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說：美國的問題是民主太多，中國的問題是民主太少；美國的優勢是企業效率，中國的優勢是政府效率。在許多方面，美國泛濫的正是中國缺乏的；反之亦然。就政治制度而言，中美有許多東西可互補：有限政府VS有為政府，民主制VS責任制。他甚至認為，也許中美聯手，共同探索新的政治文明的歷史契機已經到來

　　老高按：在旅行途中收到馮勝平發來的一篇長文《美國大選啟示錄：民主的黃昏》。匆匆瀏覽，感到其中有相當“刺眼”的詞句，又有不容迴避的事實和見解，是馮勝平又一篇重要的文章，他仍然堅持他“黨主立憲”是中國最可行的轉型途徑這一觀點，從美國這次大選得到許多啟示，論及中國未來路向。
　　馮勝平在郵件中註明：請勿外傳。我當然遵囑，直到昨晚，明鏡新聞網得到馮勝平授權刊出這篇文章，我想，我可以在這裡轉載了，供更多讀者來品評討論。馮勝平在美國大選中的選擇，與我完全相左，他這篇長文，因為其長，涉及的話題範圍極廣，我初步感覺，他的思路沒有理順，提出的一大堆尖銳問題，許多觀點，我相信，會引起與他一樣尖銳甚至更尖銳的批評，但我還是那句話：歡迎爭鳴，謝絕謾罵。
　　我願意在這裡再次說明：我轉載的文章，並非我完全服膺、認同的文章，而是我認為可以開拓我和讀者的思路、作進一步思考的文章。我推薦文章的標準，並非看其與我觀點是否完全一致，而是看其是否有“激發力”。在很多情況下，與我觀點對立的文章更有這種力量，讓我激賞。我是普世價值的信徒，但不是鴕鳥，必須正視挑戰普世價值的各種見解。
　　昨天我推薦了關於共濟會的介紹，指出大多數“陰謀論”的指控其實都是謊言，有網友跟帖指出我轉貼也在“傳謠”，甚至還是“經常轉貼網絡上的謠言，積極地傳播謠言”。這一指控讓我警悚惕勵，我非常感謝！今後我當更加嚴謹地反求諸己。但我也要提醒：必須分清“謠言”和“不實之詞”、以及文章中有些用詞不盡準確的界線，若將其全部混為一談，甚至將中共的真正的謊言當作論據，那正是如柏楊所痛切地指陳的“醬缸思維”。
　　最近西方許多主流報刊，注意到了民主的局限性和脆弱性，尤其關注新興媒體對民主的衝擊。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崔瑩文章的標題就直截了當：《社交媒體在扼殺民主？》。民主遇到的新挑戰，值得我們深思。順手舉一個例：美國《世界日報》的一位專欄作者邱鴻安今天的文章《給川普一個教訓》中披露，川普說“數以百萬人違法投票”，但是他卻沒有提出任何證據。自他27日發出推文後，傳媒追尋這個說法的消息來源，結果沒有找到任何證據，只追尋到一個“虛假新聞”（fake news）來源。“川普的說法顯然根據德州右翼組織所發出的消息，自稱是‘監察投票’的奧斯丁人菲利普斯（Gregg Phillips）在選後推文說，他們發現，違法投票的非公民超過300萬，但他也沒有提出任何證據，只是隨口胡扯的陰謀論。推文一出，就被保守派廣為引用和散播，成為沒有證據的假新聞。”這種情況，已經鋪天蓋地，今後將越來越多。怎麼辦？
　　在這個大的背景之下來讀馮勝平的文章，或許各位能有更多的感悟。


　　美國大選啟示錄：民主的黃昏

　　馮勝平，明鏡新聞網·馮勝平專欄
 
　　“政治正確，我們再也承受不起！”——特朗普
 
　　提示語：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美國建國初期，政壇上群星璀璨，湧現出一批像華盛頓、麥迪遜、漢密爾頓、傑斐遜那樣的傑出政治家；國運衰落，民主步入黃昏，只剩下希拉里、特朗普這類三流政客

　　1. 政治正確就是普世價值

　　什麼是政治正確？政治正確就是普世價值。堅持政治正確，你就不能說女人胖，不能說黑人笨，不能說窮人懶，更不能說民主不好。
　　特朗普的勝利是政治正確的失敗。政治正確是以平等為核心，包括自由、民主、法治、人權在內的一系列西方價值觀，俗稱普世價值。然而，任何價值都有一定的界限，不能像地平線那樣無限延伸。當自由到男人可以隨意進入女廁所，民主到教師講課必須堅持政治正確，否則將面臨解僱，法治到警察不敢對黑人執法，人權到老人交了一輩子的稅，最後拿的退休金還不如非法移民福利金的時候，普世價值就走向反面，與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初衷背道而馳了。
　　學者李零不相信普世價值：“什麼最普世？美元、美軍最普世。但美國說了，誰也不許學。”話雖尖刻，卻不無道理。讓美聯儲放棄國際鑄幣權，解放軍成為世界警察，美國第一個不答應。可見，普世價值也分三六九等，歸巴黎統籌委員會管轄。
　　在公知眼裡，希拉里當選，是民主的勝利；特朗普當選，更證明民主偉大——它還有糾錯功能。總之，民主不會錯，普世價值不容置疑。這就是政治正確。如此正確、普世下去，美國就是下一個希臘。
　　去年，堅持政治正確的希臘政府破產。希臘是民主的搖籃，也是民主的墳墓。這個曾經投票處死蘇格拉底的民族，投票賴掉了所有的債務。國家破產前夕，希臘人載歌載舞，一片歡騰。總理齊普拉斯帶頭高呼：“民主萬歲！”“民主戰勝了恐懼！”
　　願賭服輸，欠債還錢，是起碼的人品。希臘人民集體賴賬，破產的不僅是國家，也是希臘的民主制度。公元前5世紀，西方歷史學之父希羅多德一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把民主釘在歷史恥辱柱上達兩千年之久；今天，希臘再次讓民主蒙羞：昨天是暴民政治，今天是無賴刁民！
　　史學界公認，雅典亡於民主。在亞里士多德的詞典里，民主與暴民政治是同義語。在雅典民主制度下，公民參與政治。素質低下的公民被野心家操縱，使雅典政壇陷入混亂，引發伯羅奔尼撒戰爭，為後來馬其頓南下征服希臘創造了機會。
　　政治正確是美國立國之本。特朗普當選，美國價值觀分裂，一半人不再正確。
 
　　2. 民主步入黃昏

　　我曾說：世界上至少有兩個地方不適宜搞民主：幼兒園和瘋人院。特朗普勝出，我低估了人民群眾的智商。八年前奧巴馬當選，人們歡呼美國歷史上第一個黑人總統；不久前，希拉里幾乎成為美國第一個女人總統；現在，特朗普以瘋子之譽當選美國下屆總統；未來只要再選出一個傻子來做總統，就齊活了。它證明，美國是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什麼人都可以當總統。
　　在一半選民眼裡，希拉里是個騙子；在另一半選民心中，特朗普是個瘋子。一邊是偽君子，另一邊是真小人，美國人民很悲催，必須在兩者之間作出選擇。選戰格調之低，手段之劣，創歷史之最。特朗普指責希拉里被金主收買，涉嫌殺人滅口，聲稱要把她送進監獄；希拉里攻擊特朗普是瘋子，把核武庫交給他是全世界的災難。先後11名女性在媒體上指控特朗普性行為不檢，最後一名是傑西卡·德雷克。這位成人片女星於10月22日召開記者會，指控特朗普10年前對其進行性騷擾。傑西卡·德雷克和她朋友們的出場，令人聯想起馬克·吐溫短篇小說《競選州長》中的那一群私生子。
　　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美國建國初期，政壇上群星璀璨，湧現出一批像華盛頓、麥迪遜、漢密爾頓、傑斐遜那樣的傑出政治家；國運衰落，民主步入黃昏，只剩下希拉里、特朗普這類三流政客。
　　國運衰落，不是因為這屆美國人民不行，而是因為民主制度中攜有自我毀滅的基因。美國因民主偉大，也因民主衰落。杜牧總結秦亡教訓：“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湯恩比研究文明興衰，發現那些使一個文明興起的主義和原則，往往也就是使它滅亡的主義和原則。來自塵土，覆歸塵土；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講的也是這個道理。
　　美國病入膏肓。蒼穹中傳來柏拉圖對民主的千古之問：“如果你生了病，是到廣場上去找公民呢，還是去找醫生？”
　　柏拉圖不喜歡民主，他的老師、哲人蘇格拉底在廣場上被雅典公民投票處死。
 
　　3. 民主萬惡，但別無選擇

　　與專制相比，民主更符合人性，這也是民主取代專制，成為世界潮流的原因。然而，人性有弱點，民主也有缺陷。民主的精髓在於一人一票，民主的死穴也在於一人一票。對此丘吉爾深有感受。他關於民主是最不壞的制度的格言，其實是一個誤譯。1945年，二戰硝煙未盡，丘吉爾就被請出了唐寧街十號。激憤之下，他借古希臘作家普魯塔克之口抱怨：“對偉大人物忘恩負義，是強大民族的標誌。”面對民意的裁決，丘吉爾無奈地感嘆：“民主萬惡，但別無選擇。”（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for all the others.）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丘吉爾精通語言藝術，罵人如同恭維：英國人忘恩負義，但因之而強大；民主制度萬惡，卻還沒有比它更好的。丘吉爾一生從政，深知民主本性平庸，厭惡英才。他在二戰中嶄露頭角，把英國帶出災難，依靠的不是民主，而是戰爭賦予他的專制權力。戰場上不能投票，指揮官不靠選舉；生死存亡之際，民主顯然沒有獨裁好使。
　　其實，無論是英國的君主立憲，還是美國的聯邦主義，初衷都是阻滯民主潮流，維持精英統治，不讓政治進入廚房。在英美，民主最初只是少數人的遊戲。從貴族到中產階級，再從中產階級到女人/黑人，英國走了700年，美國近200年。筆者就讀的普林斯頓大學，1972年才招第一個女生，校長伍德羅·威爾遜最得意的政績，就是從不接受黑人學生。但是，再長的路也有盡頭，即使是英美這兩個世界上最成熟的民主國家，最終也不能擺脫民粹的宿命。英國脫歐公投，特朗普草根逆襲，標誌着精英時代落幕，民粹時代到來！
 
　　4. 民主政體在本質上是臨時的

　　1887年，亞歷山大·泰勒教授總結雅典共和國的衰落：“一個民主政體在本質上永遠是臨時的；它根本不能作為永久的政府形式存在。民主會一直存在，直到選民發現他們可以用投票的方式從公共財政中送給自己慷慨的禮物。從那一刻起，大多數人總是投票給那些承諾從公共財政中給自己最大利益的候選人。結果是每一個民主政體最終都將因為寬鬆的財政政策而崩潰，並被緊隨其後的專制政體所取代。”
　　他繼續寫道：“世界上最偉大的文明的平均年齡，大約200年。在這200年期間，這些國家總是按照以下順序進行：從束縛到精神信仰；從精神信仰到偉大的勇氣；從勇氣到自由；從自由到豐富；從豐富到自滿；從自滿到冷漠；從冷漠到依賴；從依賴回到束縛。”
　　聖保羅大學法學院的約瑟夫·奧爾森教授認為，美國現在正處於泰勒教授定義的“自滿和冷漠”階段之間，全國大約40%的人口已經達到了“依賴政府”階段。如果國會大赦那兩千萬非法移民， 給予他們公民身份並允許他們投票，那麼我們就可以在不到五年的時間內， 對美利堅合眾國說再見了。
　　從梭倫改革到伯羅奔尼撒戰敗，雅典共和國活了256年，美利堅共和國今年240歲。美國今天45％的人不交聯邦稅。如果民主黨上台，特赦非法移民，大批接受中東難民，不交稅人口的比例很快會超過一半。
　　特朗普政治不正確，至少他自己掏錢競選，沒有增加納稅人的負擔；希拉里政治正確，卻用選民的錢競選，自己高價買下鄰居家的房子，設置路障不讓選民靠近。
　　精英喜歡希拉里，因為他們有太多的相似之處：傲慢，貪婪，虛偽，不接地氣又自稱代表民意，擁有太多卻假裝一無所有。
　　中國公知堅持政治正確，視希拉里為民主的化身，把特朗普當選比做希特勒上台，實在是不知所云。希拉里和特朗普的競選，不是民主與專制的對決，而是民主與常識的較量。常識險勝，美國還有一線希望。
 
　　5. 美國國父不相信民主

　　一個流傳很久的神話是，作為世界民主的燈塔，美國國父功不可沒：1787年，55位反叛者（後稱國父）聚集費城，爭吵116天，創造了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神話經公知加工，傳播，早已家喻戶曉，成為“常識”。
　　與公知的故事相反，美國國父不相信民主：
　　漢密爾頓認為：“民主是一種疾病。”“對群眾的要求讓步，就證明參議院還是不穩，這是因為對民主精神出奇的暴烈和蠻橫估計不足。”
　　拉什宣稱：“民主是惡魔之最，高喊民主的都是瘋狗。”
　　格里斷言：“我們所經歷過的罪過，都是源於民主。”
　　亞當斯指出：“以往所有時代的經歷表明，民主最不穩定、最波動、最短命。”“民主從不久長。它很快就浪費、消耗和謀殺自己。以前從未有民主不自殺掉的。”
　　麥迪遜說：“民主是由一副由動亂和爭鬥組成的眼鏡，從來與個人安全，或者財產權相左，通常在暴亂中短命。”“政府若採取民主的形式，與生俱來的就是麻煩和不方便，人們之所以遣責民主，原因就在這裡。”
　　執筆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費雪道：“民主是包藏着毀滅其自身的燃燒物的火山，其必將噴發並造成毀滅。民主的已知傾向是將野心勃勃的號召和愚昧無知的信念當成自由來泛濫。”
　　《美國憲法》簽字人和執筆人之一莫里斯說：“我們見識過民主終結時的喧鬧。無論何處，民主都以獨裁為歸宿。”
　　連德高望重的富蘭克林也痛心疾首地承認：“我們都遭受過民主帶來的迫害和不公正。”
　　不難看出，民主在美國國父眼裡是一頭怪獸；它是自由的敵人。指望這樣一群厭惡民主的人制訂出一部民主憲法，實在是強人所難。事實上，國父的初衷不是建立一個民主國家，而是限制民主。在制憲會議上，代表們把擬議中的美國政府稱為“共和政府”或“自由政府”，就是不提“民主政府”。事實上，今天許多中國人所憧憬的民主，恰恰是當年美國國父們所警惕的民主。
　　美國憲法隻字不提民主，因為當時依照《民主邦聯條約》建立起來的高度民主的邦聯政體正面臨崩潰，各種政治勢力都打着民主的旗號來發動動亂。制憲會議的背景之一是謝斯起義，起義者打出民主旗號，增加了民主這個詞的暴力色彩。
　　國父厭惡民主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們深受古典政治學的影響。兩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寫《政治學》，把希臘四百多個城邦歸納為六種制度。三種好制度是君主，貴族，共和；三種壞制度是僭主，寡頭，民主。僭主是一個人的專制，寡頭是少數人的專制，民主則是多數人的專制。六種政體各有千秋，相比之下民主最劣。亞里士多德視民主為暴民政治，他的觀點成為兩千年來西方政治學主流。
 
　　6. 政治正確是思想自由的敵人

　　過去，我們相信革命神聖；今天，我們斷言民主正確。至於革命為什麼那麼神聖？民主為什麼那么正確？沒人回答。這些問題別說提出來，想想都是犯罪！在大師面前，不需要思考，崇拜就夠了。民主面前也是一樣。思考是對民主的不恭，也是對真理的不敬。於是，繼革命拜物教之後，我們有了民主拜物教。教徒們除了民主，不認識第三個字。
　　一百年前，李大釗、陳獨秀以俄為師，虔誠地擁抱馬克思主義，建立了共產黨；一百年後，公知以美為師，同樣虔誠地擁抱民主，把德先生再次推上神壇。小孩要吃糖，有什麼錯？人民要民主，為什麼不行？在公知眼裡，民主是上帝；反民主，就是不正確。
　　朋友傳來“鏘鏘三人行”竇文濤採訪《賽先生》前主編、公知大腕饒毅教授的視頻。教授堅持政治正確，力挺希拉里，斷言特朗普支持者都是傻瓜、文盲；他們不僅智力堪憂，而且道德低下。他與所有選特朗普的人絕交，宣稱：“我和特朗普之間，肯定是我代表正義。”
　　饒毅教授研究生物學，深諳人性，知道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投希拉里票的這一半人是天使，投特朗普票的那一半人是魔鬼。
　　看完視頻後的感覺是：人本來是直立行走的，一旦有了地位，信奉了什麼主義，就會像真理一樣橫着走路。
　　政治正確是思想自由的敵人。兩百年前，王朝代表政治正確；一百年前，革命代表政治正確；今天，民主成為政治正確。誰能保證，一百年後不會有另外一種正確？
 
　　7. 民主是中國的劫數

　　孫中山推翻滿清，靠的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民族主義；毛澤東戰勝蔣介石，玩的是打土豪分田地的民生主義；非常可能，未來中國屬於一人一票的民主主義。
　　革命是活不下去的人的反應，民主是日子越過越好的人的要求。從這個意義上說，民主是中國的劫數；中國在劫難逃！
　　有人說，中國沒發生革命，是因為“朝中不見袁世凱，江湖沒有孫中山”,這不是事實。中國歷來不缺野心家，現在更不缺。不到兩百人的海外民運圈，就有六個總統，一個皇帝，幾十個主席。中國江湖之大，藏龍臥虎，肯定英雄豪傑更多，正所謂：“滿朝皆是袁世凱，江湖無數孫中山”。然而，革命需要野心家，更需要炮灰。今天的中國缺的不是野心家，是炮灰。只要炮灰還在東莞打工，革命就沒有希望。
　　中國今後不會革命，因為所有人的籃子裡都有幾個雞蛋，沒人願意鋌而走險。但中國未來會民主，因為這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就算民主是個坑，人們也會義無反顧地往裡跳。精英跳，因為那裡政治最正確；草民跳，因為他們當夠了孫子，也想做一回爺；富人跳，因為他們缺乏安全感，希望參政；政客跳，因為民主是道德制高點，你不搶，別人會搶。即使是習近平，也很難抵禦民主的誘惑。對他來說，實行民主至少有三個好處：1，青史留名，成為中國民主之父，超越蔣經國，比肩華盛頓；2，通過選舉連任，繼續掌控中國政治；3，用選票重建中共的合法性。
　　作為合力的產物，歷史是矢量求和。中國的矢量是民主。
 
　　2012年習近平即位之初，筆者曾在《黨國、軍國、民國與中共的政治改革》一文中妄議中央：“以反腐收拾民心，以反日收拾軍心，最終完成對權力的全面掌控，似乎是習近平的接班步驟。我相信，習近平會在十八大後提出以黨內民主為核心的政改方案，用選票重建共產黨的合法性，從而收拾早已渙散的黨心。”
　　四中全會（筆誤，應為“六中全會”——老高注）確立習近平的核心地位，提出從嚴治黨，標誌着中南海高層已完成了對權力的全面掌控。美國大選後一個星期，11月15日，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等政治局常委在北京各選舉站高調亮相，投票參加區人大代表的選舉，正式開始從選票中尋找合法性。畢竟，“為人民服務”，“權為民所賦”，是中共立黨初衷，也是習近平的政治承諾（2007年）。
 
　　8. 讓少數人先民主起來

　　得人心者得天下。在中國，天下即人心。中國今天最大的危機，不是經濟，不是環境，是政權的合法性危機。王岐山去年在談到這個問題時說：“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源自歷史，是人心向背決定的，是人民的選擇。”沿着同樣的邏輯，他又說中共的執政還要看人民高興不高興、滿意不滿意、答應不答應。王岐山講出了中國古來政治合法性的本意：天命無常，有德者居之。
　　毛澤東的合法性來自於打江山的戰績，鄧小平的合法性來自於改革開放的政績，但它們都難以持續。一旦權威遞減，經濟衰退，執政黨就會陷入“塔西托陷阱”，進退維谷，動輒得咎：你說黨媒姓黨，他說你專橫霸道；你說黨媒姓人民，他又說你強姦民意。
　　擺脫合法性危機的最佳途徑是民主。民主給人民選擇的機會，同時也給政府免責的理由。在民主制度下，人民為自己的決定買單，政府通過選舉定期更新合法性。從這個意義上說，民主制度永遠不會陷入合法性危機；它天然合法！
　　2000年大選，戈爾和小布什的選票十分接近。美國沒有分裂，是因為候選人的競選綱領也十分接近。此次選舉後美國社會空前分裂，因為在政治正確和全球化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希拉里與特朗普的立場南轅北轍，180度對立。考慮到這是一個幾乎家家有槍的國家，人們不得不佩服美國人的素養。
　　在美國，政治是一門妥協的藝術，底線是自己活，也讓別人活；在中國，政治是一場贏者通吃的決鬥，原則是你死我活。在美國，黨爭雙方有規則，有底線，打的是有限戰；在中國，黨爭雙方無規則，無底線，打的是超限戰。在美國，軍人不參與政治；在中國，政治離不開軍人。在美國，法律是國王；在中國，國王是法律。在美國，憲法權威高於一切，一切重大問題最終都成為法律問題；在中國，“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一切重大問題最終都在戰場上解決。
　　只要政治還是你死我活，黨爭還是不共戴天，民主就是毒藥，只會促成中國分裂。中國要實行民主，前提是思想轉型：贏者不再通吃，敗者不再為寇；政治走出叢林，軍隊退出政治；摒棄超限戰；自己活，也讓別人活。
　　要讓中國人分裂，最好的辦法就是選舉。此次美國大選之後，華人世界嚴重分裂，夫妻反目，朋友絕交，比比皆是；一些沒有選舉權，甚至一天也沒有到過美國的人，也在媒體上惡語相向，“大打出手”。試想有一天中國大選，左派手中有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右派手中有民主自由普世價值，雙方互不相讓，為真理而鬥爭，最後會是怎麼一個局面？
　　為避免民主引起的動亂，最好的前途，是黨主立憲，有序地走向民主。與東歐、蘇聯、台灣、南韓不同，中國民主的道路特殊，底線是執政黨不願也不能放棄政權。期待中共開放黨禁報禁，無異於期待它自殺，毫無現實可能性。如果說上世紀80年代中共曾有過開放黨禁報禁的考慮，今天它絕不會再做此想。因此，找到一條既能實行民主，又不引起社會動盪的道路，是執政黨的當務之急。此途無它：黨內民主，讓少數人先民主起來。
　　其實，英國大憲章運動、美國制憲會議，又何嘗不是讓少數人先民主起來的努力。通過讓少數人先民主起來，美國逐漸實現了全民民主；通過憲政，華盛頓和他的戰友們完成了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過渡，自我分裂成聯邦黨和反聯邦黨，後來又演變為今天的民主黨和共和黨，輪流執政至今。美國的經驗，中共完全可以借鑑。

　　9. 中國的路在中國，不經過華盛頓

　　精英常說，民主的最大好處，是能維護社會穩定；美國建國240年，45次政權和平交替，證明了民主的優越性。這種說法即缺乏歷史感，也與現實不符。且不說雅典內亂和美國內戰，即便是近年來埃及、伊拉克、敘利亞等國的民主，也是未見其利，盡顯其弊，毫無穩定性可言。此外，中國歷史上的唐宋元明清，除元朝外，都享有幾百年的國運。倘若慈禧老佛爺藉此證明大清帝國制度優越，精英想必不會買賬。
　　精英認為，民主的另一優越性，是能夠促進經濟。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前，情形確實如此。當時的民主國家，不僅政治和諧，經濟也繁榮。鄧小平改革開放，韜光養晦，不爭論，反映了高層對西方民主的服膺。可以說，除了維持政權的本能，那時的中共已經基本上喪失了自信。
　　再提自信，已是三十年之後。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三十年來世界的變化，挑戰人類常識，顛覆了許多民主神話。台灣民主了，結果是族群分裂，經濟停滯；蘇聯民主了，代價是國家解體，執政黨下台；埃及民主了，換來的是社會動盪，穆斯林兄弟會上台；敘利亞民主了，結果天下大亂，ISIS橫行，數十萬人死於戰亂，數百萬難民流向世界。與此同時，中國沒有民主，反而政治穩定，經濟騰飛。2005年中國GDP超意大利，2006年超英法，2007年超德國，2010年超日本，僅次於美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到2015年，中國GDP已是日本兩倍，按購買力平價計算，超過美國，位居世界第一。
　　從幻滅到涅槃，陰差陽錯，中國走出了一條自己的路。與公知們的期待不同，這條路上沒有他們熟悉的美國路標：民主選舉，言論自由，三權分立，司法獨立，軍隊國家化。總之，偽托的布什講話中提到的權力籠子的五條柵欄，一條都沒有，有的只是日益強化的中央集權和輿論控制。逆民主潮流而動，中共在成功中找回了自信：中國的路在中國，不經過華盛頓。
　　走筆至此，想起中共早期毛澤東與國際派的爭論：國際派按莫斯科的地圖走路，毛澤東自己尋路。國際派發動城市暴動，毛澤東建立農村根據地；國際派領盧布，毛澤東打土豪。爭論結束於遵義會議。會議參加者20人，17人留學蘇聯，沒出過國的只有毛澤東、彭德懷和林彪三人。但就是這三個人，堅持武裝鬥爭，立足中國，找到了一條從井岡山通往北京的路。
 
　　10. 沒有真正的民主

　　什麼是民主？民主就是人民自己當家作主，決定自己的命運。無論是投票還是數豆，直接還是間接，等額還是差額，實質都是一樣：人民參與國家事務決策，並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什麼真正的民主，也沒有配不配民主的問題。有的只是民主質量的高低和不同的後果。押定離手，願賭服輸。相信毛澤東，就有文化大革命；選出希特勒，就別抱怨奧斯維辛。
　　什麼人搞政治，就會搞出什麼樣的政治。民主能選出羅斯福，也能選出希特勒。有幾流的人民，就有幾流的政府；一群烏龜競選，只能選個王八出來做主席。
　　走進世界民主博物館，人們看到各式各樣的民主：英國君主立憲的民主，美國三權分立的民主，法國斷頭台的民主，俄羅斯二人轉的民主，以及伊拉克家破人亡的民主。這些民主形式不同，質量各異，卻並無真假的區別。面對琳琅滿目的民主櫥窗，輕輕的一句“民主是個好東西”，實在是不知所云。
　　按照亞里士多德的定義，民主的對立面是共和。這也是為什麼美國兩黨以民主/共和命名的原因。在一次民主討論會上我曾問大家，什麼是民主的對立面？所有人都回答專制。這是概念錯誤。上和下對立，上和左不對立。如果民主與專制對立，怎麼解釋希臘的民主、法國大革命的民主、德國魏瑪共和國的民主以及中國文革的民主？在雅典，公民投票處死了蘇格拉底；在巴黎，民主導致血腥屠殺；在德國，民主選出了希特勒；在中國，文革大民主使數百萬人死於非命。顯然，民主與專制不對立；它往往只是專制的另一種形式。
　　古典政治學說民主是個壞東西，因為它認為民主是一群壞人（暴民）在投票；現代政治學說民主是個好東西，因為它假設民主是一群好人（公民）在選舉。其實，好人還是壞人，公民還是暴民，你說了不算，我說了也不算；它取決於教育和社會的法治程度。
　　成功實現民主的國家，必有自己的特殊的堅守；反之亦然。美國民主成功，因為美國人警惕權力；英國民主成功，因為英國人熱衷改良；俄國與民主擦肩而過，因為俄國人血液里流着沙皇的基因；中國沒有民主，因為我們太相信成王敗寇。
 
　　11. 野獸不在烏紗帽里，它在人性之中

　　幾千年來，人們一直在探討，什麼是最好的政治制度？君主，民主，貴族還是共和？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沒有最好的政治制度，相對於不同的人民，有一種最好的政治制度；正如沒有一件最漂亮的衣服，相對於不同的年齡，體型，膚色，文化，有一件最漂亮的衣服。（這一段話我沒有看懂，猜測馮勝平說的是：不同的人民，有各自不同的最好的政治制度。存疑。——老高按）
　　美國建國初期，根據對人性的不同解讀，國父分裂為聯邦黨人和反聯邦黨人兩派：前者支持美國憲法，後者反對美國憲法。分歧的焦點是：到底擁有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重要，還是切實保障公民權利重要？雙方代表人物是傑弗遜和麥迪遜。傑弗遜相信人性，主張無為而治，有限政府：“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麥迪遜警惕人性，主張中央集權，強調政府有兩個功能：首先控制民眾，然後約束自己。聯邦黨人的成就是美國聯邦憲法，反聯邦黨人的貢獻是憲法修正案。正如赫伯特·斯托林在《反聯邦黨人全集》導論中所說：儘管不無背謬之處，反聯邦黨人合當躋身於國父行列。他們和聯邦黨人聯手，共同創造了這個偉大的國家。
　　政治學是關於人性和制度的科學。如果人人都是天使，我們不需要政府；如果人人都是魔鬼，我們不可能有政府。正因為人是一半是天使，一半魔鬼，我們才既需要、也可能有一個政府。政府的目的不是改造人性，是揚善抑惡。
　　與浪漫的自由主義者傑弗遜不同，麥迪遜深諳人性，精通政治，是制憲會議的靈魂。作為美國憲法之父，他清醒地認識到：1，憲政不僅要限制權力的任性，也要防止野心的衝動；2，真正的衝突不在政府與人民之間，而在人民本身之中；3，政府不應該有自己的利益，它的功能是調節衝突；它是裁判，不是運動員；4，野獸不在烏紗帽里，它在人性之中.
 
　　12. 結束語

　　有人會問：“你說民主步入黃昏，又說中國會民主，這不是自相矛盾嗎？”回答是：民主好不好，是價值判斷；至於中國會不會民主，則是事實判斷。
　　所有這些，並不是說民主不好，而是說民主沒有人們想象的那樣好；它也會生老病死。當然，飽受專制之苦的公知會對本文觀點嗤之以鼻，嘲笑我是在對太監講過度縱慾的壞處。我能理解他們的感受——我若生活在國內，多半也會有同樣的反應。但是，我心目中的讀者是智者，不是太監。對那些思想被閹割、充滿仇恨的人，我唯有同情。
　　革命是窮人的節日，立憲是富人的本能。中國離自由也許還很遠，但離憲政卻很近。從肅貪到從嚴治黨，從整軍到黨媒姓黨，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中國不會有西方式的民主自由。中國崛起的代價，是整整一代的自由主義者。他們生不逢時。
　　汽車急轉彎時，司機不能玩大撒把；歷史轉折關頭，當國者必須大權在握。在現有體制不變的前提下，中國要民主，只可能是黨內民主；中國要立憲，只可能是黨主立憲。中國的改造，始於共產黨的改造；中國的進步，離不開共產黨的進步。
　　當然還有另外一條路，那就是推翻執政黨，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一百年來，中國人民追隨孫中山、毛澤東，從這條路上一路走來，結果是越走離初衷越遠。他們最後都自食其言，在民主的旗幟下建立另一個獨裁。
　　中國早已放棄了共產主義，不再輸出革命；美國也應停止顏色革命努力，不再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於人。把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台變成反共舞台，資助中國異議人士，只能製造敵意，讓更多的中國人厭惡美國。至少，筆者更懷念大學時代的美國之音。那時的美國之音沒有立場，教英語900句，是大學生的偶像。
　　繼共產主義之後，民主也進入了黃昏。畢竟，歷史沒有終結，福山的樂觀預言——歷史由民主終結——只是顯示了他的淺薄。與福山一樣，章家敦也喜歡預言：他斷言中國在十年內即將崩潰。他們都錯了。不同的只是，福山知錯就改，以後又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思想；章家敦絕不認錯，不斷把他預言的中國崩潰日期後延。章的態度使我想起一個朋友，他指錯了路不承認，硬說是路錯了。
　　歷史沒有終結，中國也沒有崩潰。當美國陷入政治正確的泥潭中難以自拔時，中國也正面臨執政黨的合法性危機。美國要避免希臘的命運，必須限制民主；中國要擺脫合法性危機，必須實行民主；美國的問題是民主太多，中國的問題是民主太少；美國的優勢是企業效率，中國的優勢是政府效率。在許多方面，美國泛濫的，正是中國缺乏的；反之亦然。就政治制度而言，中美之間有許多東西可以互補：有限政府VS有為政府，民主制VS責任制。也許，中美聯手，共同探索新的政治文明的歷史契機已經到來。
 
　　（2016年11月25日於普林斯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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