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遭槍殺，孫中山拍案而起，起兵討袁。先前從孫中山到袁世凱的美麗傳說，立馬變成斧鉞相見。孫中山內心深處究竟是怎樣想的？他在這場權力轉移的遊戲中，是否有一種被欺騙被侮辱的感覺呢？


　　老高按：從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到正式大總統袁世凱，是流傳了一百年的民國初年美麗傳說。當時舉世稱頌，在國際輿論中，中國人的形象讓人耳目一新。“尤其是孫中山功成身退的高風亮節，將中國傳統美德發揮得淋漓盡致——中國照樣可以有自己的華盛頓，中國人也並不都是爭權奪利的政客。”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博導馬勇文章《孫中山的憋屈與彆扭》中這段話，表達了當時人們的共同感受。
　　可惜，期望越高，失望越大。
　　一個世紀以來的一次次失望，讓很多人變成了絕望，越是經歷豐富的人，絕望程度越高；而初出茅廬的新生代，倒還保持信心。這是可貴呢？還是可悲？
　　周末與朋友談起百年往事，有人說，恍惚間歷史走了一整圈輪迴，又重新來到1911年：還是皇族內閣，還在爭論憲政好還是祖宗成法好，孫中山革命黨人還在海外發出聲音，還在焦急地翹盼國內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百年過去，換的只是名字：“紅二代”，民運人士……當然，國勢今非昔比：當年國弱民窮，現在好歹已經是全球老二。


　　孫中山的憋屈與彆扭

　　馬勇，東方歷史評論


　　一百多年前的1912年，是中國的共和元年，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於那一年元旦創建於南京。持續十七年流亡海外，依然不斷鼓吹革命、排滿、共和、民主的孫中山被推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中國從此開始走向一個全新時代。然而為時不久，政局丕變。2月12日，清帝溥儀奉隆裕皇太后懿旨，下詔辭位，命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第二天，孫中山遵守承諾向南京臨時參議院辭職，並薦袁世凱以代。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就第二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4月1日，孫中山解任，南京臨時政府結束全部政務活動，前後存續不足一百天。
　　從孫中山到袁世凱，是民國初年的一個美麗傳說。這個傳說為中國人贏得了無數讚美和榮光，尤其是孫中山功成身退的高風亮節，將中國傳統美德發揮得淋漓盡致——中國照樣可以有自己的華盛頓，中國人也並不都是爭權奪利的政客。然而僅僅過了不到一年，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遭槍殺，孫中山拍案而起，起兵討袁。先前從孫中山到袁世凱的美麗傳說立馬變成斧鉞相見。那麼，孫中山內心深處究竟是怎樣想的，他在這場權力轉移的遊戲中是否有一種被欺騙被侮辱的感覺呢？

　　1，“開府建基”點破玄機

　　孫中山讓權袁世凱確實是一個美麗傳說，只是孫中山為什麼要“讓位”，我們一百年來似乎始終沒有深究。其實，如果弄不清孫中山究竟是怎樣“上位”的，也就很難說清孫中山為何要“讓位”。
　　武昌起義爆發後，孫中山幾乎在第一時間就知道了，但他並沒有急着回來，他大約相信他親手發動的那些起義從來沒有一個成功，而他不在現場的武昌，與革命黨關聯不大的新軍，何以能夠成功，即便成功又與他有什麼關係呢？直到武昌起義之後南北膠着兩個多月，也就是革命黨乘機光復了上海，幾近完全控制東南大局之時，孫中山方才於1911年12月25日打道回府，結束十七年流亡生活，回到上海。此時距武昌起義爆發已經兩個月零十五天了。
　　在過去的這兩個月，武昌起義沒有迫使清廷改變主意，撤銷皇族內閣，更沒有絲毫調整鐵路幹線國有化政策的意思。不得已，湖南、山西等省相繼響應，宣布獨立，繼續向朝廷施壓，但清廷依然裝聾作啞，置若罔聞。於是，駐紮在灤州的中央軍振臂一呼，通電朝廷必須政治改革，必須直面各省新軍和立憲黨人所提出的那些訴求。中央軍是朝廷的最後憑藉，這終於迫使朝廷給予正面回應——攝政王下詔罪己，同意改革，宣布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同意撤銷皇族內閣，建議資政院選舉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重組政府。
　　袁世凱早在武昌起義第三天就被徵召回朝，漸漸被賦予處理武昌危機及全國危機的全權。袁世凱深知新軍將領與立憲黨人的政治訴求，就是要求清廷建構真正意義上的君主立憲政體。基於此種考量，袁世凱出山後軟硬兼施，在採取武力壓制的同時，更注意從政治上化解南方獨立各省的心結，重申一定會敦促朝廷重回君憲軌道。
　　君憲主義是立憲黨人和新軍將領過去十幾年的基本政治共識，他們之所以認同君憲主義，除了對君主專制的痛恨外，更主要的還在於他們擔心孫中山和革命黨人所鼓吹的民主共和思想擾亂中國，違反人類歷史循階而進的進化規律，將中國帶入一個激進時代。所以，當南北和談開始之初，中國的政治生態中並沒有革命黨人多少活動空間，革命、共和、民主，依然不被南北主流勢力看在眼裡。這大約也是孫中山遲遲不願歸國的一個原因。

　　立憲黨人並沒有在第一時間意識到武昌起義及其後續發展是中國歷史的一次大轉折，他們雖然期待朝廷借着這個機會修正錯誤，改組內閣，但並沒有對君主立憲有什麼懷疑，直至各省獨立越鬧越凶，才漸漸感到清廷大約要在這場革命中成為歷史陳跡，無法扶持，所以他們也開始介入光復，參與反正，轉而認同和支持共和主義。
　　這對於中國政治發展來說，無疑是個巨大轉變。立憲黨人特別是東南大佬張謇、趙鳳昌等人不僅支持上海都督陳其美、江蘇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湯壽潛，而且還聯名致電攝政王，勸其認清大局，轉向共和，為皇室換取最後尊嚴，為歷史留下一段美好回憶。
　　讓清廷承認共和，也就是逼着清帝退位。因此在此後幾天的交涉中，清廷開始猶豫，因為這畢竟牽涉一個王朝的終結。
　　清廷不願退位的可能性，南方立憲黨人大約都有詳細估計，因此他們開始準備利用革命黨人成立一個“臨時的”政府，以此逼退清廷，實現從君憲到共和的轉折。
　　革命黨人在武昌起義後，特別是上海光復後確實一直忙着籌建新政府，只是革命黨人在過去十七年中一直流亡海外，他們對國內政治發展缺少了解，又沒有多少有用的人脈，所以革命黨人要想成立新政府，也不能不求助於立憲黨人。而革命黨人中的黃興、宋教仁等，在這之前都與趙鳳昌等立憲黨人有過一些聯繫。所以等到孫中山12月25日回到上海，第二天“拜碼頭”朝拜趙鳳昌時，趙鳳昌一句“開府建基”點破其中所有玄機與奧妙，此後不到一星期，一個全新的“臨時政府”就在南京宣布成立了。

　　2，從“內閣制”到“總統制”的突變

　　趙鳳昌的提示深刻啟發了孫中山和革命黨人。此後，孫中山多次前往惜陰堂求教，與趙鳳昌及南北政界要員協商統一建國諸要政，特別是對於怎樣羅網英才，兼納眾流，如何籌款，化解財政困境等，趙鳳昌都有很好的建議。熊希齡、莊蘊寬、湯壽潛、張謇等，也都是趙鳳昌向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人推薦的。趙鳳昌從立憲黨人一變而成為南方革命黨仰仗的重要靠山，這對於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以及此後南北關係的突破，起了很大作用。
　　孫中山等革命黨人請教趙鳳昌是事實，趙鳳昌真誠提供幫助也是事實，但在過去的研究中，大家其實並不明了趙鳳昌為什麼要這樣做，就連趙鳳昌的兒子趙尊岳也不明白這其中的奧妙，他在《惜陰堂革命記》中以為他的老子趙鳳昌是利用革命黨人去倒袁。這個看法顯然並不真實。
　　其實，如果回想趙鳳昌在孫中山抵達上海前一直幫助袁世凱，幫助南北和談的事實，就知道趙鳳昌高人高招，是要利用南京臨時政府打破南北談判的僵局。趙鳳昌不僅沒有背叛疏遠袁世凱，而是在用孫中山為袁世凱化解危機和困境。道理非常簡單，就在趙鳳昌向孫中山提出這些建議的時候，唐紹儀發給袁世凱的電報，要求清廷承認共和並以國民大會形式公決未來國體和政體的建議猶如泥牛入海，朝廷用了一個星期都沒有給出肯定或否定的答覆，這個僵局在已有的南北和談框架內很難打破。
　　還有一個重要障礙是，如果沒有南京臨時政府的過渡，而直接通過南北和談將清廷的權力移交給袁世凱，那麼袁世凱勢必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尷尬的人物，成為乘人之危火中取栗的奸臣，這既是袁世凱所不願為，他的這批朋友當然也不會讓他這樣做。而現在如果用孫中山，用南京臨時政府予以過渡，一切都是那麼順理成章，那麼自然天成。

　　更重要的一點是，孫中山恰恰也具有這種想法。我們知道，孫中山自武昌起義至回國，始終沒有非自己不可的想法，他多次通過與國內同志的聯絡表達自己對未來政治架構的看法，他以為假如真的有機會成立新國家新政府的話，首選可能還是袁世凱，非袁莫屬。退而求其次，也應該是首義英雄黎元洪；如果一定要有革命黨人，那麼在現場的黃興都是最佳人選。基於這樣的判斷，在同盟會先前討論即將籌組的革命臨時政府時，宋教仁的內閣制自然成為首選，因為不論是袁世凱，還是黎元洪，他們畢竟都不是真正的革命者，為了整體利益，為了權力制衡，內閣制也就成了同盟會的內定方案。
　　然而現在情況有變，當孫中山聽到趙鳳昌“建府開基”的建議後，他當然明白這句話的意思是讓他“上位”。既然是孫中山可能成為新政府的首腦，他理所當然不願繼續認同宋教仁的內閣制，儘管之前他也認為內閣制是共和國家權力制衡的首選，以為這個權力架構可以使總統不處在權力要衝，只是國家象徵，只具有協調功能，不會成為各方攻擊目標，有助於總統選舉任期內的權力穩定。

　　現在情形不一樣了，孫中山可能就要成為新政府的首腦了。我們不必從低劣層面惡性猜想孫中山的改變，我們即便從勇於負責的角度，也應該相信孫中山的改變出於直誠。當天（1911年12月26日）晚，孫中山主持召開同盟會最高幹部會議，討論即將成立的新政府權力架構，由於孫中山當臨時大總統已經內定為前提，所以即便宋教仁等極個別繼續堅持內閣制，但這次會議還是成功勸說宋教仁放棄了這個主張。孫中山為此反覆解釋：內閣制斷非目前非常時代所相宜。現在不管誰當總統，都不能既讓他去當總統，又想方設法從制度上去懷疑這唯一置信之人。孫中山還表示：我不肯聽從各位的意見，自居於神聖贅疣，以誤革命大計。這話說得非常坦然，孫中山顯然是在向他的同志攤牌：各位如果一定要堅持內閣制，那麼請自便，兄弟就不陪你們玩了。
　　孫中山的態度深刻影響了黃興，於是黃興從挽留孫中山的立場上反覆勸說宋教仁謙讓，勸說他取消提議。在黃興等人的施壓下，宋教仁從大局着想，表示讓步，於是新政府的架構就完全採納了孫中山的主張，實行總統制。

　　3，一個美麗的傳說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南北和談僵局確實很快被打破，特別是南京臨時政府在行政方針上並沒有宣傳孫中山一直堅持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等口號，沒有提及孫中山一直自詡為其所創的“三民主義”，也沒有再提從軍政到訓政再到憲政三階段的說法。更重要的是，南京臨時政府接受各方建議，同意優待皇室，同意不再像革命年代那樣攻擊清代歷史。這種種舉措都為南京臨時政府贏得了人心，特別是贏得了新軍將領如段祺瑞的認同。段祺瑞或許沒有把南京臨時政府當作一支重要力量，但他在獲得南京方面不再攻擊清代歷史的承諾後，也願意有條件地與南京方面結成臨時同盟。
　　根據趙鳳昌等立憲黨人的安排，南京臨時政府之所以是“臨時的”，孫中山的臨時大總統之所以是“臨時的”，都表明他們只是期望用這個“臨時的”機構和“臨時的”人作為過渡，最終將權力轉移給袁世凱。這是南京臨時政府得以成立的前提，也是黃興等革命領袖所認同的——甚至可以說最早提出這個方案的就是黃興和黎元洪。至於孫中山是否清楚這些尚不能斷言，但他肯定知道“臨時的”意義。因此，當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孫中山迅即致電袁世凱，表示只要袁世凱勸退清帝，他就立即辭職下野，並遵守承諾推舉袁世凱繼任大總統。
　　當然，我們現在也知道，在南京臨時政府存在期間，孫中山也曾想過將“臨時”改為正式，他也曾為國際承認做過一些努力，只是列強堅守所謂中立——其實是期待一切都能和平過渡到袁世凱的新政府，所以孫中山的外交努力並沒有成效。
　　至於在財政上，臨時政府在趙鳳昌等人的建議下吸納了相當一部分立憲黨人，按理說這些立憲黨人只要出力，別說養個人數不多的新政府，即便真的與清廷動刀動槍，抗爭到底，也不是沒有可能。只是這些立憲黨人堅守承諾，只把南京臨時政府看作“臨時的”，一旦發現孫中山有意將“臨時”改為“正式”，他們或者果斷退出新政府，或者從經濟上扼住新政府的命脈。孫中山後來遵守承諾向袁世凱移交權力，雖說維持住了一諾千金的信譽，但實際上也是被逼無奈，不得不遵守先前承諾而已。
　　南京臨時政府打破南北僵局、清帝退位、孫中山辭職、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繼任，這些都是按照既定程序一步一步進行的，並沒有多少意外。只是一百年後重新檢討此事，我們很容易發現，這個讓權、讓位的美麗傳說其實只是單方面的犧牲，孫中山和革命黨人將權利讓渡了，但南京臨時政府在此後的民國法統中反而毫無地位。中華民國政府正式成立後，南京臨時政府好像從來沒有存在過似的，甚至連民國前史都不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還有那個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論，在袁世凱等人眼裡也什麼都不是，連虛情假意恭維幾句的心情都沒有。至於孫中山費盡心力巧妙設計的《臨時約法》，更是被袁世凱等政治領袖視如敝屣。一個原本美麗的傳說，到後來卻成了政爭的口實，成為孫中山奮起抗爭的內在動力。

　　4，歷史無法遺憾

　　尊重歷史是為了更好地前行。然而，中華民國正式成立後，尊重歷史並沒有得到完整貫徹。孫中山不管心中有多少憋屈和彆扭，他依然遵守先前的鄭重承諾，在清帝退位後立即宣布辭職，推舉袁世凱接替。但是袁世凱政府在此後十幾年的民國法統中，卻忽略了南京臨時政府的地位，好像南京臨時政府只是中華民國成立前的一個可有可無的插曲，正式的中華民國是從袁世凱宣布就職開始的。
　　當然，民國前半期的政治這樣處理有其自身原因，因為孫中山和他的同志確實在過去十幾年被迫流亡在外，不知道國內民主政治的發展情形，即便知道新政，知道預備立憲，由於政治鬥爭，由於帶着有色眼鏡，因而也就不能給予公平合理的評價，而是一概視為清廷的欺騙。站在革命黨人的立場看，這種批判當然有自己的道理，只是這種批判確實不能概括晚清最後十年政治發展的真實情形和邏輯。
　　晚清最後十年的政治發展從新政到立憲，走的其實就是一條精英政治的路線，這條路線雖然也要求提升民眾的識字水平，比如各省諮議局選舉時，要求對選區內諮議局議員投票，但總體上說這種精英政治是一種西方近代典型的民主政治架構，是精英的而非民眾的。這一點與孫中山和革命黨人設想的全民政治、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等毫無關係。至於革命後，按照孫中山的設想，還有一個比較長的軍政時期，大約有軍事管制的意思。之後方才進入訓政，訓政多久，也很難說。至於何時實現憲政，將是一個更為漫長的過程。
　　孫中山的這些設想正確與否是否合乎中國國情其實不必討論，但是很顯然這些設想與晚清以來從新政到君主預備立憲的精英政治路徑毫無相似之處。而袁世凱正是晚清精英政治的倡導者和推動者，所以當中華民國正式成立後，在大總統袁世凱的政治理念中，又怎會想到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又哪能一步一步從軍政到訓政再到憲政？中華民國在袁世凱時代直接進入了憲政時期，這或許可以說是袁世凱接續晚清民主政治變革往前走，依然是一種沒有君主的立憲政治。
　　然而從尊重歷史的層面說，南京臨時政府在民國法統中沒有地位，孫中山和革命黨人那些理論上的創造也不被採納，甚至根本不被提及。孫中山後來一再強調“革命尚未成功”，或許其內心深處就是從這個層面說的。辛亥革命結束了，民國成立了，可是他們為中華民國準備的理論資源及政治架構統統被棄之如敝屣。這怎能不讓孫中山感到憋屈和彆扭？
　　僅僅在理論上不被重視也就算了，如果中華民國在正式開張之後，能夠善待孫中山這些革命元勛——比如袁世凱竭力勸說孫中山、黃興不要放棄政治，為了國家前途大家應該一塊干，就像勸說梁啓超、章太炎那樣真誠與坦誠；比如在新成立的議會中為孫中山、黃興等革命黨人留個位子或爭取一個位子，讓他們在那些職業政治家的位置上發揮作用，後來的歷史肯定就不一樣了。然而，袁世凱這一批老道的政治家不知是真的粗心大意，還是從骨子裡瞧不起孫中山這些革命黨人，總之，袁世凱在中華民國正式開張後順水推舟地以為孫中山真的要去修鐵路了，真的以為孫中山相信民權主義、民族主義已經完成，剩下的只是民生主義一項了。

　　袁世凱的這種失誤為民國初年的政治紛爭留下了機會，這不僅是權力傲慢所導致的必然結果，也是袁世凱這批自視甚高的政治家沒有將尊重歷史、善待前人的原則貫徹到底的必然結果。袁世凱利用孫中山等革命家的謙虛將他們排除在現實政治之外，結果卻在事實上為自己的新政權預置了一個敵對力量。一個年輕的共和國原本可以朝氣蓬勃向上發展，然而為時不久就陷入持久黨爭甚至戰爭。這是非常可惜的，但歷史無法遺憾，歷史有她自己的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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