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年代，人们从多次实践、多次教训中得出结论：不讲假话，就没法维护自己本来应有的权利。现在居然有人怀念毛泽东时代，说那个时代的人多么诚实，但在我看来，现在道德塌方沦丧、社会失范失序的祸根，就是从那个年代的倒行逆施肇始


　　老高按：朋友晓萍最近写了很多回忆知青往事的文章，有的发给我和妻子看，也唤起我们很多对插队生涯的回忆。她最近写了一篇《办病退》，我推荐给明镜网刊登，也转载在下面。
　　自从毛泽东1968年“12·21指示”（即“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之后，一个星期之内，与比我大三岁的哥哥（他是高中毕业生），同时“打起背包就出发”，奔赴广阔天地。实际上当时我确实是有病的，不过，中学的工宣队员三番五次來家，声色俱厉，逼着家长给我下户口，父母只好流着眼泪给我们准备行装。那一年，包括我伯伯的孩子在内，六个堂兄弟姐妹上山下乡，到了六个地方。
　　我当年算幸运的。湖北省从1970年夏天开始，就从知青中招收工人，我竟然在当地知青中第二批（第三批？）被抽调回了武汉。我哥哥和其他堂兄弟姐妹就没那么幸运了，家庭出身、社会关系……都是卡他们的理由，少则三五年，多则七八年，才几经折腾回城。其中有的也是用“病退”的名义——确实是有病或有伤（一位堂兄的腿就受了很严重的伤），但其中少不了有夸大或者走后门的成分。
　　读了晓萍的文章，很有感慨。在那个年代，人们从多次实践、甚至是多次教训中得出结论：不讲假话，就没法维护自己本来应有的权利！现在居然有人怀念毛泽东时代，说那个时代的人多么诚实，但在我看来，现在道德塌方沦丧、社会失范失序的祸根，就从那个年代的倒行逆施肇始。


　　办病退

　　晓萍，明镜新闻网 2016年3月6日

　　“病退”一词，产生于文革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期。
　　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初、高中学生都要响应这个伟大号召，无条件离开城市，到农村务农，插队落户。最高指示还说，青年是否与工农相结合，是革命和不革命的分水岭。因此，有几届中学生“连锅端”，一个不剩全下乡。例如，北京的67届初、高中生全部去山西、陕西或内蒙插队；轮到69届初中时，正逢国庆二十周年“十一”节前夕，整届被“连锅端”到了东北兵团。
　　很快，各地知青中陆续出现了种种问题，党和政府便针对这些问题实行“病退”和“困退”政策。“病退”，指的是已经到农村插队或到兵团的知青，允许以患有某种疾病，不宜从事农业劳动为理由，把户口转原籍城市。回城后另行安排工作。“困退”，是指一个家庭中，若众多子女都下了乡，或独生子女本人也下了乡，父母身边无子女的情况下，允许将一名子女的户口转回。病退和困退从1972年实行以来，越来越多的知青回城。但是，这些调整政策决不意味着可以违背最高指示。即使有理由“退”，在重重手续当中，各级政府层层把关，严格审批。试图以“病”和“困”为由，把户口从农村或兵团转回城市，仍然是难上加难。

　　我是68届老初一学生，家住北京西城区。我们这届于1969年初开始毕业分配。说是“初中毕业”，我总觉得很荒唐。我们上完五年小学，升入初中不到一年就赶上文革爆发，学校停课。明明是中断学业，怎么能说是毕业？说自己是“知识青年”，更是名不副实。总共上了不到六年学，从此再没学上。若称“失学少年”才更准确。然而，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潮，把我们千千万万同代人，从城市一古脑抛到了农村。
　　
　　去吉林插队，是我自己要求的。首批分配方案中，有吉林镇赉县和河北邢台两个地方插队。去吉林的先走。我想早走，就报名去吉林。这是迫于家庭问题的压力。父亲是中学数学教师。1968年夏天，学校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要求部分老师搬到学校集中住，不准回家。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是因为“有严重历史问题”，成为“重点审查对象”而被关押。班主任崔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严厉告诫我说，“你要和父亲划清界限！”
　　1969年春节前，学校革委会红卫兵负责人找我谈话说，“为了体现党的政策，允许你父亲回家过年一天。现在就是看你要不要革命的时候了。你要督促他老实交代问题。还要防止阶级敌人搞破坏。”这番话让我心如刀割。平时慢声细语的爸爸，怎么和这些字眼联系上？但是，我得表示自己革命，就写出一张大字报向毛主席表忠心，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去吉林插队，并署名“吉林新农民”，贴在教室楼前厅。
　　3月22日是出发日。我一早来到学校门口，集合乘车去北京火车站。上了汽车坐好后，我才看见爸爸被放出来。这又是“体现党的政策”，允许爸爸在校门口看一眼。我望着爸爸站在人群后面，没能说上一句话。想到自己四岁丧母，爸爸又当爸又当妈把我拉扯大。善良厚道的爸爸，在我眼里，是世界上最好的父亲。今天，我却要跟爸爸划清界限！？看着爸爸在努力寻找着自己，却不能离开校门的样子，我再也忍不住汩汩的泪水。爸爸那单薄的身影，翘首张望的眼神，永远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
       
　　北京站大喇叭里播放着毛主席语录歌和革命歌曲：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
　　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
　　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
　　谁要是反对他，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站台上哭声震天。这哪里是送行，简直象送葬。这是为插队知青送行的场面：不论是远行者还是送别者，几乎人人抱头痛哭，甚至是无所顾忌地号啕大哭。为什么大家都哭呢？不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吗？看看同行的同学们：小梅的父亲是傅作义部下的军官。在66年红八月期间，被当作“国民党反动军官”而挨斗挨打。抄家的时候，小梅被逼着用皮带抽打自己的母亲。小梅和姐姐正哭得两眼红桃一般。小岩的爸爸是市自来水公司党委书记，是该单位批斗的头号走资派。在“狗崽子”的辱骂声中，和父母一起被遣返原籍劳改的时候，小岩哀叹：这辈子完了。现在她又要远离父母，正哭得格外伤心。小宁的父亲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干部，运动初期是积极造反的革命左派。尽管他带头炮轰当权派，批斗黑帮，后来自己反倒成了反党分子，也被斗得很惨。小宁和家人在相拥而泣。这些十五六岁的少年，经过了文革的“战斗洗礼”，现在要告别家乡父母，奔赴遥远陌生的农村去“扎根一辈子”。此刻，他们都在为昨天的遭遇，今天的离别和明天的迷茫而放声痛哭。这情景，让我想起杜甫《兵车行》里悲怆的诗句：古时，尚有“耶娘妻子走相送”，而今，“牵衣顿足拦道哭”者中，有多少人的父母横遭迫害，惨被关押，不能亲临送别远行的儿女？这里，“哭声直上千云霄”，淹没了大喇叭里嘹亮的革命歌曲。

  我和同学一行来到位于吉林省北陲的镇赉县胜利公社二井子东队插队。我决心“在广阔天地炼红心，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劳动繁重，生活艰苦，严寒酷暑，我都咬牙坚持。我在本队知青当中一直保持最高的劳动出勤率。我还学习针灸，为村民扎针，解除病痛。69、70两年，我荣幸地被推选为先进知青，多次出席公社和县里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从1970年春开始，镇赉县城和白城市的几家工厂陆续在知青中招工。人们都传说是我。我也满怀希望。结果，一次又一次，每次招工都没有我。有一天，公社干部透露说，是因为我的出身问题。这让我的心一下子凉得就像掉进了冰窟窿。
　　
　　70年底，知青们回家过冬，我也回到北京。这时候爸爸已经准许回家。回到温暖的北京，见到日夜想念的家人，我无比珍惜这幸福的团聚。
　　一天深夜，我们在熟睡中，忽然被砰砰的敲门声惊醒。一阵冷风卷着寒气，吹进来片警和居委会一行人。“户口本！”他们边翻看边核对。
　　“谁是临时户口？”
　　“我。插队回来探亲。”
　　“有大队证明吗？报临时户口了吗？”
　　我理直气壮地抗辩道，“当然有了。我们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去插队的。干吗这么查我们？”
　　片警冷冷地说，“假满了就赶紧回去。咹？”
　　这真让人感到屈辱，“我去插队，没有了北京户口，就低人一等？就象对逃犯一样对待我们？”
　　伟大领袖发出“野营拉练好”的最新指示。爸爸随学校去拉练，历时一个月。没想到爸爸一走，我就病倒了，发高烧，脸蜡黄。到医院一检查，才知道患上黄疸型肝炎，立刻被收住进右安门外第二传染病院。在肝炎病区，我吃惊地发现，住院患者中竟有超过一半是插队知青。
 
　　1971年元旦我在医院度过。春节前夕，爸爸拉练回来，听说我住院，尽管他觉得两腿沉重迈不动步，还是急得马上来看我。我的主治医生陈大夫说，我的肝功能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最好再治疗一段时间。我软磨硬泡非要出院，要回家和爸爸一起过春节。医生终于同意了，给我开了出院证明，“病愈出院。半年内免体力劳动”。我如愿回到家，和爸爸一起过了春节。到家后没歇几天，我闲不住，屋里屋外打扫了一通。结果头晕目眩，呕吐不止。到医院一看，说是“美尼尔氏综合症”。我想到恐怕自己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于是打算在家休养一年，明年再回去插队。
　　
　　我们家兄弟姐妹都在外地，有插队的，兵团的，工作的。家里只剩爸爸孤单一人。有一次，爸爸病得很厉害，身边没一个人。已经进入老年的父亲遭受孤独和病痛的双重折磨，苦不堪言。现在我庆幸能有机会陪伴在爸爸身边。
　　这一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事；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乘飞机叛逃，命丧蒙古荒漠。因知青没有工作单位，我和另外几名知青在本街道和居委会大妈、无业人员一起听传达中央文件。昨天还是堂而皇之写进党章的接班人、副统帅，亿万人民每天敬祝“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转眼间就变成了谋害伟大领袖的头号坏蛋，又是野心家阴谋家，又是叛徒卖国贼？这世界还有什么可信的？与其说是震惊，不如说是得知被愚弄、被蒙骗时的愤怒。
       
　　72年初，回去插队的日子日益迫近，我感到越来越难以割舍。一天，家里来了位客人。客人说，林彪死了以后，对知青有了一些新政策。比如半夜三更查户口这种缺德事，以后就不会再有了。“还有，像你们家，符合困退条件。你爸爸身边无子女，可以办回来一个呀！”他建议说，到市安办去问问怎么个办法。客人这番话给我们带来了一线希望。

　　市安办，即北京市安置办公室，位于槐柏树街市府大楼。我在长龙大队里等了近两小时，总算排到了。接待室里那个干部一脸傲慢，双手交叉在胸前，懒洋洋地坐着。我用近乎央求的语调诉说了家里的情况。这人眼睛半睁半闭，用十足的官腔，慢悠悠地说，“你不符合困退条件。啊，你有个姐姐在南苑工作，还有哥哥在平谷。这都是北京郊区嘛！你父亲不能算身边无子女。啊。”我不甘心地说，“平谷是远郊，200多里地哪。南苑也不近哪。”这干部显得很不耐烦，依然慢吞吞地说，“那也是北京啊。你不符合条件。啊。下一个！”就不再理我。我愤愤地想，是不是这人和亲戚朋友家就没有一个插队的？是不是只有这种没心肝的冷血动物才胜任什么市安办干部？
　　失望沮丧地回到家，我只好一个劲问爸爸，“怎么办，怎么办呢？”父女俩相对无言，谁也说不出话。
　　
　　后院小丽她老姨在山西插队，不久前办病退回了北京。老姨热心地出主意说，“困退办不成，办病退呀！困退的条件是死的，病退就活多了。你不是得肝炎了吗！”她指点说，“现在安办都改名叫知青办了，专管这事。你先给你们县知青办写封申请信，具体手续他们负责办。”
　　我又燃起希望。立刻给镇赉县知青办写了一封信：
       
　　“敬爱的县知青办领导同志，您们好！
　　我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广阔天地炼红心。两年来积极参加劳动，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最近我患上黄疸型肝炎，住院治疗。
　　特此请求办理病退手续。
　　此致
　　无产阶级革命敬礼， 1972年2月10日”

　　爸爸也以知青家长的身份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如果能把女儿调回我身边，余生别无它求。”

　　郑重其事写好信，我恐怕万无一失，特地跑到西单邮局去发。我开始等候回音。一天天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回音。是不是寄丢了？于是我又写了一封意思同样的信，再次慎重地发了。还是没有回音。半个月后，我不厌其烦发出第三封信。仍然没有回音。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有再写。春去秋来，1972年这一年当中，每隔半个月我就往镇赉县知青办发一内容类似，措辞恳切的信，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回复。我惟恐信里有措词不当或遗漏疏忽，每次重写都小心翼翼，斟字酌句，删删改改。整整一年时间，我锲而不舍地连续发出了二十多封信。一封接一封地发，一天又一天地等。全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到底是为什么？我实在想象不出，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机构，每隔半月就收到一封同样的请求信函，会毫无反应，置之不理？
　　1972年一年就这样在无望的等待中过去了。
　　
　　1973年初的一天，我终于收到了一封来自镇赉县知青办的信。“他们回信了！”我兴奋地叫起来。那盖着大红印的一页公函上只有寥寥几字：“你办理病退的申请已收悉。请提交医院诊断证明书。”
　　诊断书？我得肝炎已经痊愈。出院后几次复查，肝功能已经正常。恐怕不能用肝炎当病退理由。那次头晕，说是美尼尔症，也许能作为病退理由？但是，得到诊断证明又是一大难题。近来有了新政策，北京市各医院都有分工：有工作单位的人去指定的合同医院看病，有正式户口的街道居民去指定的本片医院。插队知青，既没工作也没户口，根本没有一家医院能挂上号。我又犯难了。
　　小丽的老姨再次热心指点：“找熟人哪。干吗都得凭关系。现在谁不知道，最吃香的就是‘听诊器，方向盘，人事科长，房管员’？人人都求着他们。”
　　熟人？在医院工作的？我们想到一家亲戚：周伯父在人民医院工作。尽管平时来往不多，现在必须登门求助。文革前，周家拥有一些私人房产，位于六部口一带的胡同。那时候他们家住的独门独院，是一座漂亮幽雅的四合院。进门处有雕花影壁。院里有硕大的金鱼缸。宽敞的堂屋是精致考究的中式客厅，两侧是老夫妇的卧室和家庭餐厅。几名子女各住东西厢房。西厢房还有一间屋存放乐器。爱好音乐的兄弟姐妹常在这里练习、演奏。文革初，他们因此遭难。老夫妇被作为资本家遭到批斗。红卫兵抄家时在院里点起火，把“四旧”通通砸烂，投入火堆。房产全部没收。那座四合院现在面目全非，已经成了街道办事处。
　　现在老两口住的是胡同里八、九平米大的一间简易房。刚进门，我一眼看到桌上铺着一块烧残的桌布，黑糊糊的，非常扎眼。这块桌布是他们的女儿当年从火堆里抢出来的。“这也算四旧？”我想道。周伯母一边沏茶一边客套说，“今儿这爷俩怎么有闲功夫了？”说明来意后，一直沉默着的周伯父语调沉闷地说，“这个，哦，我在病案室工作。你来看病，我可以帮你挂个号。”听起来，他显然不像是能“帮得上忙”的人。
　　爸爸又想来想去，想到同事曾老师的老伴是同仁医院大夫。曾老师非常热心爽快。对，找他们去。她家住在东城王府井附近煤渣胡同，同仁医院宿舍大院。曾老师热情健谈，快言快语。她滔滔不绝诉说了一通自己家的近况：两个儿子都插队走了。老头现在已经不在医院。文革一开始，他就随医疗队下了乡，在延庆农村好几年了。现在曾老师也是一人在家。既然如此，我们连提都没提什么帮忙的事，就算看望朋友吧。
　　这下可难住了。我搜肠刮肚想了半天，最终遗憾地叹道，亲戚朋友中真没有谁在医院工作的。我只好再向老姨请教。老姨说，“你上次犯美尼尔的时候，不是晚上去看的急诊吗？你就再去一次，照样说一遍，就说你又犯了。千万别说你是插队的。就说你是附近街道工厂的。那医生就会给你开张假条写着‘休两天’什么的。这不就是一张证明么。”我到医院如法炮制，果然灵验。诊断证明有了！好像捞到了救命稻草。
　　
　　73年4月间，镇赉县知青办的人来北京出差，办理病、困退事宜，住在新街口旅馆。我和爸爸一起去见他们。旅馆房间虽小，却总是门庭若市，挤满知青和家长们。县知青办负责人名叫牟青山，是复员军人，共产党员。牟青山告诉一屋子面露焦急的病退者和家长们说，申请材料已交给北京各区知青办，等通知。
　　我似乎看到了希望。这天，我做梦梦见病退办成，户口成功转回北京，我还幸运地在西单商场当上了售货员。那是我最羡慕的。在商场买杂拌糖的时候，我经常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年轻的女售货员，用纤纤细手把糖果包进牛皮纸，用纸绳麻利地捆扎。然后只需轻轻一拽，纸绳就断了。好漂亮！
       
　　一天爸爸下班回来，我正在给小人书涂颜色玩。爸爸说，“你们还不到自食其力的时候，你们现在应该是受教育的年龄。你的文化程度才小学毕业，太低了。来，我教你。”
　　我说，“现在没人学这些。学了有什么用？”
　　爸爸说，“有知识和没知识，人的认识能力就不一样。中学课程是一个人必要的基础知识，一定要学。”爸爸还说，“不光听我讲，你一定要做作业。这样才能真正学懂。”
　　说到做到，爸爸当即找到课本，开始讲授初中几何第一课：“二直线平行，内错角相等……”。
　　爸爸原在教育部工作。1958年大跃进年代，到处都在鼓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报纸上天天是放出“亩产十万斤卫星”的报导。爸爸对此表示质疑。一次在全司大会上，爸爸用物理概念和数学方法，以水稻为例，经分析计算，得出结论说：“亩产十万斤是不可能的。”爸爸还讲了其它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计算单产的基本概念，指出现在放的亩产“卫星”大多不可信。
　　这在当时是典型的右倾言论。爸爸受到严厉批判，被调离政府机关，到学校教数学。
　　
　　文革以来，学校停课，一片混乱。爸爸总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给孩子讲授知识：天文地理，古今中外。现在，我能有机会在爸爸身边，爸爸就开始教我学习初、高中课程。无论是数理化、英语，还是古文、历史，爸爸都是最好的老师。在爸爸引导下，我初尝到了汲取知识时感受到的充实、睿智和愉快。然而，这显得那么不合时宜。当人们看到我在做作业时，通常的反应就象是见到外星人一样，诧异地说，“什么？三角函数？还有人学这玩意儿？”
       
　　现实无法回避。我的当务之急是办病退。
　　西城区知青办在西四北三条挂牌办公。自从办病退以来，我经常光顾。这个不大的四合院里，每天都拥塞着上百人。他们都是病、困退办理中的知青。不过，我倒是从来没见过这里的工作人员。可想而知，在这儿工作的人肯定日理万机，闭门工作。院里贴着几张大字报，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人名，是病退和困退已获批准的名单。到这儿来的人都在眼巴巴地寻找自己的名字。榜上有名者轻松释然，反之则愁眉苦脸。这些人虽然大都互不相识，但是同命相怜。其中有心急如焚的咨询者，也有富于经验的献计者。我到这儿来听一堆堆的人聊天，总能有所斩获：
　　“办成了？你办的什么病？”
　　“血压高。北大医院的证明。”
　　“怎么弄的？”
　　“给你量血压的时候，你就攥着拳头踩着脚后跟，血压就上去了。”
　　“往胳膊上勒一松紧带也行。”
　　“你什么病？”
　　“少废话。现在谁他妈的真有病啊！”
　　“我办的是发低烧。胳肢窝里夹一烤白薯。哈哈！”
　　“咳，用不着白薯。你一个劲地抡体温表就行。我那天在医院看见一人藏厕所里正抡哪。”
　　“我是深度近视。就我这眼睛，0.2那行都看不见。”
　　“我日光性皮炎。就怕晒太阳，不能在地里干活。”
　　“你知道蛋白尿是怎么弄的么？滴点蛋清就齐了。化验单上四个加号！”  
　　“对了，血尿更好假造了。”
　　“有人把烟盒里的锡纸撕成小碎片，往前胸后背一贴。照出透视来，都是黑窟窿，这叫空洞型肺结核！”
　　“得装得像点。肺上都是大窟窿，还能嘻皮笑脸？”
　　“谁不明白呀？关键不在你有病没病，就在你有没有路子。”
　　“我们兵团的办病退比你们插队的还难。一级级卡得特严。什么连长、指导员，都是混蛋，流氓！”
　　“我们在兵团去团部医院看病，开了化验单别去化验，自己填。病历本，自己写。就这么办成了。”
　　“林彪说的，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怎么着？副统帅这话可没说错。”
　　这些高谈阔论一方面让我开了眼界，惭愧自己孤陋寡闻，另一方面似乎悟出了办病退的某些关键所在。
　　
　　日盼夜想地等啊等，大半年过去了。等到年底，我终于盼来了镇赉县知青办的信。信的内容简单明了：“你的病退申请已被退回。”这就是说，没批准。什么原因不批？没有任何解释。我如同遭到当头一棒。原来，县知青办每年往北京交一次材料，北京也是每年只批一次。办一次需要一年时间。经过两年的周折和等待，结果还是没办成。怎么办？下一步怎么办？我陷入了深深的沮丧、忧郁和束手无策的苦恼当中。
　　
       在伤心和失望中迎来了1974年。求助无门、万般无奈，我漫无目的又来到西城区知青办的院子里，试图从那些七嘴八舌的锦囊妙计中，获得一丝帮助。有人说，办病退别只办一种病，最好是“身患多种疾病”，办成的可能性大得多。 我想到，干农活的时候经常累得腰疼。曾到医院看过，说是腰肌劳损。好，加上这种病试试。
　　
　　1974年春，镇赉县知青办的牟青山等二人又来到北京递交病退申请材料，还是住在新街口旅馆。在旅馆房间，我结识了几个也在办病退的朋友：有在黑鱼泡公社插队的小辉，套保公社的小宏，还有莫莫格公社的小棠。大家商定彼此联系，互通消息。我发现，别人办的病名听起来都比自己的严重。比如，小辉患肺结核。小宏有心脏病。他解释说，“我心脏有二联律。这是严重的心脏病。知道什么叫二联律吗？就是心脏跳动不规律。砰砰，跳两下，砰砰，又两下。”
　　我和小棠成了朋友。小棠是师大女附中老初一的。我忧心忡忡地向小棠诉说自己失败的经验。小棠鼓励我说，“干吗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她还告诉我说，那天和她一起去新街口旅馆那位同学，是田家英的女儿。
　　“田家英？就是毛主席的秘书？文革初上吊自杀的？”我问。
　　“对。我和他女儿在一块插队。她家符合困退条件。人家可不像你，一边办困退，一边还经常到颐和园，坐在知春亭看小说。一点也不着急，照样无忧无虑。”
　　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无忧无虑。相反，我忧虑重重，焦虑万分，比去年更甚。
　　
　　又经过了一年忐忑不安等待的煎熬，到74年底，我收到镇赉县知青办的来信，同样告知，“病退申请被退回”，同样没有任何解释。再次受到如此打击，我欲哭无泪，简直要崩溃了。我坐立不安，茶饭不思，整个心思都被失望和伤心涨满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小辉、小宏、小棠他们都批了，都办成了，都顺利地报上北京户口了。
　　我心急火燎，急扯白脸地一个劲问爸爸，“怎么办，怎么办呢？”
　　爸爸长叹了口气，过了半晌才说，“着急也没用。先做作业吧。”
　　我急得迸出眼泪，冲爸爸嚷起来：“你就知道教我数学。咱们家什么路子也没有！”
       
　　 办了两次，花了两年时间，还是没办成。我冥思苦想，决定最好去了解别人是怎么办成的。看起来，全世界的人都像是胸有成竹的样子，只有我一筹莫展，叫天不应。这天，我和小棠一块来西城区知青办，羡慕地看着她顺利地办好户籍手续，心情沉重得象压了一块铅，只得面露难色地向几个成功者求教。
　　一名男青年说，“没办成？不要叹息，你要斗争！从大队开证明，到公社，县里，你都得去跑到、催到了。”
　　 一名文静的女青年说，“现在这个社会就是逼人学坏。你老实巴交，就处处碰壁。你换一种方式，搞点歪门邪道，哎，就成了。所以越歪门邪道的，现在就越吃得开。”
　　另一男青年说，“我们那儿有人给县知青办送了瓶茅台。其实瓶里装的是水。嘿，就办成了。后来县里那人发现是水，气得直骂，‘你弄虚作假！’这小子还理直气壮，‘弄虚作假新鲜？你就没作假？实话告你，给你喝白水算便宜！’”
　　一热心人诚恳指教到了点上，“咳，什么美尼尔啊，腰肌劳损哪，这都不算病。因为这两种病都是查不出来的。医生的诊断依据就是听你说。所以这就不在病退范围内。”原来，病退还有个范围？我太惭愧了，办了两次，花了两年时间竟然不知道。什么样的病在病退范围内？我急切地东听听，西问问，才意识到病退范围内似乎指的是有病理检查依据的，器质性的病变。
　　“化验肝功能前一天晚上吃半斤巧克力，肝功能的三T就上去了。”
　　“多吃油腻的也能上去。”
　　“肺结核的特效药雷米封损坏肝功能。”
　　“吃洋地黄能造成二联律。”
　　“嘿，办了半天病退，都快成半个医生了。”
　　“你可别瞎吃药！你得在医生指导下吃。吃多少，什么时候吃，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小宏他姐姐就是心脏专科的医生。”
　　这让人感到毛骨悚然。难道有人服用洋地黄？为了办病退，真有豁着命干的？
　　
　　本街道小欣在山西插队，最近顺利地办成病退回来了。尽管和小欣不太熟，我有病乱投医，不放过任何咨询机会，马上登门求教。小欣眉清目秀，梳两条长辫。她说，办的是癫痫症。“宣武医院的诊断证明，怎么样？市级大医院。”
　　“宣武医院？那挺难弄吧？”
　　“在宣武医院做脑电图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什么也别想。我就偏胡思乱想。那些混蛋王八蛋们，把我们这些年轻人害苦了。他妈的害得我们活不下去！想着想着我就掉眼泪，我都快疯了。这么做的脑电图就行了。”
　　跟小欣聊完天出来，一位居委会大妈悄悄对我说，“别理那丫头，她不正经。她为了办病退，跟什么人发生关系。”
       
　　 需要办一种在病退范围内的病。我想到肝炎，感到后悔莫及：“要是我住院期间办，肯定能办成。唉，不行，那时候还没有病退这一说呢。不过，我是不是可以继续办肝炎呢？”我试了试那些诸葛亮们的妙计，诸如吃油腻，吃巧克力后去化验。结果肝功能还是正常。于是，我在药店买到一小瓶50片装的雷米封。上面写着，“长期大量服用会损坏肝功能。”我觉得自己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眼一闭，心一横，一下子吞下去七、八片。这一举动，让我恐怖地联想到文革中服毒自杀的人。试过两、三次后，又去化验肝功能，还是正常。“看来我的肝炎好得还挺彻底。真不知道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这实在让人苦涩万分。
　　这天，我见到小宏和他姐姐。自从遗憾没有医生熟人以来，我一见到医生就条件反射一样好像见了救星，马上上前讨教。我没敢说自己偷偷服用雷米封，只问，“雷米封损坏肝功能是吗？”姐姐很和蔼，耐心解释说，“是。这样损坏肝功能跟得肝炎可不一样，这是肝中毒，得想办法解毒。这可不像得肝炎，养养就能好。”这话让我打了个寒战，为自己在绝望中铤而走险后怕起来。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把那瓶雷米封扔进了垃圾。
　　
　　爆竹声迎来了1975年。这时，我听到一个比鞭炮更炸响的消息：镇赉县知青办牟青山因收受贿赂，受到全县通报批评。那么，谁是行贿者？为何行贿？可想而知，不言自明。听说小辉为了办病退，给牟青山送过一个大立柜，从北京托运到镇赉。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一个普通人家送大立柜就是出血本，差不多相当于改革开放年代送辆豪华车。“原来自己是个铁公鸡，这么长时间半毛也没拔过。难怪办不成。”我仿佛大彻大悟，悟出了办病退成功与否的又一关键。

　　一天，同学小菲和小建来访。她俩在山西插队。小菲干农活时不慎得了腰椎间盘突出症，很快办成了病退。听小菲描述病痛，我心生一计，“我也办这个病试试。”
　　这时候，《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抨击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反走后门。北京市和各区知青办开始实行新政策：为杜绝走后门歪风，凡办病退者必须在本街道办事处带领监督下，到指定医院去开具诊断证明，方才有效。

　　这天，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和申请病退的知青在指定的二龙路医院门口集合。我把小菲约来了。我上前一把抓住她说，“今天这个忙，你一定要帮！你要是不帮，我就没活路了！”又说，“大夫那儿，我去应付。你去给我照张片子。”我学着电影里的腔调压低嗓门说，“今天这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谁也不许告诉！”小菲很够意思地点了点头。在此之前，我反复仔细琢磨了《农村医生手册》等能找到的医学书里关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主诉症状，熟记在心。
　　二龙路医院过道里熙熙攘攘。我的心砰砰跳得厉害。我发现今天所有的人，都在用福尔摩斯一样的眼光盯着自己。候诊室长椅上有个穿警服的。从这人身边走过时，甚至觉得这家伙好像要跳起来抓我。我紧张得都听到了自己心跳的咚咚声，直蹦到嗓子眼。我如坐针毡，直冒冷汗。
　　弄虚作假？歪门邪道？脑海里掠过的一连串字眼让我心乱如麻。“不！我不是那种人。从小，我受的教育是学习雷锋好榜样。我的家庭熏陶是爸爸的言传身教，老实本分，好学上进。在学校，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每年都是三好学生。去插队，我革命加拼命，连年是先进知青。我深知做人的准则，恪守诚实的美德。可是今天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过是想把户口转回自己的家庭住址。这是多么非份的要求？又是多高的奢望？我这是第三次办病退了。事不过三？那么多人都回来了，偏偏我一而再，再而三办不成？为什么这么难为我？我的路怎么越走越窄？这是被逼的！”
　　邻居王阿姨说过我，“你还是应该回去插队，响应毛主席号召。”是，我们是响应号召去的。从北京站出发到镇赉插队的那一列车知青，短短几年后，还在农村“扎根”的人已经不足三分之一。其中最幸运者是家里有路子的：刚来农村不久，就通过父母或者“老战友”的关系走后门当了兵，或回城安排了令人羡慕的好工作。户口，对他们来说易如反掌，只需一张条子一句话。还有幸运者被招工、招生的。可是这些人，也在想方设法往北京转户口。很多不幸的，是那些因意外事故致伤、致残的，患病的，却没有医疗条件得到及时妥善的治疗，从此落下伤残或病根。众多者也在像我一样千方百计办病退，办困退。最为悲惨的，是那些葬送了年轻生命的知青：有人因为没钱买火车票，想扒火车回家，惨遭轧死。有人学习报纸上宣传的先进事迹，扎针灸在自己身上试扎哑门穴，不幸扎死。有人在大甸子上采集草药尝试，不慎毒死。还有一些颓废者：例如，行窃、打劫的事屡见不鲜，未婚先孕坠胎者时有发生；还有刑事犯案被逮捕判刑者。最近，北京派出慰问团去镇赉。他们在一个生产队问知青们说：“你们有多少人入团入党的？”得到的是这样的回答，“入个屁！我们都等着入国民党呐。”“入三青团吧。”
　　没有路子，也没有机会离开农村的知青迷茫无助，只有在漫漫寒夜唱着悄悄流传的《知青之歌》发泄苦闷：
　　“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
　　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转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
　　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
　　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这歌声在广阔天地里凄凉地回荡。知青们唱着，哭着，哭着，唱着。这些正处豆蔻年华的青少年，过早地尝到了人生的艰辛，世间的不平。知青在农村，不仅缺乏基本的生活条件，而且没有人身安全的保障。这难道就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就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分明是贻误和残害青年一代！想着想着，我的思绪如同洪水冲破闸门，奔腾咆哮。

　　几个月后，75年9月初的一天下午，艳阳高照，炎热依旧。不知谁家的收音机开得山响，京剧样板戏高昂的唱腔在院里缭绕：
　　“八——年——前，
　　风——雪——夜。
　　大祸，从——天——降啊——！”
　　我往外看了一眼，发现南屋窗台上有个牛皮纸信封。这是邮递员放信的地方。跑过去一看，收信人正是自己，由“镇赉县知青办”寄出。我的心砰砰狂跳起来，怀着凶吉未卜的心情，用发抖的手拆开信：
　　“你的病退申请已获批准。请执此信办理有关户籍手续。”
　　是眼神昏花的错觉？还是盼望过久的幻觉？是做梦？或是误读？一字一句又看了一遍，掐了掐自己。没错，是真的。这回真的办成了？这就是花了三年半时间苦苦盼望的？这意味着，那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饱尝了求助无门，焦急、沮丧和失望，画上了句号？
　　“这就是我青春年华耗费所在？这就是我绞尽脑汁，使尽解数所求？”现在，终于办成了，我却丝毫没有欢欣鼓舞的心情，也没有对谁感恩戴德的念头。相反，被剥夺，被非难，被愚弄，被扭曲的阴影依然挥之不去。这阴影还在笼罩着，吞噬着。

　　我爱不释手地捧着那张薄薄的信纸，如醉如痴地看了一遍又一遍。我记不清看过多少遍了。看着看着，觉得那字迹模糊了。原来，自己早已泪眼婆娑。

　　写于2016年3月，赴吉林插队47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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