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專制體制下的中文讀者，往往感同身受政治權力對媒體、輿論和言論自由的打壓鉗制，然而，本次美國大選勝利者的行徑，則提醒我們一種新的危險在冒頭：金錢在收買媒體、輿論的同時，也越來越可能用來對不聽話的媒體、輿論和言論自由進行打壓鉗制


　　老高按：川普勝選已經有半個月了，每天忙得團團轉，讓圍觀民眾看得眼花繚亂。他忙裡偷閒，11月22日，前往位於曼哈頓的“紐約時報大樓”，與《紐約時報》20多名代表舉行了大約一個小時的座談。這幾天的“紐約時報中文網”非常有可讀性——個個都是筆桿子，見了候任總統，都有一肚子觀感要與讀者分享。除了相當正式的《特朗普與〈紐約時報〉會談紀要》之外，還有很多個人化的評論文章（當然，文章不一定是參與見面座談者所寫）。
　　看看這些標題，就挺好玩：
　　特朗普與時報會談：你們對我很粗暴
　　在時報總部會見一個渴望被愛的特朗普
　　給特朗普一根橄欖枝
　　我對特朗普的採訪差點被他的一條推文攪黃
　　特朗普，我們絕不可能好好相處
　　…………
　　弗蘭克·布魯尼的《在時報總部會見一個渴望被愛的特朗普》（11月23日）敘述了直觀候任總統的印象和感受，相當生動有趣：

　　……我握了握候任總統不大不小的手，他走向下一個人，這時他轉過身子，退後半步，摸了摸我的胳膊，再一次直視我的眼睛。“我一定能讓你為我寫點好話，”唐納德·特朗普說。
　　非常確定一個事實：儘管贏得了世界上最有權勢的職位，他仍然強烈渴望着贏得他人的敬愛，而且過於迫切地需要告訴所有人，這些是他應得的。
　　他想說點什麼都可以，一屋子人全在洗耳恭聽，你覺得前八分鐘他會用來聊什麼話題？
　　（他說起）兩個星期之前他的勝利有多麼不可思議。“一次偉大的勝利，”他說，然後主動回憶起所有那些鼓舞特朗普陣營士氣的亮點：支持者集會的規模；因為人數超額而另外準備的大屏幕與擴音器；他的集會是多麼熱情洋溢，與可憐的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之間形成多麼鮮明的反差。簡直像一首我聽過太多次、做夢都能唱出來的歌。
　　他主動說起，直到他出現後，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才在密歇根和賓夕法尼亞兩州結束了“38年還是多少年來着”的挫敗史，這個 “多少年”顯然包括了實際的數字，28。
　　他說自己得到了接近15％的非裔美國人的選票（儘管出口民調表明只有8％），他斷言，這個人群的低投票率實際上是對他的巨大讚許，表明“他們喜歡我的話”，所以沒有白費力氣去投票支持克林頓。
　　他主動提到了“普選”這個話題（老高按：最新統計，希拉里的普選票比川普已經多了兩百萬張了。）——只為讓我們知道，如果要緊的是普選，那他就會贏下普選，他的戰略會做出相應調整。
　　“普選本來就容易得多，”他表示自己在選舉人團投票中贏得的勝利才是真正了不起的。
　　對於特朗普來說，吹牛就像呼吸一樣：綿綿不絕、自發自動。他只想給觀眾們留下好印象。
　　要緊的是下面的這一大段觀察——“這位70歲的候任總統天性就像粘土一樣沒有定型、易受影響”，投機易變是他的特點，或許算優點？
　　如果他的觀眾是我們這樣的一群人，一群沒有像他所希望的那樣夾道歡迎他的人呢？
　　——他磨平了稜角。調整了聲音。還放低了身段。
　　這可能是這次會議中最有趣的部分，為他的總統任期畫上了這樣一個問號。是不是只要能確保獲得掌聲，他會往任何方向、任何一個選區傾斜？……來到時報的特朗普沒什麼熱情去調查克林頓的電子郵件或克林頓基金會，在全球變暖問題上願意聽取科學家的意見，對水刑表示懷疑，並且毫不猶豫地否定白人民族主義者。他根本沒有提到邊境牆這回事。
　　他或多或少是在告訴我們，不要理會他關於限制新聞自由的那些氣急敗壞的言論……雖然在我們的會議開始之前七個小時，他還發表了若干惡狠狠的推文，其中一則再次將《紐約時報》稱為一個“每況愈下”的新聞機構，當着我們的面，他卻說，我們不僅是“最最偉大的美國瑰寶”，而且是“世界的瑰寶”。
　　這讓我們明白，他有多麼期望得到認可，多麼渴望被愛。我們還明白了另一件事，我們這位70歲的候任總統天性就像粘土一樣沒有定型、易受影響，這一點已經到了驚人的地步。
　　他說，他對水刑持保留意見，是因為他剛剛與詹姆斯·馬蒂斯談過話，這位退役海軍將軍也是新任國防部長的人選之一。在那次談話中，馬蒂斯直言不諱地質疑水刑的效果——所以現在，特朗普對此也表示懷疑。就好像他在這場漫長的競選活動中從未真正考慮過這個問題，這表明在特朗普的世界裡，最有影響力的聲音就是他碰巧聽到的最後一個聲音。這很令人擔心，因為迄今為止，他放在身邊最近的地方的那些聲音――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邁克·弗林(Mike Flynn)、傑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 ——並不是最具建設性、最克制的聲音，也不是有凝聚力的聲音。
　　以我自己的所見所聞，特朗普仍然只有宏偉的意圖，而不是具體的方案。

　　此外，《紐約時報》還有若干與川普有關的話題，大體上聚焦於反思媒體的功能，今天的傳統媒體與社交媒體的比較，等等，有這麼一些標題：
　　預測希拉里獲勝的媒體忙着反思
　　新聞媒體應該如何報道特朗普？
　　Facebook必須與假新聞作戰
　　社交媒體假新聞如何影響政治選舉

　　在我看來，這次大選的一個嚴重而深遠的負面影響，就是一些人濫用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運用社交媒體散布了大量的謠言，許多謠言，顯然不是日常所說的屬於誤傳的“不實之詞”這個級別，而是精心創作出來的，其中有若干也流傳在我們萬維博客上。這既敗壞了西方許多像《紐約時報》這樣嚴肅認真的“百年老店”的公信力——許多讀者，包括華人讀者，並不了解這些媒體內部為杜絕假新聞，為堅守獨立、理性的新聞原則，有多麼嚴格的規範，是中文媒體包括海外的中文媒體難以望其項背的，尤其是中共黨媒望塵莫及。我的一位朋友為給《紐約時報》寫的一篇幾千字文稿，前後改了二十多遍，該報多個層級的編輯在把關中，並不是要他符合“政治正確”，而是一字一句推敲其事實的可靠性，要求他的每個論斷必須有兩個以上的來源，如果只有一個孤證，就必須在文中說明。所有這些媒體，若有一件失實的報道，都是重大醜聞，都可能導致無數道歉和辭職或解僱——所以當我看到許多人信口指控“西方主流媒體”如何如何，不禁失笑。

　　濫用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運用社交媒體散布了大量謠言，同時也敗壞了新興媒體的信譽，這些媒體因為沒有把關和監督，散布的信息良莠夾雜，造成嚴重公害，質疑聲浪之大，以致Facebook的老闆必須出來為之辯護。其實，許多謠言只需要常識就可以澄清、戳穿（11月8日投票前兩天，社交媒體盛傳希拉里在紐約的住宅被紐約警方抄家，就是一例），但何以一傳再傳，令人深思。最近許多專家學者的目光都聚焦於在新的技術和社會條件下媒體應該如何與時俱進。這實在是一個刻不容緩的課題，請各位想象一下目前這種狀況惡化下去，我們將生活在多麼惡劣的精神環境和社會環境之中。

　　當然有些人已經被“陰謀論”主宰頭腦，寧信社交媒體上的謠言，堅決不信嚴肅媒體上的報導；我無計可施：或許他們未來能被事實和常識教育過來？

　　下面是紐約時報中文網分兩天上下篇刊出的文章，轉載於此供參考。中文讀者往往更關注政治權力對媒體、輿論和言論自由的打壓鉗制，這篇文章則指出了一種新的危險：金錢也在收買媒體、輿論的同時，也越來越可能用來對不聽話的媒體、輿論和言論自由進行打壓鉗制，而川普，正是這樣的一位先鋒。


　　特朗普時代的媒體保衛戰（上）：富豪的武器

　　EMILY BAZELON，紐約時報中文網2016年11月24日，翻譯：李瓊

　　Emily Bazelon是《紐約時報雜誌》的作者，也是耶魯大學法學院的杜魯門·卡波特會員。

　　2005年，尚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擔任財經記者的蒂姆·奧布萊恩(Tim O’Brien)出版了《特朗普帝國：成為唐納德的藝術》(Trump Nation: The Art of Being the Donald)一書。奧布萊恩採訪過的一些消息人士對唐納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的財務狀況有着近距離的觀察，他們認為這位房地產開發商的淨值應該在1.5億至2.5億美元之間，而非特朗普本人此前宣稱的從20億至50億美元不等的數字。曾極力拉攏奧布萊恩，讓其搭乘自己的法拉利(Ferrari)和私人飛機的特朗普，於2006年在新澤西州起訴奧布萊恩誹謗。特朗普在《今日秀》(Today)上管奧布萊恩叫“怪胎”，但據後者所說，特朗普又在私下裡繼續巴結他。奧布萊恩的出版商華納書局(Warner Books)也捲入了這場訴訟，其聘任的頂級律師毫不留情地對特朗普進行了為期兩天的質詢取證。回答關於自身財務狀況的提問時，特朗普被發現撒謊或誇大其辭的次數多達三十次。“他當初以為自己會遇到一位友好的法官，以為我們會拱手認輸，”目前是《彭博視點》(Bloomberg View)主編的奧布萊恩說。“但我們沒有。”該案前後由四位法官經手，於2009年被駁回。
　　特朗普訴奧布萊恩案，是由候任總統特朗普及其公司作為原告提起的七樁誹謗訴訟之一。他只在一名被告沒有出庭的情況下贏過一次。作為對這種訴訟的標準衡量，是要看在何種程度上能通過法庭捍衛其名譽並贏得勝利，但特朗普表示，他不這麼看待相關的投入產出。“我在律師費上花點小錢，他們花的錢則多得多，”談及為狀告奧布萊恩而付出的大把金錢，他在3月份這樣告訴《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我告他是為了讓他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熱，我對此喜聞樂見。”

　　特朗普錯了：華納書局花的錢比他少，奧布萊恩則一分錢都沒花。但這並不會讓特朗普的核心觀念顯得不那麼刺耳：誹謗法可以成為復仇的工具。一名超級富有（雖說也許不像他所聲稱的那麼富有）的原告居然把法律體系當成打壓批評者的利器，這令人頗為不安。一旦入主白宮，特朗普就可以調用更多工具，而他以往的所作所為表明，他會比前任們更進一步，竭力在利用媒體的同時將其控制起來，令其低頭。
　　身為總統候選人的特朗普曾模糊地表示，想要“開放我們的誹謗法”。我通過電子郵件問過他的發言人霍普·希克斯(Hope Hicks)，這話是什麼意思，但她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以及我提出的其他問題）。總統是無權直接改變誹謗訴訟法規的。但我們給予作者和出版商的法律保障並非銅牆鐵壁。過去幾年間，至少有兩名億萬富豪加入了特朗普的行列，決意大加利用新聞界四周防護牆上出現的裂縫。他們已經發起了訴訟或者為訴訟提供了資助，以便捍衛名譽或者保護隱私。但一個根本目的似乎是懲罰奧布萊恩這樣的批評者，乃至於摧毀整個媒體機構。
　　新聞界已經因為收入的下降和公眾不滿程度的上升而遭受重創，這種對法律的操控則在它難掩疲態的敏感時刻方興未艾。蓋洛普於2015年9月開展的一項調查顯示，只有40％的民眾——創下至少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新低——相信媒體會“全面、準確、公正地報道新聞”。這種不信任感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日益增加，尤其在競選期間被特朗普大力激發了出來。他把報道他的記者稱為“人渣”，並設法鼓動那些大喊大叫、發出噓聲的集會參與者。他的支持者並未就媒體應該對掌權者進行追責達成一致。皮尤研究中心(Pew)最近的一項民調顯示，特朗普的支持者中只有一半的人認為，在強大的民主體制中，“新聞機構擁有批評政治領導人的自由”是很重要的。
　　通過說服法官駁回案件，新聞機構贏得了許多次勝利。但根據媒體法律資源中心(Media Law Resource Center)的數據，自2010年以來，在進入了審理階段的誹謗案和侵犯隱私案中，新聞機構的勝訴率只有39％，低於上一個十年間的52％。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損害賠償金額增加了四倍，達到110萬美元。該數字涵蓋了過去8個月以來不利於高客傳媒(Gawker)、《滾石》(Rolling Stone)和北卡羅萊納州羅利市《新聞與觀察報》(The News and Observer)的三項重大判決。這其中包括一些很普通的誹謗訴訟，現在就說媒體的天塌了還為時尚早，但天空的確正在變暗。

　　在美國，打贏誹謗官司的高標杆是於1964年樹立起來的，那一年，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就《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作出了裁決。該案被普遍奉為最能體現最高法院對言論自由的強烈支持的案例之一。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的市政專員沙利文作為該市警方的督導者，就《紐約時報》刊發的一則附有100名民權運動支持者簽名的廣告，對該報發起了訴訟。有證據表明這則廣告裡含有微小的事實性錯誤。沙利文說，廣告中關於蒙哥馬利警方如何回應旨在爭取民權的抗議活動的描述，讓他看起來像是一個很糟糕的人。根據當時的法規，誹謗案原告如果能夠證明對其名譽造成損害的內容是虛假的，就有資格贏得勝利。阿拉巴馬州的法官在這一點上同意沙利文的說法，並宣布他可以獲得50萬美元的損害賠償（大約相當於今天的400萬美元）。在類似的案件懸而未決之際，《時報》將其記者撤出了阿拉巴馬州。
　　不過，當該報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的時候，大法官們推翻了沙利文案的判決結果，並就如何證明存在誹謗設定了嚴格得多的標準。法院在判決書中寫道，一名公眾人物必須證明，對他造成不良影響的虛假陳述是被對方帶着“切實的惡意”發表出來的，也就是說需要證明對方“蓄意或者貿然無視事實”。到了上世紀80年代，誹謗案的數量有所下降，而且即便案子真的進入了審理階段，也常常以原告敗訴告終。那個時期的兩個知名案例分別是威廉·C·威斯特摩蘭(William C. Westmoreland)上將訴CBS案和以色列國防部長阿里埃勒·沙龍(Ariel Sharon)訴《時代》(Time)雜誌案。兩人都沒能獲得損失賠償。這樣的結果，以及在其他備受矚目的案件中的失利，“是對原告及其律師的巨大威懾，”媒體法律資源中心的行政總監（曾為《時報》律師）喬治·弗里曼(George Freeman)說。
　　然而，如今的超級富豪原告並未屈從於同樣的市場力量。他們會把起訴媒體當成一種投資，而這項投資的收益至少包括：讓對方不得不花費金錢和時間，來提交文件並作為證人接受訊問。2012年2月，《瓊斯母親》(Mother Jones)雜誌刊發了一篇關於愛達荷州億萬富豪弗蘭克·范德士(Frank VanderSloot)的報道，此人是一個支持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的主要捐贈者之一。1999年，作為對一部紀錄片的回應，他曾出錢發布了問出這樣一個問題的廣告：“公共電視台應該向你的孩子推介同性戀生活方式嗎？”該雜誌稱，范德士在同性戀記者彼得·扎克曼(Peter Zuckerman)於2005年幫助曝出了愛達荷瀑布市一名童子軍營輔導員的戀童癖歷史之後，便曝光了扎克曼的同性戀身份，並猛烈抨擊扎克曼及其報道。對范德士的描繪部分是基於他在《愛達荷瀑布市郵報》(The Idaho Falls Post Register)上登的幾則廣告。范德士被該報道給童子軍造成的負面影響惹惱了，那幾則廣告把扎克曼稱為“同性戀者”，並攻擊他“動機不純”。
　　范德士就《瓊斯母親》的這篇文章起訴該雜誌誹謗。“他們想要公開鞭撻我，因為我給米特·羅姆尼捐了很多錢，”他告訴我。擁有一家線上健康產品購物俱樂部的范德士還表示，《瓊斯母親》的文章讓他丟掉了一些客戶。
　　在為期三年的訴訟過程中——其間還包括了內部電子郵件的提交——《瓊斯母親》支付了約250萬美元的法律費用。保險公司沒有將相關費用完全報銷。“這場訴訟吸走了我們的大量資源，”該雜誌執行主編克拉拉·傑弗里(Clara Jeffery)告訴我。“我們仍在恢復的過程中。”
　　法官達拉·威廉姆森(Darla Williamson)發現《瓊斯母親》關於范德士的陳述要麼大體上是真實的，要麼屬於受到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的言論，最終於2015年10月駁回了范德士的訴訟請求。但威廉姆森做出了一個不尋常的舉動：在判決書中加入了她自己的觀點，對范德士的基本控訴予以部分支持。她指責該雜誌“潑髒水”，而不是去認定它是在依照調查性新聞的傳統正當行事。儘管輸掉了官司，但范德士還是聲稱這“完全證明了自己的無辜”，並宣布他正在創辦“真正自由捍衛者基金會”(Guardian of True Liberty Fund)，以便幫助其他想要起訴“自由派媒體”的人。他告訴我，該基金的規模已經增長到了100萬至200萬美元之間，並獲得了五倍於當前金額的資金承諾，這樣一來“一旦遇到我們認為值得出手的事情，我們就可以出手”。


　　特朗普時代的媒體保衛戰（下）：看門狗的前途

　　EMILY BAZELON，紐約時報中文網，2016年11月25日

　　另一位億萬富豪彼得·蒂爾(Peter Thiel)，則認識到了在資助其他人打官司方面可以有多大作為。在硅谷極具影響力的蒂爾，是貝寶(PayPal)的聯合創始人，還是Facebook的董事會成員，眼下又當上了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顧問。高客網(Gawker)以前常常發錶針對蒂爾以及硅谷其他高管的攻擊性報道，並對其百般挪揄。2007年，該網站發表了一篇題為“親們，彼得·蒂爾是徹頭徹尾的同性戀”的文章。蒂爾沒有以自己的名義起訴該網站。但他秘密付給好萊塢律師查爾斯·哈德(Charles Harder)至少1000萬美元，讓後者代表一系列原告起訴高客網。蒂爾和哈德都拒絕透露蒂爾到底資助了多少樁訴訟，但哈德起訴該網站及其作者和編輯的次數至少有五次。（他還代表梅拉尼婭·特朗普[Melania Trump]在美國起訴過英國小報《每日郵報》[The Daily Mail]，要求對方賠償1.5億美元；並起訴過馬里蘭州的一名稱她為“三陪女”的博客作者。）當《福布斯》(Forbes)雜誌將蒂爾所扮演的角色曝光的時候，蒂爾表示他的目的“與其說是報復，不如說是予以明確的震懾”。於今年10月被問及為何秘密行事時，蒂爾說，“如果公開行動，人們對這件事就會有非常不同的說法”，會說“這名億萬富豪正試圖碾壓第一修正案”。（他拒絕就本文置評。）
　　今年3月，蒂爾所扮演的角色尚未浮出水面的時候，他資助的一樁訴訟在佛羅里達州進入了庭審階段。原告是上了年紀的職業摔跤手霍克·霍肯(Hulk Hogan)，因高客網曾在2012年10月發布了他的一小段性愛視頻而狀告該網站侵犯隱私。真名為特里·G·博萊(Terry G. Bollea)的霍肯作證說，他在情感上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不過，霍肯在7個月前得知有這麼一段性愛視頻時，曾出現在《TMZ Live》節目上，拿跟“幾個黑髮妞”做愛開過玩笑。
　　如果隱私權案件的原告做出主動激起媒體興趣的舉動，法官通常會駁回起訴。審判前，佛羅里達上訴法院(Florida Court of Appeals)在初步裁定中稱高客網是把性愛視頻當作一場“正在進行的公共討論”的組成部分來發布的，其所援引的理由是霍肯先上了《TMZ Live》，隨後又上了《霍華德·斯特恩秀》(The Howard Stern Show)。不過，主持審理該案的法官帕米拉·坎貝爾(Pamela Campbell)讓陪審團自行認定，發布性愛視頻之舉是否會“強烈冒犯到一個正常人”，是否與“公眾的合理關切”無關。
　　陪審團裁定霍肯應該得到1.4億美元損害賠償，這似乎反映了公眾對新聞界的輕視。“這不僅是對相關個人以及高客網的懲罰，”一名陪審員在審判後告訴ABC。“你必須把事情做足，讓整個社會以及其他媒體機構都看到，以儆效尤。”兩個月後，高客網的母公司宣布破產。高客網被賣了出去，停止了更新。
　　自《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以來的半個世紀裡，美國在世界上一向自詡為言論自由的燈塔。理論上，美國的誹謗法對作者和出版商的保護要好過其他一些國家，譬如誹謗官司的原告很容易勝訴的英國。不過，英國的出版商不會因為被陪審團裁定支付巨額賠償金而倒掉：在英國，根據不成為的規定，損害賠償金的上限約為25萬英鎊（外加法律費用）。英國的出版商其實可以把因為損害某人的名譽而做出的賠償當成業務成本。對它們來說，如果事實證明某篇文章是錯誤的，出面道個歉也沒有那麼大的風險。“在醫療事故訴訟中，醫生賠償的金額是有限度的，”耶魯大學法學院(Yale Law School)院長羅伯特·波斯特(Robert Post)說。“對記者為什麼就不能一視同仁呢？”

　　人們很容易把高客網的倒掉當成特例，或者認為它罪有應得。但該網站的前編輯湯姆·斯科卡(Tom Scocca)在今年8月表示，這是一種完全錯誤的慰藉之辭。每家出版商“在犯錯的時候都做好了承擔賠償責任的準備，”他在高客網上寫道。“而蒂爾發起的針對高客的秘密行動，無形中改變了風險評估所基於的條件。”斯科卡告訴讀者，從中可以得到的教訓是：“你生活在一個億萬富翁有本事讓刊物倒掉的國家裡”。
　　新出現的情況是：有兩股力量正像鉗子一樣狠狠擠壓着新聞界。一股是像蒂爾這樣的人物，樂於在一樁又一樁訴訟上下注，直到機緣巧合，事實、法官和陪審團全都站在他這一邊。另一股則是公眾對媒體的敵意——目前，在候任總統特朗普的煽動下，這敵意變得更濃烈了。陪審團有着反映公眾情緒的傾向，它們最近不只處罰了高客網這樣一家百無禁忌的新媒體網站，還處罰了一份做調查性報道的報紙。今年9月，擁有超過100年歷史的《新聞與觀察報》作為一樁誹謗案的被告在北卡羅來納州出庭，原告則是該州的一名彈道學執法官。她之所以和該報對簿公堂，是因為後者在2010年發表的兩篇文章稱，一些獨立的槍械專家懷疑她偽造了證據，以便幫助一起謀殺案的檢方在審判中獲勝。這名執法官說，這種懷疑完全是捕風捉影，實際上相當於指控她犯了罪。而陪審團做出了不利於這份報紙的裁定，勒令其賠付約900萬美元；不過這個數目超出了該州的損害賠償金額上限，有可能被降低到600萬美元。《新聞與觀察報》打算提起上訴。

　　大選日之前的一周，Slate網站的作者塞思·史蒂文森(Seth Stevenson)跟訪過特朗普的競選團隊，這意味着在集會上坐在一個把記者們圈起來的小圍欄里。他意識到這個圍欄的功能是讓媒體成為道具。“看啊，”在他的想象中，特朗普對粉絲們說道。“我把你們厭惡的一群精英圈了起來。我為了你們把他們圈了起來！”
　　當選總統以來，特朗普繼續把媒體當成道具，或者攻擊目標。勝選後的那個周末，他在Twitter上炮轟《紐約時報》，說它“對‘特朗普現象的’報道既差勁又極其不準確。”特朗普的崛起有賴於媒體的關注，但有一件事也很清楚：隨着媒體日益被公眾看低，任何關於他的批評性報道都會顯得不那麼可信。此外，任何問題都可以被怪到媒體頭上。特朗普在《60分鐘》(60 Minutes)節目中被問及為什麼非裔美國人、移民和穆斯林害怕他入主白宮的時候，沒有提到自己發表過的任何言論。他說，“我認為這是媒體造成的。”

　　不論特朗普對媒體有什麼樣的看法，《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的示範效應在他的任期內肯定會繼續存在。該案有着崇高的地位，而且在過去幾年裡，最高法院一直致力於擴大而非縮減第一修正案的適用範圍。另外，一些州也採取了舉措：為了防止有人利用法庭和調查程序讓批評者閉嘴或者實施打擊報復，共有28個州外加哥倫比亞特區實施了反Slapp法——Slapp是“針對公眾參與的策略性訴訟”(strategic lawsuit against public participation)的首字母縮寫。不過依然存在這種可能性：特朗普可以任命一些會找出辦法繞開媒體通常所受的保護的法官。更直接的做法是，如果有記者報道了從特朗普政府泄露出的信息，他可以命令司法部起訴那些記者。（奧巴馬政府的司法部調查過記者，但沒有起訴過他們。）還有一種可能：因為發生了更加難以察覺的微妙變化，媒體會變成更加溫順的“看門狗”。作為行政部門的首長，總統可以對信息的獲取進行大力控制。聯邦機構有能力塑造國情咨文的面貌；還可以通過提供大量事實和統計數字，為我們闡釋它，而這反過來又會影響我們對民選領導人的評估。特朗普可以啟用一些人，取消為不符合其利益的政府報告和研究提供的資金，或者對不討特朗普政府喜歡的研究結果進行壓制。
　　這位新總統將不斷指責媒體把事情搞錯了，雖然他自己常常曲解和歪曲事實。“他們將專注於提升自己的聲譽，”蒂姆·奧布萊恩對特朗普政府做出了這樣的預言。此外，有跡象表明，利用法律恐嚇媒體的舉措正在推陳出新。特朗普欽點的首席顧問史蒂芬·班農(Stephen Bannon)於去年夏天加入特朗普的競選團隊之前，曾是另類右翼網站布萊巴特新聞網(Breitbart News Network)的運營者。布萊巴特上周宣布，“準備起訴一家”稱其為“‘白人民族主義’網站的主流媒體公司，索賠數以百萬計的美元”。就算布萊巴特是在虛張聲勢，上述威脅也會讓其他媒體打消用“白人民族主義”來描繪它的念頭，這反過來又會讓班農和布萊巴特看似在更大程度上得到了主流媒體的接受。特朗普在一件事情上是對的：你不是非得打贏每一樁官司，才能在更廣泛的法律戰中取得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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