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鄙的時代就這樣開始了：“文革”寫就了我們這一代人思維和情感的源代碼。除民主法治之類的國家制度建設外，日常生活中的規則意識和禮讓精神也不可或缺。且不說理性、建設性，吵架都有吵架的規則，一個民族如果學不會吵架，就只配強權


　　◆高伐林

　　我是在武漢度過整個童年、少年時代和半個青年時代的，向來對武漢的社會風氣、市民的文明素質痛心疾首，“文革”中後期，武漢更成為中國“髒、亂、凶”的典型——這嚴重地折損了我的家鄉情懷。八十年代後期歌壇颳起“西北風”，有一句歌詞讓我迄今認同：“我的故鄉並不美”！——“不美”，不是在於山川，而是人。武漢人的粗鄙是有名的，親人熟人之間講話幾乎將髒話當成標點符號（武漢人稱為“帶把子”——後來知道四川人也這麼說）。在那個歲月，巴士和電車幾乎是唯一的公共交通工具，擁擠到超載400～500％，也就是爭吵發生頻率最高的擂台賽場，吵架無日無之，一旦爭吵，勢必是髒話大比拼，辱及對方的一切上輩和同輩的女性成員。女性本來在這種場合是“弱勢群體”，未婚女性臉皮較薄，豁不出去，更是“先天不足”落到下風，很可能沒兩個回合就哭出聲來。但到後來，女性一旦放開了，罵得比男人更難聽，其想象力讓我嘆為“聽”止。我見過爭吵的男人想不出反敗為勝的花樣來，要麼當眾惱羞成怒暴打對方，演出“全武行”，要麼只得用“男不跟女斗”為遁詞，趕快在最近的車站下車，落荒而逃。
　　“文革”中大串聯和後來出差，也轉過若干省市，有了比較，更對家鄉武漢深感沮喪。有的地方比武漢人更淫穢（例如在杭州，我看到公共廁所的牆上圖文並茂，不留空白），有的地方比武漢人更兇殘（例如在長沙，見到大規模武鬥，雙方完全殺紅了眼），有的地方比武漢人更愚昧（例如在河南……不說也罷）。但是要論“綜合指標”，似乎還是武漢“獨占鰲頭”。
　　幾年前，武漢籍的中國著名作家、長篇小說《如焉》的作者胡發雲到美國來，在新澤西舉辦了一個講座，他比我大一歲，也更接地氣，感悟武漢的傳統文化習俗比我更多。在答問中，不知怎麼就談到武漢的社會風氣，他的一席話讓我“醍醐灌頂”。他說，武漢社會風氣差，武漢人粗魯鄙俗，並非自古如此、一成不變。相反，他早年（那應該是五十年代了）見識過武漢人彬彬有禮，不管生人熟人，彼此應答都非常尊重對方，家族、鄰里、社區和公共場合，和諧占主流。武漢人變得野蠻，還是拜“文革”之賜。
　　可不是嘛！我一邊聽他講一邊回顧從小到大，關鍵性的轉折，確實就是在“文革”。記得1966年8月剛開始聽到《紅衛兵戰歌》，“老子反動兒混蛋”“要是不革命就滾他媽的蛋”，真嚇了一跳。呀，原來這就是“革命”！有毛澤東和林彪以降、尤其是身邊諸位“大老粗”領導幹部的言傳身教，革命豪氣大行其道，斯文註定掃地！
　　不過，雖然胡發雲的話讓我明白了武漢之“髒亂凶”具有時代特徵，但是當時全國都在“文革”浩劫里顛簸，為何武漢能夠“奪冠”，蛻變、墮落得更為徹底？這個“謎”我還未解開。
　　有幾年沒有回武漢了。女兒近年回武漢，告訴我說家鄉“舊貌變新顏”，社會風氣也有了很大改變——畢竟社會舞台的主角已經換了一代人，年輕人很有出息，文明素養也相當不錯，讓我聽着深感欣慰！我們這一代人，看來是跟前輩比，瞠乎其後；跟後輩比，自愧不如！


　　附：我們是如何淪為粗鄙的一代的？

　　肖鋒，博談網


　　今天眾人都在熱議“中國大媽”，我卻想起“革命女幹部”。電影《芙蓉鎮》裡那個剝奪別人幸福自己也沒有好結果的毫無人情味的女人，是那個時代可悲的代表。影視劇里充斥着這種一本正經的、乾癟的、滅絕師太式的女人。比照港台同樣擔任領導職務的女性，總覺得中國大陸的“女幹部”們除女人味外還缺了點什麼。是什麼呢？或許是傳承吧。
　　老一代的思維和情感源代碼是“文革”寫就的，新時代源代碼則由全球化、互聯網寫就，兩兩不靠。因為斷裂，所以口水不斷，誤解不斷。你說我們是“最沒出息、最沒責任感一代”，我們就說你“不是老人變壞了，而是壞人變老了”。

　　官人與文人決定着社會的氣質，決定着是否尊卑有度，是否收放自如

　　楊絳在《一百歲感言》裡寫道：我得洗淨這一百年沾染的污穢回家。錢氏夫婦皆為天下讀書人的楷模，楊更代表民國以降那些“絕版女人”，上得廳堂、下得廚房、還談得思想。
　　大軍閥吳佩孚是個廉潔標兵不說也罷，還寫得一筆好字自不必說（吳所題“盛錫福”牌匾一直掛到今日），他值得一夸的是不跟知識分子鬥氣，一邊聽蔡元培大罵，一邊給北大撥款。
　　蔣介石日記寫着：不要跟文人過不去，他們會記仇的。是的，文人會寫在歷史上，寫不了正史就寫野史，這是他們記仇的方式。老蔣槍殺了聞一多（此說有誤。聞一多被槍殺與老蔣並無關係。有空當來細說。——老高按），但後來對令自己不爽的胡適和傅斯年卻極其寬容，委任傅斯年做台灣大學的校長，胡適去世後寫下輓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老蔣這樣做，是反省了在大陸的失敗。
　　“道統！道統！”即便窮鄉僻壤，也總有一位戴瓜皮帽的老爺子叫罵，鄉紳子弟出來做官，也是受這樣的道統約束的，畢竟念過四書五經，不會玩得這般粗鄙。兵荒馬亂時代，民國風流人物大都氣定神閒，收放自如。官人與文人決定着社會的氣質，決定着是否尊卑有度，是否收放自如。
　　北大清華“文革”期間自殺或被自殺者不下五百人。早前中大的陳寅恪也是給斗到小便失禁，以至條件反射聽到大喇叭響就尿褲子。三百年乃得一見的史學大師就此遠去。知道什麼叫斯文掃地了吧？
　　這一切就這麼發生了，粗鄙的時代就這樣開始了。《精英的覆滅》一書盤點了歷次運動中從政治精英、知識精英到商業精英的隕落過程。今天“精英”早已是個貶義詞。其實精英早已覆滅，無論多少房地產廣告都喚不回。

　　自由不但意味着責任，也意味着孤獨，但未必人人都願意承受

　　遠看以為斧頭幫，近看原來是中國大媽。
　　中國大媽的廣場舞，屬於噪聲污染，自然擾民，可居然還用大刀、步槍等暴力道具打鬼子和反動派，被諷為神劇看多了。其實很好理解。“我們就愛唱個紅歌、跳個集體舞！”一位大媽受訪時稱“一唱渾身熱血沸騰”。

　　每座中國城市都有個類似人民廣場的地方，在這裡人們茶餘飯後集體散步，唱歌跳舞，勾兌感情。久居石屎森林裡的人們在這裡找熱鬧，在這座不斷刷新的城市中找到些許歸屬感。
　　麗江四方街原住民也有手拉手群舞叫“打跳”，往往感染遊客一起“打跳”。起初是讚美神，不是崇拜某個人，後來是禮讚生活，人們心態平和喜樂，瞬間拉近距離。而廣場舞跳起來真有點捨我其誰的勁頭，一派革命的霸道，令人想起紅衛兵，富有權力崇拜的象徵，走火入魔。
　　依附某個龐大權力能給人以安全感、歸屬感。
　　自由其實是一種負擔，你需要一個強大的自我。弗洛姆的《逃避自由》能很好地解釋為何人需要一種歸附心理，需要樹立反動派，一個對立面，對立面更能激發“我們”之感。當個人從與母體聯繫中擺脫出來的時候，他對這個世界的恐懼感和不安全感也開始產生。這種感覺如此強烈以至於他必須建立一種新的紐帶和世界重新發生聯繫。這種新的紐帶便是宗教，抑或某個強權。於是希特勒產生了，“文革”產生了。
　　“很多人在牢裡待久了就會害怕離開監獄的生活，很多人總在自己的體系思維牢籠里待久了，就不願接受更為新鮮的東西，於是禁錮了思想。”
　　自由不但意味着責任，也意味着孤獨，未必人人都願意承受。群舞就是把自己交出，達到一種群high。
　　今天，新世代都在追求實用主義和自我實現，不再對革命感興趣。他們自然反對廣場舞，反對盲目感動，反對群high。全部新人類的共識，就是每個人按自己的意願去生活，每個人實現自己嚮往的生活。那麼準備承受自由與孤獨吧——這是新世代法則。

　　“不好意思，給您添麻煩啦！”規則意識是現代型國家的必修課

　　想來中國大媽們不易，出生時剛解放，長身體時趕上自然災害，青春期趕上上山下鄉，改革開放趕上下崗，老來群樂樂卻犯眾怒。想當年“颯爽英姿五尺槍”，“不愛紅裝愛武裝”，如今勁頭仍在人已老。一個典型的50後，新生代的長輩，有着特殊時期寫就的思維源代碼，他們不可能也不願與那套東西決裂。否定一個時代是痛苦的，那等於否定自己的前半生，於是只有美化，甚至禮讚。
　　而新生代並無歷史負擔，他們的源代碼來自全球化和互聯網，這些代碼雖是混雜的、混搭的、跨界的、不成系統的，但更具現代性（modernity），更明白規則和利益的邊界在哪裡。
　　今天，人人“向上奔”的精神支撐着這個國家——人人有希望，個個沒把握。所以有理由將希望寄托在80後、90後，無論你看他們是如何不靠譜，如何不負責。
　　除民主法治之類的國家制度建設外，日常生活中的規則意識和禮讓精神也是不可或缺的。在公共意識方面，日本人給我們樹立了榜樣，“不好意思，給您添麻煩啦！”之類的規矩和禮讓，值得我們大大地學習。
　　暫不說理性、建設性，吵架都有吵架的規則，一個民族如果學不會吵架，就只配強權。因為只有強權才能擺平無規則、無休止、無結果、無節操的爛吵。
　　港台傳媒無不窮盡明星八卦之能事。但合作過的人都說港台明星極靠譜，說人家一是敬業，二是態度謙卑。這個社會和古人比少了點什麼呢？是謙卑，還有公民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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