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馮客看來，文革體現了毛想站在全球共產主義舞台中心的企圖，也是“在晚年清算個人恩怨”的自私表現。毛清除黨內高層，發動人民相互對抗，鼓動用武力解決問題，導致受害者和加害者角色糾纏不清。這也許是那麼多中國人選擇和黨一起患上歷史健忘症的最佳解釋


　　老高按：不斷從各種渠道聽到傳聞，中國最高宣傳當局下令，文革50周年，媒體網站不得舉行紀念活動。傳聞真假，不得而知；但是，從眾多跡象看，我傾向於相信，很可能確實存在這一類的內部禁令。
　　很可惜，中共繼錯過了建國6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毛澤東誕辰110周年、鄧小平誕辰100周年等眾多澄清歷史、凝聚共識的良機之後，再次放棄了這個執政黨放下歷史包袱的機遇，放棄了作為毛澤東傳人的反思職責。既然是“接班人”，不能一提“偉光正”就當仁不讓，一提祖師爺釀成的巨大禍殃就一推六二五地耍賴、不認賬（說一句“徹底否定”就再不許人提，也是一種變相賴帳），這難道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
　　中共當局不紀念文革，擋不住民間各方人士紀念文革；
　　中共當局在管控範圍內禁止提到文革，擋不住海外中文和外文學界探究文革。
　　曾經寫出《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的荷蘭籍中國歷史學家馮客，又出版了一部新作，這次是研究文革——《文化大革命：一部人民的歷史，1962-1976》。轉載於下，供關心反思文革的朋友參考。
　　馮客出生於1961年，是香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2011年他的《毛澤東的大饑荒》榮獲塞繆爾·約翰遜獎。作為外國人，他的中文應該算學得還不錯，但也有瑕疵。上一期《新史記》上曾經刊登了“大饑荒”三部曲作者依娃的一則“鄭重更正”。依娃在前一期《新史記》文中說中談到：“得知毛澤東在大躍進時期的一些言論，比如‘大家吃不飽，大家死，不如死一半，讓另一半人能吃飽。’”但——
　　中國大饑荒研究權威專家楊繼繩先生來信，給與批評指正，他說：“你對訪問者說，毛澤東說餓死一半人讓另一半人吃飽，引用的這個資料是不對的——××的中文不行，他錯誤理解毛的話。毛這裡是指經濟上基本建設項目太多，讓它死一半，另一半活下來。是指‘關停並轉’。國際學術界就此事對他多有批評，希望你找個機會改過來。”……本着有錯必糾，對歷史研究嚴謹和對讀者負責的態度，本人特請明鏡新聞網、請《新史記》雜誌予以更正。
　　我後來了解到，依娃“鄭重更正”中所指的這位“××”，就是馮客。
　　馮客研究文革的新著我沒有讀過，但從書名上看，他對自己的研究重點強調了兩條：
　　一條，是從“人民”的角度來探究文革歷史；
　　另一條，在時間段上，他不是像我們通常所說的“十年文革”（1966～1976）“三年文革”（1966～1969）“十二年文革”（1966～1978），而是將1962年作為研究文革發生的起點。
　　這兩條，都讓我感興趣。
　　下面這篇推薦馮客新著的文章中，有一些讓我難以認同的觀點。例如第一段中說：“毛澤東去世後，中國人民與中國共產黨達成了一個默契：提高我們的生活水平，我們將允許你們繼續執政；我們將不對所經歷的噩夢提出問題。”
　　我不知道此言從何而來：誰與中共“達成了一個默契”？誰承諾了“將不對所經歷的噩夢提出問題”？


　　馮客“毛時代三部曲”之三：文革的四個階段

　　Judith Shapiro，翻譯：Cindy Hao，紐約時報中文網，2016年5月9日

　　大約在1970年，文革期間舉着毛主席畫像遊行的人們。

　　《文化大革命：一部人民的歷史，1962-1976》(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People’s History, 1962-1976)。
　　馮客(Frank Dikötter)著。
　　有插圖，共396頁。布盧姆斯伯里出版社（Bloomsbury Press），32美元。

　　書名中“人民的歷史”暗示其不同於官方的歷史。但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沒有官方的版本。毛澤東去世後，中國人民與中國共產黨達成了一個默契：提高我們的生活水平，我們將允許你們繼續執政；我們將不對所經歷的噩夢提出問題。
　　馮客的《文化大革命：一部人民的歷史，1962-1976》引人入勝、令人震驚，有時也有點聳人聽聞，這是他撰寫的毛澤東時代三部曲的第三卷，該書挑戰中國人民，讓他們去正視歷史中這些缺失的年份。書的素材來自數百個英文和中文的目擊者描述、新近開放的檔案記錄、在線的記錄文革的項目，以及國外和中國的學術研究，書中對毛澤東和共產黨執政的描述帶有巨大的譴責意味，以至於如果書能在中國廣泛流傳的話，可能會動搖當前政權的合法性。
　　馮客是香港大學(University of Hong Kong)人文學科的教授，他把這段歷史分為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文革前的1962年至1966年，在此期間毛澤東打算重返政治舞台。當時，在國家主席劉少奇領導下執行的寬鬆政策，已經幫助中國從造成上千萬人死亡的大饑荒中部分地恢復過來。毛澤東擔心修正主義的回潮，他已被自己的政黨排除在核心之外，於是用著名的1966年7月橫渡長江，發出再次掌權的信號。
　　在馮客稱之為“紅色年代”的1966年至1968年間，發生了最嚴重的城市暴力。為幫助毛澤東抵禦他的敵人，學生們被組織為紅衛兵。學生們攻擊自己的老師（書中有不少講述那些侮辱、毆打、酷刑和自殺的痛苦的細節），他們還抄家搜查資產階級的“宗教物品、奢侈品、反動文學、外文書、隱藏的武器、隱藏的黃金、外幣、腐朽生活方式的痕跡、蔣介石的畫像”。後來出現了針對黨內精英層的新派別，導致黨內精英與知識分子、藝術家和作家，以及各種各樣的階級敵人和早期政治運動的受害者一起造受打擊，直到這些相互競爭的派別之間在街頭發生了武鬥。文革早期的特點是眾多的運動和工作組的調查，還有很多政治上的反反覆覆，就連運動的活躍分子也搞不清楚到底該站在哪一邊。他們無法知道，為什麼頭一天發出的鼓勵激進行為的信號，第二天會被撤銷。老百姓正在為精英層的政治鬥爭付出代價，而且往往是生命的代價，但老百姓也有報狹隘私仇的行為，一旦他們得到了這樣做的機會。
　　毛澤東最後出動軍隊來平息派別之間的暴力，但中國進一步陷入內亂，因為軍隊也在尋求報復。在毛澤東選定的繼任林彪元帥的指揮下，中國變成了一個獨裁國家，全國各地的機構都成立了革命黨委會。又一波的清洗和反清洗緊跟而來。武鬥（最有名的發生在武漢）加強了與毛澤東妻子江青有關的極左的文革小組。軍隊內部產生了分裂。
　　在馮客稱之為“黑色年代”的1968年至1971年間，隨着數百萬原紅衛兵上山下鄉接受農民的“再教育”，同時為在邊境與蘇聯打仗做好準備，文革轉移到了鄉下。馮客把這個階段描述為，經歷了持續不斷的痛苦、飢餓、強姦和虐待。不過，上山下鄉運動產生了數百部中文的回憶錄，其中有許多表明，對於一些年輕人來說，那段農村經歷比馮客的描述要複雜得多，甚至是苦樂參半的。可以說，參加過上山下鄉的青年人幫助中國與過去的毛澤東時代決裂，因為隨着他們逐漸繼承了國家的領導權，這些人後來被稱為“覺醒的一代”和“思考的一代”。他們在農村的經歷，為重新評估文革前提這個根本問題提供了機會。
　　在這段時間裡，在農村開展的自力更生運動把這種做法推到了邪教的水平，全國各地的地方官員被組織參觀山西省的一個村子，學習經歷困難後建造而成的梯田，它據稱讓當地人不再需要政府幫助。同時，重工業以及從事重工業的工人被搬遷到了內地，以讓他們躲避預計會發生的蘇聯襲擊，馮客把這個搬遷計劃描述為一場經濟災難。那時候，許多官員都已下放到五七幹校，在這些位於偏遠地區的農場裡，一邊做自我批評、一邊從事艱苦的勞動。與文革早期的暴力清洗和近乎內戰的動亂相比，對上山下鄉和強制搬遷年代的描述，雖然不那麼痛苦，但同樣令人印象深刻。這個時期以林彪的死亡結束，林彪對搞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負有最大的責任，他於1971年9月13日在蒙古墜機身亡。林彪被指控密謀暗殺毛澤東，陰謀暴露後試圖逃離中國。
　　在馮客的筆下，1971年至1976年那段“灰色歲月”消費品嚴重短缺，飢餓甚至饑荒都很普遍。健康狀況日益惡化的毛澤東放鬆了對日常生活的政府干預。1972年尼克松訪華之後，中國變得更加開放，與蘇聯的緊張局勢也有所緩和。權貴階層的權力鬥爭仍在繼續，但正如馮客描述的那樣，毛澤東時期的極端政策基本上已經停止。人們對持續不斷的清洗、集會和批鬥活動感到筋疲力盡，開始了一場自下而上的鬆散革命。出於生存需要，貧困的農民和支持他們的幹部直接拋棄了公社模式。“人們養鴨子、養蜜蜂、養魚、燒磚，加工木材，無不以公社的名義進行。”他們恢復自留地，出售農產品，兜售自己的技能，重新辦起私營工廠。“無聲的抗命和層出不窮的花招每天都在上演，人們試圖削弱政府在經濟中的主導地位，用自己的主動性和創造性來取代之。”
　　馮客認為，廣泛的被動抵抗和不順從是毛澤東思想沒落的主要原因，有些人可能不贊同這個說法；當時中國進行了放棄集體化的重大政策實驗，而人民公社的最終解散，是毛澤東去世之後，高層決策者精心考慮的決定。像鄧小平這樣的高層領導人有遭到迫害、被流放到農村的經歷，所以他們相信，毛澤東式的社會主義是失敗的，中國需要發展蓬勃的自由市場。
　　馮客的敘述有時候側重聳動而非微妙。他的信息來源的可靠性也值得商榷。有的文革回憶錄是源自痛苦、復仇的欲望，以及希望避免這種浩劫再次發生，希望告訴全世界、告訴後人的意願，這可以理解。它們本質上就是主觀的，有選擇性的。但本書文本甚少提供出處，認真的讀者不得不頻繁翻看尾注，而那些註解引用的來源有時也是令人懷疑的。此外，傷亡統計信息的準確性也很難評估。
　　儘管如此，在我們對當代中國的理解過程中，這本書仍非常重要。在馮客看來，文革體現了毛澤東想站在全球共產主義舞台中心的企圖。同時這也是“一個老人在晚年清算個人恩怨”的自私表現。毛澤東清除黨內高層，發動中國人民相互對抗，鼓動他們用武力解決問題，開展仇殺，導致受害者和加害者的角色糾纏不清。這也許就是有那麼多中國人選擇和黨一起患上歷史健忘症的最佳解釋。馮客的戲劇性陳述不僅展現了中國人的惡劣行為以及在文革期間遭受的痛苦，也顯示了他們對動盪和暴力做出的迥異而富有創造性的回應。在結束歷史上最重大動亂的過程中，遭受壓迫、經常處在餓死邊緣的草根階層發揮了顯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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