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幫”的直接原因在於華國鋒的多疑和誤判，而康生的秘書李鑫向華“謊報軍情”是直接導火索。這場改變中國命運的政變，其實是一場因為誤會而導致的毛派內訌。而華之所以敢立足未穩便匆匆發動政變，是基於其敏銳的政治觀察


　　老高按：今年是文革爆發50周年、結束40周年，本來我預想應該有很熱烈的討論，否定文革和肯定文革這兩大派，應會爭論得火星飛迸，硝煙四起。但接近年底了，由於多種原因：中國和世界發生了眾多影響深遠的大事導致人們注意力轉移和分散；中國當權者刻意壓制關於文革的反思（只在5月16日的深更半夜在網上刊出一篇標題上甚至沒有“文革”字樣的短文），等等，以致關於文革探討的聲勢、規模，都與“文革半世紀”這個歷史節點顯得並不相配。
　　不過，在海外，還是有若干動靜。今年6月，在美國加州舉行了大規模的文革50年的國際研討會，隨後在這個研討會的基礎上，由明鏡出版社出版了《文革五十年：毛澤東遺產和當代中國》上下兩厚冊論文集；明鏡集團還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的名義，用電子書的形式，出版了關於文革的超大篇幅的史料：《廣西文革機密檔案史料》36冊，連同去年出版的《從毛澤東的擁護者到他的反對派：“文革”中異端思潮文獻檔案》電子書，開始形成文革史料系列。關於其它省市的檔案資料，也在籌備之中，將陸續問世。據悉，這些史料已經引起學界重視，長期以來被掩蓋、被忽視的驚心動魄的文革真相，正在被逐步揭露。
　　我參與了這些文集和史料的編輯出版過程，盡了自己的綿薄之力，為此我感到欣慰。

　　此外，據我所知，紐約等地也舉辦了文革研討會和文革展覽。上個星期，宋永毅教授告訴我，他與其他中國和美國的學者應邀到日本參加了文革研討會；還將去香港，參加元月上旬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的文革研討會，據介紹，中國大陸不少重量級學者也將與會。
　　雖然目前看，文革主要還是史學界熱議的話題，但是也開始超出專業領域討論的範圍，吸引民間的關注。
　　今天讀到民主中國網站上楊光的文章，談及文革的結束，作者認為結束文革的關鍵人物華國鋒功不可沒，也論及“四人幫”之所以被成功政變所推翻，緣起於誤解誤判，文章對政變的分析，也有助於我們拓寬眼界。轉載於下。


　　“粉碎四人幫”與共產黨國家的政變機制
　　——兼論華國鋒時代

　　楊光，民主中國


　　一

　　有幾類國家比較容易發生政變，比如新獨立國家、新轉型國家、民粹民主國家、官僚威權國家、軍國主義國家，因為它們正在艱難演進中的政治文化、政府形式尚不能充分反映突然劇變的政治情勢，亦不能吸納激進擴張的政治參與。而在成熟的民主國家，則幾乎不可能發生政變——人們別說去做，就連政變的想法也不會有——因為在那裡，政變既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
　　在與成熟民主相對立的另一極，共產黨一黨專政國家，也極少發生政變。像斯大林、毛澤東那樣血債纍纍、十惡不赦的極權主義終身獨裁者，不僅未曾觸發過來自體制內部的罷免與更迭程序，也未曾遭遇過任何真正的政變而得以壽終正寢，生前一言九鼎，死時備極哀榮，死後餘威不滅。北朝鮮的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三代“領導核心”，一代比一代更愚蠢，一代比一代更瘋狂，把個好端端的“錦繡河山”變成了陰森森的人間地獄，但是，朝鮮軍民仍然只能逆來順受，迄今無法組織、發動哪怕一次像模像樣的和平反抗行動或暴力政變。這真是令人遺憾的事實。“毛主席的好學生”波爾布特曾一口氣殺掉全國四分之一的人口，其統治之殘暴令人不寒而慄，而這個反人類的紅色高棉政權其實不堪一擊，入侵的越軍不到兩周就把它打得稀巴爛，但在波爾布特掌權期間，卻從未產生過有效的反抗和真正的政變。
　　事情似乎就是這樣可悲：當壞人壞到了極致，壞到了斯大林、毛澤東、波爾布特、“金三代”那樣的高度，除了自然死亡與強敵入侵，人們根本就拿他沒辦法。而與那些十惡不赦的大獨裁者、極權統治者相比，反倒是思想比較開明、政策比較務實的赫魯曉夫、華國鋒、戈爾巴喬夫這樣的共產黨最高領導人更容易被體制內外的反對力量所夾攻、所罷黜、所推翻。

　　二

　　不過，儘管共產黨國家極少發生政變，但我們不能忘記的是，蘇共的覆滅、蘇聯的解體，正是由一場失敗的政變——“八·一九政變”——開啟了倒計時。“八·一九政變”的失敗雖然讓戈爾巴喬夫恢復了自由，但並沒有讓他保住權力，因為戈爾巴喬夫權力的基礎已經被這場失敗的政變所徹底摧毀。這場政變讓蘇共內部的改革與反改革勢力陷入火併且同歸於盡，從而耗盡了蘇共中央和蘇維埃聯盟的最後生機。
　　而中國文革動亂的終結、改革時代的到來，則是由一場成功的政變——“粉碎四人幫”——打開了局面。雖然“粉碎四人幫”未能毀滅中共統治，亦未能毀滅中共的政治路線與思想路線，但它基本上摧毀了毛的家族勢力和政治嫡系，也摧毀了毛澤東思想的原教旨主義，從而使得中國從毛式極權統治蛻變為鄧式實用主義政治，中共統治集團也從一個極端偏激的意識形態集團蛻變為一個貪得無厭的特權利益集團。
　　——如果沒有“粉碎四人幫”和“八·一九政變”，中、蘇兩國的歷史、國際冷戰的歷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都會大為不同。在這個意義上，這兩場政變實在是意義非凡。套用一句老話：沒有政變，中國和前蘇聯人民將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雖然今日中國人民和前蘇聯人民離真正的政治光明還差得很遠。
　　當然，在任何國家，政變都是非法和違憲的行為，但是，恐怕我們必須對政變作一個籠統的兩分法：世界上的確存在好的的政變與壞的政變這兩種基本的分類。比如，“粉碎四人幫”是好的政變，“八·一九政變”是壞的政變。更進一步說，在缺乏其他有效的政治變革手段的共產黨嚴密專政國家，針對那些本來就喪失了統治合法性的、非憲政的一黨專制政權，站在歷史進步的角度，我們甚至必須承認，即使是壞的政變，有時也未必不可取，因為它有極可能取得以壞制壞、以毒攻毒的奇異效果。“八·一九政變”的目的本來是要廢黜戈爾巴喬夫，並將戈氏改革全盤推翻、重新回到僵化沉悶的勃列日涅夫時代，但政變的實際後果，則是廢掉了蘇共中央和蘇聯帝國。
　　共產黨國家政變的後果往往超出政變者的預期，並走向政變者所不能控制的新方向。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開，出來什麼魔鬼就不是開盒者所能選擇；變局一旦形成，舊體制或將摧枯拉朽，新事物必然接踵而來，變成什麼樣子也不是政變者所能掌握。——“粉碎四人幫”和“八·一九政變”可以證明，在共產黨國家，政變——不論好與壞——只要能發動得起來、實施得下去，其對於政壇汰舊瀝新、政體打破僵局，往往具有意想不到的巨大作用。

　　三

　　在中共六十七年的統治中，曾經發生過名義國家元首劉少奇被打倒，最高領導人華國鋒被中途撤換，名義黨魁胡耀邦、趙紫陽被非法罷免等非程序、非法治的政治事件，但那些事件並不屬於真正的政變。因為中共體制本來就是非程序性、非法治化的體制，劉少奇、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的倒台方式——如召開“中央生活會”或發動“群眾運動”——雖然在正常國家顯然為非法，但在中共體制，則是包括倒台者本人在內的體制中人予以普遍認可和接受——當然是被迫認可和接受——的方式。
　　唯有“粉碎四人幫”採取了完全不同的黨內鬥爭方式。它是一次真正的政變，是由高層少數人完全避開黨的正式組織渠道，悄悄進行密謀、策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對另一些高層成員發動突然襲擊，實施非法拘捕和暴力廢黜的行為。雖然“粉碎四人幫”並沒有推翻當時在任的最高領導人（當時最高領導人缺位，名義上擁有最高職銜者是已經獲得“接班人”名位但尚未正式就任的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而只是推翻了毛的遺孀、政治局委員江青，毛的侄子、毛與政治局的“聯絡員”毛遠新，其他“四人幫”成員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政治局常委張春橋、政治局委員姚文元，以及“四人幫”在首都北京的代理人遲群、謝靜宜等，但它事實上推翻了當時中共體制內部占居正統地位和人數優勢的毛派統治。“粉碎四人幫”是一場近乎完美的宮廷政變，不費一槍一彈，未遇絲毫抵抗，毛澤東十年文革所刻意扶植、精心栽培的嫡系親信集團於一夜之間灰飛煙滅。
　　華葉汪政變輕易成功的秘訣，一是文革天怒人怨，“天下苦秦久矣”，中共黨內和中國社會早已人心思變，二是政變者系出同門，而“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

　　四

　　“粉碎四人幫”的首席策劃者、發動者、指揮者，正是毛澤東欽定的最後一位“接班人”華國鋒。毛之所以相中了華，是因為華“忠厚老實”，資歷較淺，在軍隊無根基，在中央無人脈，既沒有過人才幹，又明顯缺乏領袖素質。於此，毛的私心與“野心”纖毫畢現。顯然，毛選擇華的真正原因是：毛認為華國鋒離不開毛氏家族和毛派的支持（據說“你辦事，我放心”的後半句是“有問題，找江青”），沒有另搞一套的政治本錢和能力，是江青、毛遠新可以輕鬆駕馭、隨意操縱的傀儡。但大獨裁者在接班人問題上繼選錯劉少奇、林彪、王洪文、鄧小平之後再一次打錯了如意算盤。
　　與華國鋒一道發動並指揮政變的葉劍英、汪東興，一道參與政變的李先念、陳錫聯、吳德、紀登奎等人也都是毛的晚年寵臣。除了葉劍英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同時受貶，被毛以“生病”為由削去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實權之外，其他這些人與華國鋒一樣，既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更是毛派骨幹，是毛晚年信任有加、親自提拔、委以重任，用以百年之後輔佐江青、毛遠新及其文革派班底的託孤重臣。毛死之時，陳錫聯代替葉劍英掌管軍權，李先念、紀登奎輔助華國鋒掌管國務院，汪東興掌管中辦和中央警衛部隊（即著名的8341部隊），吳德、吳忠掌管北京市和北京衛戍區，由這樣一幫人策劃、實施針對毛氏家族的宮廷政變，是雄才大略的“偉大領袖”生前大概做夢也想不到、根本來不及提防的事情。
　　至於華國鋒為什麼要在毛死不足一月之際匆匆發動政變，政變當晚葉劍英提供的理由是，“執行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生前的遺願”，這當然是無稽之談。官方後來的正式解釋是“四人幫急於篡黨奪權”，華中央不得不“以快打慢”、“採取堅決、果斷的措施”。官方發布的“篡黨奪權”證據包括，很多人給江青寫了效忠信，江青到景山摘蘋果並宣稱不久將有“盛大的節日”，王洪文照了標準像，張春橋將毛給華國鋒的小紙條“照過去方針辦”篡改為“按既定方針辦”並妄稱此為“毛主席臨終囑咐”，上海民兵突擊發槍等等，但這些證據明顯屬於誇大其詞、捕風捉影，並不能支持江青集團“馬上就要動手”的嚴厲指控。事實上，江青一夥並無排斥以至廢黜華國鋒的政治陰謀。
　　“粉碎四人幫”的直接原因在於華國鋒的多疑和誤判，而康生的秘書李鑫向華繪聲繪色“謊報軍情”則是政變的直接導火索。也就是說，這場改變中國命運的政變，其實是一場因為誤會而導致的毛派內訌。而華國鋒之所以敢於立足未穩便匆匆發動針對毛氏家族的政變，則是基於其敏銳的政治觀察。華從其親身經歷的黨內鬥爭和人山人海的“四五運動”中早已判明，江青、毛遠新所代表的毛派勢力在黨內外積怨甚深、不得人心，沒有毛的親自庇護，毛派根本不堪一擊，那麼，與其將來受他們操縱擺布，還不如棋高一着，先下手為強。

　　五

　　“粉碎四人幫”確立了華國鋒的“英明領袖”名份，也奠定了華國鋒的歷史地位。葉劍英後來評價說，即使毛澤東、鄧小平處理類似的情況，也不會比華國鋒處理得更好。
　　“粉碎四人幫”三年後，華國鋒的政變團隊、同時也是其主要的政治支持者除葉劍英因年事已高，李先念因投入鄧小平、陳雲陣營而保全職位之外，汪東興、紀登奎、吳德、陳錫聯、蘇振華、陳永貴、吳桂賢、張平化、李鑫、郭玉峰等人相繼被剝奪實權。又一年後，華國鋒被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王震等人逼迫辭職，在專門批華的九次政治局會議上，除了葉劍英仍繼續為華國鋒辯護並願意分擔過錯責任，胡耀邦仍公道評價華國鋒的功勞並願意與華等政治局常委“輪流主持中央工作”——常委輪流主政是胡耀邦關於“黨內民主”的一個重要設想——之外，其他政治局委員均對華國鋒進行了態度嚴厲的抨擊。華的罪名包括搞“兩個凡是”，阻撓鄧小平復出，拖延老幹部平反，製造新的個人崇拜，搞“洋躍進”等等。曾給華國鋒寫信表態“堅決擁護”並忘情高呼“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萬歲”的鄧小平當面諷刺華國鋒“顯然缺乏作為中央主席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組織能力”，“對軍委工作不能勝任是大家都知道的”。
　　中共黨史將鄧小平視為新時代的開創者、“總設計師”和“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並按鄧的意見貶低華國鋒“只是一個過渡，說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沒有一個獨立的東西，就是‘兩個凡是’”。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公允地說，對於文革派的覆滅、毛體制的修正、毛路線的改變，乃由華國鋒發其端，鄧小平集其成，胡耀邦觸其頂，趙紫陽破其局。
　　華國鋒雖有其政治思想、執政能力方面的嚴重缺陷，但其實，華和鄧一樣，也不喜歡“階級鬥爭為綱”，也熱衷於“發展生產力”（要不然怎麼會有“洋躍進”呢），也親美、親日、親西方（華曾於一月之內兩訪日本，令大平正芳家族感動萬分）。而且，華也並沒有阻撓鄧小平復出和反對平反冤假錯案。以華當年“英明領袖”的頭銜和身兼黨政軍三項最高職務的正式地位，他若真心“阻撓”，鄧小平豈能一年之後就捲土重來？幾乎被毛整到九死一生的老幹部群體怎麼可能僅僅兩年之後就在中共高層占居壓倒性優勢、以至十一屆三中全會居然形成了“實踐派”對“凡是派”大舉反攻之勢？華國鋒對老幹部平反雖然不太心甘情願，但其順從眾意、處處退讓，則是當年有目共睹的。與華國鋒相比，鄧本人對明顯不成立的“高饒反黨聯盟”拒不平反，對林彪親信黃、吳、葉、李、邱超出事實羅織罪名，尤其是對“右派”平反故意留尾巴的強橫態度，都比華國鋒更有“阻撓平反”之嫌。再比一比後鄧時代的中共領袖們，“六四”都快三十年了，江、胡、習一直諱莫如深，習當局至今仍不敢正視事實。平心而論，在平反的問題上，除了“共產黨的良心”胡耀邦之外，中共還有哪一位領袖比得上“忠厚老實”的華國鋒呢？
　　華國鋒當政時期，毛派失勢，華鄧爭鋒，陳雲分權，胡趙崛起，為所謂“黨內民主”提供了自然天成的最佳時機。胡耀邦曾回憶，華國鋒當政那幾年是他一生中工作最緊張但心情最愉快的時候。對於華國鋒的平和寬厚，于光遠、胡績偉等中共開明人士也曾有過生動回憶和公正評價。那時候，西單民主牆沸沸揚揚，“真理標準討論”空前熱烈，中央工作會議暢所欲言，十一屆五中全會制定出異常開明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此時華雖失勢但仍在台上），大學社團活動高漲、學潮頻頻發生，……此類勝景，在中共統治全程，都是難得一見的奇觀。而當華國鋒黯然歸隱、鄧小平大權獨攬之後，這些“民主”景象也就隨之遠去。
　　今年是文革五十周年、“粉碎四人幫”四十周年。今天，反省文革罪錯固然重要，而追思華國鋒和“粉碎四人幫”的歷史功德也不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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