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吳思回憶“文革”末期插隊，在學大寨最前沿向更左的方向衝鋒遭到失敗，親身體會極左派的艱難。他在左翼受挫的經歷，對我們理解晚年毛澤東的失敗和中國極左勢力的衰落大有幫助：“我的焦頭爛額之處，也是他們舉步維艱之地”


　　老高按：一直很敬佩中國歷史學家吳思的原創性——他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尤其是他在研究歷史中所抽象出來的“潛規則”“血酬定律”等等原創概念，尤為出色。十多年前我在新澤西一次講座上給大家介紹時，聽眾多前所未聞，都很茫然；但現在已經成為人們描繪和分析中國社會現實的最普及的基本思路了。
　　吳思最近在他自己的博客上寫了一篇回憶插隊經歷的文章——不同於一般知青回憶上山下鄉受苦遭罪，他回憶的是自己在農村當基層幹部，領導農民向“共產主義”前進，卻節節敗退的經歷。
　　記得我當年插隊時，知青們在一起了，常常念叨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但誰也不敢對着村裡的農民宣讀這段語錄。畢竟我們的身分，是毛澤東在另一段語錄中規定的“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教育農民”問題再嚴重，也輪不到我們知青來赤膊上陣。而吳思，因為當上了隊幹部，就必須面對“教育農民”這個“嚴重的問題”，尋找答案，處處撞牆，由此得出了一系列非常具有啟發性的結論——當然不是如何“教育農民”，而是在農民那些“落後行為”的教育下，促使自己反向地“轉變世界觀”。
　　吳思在插隊時不過是不到20歲的小青年，已經有了那麼敏銳的感悟、深刻的思考（當然，這篇文章並不是他的原始想法，而是在後來逐步條理化和深化的），讓我實為敬佩。對他所講述的故事、所做的分析，我在插隊時也有一些零星的、朦朧的、一縱而逝的類似觀感，遠沒有像他這樣系統地總結。他在農村和油田遇到的問題，我在不同行業、單位工作時，如武漢一家中型冶金企業、武漢市屬一個工業局、團中央機關、北京一個文藝團體……都不同程度地碰到，當然，每個單位都有自己的特殊性，這些問題的表現形式和程度，與他講的不一樣。例如，他講到大國營企業大港油田當時的情況，與我待了幾年的帶有明顯的集體所有制企業痕跡的武漢中型冶金企業的情況，就不太相同。但是他的基本判斷和思路，我完全認同。在他所敘述的這個年代的十年之後，八十年代中後期，我在一個專業文藝團體當小頭頭時，強烈地感受到單位（文藝團體）、行業（文藝界）和個人（文藝工作者和我）身陷幾乎看不到出路的困境，才比較明晰地分析了問題所在，其中有些思考與吳思相近，但那時，已經不是七十年代中期極左勢力最高漲時期，而已經處在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中了，我只是後知後覺。讀到吳思這篇文章，讓我也萌生了寫出當時感受的衝動。
　　我還要說一句：吳思文章最後所說的這段話，我也完全贊成：
　　倘若我夢想落空，中國出現了原始資本主義社會，立法定規全由資本家說了算，禁止組建工會，禁止罷工，憑藉暴力專工農大眾的政，那時候，即使我衰老不堪，我也要再當一回左派。這不是出於什麼階級感情，而是出於對利益制衡的信仰，出於對公道的信仰。公道自在人心。


　　吳思：我的經歷

　　吳思，共識網·思想者博客


　　“文革”末期，我在學大寨的最前沿，在極左翼，向更左的方向衝鋒，親身體會到極左派前進的艱難。極左派名聲不好，他們的視角很少被顧及。不過，我在左翼受挫的經歷，對我理解晚年毛澤東的失敗和中國極左勢力的衰落大有幫助：我的焦頭爛額之處，也是他們舉步維艱之地。

　　一、義務勞動受挫

　　下鄉插隊之前，我在中學當了幾年團支部書記，按照列寧在《偉大的創舉》中的教導，多次組織過“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到農村後，我接任第三生產隊的團小組長兼青年突擊隊隊長，又把“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搬到了農村。
　　我們村口的南山上有一片荒坡，第一次義務勞動就是在荒坡上刨坑栽樹，建一座“共產主義青年梨園”。1976年4月一個星期六的傍晚，收工之後，我們青年突擊隊四十來人義務勞動兩個小時，種上六七十棵梨樹。這是我們村歷史上頭一回搞義務勞動，大家很好奇，連在校學生也跑來參加。效率高，幹勁大，挑水爬坡都是一路小跑，義務勞動大獲成功。

　　初戰告捷，按照當時的俗套，我作《流汗歌》一首，發在黑板報上。詩寫得很矯情，把符合正確路線的一分情緒誇張地感受為五分，表達為十分，努力自我感動並感動別人。
　　在勝利的鼓舞下，我又有了更宏大的設想：將不計報酬的義務勞動，從每周一天逐步增加到兩天三天，最後取代有報酬的勞動。在我們生產隊，然後在我們村，率先實現共產主義的勞動分配形式。這種設想的理論基礎是：按勞分配是一種“資產階級法權”——給多少報酬出多少力，以人們的私心為基礎，助長僱傭勞動思想。不計報酬的義務勞動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萌芽。我的計劃比大寨還要左。大寨當時的勞動報酬形式是“一心為公勞動，自報公議工分”，被後人譏為“大概工”，但勞動報酬與勞動態度和勞動成果多少有一些關係，因此就殘留了僱傭勞動的痕跡。我打算消滅這點痕跡。
　　一周后，我組織了第二次義務勞動，人數稍減，但幹勁也不小，補栽了三十多棵梨樹，給上次栽的樹澆了水。公社廣播站很快就在大喇叭里表揚了我們青年突擊隊，還提到我的名字。
　　第三四次義務勞動，分別給蘋果園和梨園澆水。眾人的新鮮勁漸漸消退，參加者越來越少，有事請假的越來越多。列寧在《偉大的創舉》裡提出過一個設想：共產黨在取得政權之後，如何判斷入黨積極分子的動機是否純正？他建議把“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作為一面篩子。經受住半年以上考驗的，才能吸收入黨。黨員經受不住考驗的，還可以清除出黨。這個想法當然不錯，可是，把這面篩子用到我們生產隊，恐怕過不了多久，篩子上邊就剩不下幾個人了——說不定只剩我一個。進一步說，我這個剩下的孤家寡人，動機是否純正仍然成問題：我能經受住較大的考驗，到底是因為我熱愛勞動或熱愛人民呢，還是因為我有更大的野心？

　　一天晚上，我召開團小組會，討論義務勞動中出現的問題。我猜想，大家的新鮮勁過去了，再往下走，必須調動蘊藏在青年心中的更深刻的精神力量，啟發大家的覺悟，讀書學習，思考人生的意義，樹立人生榜樣，等等。沒想到，這個會成了對我的批評會。幾位團員在會上聯合指責我，說大夥熱情衰退的主要原因就在我身上。我利用了大夥，幹活是大夥出力，出名卻是我個人的。大家不願意繼續被我利用，成為我撈取個人榮譽的工具。
　　這種指責是有道理的。畢竟公社大喇叭只點了我一個人的名字，其他人的面目模糊為一個集體。從結果看來，我迅速得到提拔重用，這種說法也可以得到支持。但利用大家撈取個人榮譽確實不是我的初衷，至少我沒有意識到這種動機。我意識到的就是前邊描繪的宏圖大略。至於我想在實現宏圖大略的過程中撈取什麼私利，這一點不妨討論，我也有興趣加深自我認識，但我肯定不認那筆小賬。我的抱負或野心沒那麼小，不在乎大喇叭表揚之類的蝸角虛名或蠅頭小利。穩定軍心，穩住陣腳，哄着大家死心塌地跟我走，更符合我的長遠利益。
　　問題在於，我不在乎，人家卻覺得虧了。而且是精神物質雙雙虧損。我剛來，根基尚淺，會上沒有一個人替我說話。
　　按照黨團生活會的規矩，我必須先作自我批評。我很想在自我批評之後發動反擊，說他們試圖逃避義務勞動，用對我的指責掩蓋自己的懶惰和自私，掩護自己臨陣脫逃。但是爭吵起來，公開決裂，以後的義務勞動就更難組織了。這種仗只能由別人替我打前鋒，我本人出面屬於赤膊上陣。於是，我更加廣泛深入地徵求了大家的意見，做了自我批評，深挖了個人名利思想，重新部署了黑板報小組的宣傳工作，請大家今後對我多多批評監督。原定議題取消，下一次義務勞動也沒有安排。

　　幾天以後，我被任命為生產隊副指導員，進入生產隊領導班子，團內職務由別人接任。我的極左宏圖也不了了之。
　　我感覺鬆了一口氣。當時有一句話流傳頗廣，據說還是毛主席說的：“在命運的迎頭痛擊下頭破血流但仍不回頭”，我把這句話抄在日記本上自我激勵。這次及時的提升，免去了我預感到的一連串頭破血流的失敗。
　　當然，這種分析已經是事後諸葛亮了，那時我並未深想。現在深究起來，我感覺鬆了口氣，就是因為我朦朧地感覺到，“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這棵幼芽在我們團小組內難以存活，更長不大。這還沒涉及什麼大東西呢，無非是一兩個星期拿出兩個小時，還有公社大喇叭里的那點榮譽分配，同志們已經擺出一副決裂的架勢。這點東西尚且不能承擔，一旦人數擴充到整個生產隊，時間擴大到每周三五個工作日，關繫到半數以上物質利益的分配，那時，列寧在《偉大的創舉》中寄以厚望的“勞動群眾本身自由的自覺的紀律”，又如何擔當得起？我們心裡究竟存在多少支撐這種自覺紀律的“偉大的英雄主義”？
　　列寧指望那種奮不顧身的英雄主義能夠戰勝小資產階級的利己主義，在革命精神基礎上建立的勞動組織能夠創造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因而取代資本主義。但在我發動的實戰中，不過幾個回合，英雄主義就敗於利己主義，青年突擊隊也面臨散夥的危險。當然，將來我可能更老練，根基更穩固，大權在握，手下有人打前鋒，還可以動用強制手段，讓反對者不敢說一個不字。不過，在那種情況下，維繫義務勞動的還能算“自由的自覺的紀律”嗎？

　　二、向自留地讓步

　　我第一次和貧下中農打架是在1976年5月上旬。生產隊的麥子正在澆灌漿水，社員自留地的土豆還在旱着。誰澆誰不澆、早澆或晚澆，與收成關係甚大。當時隊裡的三級揚程水泵老出毛病，我敢拆敢修，又是生產隊副指導員，便由我負責帶着一幫社員日夜輪班澆麥。
　　我主張先集體、後個人，集體的麥子不澆完，不向自留地供水。
　　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看來，自留地是資產階級法權在所有制領域的殘餘，在此基礎上，小生產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必須時時加以限制。我信奉這套理論。
　　開頭幾天，有一些社員向隊委會提意見，抱怨自留地澆不上水。指導員和隊長向我轉達了意見，我用幾句大話將他們頂了回去。但形勢一天比一天嚴峻。渠道常被扒開，社員偷偷截水澆自留地。有一回，麥田裡的社員很久等不來水，順着渠道巡上來，發現有人扒水又不敢制止，就找到我，說斷水了，讓我查查原因。我順着水渠往下走，看見大隊書記的嬸子在扒水澆自留地，就上去訓了她一頓，堵上口子。她罵我禍害貧下中農，我罵她給貧下中農丟臉，偷大夥的東西。這種事情時常發生，澆麥進展緩慢。
　　為了打退小生產的進攻，我發動了輿論攻勢。我藉助團支部的力量，召集本隊團員和青年積極分子開會，討論用水中的兩條路線問題，還在黑板報上發表小評論：《危險的口子》，再通過大隊的大喇叭廣播出去。
　　這種從報紙上學來的招數不太管用，夜裡總有扒口子的人。我在明處，扒口子的人在暗處，再說我也不可能一天24小時不間斷地巡渠。負責澆麥子的社員怕得罪人，既不巡渠，斷水了也不報告，我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再往後，澆不上水的社員愈發急了。一天下午，我在巡渠時看見一位年近四十的正牌貧農扒水澆自留地。我過去制止，他先說好話，不管用，便罵我不顧貧下中農的死活：“你們知青有飯吃，就往死里整我們貧下中農！你乾脆一鐵杴劈死我得了！”說着還伸過頭來。我看說空話沒用，便自己動手堵水渠，我堵一鍬，他扒一鍬，你來我往，演變為推推搡搡，我腳下一滑，一個趔趄跪在一塊尖石上，當時膝蓋就腫起來了。那漢子怕事，立刻住手，倉皇退走。我又一次得勝，一瘸一拐地回去了。
　　我摔瘸了的故事很快就傳開了。於是，大隊書記出面，召集貧下中農協會開會，眾人紛紛發言，痛斥那位扒水的貧農：你爹咋死的？忘啦？——他父親看見日本鬼子進村，心裡害怕，拼命往家跑，日本人讓他站住，他照跑不誤，結果讓日本兵一槍打死了。——那會兒你咋不敢鬧？現在，人家北京知青到咱山溝來，受這麼大罪，還不是為了咱們好？你倒敢鬧啦？如此這般。那貧農點頭哈腰，態度誠懇，連聲認錯。大隊書記給我撐直了腰，做足了面子之後，當場任命我為貧協小組副組長。
　　我當時多少有些疑惑，貧下中農協會這麼有威信？憶苦思甜這麼管用？我們打起來他都不讓步，一提他父親的死因立刻就覺悟了？後來，處理過幾次類似衝突之後，我才明白他真正怕什麼。按照村裡的常規，兩人動起手來，一旦有人受傷，就可以讓對方賠一筆醫藥費和誤工補助，外帶探視賠禮必須攜帶的點心匣子。看不出傷來，尚且要裝病開藥訛他一筆，像我這樣膝蓋腫得老高，換了普通社員，至少要扒他一兩個月的工分。我是知青，如果回家休養，再加上路費，那費用就更沒譜了。
　　事情鬧大以後，一直不愛管事的指導員也召開隊委會，專門研究用水問題。我說了自己的觀點，主張先集體後個人。隊長並不和我正面爭論，他說我的主張是對的，但毛主席讓我們關心群眾生活，貧下中農的吃菜問題也應該重視。再說，分給社員自留地也是毛主席的政策，地分給人家了，就不能不讓人家種，不能不讓人家澆水。他建議白天集體澆麥子，夜裡社員澆自留地，誰先誰後，由抓鬮決定。隊委會七個成員，六個同意他的意見，我只好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
　　話說回來，我不服從又能怎麼樣？腿腳靈便時尚且把不住水，現在瘸了，我更不能不識抬舉，與所有人為敵。
　　後來，我當了生產隊的一把手，有權一個人說了算了，再遇到類似的情況，照樣被迫讓步。假如不讓步，迫使人家執行我的命令，就等於逼着人向我辭職。我們生產隊方圓五六里，溝壑縱橫，數千棵乾鮮果樹，大大小小數百塊糧田，哪面坡上的哪棵樹果子該摘了，需要幾個工，哪塊田該鋤了，需要幾個工，這些知識我不懂，沒有多年經驗的積累也休想掌握。隊長一撂挑子，我就抓瞎了。就算我本事大，什麼都懂，我也只能帶一撥人幹活，其他生產小組，老人婦女和各種專業隊，如果沒有幹部招呼着，眾人能在地頭一坐一整天，根本就別指望出活兒。我本想讓社員多為集體做貢獻，如果幹部撂挑子了，大家全在地頭坐着，豈非求益反損？

　　三、自留地變遷史

　　自留地一直是農民與極左勢力較勁的邊界。
　　從1955年年底開始，毛澤東掀起了“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大量初級社轉為高級社，農民的土地歸了集體，但保留了一段小尾巴：高級社抽出5％的土地分給社員種植蔬菜。這就是自留地。
　　1958年8月，毛澤東在河南新鄉七里營視察，說“人民公社好”。8月29日，中共中央通過了《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決議寫道：“一般說，自留地可能在並社中變為集體經營。”小尾巴於是歸了大堆。一些主張保留自留地的幹部，例如河南省委書記潘復生、楊珏和省委副秘書長王庭棟，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傾機會主義集團。
　　1958年秋收之後，主要農產品供應全面緊張，毛澤東開始糾左。1959年7月廬山會議之前，中共中央已決定恢復自留地。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糾左中止，極左派得勢，直接導致了三年大饑荒，數千萬農民餓死。大饑荒末期，李先念看到河南省信陽地區光山縣人人戴孝、戶戶哭聲的慘狀，評論說：“如果把自留地堅持下來，小自由多一點，即使是反革命破壞，人也要少死好多。”
　　1960年11月3日，在大饑荒籠罩全國的危急時刻，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的《緊急指示信》，第五條說：“允許社員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規模的家庭副業。”自留地、自留畜、自由市場，再加上生產隊內部實行的小包工，這就是“文革”中被稱為“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三自一包”。
　　1962年9月27日，中共中央通過《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農業六十條），第四十條說：“自留地一般占生產隊耕地面積的百分之五到七，歸社員家庭使用，長期不變。”至此，自留地制度基本穩定下來，直到大包幹在二十年後將所有集體耕地都變成“自留地”。事實上，萬里在安徽農村搞大包幹的時候，四川就在農村擴大自留地。一是內部瓦解，一是外部蠶食，兩條路殊途同歸。
　　1964年，毛澤東發出“農業學大寨”的號召。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大隊1963年遭遇洪水，自留地全被沖毀，陳永貴乘機取消了大寨的自留地。
　　1970年，山西省昔陽縣宣布建成大寨縣。這一年，昔陽全縣取消了自留地。
　　1975年9月，第一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召開，華國鋒代表黨中央國務院作了《全黨動員，大辦農業，為普及大寨縣而奮鬥》的報告。我就是在鋪天蓋地的“普及大寨縣”的口號中下鄉插隊的。
　　在這場歷時二十多年的較量中，我一入場就站在農民的對立面。我很想砍掉自留地，如果有這種力量的話，我絕不會手軟。因為，我在理論上相信自留地是惡的根芽，可能導致成千上萬革命先烈的鮮血白流。很久之後我才知道，自留地本身就是數千萬農民的非正常死亡換來的，取消自留地意味着數千萬農民白白餓死，卻沒有換來一種有助於減輕飢餓的制度。對照這面歷史的鏡子，我才看清楚自己那副無知者無畏的嘴臉。
　　我對自留地在理論上的厭惡很快就得到了生活經驗的充實。每天我都切身感到自留地如何與集體爭水、爭肥、爭勞力、爭人心，我完全理解大寨取消自留地的動機：迫使每個社員把全部身家性命押在集體上，斷絕所有後路，造成破釜沉舟背水一戰的格局——要麼愛集體，要麼沒飯吃。這是資源和人心爭奪戰逐步升級的必然走向。在這個意義上，極左派“割資本主義尾巴”、“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之類的邏輯，並不荒謬可笑。針尖大的洞，碗口大的風。千里之堤，潰於蟻穴。不堵住漏洞，“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日子很不好過。
　　問題在於，我心有餘而力不足。不依託高層發動的全局性攻勢，我不僅無力消滅自留地，就連卡自留地半個月的水也卡不住。

　　四、社員激勵機制的缺口

　　農民對集體大田和自留地的親疏是可以計算的。
　　剛插隊的時候，我對農民普遍偷懶的現象很不理解。按照當時的意識形態信條，工人農民愛國家愛集體愛社會主義，不應該偷奸耍滑。我問一位貧農為什麼不好好幹活，他反問道：“有我多少？”這話我聽見了，但沒有往心裡去。十幾年之後，我才領悟了這句話的深意。
　　我們第三生產隊有57戶人家。假設每戶人口勞力相等，在集體的大田裡，我刨57鎬，才為自家刨了1鎬。反過來說，我偷懶少刨57鎬，自家才損失1鎬。這種體制極其有效地激勵偷懶，同樣有效地懲罰勞動。自留地則不然。那裡的每一鎬都是為自家刨的，真所謂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動者不得食。對我們生產隊的社員來說，自留地對勞動積極性的激勵效率是生產隊的57倍。結果，自留地和庭院僅占總耕地面積的7％左右，但社員像繡花一樣精心伺候，每年收穫的煙葉糧食和蔬菜，價值將近家庭總收入的三至五成，能與生產隊90％多的耕地分庭抗禮。
　　我們生產隊的激勵效率只有自留地的1／57，這還算好的。1958年人民公社興起的時候，規模動輒萬人，連生產隊和大隊的幹部都不用對勞動成果負責，結果鬧出了一場大饑荒。饑荒迫使極左派撤退，在“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一線構築防禦工事，同時伺機反撲。大寨大隊和昔陽全縣取消“三自一包”，實行大隊核算，又把前沿推進到以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中線陣地。大寨大隊80戶人家，從物質刺激的角度看，其激勵效率只有自留地的1／80，還不如我們生產隊。
　　總之，如果把自留地比作社員的親兒子，集體大田就是50竿子甚至80竿子打不着的遠親，其疏遠程度如同陌路。
　　大寨模式在激勵機制方面存在如此巨大的缺口，農村基層幹部如何彌補呢？常用的辦法有三種。

　　第一種，以身作則，道德感召。

　　普通社員刨57鎬，我刨87鎬、107鎬。我讓你們占我便宜，你們好意思嗎？有不好意思的，自然會多刨幾鎬。大寨的陳永貴，大寨大隊的幾個黨支委，尤其是賈進財，都是這麼幹活的。這種感召是有效的，只是效果不那麼可靠——它不僅依賴幹部行為的感召力，還要依賴眾人良心的敏感程度。
　　我和附近公社的一位先進知青聊過這種作用最佳狀態。他講了一個故事。他們公社有一個村，隊長幹活拼命，為了集體不顧家，結果和老婆打架，老婆喝農藥自殺了，丟下四個孩子。他們隊裡的社員特別感動，不用招呼就出工，幹活全不惜力，誰偷懶大家就罵他沒良心。收工後大夥還輪着去隊長家帶孩子，替他種自留地，幫他家打的柴禾堆了一房高。我們兩人唏噓之下，笑嘆自己沒有老婆，想感動大家不知還要等多久。

　　第二種，思想教育。

　　思想教育也有兩個層次。所謂提高階級覺悟，無非是讓眾人認清自身利益與集體利益和國家利益的一致之處。這種以物質利益為基礎的教育，說到底，避不開1鎬與57鎬的關係問題。算得越透徹，偷懶越有理。假如人家偷懶而我不偷懶，一位社員反問我：那不是讓人家剝削了嗎？這是第一個層次。在這個層次上我們算不贏偷懶的社員。
　　第二個層次，倡導“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創造共產主義新人。毛澤東試圖培育出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公而忘私、大公無私的共產主義新人，“對工作極端地負責任，對同志對人民極端地熱忱”。
　　在蜜蜂和螞蟻的社會中，這種個體確實存在，但一個社會性昆蟲群體其實只是一個繁殖單位，近似於人類的一個家庭，而不是血緣關係親疏遠近不同的一個生產隊或一個村莊。工蜂工蟻與本群體姐妹的基因重合率達到75％，而人類的父母與兒女之間、兄弟姐妹之間的基因重合率不過50％。螞蟻蜜蜂的獻身精神是有生物學基礎的，正如人類對家庭和親人的關愛也是有生物學基礎的。擁有這種利他精神的物種可以在進化中獲得競爭優勢，從而保住甚至擴大自己的基因分布區域。極左派鼓吹以社會階級為基礎的獻身精神，而社會階級並不是遺傳繁殖的基本單位。極左派的這種企圖，簡直就是要創造一個連“造物主”也不知如何設計的新物種。
　　當然，毛主席說了，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人類確實有一種精神力量，問題在於，在激勵機制的缺口中，這種精神力量頂得了多少鎬？頂三五鎬還是57鎬甚至80鎬？在我們生產隊，平均而論，這種不在乎回報的純精神力量，似乎連三五鎬——缺口的7％——也頂不上。極左派堅決反對一切利用人類利己之心的政策，說那是調動私心，因此狠批物質刺激，禁止各種承包製度，迫使基層幹部集中力量創造共產主義新人。如此極端的政策，固然符合兩種激勵機制的競爭逐步升級、走向破釜沉舟的邏輯，但也意味着關閉93％的能量，依靠7％的能量推動農業生產。結果，產品嚴重匱乏不說，在我的感覺里，那7％的精神力量也被折騰得筋疲力盡，歷盡摧殘之後，剩下的還不足3％。

　　第三種，政治壓力。

　　所謂政治壓力，對我來說，主要體現在大庭廣眾之下訓人。大家幹活的時候，如果有人站着聊天，半天不動彈，我就吆喝一嗓子：“動彈啦動彈啦，要聊回家聊去！”再嚴重點，就在出工前不點名地警告一番。“有人思想成問題啊。我數了，一上午鍘草不到二百下！一分鐘還鍘不了一刀！給誰干呢？給你自己干呢！你偷懶，不是剝削大夥嘛！再不自覺，咱們就拉出來說說！”如果有誰反抗，頂嘴帶髒字，我就狠狠扣他的工分。我對社員如此兇悍，以至我們隊的小孩哭，當母親的會拿我來嚇唬孩子：“哭，哭，再哭吳思來啦！”

　　當然，作為平衡，也要經常表揚勞動態度好的社員。
　　保持政治壓力，我認為是填補缺口的主要手段。以我們生產隊而論，那56鎬的缺口，假如以身作則和道德感召的力量可以補上6鎬，思想教育可以補上4鎬，政治壓力就可以補上16鎬甚至20鎬。於是26鎬至30鎬有了着落，剩下的26鎬到30鎬則難以彌補，體現為怠工造成的淨損失。
　　這種估計，用來解釋大寨，肯定低估了政治思想工作和幹部帶頭作用的力量。大寨的社員很少怠工。但用這個比例解釋我們生產隊，解釋全國的情況，未免過分樂觀。大包幹之後，農村勞動力大量外出，留在家裡的人，勞動質量明顯提高，勞動時間卻大大縮短，由此可見，公社體制下怠工的淨損失不止一半。
　　八億農民怠工，中國受不了，全世界都受不了。極左派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沒有能力彌補激勵機制的缺口，就守不住集體經濟的陣地，更別提繼續前進了。

　　五、幹部激勵機制的缺口

　　算到這會兒，一個新缺口出現了：那些以身作則、進行思想教育、維持政治壓力的幹部，他們的動力來自何方？普通社員激勵機制的缺口靠他們勉強補上了一半，但在這一半的背後，補缺者自身的激勵機制，也是千瘡百孔，隨時有瓦解的危險。
　　我當生產隊指導員的第一年，平均每兩個月，生產隊長向我辭職一次。其他五位隊幹部也穿插其間。撂挑子的原因很多，為了省事，仍舊以水渠為例。
　　有一天，大隊書記的堂兄忽然將通過他房後的水渠拆毀，幾十畝麥田的封凍水沒法澆了。他說水渠滲水，把他家的房基洇了，要求隊裡挖地三尺，用水泥澆築這段水渠。我們去他家看了，一絲水痕也沒有，為了這種莫名其妙的擔心，就要斷水半個月，大量耗費貴如麵粉的水泥？生產隊長認定大隊書記支持他堂兄刁難自己，立刻找到我，宣布辭職。
　　這位生產隊長年近五十，是個心高氣傲的人，農活很好，自留地和庭院收拾得妥帖至極。他看前任隊長一而再，再而三地撂挑子，什麼事也扛不住，多次耽誤隊裡的農活，心裡有氣。所以，我請他出山，一探口風就覺得有戲，按常規三顧茅廬之後，他就接手上任了。沒想到剛上任就遇到了這種挑戰。
　　拆水渠的漢子大約三十六七歲，精靈鬼怪，好講三國，是我們生產隊的人尖子。新隊長也是人尖子，便有了幾分競爭關係。新隊長不肯受他的氣，所以一遇挑戰便派人去硬修斷渠，那漢子乾脆往斷渠上一躺：要動傢伙就往我身上招呼。派去修渠的石匠自然不肯為了隊裡的事打架，就找了隊長，隊長又氣哼哼地找到我，說這是受大隊書記的指使，沒法幹了，宣布辭職。其實他誇大了挑戰的來頭。大隊書記私下跟我說過不少新隊長的好話，請他出山當隊長也是大隊書記的建議。
　　我上門問那鬧事的漢子，為什麼早不鬧晚不鬧，隊長剛上任就鬧，是不是對人家有意見。漢子說，早就想鬧，看前任隊長溜肩膀，怕嚇着他，就忍到現在。新隊長不是本事大嗎，怎麼也這副德行。現在想來，這話其實也是鬥氣。莊稼急用水的時候他不敢斷，怕激起眾怒；莊稼不用水的時候，我們又不怕他斷；澆可有可無的越冬水之時，最是打劫的好機會。結果，僵持數日，經過四五次往返談判，鬧事的漢子放棄挖地三尺的要求，只要用細水泥把他屋後這段水渠抹上一層，就容許過水了。
　　此事解決了，隊長的心卻涼了，死活不肯再干。於是，我又拿出對付前任隊長的老辦法，吃過晚飯就到他家做“思想工作”。其實也沒什麼可說的，翻來覆去就那麼幾句話：“大夥的事，都不干誰干呢？你也不干我也不干，秋後大夥喝西北風？”然後就端過他家的煙笸籮卷大炮，喝他家的茶，有一搭沒一搭地閒扯幾句，每天熬他到半夜，按照常規，熬到第五六天，再堅決的人也會答應繼續干。遇到特別頑固的情況，我還會拉上其他隊委會成員，甚至拉上大隊書記，一起做他的思想工作，一起去熬他，輪流去熬他。
　　按照左派的革命邏輯，幹部幹部就是先干一步，除了責任義務和指揮別人的榮耀，當幹部幾乎沒有物質方面的好處，全憑革命精神的支撐。在那57鎬里，他們只有1鎬，但他們卻要晚上開會，處理瑣事，白天操心安排農活，帶頭多干，督着別人多干，不時還要干點堵人財路的事，得罪幾個路子多的能人。這就意味着，他們付出了兩到三鎬，所得只有1鎬。他們讓普通社員搭了便車。
　　當然，幹部偶然也能在招工招生等好處出現時優先一把，但那不是主要因素。如果特權多、待遇好，就像大公司高薪僱傭管理人員一樣，也可以構成強大的激勵體系，但這條路與“文革”的理想背道而馳。當時正在抓“黨內資產階級”、“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主要罪狀就是利用特權搞腐敗。眾目睽睽之下，那時的特權收益比現在少得多，在幹部比普通社員多付出的10鎬中，平均起來，特權未必能抵償兩三鎬，缺口依然存在。
　　地主和資本家都有足夠的動力監督僱工的勞動，正如僱工也想方設法逃避監督一樣。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雙方對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構成均衡，維持着經濟的運行。但是，地主資本家監督管理的動力來自剩餘索取權，監督帶來的收益完全歸他們自己，虧損也要由自己承擔。這種物質利益的獎懲機制是有效的，但被視為資本主義道路。在大寨模式中，幹部監督管理的收益全歸大眾，他本人的收益主要來自精神和社會地位方面的榮耀。那麼，幹部的社會地位、當幹部的精神愉悅和指揮別人的榮耀能不能補償那些額外付出呢？這就因人而異了。
　　前任隊長，開頭覺得還能補償，幹得時間長了，榮耀和地位帶來的愉悅淡化了，就覺得難以補償了。幹得越久，與怠工和占小便宜的社員的衝突就越多，對人性和自己的服務對象就越失望。最後，原來還有幾分的同情心和責任感消磨殆盡，輕蔑和憤懣越來越重。隊幹部找我撂挑子的時候，往往會撂下一句狠話：“這幫東西，餓死他們也不屈！”
　　新任隊長，支撐了大半年後，榮耀感同樣淡化了，對前任隊長缺少擔當的義憤消失了，兒子又進公社農機修配廠當了工人，繼續當幹部的利益相對下降，於是，遇到一點小麻煩就辭職了。最後我請出一位有殘疾的中年人接替他當了隊長。如果我繼續熬他，未必不能再使他撐半年，但我失去了熬他的興趣。
　　和那些辭職的幹部一樣，我對人們的一般看法越來越壞，溫情越來越少。開始，我希望自己和貧下中農打成一片，生活得彼此分不開，想他們之所想，急他們之所急，努力去熱愛人民。當幹部不過一年，有一天，偶然和其他公社的先進知青聊天，說到社員偷懶的現象，我咬牙切齒地冒出一句：“一群牲口，恨不得拿鞭子抽！”話一出口，心裡一驚。我這是怎麼了？本想熱愛人民，怎麼反倒滋生恨意？本想當人民的勤務員，怎麼心裡成了奴隸主？我隱約感到有什麼地方出了毛病。

　　六、反向改造世界觀

　　這又扯出了我心裡的一個漏洞。隊委會激勵機制上的缺口，由我這個一把手負責填補。我湊湊合合地補到60分及格的水平，但我心裡的缺口誰來補呢？
　　按照毛澤東在《紀念白求恩》中的要求，“對工作極端地負責任，對同志對人民極端地熱忱”，這個漏洞似乎可以自我填補。就好像餓了要吃，渴了要喝一樣，熱愛人民就去為他們服務，從而得到自我滿足。但在我的感覺中，這種純情感的東西，在與工農大眾的衝突中會逐漸冷卻，缺口越來越大。靠愛和情感補不上。
　　我們村流傳着一首順口溜：“大隊幹部摟，小隊幹部偷，社員縫個大兜兜。”描述了眾人踴躍占集體便宜的場面。如此描述有些過分。我的印象是，在正常年景，五分之一偷，五分之三摟，五分之一不偷也不摟。每到偷竊收益最高的季節，隊委會就推出我當一個月的護秋員。我是外來的愣頭青，敢得罪人。幾個月護秋員干下來，每天想賊防賊，練出了一雙賊眼。我每隔三五天抓一個賊，創造了我們村看秋歷史的最佳戰績。所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就在這種檢驗和調整之中，我的世界觀悄然轉變。多年之後，我接觸到西方經濟學對人的基本假定：人們理性自利地追求利益最大化。這個說法讓我眼前一亮，好像揭去了看秋練出的賊眼的最後一片蒙子。
　　現在回首往事，我才意識到自己的世界觀確實得到了改造，只不過和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截然相反。在貧下中農的教育下，我的眼睛和眼中的世界徹底改變了，從醉眼陶然的一片粉紅，變得越來越像老鼠，善於在黑暗中發現利益和危險——賊眼賊亮。
　　回顧對農民感情的變化，我還有一個驚奇的發現：當年的憤恨現在又變成了讚賞。過去，教條把工農大眾描繪成精神最乾淨、關心集體、大公無私的聖人集團，抬高了我的期望值，一旦失望就滋生恨意。現在，高調的意識形態轉變為人類理性自利的假設，期望值已經降低，對理想社會的憧憬也變成了對利益制衡體制的信仰。此時心態平和，把千方百計追求個人利益的行為視為當然，發現一點自我約束也知道珍惜。再看農民與管他們的人鬥智鬥勇，包括當年與我鬥法，妙手連發，不禁欣賞起他們的反抗策略。由此看來，現實主義培養同情和溫情，理想主義反倒助長仇恨。

　　順便提一下，我對工人階級的感覺比對農民更糟糕。1974年，我曾在當時最革命的石油戰線當過一個月的翻砂工，發現工人們每天只干三四個小時的活兒。我多幹了，就有熱心的師傅勸我注意群眾影響：你這樣干可能提高定額，連累大家，群眾會對你有意見。後來我在大港油田幹活兒，以中上等速度干兩個小時，師傅就過來制止我們，說一天的定額已經完成。我大惑不解：號稱最先進的領導階級為什麼也偷懶怠工？多年之後，我看到劉少奇在安源煤礦組織罷工的經歷，工人得勢之後，每天只干半天活，整得公司承受不了。李立三在路口攔截工人，不許他們早下班，工人就罵他是資本家的走狗，還動手打他，氣得他大哭而去。劉少奇為此苦惱很久，還請教了來訪的美國共產黨領導人，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
　　跳出教條之後，我才鬧明白一個淺顯的道理：工人農民和地主資本家一樣，每個階級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這種互相衝突的追求構成均勢，社會因此正常運行。確實有自覺精神這種東西，但僅靠某個階級的覺悟和自律是不夠的。任何一家獨大的格局都會損害全局並最終傷及自身。這種來自生活經驗的認識就是我轉而信仰利益制衡體制的根據。

　　隨着世界觀的悄然轉變，我的浪漫情懷越來越淡，理性和算計深入骨髓，本來依靠理想和信念填補的缺口也進一步擴大。幹部當到第二年，我隱隱約約地意識到，自身力量補不上那二三十鎬的大缺口。我對農業學大寨運動的前途深感悲觀。極左派描繪的共產主義理想越來越顯得渺茫。我開始懷疑繼續死撐下去的意義。
　　在真實的心理活動中，這個變化過程體現為拉鋸般的衝突。革命熱情逐漸冷卻讓我深感恐懼，便調動起全部力量與之對抗，精心呵護心中的每一顆火種，鼓起腮幫子吹出火苗。這時我寫出了此生最革命的幾句詩：“火紅的黨旗呼啦啦地飄！我們是黨旗上的鐮刀！我們的熱血在黨旗上燃燒！”我迫切需要用熱情的大話給自己加熱。
　　總之，靠精神力量或世界觀改造補不上缺口。那麼，靠行政升遷如何？
　　如果像國營企業那樣，出色的管理者可以得到行政體系內部的升遷，這當然是有效的激勵。不過，農村幹部能夠進入幹部系列的概率極低。大寨出了一個政治局委員，一個中央委員，這種概率，在全國上百萬個村莊裡，連二十萬分之一也沒有。建築工人的年度死亡率是十萬分之八，這種死亡風險幾乎不在職業選擇的考慮範圍之內，而成為中央委員的概率還不到這種不值考慮的概率的6％。對農民來說，成為公社幹部的機會也小到了不值考慮的程度。一旦升官的概率低到一定濃度，激勵就不再普遍有效。反過來，撂挑子，爭取更多的閒暇，才是獲得福利最大化的策略。這也是農村基層幹部的實際選擇。
　　結論：幹部激勵機制的缺口，靠行政升遷的路也補不上。

　　不過，這條路可以列入我的考量。我是知青，又是先進典型，從大隊領導升到公社領導再升到縣委領導的概率遠高於常人。我當時確實也如此預測自己的歸宿。問題在於，追求升官的個人前程，還能算共產主義的人生觀世界觀嗎？我想走這條路，到底是為了對革命做更大的貢獻呢，還是為了個人的名利地位呢？我糊弄自己說，地位越高，對社會的貢獻越大，這是為了革命。但我懷疑自己是自欺欺人，而且可疑程度超過六成。
　　如果沒有升官，如果我和農民一樣需要養家糊口，大概用不了幾年，我的肚子就會告訴我什麼是真理。如果我因為學大寨積極而很快升官，恐怕我會繼續與農民作對，加大向小生產進攻的力度，在更大的範圍內割資本主義尾巴。
　　順便插一句，我的升遷完全是由上級領導決定的。甚至在入黨之前，公社副書記和大隊書記就找我談話，內定我為生產隊指導員兼大隊黨支部副書記，連群眾意見都不必徵求。繼續聽黨的話，繼續與農民作對，對我的升遷有益無害。
　　如果我在明白是非之後升了官呢？我會為了自己的前程昧着良心推行極左路線嗎？我會像安徽鳳陽縣委書記陳庭元那樣默許大包幹嗎？我不知道。官場也是改造世界觀的好地方。

　　七、臨陣脫逃

　　以極左的標準衡量，我的插隊經歷就是一連串的失敗。青年突擊隊的義務勞動首先受挫，以共產主義義務勞動替代僱傭勞動的夢想破滅。限制自留地或曰資產階級法權的努力以退讓告終。建立堅強的領導班子的企圖也一再失敗。屢戰屢敗之後，我失去了發動進攻的銳氣，和多數基層幹部一樣轉入守勢。
　　每年深秋，種完冬小麥後，縣裡都要開二十多天的三級幹部會，簡稱“三干會”。先在公社開，再轉到縣裡開，整黨整風，建班子。我連續參加了兩年，每年的重點都是解決幹部撂挑子問題。在全國範圍內，幹部激勵不足的問題普遍存在，年底便是幹部撂挑子的高峰。我們聽大量鼓動報告，接受上級給我們打氣，學習先進典型，互相批評並自我批評，聽革命前輩訓我們沒出息，聽公社書記跟我們說好話，說大話，再集中解決幾個讓人灰心喪氣的難題。最後人人過關地表個態，承諾再干一年。那麼，經過多年的篩選沉澱，什麼人留在幹部隊伍里？
　　我們聽過一個生產隊長的報告，題目是《當隊長有癮搞管理沒夠》。許多有管理偏好的人，當領導感覺輕鬆愉快的人，組成了生產隊幹部的群體。他們有個人特色的選擇偏好降低了當幹部的成本，提高了當幹部的收益。只是這種人比例很小，經過長期沉澱積聚起來，也未必能補上激勵缺口的兩三成。
　　各級領導竭盡全力，只能勉強維持這種均衡。這是學大寨運動維持不垮的最後一道防線。這道防線漏洞百出，但最高司令部一輪又一輪地動員發令，幹部隊伍像環環相扣的戰陣和各級督戰隊一樣挺在那裡，經受着八億農民海潮一般撲向自留地的正面沖刷，經受着農民和農村幹部大面積怠工在內部和背後的淘洗。

　　僵持之中，恢復高考了。
　　我曾經在公社大喇叭里放出大話：“招工不走，招生不去，永遠紮根在貧下中農的心裡。”這句大話悄悄給升官的前程留了一條路，卻完全堵住了進工廠和上大學的路。
　　一位和我同樣肩負重任的知青朋友勸我：“我試着紮根了，但我發現貧下中農的心裡是一片沙漠，你紮根其中也無法成活。”他考上了清華。可是我的大話餘音繚繞，報名高考無異自打耳光。我咬緊牙關，不理父母的請求，不報名，不複習，默默抵制了那年高考。夥伴們在考場中答卷的時候，我正爬在樹上打核桃。秋色西來，天高雲淡，我胸中激盪着自我犧牲的悲壯感。
　　1978年，社會大變動的各種跡象越來越顯著，大隊書記和公社負責知青工作的副書記先後找我談話，表示支持我參加高考。我表面上顯得不太情願，答應考慮考慮，暗自卻高興有這個就坡下驢的機會。我自欺欺人地想：上大學也是為革命，本事大了可以對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
　　那年夏天我考上了中國人民大學，一所我認為最具理想主義和革命精神的學校。考分到達村裡的時候，正是護秋的季節。人們大呼小叫地找到我，說我的考分特別高。我半信半疑去大隊廣播室看了成績通知單，果然遠遠高於錄取線。我心中一陣狂喜，卻故作鎮靜，不緊不慢地踱回宿舍，提了鐮刀，按照往常巡山的路線出了村。走到荒僻處，終於按捺不住，一口氣跑上十幾層樓高的山梁，毫不氣喘，興猶未盡，又蹦了幾個高。平靜下來後，我為自己的反應大吃一驚。我怎麼這樣？不是上不上大學無所謂嗎？我那麼想離開農村嗎？我還以為自己對農業學大寨的偉大事業戀戀不捨呢。由此我也得到了一條經驗：人們往往並不了解自己。
　　新鮮勁過去之後，我心底的羞愧露頭了，而且數年揮之不去。我食言了。我怕苦了。我臨陣脫逃了。同時我又感到大為輕鬆，真切體會到什麼叫“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我不必在一場預感到失敗的戰爭中苦苦支撐下去。

　　八、如今瞭然識所在

　　多年之後研讀明史，我注意到明朝初年和共和國初期似乎有某些相近之處。朱元璋搞的不是國有化，準確地說是官有化，剝奪各個社會集團的權利，尤其是大地主大商人的權利，將儘可能多的資源集中在自己手裡，同時嚴厲約束各級官員，鼓吹道德教化。
　　順着這條軌跡上串下連，我獲得了另外一種眼光和感覺。我感覺自己當年很像朱元璋手下的酷吏。我們為了實現自己的社會理想，與各個社會集團對抗，儘量把所有的資源集中在官家手裡，努力清除反對我們崇高理想的人們。我以為這就是社會主義，這樣就能建成共產主義，正如朱元璋以為這樣可以建立合乎王道的萬代基業。
　　資本主義，如果視為奪取皇家貴族和官僚集團手中的權力，由資產階級集體控制政權，那麼，馬克思設想的社會主義就是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取權力，將政權置於無產階級集體控制之下。可是這兩種權力轉移並未在中國發生。我參與的事業，一方面是剷除資本主義萌芽，另一方面是控制驅使農民群眾，而不是被農民群眾控制和驅使。這種體制，既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社會主義，是否可以稱之為“官家主義”？（參見拙作：《置疑“權貴資本主義”》，《鳳凰周刊》2005年第13期）
　　因主張和信條不同，所謂“官家主義”又分為多種類型。儒家信條在西方資本主義的衝擊下敗陣之後，以趕超西方為目標的各種主張登上了歷史舞台。我插隊的時候只熟悉其中的兩種主張。一種是：官僚集團直接承擔資產階級的使命，管理生產，計劃經濟，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物質刺激，利潤掛帥，把全國辦成一家大公司，這條路線被毛澤東斥為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另一種是：抓革命促生產，鬥私批修，創造共產主義新人和新世界，順便完成四個現代化，並一勞永逸地解決資本主義時代的其他問題。這種遠遠超出資產階級物質利益眼界的追求，就是毛澤東的理想。後人把這種理想稱為空想社會主義，空想固然不錯，社會主義卻大成問題。這裡根本就沒有農民之類的社會集團說話的份兒。
　　從上述角度看去，左派右派之類的標籤，都是超越歷史階段錯用的分類符號。前資本主義時代的官民之分，即打天下坐江山的暴力集團及其官僚代理人集團，與農業工商業生產集團的區分，才是更加符合時代特徵的一級分類。只有生產集團控制了暴力集團及其官僚代理人之後，左翼右翼之類與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相關的標籤，才能上升為一級政治分類。在這套分類體系中，我為強化極權、削弱農民勢力而衝鋒陷陣。可是，任何集團的勢力太大，和皇家貴族勢力太大或資本家勢力太大一樣，都是一種社會失衡，都將造成社會災難。
　　在新的歷史坐標系中，當年的困惑和迷茫消失了。如今瞭然識所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帝國歷史可以說是官家主義的歷史。毛澤東時代，用自己的理想塑造社會人心的全方位努力登上了中國歷史的最高峰，並且憑藉強權打造了工業化基礎。“文革”之後，從農村到城市，處處民進官退，不時出現“小政府，大社會”的說法，新的均衡似在形成。迄今為止，對這種新均衡的意識形態描繪和理解尚未定型，就連我在此使用的“官家主義”也是正在形成之中的概念，我們仍處於下一個均衡類型重建之前的探索和動盪之中。
　　我希望在中國建立所有社會集團共同當家作主的社會，大家靠投票立法定規，我以為那才是名副其實的社會主義社會——每個社會集團及其成員都有平等的政治權利，誰也不能憑藉暴力專別人的政。資產階級固然財大氣粗，但工人可以依靠工會與之抗衡；農民固然是一盤散沙，但可以憑藉農會分擔集體行動的成本，為本階級爭取更多的利益。為了保護喪失了勞動能力的弱者，消除拼命謀生的土壤，這個社會還應該設立最基本的生存保障體系。
　　倘若我夢想落空，中國出現了原始資本主義社會，立法定規全由資本家說了算，禁止組建工會，禁止罷工，憑藉暴力專工農大眾的政，那時候，即使我衰老不堪，我也要再當一回左派。這不是出於什麼階級感情，而是出於對利益制衡的信仰，出於對公道的信仰。公道自在人心。


　　近期圖文：

　　價值倫理還是責任倫理？趙紫陽的選擇對嗎　　
　　迫在眉睫：如何處理人與人工智能的關係　　
　　真實的謊言：當年知青時辦病退　　
　　要基本了解中國文化該讀哪些書？　　
　　從“文革”為何結束，來探討其為何發生　　
　　回望“文革”——這次從經濟和人口角度　　
　　楊繼繩受勸阻未赴哈佛領獎 依娃代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