耄耋之年的王鼎鈞用自己的青春與血淚換來回憶錄四部曲。難得的是並未寫成血淚控訴，而是以文學求美、史學求真、哲學求解將血淚化成明珠，試圖喚起今人對那個時代中國人最重要的集體經驗的了解。不見煽情，不見吶喊，卻有史詩般的壯闊和觸及靈魂的力量


　　老高按：前天深夜讀完了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的第三部《關山奪路》。
　　這本書，我捨不得一口氣看完。書不厚，只有278頁，我每天深夜讀20頁左右，讀了兩個星期。
　　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昨天的雲》、《怒目少年》、《關山奪路》、《文學江湖》，敘述了上個世紀30年代以後的中國大動亂歲月個人的遭際。第四部我昨夜開始看，還無法置評，但前三部中，第三部《關山奪路》最好！亞馬遜中國網上對此書的簡介說：
　　抗戰、流亡、內戰、白色恐怖……當時天下已亂，但這四部回憶錄脈絡清晰，藉個人離亂的遭遇顯現火焰山似的動盪年代，讀來仿佛章回小說，精彩故事一個連接一個——這，其實是耄耋之年的作者用自己的青春與血淚換來的！難得的是作者並未將回憶錄寫成自己血淚控訴的文章，而是借一己之受想行識，以文學的求美、史學的求真、哲學的求解將血淚化成明珠，以呈現一代眾生的存在，試圖喚起今人對那個時代中國人最重要的集體經驗的關注和了解。不見煽情，不見吶喊，平心靜氣，卻有史詩般的壯闊和觸及靈魂的力量。
　　《關山奪路》獲聯合報讀書人2005年最佳書獎，“回憶錄四部曲”獲《中國時報》2009年開卷十大好書。王鼎鈞自己說（見他《關山奪路》後記）：我要用這四本書顯示我那一代中國人的因果糾結，生死流轉。……明珠是在蚌的身體裡頭結成的，但是明珠並不是蚌的私人收藏，回憶錄是我對今生今世的交代，是我對國家社會的回饋，我來了，我看見了，我也說出來了！
　　王鼎鈞還說：
　　我不是在寫歷史，歷史如雲，我只是抬頭看過；歷史如雷，我只是掩耳聽過；歷史如霞，我一直思量“落霞與孤鶩齊飛”何以成千古名句……一本回憶錄是一片昨天的雲，使片雲再現，就是這本書的情義所在。
　　王鼎鈞，山東省蘭陵人，1925年出生於一個傳統的耕讀之家；1949年到台灣，服務於台灣中國廣播公司，曾擔任過多家報社副刊主編；1979年應聘至美國的大學任教，之後定居紐約至今。王鼎鈞的創作生涯長達半個多世紀，著作近四十種。自七十年代末期起，王鼎鈞開始了《碎琉璃》等獨樹一幟的文學創作；1988年《左心房旋渦》出版之後，更被譽為“當之無愧的散文大師”。從1992年至2009年，王鼎鈞歷時十七年陸續發表四部回憶錄。
　　對王鼎鈞的回憶錄四部曲，史詩巨著《巨流河》的作者、女作家齊邦媛盛讚“充滿了人間至深至純的情義”；已故歷史學家高華也盛讚“讓我們知道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在過去的二十世紀所經歷的痛苦和所懷抱的夢想、希望”；畫家兼作家陳丹青列舉自己“讀着讀着會流淚的書”，首先舉出的就是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我的幾位讀書甚博、品味不俗的朋友，談起王鼎鈞這回憶錄四部曲，如數家珍，五體投地，相見恨晚……
　　在亞馬遜中國網上，讀者們評價、抒發，也讓人動容——這些讀者顯然年輕，“80後”？“90後”？甚至“00後”？在同代人中當然是鳳毛麟角，但是讀書人在哪一代人當中不是鳳毛麟角呢？——

　　這幾天沉迷於台灣著名散文大家王鼎鈞先生的回憶錄四部曲，其中我最喜歡第三部《關山奪路》。
　　《關山奪路》講述了國共內戰高潮時的親歷。他在天津被俘、拿着解放軍的路條回老家、和父親搭上不知開往何方的大船，直到在基隆港靠岸，才知亡命孤島。《關山奪路》簡而言之：大崩潰。歷史突然降臨又急停急轉，城頭變幻改朝換代既合乎邏輯又突兀如宿命。而在這不可違逆的宿命面前，如驚弓之鳥如漏網之魚的人們只有靠千鈞一髮的奇蹟才能獲救。在劇變中，小人物的歷史如同一根蘆葦，脆弱而隨風俯仰，但倔強而堅韌屹立。
　　去年我還看過龍應台的《大江大海》，同樣也是講述1949年大崩潰下的小人物的命運，而《關山奪路》卻讓我感到格外的驚喜。

　　抗日勝利後的中國內戰，規模比抗日的任何戰役都大，不堪回首的歷史被親歷者一一敘說，感人至深。

　　一口氣讀完了這本書，非常好。作者經歷了很多事，看到了許多，肯定也想了許多，但他沒有發表個人的議論，只是客觀地敘述事情經過。大量地描述了抗戰後期國共兩黨交戰時的親歷往事。是非成敗由讀者自己去想。大陸版本的不知道內容上有多少刪節，仍然值得買來讀。

　　一看不要緊，真的是太喜歡了！王師文字簡潔，語道自然，沒有呼喊＼口號之聲，這是一本沒有政治色彩的書，能讓人心氣順順地一看到底，趕快直追下一本。
總之，好書，值得大力推薦！

　　一直期待這樣的個人回憶無需被閹割，然而！唉，早知道就去買（台灣）爾雅版了

　　聽家裡老人講過那個時代的故事，農村人沒有文化，講的零零散散。今天讀了《關山奪路》，好多事情才豁然開朗。敘述的事情離我們遠嗎？六七十年前了，加上故意的遺忘、抹去，確實遙遠。問問走過那個時代的老人，還是能回憶起，講給你我聽，其實就是在耳邊。

　　網上已有不少王鼎鈞回憶錄的章節，多數格式不那麼規範。讀到博談網上的一段還不錯，轉載如下。雖然這一段算不上原著中最精彩的章節，但是一如其它段落的真實。我常常驚訝：中共文網怎麼能容得這樣真實的文字過關？他們刪除了哪些文字？就是這保留的文字，共方的狠毒、國軍的顢頇等等都躍然紙上，轉載如下。這段文字的大小標題都不是原著的，或許是博談網的編輯所加。
　　我曾經在幾個場合見到過鼎公，還拍過照片。這裡貼上兩張。第二張，露出封面的那一本，正是《關山奪路》。

　　天津陷落被俘親歷記

　　王鼎鈞，博談網，原載《關山奪路》（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三）


　　傅作義為何易幟？

　　一九四八年秋天，長春、瀋陽、錦州已成“最後的黃葉”，共軍則發起“最後一陣秋風”。十月七日長春墜落，十月十四日錦州墜落，十一月二日瀋陽墜落，二十五天內三大據點失守，國軍收復東北最後的象徵消失。十一月四日國軍自動放棄葫蘆島，撤出軍隊及“義民”十四萬人。屈指算來，國軍從秦皇島攻出山海關，又由葫蘆島撤往秦皇島，相隔三年差七天。
　　葫蘆島撤退後，空軍派飛機偵察東北，在這一百二十萬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已無任何戰鬥跡象（陳嘉驥《白山黑水的悲歌》），歷史像擦黑板一樣把他們擦掉。只有松花江大橋的橋頭堡上還飄揚着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堡中孤軍還沒投降，算是黑板上剩下一個“頓點”。陳嘉驥感嘆國軍下級官兵忠勇，高級將領誤國。只有頓點沒有文字，頓點已沒有意義，只是給文史數據添一段筆墨，記述共軍怎樣心戰勸降。
　　東北決戰應該居“三大戰役”之首，時間最早，影響也最大。依共方資料，東北交戰，國軍損失四十七萬人，物資財力的耗費無法彌補，國際聲望下墜無法恢復。張正隆著《雪白血紅》，引《東北三年解放戰爭軍事資料》，共軍出關十三萬人，內戰期間發展到一百七十五萬五千人，東北全境解放時有共軍一百三十萬人，此時東北共軍的武器裝備戰力超過關內的共軍，士氣尤其高昂。大軍進關投入華北戰場，五十八天內消滅國軍五十二萬人。
　　那時我雖在關內的補給單位供職，補給地區卻在關外，我們的眼睛一直望着東北，我們對東北事事關心，也事事揣測。起初，許多事出乎意料之外，後來我們從事物的發展中摸索規律，多少事都在意料之中。最後突然有一件大事發生，它打碎了我建立起來的規律，使我驚駭莫名。那就是長春圍城。
　　一九四六年四月，國軍收復四平，北進長春。然後國軍的力量由巔峰下降，一九四八年，國軍打算放棄瀋陽長春，固守由錦州到山海關的遼西走廊，與平津相呼應。東北解放軍的最高指揮官林彪主張，讓長春的國軍走出城來，半路截擊，予以消滅。那時國軍只要走出城垣碉堡，對大地山河滿心恐懼，察哈爾和河北的國軍撤退時驚魂不定，一個解放軍戰士可以俘虜二十個國軍士兵，一個班可以俘虜一個營，十幾個人占據一個村子，可以使兵團進退兩難。林彪的作戰計劃穩操勝算，可是毛澤東要林彪包圍長春，嚴密封鎖，不許一根柴一粒米入城。六月圍城，十月占領，民間傳言餓死三十萬人。依解放軍作家張正隆引述的資料，長春市餓死十二萬人。林彪不失為軍人，毛澤東畢竟是陰謀家。
　　那時我在秦皇島，長春大飢餓的悲慘狀況零星傳來。市民嚴重缺糧，一座大樓換一斤米，一個大姑娘也換一斤米，先是滿街搶劫，後來一家人互相搶東西吃，幼子幼女先餓死，大路邊，樹底下，都是屍體，他們出來找東西吃，什麼也沒找到。國軍鼓勵市民出城，共軍把他們又趕回來，成群的人跪在共軍的陣地前哭號哀求，最後死在“無人地帶”，——慘無人道的地帶。那時國際間沒有一聲譴責，南方的學生還一個勁兒向國民政府“反飢餓”！
　　那時共軍規定，國軍官兵如果帶槍出城，交槍可以放人。有一位連長以手槍換路條，連夜過瀋陽出山海關，投奔“上校爺爺”。他面色青白，語音如垂危病人，演戲說話有“氣音”，氣勝於音，以氣代音，這位連長用氣音說話，有氣其實無氣，沒有“士氣”，看見了他，我才明白什麼是士氣。他常常深夜夢中痛哭，哭聲倒是很大，驚醒眾人。
　　連長告訴“上校爺爺”，軍中缺糧，國軍空投接濟，糧袋落下來，各部隊派人搶米，自相殘殺。他說天天看見老百姓餓死，長官還要派他到民家搜糧，“只要他們不派我去搶老百姓的糧食，我不會逃跑。”他說城門以外，共軍陣地以前，老百姓的屍體帶狀分布，好像給兩軍畫出中線，這是因為垂死的老百姓出城以後，既無法通過共軍的封鎮，又不准再回到城內，多次往返奔波，再也無力支持。氣息奄奄的嬰兒睜大眼睛看他，在路上看他，也在夢中看他。
　　連長說，共軍士兵看見饑民跪拜痛哭，也流下眼淚，但是他們堅決執行命令，饑民不聽話，照樣開槍打，他也看見帶傷流血的屍體。他說共產黨真厲害，怎麼能把兵訓練成那個樣子，“人民的軍隊愛人民”，多年的訓練可以一夕翻轉，執行任務時可以違反原則，違背良心。他說國軍官兵無論如何辦不到，格老子傷陰德，老子不干，他會偷偷地放過饑民，或者自己偷偷地跑掉。他說黃泛區會戰的時候，共軍用“人海戰術”進攻，死傷太多，國軍打到手軟，射手把機槍往地上一丟：“老子不打了！”連長掏出手槍，指着射手的太陽穴，射手撲通跪下：“連長你槍斃我吧！”射手哭了，連長也哭了，說着說着“他”淚流滿面，他就是那個連長。
　　我也流下眼淚，我的眼淚冰冷，手指發麻。世界太可怕了，這要多大本領的人才配站在世界上，像我這樣一個人憑什麼能夠存活。天崩地坍，我還有什麼保障，平素讀的書，信的教，抱的理念，一下子灰飛煙滅。我是弱者中的弱者，惟一的依靠是有權有勢的人也有善念，欺善怕惡的人也有節制，可是命運給我安排的是什麼！很久很久，我的心不能平靜下來。
　　我覺得，消滅長春的國軍，林彪的辦法比毛澤東的辦法好，毛這樣做“毫無必要”。後來才知道他有必要，他這一招嚇壞了傅作義。一九四九年初，共軍包圍北平，傅作義恐懼長春圍城重演，接受“局部和平”，二十五萬大軍放下武器。世人都說北京是古都，必須保護文物遺產，以免毀於炮火。毛和傅都心裡明白，文物遺產，一定無恙，只是再餓死幾十萬人，這是土法炮製的“中子彈”，傅作義的投降宣言：“以我一人之毀滅，換取數十萬人之新生，”要從這個角度解讀。

　　善哉何世禮收容潰散兵

　　我青年時代的老闆，《中國時報》的余董事長，曾任東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九八〇年他在紐約，和報社駐美人員聊天的時候透露，當初國軍出關，攻下四平，國民政府蔣主席命令停止前進，杜聿明堅持拿下長春，蔣氏派白崇禧到東北處理。他們在火車上開會，白對杜說，你如果有把握拿下長春，你可以去打，我負責任；如果長春拿不下來，你自己負責任。杜一舉攻入長春，這才有後來的大圍城，大飢餓。有人抱怨國軍沒有渡過松花江占領哈爾濱和齊齊哈爾，如果真的深入北滿，會不會再增加兩個長春？……當年我們的副團長要“整”我們的連長，最好的辦法是派我們這個連到長春，可是官場鬥爭之道是把你最麻煩的部下留在身邊，副團長也像杜聿明毛澤東，一念之差多少生死性命。
　　長春圍得久，東北垮得快，我們身不由己、腳不點地，離東北越來越遠，長春圍城的消息刺激甚深，圍城的詳情所知無多。直到一九九一年讀到張正隆寫的《雪白血紅》，他以四十二頁的篇幅寫長春圍城飢餓慘象，前所未見。古人所寫不過“羅雀掘鼠”、“拾骨為爨、易子而食”，張正隆以現代報導文學的手法，用白話，用白描，用具體形相，為人間留信史、留痛史，有此一章，《雪白血紅》可以不朽，有此一書，張正隆可以不朽。此書從中共的角度全面掃瞄東北內戰，除了功勳顯赫，也暴露了惡行重大，既揭開中共文宣的粉飾，也洗去反共文宣的塗抹。它顯示偉大的功業與卑鄙的行徑有某種共生關係，人類歷史的進展，很可能是上帝和魔鬼相輔相成，視野遼闊，寄託深遠。有人問我，寫內戰的書這麼多，到底該看那一本，我說如果“只看一本”，就看《雪白血紅》。
　　長春圍城對我的影響，好比波蘭亡國對丘吉爾的影響。一九四四年，波蘭在希特勒控制之下，波蘭的“鄉土軍”追求獨立自由，配合蘇聯紅軍的攻勢，進行“華沙暴動”。鄉土軍起事以後，斯大林按兵不動，坐視納粹軍隊消滅波蘭的武裝，六十三天后，“鄉土軍”潰敗，波蘭受難者多達二十萬人，希特勒下令把華沙“夷為平地”。這件事“嚇壞了”英國首相丘吉爾，他斷定無法跟蘇聯共謀天下大事，這才出現了日後的“冷戰”。
　　我在秦皇島國軍的後勤單位服務，我們做的最後一件事：收容東北潰散的官兵。港口司令何世禮表現了卓越的指揮能力，他加強已有的防禦設施，重兵把守，阻擋來歸官兵於鐵絲網外，這些人饑寒交迫，我們立刻送去大米和菜金，他們穿平民衣服，晝夜跋涉，從小路翻越長城缺口，我們送上一套新軍服，然後軍事當局派卡車來，把他們集體運走，設法安置。這件事做得相當圓滿，那時潰散官兵在南京、上海、青島外圍都有嚴重的紀律問題，卻沒有在秦皇島造成任何困擾。
　　看到他們來去，我想起一句洋格言：“滾動的石頭不長青苔”。他們沒有積蓄，沒有家庭，沒有歷史淵源，沒有社會關係，他們只是滾動，誰也不知道最後停留在什麼地方。
　　潰散官兵未必全都慌不擇路，有些人想進秦皇島，因為這裡有他們的單位或親友。港口司令部設想周到，事先印好一種申請表，潰散官兵可以申請跟某某人見面，只要有人願意接待，簽名負責，他可以來把申請人領走。這種規定也是秦皇島獨有，賴何世禮將軍的德政，我的老同學袁自立找到我。我帶他理髮、洗澡、換衣服、安排工作，他告訴我瀋陽怎樣不守，東北行轅主任衛立煌先坐飛機出走，瀋陽市癱瘓在地上，等解放軍收拾。他星夜疾走八百里，穿越戰場，國軍炸毀了大凌河的鐵橋，但沒有完全炸斷，他攀住彎曲的鐵梁匍匐而過，解放軍圍困錦州，挖了許多壕溝，他跳下去再爬出來。沿途多少死屍、野狗、廢炮，空中飛舞蓋好了大印的空白公文紙。
　　秦皇島和葫蘆島是東北國軍的補給港，東北既已不守，兩港隨即放棄，秦葫港口司令部撤銷，我和袁自立寄身的聯勤補給單位調往塘沽，考其時為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前一天，駐守山海關的國軍撤到秦皇島會合，二十四日黎明時分，全部到碼頭登船。我從未到港口觀賞海景，這天站在甲板上迎晨曦朝陽，我才看到古人吟詠的“漫言此後難為水，試看當前不辨天”。
　　我在秦皇島結識了一位眼科大夫欒福銅先生，相處融洽，他是一個有愛心的基督徒，戰亂時期，他不但常常免費醫治難民，也常常免費照顧過境的傷兵，令我欽佩感動。撤退的行動秘密而匆忙，我沒有向他辭行，到了碼頭，才知道船艦要下午才離港，我站在碼頭上悵望陸地，對秦皇島忽然有依依不捨之情。這地方對我太重要了，它和安徽阜陽（我求學的地方）、山東臨沂（我生長的地方），同樣重要，當然，除了這三個地方以外，當然還有台灣（我在台灣脫離青年，度過中年）。那是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事了。對秦皇島，我惜別的情懷落實在欒大夫身上，我想此時市民都知道我們要走，保密已無必要，何不回到市內跟他告別？
　　我的行為太魯莽了！進了市區，才知道全市寂靜如死，商家住戶的門都關着，街道上沒有一個人影，公共汽車停駛，只見車站的站牌孤零零像一根豆芽。我應該折回碼頭，可是我仍然往前走，我的行為太魯莽了！欒大夫診所的門關着，我應該折回碼頭，可是我上前敲門，他打開了門，他還坐在診所里等着救人。他並沒有教我坐下（幸虧沒有），我倆站在診所里，他為我禱告，他左手拉着我的手，右手蒙着自己的臉，眼淚從他的指縫裡流下來。七年以來流亡各地，這是我惟一得到的眼淚，我非常非常感動。
　　我獨自沿着大街走回，一路聽自己的腳步聲，我從不知道我的腳步聲那樣響亮。回到碼頭，船艦仍在，我不知道船艦一直升火待發，隨時可以離港。今日讀史，據說我回到市區的時候，冀東軍區獨立第八團還不知道秦皇島已無守軍，這怎麼會？當年共軍情報何等靈通！事實俱在，秦皇島空在那裡等新的主人，想想看，那又是一個我最危險的時候，軍隊行動“人不離群”，我犯了大忌。

　　從秦皇島撤至塘沽

　　回到碼頭，正值港口司令部派兵搜船，搜出一些穿軍服的少女來，她們每人都愛上一個青年軍官，難分難捨，軍官的同事們掩護她們上船同行，家長發現女兒失蹤，跑到港口司令部投訴。她們雖然換上軍服，但是軍帽蓋不住長發，加上身材曲線，一眼就可以認出來。軍法無情，碼頭上一片抽泣之聲，女兒哭泣，女兒的母親哭泣，青年軍官也擦不完眼淚。今天想想，“地老天荒，堪嘆古今情不盡！”那時我心腸硬，只覺得軍紀廢弛到這般地步，沒人顧慮集體的安危，怎麼不怕中共的地下黨帶着炸彈來！
　　我們奉令進艙，聽見炮聲，國軍軍艦發炮射擊，掩護撤退，運輸船隻緩緩離岸，我如果在市內再多逗留十分鐘，就會被海軍撂在碼頭上了。我聽見炮聲，想到當前並沒有敵情，海軍照本子辦事，有板有眼，可惜用美金買來的炮彈，而且射擊之後，大夥水兵要辛苦擦一遍炮膛。船到海中，有人等着眺望碼頭倉庫爆炸的聲音煙塵，據說爆破部隊已完成準備，只待一聲令下，可是上面改變了心意，最後命令沒有下來。東北各地國軍撤守時，炸毀了一些軍火庫，沒有破壞道路橋梁自來水和發電廠，記得那時《大公報》有一篇社論加以稱讚，社論中也隱然有和平的主張。
　　船行一二七海浬（二三五公里）到塘沽，三年前，一九四五年九月，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一師在此登陸，給國軍多留下一個“活眼”。東北失守以後，華北唇亡齒寒，南京中央打算把華北的國軍撤到天津，由塘沽出海運往南方，那時傅作義主持華北軍政，反對南遷，我們在塘沽住了大約十天，大概是等待最後決定。記得居住的環境像一個樸素的小鎮，記得附近有個地方叫新河，國軍三千人駐紮，我們奉命去設立彈藥堆積所，以利駐軍久守，可是一夜之間新河失守，一切盡入共軍之手。記得房東女兒俊秀，同事中一個中尉押運員調戲她，回到辦公室和死黨計議如何弄上手。我想起古人說過“惡徒向來愛村姑”，我想起當時民間批評國軍的順口溜：“見了壯丁他要抽，見了錢包他要搜，見了女人他要勾。”東北的百萬共軍即將入關，華北的局勢岌岌可危，還有這等人不知死活。
　　傅作義拒絕南撤，防守天津的陳長捷說，傅先生不走我也不走，於是我們帶着大批糧食和彈藥向天津出發。塘沽距離天津市中心只有四十五公里，可以說，當我們的專車開動的那一刻，華北國軍的命運業已註定。我很想留在塘沽，塘沽是港口，有退路，可是塘沽沒人發薪水給我，我怎麼寄錢給父親？滾動的石頭只好繼續滾動，我以後的命運也在那時註定了，小人物的生死禍福常繫於大人物的一步棋。
　　我很後悔，由一九四二年離家到一九四八年此時，我第一次為做過的事後悔下已。那時，我如果知道四十幾天以後天津失守，我就留在塘沽和自立兄他們一同撤往上海了，可是我猶豫難決，我聽到的判斷是，東北共軍需要整補，中共需要消化戰果穩定後方，空軍天天偵察，不見部隊調動的跡象。共軍大約要三個月到六個月才可以發動華北戰役，他們要先打山海關，天津和北平這兩個名城重鎮大約可以堅守一年。我怎麼可以一年沒有收入？父親斷了接濟，怎麼支撐？不料通貨膨脹那麼快，平津的局面又維持得那麼短。
　　我硬着頭皮北上，領到本月所得，直奔銀行。我在天津只領到一次錢，然後天津就解放了，塘沽就撤退了！好像我是為這筆錢赴湯蹈火。後來父子重逢，父親說他看到匯款通知，沒有去領這筆錢，那點錢只能買幾粒花生，那時候小孩子吃花生米，可以一粒一粒買。我奮不顧身的全部所得啊！
　　那時機關部隊領到經費，先拿去投資進貨，三天五天以後貨物漲價幾倍，他賣掉貨物再發員工薪水，穩賺一大筆錢。匯兌也是這樣，我領到薪水送進銀行，銀行里的某一個人，先把匯款併入他的資金投資周轉，一兩個星期以後再匯出去；對方銀行收到了錢，也有那麼一個人先拿去投資周轉，一兩個星期以後再通知我父親，這時候那點錢就成了廢紙。咳，“人為財死”，而我只是為了一迭廢紙。
　　多年後，一位在南京參謀本部參與情報作業的某將軍告訴我，那時國軍根本沒有從東北來的情報，只能憑空軍偵察，共軍白天宿營，夜間行軍，越過長城，瞞過空軍。華北國軍只注意山海關，根本忘了長城有很多缺口可以通行，自古以來，長城從未擋住入侵的軍隊。解放軍入關以後，悄悄埋伏在鄉村里，監視天津塘沽，“一面包圍、一面休整。”
　　天津，我留下一生最深的烙印，但對生活環境只有最淺的印象。我們住在市區南部，那一帶從前是租界，我們借住的洋房依然洋味盎然，客廳大，地毯厚，一人高的落地大鐘豎在牆角里，拖着長長的鋼煉，好大的鐘擺！分量一定很重，也能照常搖來擺去，房主人的管家每天拉那根長煉上緊發條。怎麼會有這麼大的鐘擺！為什麼要用這麼大的鐘！天津是一個洋化的都市，一眼望去處處洋房，那時中共憎惡西方的東西，我一直揣摩他們會怎樣對付這些洋房。
　　我完全沒有心情遊覽，極少出門，只有一次，我遠遠離開居住的地方去找銀行。管家指點先坐一段電車，那年代左派文人大罵天津電車，電車搶走了人力車的顧客，又一再撞死小童，我一路揣摩中共怎樣對付電車。下車步行，走過一座漂亮的大橋，當地人管它叫法國橋，那麼我是身在往日的法租界了？橋下流水是有名的海河。雖然天津已是危城，銀行行員依然富泰尊貴，氣定神閒，左派文人也曾大罵他們，我揣摩中共怎樣對付銀行。
　　我沿途看見結婚的禮車來來去去，看見這裡那裡都有承辦喜筵的館子，懸燈結彩，賀客盈門，只是不准放鞭炮。眼看天變地變，他們趕快兒娶女嫁，了卻心頭一分牽掛。我想起“末日來臨的時候，人們照樣又吃又喝，又嫁又娶。”人行道旁，難民牽着小女孩行乞，對過往行人作揖哀求，我在瀋陽秦皇島見過許多，現在反應沒那麼強烈，只希望他們也遇見天使。

　　陳長捷死守天津傅作義商談投降

　　我們借用的洋房很堅固，地下室很深，看樣子我們要準備忍受大炮轟擊。不久，外圍據點開始交火，天津塘沽之間的路切斷了！我們各部門業務清閒，只有管軍糧的王少校加倍忙碌，幾乎每天都有野戰部隊上門領糧，每次都發生激烈的爭吵。陳長捷真想久守，他規定每次只能發一個星期的主食，他的想法是，有戰鬥就有傷亡，各部隊的人數就會減少，每個星期照實有的員額發糧，天津存糧就可以多支持一些日子，他要求部隊長和補給單位“核實”。可是各部隊領糧的單據上永遠有那麼多官兵，王少校質問他們：“你的兵難道一個也不死？一個也不逃？”對方回答他：“必死不死，幸生不生，別以為你在後方就能長命百歲！”伸手撫摸佩帶的手槍，公然恐嚇。起先王少校硬頂着，最後蹤影不見，他了解戰況，捏住分寸，再過兩天，解放軍進城，一了百了。
　　從來沒有人為了彈藥爭多爭少，那時候彈藥不能變錢。白花花的大米縱然不是金子也是銀子，部隊長都想多控制一些糧食，兵凶戰危，王少校公事公辦也就罷了，何必擋他們財路？原來那時補給單位也有私心，他們也想儘量把糧食控制在自己手裡，所以對陳長捷的規定熱心執行。那時為了減少戰時損失，也為了運補方便，軍糧分散寄存在幾家糧棧里，城池一日一失守，公糧不必報銷，糧棧老闆算是進了一批便宜貨，他立刻把“成本”付給某一個人，收款人當然不是王少校，當然也不是聯勤總部。那時部隊長、補給單位、糧棧商人，他們彼此有默契，天津很快就會“淪陷”，鬼才相信你能守半載一年。
　　一月五日，天津保衛戰開始，外圍重要據點灰堆，北倉、東局子、張貴莊，紛紛失守。灰堆守軍四千人，防守七個小時，好像“彈藥堆積所”里堆的不是子彈，是“灰”。東局子像個賭場，開局坐莊後馬上賠光。共軍炮兵向城中射擊，彈道劃破空氣，發出刺耳的嘯聲，我們席地而臥，全身的神經接受震動，輕輕呼吸硝煙的氣味。想起在北戴河抽籤，抽到“昨日雲，今朝雷，明晚霞”，簽語靈驗？這就是那“雷”了！
　　夜晚，東西南北都有信號彈沖天而起，報紙說共諜向炮兵指示目標，沒說守軍布線搜捕任何人。信號彈沒法掩飾，發射信號彈的人又怎能掩藏，捉人應該容易，那時國軍士氣低落，誰也不想跟中共結怨，“人情留一線，日後好相見。”美國上將馬歇爾來華調停國共衝突，助長了這種傾向，東北崩潰，人心悲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一天，市內出現共軍的傳單，報紙把傳單的文句寫入新聞，公然為中共宣傳！
　　一月十四日，共軍對天津市區發起總攻，這時天津已是“剝了皮的橘子”。天津市地形狹長，北部、防守的兵力強，南部、防衛工事強，共軍由中部攻入，將天津市斬為兩段。以平津之戰為題材，中國大陸攝製了劇情片，電影描述，守軍司令官陳長捷一再使用無線電話呼救，上級總是告訴他“援軍馬上就到”，實際上並沒有什麼援軍，最後一次，陳長捷聽到同樣的答覆，丟下聽筒，哈哈狂笑，笑聲悽厲。那時國軍顧此失彼，上級常常用“援軍馬上就到”讓下級望梅止渴，可是天津並沒有演出這一幕，陳長捷知道不可能有援軍，他從未倚賴援軍解圍。後來的報導說，陳長捷惟一的怨言是：傅作義一面命令他堅守，一面暗中和中共商談“投降”。他怎會不知道“兵不厭詐”也包括對自己的部下？他被俘，大赦，事隔多年，見到傅作義，還說出怨言。
　　天津防守戰役只打了二十九個小時。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早晨，槍聲停止，我們躺在地下室里還不敢亂說亂動，同事中有位朱少校，他起來打背包。我很納悶：你這是做什麼！他有作戰的經驗，也有被俘的經驗，他知道時候到了，我應該照着他的樣子做，可是我沒有那個智慧。然後，只聽見地下室入口處有人喊叫：“出來！出來！交槍不殺！”緊接着，咚咚咚一個手榴彈從階梯上滾下來，我們躺在地上睡成一排，我的位置最接近出口，手榴彈碰到我的大腿停住，我全身僵硬麻木，不能思想。我一手握住手榴彈，感覺手臂像燒透了的一根鐵，通紅，手榴彈有點軟。叼天之幸，這顆手榴彈冷冷的停在那兒沒有任何變化。那時共軍用土法製造手榴彈，平均每四顆中有一顆啞火，我們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機會，大概我們中間有個人福大命大，我們都沾了他的光。以後許多年，我每次想起這段奇遇渾身冰冷，又是一個“最危險的時候”！我常常夢見像踢足球一樣踢一顆手榴彈，它飛出去，又折回來，還是在我們面前爆炸了，我們彼此相看，個個好比風化了的石像，一張臉坑坑凹凹，面目模糊不清。
　　不久，房主人的管家走下來，他說解放軍已經知道我們是後勤人員，沒有武器，歡迎我們上去迎接解放。朱少校立刻穿上大衣，背起背包，踏上階梯。有一位姓富的中尉，毫不遲疑，他也穿上大衣，背起背包，跟在後面。他年輕單純，未經世故，但是他知道跟定一個人，一個年長厚道、人生經驗豐富的人，有樣學樣。朱少校並未教他怎樣做，他自動模仿，只做不問。事後證明他做對了。
　　我們蟄伏在地下室里，不知道昨夜快雪初晴，冬天畢竟是冬天，地下室有暖氣，院子裡只有寒風，這溫差教人怎麼適應。我們在解放軍軍官指揮下，十幾個人踏着殘雪，排成橫隊，一律不准行動，人人羨慕朱少校有先見之明。軍官聲明優待俘虜，我們要求回地下室取大衣，或者請解放軍戰士代取大衣，得到的回答是：“你們的行李原封不動存在地下室里，等你們受訓完畢再來拿走。”
　　我一點也不怨朱少校，我已經知道，在最緊要的關頭總是最孤獨。天不絕我，我們的何軍械官有一個五歲的兒子，只有他還可以在院子裡跑來跑去。多麼好的孩子！他回到地下室，給他父親取來大衣。正好我和何軍械官並肩站立，趁勢請求他再跑一趟把我的大衣也取來，說時遲那時快，當這位小朋友抱着厚重的皮大衣登上地面的時候，我們也在解放軍的押送下整隊出發，我們都是滾動的石頭，身不由己，何軍械員頻頻回首，他急得臉色蠟黃，惟恐丟失了孩子，孩子很能幹，一路小跑追上來。我接過大衣，悲喜交集，那時陽曆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陰曆臘月，節氣在小寒和大寒之間，沒有這件大衣我怎麼挺得住，我到底不是石頭！我多麼感激這位姓何的小朋友。
　　正是這天，我成了“蔣匪軍”的被俘官兵。我本是冒名頂替的一個上尉，如果是馬克吐溫，他會說：“不知道那天被俘的究竟是不是山東臨沂的王鼎鈞，也不知道今天寫自傳的究竟是不是河北徐水的王鶴霄。”我可沒有那份俏皮輕鬆，中共的官方資料說，解放天津，“全殲”守軍十三萬人。“殲”的意思是“殺盡”，從那一天起，我們已是死人，是雖生猶死的人，是該死沒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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