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当代中国所有手中有权、能够呼风唤雨的人都不希望原生型文革重来，有的是因为利益关系，有的是知道不可能，有的是明白开场容易收场难，最终会把自己搭进去。但次生型和再次生型文革的阴影如此浓重，几乎成了中国所有危机背后的布景


　　老高按：德拉瓦大学程映虹教授在一篇短文中介绍了胡德平谈文革的一段层层递进的话，言简意赅，启人深思。程教授对文革是一场悲剧的阐发，本身便更带有浓重的悲剧色彩。他说：
　　所谓悲剧，在古希腊那里就是人和命运之间的搏斗，命运背后是神意，所以不可抗，必定会发生，人不过是在和命运的搏斗中彰显人性的坚韧和人意的不屈罢了。结局对人是好是坏早就注定了。换句话说，悲剧之所以是悲剧，就是因为明明知道不妙，但你却无能为力，你无法阻止那个将要发生的事情。
　　我体会，程教授的意思是：“原生型文革”，固然是毛泽东这位古今独步的独裁者的创造性狂想结晶，但“次生型文革”和“再次生型文革”就不是如此了，“这样一个体制，要完全杜绝文革之类的东西是太难了，而要搞一个不大不小不伦不类的文革来达到某个特定目的是太容易了”。
　　30年前的1986年，在文革“五一六通知”发表20周年之际，胡德平对“次生型文革”“再次生型文革”就有这样强烈的宿命感；今天，文革已经过去40年，胡德平讲这番话也过去了30年，我们都亲身经历过的这几十个春秋，一再印证他的观点。
　　然而，即便承认程映虹教授用悲剧来定义文革，强调“不可抗，必定会发生”确有道理，对待人和命运之间的搏斗，也有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一种是：既然“结局对人是好是坏早就注定”抗争是徒劳无益的，“无法阻止那个将要发生的事情”，那么何必抗争呢，就束手等着看最后注定到来的结局吧；另一种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孔子），“人可以被打败，不可被打垮”（海明威），相信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就在抗争命运的过程中彰显。
　　何况，文革究竟是不是百分之百必定会发生？并非铁板钉钉呢！细究胡德平和程映虹所说，对悲剧来临是否难以避免，他们都非常严谨，给出了条件——胡德平给出的条件是：如果没有总结教训，如果没有对教训法制化，就难以避免悲剧；而程映虹给出的条件是：在这样一个体制之下，难以避免悲剧。
　　看看！他们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终结悲剧、改变命运的方案，那就是：在总结教训的基础上建立法制化的体制。
　　确立了法治，就能一劳永逸地摘下始终悬在国人头上的达摩克里斯剑，就能永远杜绝“次生型文革”“再次生型文革”。
　　要做到这一点，我认为，首先就是要确认一个共识：在当今中国体制下，文革是很可能重演的——当然了，说重演，并不意味着完全照“原生型文革”剧本不走样地进行。
　　前一段时间我曾在一段按语中说过：
　　（文革）之所以不会恶梦成真，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大家都正视这种危险，纷纷发言，谴责和抵制某些人的倒行逆施。这话说起来像个悖论：
　　大家都认为文革有可能再次爆发，那么，它就不可能爆发；
　　大家都认为文革不可能再次爆发，那么，它就真可能爆发！
　　打个不甚恰当的比方：川普出来竞选之际，共和党和美国选民都认为他不可能真成为候选人，并不在意，当时有人一再警告川普可能当选，被人们当作笑谈。但川普居然真的一赢再赢，到昨天的“超级星期二”之后，真有可能成为共和党候选人了！如果当初那种警告得到重视，也就不会有今天，更不会有他真可能入主白宫的明天！


　　读胡德平先生谈文革有感

　　程映虹，《纵览中国》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悲剧。原生型的“文化大革命”是不会发生了，但“次生型”、“再次生型”的“文革”并不是绝对不会发生的。如果“文革”再发生，那将是悲剧；如果我们没有从“文革”中总结出经验教训，那将难以避免悲剧；如果总结了教训而未加以法制化，那将同样难以避免悲剧。
　　以上这些话是胡德平先生说的，时间是1986年五月中旬，地点是上海，在场的有中宣部长朱厚泽、副部长高占祥，和孙长江、贾春峰、潘维明和严家其诸位先生。胡先生之所以说这段话，是因为严先生提起再过几天就是标志文革正式发动的“五一六通知”整整二十周年。据严先生回忆，胡德平“讲得很激动”，事后严根据记忆记了下来。相信上述这些话虽然不是胡逐字逐句的原文，但至少转达出了要义。
　　今天，整整三十年过去了，对于文革在研究和学理以外的讨论，即所谓文革究竟会不会再发生以及在什么样的意义上会再发生，我们不但基本上还在重复胡德平先生当年的意思，而且多半说得还不如他当年的简明扼要。
　　三十年过去了，有关文革和当代中国的关系，说一千道一万，无非就是这几句话。

　　文革的“原生型”、“次生型”和“再次生型”，三十年来已经见得很多了，需要补充的可能就是在规模、范围和维持的时间上。有时雷声大雨点小，有时不了了之，有时主事者拿起掂量一会又放下，更有误传误导或者杯弓蛇影。但不可否认的是，文革就像是当代中国头上的一柄德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在那里，它有可能明天就掉下来，也有可能永远掉不下来，没有人能知道。
　　应该指出，被文革打倒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虽然没有彻底否定文革，但对文革确实是有本能的憎恶的，他们不需要用文革类型的政治来树立权威或者合法性；倒是他们的后人，手中有权，但合法性、威信、办法都成问题，所以很可能寻求非常途径来“治”国。在他们有限的历史知识和经验中，这样的非常途径只有文革。文革与最高权力之间的关系，就是用个人崇拜来巩固权力。
　　更怪异的是，其实当代中国，相信所有手中有权的人、所有能够呼风唤雨的人都不希望原生型文革重来，有的是因为利益关系，有的是有起码的现实感，知道不可能，有的是明白开场容易收场难，最终肯定会把自己也搭进去。但次生型和再次生型文革的阴影就是如此浓重，几乎成了中国社会所有危机背后的布景。几乎所有人在读报看电视上网听文件感觉不正常时都会本能地想：难道有人又要搞文革了吗？
　　胡先生那段短短的话中接连用了四个“悲剧”来形容文革。对文革最短的描绘有这样一些：“动乱”、“浩劫”、“灾难”、“人祸”等等。但读了胡先生这段话，我忽然觉得今天还是“悲剧”最为贴切。这个词最贴切，不是因为文革当中所发生的，而是因为文革至今的历史说明了它的悲剧性质。
　　所谓悲剧，在古希腊那里就是人和命运之间的搏斗，命运背后是神意，所以不可抗，必定会发生，人不过是在和命运的搏斗中彰显人性的坚韧和人意的不屈罢了。结局对人是好是坏早就注定了。换句话说，悲剧之所以是悲剧，就是因为明明知道不妙，但你却无能为力，你无法阻止那个将要发生的事情。
　　胡先生一连四个“悲剧”，层层递进，似乎是在说“原生型文革”以外的文革是必定会发生的，因为要实现他提出的那些条件，从他的口气来看很难很难。这里表达的是典型的悲剧意识，一种宿命感，即人在不可抗力量面前的无力和无奈。
　　1986年正是“新启蒙”话语在思想文化领域大行其道的时候，人们或是在向西方看齐，或是向“五四”回归。但胡德平先生在那个场合对文革说的这一番话说明，作为一个体制中人，一个从小生活在这个政治环境中的自己人，他从感性上本能地就意识到那些东西离当代中国还很远，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他的这番话背后的强烈的宿命感比任何对文革的理性认识都更令人震撼：这样一个体制，要完全杜绝文革之类的东西是太难了，而要搞一个不大不小不伦不类的文革来达到某个特定目的是太容易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革是中国的悲剧。之所以是悲剧，不是因为那些曾经发生的和无法改变的，而是因为那些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你已经看到了，你觉得不妙，但你对其如果不是完全无能为力，至少是非常乏力，徒唤奈何。这一点，三十年后甚至比三十年前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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