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提出的虛無縹緲的崇高目標，沒有一項實現，人們內心最卑鄙最骯髒的情感被召喚出來，夫妻反目成仇，子女背叛父母，同事相互告密，師道尊嚴遭到踐踏，同學友情化為烏有。如果施害者沒有任何反思、悔恨，如何能希望受害者忘記各種屈辱傷害呢？


　　老高按：共識網刊出了今年4月23號，美國三一學院經濟系終身教授文貫中在他的母校——上海徐匯中學66屆高三同學畢業50周年聚會上的講話。我覺得他講的非常好，在此推薦。
　　我曾經對文貫中教授做過專訪，在此基礎上，參考他的講述和各種史料，寫出他和他父親，前中共地下黨四川省委軍委書記、前國民黨戰犯文強，這父子兩代人極不相同的遭遇。
　　文強是文天祥的苗裔，也是毛澤東的親戚，與林彪上黃埔軍校住同一間宿舍，還打過一架。後來他從中共退出回到湖南鄉間，又被軍統發現是個人才，以日寇當前、應該為國家出力的民族大義招攬過去。在淮海戰役以中將身分被俘，定為戰犯，一直關押到毛澤東去世之前被“特赦”。可想而知，他這樣的身分給妻子葛世明、給文貫中等幾個孩子，帶來無窮無盡的災難。妻子50年代初就喪失了求生的勇氣，緊閉房門、打開煤氣而自殺。幾個年幼的“反革命戰犯子女”，沒有誰來管，是家中從鄉下來的非親非故的保姆應瑞林，看到幾個孩子孤苦伶仃，毅然頂着“缺乏階級覺悟”之類的帽子，含辛茹苦將他們撫養大（文貫中一直叫她婆婆、外婆，視她比親人還親，最後給她送終）。文革開始時，文貫中正上高中，在鋪天蓋地而來的紅色恐怖暴行中，不知挨過多少毒打，幾次奄奄一息，命垂一線——打你，不需要任何理由，唯一的理由，就是你的家庭出身！
　　插一句：我最近正在閱讀一套廣西文革的檔案史料，是1987年廣西整黨領導小組領導下各市委、縣委按照中央的部署，組織專門班子調查處理文革遺留問題（簡稱“處遺”），結束後寫出的調查報告，多達數十冊，可靠性無可質疑。敘述的各種慘無人道的事例，成千件、上萬件。桂林山水甲天下，但是那幾年的廣西，不折不扣就是人間地獄。被貧下中農紅色行刑隊推出去集體掃射、一槍斃命，反倒是對受害人最大的慈悲！多少次我掩卷長嘯：人是在怎樣一種蠱惑人心的教唆下，變得這樣獸性大發！
　　現在在國內、在海外還有不少人懷念“文革”甚至歌詠“文革”，但願他們能看看共產黨自己調查記載的血淚浸透的這幾十本史料！
　　關於這些史料，我還有話要說。此處按下不表。文貫中後來對我也表達過困惑：本來都是朝夕相處的同學，怎麼到了文革中就下得了那樣的毒手，恨不得將我打死？
　　他在這篇母校同學聚會中，也談到了這樣的問題。

文貫中教授。（高伐林攝於2003年）

　　文革中的施害者更需反思和悔恨

　　文貫中，共識網

　　共識網按：本文系美國三一學院經濟系終身教授文貫中先生4月23號在徐匯中學66屆高三同學畢業50周年聚會上的講話，經作者授權，刊發共識網。

尊敬的曾憲一校長（和校長代表）：
尊敬的各位老師：
久別的各位老同學：

　　謝謝徐匯中學的領導對這次聚會的鼎力相助，謝謝參加這次聚會的籌備工作的同學，他們付出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使我們得以在這裡濟濟一堂，再次相聚。有機會做簡短發言，內心十分感慨。畢業之後，很多同學在各個領域取得傑出成就。如果請他們做發言，會比我的發言精彩得多。我想謝謝他們，將發言的機會給了我。吳祥華告訴我，聚會後將出版紀念文集，收錄各位同學的回憶。我對此充滿期待，希望早日分享到各位豐富多彩的人生經歷。
　　今天，我們這群兩鬢如霜、進入古稀之年的老人，重新回到具有一百六十多年歷史，一度滿目瘡痍、斯文掃地的校園，目睹母校變得如此美麗、整潔、肅穆，一片欣欣向榮，衷心為母校高興，更為今天的學生獲得如此優越的學習環境而萬分羨慕。這一切來自不易。遙想50年前的今天，校園裡也曾充滿我們無憂無慮的歌聲，四處奔跑的矯健身影，歡快明朗的笑聲。我們曾經勤奮學習，努力理解人生的真諦；我們曾經熱血方剛，希望不辜負人民和社會的重託；我們也悄悄編織個人的理想，對未來充滿美好的憧憬。我們追求美好，嚮往純潔，期盼光明。
　　我們沒人料到，腥風血雨正在逼近，一場浩劫正在醞釀之中，我們美好的理想即將化為一縷青煙，我們最珍貴的青春將伴隨困惑、磨難、乃至血淚度過。以最崇高的名義發動的文革，使祖國陷於空前的苦難。整整十年，從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到普通民眾，幾乎無人倖免。這是一場毫無意義的內亂，文革初期提出的虛無縹緲的崇高目標，沒有一項得到實現。不但經濟瀕於崩潰的邊緣，而且人們內心最卑鄙、最骯髒的情感被召喚出來，使夫妻反目成仇，使子女背叛父母，使同事相互告密，使師道尊嚴遭到踐踏，使同學間的友情一夜之間化為烏有，甚至使無數生命遭到毀滅。
　　我注意到經過籌委會的不懈努力，原來66屆高三全體同學中，有一半左右前來出席今天的聚會。但是，除了一些人已經早早地離開了我們，一些人遠在海外，畢竟有不少同學雖然健在，而且生活在上海，卻選擇了缺席。例如，當年扮演江姐和孫明霞，以多才多藝而揚名全校的兩位美女，以及扮演甫志高的俊男，就沒有來出席這次活動。對他們來說，徐匯成了他們的傷心之地。對此，我十分理解。
　　我有機會讀到王清華老師就本次聚會所寫的一封信，主張這次聚會不能迴避對文革的反思。我覺得這個意見十分正確。我們中不少人對當年同學間的純潔友情十分留戀，希望能將這種友情重新召喚回來。但是，曾經存在過的友情已被文革的魔爪破壞得支離破碎，面目全非，甚至化為齏粉。俗話說，破鏡難圓。要使五十年前的同學友情，在經過文革的摧殘之後，在古稀之年得到恢復，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儘管我們說，文革使一切人都成了受害者，但文革中，很多時候我們也是有自己的選擇的。一些人變成施害者，成為這場浩劫的幫凶，一些人成了受害者，成為這場浩劫所吞噬的對象，但更多的人卻選擇成為旁觀者。由於當年的施害者處於一種予取予奪、居高臨下、主宰別人命運的地位，其實他們有更大的選擇權。我認為，施害者之所以成為施害者，固然可以怪罪於當年大肆宣揚的“忠實工具論”，但不能否認，他們其實是可以選擇當旁觀者的角色的。可是，他們卻選擇了放棄做人的底線、道德的底線、人格的底線。施害者和受害者在文革中的經歷絕對是不等價的。如果施害者沒有任何的反思、悔恨，如何能希望當年的受害者忘記各種屈辱和傷害，和施害者笑臉相迎，握手言歡呢？所以，如何才能找回當年的同學友情，值得大家反思。
　　我想借今天的機會，感謝當年幫助過我的人。由於我的處境，他們需要巨大的勇氣，才能做出幫助我的選擇。這樣的人很多，由於時間關係，我只能選其中幾個，公開表達我的感謝。
　　首先，我要感謝的是當年負責“牛棚”的張師傅。慚愧的是我都不知道他的全名。2000年校慶時，我曾到處找他，但被告知已經退休回老家。我只知道他是一個山東漢子，他本可以像很多人一樣在我生命面臨最大威脅的時候，袖手旁觀，甚至可以選擇成為施害者，扮演一個對反動學生毫不留情的“英雄”角色。可是，他選擇的是挺身而出，盡力挽救我的生命。1968年初秋的一天，我被西校舍二樓用力扔下的鐵腳椅子砸得昏死過去。是他用自己的手絹清理了我滿臉的鮮血，在我清醒過來後，他又一步步扶我到工宣隊辦公室，堅持要他們負責我的生命安全。由於他的據理力爭，我被及時轉移到一家工廠，逃過了學校里那些暴徒的暗算。不管當時的文革每天如何鼓動人們對所謂的“階級敵人”毫不手軟，他本着做人的良心，拒絕接受階級鬥爭的謬論，始終將我看作是一個無辜的，只是出生在“錯誤”的家庭，一時倒霉的年輕人而已。如果沒有他這種對所有的生命，無論出身，無論貴賤，一律尊重的做人底線，我真不知道今天是否還能和你們歡聚一堂。
　　我想感謝的第二個人，是同為牛棚難友的王烈偉老師。當時我關在牛棚里已將近一年。工宣隊知道我並沒有什麼大問題，但又不能隨便放我出去。他們先要我自己承認是反動學生，我拒絕承認；於是降低我的罪名，要我承認參加文革動機不純，我又拒絕承認；最後再次降級，要我承認有自由主義傾向，沒有積極響應複課鬧革命，我再度拒絕。王烈偉老師十分注意我和工宣隊的每次對話。雖然隔着一段距離，卻一直尖着耳朵聽我和工宣隊的爭辯。最後一次，工宣隊一走，他便說我過於固執，工宣隊其實在幫我找台階下，我卻死不認賬。經他分析，我才恍然大悟，趕緊按工宣隊的自由主義口徑寫了檢討，很快被從牛棚里放了出來。今天，王烈偉老師遠在美國，但我希望他能知道我對他的深深感謝。我從小受不到父母的庇護，王烈偉老師猶如仁慈的父輩，在關鍵時刻，雖然自己還未獲得自由，出於對我的關愛，選擇了冒險為我指點迷津，幫助我早獲自由。
　　我想感謝的第三個人，是我的同班同學鄒憺。遺憾的是，他早早地離開了我們。他去世前不久，我和一些同學去醫院看他，他竟然很誠懇地向我道歉，理由是，他硬將我拉進他所參與的自覺紅戰鬥隊，害得我後來蒙受各種苦難。其實，我更有理由感謝他。我從牛棚里解放出來不到一個星期，就被匆匆送到遙遠的東北插隊，家裡只剩下年過八十的婆婆。大家知道，我們兄弟幾個從小由這位老人撫養長大，最後一個個都離她而去，生活在貧困的農村和邊疆。她曾經說過，我的命已經這麼苦，不明白為什麼我帶大的小孩一個個比我的命還要苦。一個人要有如何深沉的愛，才會說出如此痛心疾首的話來。我萬分感動的是，鄒憺雖然是一個粗線條的人，卻細心地體會到我被迫遠離風燭殘年中的婆婆，內心一定有難以形容的苦楚和悔恨。他不止一次，在節日到來的時候，悄悄帶着食品去看望孤苦伶仃的婆婆，和她一起度過一個夜晚或一個中午。鄒憺還會編出美麗的謊話，說我將來一定會有前途，以此安慰婆婆。當時文革仍在肆虐，前途渺茫。鄒憺完全可以作出另外的選擇，因為誰都不會相信，遠在東北鄉下的我，還會有什麼美好的將來。但鄒憺基於做人的底線，選擇了替我盡孝。他的善行幫助了婆婆頑強地生活下去。
　　我想感謝的第四個人，也許大家會大吃一驚，因為我想謝謝後來成為我的“冤家對頭”的唐雪麒同學。我被公認是徐匯中學出身最壞的學生，可是，早在1966年9月，我便到全國大串聯。這是我長這麼大第一次離開上海。串聯回來後，從鄒憺等同學的口中了解到，班上出身不好的同學在10月1號被剝奪政治權利，不准參加遊行，關在學校里又是餓飯，又是打掃校園，並被迫寫批判反動家庭的檢查。後來一些同學更受到各種人身迫害，甚至毀滅性抄家。聽了他們的哭訴，我極為震撼，同時也感到唐雪麒其實幫了我一個大忙，使我無形中逃過了文革初期發生在徐匯校園裡的紅色恐怖。開介紹信到全國串聯一事，完全是唐雪麒的主動，一開始我還有些猶豫。當時反動血統論正向全國蔓延，狗崽子，黑五類這種法西斯語言充斥大街小巷。北京來的紅衛兵揮舞着皮帶，不可一世。我覺得只有紅衛兵才有資格全國串聯，自己的這種出身，萬一讓人知道，不但會倒霉，也會連累唐雪麒。但不管怎麼說，在當時的情境下，他的建議絕對是一番好意。今天我想當着大家的面，向他致謝。對我來說，他當時堅持了做人的底線，並沒有因為出身的不同，或者觀點的不同，就要用階級鬥爭的手段迫害我。儘管後來我們成了兩派，但任何人在困難的條件下做了正確的選擇，使我至少逃過早期的紅色恐怖，我是不應輕忘的。
　　我還要感謝我的婆婆，感謝她的養育之恩，感謝她在我生命的最低谷的時候，仍然對我抱有堅定不移的愛和信任。大家知道，我母親離開世界的前夜，曾留下遺言，婆婆可以帶走我家所有的細軟，回老家養老，而我們兄弟幾個應該被送進孤兒院。當時婆婆已進入古稀之年，卻毅然決然地選擇撫養我們幾個兄弟的重任。令我慚愧的是，我們弟兄幾個，包括我自己，卻一再使她失望，使她擔驚受怕。1968年初，我曾被人綁架到學校，關在老校舍，失去自由長達半個月。由於得不到任何音訊，她內心產生巨大的恐懼，只能每天坐在弄堂口，以淚洗臉，盼我回來。我家幾次被騷擾，破壞，她只能默默忍受。《紅衛戰報》登出文章，宣布我為反動學生，引起鄰居們的風言風語，她聽了心如刀割，只能躲在家中，對天長嘆。文革中我經常被人毆打，被自行車衝撞，被人搶奪書包。雖然我時時生活在恐怖之中，但我瞞着婆婆，自認為很堅強地應對下來了。
　　仿佛這一切對婆婆的打擊還不夠，1968年夏天的一個夜晚，我在學校的西校舍被人蒙着眼睛，遭受毒打，遍體鱗傷。這一次，當我竭盡全力，掙扎着爬回家的時候，我對自己的信心完全崩潰。婆婆看到我渾身血肉模糊，也幾乎暈死過去。看到她渾身發抖的模樣，我感到深深的悔疚。我對她老人家說，真的很對不起她，我一直想作一個人人誇獎的好人，但不知為什麼，總是成為大家都要嫌棄和躲避的壞人。我又說，我是不是應該早些去死，免得給她帶來無窮無盡的苦難和恥辱。她老人家一邊為我清理傷口，一邊說，即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認為我是壞人，在她眼裡，我仍然是一個好人，她要和我過一輩子，要我一定活下去，千萬不要步我母親的後塵。
　　當時我身邊除了她老人家，已沒有任何親人。我從來沒有感到如此的孤獨、無助，感到生命是如此的脆弱，感到自己的命運是如此的任人擺布、不由自主。婆婆在我的眼裡是個聖人。如果她當時表示出對我的一絲埋怨，或一絲指責，我不知道是否還有勇氣活下來。感謝她的寬容，她的仁慈，和她內心透出的堅毅。她的話極大地寬慰了我的心，使本來已經十分絕望的我感到不能棄她而去。今天，我這樣一個被徐匯中學從高中各班到初中各班輪流批鬥的反動學生，成為同學們的代表，作全體大會的發言，我內心的心路歷程只有婆婆知道。願她老的在天之靈為此感到一絲安慰。我將自己的《吾民無地》一書獻給了她老人家。我在書中寫道：“謹以此書奉獻給養育我長大的外婆應瑞林。她在逆境中的堅韌不拔和面對弱者自然流露出的深切同情，像一座由仁慈和智慧壘成的豐碑，永遠屹立於我的心中。”
　　很多同學在我處於逆境之中的時候，伸出援助之手。一些人希望我不要在發言中提到他們，這裡我只能隱下他們的名字。雖然文革極力破壞做人的底線，踐踏做人的良知，想使每一個人都成為冷酷無情，翻臉不認六親的鬥爭機器，不幸之中的大幸是，在關鍵時刻，我總能遇到堅持做人有底線的好人。由此想到，我們固然無法控制外部的大環境，但是，如果在我們內心的深處能夠堅守做人的底線的話，我們就能提醒自己，以及教育我們的子女，絕不為虎作倀，絕不落井下石，絕不指鹿為馬，或者恩將仇報。希望中國永享安定，繁榮，和平。但若有不測事件再度發生，黑暗勢力再度捲土重來，也許我們沒有像陸丙甫以及他的戰友們當年的勇氣，直接質疑黑暗勢力的合法性，但是，至少我們可以牢記文革的教訓，堅守做人的底線，只要我們默默地不配合黑暗勢力的淫威，良知之光就能更快地戰勝黑暗和反動。
　　最後，希望各位領導，老師和同學健康，快樂，幸福！希望我們抓緊時間向別人表示感謝，或表示歉意，為同學之情的恢復奠定堅實的基礎，並在這種堅實的基礎上，迎接未來更多的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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