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文革的氣氛在海內外的民間輿論空間越來越濃了，中國官方管制的力度也加越來越加大了——說白了，就是刪帖、封殺更不留情。正因如此，民間自發地或說自覺地總結、反思文革，就彌足珍貴。在此推薦一部紐約出版的文革50周年論文集


　　老高按：隨着“文革”50周年的諸多大日子如“五一六”“八一八”等等臨近，反思“文革”的氣氛在海內外的民間輿論空間，是越來越濃了，萬維也有很多朋友發出了更多文章。
　　我得到的國內消息說，官方提防和管制的力度也加大了——說白了，就是刪帖、封殺更不留情了。
　　正是因為如此，民間自發地（從另一重意義上說，也是自覺地）總結、反思“文革”，就彌足珍貴。也正是因為如此，當我讀到旅美學人吳稱謀的一篇文章，介紹天問聯合學會通過徵文編選出的《紅禍——文革五十周年（1966-2016）學術論文集》，儘管對於文中有些觀點暫且存疑，但這部文集，我覺得是很有意義，願在此當個“二傳手”，轉貼此文，讓更多的朋友知曉。就算不一定能讀到書（據說印數不多），但從這篇文章，看看眾多學人反思文革的思路和角度，也是有益的。為了讓其話題集中，我稍作刪節。
　　談到官方管制力度，順便說一句，今天接到一位國內朋友的微信說：巴拿馬文件事關重大，有關各國政府首腦和司法部門、金融監管部門、稅務部門都紛紛表示要嚴查；唯獨天朝，不僅外交部發言人稱“捕風捉影，不作評論”，而且所有網站、電子郵件、社交媒體一概堅決封殺沒商量。這說明什麼？——遠在天邊的巴拿馬，竟然成了中國政局的試金石，一下就試出了習、王到底是真反腐還是假反腐！


　　十年文革浩劫，百年苦語衷腸——《紅禍》導論

　　吳稱謀，民主中國


　　在二十世紀的中國，特別1949年中共建政以後，政治運動帶來的人禍接連不斷，罄竹難書，不堪回首。雖然1960年代的大饑荒，造成了大量的民眾死亡，但從綜合烈度和對民族的整體傷害來評判，中國當代史上最大的人禍莫過於文革了。十年文革浩劫，是1949年歷次政治運動不斷惡性累積的總爆發，同時又是國際共產革命的大環境所影響的、人為的巨大社會災難。總之，共產國際造成世界近現代史上的這一切災難，一言以蔽之，紅禍也！

　　文革天安門前的紅潮（網絡圖片）

　　自從天問2013年在美國紐約舉辦“文革公共論壇”以來，天問把當代文革史作為一個項目來研究，天問勇於順承歷史期待、回應時代呼喚，或許是得道多助的緣故，這些年天問越來越受到海內外學界的關注與支持。在2016年文革發動五十周年之際，天問向全球徵文，此舉不是紀念，更不是懷念，而是反思和總結歷史教訓，更是對現實的警醒和未來的探索。天問的徵文活動獲得了海內外學界資深專家學者及眾多同胞的熱情投稿。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這段歷史，人們有大量的記憶要書寫，有太多的冤情需要傾訴，有很多的思考與研究成果要發表，正是緣於十年的文革浩劫，才有了百年的苦語衷腸。現在我們遴選出優秀的、有代表性的文章匯聚成《紅禍——文革五十周年（1966-2016）學術論文集》一書在美國出版發行。
　　天問將2016文革論文集以《紅禍》作為書名，有其廣泛的代表性和一定的概括性。紅色作為共產國際的象徵性顏色，各國的共產黨黨旗基本都是紅色，圖案大多數都是斧頭鐮刀。紅色固然有其張力，但加上斧頭鐮刀作為一個組織的旗幟，就尤其突顯出了暴力血腥與殘酷鬥爭的象徵和寓意。斧頭鐮刀是普通勞動人民的勞動工具，但對暴力革命而言，作為被革命的對象人來說，它無疑就是恐怖的兇器了。從共產國際的發展歷程來看，各國共產革命所發生的血腥恐怖的鬥爭，這已經是不可辯駁地歷史事實。在二十世紀的中國，特別1949年中共建政以後，政治運動帶來的人禍接連不斷，罄竹難書，不堪回首。雖然1960年代的大饑荒，造成了大量的民眾死亡，但從綜合烈度和對民族的整體傷害來評判，中國當代史上最大的人禍莫過於文革了。十年文革浩劫，是1949年歷次政治運動不斷惡性累積的總爆發，同時又是國際共產革命的大環境所影響的，人為的巨大社會災難。總之，共產國際造成世界近現代史上的這一切災難，一言以蔽之，紅禍也！
　　從文革發動至今，已經過去半個世紀了。雖然說，時間是最好的歷史見證，時間最終會作出最公正的審判，歷史的因果會因為時間的推移而變得更加真實不虛，疏而不漏。歷史上的政治惡因，往往會在人們不經意的時間和空間形成無法逃避的社會惡果。這就是歷史辯證法，這就是歷史周期律。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其撲朔迷離的真相，至今還難以徹底解開；其人神共憤的怨氣，當前尚未霧釋冰融；其深遠的社會影響，短期內仍難以評估；其死灰復燃的星星之火，當下正存燎原之勢。文革的歷史陰霾還在折磨着人們的心靈，還在禍害海內外同胞，還在阻礙中國大陸的社會轉型。文革是中華民族機體上的癌細胞，其致癌基因早已存在，當局仍舊塵封文革史及某些當代史乃是諱疾忌醫之舉，經過五十年的癌變、擴散，它已經在毀壞整個民族的健康發展了。如今中國的整體性貪污腐敗的惡劣程度，歷史上前所未有，此乃共產革命尤其文革所製造的惡因，已經在當前時代締結成了一系列的社會惡果。這些惡果，不僅毒害着全體社會民眾，更是早已經嚴重威脅到了執政黨自身的存亡。近年習近平發起的反腐運動，何嘗不是又一場大規模的人禍呢？《易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一方面，那些受懲罰的貪腐官員是惡貫滿盈，災禍自招，罪有應得；另一方面，貪腐的驚詫程度無法形容，弄到最後貧民仇富，官不聊生，官怠政息的現象，此乃專政制度帶來的社會惡果。
　　在全球化的當今時代，一種現象是，海外學界為中國未來社會轉型做切實研究與準備的人乏善可陳。吸人眼球，譁眾取寵的奇談怪論、時髦觀點，倒是風起雲湧，此起彼伏，莫衷一是；自殘自虐、危言聳聽，毀謗誣衊，投機取巧，為五斗米而折腰的大有人在。似乎讓人覺得有點像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縱橫聯合的某種表象。 另一種現象是：海外出版界，販賣文字苟且營生的文痞小丑大行當道，政治八卦小說期刊充徹華語世界，污穢謠言摧毀着中國幾千年綿延至今的人文精神。還有一種現象：在大陸的政治生態方面，不少當權者們已經毫無禮義廉恥，唯權是貪，唯利是圖，有權就任性；社會生態方面，普通百姓不管誰上台，就自覺不自覺地崇拜誰。其實這些人崇拜的不是人，而是權力。在精英階層則大多數人缺乏基本道義、勇氣和責任感，不敢為天下先，總期待別人去爭取公正的社會環境，而有朝一日自己能坐享其成。華夏同胞立世之本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的民族浩然正氣越來越匱乏，拜權主義、拜金主義盛行，道德世風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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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種種現象，有其產生的社會因緣，也有其存在的文化土壤。其結果證明：共產之後無人性，文革之後無信仰，改革之後無道德，腐敗之後無靈魂！……
　　為了引導讀者研讀此部文集，在此有必要對文集的內容作一些簡單介紹。但很多文章的作者又是當代史方面的資深學者，或是知名的文化學者，對於此類文章，本人在導論中就不過多地去作解讀，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儘量讓讀者自己去理解作者的思想精髓和研究成果更為恰當，或許這樣讀者會有自己的閱讀視角和更多的思考空間。
　　文革是發生在960萬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上，是牽扯近十億人口，經歷十年的歷史大事件。時至今日，文革所製造的災難永遠無法統計，罪證永遠無法逐一取證，罪行永遠無法記錄完整。目前很多關於文革的文章，多半是針對具體人物、事件或某一領域的回憶、分析、研究或論述等，這樣就容易使人們落入盲人摸象式的窘境。文革結束以來，應該要有更多全面分析和綜合評價文革的優秀文章出現，從近現代甚至更遠的歷史視角和人類文明的高度來重審文革。《紅禍》論文集共收錄了十八篇論文，分縱論、橫論兩大部分。縱論部分十篇文章，橫論部分八篇文章。

　　其中縱論部分的前三篇論文是對文革作了比較全面的研究論述。謝選駿先生提供的《1916、1966、2016：從兩個五十年透視文革》一文，從百年中國的角度來分析文革。他認為文革是中國近代野蠻化運動的高潮。但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作者認為文革並不純然是消極的，文革的“翻身運動”猶如農民的深耕，它會讓文弱的中國社會通過血腥的野蠻而重獲新的生機。文章從六個部分來闡述百年中國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困惑及現象。由此引出1980年代的文化反思。
　　戴開元先生的《文革的本質是一場大清洗》是一篇邏輯嚴密，論證充分的文章。戴先生認為，文革的本質是毛澤東利用學生和民眾，對以劉少奇為首的，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他所認為的黨內“走資派”，進行的一場大清洗。毛的主要目的是防止自己生前像赫魯曉夫那樣被趕下台，或死後像斯大林那樣遭到清算。文章對於毛為何發動大清洗的動機做了深入分析，對文革的性質作了界定，對“人民文革”的觀點做了否定論述。
　　本人寫的拙文《論不是革命的文化大革命》，文章從遠古時期古人對“革命”一詞賦予的神聖性，闡述辛亥革命以來的社會轉型包括文革，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革命，而是屬於傳統的農民起義和集團造反的綜合類型。近現代中國社會的轉型還一直處在“破”的過程，而沒有走通實現“立”的階段。從毛的人生心路歷程來分析毛髮動文革的複雜動機，再把中共1981關於文革的歷史《決議》作為剖析對象，用新的文化史觀，來重新釐清哪些結論是正確的，哪些是不足的，哪些是有意迴避的，哪些又是故意模糊甚至錯誤的，從而在歷史檔案還沒有完全公開的當下，儘可能地闡述出更接近於真實歷史的結論。力圖在文革發動五十周年之際，在海外有文章對整個文革作出一個比較全面的論證。
　　縱論部分的第四至第八篇文章，從不同角度或不同領域對文革史作了綜合論述。徐友漁教授的《中國作家對於文化大革命的懺悔意識》一文認為，文革是一場巨大的災禍與苦難，對於罪錯與責任的反省，對於文革的懺悔意識，不論對個人還是整個民族都十分重要。中國作家的懺悔意識尤其值得分析和研究，因為它們不但集中反映了中國人的懺悔意識，還深刻地影響甚至鑄造了中國人的懺悔意識。文章以具體作品作為分析案例，來指出中國人的懺悔意識之不足的原因。此文很值得讀者去深思與反省。
　　旅美訪問學者張杰先生寫的《文革時期的大民主與現代極權主義民主》，對文革時期的大民主背景和性質進行剖析，比較西方極權主義模式及其內在邏輯，對大民主即中國式極權主義民主的觀點進行論證，並對如何遏制大民主重演進行制度性思考。張杰認為文革時期的大民主是具有鮮明中國特點的極權主義民主，它同列寧、斯大林左翼極權主義民主和希特勒納粹右翼極權主義民主具有同質性。
　　天問會長張博樹教授的《從“反帝反修”到聯美抗蘇：毛式文革外交的邏輯走向》，此文把毛對內發動文革和對外反帝反修，當作是他在外交領域的“兩線作戰”。因此而一度形成了內亂外患的困局，迫使毛不得不屈從於昔日的死敵美國，重新握手建交來應對蘇修的威脅。在後文革時代，毛對共產革命的東西之爭開始淡化，而提出“三個世界”的南北對立理論，這為後來中共的外交走向產生了影響，為鄧小平後來的改革開放創造了一定的條件。文章還認為，當下習近平的聯俄制美的大戰略折射對毛當年東西之爭的變相回歸。此文的視野開闊，資料詳實，牽扯到了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較量，同時也談到了中美蘇三國的在軍事外交上的複雜博弈。讀者可以從此文對歷史與現實的分析中，來認識美俄兩個大國，誰是真正可怕的敵人，誰又是可互信合作的朋友。同時，作者給當下執政者提出了新的思考，即希望中國不要再一次站在了歷史的錯誤一邊。
　　香港作家，張成覺先生在1958年被打成年紀最小的右派發配新疆，他在文章《文革與五七反右一脈相承》中，追根溯源，分析文革的動因，闡述五七反右與文革的聯繫與區別，反駁中外學界若干似是而非的奇談怪論，提出要樹立憲法權威，以推進大陸的社會轉型。
　　蔣祖權先生的《透過胡風事件剖析文革》一文，搜集了很多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歷史資料，有力地證明了文革的反人性的本質。文章從對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所謂的知識界的名流精英們在批判胡風事件中的惡劣態度和醜陋嘴臉，反映出了在極權統治的高壓恐懼下，當代人文精神在知識階層的全線潰敗。從而得出後來發生文革的一種歷史必然性，歷史的因果使得這些名流精英在隨後的文革風暴中，遭受到了慘痛的甚至是付出生命的代價。
　　《出身論》作者遇羅克的弟弟遇羅文撰寫的文章，從文革五十周年的角度來反思文革，論如何看待“血統論”的政治資源。此文是在其哥哥的《出身論》的基礎上，再進一步地對罪惡歷史作出了控訴。作者分析了“血統論”的歷史緣由，毛時期在農村和城市如何具體劃分不同等級，從而得出“血統論”比以往的等級制度更加罪惡的結論。如今，紅二代們的聚會，紅衛兵太子黨掌權，選擇性反腐，提拔官員、賜予軍銜等，還是源於“出身論”、“血統論”的歷史怪現象。但作者樂觀地認為，雖然現在出現了文革的苗頭，但時代不同了，類似1966年那樣的文革不會發生了。如果發生，對當政者來說，迎來的只會是一場顛覆性的革命。
　　蕭曉克先生的文章主要從權力的角度去分析文革發生的歷史緣由，他認為中共建政後的權力絕對化過程，就是毛澤東逐漸搞獨裁的過程，也是一步步導致文革爆發的過程。
　　大陸學者的《也談“文革”文風》這篇文章，充分反映了文革的反革命性質，文革對人性的迫害和對人權的踐踏，肆無忌憚地使用謊言和欺騙的無恥手段，已經到了法西斯的地步。

　　論文集的橫論部分主要是對文革過程中的某一命題或某一具體事件作出分析論證。喬晞華先生的文章《文革的社會運動學分析》，從社會運動學的角度來分析“一個文革”與“兩個文革”兩種說法的論爭。作者的態度是批判的，他既反對英雄創造歷史，也反對群眾造反運動的孤立性。作者提出的“博弈說”認為統治者與民眾之間存在一種博弈與較量，從而為文革研究提出了新的思考。
　　胡平先生的文章主要記載他在文革中受遇羅克《出身論》的影響，使自己的思想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作者通過對《出身論》在文革遭受批判的觀察中，逐漸形成並堅定了自己的人生價值觀。讀者可以反觀作者的人生經歷，來再次證明《出身論》對其心路歷程的深刻影響。作為一名終生追求自由的知識學人，胡平先生的堅強人格和獨立思考的優秀品質，很值得後來者們的欽佩與效仿。文章中的遇羅克遭遇“這樣的人不殺，殺什麼人？”的悲慘命運，又一次證明了文革的反動本質。
　　最後五篇文章都是論證文革中的具體事件，有很高的史學考證價值。這些論文在不同事件中反覆論證了文革的反動本質和非人道。翁寒松、丁凱文、陳闖創、湖濱散人諸君的研究，深入細緻，史料詳實，邏輯嚴密，給讀者多了一些新的視角來重新認識和界定文革中的一些人物和事件。楊雋和杏貝男兩位作者都是目前在校研究當代史的優秀學生，他們的研究成果很值得肯定，他們的努力也非常值得學界同仁的欣賞。
　　文革結束已經整整四十周年了，不管是那些在文革期間已經被毀滅的文明古蹟、歷史文物的飄逝印記，還是迫害冤死的苦難同胞，包括中共權貴、文化名流，民族精英、普通百姓，甚至那些被掘墓辱屍的民族忠魂，那些無形的跨越時空的冥冥感應，會讓本人在編輯這部論文集的過程中，內心總能感覺到一種沉重，一份囑託，甚至是一份未盡的責任。本人在編輯書稿的同時，一直在對四十年前的文革史做無休止的對話。通過這種對話，仿佛讓我穿越時空的隧道，回到了大洋彼岸的那片原來有着淳樸氣息的古老土地，如今的巨變和不散的霧霾，讓我再也無法看清楚她的本來面目了……
　　十年文革是一份沉甸甸的超複雜歷史，它將會是一個永遠研究不完的歷史課題。期待有更多的學界同仁能夠繼續對此作出不懈努力。
　　《紅禍》畢竟是一部史學論文集，某些觀點或史實，還有待進一步考證，誠望海內外廣大讀者能機緣與本書作者交換研究成果與心得體會。
　　2016年3月18日於美國特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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