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澤東年代，人們從多次實踐、多次教訓中得出結論：不講假話，就沒法維護自己本來應有的權利。現在居然有人懷念毛澤東時代，說那個時代的人多麼誠實，但在我看來，現在道德塌方淪喪、社會失范失序的禍根，就是從那個年代的倒行逆施肇始


　　老高按：朋友曉萍最近寫了很多回憶知青往事的文章，有的發給我和妻子看，也喚起我們很多對插隊生涯的回憶。她最近寫了一篇《辦病退》，我推薦給明鏡網刊登，也轉載在下面。
　　自從毛澤東1968年“12·21指示”（即“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之後，一個星期之內，與比我大三歲的哥哥（他是高中畢業生），同時“打起背包就出發”，奔赴廣闊天地。實際上當時我確實是有病的，不過，中學的工宣隊員三番五次來家，聲色俱厲，逼着家長給我下戶口，父母只好流着眼淚給我們準備行裝。那一年，包括我伯伯的孩子在內，六個堂兄弟姐妹上山下鄉，到了六個地方。
　　我當年算幸運的。湖北省從1970年夏天開始，就從知青中招收工人，我竟然在當地知青中第二批（第三批？）被抽調回了武漢。我哥哥和其他堂兄弟姐妹就沒那麼幸運了，家庭出身、社會關係……都是卡他們的理由，少則三五年，多則七八年，才幾經折騰回城。其中有的也是用“病退”的名義——確實是有病或有傷（一位堂兄的腿就受了很嚴重的傷），但其中少不了有誇大或者走後門的成分。
　　讀了曉萍的文章，很有感慨。在那個年代，人們從多次實踐、甚至是多次教訓中得出結論：不講假話，就沒法維護自己本來應有的權利！現在居然有人懷念毛澤東時代，說那個時代的人多麼誠實，但在我看來，現在道德塌方淪喪、社會失范失序的禍根，就從那個年代的倒行逆施肇始。


　　辦病退

　　曉萍，明鏡新聞網 2016年3月6日

　　“病退”一詞，產生於文革中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時期。
　　1968年12月21日，毛澤東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初、高中學生都要響應這個偉大號召，無條件離開城市，到農村務農，插隊落戶。最高指示還說，青年是否與工農相結合，是革命和不革命的分水嶺。因此，有幾屆中學生“連鍋端”，一個不剩全下鄉。例如，北京的67屆初、高中生全部去山西、陝西或內蒙插隊；輪到69屆初中時，正逢國慶二十周年“十一”節前夕，整屆被“連鍋端”到了東北兵團。
　　很快，各地知青中陸續出現了種種問題，黨和政府便針對這些問題實行“病退”和“困退”政策。“病退”，指的是已經到農村插隊或到兵團的知青，允許以患有某種疾病，不宜從事農業勞動為理由，把戶口轉原籍城市。回城後另行安排工作。“困退”，是指一個家庭中，若眾多子女都下了鄉，或獨生子女本人也下了鄉，父母身邊無子女的情況下，允許將一名子女的戶口轉回。病退和困退從1972年實行以來，越來越多的知青回城。但是，這些調整政策決不意味着可以違背最高指示。即使有理由“退”，在重重手續當中，各級政府層層把關，嚴格審批。試圖以“病”和“困”為由，把戶口從農村或兵團轉回城市，仍然是難上加難。

　　我是68屆老初一學生，家住北京西城區。我們這屆於1969年初開始畢業分配。說是“初中畢業”，我總覺得很荒唐。我們上完五年小學，升入初中不到一年就趕上文革爆發，學校停課。明明是中斷學業，怎麼能說是畢業？說自己是“知識青年”，更是名不副實。總共上了不到六年學，從此再沒學上。若稱“失學少年”才更準確。然而，上山下鄉的滾滾洪潮，把我們千千萬萬同代人，從城市一古腦拋到了農村。
　　
　　去吉林插隊，是我自己要求的。首批分配方案中，有吉林鎮賚縣和河北邢臺兩個地方插隊。去吉林的先走。我想早走，就報名去吉林。這是迫於家庭問題的壓力。父親是中學數學教師。1968年夏天，學校開始清理階級隊伍，要求部分老師搬到學校集中住，不准回家。後來，我才知道父親是因為“有嚴重歷史問題”，成為“重點審查對象”而被關押。班主任崔老師當着全班同學的面，嚴厲告誡我說，“你要和父親劃清界限！”
　　1969年春節前，學校革委會紅衛兵負責人找我談話說，“為了體現黨的政策，允許你父親回家過年一天。現在就是看你要不要革命的時候了。你要督促他老實交代問題。還要防止階級敵人搞破壞。”這番話讓我心如刀割。平時慢聲細語的爸爸，怎麼和這些字眼聯繫上？但是，我得表示自己革命，就寫出一張大字報向毛主席表忠心，堅決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去吉林插隊，並署名“吉林新農民”，貼在教室樓前廳。
　　3月22日是出發日。我一早來到學校門口，集合乘車去北京火車站。上了汽車坐好後，我才看見爸爸被放出來。這又是“體現黨的政策”，允許爸爸在校門口看一眼。我望着爸爸站在人群後面，沒能說上一句話。想到自己四歲喪母，爸爸又當爸又當媽把我拉扯大。善良厚道的爸爸，在我眼裡，是世界上最好的父親。今天，我卻要跟爸爸劃清界限！？看着爸爸在努力尋找着自己，卻不能離開校門的樣子，我再也忍不住汩汩的淚水。爸爸那單薄的身影，翹首張望的眼神，永遠深深留在我的記憶中。
       
　　北京站大喇叭里播放着毛主席語錄歌和革命歌曲：
　　“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
　　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
　　千好萬好不如社會主義好，
　　河深海深不如階級友愛深。
　　毛澤東思想是革命的寶，
　　誰要是反對他，誰就是我們的敵人！”
　　
　　站台上哭聲震天。這哪裡是送行，簡直象送葬。這是為插隊知青送行的場面：不論是遠行者還是送別者，幾乎人人抱頭痛哭，甚至是無所顧忌地號啕大哭。為什麼大家都哭呢？不是響應毛主席號召嗎？看看同行的同學們：小梅的父親是傅作義部下的軍官。在66年紅八月期間，被當作“國民黨反動軍官”而挨斗挨打。抄家的時候，小梅被逼着用皮帶抽打自己的母親。小梅和姐姐正哭得兩眼紅桃一般。小岩的爸爸是市自來水公司黨委書記，是該單位批鬥的頭號走資派。在“狗崽子”的辱罵聲中，和父母一起被遣返原籍勞改的時候，小岩哀嘆：這輩子完了。現在她又要遠離父母，正哭得格外傷心。小寧的父親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幹部，運動初期是積極造反的革命左派。儘管他帶頭炮轟當權派，批鬥黑幫，後來自己反倒成了反黨分子，也被斗得很慘。小寧和家人在相擁而泣。這些十五六歲的少年，經過了文革的“戰鬥洗禮”，現在要告別家鄉父母，奔赴遙遠陌生的農村去“紮根一輩子”。此刻，他們都在為昨天的遭遇，今天的離別和明天的迷茫而放聲痛哭。這情景，讓我想起杜甫《兵車行》裡悲愴的詩句：古時，尚有“耶娘妻子走相送”，而今，“牽衣頓足攔道哭”者中，有多少人的父母橫遭迫害，慘被關押，不能親臨送別遠行的兒女？這裡，“哭聲直上千雲霄”，淹沒了大喇叭里嘹亮的革命歌曲。

  我和同學一行來到位于吉林省北陲的鎮賚縣勝利公社二井子東隊插隊。我決心“在廣闊天地煉紅心，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勞動繁重，生活艱苦，嚴寒酷暑，我都咬牙堅持。我在本隊知青當中一直保持最高的勞動出勤率。我還學習針灸，為村民扎針，解除病痛。69、70兩年，我榮幸地被推選為先進知青，多次出席公社和縣裡的“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
　　從1970年春開始，鎮賚縣城和白城市的幾家工廠陸續在知青中招工。人們都傳說是我。我也滿懷希望。結果，一次又一次，每次招工都沒有我。有一天，公社幹部透露說，是因為我的出身問題。這讓我的心一下子涼得就像掉進了冰窟窿。
　　
　　70年底，知青們回家過冬，我也回到北京。這時候爸爸已經准許回家。回到溫暖的北京，見到日夜想念的家人，我無比珍惜這幸福的團聚。
　　一天深夜，我們在熟睡中，忽然被砰砰的敲門聲驚醒。一陣冷風卷着寒氣，吹進來片警和居委會一行人。“戶口本！”他們邊翻看邊核對。
　　“誰是臨時戶口？”
　　“我。插隊回來探親。”
　　“有大隊證明嗎？報臨時戶口了嗎？”
　　我理直氣壯地抗辯道，“當然有了。我們是響應毛主席號召去插隊的。幹嗎這麼查我們？”
　　片警冷冷地說，“假滿了就趕緊回去。咹？”
　　這真讓人感到屈辱，“我去插隊，沒有了北京戶口，就低人一等？就象對逃犯一樣對待我們？”
　　偉大領袖發出“野營拉練好”的最新指示。爸爸隨學校去拉練，歷時一個月。沒想到爸爸一走，我就病倒了，發高燒，臉蠟黃。到醫院一檢查，才知道患上黃疸型肝炎，立刻被收住進右安門外第二傳染病院。在肝炎病區，我吃驚地發現，住院患者中竟有超過一半是插隊知青。
 
　　1971年元旦我在醫院度過。春節前夕，爸爸拉練回來，聽說我住院，儘管他覺得兩腿沉重邁不動步，還是急得馬上來看我。我的主治醫生陳大夫說，我的肝功能還沒有完全恢復正常，最好再治療一段時間。我軟磨硬泡非要出院，要回家和爸爸一起過春節。醫生終於同意了，給我開了出院證明，“病癒出院。半年內免體力勞動”。我如願回到家，和爸爸一起過了春節。到家後沒歇幾天，我閒不住，屋裡屋外打掃了一通。結果頭暈目眩，嘔吐不止。到醫院一看，說是“美尼爾氏綜合症”。我想到恐怕自己身體還沒有完全康復。於是打算在家休養一年，明年再回去插隊。
　　
　　我們家兄弟姐妹都在外地，有插隊的，兵團的，工作的。家裡只剩爸爸孤單一人。有一次，爸爸病得很厲害，身邊沒一個人。已經進入老年的父親遭受孤獨和病痛的雙重折磨，苦不堪言。現在我慶幸能有機會陪伴在爸爸身邊。
　　這一年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大事；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林彪乘飛機叛逃，命喪蒙古荒漠。因知青沒有工作單位，我和另外幾名知青在本街道和居委會大媽、無業人員一起聽傳達中央文件。昨天還是堂而皇之寫進黨章的接班人、副統帥，億萬人民每天敬祝“永遠健康”的“林副統帥”，轉眼間就變成了謀害偉大領袖的頭號壞蛋，又是野心家陰謀家，又是叛徒賣國賊？這世界還有什麼可信的？與其說是震驚，不如說是得知被愚弄、被矇騙時的憤怒。
       
　　72年初，回去插隊的日子日益迫近，我感到越來越難以割捨。一天，家裡來了位客人。客人說，林彪死了以後，對知青有了一些新政策。比如半夜三更查戶口這種缺德事，以後就不會再有了。“還有，像你們家，符合困退條件。你爸爸身邊無子女，可以辦回來一個呀！”他建議說，到市安辦去問問怎麼個辦法。客人這番話給我們帶來了一線希望。

　　市安辦，即北京市安置辦公室，位於槐柏樹街市府大樓。我在長龍大隊裡等了近兩小時，總算排到了。接待室里那個幹部一臉傲慢，雙手交叉在胸前，懶洋洋地坐着。我用近乎央求的語調訴說了家裡的情況。這人眼睛半睜半閉，用十足的官腔，慢悠悠地說，“你不符合困退條件。啊，你有個姐姐在南苑工作，還有哥哥在平谷。這都是北京郊區嘛！你父親不能算身邊無子女。啊。”我不甘心地說，“平谷是遠郊，200多里地哪。南苑也不近哪。”這幹部顯得很不耐煩，依然慢吞吞地說，“那也是北京啊。你不符合條件。啊。下一個！”就不再理我。我憤憤地想，是不是這人和親戚朋友家就沒有一個插隊的？是不是只有這種沒心肝的冷血動物才勝任什麼市安辦幹部？
　　失望沮喪地回到家，我只好一個勁問爸爸，“怎麼辦，怎麼辦呢？”父女倆相對無言，誰也說不出話。
　　
　　後院小麗她老姨在山西插隊，不久前辦病退回了北京。老姨熱心地出主意說，“困退辦不成，辦病退呀！困退的條件是死的，病退就活多了。你不是得肝炎了嗎！”她指點說，“現在安辦都改名叫知青辦了，專管這事。你先給你們縣知青辦寫封申請信，具體手續他們負責辦。”
　　我又燃起希望。立刻給鎮賚縣知青辦寫了一封信：
       
　　“敬愛的縣知青辦領導同志，您們好！
　　我響應毛主席偉大號召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在廣闊天地煉紅心。兩年來積極參加勞動，虛心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最近我患上黃疸型肝炎，住院治療。
　　特此請求辦理病退手續。
　　此致
　　無產階級革命敬禮， 1972年2月10日”

　　爸爸也以知青家長的身份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如果能把女兒調回我身邊，餘生別無它求。”

　　鄭重其事寫好信，我恐怕萬無一失，特地跑到西單郵局去發。我開始等候回音。一天天過去了，一個月過去了。沒有任何回音。是不是寄丟了？於是我又寫了一封意思同樣的信，再次慎重地發了。還是沒有回音。半個月後，我不厭其煩發出第三封信。仍然沒有回音。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辦，只有再寫。春去秋來，1972年這一年當中，每隔半個月我就往鎮賚縣知青辦發一內容類似，措辭懇切的信，始終沒有得到任何回復。我惟恐信里有措詞不當或遺漏疏忽，每次重寫都小心翼翼，斟字酌句，刪刪改改。整整一年時間，我鍥而不捨地連續發出了二十多封信。一封接一封地發，一天又一天地等。全都石沉大海，杳無音信。到底是為什麼？我實在想象不出，什麼樣的人，什麼樣的機構，每隔半月就收到一封同樣的請求信函，會毫無反應，置之不理？
　　1972年一年就這樣在無望的等待中過去了。
　　
　　1973年初的一天，我終於收到了一封來自鎮賚縣知青辦的信。“他們回信了！”我興奮地叫起來。那蓋着大紅印的一頁公函上只有寥寥幾字：“你辦理病退的申請已收悉。請提交醫院診斷證明書。”
　　診斷書？我得肝炎已經痊癒。出院後幾次複查，肝功能已經正常。恐怕不能用肝炎當病退理由。那次頭暈，說是美尼爾症，也許能作為病退理由？但是，得到診斷證明又是一大難題。近來有了新政策，北京市各醫院都有分工：有工作單位的人去指定的合同醫院看病，有正式戶口的街道居民去指定的本片醫院。插隊知青，既沒工作也沒戶口，根本沒有一家醫院能掛上號。我又犯難了。
　　小麗的老姨再次熱心指點：“找熟人哪。幹嗎都得憑關係。現在誰不知道，最吃香的就是‘聽診器，方向盤，人事科長，房管員’？人人都求着他們。”
　　熟人？在醫院工作的？我們想到一家親戚：周伯父在人民醫院工作。儘管平時來往不多，現在必須登門求助。文革前，周家擁有一些私人房產，位於六部口一帶的胡同。那時候他們家住的獨門獨院，是一座漂亮幽雅的四合院。進門處有雕花影壁。院裡有碩大的金魚缸。寬敞的堂屋是精緻考究的中式客廳，兩側是老夫婦的臥室和家庭餐廳。幾名子女各住東西廂房。西廂房還有一間屋存放樂器。愛好音樂的兄弟姐妹常在這裡練習、演奏。文革初，他們因此遭難。老夫婦被作為資本家遭到批鬥。紅衛兵抄家時在院裡點起火，把“四舊”通通砸爛，投入火堆。房產全部沒收。那座四合院現在面目全非，已經成了街道辦事處。
　　現在老兩口住的是胡同里八、九平米大的一間簡易房。剛進門，我一眼看到桌上鋪着一塊燒殘的桌布，黑糊糊的，非常扎眼。這塊桌布是他們的女兒當年從火堆里搶出來的。“這也算四舊？”我想道。周伯母一邊沏茶一邊客套說，“今兒這爺倆怎麼有閒功夫了？”說明來意後，一直沉默着的周伯父語調沉悶地說，“這個，哦，我在病案室工作。你來看病，我可以幫你掛個號。”聽起來，他顯然不像是能“幫得上忙”的人。
　　爸爸又想來想去，想到同事曾老師的老伴是同仁醫院大夫。曾老師非常熱心爽快。對，找他們去。她家住在東城王府井附近煤渣胡同，同仁醫院宿舍大院。曾老師熱情健談，快言快語。她滔滔不絕訴說了一通自己家的近況：兩個兒子都插隊走了。老頭現在已經不在醫院。文革一開始，他就隨醫療隊下了鄉，在延慶農村好幾年了。現在曾老師也是一人在家。既然如此，我們連提都沒提什麼幫忙的事，就算看望朋友吧。
　　這下可難住了。我搜腸刮肚想了半天，最終遺憾地嘆道，親戚朋友中真沒有誰在醫院工作的。我只好再向老姨請教。老姨說，“你上次犯美尼爾的時候，不是晚上去看的急診嗎？你就再去一次，照樣說一遍，就說你又犯了。千萬別說你是插隊的。就說你是附近街道工廠的。那醫生就會給你開張假條寫着‘休兩天’什麼的。這不就是一張證明麼。”我到醫院如法炮製，果然靈驗。診斷證明有了！好像撈到了救命稻草。
　　
　　73年4月間，鎮賚縣知青辦的人來北京出差，辦理病、困退事宜，住在新街口旅館。我和爸爸一起去見他們。旅館房間雖小，卻總是門庭若市，擠滿知青和家長們。縣知青辦負責人名叫牟青山，是復員軍人，共產黨員。牟青山告訴一屋子面露焦急的病退者和家長們說，申請材料已交給北京各區知青辦，等通知。
　　我似乎看到了希望。這天，我做夢夢見病退辦成，戶口成功轉回北京，我還幸運地在西單商場當上了售貨員。那是我最羨慕的。在商場買雜拌糖的時候，我經常目不轉睛地看着那年輕的女售貨員，用纖纖細手把糖果包進牛皮紙，用紙繩麻利地綑紮。然後只需輕輕一拽，紙繩就斷了。好漂亮！
       
　　一天爸爸下班回來，我正在給小人書塗顏色玩。爸爸說，“你們還不到自食其力的時候，你們現在應該是受教育的年齡。你的文化程度才小學畢業，太低了。來，我教你。”
　　我說，“現在沒人學這些。學了有什麼用？”
　　爸爸說，“有知識和沒知識，人的認識能力就不一樣。中學課程是一個人必要的基礎知識，一定要學。”爸爸還說，“不光聽我講，你一定要做作業。這樣才能真正學懂。”
　　說到做到，爸爸當即找到課本，開始講授初中幾何第一課：“二直線平行，內錯角相等……”。
　　爸爸原在教育部工作。1958年大躍進年代，到處都在鼓譟“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報紙上天天是放出“畝產十萬斤衛星”的報導。爸爸對此表示質疑。一次在全司大會上，爸爸用物理概念和數學方法，以水稻為例，經分析計算，得出結論說：“畝產十萬斤是不可能的。”爸爸還講了其它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計算單產的基本概念，指出現在放的畝產“衛星”大多不可信。
　　這在當時是典型的右傾言論。爸爸受到嚴厲批判，被調離政府機關，到學校教數學。
　　
　　文革以來，學校停課，一片混亂。爸爸總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給孩子講授知識：天文地理，古今中外。現在，我能有機會在爸爸身邊，爸爸就開始教我學習初、高中課程。無論是數理化、英語，還是古文、歷史，爸爸都是最好的老師。在爸爸引導下，我初嘗到了汲取知識時感受到的充實、睿智和愉快。然而，這顯得那麼不合時宜。當人們看到我在做作業時，通常的反應就象是見到外星人一樣，詫異地說，“什麼？三角函數？還有人學這玩意兒？”
       
　　現實無法迴避。我的當務之急是辦病退。
　　西城區知青辦在西四北三條掛牌辦公。自從辦病退以來，我經常光顧。這個不大的四合院裡，每天都擁塞着上百人。他們都是病、困退辦理中的知青。不過，我倒是從來沒見過這裡的工作人員。可想而知，在這兒工作的人肯定日理萬機，閉門工作。院裡貼着幾張大字報，上面密密麻麻寫滿人名，是病退和困退已獲批準的名單。到這兒來的人都在眼巴巴地尋找自己的名字。榜上有名者輕鬆釋然，反之則愁眉苦臉。這些人雖然大都互不相識，但是同命相憐。其中有心急如焚的諮詢者，也有富於經驗的獻計者。我到這兒來聽一堆堆的人聊天，總能有所斬獲：
　　“辦成了？你辦的什麼病？”
　　“血壓高。北大醫院的證明。”
　　“怎麼弄的？”
　　“給你量血壓的時候，你就攥着拳頭踩着腳後跟，血壓就上去了。”
　　“往胳膊上勒一鬆緊帶也行。”
　　“你什麼病？”
　　“少廢話。現在誰他媽的真有病啊！”
　　“我辦的是發低燒。胳肢窩裡夾一烤白薯。哈哈！”
　　“咳，用不着白薯。你一個勁地掄體溫表就行。我那天在醫院看見一人藏廁所里正掄哪。”
　　“我是深度近視。就我這眼睛，0.2那行都看不見。”
　　“我日光性皮炎。就怕曬太陽，不能在地里幹活。”
　　“你知道蛋白尿是怎麼弄的麼？滴點蛋清就齊了。化驗單上四個加號！”  
　　“對了，血尿更好假造了。”
　　“有人把煙盒裡的錫紙撕成小碎片，往前胸後背一貼。照出透視來，都是黑窟窿，這叫空洞型肺結核！”
　　“得裝得像點。肺上都是大窟窿，還能嘻皮笑臉？”
　　“誰不明白呀？關鍵不在你有病沒病，就在你有沒有路子。”
　　“我們兵團的辦病退比你們插隊的還難。一級級卡得特嚴。什麼連長、指導員，都是混蛋，流氓！”
　　“我們在兵團去團部醫院看病，開了化驗單別去化驗，自己填。病曆本，自己寫。就這麼辦成了。”
　　“林彪說的，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怎麼着？副統帥這話可沒說錯。”
　　這些高談闊論一方面讓我開了眼界，慚愧自己孤陋寡聞，另一方面似乎悟出了辦病退的某些關鍵所在。
　　
　　日盼夜想地等啊等，大半年過去了。等到年底，我終於盼來了鎮賚縣知青辦的信。信的內容簡單明了：“你的病退申請已被退回。”這就是說，沒批准。什麼原因不批？沒有任何解釋。我如同遭到當頭一棒。原來，縣知青辦每年往北京交一次材料，北京也是每年只批一次。辦一次需要一年時間。經過兩年的周折和等待，結果還是沒辦成。怎麼辦？下一步怎麼辦？我陷入了深深的沮喪、憂鬱和束手無策的苦惱當中。
　　
       在傷心和失望中迎來了1974年。求助無門、萬般無奈，我漫無目的又來到西城區知青辦的院子裡，試圖從那些七嘴八舌的錦囊妙計中，獲得一絲幫助。有人說，辦病退別只辦一種病，最好是“身患多種疾病”，辦成的可能性大得多。 我想到，干農活的時候經常累得腰疼。曾到醫院看過，說是腰肌勞損。好，加上這種病試試。
　　
　　1974年春，鎮賚縣知青辦的牟青山等二人又來到北京遞交病退申請材料，還是住在新街口旅館。在旅館房間，我結識了幾個也在辦病退的朋友：有在黑魚泡公社插隊的小輝，套保公社的小宏，還有莫莫格公社的小棠。大家商定彼此聯繫，互通消息。我發現，別人辦的病名聽起來都比自己的嚴重。比如，小輝患肺結核。小宏有心臟病。他解釋說，“我心臟有二聯律。這是嚴重的心臟病。知道什麼叫二聯律嗎？就是心臟跳動不規律。砰砰，跳兩下，砰砰，又兩下。”
　　我和小棠成了朋友。小棠是師大女附中老初一的。我憂心忡忡地向小棠訴說自己失敗的經驗。小棠鼓勵我說，“幹嗎急得象熱鍋上的螞蟻似的？”她還告訴我說，那天和她一起去新街口旅館那位同學，是田家英的女兒。
　　“田家英？就是毛主席的秘書？文革初上吊自殺的？”我問。
　　“對。我和他女兒在一塊插隊。她家符合困退條件。人家可不像你，一邊辦困退，一邊還經常到頤和園，坐在知春亭看小說。一點也不着急，照樣無憂無慮。”
　　我無論如何也做不到無憂無慮。相反，我憂慮重重，焦慮萬分，比去年更甚。
　　
　　又經過了一年忐忑不安等待的煎熬，到74年底，我收到鎮賚縣知青辦的來信，同樣告知，“病退申請被退回”，同樣沒有任何解釋。再次受到如此打擊，我欲哭無淚，簡直要崩潰了。我坐立不安，茶飯不思，整個心思都被失望和傷心漲滿了。這到底是為什麼？小輝、小宏、小棠他們都批了，都辦成了，都順利地報上北京戶口了。
　　我心急火燎，急扯白臉地一個勁問爸爸，“怎麼辦，怎麼辦呢？”
　　爸爸長嘆了口氣，過了半晌才說，“着急也沒用。先做作業吧。”
　　我急得迸出眼淚，沖爸爸嚷起來：“你就知道教我數學。咱們家什麼路子也沒有！”
       
　　 辦了兩次，花了兩年時間，還是沒辦成。我冥思苦想，決定最好去了解別人是怎麼辦成的。看起來，全世界的人都像是胸有成竹的樣子，只有我一籌莫展，叫天不應。這天，我和小棠一塊來西城區知青辦，羨慕地看着她順利地辦好戶籍手續，心情沉重得象壓了一塊鉛，只得面露難色地向幾個成功者求教。
　　一名男青年說，“沒辦成？不要嘆息，你要鬥爭！從大隊開證明，到公社，縣裡，你都得去跑到、催到了。”
　　 一名文靜的女青年說，“現在這個社會就是逼人學壞。你老實巴交，就處處碰壁。你換一種方式，搞點歪門邪道，哎，就成了。所以越歪門邪道的，現在就越吃得開。”
　　另一男青年說，“我們那兒有人給縣知青辦送了瓶茅台。其實瓶里裝的是水。嘿，就辦成了。後來縣裡那人發現是水，氣得直罵，‘你弄虛作假！’這小子還理直氣壯，‘弄虛作假新鮮？你就沒作假？實話告你，給你喝白水算便宜！’”
　　一熱心人誠懇指教到了點上，“咳，什麼美尼爾啊，腰肌勞損哪，這都不算病。因為這兩種病都是查不出來的。醫生的診斷依據就是聽你說。所以這就不在病退範圍內。”原來，病退還有個範圍？我太慚愧了，辦了兩次，花了兩年時間竟然不知道。什麼樣的病在病退範圍內？我急切地東聽聽，西問問，才意識到病退範圍內似乎指的是有病理檢查依據的，器質性的病變。
　　“化驗肝功能前一天晚上吃半斤巧克力，肝功能的三T就上去了。”
　　“多吃油膩的也能上去。”
　　“肺結核的特效藥雷米封損壞肝功能。”
　　“吃洋地黃能造成二聯律。”
　　“嘿，辦了半天病退，都快成半個醫生了。”
　　“你可別瞎吃藥！你得在醫生指導下吃。吃多少，什麼時候吃，這可不是鬧着玩的。”
　　“小宏他姐姐就是心臟專科的醫生。”
　　這讓人感到毛骨悚然。難道有人服用洋地黃？為了辦病退，真有豁着命干的？
　　
　　本街道小欣在山西插隊，最近順利地辦成病退回來了。儘管和小欣不太熟，我有病亂投醫，不放過任何諮詢機會，馬上登門求教。小欣眉清目秀，梳兩條長辮。她說，辦的是癲癇症。“宣武醫院的診斷證明，怎麼樣？市級大醫院。”
　　“宣武醫院？那挺難弄吧？”
　　“在宣武醫院做腦電圖的時候，他們告訴我什麼也別想。我就偏胡思亂想。那些混蛋王八蛋們，把我們這些年輕人害苦了。他媽的害得我們活不下去！想着想着我就掉眼淚，我都快瘋了。這麼做的腦電圖就行了。”
　　跟小欣聊完天出來，一位居委會大媽悄悄對我說，“別理那丫頭，她不正經。她為了辦病退，跟什麼人發生關係。”
       
　　 需要辦一種在病退範圍內的病。我想到肝炎，感到後悔莫及：“要是我住院期間辦，肯定能辦成。唉，不行，那時候還沒有病退這一說呢。不過，我是不是可以繼續辦肝炎呢？”我試了試那些諸葛亮們的妙計，諸如吃油膩，吃巧克力後去化驗。結果肝功能還是正常。於是，我在藥店買到一小瓶50片裝的雷米封。上面寫着，“長期大量服用會損壞肝功能。”我覺得自己到了走投無路的地步，眼一閉，心一橫，一下子吞下去七、八片。這一舉動，讓我恐怖地聯想到文革中服毒自殺的人。試過兩、三次後，又去化驗肝功能，還是正常。“看來我的肝炎好得還挺徹底。真不知道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這實在讓人苦澀萬分。
　　這天，我見到小宏和他姐姐。自從遺憾沒有醫生熟人以來，我一見到醫生就條件反射一樣好像見了救星，馬上上前討教。我沒敢說自己偷偷服用雷米封，只問，“雷米封損壞肝功能是嗎？”姐姐很和藹，耐心解釋說，“是。這樣損壞肝功能跟得肝炎可不一樣，這是肝中毒，得想辦法解毒。這可不像得肝炎，養養就能好。”這話讓我打了個寒戰，為自己在絕望中鋌而走險後怕起來。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把那瓶雷米封扔進了垃圾。
　　
　　爆竹聲迎來了1975年。這時，我聽到一個比鞭炮更炸響的消息：鎮賚縣知青辦牟青山因收受賄賂，受到全縣通報批評。那麼，誰是行賄者？為何行賄？可想而知，不言自明。聽說小輝為了辦病退，給牟青山送過一個大立櫃，從北京託運到鎮賚。在物質匱乏的年代，一個普通人家送大立櫃就是出血本，差不多相當於改革開放年代送輛豪華車。“原來自己是個鐵公雞，這麼長時間半毛也沒拔過。難怪辦不成。”我仿佛大徹大悟，悟出了辦病退成功與否的又一關鍵。

　　一天，同學小菲和小建來訪。她倆在山西插隊。小菲干農活時不慎得了腰椎間盤突出症，很快辦成了病退。聽小菲描述病痛，我心生一計，“我也辦這個病試試。”
　　這時候，《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抨擊社會上的不正之風，反走後門。北京市和各區知青辦開始實行新政策：為杜絕走後門歪風，凡辦病退者必須在本街道辦事處帶領監督下，到指定醫院去開具診斷證明，方才有效。

　　這天，街道辦事處工作人員和申請病退的知青在指定的二龍路醫院門口集合。我把小菲約來了。我上前一把抓住她說，“今天這個忙，你一定要幫！你要是不幫，我就沒活路了！”又說，“大夫那兒，我去應付。你去給我照張片子。”我學着電影裡的腔調壓低嗓門說，“今天這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誰也不許告訴！”小菲很夠意思地點了點頭。在此之前，我反覆仔細琢磨了《農村醫生手冊》等能找到的醫學書裡關於腰椎間盤突出症的主訴症狀，熟記在心。
　　二龍路醫院過道里熙熙攘攘。我的心砰砰跳得厲害。我發現今天所有的人，都在用福爾摩斯一樣的眼光盯着自己。候診室長椅上有個穿警服的。從這人身邊走過時，甚至覺得這傢伙好像要跳起來抓我。我緊張得都聽到了自己心跳的咚咚聲，直蹦到嗓子眼。我如坐針氈，直冒冷汗。
　　弄虛作假？歪門邪道？腦海里掠過的一連串字眼讓我心亂如麻。“不！我不是那種人。從小，我受的教育是學習雷鋒好榜樣。我的家庭薰陶是爸爸的言傳身教，老實本分，好學上進。在學校，我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每年都是三好學生。去插隊，我革命加拼命，連年是先進知青。我深知做人的準則，恪守誠實的美德。可是今天我為什麼要這樣做？我不過是想把戶口轉回自己的家庭住址。這是多麼非份的要求？又是多高的奢望？我這是第三次辦病退了。事不過三？那麼多人都回來了，偏偏我一而再，再而三辦不成？為什麼這麼難為我？我的路怎麼越走越窄？這是被逼的！”
　　鄰居王阿姨說過我，“你還是應該回去插隊，響應毛主席號召。”是，我們是響應號召去的。從北京站出發到鎮賚插隊的那一列車知青，短短幾年後，還在農村“紮根”的人已經不足三分之一。其中最幸運者是家裡有路子的：剛來農村不久，就通過父母或者“老戰友”的關係走後門當了兵，或回城安排了令人羨慕的好工作。戶口，對他們來說易如反掌，只需一張條子一句話。還有幸運者被招工、招生的。可是這些人，也在想方設法往北京轉戶口。很多不幸的，是那些因意外事故致傷、致殘的，患病的，卻沒有醫療條件得到及時妥善的治療，從此落下傷殘或病根。眾多者也在像我一樣千方百計辦病退，辦困退。最為悲慘的，是那些葬送了年輕生命的知青：有人因為沒錢買火車票，想扒火車回家，慘遭軋死。有人學習報紙上宣傳的先進事跡，扎針灸在自己身上試扎啞門穴，不幸扎死。有人在大甸子上採集草藥嘗試，不慎毒死。還有一些頹廢者：例如，行竊、打劫的事屢見不鮮，未婚先孕墜胎者時有發生；還有刑事犯案被逮捕判刑者。最近，北京派出慰問團去鎮賚。他們在一個生產隊問知青們說：“你們有多少人入團入黨的？”得到的是這樣的回答，“入個屁！我們都等着入國民黨吶。”“入三青團吧。”
　　沒有路子，也沒有機會離開農村的知青迷茫無助，只有在漫漫寒夜唱着悄悄流傳的《知青之歌》發泄苦悶：
　　“告別了媽媽，再見了家鄉，
　　金色的學生時代已轉入了青春史冊，一去不復返。
　　啊，未來的道路多麼艱難，曲折又漫長，
　　生活的腳印深淺在偏僻的異鄉。”
　　這歌聲在廣闊天地里淒涼地迴蕩。知青們唱着，哭着，哭着，唱着。這些正處豆蔻年華的青少年，過早地嘗到了人生的艱辛，世間的不平。知青在農村，不僅缺乏基本的生活條件，而且沒有人身安全的保障。這難道就是“廣闊天地大有作為”？這就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這分明是貽誤和殘害青年一代！想着想着，我的思緒如同洪水衝破閘門，奔騰咆哮。

　　幾個月後，75年9月初的一天下午，艷陽高照，炎熱依舊。不知誰家的收音機開得山響，京劇樣板戲高昂的唱腔在院裡繚繞：
　　“八——年——前，
　　風——雪——夜。
　　大禍，從——天——降啊——！”
　　我往外看了一眼，發現南屋窗台上有個牛皮紙信封。這是郵遞員放信的地方。跑過去一看，收信人正是自己，由“鎮賚縣知青辦”寄出。我的心砰砰狂跳起來，懷着凶吉未卜的心情，用發抖的手拆開信：
　　“你的病退申請已獲批准。請執此信辦理有關戶籍手續。”
　　是眼神昏花的錯覺？還是盼望過久的幻覺？是做夢？或是誤讀？一字一句又看了一遍，掐了掐自己。沒錯，是真的。這回真的辦成了？這就是花了三年半時間苦苦盼望的？這意味着，那一千多個日日夜夜，飽嘗了求助無門，焦急、沮喪和失望，畫上了句號？
　　“這就是我青春年華耗費所在？這就是我絞盡腦汁，使盡解數所求？”現在，終於辦成了，我卻絲毫沒有歡欣鼓舞的心情，也沒有對誰感恩戴德的念頭。相反，被剝奪，被非難，被愚弄，被扭曲的陰影依然揮之不去。這陰影還在籠罩着，吞噬着。

　　我愛不釋手地捧着那張薄薄的信紙，如醉如痴地看了一遍又一遍。我記不清看過多少遍了。看着看着，覺得那字跡模糊了。原來，自己早已淚眼婆娑。

　　寫於2016年3月，赴吉林插隊47周年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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