耄耋之年的王鼎钧用自己的青春与血泪换来回忆录四部曲。难得的是并未写成血泪控诉，而是以文学求美、史学求真、哲学求解将血泪化成明珠，试图唤起今人对那个时代中国人最重要的集体经验的了解。不见煽情，不见呐喊，却有史诗般的壮阔和触及灵魂的力量


　　老高按：前天深夜读完了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的第三部《关山夺路》。
　　这本书，我舍不得一口气看完。书不厚，只有278页，我每天深夜读20页左右，读了两个星期。
　　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叙述了上个世纪30年代以后的中国大动乱岁月个人的遭际。第四部我昨夜开始看，还无法置评，但前三部中，第三部《关山夺路》最好！亚马逊中国网上对此书的简介说：
　　抗战、流亡、内战、白色恐怖……当时天下已乱，但这四部回忆录脉络清晰，藉个人离乱的遭遇显现火焰山似的动荡年代，读来仿佛章回小说，精彩故事一个连接一个——这，其实是耄耋之年的作者用自己的青春与血泪换来的！难得的是作者并未将回忆录写成自己血泪控诉的文章，而是借一己之受想行识，以文学的求美、史学的求真、哲学的求解将血泪化成明珠，以呈现一代众生的存在，试图唤起今人对那个时代中国人最重要的集体经验的关注和了解。不见煽情，不见呐喊，平心静气，却有史诗般的壮阔和触及灵魂的力量。
　　《关山夺路》获联合报读书人2005年最佳书奖，“回忆录四部曲”获《中国时报》2009年开卷十大好书。王鼎钧自己说（见他《关山夺路》后记）：我要用这四本书显示我那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明珠是在蚌的身体里头结成的，但是明珠并不是蚌的私人收藏，回忆录是我对今生今世的交代，是我对国家社会的回馈，我来了，我看见了，我也说出来了！
　　王鼎钧还说：
　　我不是在写历史，历史如云，我只是抬头看过；历史如雷，我只是掩耳听过；历史如霞，我一直思量“落霞与孤鹜齐飞”何以成千古名句……一本回忆录是一片昨天的云，使片云再现，就是这本书的情义所在。
　　王鼎钧，山东省兰陵人，1925年出生于一个传统的耕读之家；1949年到台湾，服务于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曾担任过多家报社副刊主编；1979年应聘至美国的大学任教，之后定居纽约至今。王鼎钧的创作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著作近四十种。自七十年代末期起，王鼎钧开始了《碎琉璃》等独树一帜的文学创作；1988年《左心房旋涡》出版之后，更被誉为“当之无愧的散文大师”。从1992年至2009年，王鼎钧历时十七年陆续发表四部回忆录。
　　对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史诗巨著《巨流河》的作者、女作家齐邦媛盛赞“充满了人间至深至纯的情义”；已故历史学家高华也盛赞“让我们知道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在过去的二十世纪所经历的痛苦和所怀抱的梦想、希望”；画家兼作家陈丹青列举自己“读着读着会流泪的书”，首先举出的就是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我的几位读书甚博、品味不俗的朋友，谈起王鼎钧这回忆录四部曲，如数家珍，五体投地，相见恨晚……
　　在亚马逊中国网上，读者们评价、抒发，也让人动容——这些读者显然年轻，“80后”？“90后”？甚至“00后”？在同代人中当然是凤毛麟角，但是读书人在哪一代人当中不是凤毛麟角呢？——

　　这几天沉迷于台湾著名散文大家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四部曲，其中我最喜欢第三部《关山夺路》。
　　《关山夺路》讲述了国共内战高潮时的亲历。他在天津被俘、拿着解放军的路条回老家、和父亲搭上不知开往何方的大船，直到在基隆港靠岸，才知亡命孤岛。《关山夺路》简而言之：大崩溃。历史突然降临又急停急转，城头变幻改朝换代既合乎逻辑又突兀如宿命。而在这不可违逆的宿命面前，如惊弓之鸟如漏网之鱼的人们只有靠千钧一发的奇迹才能获救。在剧变中，小人物的历史如同一根芦苇，脆弱而随风俯仰，但倔强而坚韧屹立。
　　去年我还看过龙应台的《大江大海》，同样也是讲述1949年大崩溃下的小人物的命运，而《关山夺路》却让我感到格外的惊喜。

　　抗日胜利后的中国内战，规模比抗日的任何战役都大，不堪回首的历史被亲历者一一叙说，感人至深。

　　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非常好。作者经历了很多事，看到了许多，肯定也想了许多，但他没有发表个人的议论，只是客观地叙述事情经过。大量地描述了抗战后期国共两党交战时的亲历往事。是非成败由读者自己去想。大陆版本的不知道内容上有多少删节，仍然值得买来读。

　　一看不要紧，真的是太喜欢了！王师文字简洁，语道自然，没有呼喊＼口号之声，这是一本没有政治色彩的书，能让人心气顺顺地一看到底，赶快直追下一本。
总之，好书，值得大力推荐！

　　一直期待这样的个人回忆无需被阉割，然而！唉，早知道就去买（台湾）尔雅版了

　　听家里老人讲过那个时代的故事，农村人没有文化，讲的零零散散。今天读了《关山夺路》，好多事情才豁然开朗。叙述的事情离我们远吗？六七十年前了，加上故意的遗忘、抹去，确实遥远。问问走过那个时代的老人，还是能回忆起，讲给你我听，其实就是在耳边。

　　网上已有不少王鼎钧回忆录的章节，多数格式不那么规范。读到博谈网上的一段还不错，转载如下。虽然这一段算不上原著中最精彩的章节，但是一如其它段落的真实。我常常惊讶：中共文网怎么能容得这样真实的文字过关？他们删除了哪些文字？就是这保留的文字，共方的狠毒、国军的颟顸等等都跃然纸上，转载如下。这段文字的大小标题都不是原著的，或许是博谈网的编辑所加。
　　我曾经在几个场合见到过鼎公，还拍过照片。这里贴上两张。第二张，露出封面的那一本，正是《关山夺路》。

　　天津陷落被俘亲历记

　　王鼎钧，博谈网，原载《关山夺路》（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之三）


　　傅作义为何易帜？

　　一九四八年秋天，长春、沈阳、锦州已成“最后的黄叶”，共军则发起“最后一阵秋风”。十月七日长春坠落，十月十四日锦州坠落，十一月二日沈阳坠落，二十五天内三大据点失守，国军收复东北最后的象征消失。十一月四日国军自动放弃葫芦岛，撤出军队及“义民”十四万人。屈指算来，国军从秦皇岛攻出山海关，又由葫芦岛撤往秦皇岛，相隔三年差七天。
　　葫芦岛撤退后，空军派飞机侦察东北，在这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已无任何战斗迹象（陈嘉骥《白山黑水的悲歌》），历史像擦黑板一样把他们擦掉。只有松花江大桥的桥头堡上还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堡中孤军还没投降，算是黑板上剩下一个“顿点”。陈嘉骥感叹国军下级官兵忠勇，高级将领误国。只有顿点没有文字，顿点已没有意义，只是给文史数据添一段笔墨，记述共军怎样心战劝降。
　　东北决战应该居“三大战役”之首，时间最早，影响也最大。依共方资料，东北交战，国军损失四十七万人，物资财力的耗费无法弥补，国际声望下坠无法恢复。张正隆著《雪白血红》，引《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共军出关十三万人，内战期间发展到一百七十五万五千人，东北全境解放时有共军一百三十万人，此时东北共军的武器装备战力超过关内的共军，士气尤其高昂。大军进关投入华北战场，五十八天内消灭国军五十二万人。
　　那时我虽在关内的补给单位供职，补给地区却在关外，我们的眼睛一直望着东北，我们对东北事事关心，也事事揣测。起初，许多事出乎意料之外，后来我们从事物的发展中摸索规律，多少事都在意料之中。最后突然有一件大事发生，它打碎了我建立起来的规律，使我惊骇莫名。那就是长春围城。
　　一九四六年四月，国军收复四平，北进长春。然后国军的力量由巅峰下降，一九四八年，国军打算放弃沈阳长春，固守由锦州到山海关的辽西走廊，与平津相呼应。东北解放军的最高指挥官林彪主张，让长春的国军走出城来，半路截击，予以消灭。那时国军只要走出城垣碉堡，对大地山河满心恐惧，察哈尔和河北的国军撤退时惊魂不定，一个解放军战士可以俘虏二十个国军士兵，一个班可以俘虏一个营，十几个人占据一个村子，可以使兵团进退两难。林彪的作战计划稳操胜算，可是毛泽东要林彪包围长春，严密封锁，不许一根柴一粒米入城。六月围城，十月占领，民间传言饿死三十万人。依解放军作家张正隆引述的资料，长春市饿死十二万人。林彪不失为军人，毛泽东毕竟是阴谋家。
　　那时我在秦皇岛，长春大饥饿的悲惨状况零星传来。市民严重缺粮，一座大楼换一斤米，一个大姑娘也换一斤米，先是满街抢劫，后来一家人互相抢东西吃，幼子幼女先饿死，大路边，树底下，都是尸体，他们出来找东西吃，什么也没找到。国军鼓励市民出城，共军把他们又赶回来，成群的人跪在共军的阵地前哭号哀求，最后死在“无人地带”，——惨无人道的地带。那时国际间没有一声谴责，南方的学生还一个劲儿向国民政府“反饥饿”！
　　那时共军规定，国军官兵如果带枪出城，交枪可以放人。有一位连长以手枪换路条，连夜过沈阳出山海关，投奔“上校爷爷”。他面色青白，语音如垂危病人，演戏说话有“气音”，气胜于音，以气代音，这位连长用气音说话，有气其实无气，没有“士气”，看见了他，我才明白什么是士气。他常常深夜梦中痛哭，哭声倒是很大，惊醒众人。
　　连长告诉“上校爷爷”，军中缺粮，国军空投接济，粮袋落下来，各部队派人抢米，自相残杀。他说天天看见老百姓饿死，长官还要派他到民家搜粮，“只要他们不派我去抢老百姓的粮食，我不会逃跑。”他说城门以外，共军阵地以前，老百姓的尸体带状分布，好像给两军画出中线，这是因为垂死的老百姓出城以后，既无法通过共军的封镇，又不准再回到城内，多次往返奔波，再也无力支持。气息奄奄的婴儿睁大眼睛看他，在路上看他，也在梦中看他。
　　连长说，共军士兵看见饥民跪拜痛哭，也流下眼泪，但是他们坚决执行命令，饥民不听话，照样开枪打，他也看见带伤流血的尸体。他说共产党真厉害，怎么能把兵训练成那个样子，“人民的军队爱人民”，多年的训练可以一夕翻转，执行任务时可以违反原则，违背良心。他说国军官兵无论如何办不到，格老子伤阴德，老子不干，他会偷偷地放过饥民，或者自己偷偷地跑掉。他说黄泛区会战的时候，共军用“人海战术”进攻，死伤太多，国军打到手软，射手把机枪往地上一丢：“老子不打了！”连长掏出手枪，指着射手的太阳穴，射手扑通跪下：“连长你枪毙我吧！”射手哭了，连长也哭了，说着说着“他”泪流满面，他就是那个连长。
　　我也流下眼泪，我的眼泪冰冷，手指发麻。世界太可怕了，这要多大本领的人才配站在世界上，像我这样一个人凭什么能够存活。天崩地坍，我还有什么保障，平素读的书，信的教，抱的理念，一下子灰飞烟灭。我是弱者中的弱者，惟一的依靠是有权有势的人也有善念，欺善怕恶的人也有节制，可是命运给我安排的是什么！很久很久，我的心不能平静下来。
　　我觉得，消灭长春的国军，林彪的办法比毛泽东的办法好，毛这样做“毫无必要”。后来才知道他有必要，他这一招吓坏了傅作义。一九四九年初，共军包围北平，傅作义恐惧长春围城重演，接受“局部和平”，二十五万大军放下武器。世人都说北京是古都，必须保护文物遗产，以免毁于炮火。毛和傅都心里明白，文物遗产，一定无恙，只是再饿死几十万人，这是土法炮制的“中子弹”，傅作义的投降宣言：“以我一人之毁灭，换取数十万人之新生，”要从这个角度解读。

　　善哉何世礼收容溃散兵

　　我青年时代的老板，《中国时报》的余董事长，曾任东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九八〇年他在纽约，和报社驻美人员聊天的时候透露，当初国军出关，攻下四平，国民政府蒋主席命令停止前进，杜聿明坚持拿下长春，蒋氏派白崇禧到东北处理。他们在火车上开会，白对杜说，你如果有把握拿下长春，你可以去打，我负责任；如果长春拿不下来，你自己负责任。杜一举攻入长春，这才有后来的大围城，大饥饿。有人抱怨国军没有渡过松花江占领哈尔滨和齐齐哈尔，如果真的深入北满，会不会再增加两个长春？……当年我们的副团长要“整”我们的连长，最好的办法是派我们这个连到长春，可是官场斗争之道是把你最麻烦的部下留在身边，副团长也像杜聿明毛泽东，一念之差多少生死性命。
　　长春围得久，东北垮得快，我们身不由己、脚不点地，离东北越来越远，长春围城的消息刺激甚深，围城的详情所知无多。直到一九九一年读到张正隆写的《雪白血红》，他以四十二页的篇幅写长春围城饥饿惨象，前所未见。古人所写不过“罗雀掘鼠”、“拾骨为爨、易子而食”，张正隆以现代报导文学的手法，用白话，用白描，用具体形相，为人间留信史、留痛史，有此一章，《雪白血红》可以不朽，有此一书，张正隆可以不朽。此书从中共的角度全面扫瞄东北内战，除了功勋显赫，也暴露了恶行重大，既揭开中共文宣的粉饰，也洗去反共文宣的涂抹。它显示伟大的功业与卑鄙的行径有某种共生关系，人类历史的进展，很可能是上帝和魔鬼相辅相成，视野辽阔，寄托深远。有人问我，写内战的书这么多，到底该看那一本，我说如果“只看一本”，就看《雪白血红》。
　　长春围城对我的影响，好比波兰亡国对丘吉尔的影响。一九四四年，波兰在希特勒控制之下，波兰的“乡土军”追求独立自由，配合苏联红军的攻势，进行“华沙暴动”。乡土军起事以后，斯大林按兵不动，坐视纳粹军队消灭波兰的武装，六十三天后，“乡土军”溃败，波兰受难者多达二十万人，希特勒下令把华沙“夷为平地”。这件事“吓坏了”英国首相丘吉尔，他断定无法跟苏联共谋天下大事，这才出现了日后的“冷战”。
　　我在秦皇岛国军的后勤单位服务，我们做的最后一件事：收容东北溃散的官兵。港口司令何世礼表现了卓越的指挥能力，他加强已有的防御设施，重兵把守，阻挡来归官兵于铁丝网外，这些人饥寒交迫，我们立刻送去大米和菜金，他们穿平民衣服，昼夜跋涉，从小路翻越长城缺口，我们送上一套新军服，然后军事当局派卡车来，把他们集体运走，设法安置。这件事做得相当圆满，那时溃散官兵在南京、上海、青岛外围都有严重的纪律问题，却没有在秦皇岛造成任何困扰。
　　看到他们来去，我想起一句洋格言：“滚动的石头不长青苔”。他们没有积蓄，没有家庭，没有历史渊源，没有社会关系，他们只是滚动，谁也不知道最后停留在什么地方。
　　溃散官兵未必全都慌不择路，有些人想进秦皇岛，因为这里有他们的单位或亲友。港口司令部设想周到，事先印好一种申请表，溃散官兵可以申请跟某某人见面，只要有人愿意接待，签名负责，他可以来把申请人领走。这种规定也是秦皇岛独有，赖何世礼将军的德政，我的老同学袁自立找到我。我带他理发、洗澡、换衣服、安排工作，他告诉我沈阳怎样不守，东北行辕主任卫立煌先坐飞机出走，沈阳市瘫痪在地上，等解放军收拾。他星夜疾走八百里，穿越战场，国军炸毁了大凌河的铁桥，但没有完全炸断，他攀住弯曲的铁梁匍匐而过，解放军围困锦州，挖了许多壕沟，他跳下去再爬出来。沿途多少死尸、野狗、废炮，空中飞舞盖好了大印的空白公文纸。
　　秦皇岛和葫芦岛是东北国军的补给港，东北既已不守，两港随即放弃，秦葫港口司令部撤销，我和袁自立寄身的联勤补给单位调往塘沽，考其时为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前一天，驻守山海关的国军撤到秦皇岛会合，二十四日黎明时分，全部到码头登船。我从未到港口观赏海景，这天站在甲板上迎晨曦朝阳，我才看到古人吟咏的“漫言此后难为水，试看当前不辨天”。
　　我在秦皇岛结识了一位眼科大夫栾福铜先生，相处融洽，他是一个有爱心的基督徒，战乱时期，他不但常常免费医治难民，也常常免费照顾过境的伤兵，令我钦佩感动。撤退的行动秘密而匆忙，我没有向他辞行，到了码头，才知道船舰要下午才离港，我站在码头上怅望陆地，对秦皇岛忽然有依依不舍之情。这地方对我太重要了，它和安徽阜阳（我求学的地方）、山东临沂（我生长的地方），同样重要，当然，除了这三个地方以外，当然还有台湾（我在台湾脱离青年，度过中年）。那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事了。对秦皇岛，我惜别的情怀落实在栾大夫身上，我想此时市民都知道我们要走，保密已无必要，何不回到市内跟他告别？
　　我的行为太鲁莽了！进了市区，才知道全市寂静如死，商家住户的门都关着，街道上没有一个人影，公共汽车停驶，只见车站的站牌孤零零像一根豆芽。我应该折回码头，可是我仍然往前走，我的行为太鲁莽了！栾大夫诊所的门关着，我应该折回码头，可是我上前敲门，他打开了门，他还坐在诊所里等着救人。他并没有教我坐下（幸亏没有），我俩站在诊所里，他为我祷告，他左手拉着我的手，右手蒙着自己的脸，眼泪从他的指缝里流下来。七年以来流亡各地，这是我惟一得到的眼泪，我非常非常感动。
　　我独自沿着大街走回，一路听自己的脚步声，我从不知道我的脚步声那样响亮。回到码头，船舰仍在，我不知道船舰一直升火待发，随时可以离港。今日读史，据说我回到市区的时候，冀东军区独立第八团还不知道秦皇岛已无守军，这怎么会？当年共军情报何等灵通！事实俱在，秦皇岛空在那里等新的主人，想想看，那又是一个我最危险的时候，军队行动“人不离群”，我犯了大忌。

　　从秦皇岛撤至塘沽

　　回到码头，正值港口司令部派兵搜船，搜出一些穿军服的少女来，她们每人都爱上一个青年军官，难分难舍，军官的同事们掩护她们上船同行，家长发现女儿失踪，跑到港口司令部投诉。她们虽然换上军服，但是军帽盖不住长发，加上身材曲线，一眼就可以认出来。军法无情，码头上一片抽泣之声，女儿哭泣，女儿的母亲哭泣，青年军官也擦不完眼泪。今天想想，“地老天荒，堪叹古今情不尽！”那时我心肠硬，只觉得军纪废弛到这般地步，没人顾虑集体的安危，怎么不怕中共的地下党带着炸弹来！
　　我们奉令进舱，听见炮声，国军军舰发炮射击，掩护撤退，运输船只缓缓离岸，我如果在市内再多逗留十分钟，就会被海军撂在码头上了。我听见炮声，想到当前并没有敌情，海军照本子办事，有板有眼，可惜用美金买来的炮弹，而且射击之后，大伙水兵要辛苦擦一遍炮膛。船到海中，有人等着眺望码头仓库爆炸的声音烟尘，据说爆破部队已完成准备，只待一声令下，可是上面改变了心意，最后命令没有下来。东北各地国军撤守时，炸毁了一些军火库，没有破坏道路桥梁自来水和发电厂，记得那时《大公报》有一篇社论加以称赞，社论中也隐然有和平的主张。
　　船行一二七海浬（二三五公里）到塘沽，三年前，一九四五年九月，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在此登陆，给国军多留下一个“活眼”。东北失守以后，华北唇亡齿寒，南京中央打算把华北的国军撤到天津，由塘沽出海运往南方，那时傅作义主持华北军政，反对南迁，我们在塘沽住了大约十天，大概是等待最后决定。记得居住的环境像一个朴素的小镇，记得附近有个地方叫新河，国军三千人驻扎，我们奉命去设立弹药堆积所，以利驻军久守，可是一夜之间新河失守，一切尽入共军之手。记得房东女儿俊秀，同事中一个中尉押运员调戏她，回到办公室和死党计议如何弄上手。我想起古人说过“恶徒向来爱村姑”，我想起当时民间批评国军的顺口溜：“见了壮丁他要抽，见了钱包他要搜，见了女人他要勾。”东北的百万共军即将入关，华北的局势岌岌可危，还有这等人不知死活。
　　傅作义拒绝南撤，防守天津的陈长捷说，傅先生不走我也不走，于是我们带着大批粮食和弹药向天津出发。塘沽距离天津市中心只有四十五公里，可以说，当我们的专车开动的那一刻，华北国军的命运业已注定。我很想留在塘沽，塘沽是港口，有退路，可是塘沽没人发薪水给我，我怎么寄钱给父亲？滚动的石头只好继续滚动，我以后的命运也在那时注定了，小人物的生死祸福常系于大人物的一步棋。
　　我很后悔，由一九四二年离家到一九四八年此时，我第一次为做过的事后悔下已。那时，我如果知道四十几天以后天津失守，我就留在塘沽和自立兄他们一同撤往上海了，可是我犹豫难决，我听到的判断是，东北共军需要整补，中共需要消化战果稳定后方，空军天天侦察，不见部队调动的迹象。共军大约要三个月到六个月才可以发动华北战役，他们要先打山海关，天津和北平这两个名城重镇大约可以坚守一年。我怎么可以一年没有收入？父亲断了接济，怎么支撑？不料通货膨胀那么快，平津的局面又维持得那么短。
　　我硬着头皮北上，领到本月所得，直奔银行。我在天津只领到一次钱，然后天津就解放了，塘沽就撤退了！好像我是为这笔钱赴汤蹈火。后来父子重逢，父亲说他看到汇款通知，没有去领这笔钱，那点钱只能买几粒花生，那时候小孩子吃花生米，可以一粒一粒买。我奋不顾身的全部所得啊！
　　那时机关部队领到经费，先拿去投资进货，三天五天以后货物涨价几倍，他卖掉货物再发员工薪水，稳赚一大笔钱。汇兑也是这样，我领到薪水送进银行，银行里的某一个人，先把汇款并入他的资金投资周转，一两个星期以后再汇出去；对方银行收到了钱，也有那么一个人先拿去投资周转，一两个星期以后再通知我父亲，这时候那点钱就成了废纸。咳，“人为财死”，而我只是为了一迭废纸。
　　多年后，一位在南京参谋本部参与情报作业的某将军告诉我，那时国军根本没有从东北来的情报，只能凭空军侦察，共军白天宿营，夜间行军，越过长城，瞒过空军。华北国军只注意山海关，根本忘了长城有很多缺口可以通行，自古以来，长城从未挡住入侵的军队。解放军入关以后，悄悄埋伏在乡村里，监视天津塘沽，“一面包围、一面休整。”
　　天津，我留下一生最深的烙印，但对生活环境只有最浅的印象。我们住在市区南部，那一带从前是租界，我们借住的洋房依然洋味盎然，客厅大，地毯厚，一人高的落地大钟竖在墙角里，拖着长长的钢炼，好大的钟摆！分量一定很重，也能照常摇来摆去，房主人的管家每天拉那根长炼上紧发条。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钟摆！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钟！天津是一个洋化的都市，一眼望去处处洋房，那时中共憎恶西方的东西，我一直揣摩他们会怎样对付这些洋房。
　　我完全没有心情游览，极少出门，只有一次，我远远离开居住的地方去找银行。管家指点先坐一段电车，那年代左派文人大骂天津电车，电车抢走了人力车的顾客，又一再撞死小童，我一路揣摩中共怎样对付电车。下车步行，走过一座漂亮的大桥，当地人管它叫法国桥，那么我是身在往日的法租界了？桥下流水是有名的海河。虽然天津已是危城，银行行员依然富泰尊贵，气定神闲，左派文人也曾大骂他们，我揣摩中共怎样对付银行。
　　我沿途看见结婚的礼车来来去去，看见这里那里都有承办喜筵的馆子，悬灯结彩，贺客盈门，只是不准放鞭炮。眼看天变地变，他们赶快儿娶女嫁，了却心头一分牵挂。我想起“末日来临的时候，人们照样又吃又喝，又嫁又娶。”人行道旁，难民牵着小女孩行乞，对过往行人作揖哀求，我在沈阳秦皇岛见过许多，现在反应没那么强烈，只希望他们也遇见天使。

　　陈长捷死守天津傅作义商谈投降

　　我们借用的洋房很坚固，地下室很深，看样子我们要准备忍受大炮轰击。不久，外围据点开始交火，天津塘沽之间的路切断了！我们各部门业务清闲，只有管军粮的王少校加倍忙碌，几乎每天都有野战部队上门领粮，每次都发生激烈的争吵。陈长捷真想久守，他规定每次只能发一个星期的主食，他的想法是，有战斗就有伤亡，各部队的人数就会减少，每个星期照实有的员额发粮，天津存粮就可以多支持一些日子，他要求部队长和补给单位“核实”。可是各部队领粮的单据上永远有那么多官兵，王少校质问他们：“你的兵难道一个也不死？一个也不逃？”对方回答他：“必死不死，幸生不生，别以为你在后方就能长命百岁！”伸手抚摸佩带的手枪，公然恐吓。起先王少校硬顶着，最后踪影不见，他了解战况，捏住分寸，再过两天，解放军进城，一了百了。
　　从来没有人为了弹药争多争少，那时候弹药不能变钱。白花花的大米纵然不是金子也是银子，部队长都想多控制一些粮食，兵凶战危，王少校公事公办也就罢了，何必挡他们财路？原来那时补给单位也有私心，他们也想尽量把粮食控制在自己手里，所以对陈长捷的规定热心执行。那时为了减少战时损失，也为了运补方便，军粮分散寄存在几家粮栈里，城池一日一失守，公粮不必报销，粮栈老板算是进了一批便宜货，他立刻把“成本”付给某一个人，收款人当然不是王少校，当然也不是联勤总部。那时部队长、补给单位、粮栈商人，他们彼此有默契，天津很快就会“沦陷”，鬼才相信你能守半载一年。
　　一月五日，天津保卫战开始，外围重要据点灰堆，北仓、东局子、张贵庄，纷纷失守。灰堆守军四千人，防守七个小时，好像“弹药堆积所”里堆的不是子弹，是“灰”。东局子像个赌场，开局坐庄后马上赔光。共军炮兵向城中射击，弹道划破空气，发出刺耳的啸声，我们席地而卧，全身的神经接受震动，轻轻呼吸硝烟的气味。想起在北戴河抽签，抽到“昨日云，今朝雷，明晚霞”，签语灵验？这就是那“雷”了！
　　夜晚，东西南北都有信号弹冲天而起，报纸说共谍向炮兵指示目标，没说守军布线搜捕任何人。信号弹没法掩饰，发射信号弹的人又怎能掩藏，捉人应该容易，那时国军士气低落，谁也不想跟中共结怨，“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美国上将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冲突，助长了这种倾向，东北崩溃，人心悲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一天，市内出现共军的传单，报纸把传单的文句写入新闻，公然为中共宣传！
　　一月十四日，共军对天津市区发起总攻，这时天津已是“剥了皮的橘子”。天津市地形狭长，北部、防守的兵力强，南部、防卫工事强，共军由中部攻入，将天津市斩为两段。以平津之战为题材，中国大陆摄制了剧情片，电影描述，守军司令官陈长捷一再使用无线电话呼救，上级总是告诉他“援军马上就到”，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援军，最后一次，陈长捷听到同样的答复，丢下听筒，哈哈狂笑，笑声凄厉。那时国军顾此失彼，上级常常用“援军马上就到”让下级望梅止渴，可是天津并没有演出这一幕，陈长捷知道不可能有援军，他从未倚赖援军解围。后来的报导说，陈长捷惟一的怨言是：傅作义一面命令他坚守，一面暗中和中共商谈“投降”。他怎会不知道“兵不厌诈”也包括对自己的部下？他被俘，大赦，事隔多年，见到傅作义，还说出怨言。
　　天津防守战役只打了二十九个小时。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早晨，枪声停止，我们躺在地下室里还不敢乱说乱动，同事中有位朱少校，他起来打背包。我很纳闷：你这是做什么！他有作战的经验，也有被俘的经验，他知道时候到了，我应该照着他的样子做，可是我没有那个智慧。然后，只听见地下室入口处有人喊叫：“出来！出来！交枪不杀！”紧接着，咚咚咚一个手榴弹从阶梯上滚下来，我们躺在地上睡成一排，我的位置最接近出口，手榴弹碰到我的大腿停住，我全身僵硬麻木，不能思想。我一手握住手榴弹，感觉手臂像烧透了的一根铁，通红，手榴弹有点软。叼天之幸，这颗手榴弹冷冷的停在那儿没有任何变化。那时共军用土法制造手榴弹，平均每四颗中有一颗哑火，我们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机会，大概我们中间有个人福大命大，我们都沾了他的光。以后许多年，我每次想起这段奇遇浑身冰冷，又是一个“最危险的时候”！我常常梦见像踢足球一样踢一颗手榴弹，它飞出去，又折回来，还是在我们面前爆炸了，我们彼此相看，个个好比风化了的石像，一张脸坑坑凹凹，面目模糊不清。
　　不久，房主人的管家走下来，他说解放军已经知道我们是后勤人员，没有武器，欢迎我们上去迎接解放。朱少校立刻穿上大衣，背起背包，踏上阶梯。有一位姓富的中尉，毫不迟疑，他也穿上大衣，背起背包，跟在后面。他年轻单纯，未经世故，但是他知道跟定一个人，一个年长厚道、人生经验丰富的人，有样学样。朱少校并未教他怎样做，他自动模仿，只做不问。事后证明他做对了。
　　我们蛰伏在地下室里，不知道昨夜快雪初晴，冬天毕竟是冬天，地下室有暖气，院子里只有寒风，这温差教人怎么适应。我们在解放军军官指挥下，十几个人踏着残雪，排成横队，一律不准行动，人人羡慕朱少校有先见之明。军官声明优待俘虏，我们要求回地下室取大衣，或者请解放军战士代取大衣，得到的回答是：“你们的行李原封不动存在地下室里，等你们受训完毕再来拿走。”
　　我一点也不怨朱少校，我已经知道，在最紧要的关头总是最孤独。天不绝我，我们的何军械官有一个五岁的儿子，只有他还可以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多么好的孩子！他回到地下室，给他父亲取来大衣。正好我和何军械官并肩站立，趁势请求他再跑一趟把我的大衣也取来，说时迟那时快，当这位小朋友抱着厚重的皮大衣登上地面的时候，我们也在解放军的押送下整队出发，我们都是滚动的石头，身不由己，何军械员频频回首，他急得脸色蜡黄，惟恐丢失了孩子，孩子很能干，一路小跑追上来。我接过大衣，悲喜交集，那时阳历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阴历腊月，节气在小寒和大寒之间，没有这件大衣我怎么挺得住，我到底不是石头！我多么感激这位姓何的小朋友。
　　正是这天，我成了“蒋匪军”的被俘官兵。我本是冒名顶替的一个上尉，如果是马克吐温，他会说：“不知道那天被俘的究竟是不是山东临沂的王鼎钧，也不知道今天写自传的究竟是不是河北徐水的王鹤霄。”我可没有那份俏皮轻松，中共的官方资料说，解放天津，“全歼”守军十三万人。“歼”的意思是“杀尽”，从那一天起，我们已是死人，是虽生犹死的人，是该死没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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