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鄙的时代就这样开始了：“文革”写就了我们这一代人思维和情感的源代码。除民主法治之类的国家制度建设外，日常生活中的规则意识和礼让精神也不可或缺。且不说理性、建设性，吵架都有吵架的规则，一个民族如果学不会吵架，就只配强权


　　◆高伐林

　　我是在武汉度过整个童年、少年时代和半个青年时代的，向来对武汉的社会风气、市民的文明素质痛心疾首，“文革”中后期，武汉更成为中国“脏、乱、凶”的典型——这严重地折损了我的家乡情怀。八十年代后期歌坛刮起“西北风”，有一句歌词让我迄今认同：“我的故乡并不美”！——“不美”，不是在于山川，而是人。武汉人的粗鄙是有名的，亲人熟人之间讲话几乎将脏话当成标点符号（武汉人称为“带把子”——后来知道四川人也这么说）。在那个岁月，巴士和电车几乎是唯一的公共交通工具，拥挤到超载400～500％，也就是争吵发生频率最高的擂台赛场，吵架无日无之，一旦争吵，势必是脏话大比拼，辱及对方的一切上辈和同辈的女性成员。女性本来在这种场合是“弱势群体”，未婚女性脸皮较薄，豁不出去，更是“先天不足”落到下风，很可能没两个回合就哭出声来。但到后来，女性一旦放开了，骂得比男人更难听，其想象力让我叹为“听”止。我见过争吵的男人想不出反败为胜的花样来，要么当众恼羞成怒暴打对方，演出“全武行”，要么只得用“男不跟女斗”为遁词，赶快在最近的车站下车，落荒而逃。
　　“文革”中大串联和后来出差，也转过若干省市，有了比较，更对家乡武汉深感沮丧。有的地方比武汉人更淫秽（例如在杭州，我看到公共厕所的墙上图文并茂，不留空白），有的地方比武汉人更凶残（例如在长沙，见到大规模武斗，双方完全杀红了眼），有的地方比武汉人更愚昧（例如在河南……不说也罢）。但是要论“综合指标”，似乎还是武汉“独占鳌头”。
　　几年前，武汉籍的中国著名作家、长篇小说《如焉》的作者胡发云到美国来，在新泽西举办了一个讲座，他比我大一岁，也更接地气，感悟武汉的传统文化习俗比我更多。在答问中，不知怎么就谈到武汉的社会风气，他的一席话让我“醍醐灌顶”。他说，武汉社会风气差，武汉人粗鲁鄙俗，并非自古如此、一成不变。相反，他早年（那应该是五十年代了）见识过武汉人彬彬有礼，不管生人熟人，彼此应答都非常尊重对方，家族、邻里、社区和公共场合，和谐占主流。武汉人变得野蛮，还是拜“文革”之賜。
　　可不是嘛！我一边听他讲一边回顾从小到大，关键性的转折，确实就是在“文革”。记得1966年8月刚开始听到《红卫兵战歌》，“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真吓了一跳。呀，原来這就是“革命”！有毛泽东和林彪以降、尤其是身边诸位“大老粗”领导干部的言传身教，革命豪气大行其道，斯文注定扫地！
　　不过，虽然胡发云的话让我明白了武汉之“脏乱凶”具有时代特征，但是当时全国都在“文革”浩劫里颠簸，为何武汉能够“夺冠”，蜕变、堕落得更为彻底？这个“谜”我还未解开。
　　有几年没有回武汉了。女儿近年回武汉，告诉我说家乡“旧貌变新颜”，社会风气也有了很大改变——毕竟社会舞台的主角已经换了一代人，年轻人很有出息，文明素养也相当不错，让我听着深感欣慰！我们这一代人，看来是跟前辈比，瞠乎其后；跟后辈比，自愧不如！


　　附：我们是如何沦为粗鄙的一代的？

　　肖锋，博谈网


　　今天众人都在热议“中国大妈”，我却想起“革命女干部”。电影《芙蓉镇》里那个剥夺别人幸福自己也没有好结果的毫无人情味的女人，是那个时代可悲的代表。影视剧里充斥着这种一本正经的、干瘪的、灭绝师太式的女人。比照港台同样担任领导职务的女性，总觉得中国大陆的“女干部”们除女人味外还缺了点什么。是什么呢？或许是传承吧。
　　老一代的思维和情感源代码是“文革”写就的，新时代源代码则由全球化、互联网写就，两两不靠。因为断裂，所以口水不断，误解不断。你说我们是“最没出息、最没责任感一代”，我们就说你“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

　　官人与文人决定着社会的气质，决定着是否尊卑有度，是否收放自如

　　杨绛在《一百岁感言》里写道：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钱氏夫妇皆为天下读书人的楷模，杨更代表民国以降那些“绝版女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还谈得思想。
　　大军阀吴佩孚是个廉洁标兵不说也罢，还写得一笔好字自不必说（吴所题“盛锡福”牌匾一直挂到今日），他值得一夸的是不跟知识分子斗气，一边听蔡元培大骂，一边给北大拨款。
　　蒋介石日记写着：不要跟文人过不去，他们会记仇的。是的，文人会写在历史上，写不了正史就写野史，这是他们记仇的方式。老蒋枪杀了闻一多（此说有误。闻一多被枪杀与老蒋并无关系。有空当来细说。——老高按），但后来对令自己不爽的胡适和傅斯年却极其宽容，委任傅斯年做台湾大学的校长，胡适去世后写下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老蒋这样做，是反省了在大陆的失败。
　　“道统！道统！”即便穷乡僻壤，也总有一位戴瓜皮帽的老爷子叫骂，乡绅子弟出来做官，也是受这样的道统约束的，毕竟念过四书五经，不会玩得这般粗鄙。兵荒马乱时代，民国风流人物大都气定神闲，收放自如。官人与文人决定着社会的气质，决定着是否尊卑有度，是否收放自如。
　　北大清华“文革”期间自杀或被自杀者不下五百人。早前中大的陈寅恪也是给斗到小便失禁，以至条件反射听到大喇叭响就尿裤子。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就此远去。知道什么叫斯文扫地了吧？
　　这一切就这么发生了，粗鄙的时代就这样开始了。《精英的覆灭》一书盘点了历次运动中从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到商业精英的陨落过程。今天“精英”早已是个贬义词。其实精英早已覆灭，无论多少房地产广告都唤不回。

　　自由不但意味着责任，也意味着孤独，但未必人人都愿意承受

　　远看以为斧头帮，近看原来是中国大妈。
　　中国大妈的广场舞，属于噪声污染，自然扰民，可居然还用大刀、步枪等暴力道具打鬼子和反动派，被讽为神剧看多了。其实很好理解。“我们就爱唱个红歌、跳个集体舞！”一位大妈受访时称“一唱浑身热血沸腾”。

　　每座中国城市都有个类似人民广场的地方，在这里人们茶余饭后集体散步，唱歌跳舞，勾兑感情。久居石屎森林里的人们在这里找热闹，在这座不断刷新的城市中找到些许归属感。
　　丽江四方街原住民也有手拉手群舞叫“打跳”，往往感染游客一起“打跳”。起初是赞美神，不是崇拜某个人，后来是礼赞生活，人们心态平和喜乐，瞬间拉近距离。而广场舞跳起来真有点舍我其谁的劲头，一派革命的霸道，令人想起红卫兵，富有权力崇拜的象征，走火入魔。
　　依附某个庞大权力能给人以安全感、归属感。
　　自由其实是一种负担，你需要一个强大的自我。弗洛姆的《逃避自由》能很好地解释为何人需要一种归附心理，需要树立反动派，一个对立面，对立面更能激发“我们”之感。当个人从与母体联系中摆脱出来的时候，他对这个世界的恐惧感和不安全感也开始产生。这种感觉如此强烈以至于他必须建立一种新的纽带和世界重新发生联系。这种新的纽带便是宗教，抑或某个强权。于是希特勒产生了，“文革”产生了。
　　“很多人在牢里待久了就会害怕离开监狱的生活，很多人总在自己的体系思维牢笼里待久了，就不愿接受更为新鲜的东西，于是禁锢了思想。”
　　自由不但意味着责任，也意味着孤独，未必人人都愿意承受。群舞就是把自己交出，达到一种群high。
　　今天，新世代都在追求实用主义和自我实现，不再对革命感兴趣。他们自然反对广场舞，反对盲目感动，反对群high。全部新人类的共识，就是每个人按自己的意愿去生活，每个人实现自己向往的生活。那么准备承受自由与孤独吧——这是新世代法则。

　　“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啦！”规则意识是现代型国家的必修课

　　想来中国大妈们不易，出生时刚解放，长身体时赶上自然灾害，青春期赶上上山下乡，改革开放赶上下岗，老来群乐乐却犯众怒。想当年“飒爽英姿五尺枪”，“不爱红装爱武装”，如今劲头仍在人已老。一个典型的50后，新生代的长辈，有着特殊时期写就的思维源代码，他们不可能也不愿与那套东西决裂。否定一个时代是痛苦的，那等于否定自己的前半生，于是只有美化，甚至礼赞。
　　而新生代并无历史负担，他们的源代码来自全球化和互联网，这些代码虽是混杂的、混搭的、跨界的、不成系统的，但更具现代性（modernity），更明白规则和利益的边界在哪里。
　　今天，人人“向上奔”的精神支撑着这个国家——人人有希望，个个没把握。所以有理由将希望寄托在80后、90后，无论你看他们是如何不靠谱，如何不负责。
　　除民主法治之类的国家制度建设外，日常生活中的规则意识和礼让精神也是不可或缺的。在公共意识方面，日本人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啦！”之类的规矩和礼让，值得我们大大地学习。
　　暂不说理性、建设性，吵架都有吵架的规则，一个民族如果学不会吵架，就只配强权。因为只有强权才能摆平无规则、无休止、无结果、无节操的烂吵。
　　港台传媒无不穷尽明星八卦之能事。但合作过的人都说港台明星极靠谱，说人家一是敬业，二是态度谦卑。这个社会和古人比少了点什么呢？是谦卑，还有公民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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