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當代中國所有手中有權、能夠呼風喚雨的人都不希望原生型文革重來，有的是因為利益關係，有的是知道不可能，有的是明白開場容易收場難，最終會把自己搭進去。但次生型和再次生型文革的陰影如此濃重，幾乎成了中國所有危機背後的布景


　　老高按：德拉瓦大學程映虹教授在一篇短文中介紹了胡德平談文革的一段層層遞進的話，言簡意賅，啟人深思。程教授對文革是一場悲劇的闡發，本身便更帶有濃重的悲劇色彩。他說：
　　所謂悲劇，在古希臘那裡就是人和命運之間的搏鬥，命運背後是神意，所以不可抗，必定會發生，人不過是在和命運的搏鬥中彰顯人性的堅韌和人意的不屈罷了。結局對人是好是壞早就註定了。換句話說，悲劇之所以是悲劇，就是因為明明知道不妙，但你卻無能為力，你無法阻止那個將要發生的事情。
　　我體會，程教授的意思是：“原生型文革”，固然是毛澤東這位古今獨步的獨裁者的創造性狂想結晶，但“次生型文革”和“再次生型文革”就不是如此了，“這樣一個體制，要完全杜絕文革之類的東西是太難了，而要搞一個不大不小不倫不類的文革來達到某個特定目的是太容易了”。
　　30年前的1986年，在文革“五一六通知”發表20周年之際，胡德平對“次生型文革”“再次生型文革”就有這樣強烈的宿命感；今天，文革已經過去40年，胡德平講這番話也過去了30年，我們都親身經歷過的這幾十個春秋，一再印證他的觀點。
　　然而，即便承認程映虹教授用悲劇來定義文革，強調“不可抗，必定會發生”確有道理，對待人和命運之間的搏鬥，也有兩種不同的人生態度。一種是：既然“結局對人是好是壞早就註定”抗爭是徒勞無益的，“無法阻止那個將要發生的事情”，那麼何必抗爭呢，就束手等着看最後註定到來的結局吧；另一種是：“知其不可而為之”（孔子），“人可以被打敗，不可被打垮”（海明威），相信人生的意義和價值，就在抗爭命運的過程中彰顯。
　　何況，文革究竟是不是百分之百必定會發生？並非鐵板釘釘呢！細究胡德平和程映虹所說，對悲劇來臨是否難以避免，他們都非常嚴謹，給出了條件——胡德平給出的條件是：如果沒有總結教訓，如果沒有對教訓法制化，就難以避免悲劇；而程映虹給出的條件是：在這樣一個體制之下，難以避免悲劇。
　　看看！他們實際上已經提出了終結悲劇、改變命運的方案，那就是：在總結教訓的基礎上建立法制化的體制。
　　確立了法治，就能一勞永逸地摘下始終懸在國人頭上的達摩克里斯劍，就能永遠杜絕“次生型文革”“再次生型文革”。
　　要做到這一點，我認為，首先就是要確認一個共識：在當今中國體制下，文革是很可能重演的——當然了，說重演，並不意味着完全照“原生型文革”劇本不走樣地進行。
　　前一段時間我曾在一段按語中說過：
　　（文革）之所以不會惡夢成真，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大家都正視這種危險，紛紛發言，譴責和抵制某些人的倒行逆施。這話說起來像個悖論：
　　大家都認為文革有可能再次爆發，那麼，它就不可能爆發；
　　大家都認為文革不可能再次爆發，那麼，它就真可能爆發！
　　打個不甚恰當的比方：川普出來競選之際，共和黨和美國選民都認為他不可能真成為候選人，並不在意，當時有人一再警告川普可能當選，被人們當作笑談。但川普居然真的一贏再贏，到昨天的“超級星期二”之後，真有可能成為共和黨候選人了！如果當初那種警告得到重視，也就不會有今天，更不會有他真可能入主白宮的明天！


　　讀胡德平先生談文革有感

　　程映虹，《縱覽中國》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悲劇。原生型的“文化大革命”是不會發生了，但“次生型”、“再次生型”的“文革”並不是絕對不會發生的。如果“文革”再發生，那將是悲劇；如果我們沒有從“文革”中總結出經驗教訓，那將難以避免悲劇；如果總結了教訓而未加以法制化，那將同樣難以避免悲劇。
　　以上這些話是胡德平先生說的，時間是1986年五月中旬，地點是上海，在場的有中宣部長朱厚澤、副部長高占祥，和孫長江、賈春峰、潘維明和嚴家其諸位先生。胡先生之所以說這段話，是因為嚴先生提起再過幾天就是標誌文革正式發動的“五一六通知”整整二十周年。據嚴先生回憶，胡德平“講得很激動”，事後嚴根據記憶記了下來。相信上述這些話雖然不是胡逐字逐句的原文，但至少轉達出了要義。
　　今天，整整三十年過去了，對於文革在研究和學理以外的討論，即所謂文革究竟會不會再發生以及在什麼樣的意義上會再發生，我們不但基本上還在重複胡德平先生當年的意思，而且多半說得還不如他當年的簡明扼要。
　　三十年過去了，有關文革和當代中國的關係，說一千道一萬，無非就是這幾句話。

　　文革的“原生型”、“次生型”和“再次生型”，三十年來已經見得很多了，需要補充的可能就是在規模、範圍和維持的時間上。有時雷聲大雨點小，有時不了了之，有時主事者拿起掂量一會又放下，更有誤傳誤導或者杯弓蛇影。但不可否認的是，文革就像是當代中國頭上的一柄德摩克利斯之劍，始終懸在那裡，它有可能明天就掉下來，也有可能永遠掉不下來，沒有人能知道。
　　應該指出，被文革打倒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 雖然沒有徹底否定文革，但對文革確實是有本能的憎惡的，他們不需要用文革類型的政治來樹立權威或者合法性；倒是他們的後人，手中有權，但合法性、威信、辦法都成問題，所以很可能尋求非常途徑來“治”國。在他們有限的歷史知識和經驗中，這樣的非常途徑只有文革。文革與最高權力之間的關係，就是用個人崇拜來鞏固權力。
　　更怪異的是，其實當代中國，相信所有手中有權的人、所有能夠呼風喚雨的人都不希望原生型文革重來，有的是因為利益關係，有的是有起碼的現實感，知道不可能，有的是明白開場容易收場難，最終肯定會把自己也搭進去。但次生型和再次生型文革的陰影就是如此濃重，幾乎成了中國社會所有危機背後的布景。幾乎所有人在讀報看電視上網聽文件感覺不正常時都會本能地想：難道有人又要搞文革了嗎？
　　胡先生那段短短的話中接連用了四個“悲劇”來形容文革。對文革最短的描繪有這樣一些：“動亂”、“浩劫”、“災難”、“人禍”等等。但讀了胡先生這段話，我忽然覺得今天還是“悲劇”最為貼切。這個詞最貼切，不是因為文革當中所發生的，而是因為文革至今的歷史說明了它的悲劇性質。
　　所謂悲劇，在古希臘那裡就是人和命運之間的搏鬥，命運背後是神意，所以不可抗，必定會發生，人不過是在和命運的搏鬥中彰顯人性的堅韌和人意的不屈罷了。結局對人是好是壞早就註定了。換句話說，悲劇之所以是悲劇，就是因為明明知道不妙，但你卻無能為力，你無法阻止那個將要發生的事情。
　　胡先生一連四個“悲劇”，層層遞進，似乎是在說“原生型文革”以外的文革是必定會發生的，因為要實現他提出的那些條件，從他的口氣來看很難很難。這裡表達的是典型的悲劇意識，一種宿命感，即人在不可抗力量面前的無力和無奈。
　　1986年正是“新啟蒙”話語在思想文化領域大行其道的時候，人們或是在向西方看齊，或是向“五四”回歸。但胡德平先生在那個場合對文革說的這一番話說明，作為一個體制中人，一個從小生活在這個政治環境中的自己人，他從感性上本能地就意識到那些東西離當代中國還很遠，問題不是那麼簡單。他的這番話背後的強烈的宿命感比任何對文革的理性認識都更令人震撼：這樣一個體制，要完全杜絕文革之類的東西是太難了，而要搞一個不大不小不倫不類的文革來達到某個特定目的是太容易了。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文革是中國的悲劇。之所以是悲劇，不是因為那些曾經發生的和無法改變的，而是因為那些正在發生和將要發生的。你已經看到了，你覺得不妙，但你對其如果不是完全無能為力，至少是非常乏力，徒喚奈何。這一點，三十年後甚至比三十年前更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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