩來電報發過去沒兩天，斯大林來了一個電報（大約是毛澤東打報告給斯大林）：“鐵路必須軍管。”沒辦法，鐵路又交給彭德懷管。如此一來，金日成更鬱悶了：為什麼每次都是朝鮮忍氣吞聲？如此，關係越來越緊張。
　　我看蘇聯解密電報說得特別隱晦，但毛澤東給斯大林的電報和金日成給斯大林的電報都在互相指責對方。比如停戰談判，其過程非常複雜，變化太大，這裡暫時就不講了，就講一個時間——1952年夏天，中朝聯軍和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談判沒有取得任何進展，陷入僵局，因為有5個問題：中立國問題、邊界線問題、隔離帶問題等等，前4個都解決了，最後一個問題是戰俘問題：中國提出，要全面遣返，抓你多少人還給你，抓我多少人還給我。美國不干，美國抓中國人多，中國抓美國人只有幾千。美國人說按比例遣返，後來自願遣返，誰願意回就回去。雙方爭執不下，金日成給斯大林電報說：現在談不下去主要是李克農（時任外交部副部長、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情報部部長。1953年起，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搞的鬼，我不明白李克農為什麼非要那幾個戰俘，戰俘有什麼可要的？本來也不是共產黨人，都是國民黨投降過來的。還說：中國人要回來的戰俘沒多少，但美國飛機炸死的朝鮮人比戰俘要多很多，如此吵下去還會死很多人。當然電報表達得比較隱晦，但就是這個意思。毛澤東堅持絕對不讓步，而金日成說應該接受美國條件簽字停戰。
　　1952年9月，斯大林把金日成、彭德懷、周恩來都叫到莫斯科，對他們說：你們說吧，到底什麼意見？最後，斯大林又說了一句話：我看毛澤東同志的立場是正確的。金日成又默默無語地回去了。
　　所以，中朝在很多重大問題上的立場不一致。當然這可以理解，中國人有中國人的想法，比如1951年6月要求蘇聯出面調停，到1952年堅持採取強硬的立場等，變化過程非常大。總之在整個過程中，中朝高層的分歧和矛盾非常尖銳。
　　在此情況下，之間有多少友誼？鮮血流了不少，結果沒有凝成友誼。所以戰爭結束後（1953年7月），朝鮮要恢復經濟建設，但沒錢。金日成沒有到中國，而是去找蘇聯要錢。只不過當時斯大林死了，跟新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要到了一點，因此金日成又準備到東歐去要。這時，毛澤東發了一個電報：你到中國來，要什麼好說。所以，10月金日成來了。具體怎麼談的我沒有看到材料，但結果很清楚：中國無償援助朝鮮8萬億人民幣（幣制改革後的8億人民幣），現在覺得沒有多少，一頓飯幾億就出去了，但那時是很大一筆錢。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中國對外援助一共是20億人民幣，其中8億給朝鮮，8億給越南，剩4億其他幾個社會主義國家分了（這都是無償的）。那是什麼情況？1953年10月，中國剛剛經歷完戰爭，也是需要錢的時候，而且剛剛開始“一五”計劃建設。中國不但給了朝鮮8億，而且朝鮮戰爭期間所有貸款、貿易差額和朝鮮欠款一律撤銷。毛做的決定一定是看着蘇聯做的，蘇聯減半，交50％就行了。結果毛一句話——全免！還有其它的，比如中國專家去是中國給錢，蘇聯專家去是朝鮮給錢。這樣的差距很大。
　　我看蘇聯大使館寫了一個報告給蘇聯外交部，1953年底中國援助項目談完後，覺得蘇聯政策應該變變：現在我們蘇聯給朝鮮的援助比中國差遠了，列了好幾條。1953年底中國對朝鮮無償援助的總和超過了蘇聯和東歐所有國家對朝鮮的援助，毛為什麼要在中國這麼困難的情況下拿出這麼多的錢給金日成恢復家園？我想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要補償金日成心靈上受到的“傷害”（現場笑）。就中朝關係而言，朝鮮戰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由蘇聯主導朝鮮和控制朝鮮的態勢轉到了由中國控制朝鮮。在朝鮮戰爭這3年多過程中包括後來前前後後七、八年是中國人說了算，朝鮮問題上只有中國有發言權。斯大林為什麼一直順着中國？因為毛澤東很多想法比較符合斯大林的想法，斯大林從蘇聯的利益出發，毛澤東從國際社會主義陣營出發，社會主義陣營的利益首先是蘇聯的利益。毛的想法很簡單：只要中蘇關係、中蘇同盟維持，中國安全、發展建設就有保證，所以在重大問題上中蘇一致，受氣的當然就是朝鮮。

　　“備胎”上位

　　在這種情況下，金日成心有怨氣、心裡不舒服，毛澤東心知肚明，所以在朝鮮戰爭過去後毛必須安撫他。安撫起了多大作用？不到一年，人家錢用完了，因為朝鮮1954、1955、1956年為恢復時期，要建設就需要錢，金日成又到蘇聯、東歐，這時朝鮮出事了。這得從朝鮮勞動黨的構成說。朝鮮勞動黨由很多黨組合，主要是共產黨，朝鮮共產黨又有很多派，總之朝鮮人團結在一起不大容易。其實1925年朝鮮勞動黨就成立了，但不過3年就被共產國際解散了。一直到1945年戰爭結束朝鮮勞動黨才恢復，但總部不在平壤而是漢城。
　　原來，朝鮮勞動黨在南方有一撥人，他們以朴憲永為主，稱之為南方派；一撥人在北方堅持抗日，叫國內派；第三撥是蘇聯派，主要是20世紀初從朝鮮到蘇聯的移民。二戰前（1936-1938年），斯大林害怕少數民族和外面勾結，所以就把邊境上的少數民族都調到蘇聯腹地，整個村、鎮遷移，比如德意志人不能在邊界，匈牙利人不能在邊界，全調到大陸，其中包括朝鮮人。在遠東所有朝鮮族人整村、整城、整鎮搬到中亞哈薩克斯坦。1945年，蘇聯軍隊進軍東北時，斯大林突然想起沒個人帶路話也說不通，於是到哈薩克斯坦找了200多人俄語說得好、懂朝鮮語的隨軍南下到朝鮮，這批人後來就留下了，這就是蘇聯派。還有一派是延安派，這是原來在八路軍當中的朝鮮族幹部，比如金斗奉等一批人在戰爭結束後回到朝鮮，他們被稱為延安派；最後一派是游擊隊派（即金日成派），是原來參加抗聯的人，比如金日成、崔庸健等，這撥人在1940年日本關東軍大掃蕩時逃到蘇聯。《蘇日中立條約》簽訂後，蘇聯不讓他們回，否則沒法跟日本人交代，於是留在遠東，在一個村子裡住下，建了營地。中國人是周保中、李兆麟、馮仲雲，其中也包括朝鮮人。周保中成立時叫抗聯教導旅，後來斯大林給了一個番號：蘇聯遠東紅旗軍第88獨立步兵旅，這樣可以領受軍餉。
　　戰爭結束後，斯大林把88旅解散了，大部分中國人跟着蘇聯紅軍進入中國東北當嚮導。金日成當時是一營營長，他帶隊回朝鮮。金日成回去時還不是北朝鮮領袖，蘇聯也沒想扶植他，而是想扶植曹晚植（1883-1950），但他堅決反對蘇聯的託管政策，結果被放棄了，這樣才換成金日成。我看到蘇聯給金日成的評語是：金日成同志在朝鮮人當中很有威望，經常匯報思想，俄語學得好，能團結同志。什特科夫在朝鮮問題上很有發言權，他給斯大林寫信推薦金日成。那時金日成年僅32歲，金斗奉、崔庸健等都是比他高一輩的老革命家都沒有被推薦，就推薦了金日成，說他有政治頭腦、能成事。如此把金日成扶植起來，不過很多人不服氣，金日成就通過各種運動、手段陸續把一些派別打下去，包括延安派，其中一些人被金日成以防止朝鮮統一、指揮被降職。南方派也被收拾。1954年還收拾了莫斯科派。但金日成沒有特別大的動作，因為有蘇聯和中國在，就抓生活問題，比如貪污，找點原因給你降職。
　　即使這樣也容易引起這些幹部的不滿。1954-1955年，延安派跟蘇聯派有一些矛盾，到1956年兩派就聯合起來。南方派徹底跨了，李承燁一個案子槍斃了十幾個人，後來朴憲永也被絞死了，朴當時是朝鮮共產黨主席，從漢城逃到平壤，一直是第二把手，後來說他是美國間諜。1956年是蘇共二十大，批判個人崇拜。當時，共產黨各黨都傳達了蘇共二十大精神，斯大林從神壇被拉下來，赫魯曉夫批個人崇拜。所以朝鮮勞動黨內開始批金日成的個人崇拜，特別是金日成去東歐要錢時國內出事了，這兩撥人準備聯合起來發動政變，借8月中央全會把金日成提拔起來的幹部搞下去，開始批金日成的組織路線和經濟政策。
　　但金日成很有政治經驗，很快得到消息，立刻趕回採取措施分化、瓦解，先把延安派、蘇聯派分解，他得到的消息或者他做出的判斷是延安派唱主角，主要陰謀是延安派搞的。這也有可能，但看不到具體材料，看到的都是從蘇聯檔案館看到的，看的是匯報情況、大使談話，材料非常豐富。蘇聯派群龍無首，延安派有，就是金斗奉——朝鮮人大委員長，地位很高但沒什麼權力，他也不爭權，是一個知識分子。我看的材料可以證實金斗奉參與，至少默許了。他們也找了崔庸健。金日成只要離開朝鮮，一定是崔庸健管家，崔假裝不知道。當然他不敢參與，也怕，因為真成事，豈不是把金日成和我一起幹掉。金日成來信問：朝鮮國內情況怎麼樣？崔庸健說跟你走的時候差不多。結果金日成回朝鮮，蘇聯派全部官復原職，主要對付延安派，一下被分化了。延安派的人還不知道，至8月30日，朝共中央開會，一個一個站起來批評金日成，但發言根本不能完成，一發言就被打斷，會場亂成一片。時任副首相兼內務部部長戌輝被金日成貶為總工會主席，中央宣傳部部長李弼奎被貶為工商部長。他們幾個在中間休息時商量說不對勁，事情怎麼會這樣，覺得事情敗露了，然後開車直驅鴨綠江大橋，跑到中國。中國邊防軍不知道，他們說是首相、政治局委員。邊防軍趕快給北京打電話，周恩來說：“沒錯，就是，趕快送北京來吧。”
　　到了北京，周恩來和羅瑞卿兩個人接見，把具體了解後報告給毛主席。毛聽後勃然大怒。他們跑過來是（8月）31日，9月中旬中共開八大，蘇聯代表團、朝鮮代表來都來了，金日成沒敢來，派崔庸健過來。毛主席找米高揚說：“朝鮮出的事你知道嗎？”“我聽說了。”“你們打算怎麼處理？”“還是聽主席的意見。”毛說：“朝鮮這顆小樹本是你們栽下來的，後來被美國拔掉了，讓我們又給栽回去了，現在長大了、不聽話了，你們看怎麼辦？”還說：“我看這樣吧，你找崔庸健談一次，我找崔庸健談一次，我們要幫助金日成糾正錯誤，你去一趟，彭德懷和你一塊去。”後來毛把崔庸健找來，嚴厲地批評了他，講朝鮮勞動黨這不對、那不對。
　　這個事發生後，朝鮮勞動黨曾到中國大使館（時任大使是喬曉光）要人，說朝鮮有幾個人叛逃，中國必須引渡回來。檔案里記載，喬曉光說這不算叛逃，屬政治移民。毛在談話中講，“這幾個同志能讓他們回去嗎？回去還不被你給殺了？什麼大不了的事就殺人？”弄得崔庸健也沒話講，訓了一頓，並說：“回去給金日成同志帶一個話，過兩天我們派人去。”幾天后，彭德懷和米高揚倆人到平壤找金日成談話：“8月全會的決議是錯誤的”，因為8月全會把中央好幾個政治局委員開除，被貶到基層工作，“必須撤銷8月決議，馬上再開一個中央全會。”弄得金日成一點辦法都沒有，馬上召集人開會，說：“各位，8月全會的決議都是錯的，我們要重做一個決議。”主要是恢復這些人的職位。米高揚說：“行了吧老彭，咱哥倆走吧。”彭德懷說：“不行，主席跟我說要看着金日成新決議登報，不登報不走。”後來彭德懷還是走了。後來我看到報紙上就登了一個小條：9月開了新的中央全會做了一些新決定。這引起了喬曉光的不滿，他找蘇聯大使：金日成不是唬弄人嘛？答應全文登在報紙上，怎麼就弄這麼一小條？
　　這個事件後，中朝關係降到冰點，金日成當然非常不滿，他這事做得對與否是另一回事，經濟路線有沒有錯是一回事。作為一國之主、一黨領袖，北京、莫斯科來了倆人，捏着我的脖子讓我幹什麼就得幹什麼？所以金日成非常不滿，中朝關係已經走到了危險地步。而且日內瓦會議沒有解決朝鮮問題，算停火，沒有簽訂和約，委員會不斷地談判以及第三國艦隊等。中、蘇、朝有一個委員會。所以11月份朝鮮提出一個主張：以後有什麼事應該在聯合國直接解決。這個意見毛澤東看到後更火了：這還了得，豈不是想把中國踢出來？直接跟聯合國談？誰打你們的？是聯合國軍打朝鮮，怎麼跟敵人去談？讓敵人決定你的命運嗎？
　　11月30日把蘇聯大使尤金召來：“朝鮮決議你們看了嗎？金日成要幹什麼？我看這個人要背叛革命，他早晚是革命的叛徒，不是鐵托就是納吉，很可能就是納吉。”尤金說：“怎麼辦？”“你回去給赫魯曉夫同志帶一個信，怎麼處理朝鮮問題？兩種辦法：第一，現在在朝鮮還有40萬軍隊，可以幫助他改正錯誤。第二，隨他去，以後不管朝鮮的事，願意幹嘛就幹嘛，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隨他去。”說到第二條時，毛加了一句：“我們把志願軍全部撤出去，給金日成自由。”尤金怎麼跟赫魯曉夫匯報的，赫魯曉夫怎麼答覆的沒有看到材料，此事不了了之，為什麼？因為“波修事件”發生後，注意力被吸引到歐洲，此事擱置，一擱置就是一年，志願軍沒撤，中朝之間斷了聯繫。這一段是中朝關係最不好的時期，不過報紙上永遠都是“中朝友誼”。

　　什麼時候開始有了變化？1957年到文革前一段時間，這段時間中朝關係忽冷忽熱。1958年為最好，因為1957年底毛澤東在莫斯科見了金日成，毛兩次跟金日成談話，上來就說：“金日成同志，我錯怪你了，你還是很革命，是我偏聽偏信。這樣吧，我把志願軍都撤回來，讓你放心。”第一次談金日成有點懵，沒答話，不知道毛想說什麼，不知道什麼意思，回去研究了研究。其實毛幾次跟蘇聯人講話：我有志願軍在那兒，說是防美國人的，但金日成心裡肯定不舒服。第二次談話金日成想，勞動黨中央政治局開完會，大家完全擁護主席的決定。果然，1958年2月，周恩來過去制訂了撤軍計劃，到1958年10月所有剩餘在朝鮮的志願軍全部撤走，沒有一兵一卒。那時候的中朝關係是真好。此後，金日成年年到中國來，那時正值中國大躍進時期，金日成拍馬屁“主席做得真好，我們現在朝鮮也這麼幹，中國搞全民皆兵，金日成也發槍搞全民皆兵；中國辦公共食堂，朝鮮在平壤也辦一個大公共食堂，比中國還大，能裝4萬人。”毛特高興：我這麼搞沒人學，就金日成學得快。那時候中朝關係非常好（1959-1960年）。
　　為什麼毛突然改變對朝鮮的態度？我分析認為他對朝鮮無外乎兩手：一手硬、一手軟，硬的不行就軟。這是第一；第二，中蘇之間出了問題，在1965年之前，中國共產黨的策略是把所有社會主義陣營的人拉到自己這邊，後來看拉不過來，就拉第三世界，弄一幫窮兄弟。那時，毛澤東希望周邊朝鮮、越南、日本，至少亞洲國家跟着我走，東歐拉幾個（最後拉動了阿爾巴尼亞），出於這樣的考慮對越南、朝鮮讓步，要什麼給什麼。1959年、1960年中國困難時，金日成要糧食，15萬噸不夠要20萬噸，20萬噸不夠要30萬噸都給。所以整個東歐黨和蘇聯一起攻擊中國時，金日成支持中國，他和胡志明表示支持和同情的態度，這跟東歐國家不一樣。
　　赫魯曉夫也不傻，東歐都聽話，金日成不聽話不行，就說：金日成同志到莫斯科來一趟（1960年夏）。金日成到莫斯科，赫魯曉夫把他叫到一個屋子裡，什麼也沒說，就說：“你看一份文件。”——什麼文件？1956年11月30日毛澤東與尤金的談話記錄，金日成一邊看一邊罵，拍着大腿：毛澤東真不是東西！當面說好話，背後罵我！我怎麼可能是革命的叛徒？太令我傷心了（這都是後來蘇聯大使匯報寫在報告裡的）。第二天，金日成找赫魯曉夫，說朝鮮勞動黨從來就是跟着蘇聯共產黨走的，你們的路線就是我們的路線，決不會聽中國的話。回朝後召開幹部會議：以後誰也不要去中國，中國人當面說好話，背後說壞話。到1960年夏中朝關係下降。沒到3月朝鮮經濟困難，跟底下人說：再到中國去一趟。毛可能不知道赫魯曉夫給他看了什麼，但朝鮮經濟態勢在那兒擺着，就大量給援助給糧食。

　　結語

　　之後我沒什麼研究，世界規定30年檔案的解密期，再以後看不到檔案材料。1980年代以後的事我知道的跟你們知道的一樣，都是報紙上登的東西。
　　在我看來中朝關係是變幻多端、冷暖無常、時起時伏的，沒有穩定的同盟關係或者傳統的友誼關係，這是一個歷史神話。第二，中朝關係核心在哪兒？我認為和中蘇關係一樣，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問題都一樣：不是現代國家關係，是一種在特定意識形態框架內形成的家庭關係、兄弟關係，而這種關係和現代國家關係基本的政府特徵不一樣，之間的內在結構也不一樣。第三，你要想找到一個比較正確的對朝鮮的政策，首先就要有一個正確的定位，只有把它定位成一個正常的國家關係，按照正常國家關係應該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至少可以擺脫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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